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8 章——離去時的死裡逃生(P387)
(P387)
這部分內容揭露了阮文紹總統在其政治生涯中，多次面臨暗殺與政變威脅的驚險歷程。作者透過 1981 年埃及總統沙達特（Sadat）遇刺案聯想到阮文紹的處境，並詳述了從 1968 年到 1975 年間，美國政府如何多次以「更換人事」（政變代稱）來威脅這位不聽話的盟友。
內容重點摘要
閱兵典禮的恐懼： 阮文紹曾對作者透露，他對 1974 年的軍人節閱兵感到極度焦慮。在成千上萬全副武裝的士兵面前，只要有一發實彈，暗殺就輕而易舉。他曾感嘆：「要殺我，只需一顆子彈。」
美國的「政變威脅」史：
1968年：阮文紹因拒絕參加巴黎和談（間接幫助尼克森當選），激怒了詹森政府。基辛格曾警示：若阮文紹遭遇與吳廷琰相同的命運，世界將認為「當美國的敵人可能很危險，但當美國的朋友絕對會死」。
1972年：尼克森在信中露骨地威脅阮文紹，要求其避免發生類似 1963 年（吳廷琰遇刺）的事件。解密文件顯示，當時基辛格甚至憤怒到私下宣稱「如果有必要，我們就殺了這混蛋」。
1973年：尼克森再度威脅，若不簽署協定，即使「更換政府人事」（政變）也救不了南越的軍援。
1975 年獨立宮轟炸事件： 4 月 8 日，一名南越飛行員轟炸獨立宮。當時阮文紹正準備吃早餐，第一口粉還沒入嘴，炸彈便已落下。據其夫人回憶，有一枚未爆彈就落在電梯旁。此事顯示當時各方逼宮壓力已達頂點，且美方可能早已知情。
最後的通牒： 1975 年 4 月 21 日，馬丁大使根據基辛格指示，向阮文紹發出最後通牒：如果他不主動辭職，下屬將領將會「強迫」他下台。這實際上是宣告政變即將發生，迫使阮文紹宣布引退。
全文翻譯：第 18 章——離去時的死裡逃生
開羅的大道兩旁擠滿了人群，仰望著噴射機劃破雲霄。觀禮台上，各國貴賓專注地看著這場偉大的閱兵，各軍種穿著各色軍服依序前進，坦克車威風凜凜地隆隆駛過。突然，一輛軍車在看台前停下，一名軍官下車敬禮，主持閱兵的領袖起身回禮，就在此時，槍聲大作，一連串子彈掃向嘉賓席。
這是 1981 年 10 月 6 日在埃及發生的慘劇。當時埃及總統沙達特（Anwar El Sadat）正自豪地主持閱兵，殺手從車內躍出高喊「殺死法老」，隨即將其擊斃。我在電視上看著這一幕，不禁想起阮文紹總統在不到一年前告訴我的故事。他說，在 1974 年的軍人節閱兵中，他非常擔心被暗殺。要在毫無遮蔽的看台上檢閱武裝部隊，且空中戰機盤旋，如何能保證沒有任何士兵私藏實彈？他曾對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說：「要殺我，只需一枝槍、一顆子彈。」
我問總統，為何以前不擔心，偏偏在 1974 年擔心？他解釋，當時《巴黎協定》後，美方（尤其是基辛格）正強烈施壓他成立聯合政府。基辛格當時權力極大，而尼克森因水門案幾乎癱瘓。
政變！政變！
根據阮文紹的回憶與研究，他至少面臨過六次嚴重的政變或暗殺威脅：
1968 年：因阮文紹在最後一刻反對詹森的和平計畫，導致親民主黨的克里福德（Clark Clifford）動了推翻他的念頭。基辛格當時曾警告尼克森團隊，如果阮文紹被殺，美國的盟友將會對美國徹底寒心。阮文紹當時也擔心在前往國會途中會被 CIA 暗殺，然後被栽贓給越共。
1972 年：阮文紹拒絕接受協定草案，尼克森在 10 月 6 日的信中明確提醒他「不要重演 1963 年（吳廷琰）的悲劇」。解密文件更揭露，基辛格曾憤怒地對部屬說：「如果有必要，我們就殺了這混蛋。」尼克森甚至在錄音帶中說要「砍了紹的頭」。
1973 年：尼克森威脅要單方面簽署協定，並警告即使南越「更換政府領導層」也無法輓救援助被切斷的命運。在外交辭令中，「更換人事」就是政變的代名詞。
1974 年軍人節：阮文紹意識到自己已不再符合基辛格「體面和平」的計畫，因此在獨立宮地下室設計了功能齊備的指揮中心，隨時準備應對叛亂。
1975 年 4 月 8 日：兩枚炸彈穿透獨立宮屋頂。阮文紹剛坐下準備吃一碗熱騰騰的越南粉，第一筷子還沒夾起，就被衛兵推進電梯。阮夫人回憶，當時一枚長形的炸彈就落在電梯旁卻未引爆。有趣的是，美方似乎預知了這次行動，因為美軍官員曾私下詢問南越空軍哪些飛行員具備在短跑道降落的能力。
1975 年 4 月 21 日：馬丁大使對基辛格報告，他將勸說阮文紹辭職，並「中立地結論」：如果他不辭，底下的將領會動手。這等於是最後通牒。
在這一系列威脅中，最驚險的一次發生在阮文紹離開南越的前夕。他差點就要「去往另一個世界」，而非前往台灣。而這場陰謀的細節，直到他去世，他自己都並不完全清楚。
(P393)
中文重点总结（第18章）
