古老的友誼： S. Sattar - Published 14 January 2009 - History 本論文探討日本泛亞主義者與泛伊斯蘭主義者從十九世紀末至二次大戰之間的關係。 泛亞主義在日本的實體化與泛伊斯蘭主義在鄂圖曼帝國的實體化，都是對虛構的普世 「西方 」侵略行為的回應。

 評論者：   Raja Adal Ottomans Imagining Japan： 二十世紀之交的東方、中東與非西方現代性》，Renée Worringer 著。 紐約：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372頁。 $100.  

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paper/OLD-FRIENDSHIPS%3A-EXPLORING-THE-HISTORIC-BETWEEN-AND-Sattar/a0d532895b7c792c0b44208ed9b5a45e2ec0b07b

OLD FRIENDSHIPS: EXPLORING THE HISTO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AN-ISLAMISM AND JAPANESE PAN-ASIANISM

S. Sattar

Published 14 January 2009

History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ese pan-Asianists and pan-Islamists from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ill World War II. The materialization of pan-Asianism in Japan and pan-Islamism in the Ottoman Empire was a response to the perceived acts of aggression against a fictive and universal "West." Both pan-Asianism and pan-Islamism emerged as a reaction to the strong currents of anti-Western discourse. The trajectories of both pan-Asianism and pan-Islamism intertwined with major turning points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such as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1905), WWI, and later in the 1930s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nchuria. Intellectuals involved in both these movements engaged in intense debates about race, civilization, and empire. It was such transnational imaginations that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Japanese-Ottoman interactions. Pan-Islamists, keen on uniting the social,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recesses evident in the Islamic world, sided with Japanese pan-Asianists in the Early Meiji Era. It was the desire of pan-Islamic intellectuals to join forces with Japan for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a twentieth century utopia under the banner of Islam, which was suitably modern, spiritual, and able to withstand Western hegemony. According to them, the strength of Japanese pan-Asianism combined with the universality of pan-Islamism's message was an integral force in the "awakening" of Muslims around the globe. Also, Japanese pan-Asianists were keen to engage in diplomatic discourse with Ottoman intellectuals so as to overturn the Orientalist framework that had condemned the Eastern nations to a status of inferiority by the Occident. This thesis, therefore, connects Japanese history to the world of Islam and investigates how the accepted notions of Orient and Occident, East and West, Self and Other, engineered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very different nations. The embracing of Japan by pan-Islam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affinity of pan-Asianism's message as the East's answer to the West (as an equal in matters of rac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is indicative of an association incumbent upon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power politics of the time. 

Collapse

古老的友誼： S. Sattar - Published 14 January 2009 - History 本論文探討日本泛亞主義者與泛伊斯蘭主義者從十九世紀末至二次大戰之間的關係。 泛亞主義在日本的實體化與泛伊斯蘭主義在鄂圖曼帝國的實體化，都是對虛構的普世 「西方 」侵略行為的回應。 

泛亞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的出現，都是對反西方言論的強大潮流的反擊。 

泛亞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的發展軌跡都與國際歷史上的重大轉折點交織在一起，例如日俄戰爭 (1904-1905)、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 1930 年代日本佔領滿洲之後。 

參與這兩場運動的知識份子對於種族、文明與帝國進行了激烈的辯論。 

正是這樣的跨國想像奠定了日本與奧斯曼互動的基礎。 泛伊斯蘭主義者熱衷於聯合伊斯蘭世界明顯的社會、宗教和政治隱患，他們在明治初期與日本的泛亞主義者站在一起。 泛 伊 斯 蘭 教 知 識 份 子 希 望 與 日 本 聯 合 起 來 ， 在 伊 斯 蘭 教 的 旗 幟 下 建 立 一 個 20 世 紀 的 烏 托 邦 ， 這 個 烏 托 邦 是 適 當 的 現 代 化 、 精 神 化 ， 並 且 能 抵 抗 西 方 的 霸 權 。 

他們認為，日本泛亞主義的力量結合了泛伊斯蘭教訊息的普世性，是全球穆斯林「覺醒」的一種不可或缺的力量。 此外，日本的泛亞主義者熱衷於與鄂圖曼的知識份子進行外交談判，以推翻西方將東方民族貶為低等民族的東方主義架構。 

