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滿與漢：書評

Edward Rhoads出生并成长于广州岭南大学康乐园（即今日中山大学南校区），取个中文名叫“路康乐”。或许出于这份中国缘，他回美之后做起中国史研究，成绩斐然，成为汉学中坚之一，其代表作即是这部《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与时下美国汉学中借用新出社会科学理论“装饰”史学研究不同，路康乐走的是实证史学的路子。读完全书，你没有看到一个时髦的新术语，真正做到了“让史料本身说话”。

Edward J . M. Rhoads , Manchus and Han :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 1861—1928 ,Seattle and London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2000 ,394pp.

　　2002 年4 月初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学会第54 届年会上, 宣布本年该学会的列文森20 世纪中国研究著作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 , Post —1900 Category) 授予德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路康乐( Edward J . M. Rhoads) ,以表彰其2000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满与汉: 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 1861 —1928》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杰出贡献”。

关于族群问题的研究是西方史学界的新热点, 如在中国史研究领域, 仅最近就有若干本有影响的关于满人的研究专著出版, 除路康乐的这本外, 尚有

罗友枝( Evelyn Rawski) 的《末代皇帝: 一个清代帝制的社会史》(最後的皇族：清代宮廷社會史)、

柯嬌燕P. K. 克拉斯利( Pamela K. Crossley) 的《透镜: 清代帝国思想中的历史和认同》半透明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下的歷史與身分認同以及

M. C. 依利尔特(Mark C. Elliott) 的《满人之道: 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族群认同》。欧立德著《满洲之道——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的族群认同》

在《亚洲研究季刊》上最近发表的有关书评称, 上述4 本书在今后可能成为满人研究的“四书” (the Four Books), 这显示美国中国史专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即对族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在中国, 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 有不少颇具分量的作品问世, 但注意点主要在民族关系, 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满汉问题的研究亦有不少佳作, 但是多把“满人”或“满族”作为一个既定的概念来使用, 没有深入到满人社会集团内部考察满作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不同时期的不同内容以及这种演变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复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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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者维持满洲认同的所有动机都是为了保住自己统治这个政治目标，而不是像现代民族主义那样保护某种族群身份和特殊文化。换言之，对清朝帝王来说，维持满洲认同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维护八旗和满族的特殊身份，实际上更类似于一个统治的政治集团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而进行的努力，只不过其中包含某种特殊的族群因素罢了。清帝之反复强调“国语骑射”，其用意不过相当于1949年后强调“西柏坡精神”之类。如果我们以当下习以为常的观念去想像和推断清朝人的观念，难免会错误地把那种特殊的政治认同追溯为是某种族群认同观念。

可以说，直到晚清之前，满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而非一个自觉的民族：普通满人对“满洲”的认同并不是因为“我自觉认同满洲文化”而维护和捍卫它，倒不如说常常是因为自己家族和血缘性的原因。与其他族群相比特殊的是：八旗不仅是一个军事组织，而是包含众多家属在内的行政系统，因为它原本就被组织成为一个政治集团，并且在现实中也以一个政治集团的面貌出现。当近代的剧烈变化到来时，这一传统理念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孙静在《“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八旗组织是一个由诸多不同来源人群构成的职业化政治军事共同体。……这种归属意识说到底是建立在政治、经济等特权基础上的，并不具有稳定性。”

到19世纪末，对满洲身份的认同逐渐与旗人身份认同合流，北京旗人中流行“不问满汉，但问旗民”的谚语。但事实上，以往被称为“旗人”的那些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被称为“满人”，这意味着他们从一个政治集团开始向一个现代民族发生转变。路康乐在本书中正确地指出，这意味着“原本是一个多族群的军事组织（八旗），同时也是一种世袭的特权阶层（旗人），逐渐被视作（至少在其他非旗人看来）一个族群（满人）。同样经过相似的过程，非旗人的‘民’，相应的被称为‘汉人’。”满汉之间的关系由此从以往的统治集团/民人之间的政治关系进入到了现代族群关系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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