标题： 死里逃生
时间与地点： 1981年10月6日，埃及开罗。
事件背景： 埃及举行纪念1973年对以色列战争胜利的阅兵式。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出席。
刺杀经过： 一辆军车停在检阅台前，指挥官下车敬礼。萨达特起身还礼时，车中冲出刺杀者高喊“杀死法老”，并开枪击中萨达特。多名官员同时遇难。
与越南共和国的联系： 作者通过电视看到此新闻，想起越南共和国总统阮文绍曾多次担心在阅兵中遭刺杀。
阮文绍的担忧：
1974年6月20日（军队日）阅兵前，阮文绍担心军械虽规定不装实弹，但若有人在队伍中混入实弹武器，即可行刺。
阮文绍曾对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说：“要杀我，一颗子弹就够了。”
阮文绍面临的暗杀与政变威胁（多次）：
1968年： 因帮助尼克松当选，惹怒约翰逊政府。国防部长克利福德曾计划推翻他。基辛格警告尼克松：若阮文绍步吴廷琰后尘，世人将认为“与美国为敌可能危险，但与美国为友必死”。
1972年： 尼克松写信威胁，暗示若阮文绍不配合，可能重演1963年政变。基辛格曾扬言“杀了那个狗娘养的”、“勒死阮文绍”。尼克松甚至说“砍掉他的头”。
1973年： 尼克松明确要求阮文绍接受《巴黎协定》，并暗示若“人事变动”即政变。信中称：“无论你的政府如何人事变动，援助都将切断。”
1974年军队日： 阮文绍提高警惕，并在独立宫地下修建指挥中心。
1975年4月6日： 独立宫遭炸弹袭击，屋顶直升机坪被炸穿。阮文绍刚坐下吃早餐，被护卫带入电梯下楼。其妻回忆一颗炸弹未爆炸。美国似乎事先知情，曾询问有多少飞行员能在短跑道降落。
1975年4月21日： 美国大使马丁向基辛格报告，称将劝阮文绍辞职，否则其下属将领将“迫使他辞职”——意即政变。
全文中文翻译
第十八章
离开时的死里逃生（P387）
沿着大道站立的人群抬头仰望那些喷气式飞机撕裂云层、展开铁翼。在检阅台上，嘉宾们聚精会神地观看着这场伟大的阅兵式。各兵种穿着五颜六色的军服依次行进。一层又一层，坦克和装甲车隆隆驶过，威武雄壮。突然，一辆车停在检阅台前。指挥官下车，立正敬礼。坐在中间的主席起身还礼。但他刚站起来，枪声大作，一排子弹扫向贵宾席。
那是1981年10月6日在开罗的场景。那天是埃及纪念1973年战胜以色列的日子。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自豪地主持了这场展示最先进武器的阅兵式。当他起身向军官还礼时，刺客从车里扑出来，高喊“杀死法老”，然后开枪将他击倒。与他同遭不幸的还有几位嘉宾，包括古巴大使、一位将军和一位主教。
那天早上我们看电视看到这一场景，猛然想起了阮文绍总统讲述的、仅发生在不到一年前的事情。他讲到在1974年军队日（6月20日），他非常忧虑会在阅兵时遭到暗杀。这确实很容易，因为他坐在检阅台上检阅各支全副武装的部队，天上A-37、F5战斗机满天飞，如何才能完全控制所有武器都像阅兵规定的那样没有装实弹呢？只需要安排几个穿着军服、带着实弹枪械的人混进行进队伍中就足够了。在第21章中，我们会引用他检阅一支五千名全副武装的自卫队、这些人列队向他敬礼的情景。他对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说：“要杀我，一颗子弹就够了。”
我们问阮文绍总统，为什么在以前那些年的6月20日，越南共和国也阅兵，他却不担心，只有1974年担心？他解释说，《巴黎协定》之后，到了必须成立一个“民族和解与和谐委员会”的时候了——这是一种与“解放阵线”组成联合政府的形式。这方面的进展几乎为零，在巴黎附近的拉塞勒圣克卢举行的谈判从1974年4月16日起就已经停滞。基辛格非常不满，正在向阮文绍施压，要求他尽快推进此事。那时基辛格非常强势，因为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几乎瘫痪，即将辞职。
那是1974年夏天。到了1975年春天，就发生了独立宫被轰炸事件。
在整个领导期间，阮文绍遭遇了许多危险，但4月8日清晨的轰炸是第一次明显且具体的暗杀行动。当时关于政变的谣言日复一日。岘港失守后，我们每晚也看到许多士兵在独立宫的走廊里站岗。
不过，轰炸的危险相对不算太高，因为这座建筑的庭院很大，想准确命中目标并不容易：当飞机俯冲投下第一批炸弹时，两颗都落在了花园里。
然而仅仅几周后，最后一次暗杀阴谋成功的可能性非常高。阮文绍差一点就去了另一个世界，而不是台湾。如果那样，每年的纪念日就会是4月25日，而不是9月29日。这件事，直到阮文绍总统去世，他自己也不清楚。就连我们自己，也是最近才知道。