因此，這篇論文將日本歷史與伊斯蘭世界連繫起來，並探討被接受的東方與西方、東方與西方、自我與他者等觀念，如何在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之間建立關係。 泛伊斯蘭主義知識份子對日本的擁抱，以及泛亞主義所傳達的東方對西方的回應（在種族、文明與文化上的平等），都顯示了重整當時全球權力政治所必須的關聯。崩潰

在《Ottomans Imagining Japan》一書中，Renée Worringer 為我們概述了鄂圖曼對日本的多重論述。 1 [尾頁 159] Worringer 並非研究日本的專家，但她對鄂圖曼資料檔案研究的深度，以及她所發掘的多重聲音，使得這本書對於有興趣以新穎角度觀察鄂圖曼現代性與帝國的學者與學生而言，具有相當大的意義。 

在引言和第二章概述了困擾鄂圖曼人和日本人的歐洲歷史主義後，

第三章講述了長期居住在日本的韃靼穆斯林 Abdürreşid İbrahim 的故事，他對日本現代化的同情描寫，以及讓日本人皈依伊斯蘭教的希望，讓許多鄂圖曼人和阿拉伯人認識了日本。 如果說奧斯曼人民顯然對日本的這些表述感到興奮，那麼奧斯曼政府與日本同行之間的經歷則要矛盾得多。 

奧斯曼和日本都與歐洲列強簽訂了不平等條約，而且都在尋求重新談判，但奧斯曼政府試圖通過尋求與日本簽訂平等條約來實現這一目標，使其成為與歐洲列強平等的新先例，而日本政府則對建立一個非常不同的先例感興趣。 

日本政府試圖通過要求自己的投降特權來肯定其優越於鄂圖曼國，就像它對中國所做的一樣，以此來說服歐洲列強，日本值得在皇國的專屬俱樂部中佔一席位。 

第五、六、七章描述了奧斯曼對日本的各種論述。 鄂 圖 曼 國 強 調 日 本 人 的 道 德 、 民 族 主 義 及 工 業 ， 而 青 年 土 耳 其 人 則 將 日 本 政 治 化 ， 強 調 日 本 的 憲 法 及 民 眾 代 表 性 ， 以 支 持 他 們 向 鄂 圖 曼 蘇 丹 提 出 的 要 求 。 

第 八 章 談 到 埃 及 ， 英 國 殖 民 主 義 的 直 接 經 驗 使 當 地 人 民 對 日 本 更 加 熱 衷 ， 即 使 埃 及 國 仍 保 持 中 立 。 然而，無論是在埃及還是在鄂圖曼帝國的其他地方，日本都是一種論述工具，「人們想讓它代表什麼，它就代表什麼」（第 252 頁）。 

Worringer 這本書的重要性在於它徹底概括了各個團體希望這個「日本」指的是什麼。
貫穿這本書的謎題是，為何鄂圖曼人和埃及人會如此批判歐洲帝國主義，卻又如此接受日本在韓國、中國和亞洲其他地方的帝國主義。
Worringer 的回應是，日本現代化模式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於輕易超越了對日本殖民地人民困境的任何關注：
"鄰近日本並直接經歷日本的崛起，決定了一個國家對日本模式幻滅的速度與強度......」（第 10 頁）。 然而，對日本的熱情也可以被解讀為日本宣傳的證明，在整本書的資料中可以聽到日本宣傳的回聲，例如 Mustafa Kamil 的國家黨報紙 al-Liwa' 將日本對韓國的殖民主義描述為韓國獨立的保證 (第 257 頁)。
只有進一步研究奧斯曼對韓國和中國的看法，才能更全面地揭示日本的泛亞論述如何淹沒韓國和中國反殖民主義者的聲音。
然而，如果不是日本宣傳的成功，而是如 Worringer 所說，反帝主義的本質使其更關心近在咫尺的帝國主義，而非遠在天涯的帝國主義，那麼對殖民主義與帝國研究的影響仍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