政变，政变！
根据阮文绍总统的讲述以及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数出他至少遇到过六次威胁，或者因为某种原因让他警觉到可能发生政变。
首先，为了回顾他领导期间的危险，我们想重复几件已经写在《KĐMTC》一书中的案例，以便保持清晰：
1968年
第一次危险是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在阮文绍与约翰逊总统在最后一刻耍了花招（在选举前一天宣布不参加巴黎和谈）帮助尼克松胜选之后，约翰逊政府非常愤怒，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曾计划推翻他。从政变到暗杀只有一步之遥，正如他的前任所遭遇的那样。作者西摩·赫什在《权力的代价》一书中总结有关此事的文件后透露，1968年大选后，正是基辛格本人向尼克松方面发出警告，提及克利福德部长的图谋，并警告说：“如果阮文绍和吴廷琰遭遇同样的命运，那么全世界所有民族都会认为，做美国的敌人可能危险，但做美国的朋友必死无疑。”
阮总统回忆说，在从独立宫前往国会的路上，他极其担心，如果约翰逊和汉弗莱事先知道他将要反抗并拒绝美国的和平计划，暗中破坏汉弗莱的胜选机会，他可能会被中情局暗杀。“如果他们想杀我，也很容易。然后就可以推给越共，或者说是‘政变阴谋’就完了。” 在讲述此事时，阮文绍认为，正是因为他当时抵抗了美国的压力，才使越南共和国的生命延长了近六年。
1972年
1972年秋天，阮文绍坚决不肯接受签署《巴黎协定》之后，尼克松总统通过委婉地提到政变来向他施压。在1972年10月6日的信中，尼克松写道：“我要求您尽一切努力，避免将来出现一种可能导致类似于我们在1963年感到憎恶、而我在1968年也曾激烈反对的事件。”
1963年的事件就是推翻并杀害吴廷琰，阮文绍本人曾参与其中。而1968年的事件上面已经提到。当时正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极力反对并救了阮文绍。但现在，尼克松-基辛格自己却要走上这条路。关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威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两位专家罗杰·莫里斯和托尼·莱克曾给基辛格写了一份报告（1972年10月21日），其中谈到了推翻阮文绍的各种方法。后来莫里斯证实：“我告诉托尼，我们得让亨利明白，我们准备干掉阮文绍。” 1972年11月，大使威廉·波特在担任美国驻巴黎和谈（公开和谈）代表团团长后，加入基辛格在幕后进行秘密谈判的团队，他听到基辛格愤怒地威胁要杀掉阮文绍：“如果有必要，我们会杀了那个狗娘养的。” 另一次，他听到基辛格当着亲信工作人员彼得·罗德曼、温斯顿·洛德、亚历山大·黑格和波特的面说“勒死”阮文绍。而最近（2009年6月），一份解密的录音带披露，尼克松总统本人也用了“砍掉他的头”这种话。
1973年
尽管有这些可怕的威胁，阮文绍仍然反对接受协定。但当尼克松总统第二任期的就职日临近，他希望让和平形象闪耀时，他毫不犹豫地更明确地谈到政变。他写信给阮文绍：“我决定在1月23日批准该协定，并于1973年1月27日在巴黎签署。我将独自完成此事……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立即切断军事和经济援助，即使贵国政府有人事变动也无法挽救……”（1973年5月14日函）。
在美国-越南共和国邦交的专业用语中，“人事变动”是温和的说法，意思就是政变。1963年，当推翻吴廷琰总统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肯尼迪总统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沃尔特·克朗凯特采访时提到了“人事变动”的需要。这一信息成了最高层向政变将领发出的“开绿灯”信号。
1974年军队日
关于这一天的危险如上所述，阮文绍补充说，他知道自己当时不再是基辛格和尼克松“体面和平”计划的合适领导人，因此一直对可能除掉他保持高度警惕。
这件事可以解释为什么《巴黎协定》后他下令在独立宫地下室设计了一个指挥中心。那里配备齐全，有发电机、专用电话线、广播电台、与将领联络的无线电。阮文绍总统非常谨慎，时刻准备防范可能发生的动乱。
1975年4月6日
有两颗巨大的炸弹炸穿了独立宫屋顶的直升机停机坪，掉进楼内并爆炸。阮文绍总统刚在四楼走廊的小桌旁坐下吃早餐，用筷子夹起第一根面条送到嘴里时，护卫急忙赶来带他进电梯下楼。阮夫人回忆说，电梯附近有一颗“长长的”炸弹掉在旁边但没有爆炸。4月初是各方强烈要求阮文绍辞职的时期。我们听了也很担心，但看到他依然平静，只是听到国会中一些民主党人士转而反对他时，有点生气。
这次轰炸美方似乎事先知情。据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作战-驱逐处副处长阮国兴上校说，一位美国高级军官邀请他到防务武官处，问他“有多少飞行员能在短跑道降落？”他回答包括他自己在内有6人。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如果有飞行员主谋在西贡进行轰炸，也不可能飞到像潘郎或芽庄那么远去降落（因为A-37和F5的航程很短），必须在西贡附近的机场降落。像禄平这样的近处机场跑道又短，所以才有“有多少飞行员能在短跑道降落”的问题。那位军官又问：“你有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违反命令的行为？” 阮国兴回答：“没有。”
关于那天的事件，阮夫人回忆说，炸弹正好落在直升机坪最薄的地方。当电线绝缘层猛烈燃烧时，到处弥漫着焦味。当时她被卡在房间里，因为帮忙收拾衣服的保姆吓得手抖得厉害，找不到楼梯门的锁。过了一会儿才有军官来帮助她下到避难地下室。浓烟滚滚，让她几乎窒息。
1975年4月21日
“我会明确告诉阮文绍，我已经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如果他不辞职，他手下的将领们会迫使他这样做。” 马丁大使在向基辛格国务卿报告他将努力说服阮文绍辞职时这样说道（4月21日）。大使的意思是将会发生政变。（第394页）
以下是越南文原文的中文重点总结，随后附全文中文翻译。
中文重点总结（第18章后半部分）
标题： 逼迫阮文绍离开越南
主要内容：
阮文绍辞职后仍受压力：各方继续逼迫他离开越南，因为他被视为和平谈判的障碍。
陈善谦（阮文绍时期的副总统）的担忧：陈善谦担心自己因曾担任阮文绍的副手，被外界认为他只是执行阮文绍意志的傀儡。
杨文明（“大明”）要阮文绍流亡：杨文明认为只要阮文绍还在西贡，自己的行动就会受阻，因此要求中情局安排阮文绍流亡。
阮文绍与杨文明的旧怨：两人长期不和。阮文绍曾劝告陈善谦不要任命杨文明为总理，认为那很危险。
陈善谦总理安排阮文绍离境：利用蒋介石去世、阮文绍被派往台湾参加葬礼的机会，让他离开越南。同时陈善谦也担心阮文绍的安全，要求美方协助秘密尽早离境。
离境途中的危险与防范：
阮文绍从独立宫出发前，在口袋里放了一把装满子弹的勃朗宁手枪。
贴身护卫陈清田少校主动坐到阮文绍本该坐的后排正式位置，以防暗杀（类似吴廷琰在去总参谋部途中被杀）。
阮文绍平时也习惯坐在司机旁边，而不是后排总统位。
新山一机场被刻意断电，全黑操作。
车队摸黑行驶，周围出现多名穿便服、持M16步枪的美方人员。
马丁大使亲自在飞机舷梯旁等候。
美方的安排与情报：马丁大使收到情报，越南空军中有部分人员强烈反对阮文绍和陈善谦，扬言不让他们活着离开。这些人原本盯着一架VIP专用的波音727客机。
调包飞机：马丁大使从泰国调来自己的C-118军用运输机，取代波音727，以迷惑暗杀者。
潜在暗杀计划：据阮国兴上校称，空军第四师（芹苴）有一名军官受命，一旦阮文绍和陈善谦登上波音727，芹苴的A-37战机将起飞，在距离海岸约100公里处将其击落。但陈善谦和阮高祺、阮玉鸾等将领都反对政变，因此这个计划可能只是个别人的私怨行为。
安全起飞：1975年4月25日晚9时20分，尾号231的C-118载着阮文绍和陈善谦从新山一机场起飞，飞往台湾。马丁大使亲自在机舱门口送别。
阮文绍的为人：他曾对作者说：“一辈子，我避开了血债。”意思是他在任期间没有判过任何人死刑。他家的祭台上挂着“德留光”的座右铭。
全文中文翻译
逼迫阮文绍离开越南
但阮文绍辞职还不够，来自各方的压力还逼迫他离开故乡。1986年，马丁大使向我们转述了他十年前（1976年1月27日）向美国国会报告的内容：陈善谦担心，因为他曾担任阮文绍的副总统，人们会认为他现在只是在按照阮文绍的意图来运作政府。（5）
1986年3月6日，当我和杰罗尔德·谢克特采访西贡中情局局长托马斯·波尔加时，波尔加也说，陈善谦总统曾打电话给阮文绍，劝他尽早离开越南，因为“否则，共产党会说我在运作一个‘不像阮文绍的阮文绍政府’。”陈善谦的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周恩来总理曾称阮文绍是“一条尾巴”，必须剪掉。1971年7月9日在北京与基辛格会面时，周恩来谈到美国在1954年日内瓦协定后把“傀儡吴庭艳”留下，搞砸了一切，然后问：“为什么你们总要留下一条尾巴……不肯放手？”基辛格反问：“你说的尾巴是什么意思？”周恩来回答：“一条尾巴就是阮文绍。”（见第16章）
由于阮文绍成了障碍，据弗兰克·斯内普所说：“陈善谦不认为自己能独自强迫阮文绍离开，因为那样做会遭到阮文绍死忠派的报复，所以他请求马丁大使帮忙找个解决办法。”（6）
还没完，最后连杨文明将军——虽然当时尚未当上总统——也希望阮文绍离开。弗兰克·斯内普补充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考虑，那就是杨文明深信，如果阮文绍继续留在西贡，他的行动就会受到阻碍。因此杨文明要求（中情局的）查尔斯·蒂姆斯将军想办法让阮文绍流亡。”（7）
离开时的死里逃生
陈善谦就任总统后，仍允许阮文绍留在独立宫。最后，趁蒋介石总统在台湾举行葬礼的机会，陈善谦签发命令：“兹委派前总统阮文绍和前总理陈善谦代表越南共和国总统前往台北，就蒋总统去世向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表示哀悼……”该文本由琴上校手写（附印）。（8）
1975年4月25日，马丁大使向华盛顿报告：“陈善谦说他会委派阮文绍和陈善谦两人担任巡回大使，派他们去台湾，名义上是代表他参加蒋介石葬礼的吊唁代表团。我认为此事已与台湾方面安排妥当。”
事实上，除了让阮文绍离开以便政治解决方案的谈判更顺利之外，陈善谦总统还担心阮文绍的人身安全。大使补充说：“陈善谦总统告诉我，他担心前总统阮文绍的安全……因此陈善谦要求我们帮助阮文绍尽可能秘密、尽早地离开。”
除了各派系对阮文绍的危险图谋外，陈善谦总统还关注一个个人层面：那就是阮文绍和杨文明两位将领之间的不和。这种不和由来已久，众人皆知。正如我们在第11章提到的，阮文绍曾建议陈善谦总统不要提名杨文明做总理，因为那很危险。杨文明对阮文绍没什么好感也是公开的。因此在最后时刻，陈善谦总统想在杨文明掌权之前先把阮文绍送出越南。马丁写道：“陈善谦总统坚持要让阮文绍先出国，然后他再做出最后决定，把权力交给杨文明。”
以上是关于离开的必要性和时机，但如何才能安全地离开？阮文绍和陈善谦两人从总参谋部前往新山一机场的行程细节，中情局雇员弗兰克·斯内普曾讲述过，我们在《KĐMTC》一书中也有提及。斯内普及另一位雇员乔·金斯利因担心重演吴庭琰总统兄弟俩被杀的事件，在车座下藏了武器。（9）
最近，阮文绍总统从离开独立宫到总参谋部再到机场的过程，由阮晋奋少校非常详细地讲述了出来。（10）阮晋奋是阮文绍总统允许随行的8人随从团（最后只剩7人）之一，加上陈善谦总理的4人，按照阮文绍的要求，由陈善谦总统批准同行。过程大致如下：
“大约晚上7点30分，阮文绍总统在卧室换上一套四个口袋的衣服，然后走到旁边的小房间，侧头从窗户往下看。楼下院子里，三级台阶旁边已经停着一辆深蓝色的梅赛德斯奔驰。司机是严文实上校。看到一切就绪，阮文绍总统急忙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已装满子弹的勃朗宁手枪，打开保险，放进口袋。他乘电梯下到一楼。门打开时，陈清田上校（护卫拳手）已等在那里。他刚走下台阶，恰好有两名士兵（名叫生和庆）出现，吓了一跳。其实他们只是来换岗的。他和陈清田迅速上车。陈清田上校坐在阮文绍后排的右边。这样，陈清田就坐到了总统的正式位置上——他想要做黎来救主！一上车，阮文绍问：‘有几把枪？’陈清田上校回答：‘有两把，一把长的，一把短的。’”
由此看来，当时阮文绍已经意识到在去总参谋部的路上会有危险（我们记得吴庭艳总统正是在去总参谋部的路上被杀的）。陈清田坐到总统的正式座位上，这也正好印证了阮文绍跟我们讲过的事：当他乘车去国会或其他地方参加仪式时，他通常坐在司机旁边，而不是后排的总统位。
当车队到达新山一机场时，阮晋奋少校回忆说：“他吃了一惊，因为整个机场一片漆黑。似乎电力系统完全被切断了……车队绕行通过美国情报机构Air America的专用区域。快到跑道时，所有车辆都熄了灯，在黑暗中行驶。之后，一架飞机出现在天边，通过发亮的机舱灯光可以看出，那是一架类似DC6型的飞机。靠近飞机时，车队突然急刹车，因为看到人影……阮文绍总统的车被三辆大型雪佛兰包围。在远处的黑暗中，我们周围出现了许多体格健壮、穿着便服、M16步枪竖在身侧的美国人，处于战斗状态。然后格雷厄姆·马丁大使的身影出现在飞机舷梯脚下，就像一位守护神。”
这件事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马丁大使用在谈论阮文绍总统离开一事时总是含糊其辞地说：“阮文绍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离开的”以及“我们注意到了并努力安排好每一个细节。”
原来，所有的细节都安排好了，包括切断电源让机场一片漆黑，以及车队必须在黑暗中行进。当飞机降落时，已经有一队美国士兵手持M16在周围警戒，以防最后一刻发生变故，例如阻止飞机起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几天前刚刚发生过类似事件。4月20日星期日晚10点，新山一机场发生了一起事故：一组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并企图阻止一架运载撤离人员的美国C-141飞机起飞（见第7章）。
阮晋奋少校还提到：“阮富强中校，越南航空727飞机的飞行员，已接到命令待命，准备就绪，专供阮文绍总统使用……也就在这个时候，首都防卫部队及驻扎在新山一机场附近的几个单位的一些指挥官听到传言，‘阮文绍将乘坐越南航空的飞机离开国家。’”
从原则上讲是这样，但实际上很明显，命令富强中校驾驶越南航空727飞机待命以及“阮文绍将乘坐越南航空离开”的传言，是故意释放的假消息，目的是迷惑那些有黑暗意图的人，因为当时马丁大使已经收到许多关于暗杀阮文绍计划的情报。
与传言恰恰相反，马丁大使秘密地调换了飞机：他立即从泰国把自己的C-118飞机调到新山一机场来接阮文绍。这样，如果有人图谋不轨，就会落入陷阱。越南沦陷十年后，马丁大使对我们吐露，他努力为美国挽回一点面子，安排得至少让结局不那么丢脸。因此，在他的安排中，包括满足陈善谦总统的要求，帮助阮文绍安全离开。为了最大程度地保密，即使是通过大使馆的专线电话向白宫报告，马丁大使也仍然没有透露细节，只是含糊其辞。但到了最后关头，他不得不说明白。
请读者看看格雷厄姆·马丁大使4月25日发回华盛顿的电报中的几段。请注意，他没有把这封密电发给国务院的基辛格国务卿，而是发给了白宫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
编号250420——仅本人亲阅，通过马丁专线
西贡 0736号——FLASH（紧急）
立即转交
1975年4月25日
致：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福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此电确认我刚刚在电话中含糊其辞所说的事情。昨晚傍晚时分，陈善谦总统告诉我，他担心前总统阮文绍的安全。总的来说，想必您也知道我们多次收到的一条情报：越南空军中有一些强烈反对阮文绍和陈善谦的人，他们曾说过，这两人别想活着离开越南（下划线为作者所加）。我们知道这些人正在关注通常用于运送政府VIP要员出国的飞机……
“我已与NKP（泰国那空帕农）的亨特将军安排妥当，让他派一架C-118飞机今天下午抵达西贡待命。我们也会极其秘密地安排，将阮文绍和陈善谦送上飞机并迅速起飞。我们考虑过此事，我们确信能够以极快的速度操作，这样即便有任何干预，那架飞机也已经飞到超出追击范围之外了……
“因此，除非有您本人发出的立即相反的指令，我将按上述计划执行。此刻您无需采取任何行动，除非有人提出（为什么）使用军用飞机的问题——我认为这不太可能发生……
此致
马丁”
关于此事，我们询问了阮国兴上校（现居俄勒冈州塞勒姆），他曾是越南共和国空军全权驱逐处副主任（隶属于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作战室）。他说据他所知，确有此事，并且还有证人。阮国兴上校说，空军中有几个人有这一阴谋，他们一直盯着那架波音727——那是高级领导人出国时常坐的飞机。最后，他们把任务交给了芹苴的一位军官，隶属于空军第四师。芹苴机场有A-37驱逐机。计划是：在新山一机场有指定的人密切跟踪航班，尤其是越南航空的波音727。一旦看到阮文绍和陈善谦登机，就立即通知芹苴，让喷气机起飞直接飞往外海，在距离海岸约100公里处击落载有阮文绍和陈善谦的飞机。
这只是阮国兴上校讲述的细节，真假我们不得而知。
阮国兴上校强调，关于政变问题，阮高祺和阮玉鸾两位将军都不同意，反而劝说，最后甚至禁止采取任何行动。由此看来，这件事即便存在，也只是在局势极其紧张的时期，少数几个心怀不满者的个人阴谋。
最后，阮文绍和陈善谦两人没有乘坐波音727，而是坐了马丁大使的C-118飞机。阮国兴上校说，那几天他只见马丁大使进进出出新山一机场。
1975年4月25日深夜，马丁大使向白宫报告：
编号251510Z——仅本人亲阅，通过马丁专线
西贡——C738——紧急
立即转交
1975年4月25日
致：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
发件人：格雷厄姆·马丁大使
参见：西贡0736号
今晚9时20分，一架尾号231的C-118飞机已同前总统阮文绍和前总理陈善谦一起从新山一机场起飞。他们飞往台湾，阮文绍的哥哥在台湾任越南共和国大使。安排非常顺利。我陪同他们登上飞机，我认为他们两人离开这里会减少可能会发生的骚动。
我们在此不会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机组人员从NKP（泰国那空帕农）驾驶我的C-118飞到戴维斯-蒙森，然后到墓地。我认为他们两人也不会发表任何声明，除非等到此事在台湾曝光之后。
此致
马丁”
当尾号231的飞机准备起飞时，马丁大使亲自到机舱门口为阮文绍送行。尽管悲伤又无奈，阮文绍依然从容不迫，努力保持风度。他转身感谢马丁大使安排了这次行程。马丁大使激动地回答：“总统先生，这是我至少能做到的。再见，祝您好运。”
有一次，阮文绍问我美国人怎么看他，我谈了一两个方面：有赞赏也有批评，然后说：“我听说有人说总统优柔寡断。”阮文绍问为什么？我回答：“他们说总统不够坚决，没有在必要时判人死刑以儆效尤。”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一辈子，我避开了血债。”
细想一下，在他领导的那段岁月里，确实没有一个犯人被送上刑场。在牛顿市（马萨诸塞州）陈夫人家的祭台上，至今还挂着一幅他自己写的、让人用大字绣出来的座右铭——“德留光”（道德的光芒永存），让孩子们每天诵读。如果我们相信世上万事皆由天定，那么上天也确实庇佑了阮文绍，让他在近十年驾驭南越这艘小船历经无数风浪的过程中，渡过了重重危险。（第404页）
- 關鍵人物：
- 陳文香： 當時的越南共和國總統。
- 阮文紹： 前任總統，於1975年4月21日辭職。
- 陳善謙： 前任總理。
- 書寫者： 說明文字提到，這份手稿是由 范錦大佐（Đại tá Cầm） 代為撰寫的草稿。
- 出處： 此文件收錄於阮進興（Nguyễn Tiến Hưng）的著作中，並曾刊載於《海外KBC》（KBC Hải Ngoại）雜誌第45期（2009年10月）。
- 撤離原因： 當時有情報顯示南越空軍內部極度不滿阮文紹，威脅其性命安全。
- 具體安排： 大使已安排一架C-118 運輸機於當晚載運阮文紹及其幕僚離境。
- 行動原則： 此次行動將以極度審慎且快速的方式進行，確保飛機在受到干擾前離開風險區域。
- 信件主旨： 阮文紹總統的心聲401
- 傳輸資訊： 1975 年4 月25 日，僅供美國官員閱讀，經由馬丁管道，西貢0736 快訊，立即送達。
- 收件人： 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將軍
- 發件人： 葛拉漢·馬丁大使
- 內容要點：
- 馬丁大使確認了先前的電話內容，西貢當局擔心前總統阮文紹的安全。
- 消息指出南越空軍中有人威脅阮文紹的生命，並且正在監視其VIP 專機。
- 大使已請求協助，確保阮文紹能盡快安全離開。
- 馬丁安排了C-118 運輸機在當晚將阮文紹和其幕僚快速且保密地載離越南。
- 文件顯示1975年4月25日晚間，前越南共和國總統阮文紹乘機離開西貢。
- 電報由當時的美國駐越南大使葛拉漢·馬丁發送給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
- 內容提及阮文紹與前總理陳善謙前往臺北，並預期此舉能稍微降低當地的緊張局勢。
阮文紹總統心聲• 405
251510Z 四月1975
僅供親閱，經由馬丁頻道
西貢C735，立即
立即送達
致：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將軍
自：葛拉漢·馬丁大使
參考：西貢0736
- 今晚9:20，尾號231的C-118運輸機自新山一機場起飛，機上載有前總統阮文紹及前總理陳善謙。 他們正前往臺北，阮文紹的弟弟是駐該處的越南共和國大使。 行動進行得相當順利。 我親自護送他們登機，我認為他們的離開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這裡爆發動亂的潛力。
- 我們在此對此事不予置評。 機組人員是NKP機組，正飛往戴維斯-蒙森空軍基地和墳場。 我不認為他們會說話，除非且直到這件事在臺灣公開。
- 致以親切的問候。
4/25/75..
- 越南航空曾使用波音727 飛機經營從西貢（現胡志明市）飛往台北、東京等地的航線。
- 波音727 是一款由美國波音公司研發的中程三引擎窄體客機，於1963 年首次飛行。
- 該廣告強調了飛機擁有更大的乘客行李與貨物載運能力，並提供便捷的航班時刻表、親切的服務以及精緻的餐點。
- 此廣告反映了當時越南航空的國際航線網絡，連接了西貢與亞洲多個城市，如曼谷、新加坡、馬尼拉等。
- JET BOEING 727 (波音727 噴射機)
- LARGER CAPACITY FOR PASSENGER BAGGAGE & FREIGHT (更大的旅客行李與貨物載運量)
- CONVENIENT SCHEDULES (便捷的航班時刻表)
- COURTEOUS SERVICES (親切的服務)
- DELIGHTFUL MEALS (精緻的餐點)
- TAIPEI (台北)
- TOKYO (東京)
- HONGKONG (香港)
- VIENTIANE (萬象/永珍)
- MANILA (馬尼拉)
- BANGKOK (曼谷)
- SAIGON (西貢/胡志明市)
- PHNOM PENH (金邊)
- KUALA LUMPUR (吉隆坡)
- SINGAPORE (新加坡)
- AIR VIETNAM THE AIRLINE WITH THE CHARMING TRADITIONS (越南航空——擁有迷人傳統的航空公司)
- 116 NGUYEN HUE, SAIGON. TEL: 91624-25-26-92.118.00.370-71 (西貢阮惠街116 號。電話：...)
- 圖片上方顯示的飛機是Douglas C-118。
- 圖片下方顯示的飛機是Boeing 727。
- 此影像記錄了馬丁大使（DS Martin）進行飛機調換的事件。
- 資料來源為《KBC Hải Ngoại》第45 期，發佈於2009 年10 月。
- 總統阮文紹的心聲• 407
- 馬丁大使調換飛機：C-118（上圖）和波音727（下圖）。 （圖：KBC Hải Ngoại，第45 期，2009 年10 月）。
先用中文寫出重點，在整篇翻譯成中文
CHƯƠNG 18
Thoát chết lúc ra đi(P387)
Đám đông đứng dọc đại lộ ngước lên nhìn những chiếc
phản lực xé mây tung cánh sắt. Trên đài danh dự,
quan khách chăm chú theo dõi cuộc duyệt binh vĩ
đại. Các binh chủng trong những bộ quân phục đủ mầu theo
nhau đi diễn hành. Từng lớp rồi lại từng lớp, xe tăng thiết giáp
lừ lừ lăn bánh, trông thật oai hùng. Bất chợt, một chiếc xe
dừng lại ngay trước khán đài. Viên sĩ quan chỉ huy bước xuống,
đứng vào thế nghiêm, giơ tay chào. Người chủ tọa ngồi ghế
giữa đứng lên để chào lại. Nhưng ông vừa đứng lên thì tiếng
súng nổ đùng đùng, một loạt đạn bắn xả vào hàng ghế danh
dự.
Đó là quang cảnh tại Cairô vào ngày 6 tháng 10, 1981. Hôm ấy là ngày Ai Cập kỷ niệm chiến thắng Do Thái năm
1973. Tổng thống Anwar El Sadat hãnh diện chủ tọa cuộc diễn
binh với những khí giới tối tân nhất. Khi ông đứng lên để chào
người sĩ quan, những kẻ sát nhân từ trong xe nhảy bổ ra hô lên
thật to “Death to Pharaoh, ” (Giết Pharaô đi) rồi bắn ông ngã
gục. Cùng chịu số phận với ông là một số quan khách, gồm cả
Đại sứ Cuba, một tướng lãnh, và một giám mục.
Ngôi xem tivi chiếu cảnh này buổi sáng hôm ấy, chúng tôi
giật mình nhớ lại câu chuyện Tổng thống Thiệu kể chỉ mới
gần một năm trước đó. Ông kể rằng vào ngày Quân Lực năm
1974 (20 tháng 6), ông rất ưu tư về nguy hiểm bị hạ sát trong
lúc duyệt binh. Mà cũng dễ thôi, vì phải ngồi ngay trên khán
đài để duyệt từng đoàn quân với đầy đủ vũ khí các loại, trên
không thì A-37, F5 bay rợp trời, làm sao mà kiểm soát cho
hoàn toàn được là tất cả vũ khí đều không có nạp đạn như
luật lệ về diễn binh quy định? Chỉ cần gài một vài người mặc
quân phục đeo súng có nạp đạn đi lẫn vào đoàn quân diễn
hành là đủ rồi. Trong Chương 21, chúng tôi có trích dẫn về dịp
ông Thiệu đi duyệt binh một lực lượng năm ngàn nhân dân tự
vệ đầy đủ võ trang đứng dàn chào. Ông nói với nhà báo Oriana
Fallaci: “Muốn giết tôi thì chỉ cần một viên đạn đến từ một
khẩu súng là xong. (1)
Chúng tôi hỏi Tổng thống Thiệu là tại sao trong ngày 20
tháng 6 những năm trước CHHỆ có duyệt binh mà ông không
lo, chỉ có năm 19742 Ông giải thích rằng sau Hiệp định Paris
là tới lúc phải thành lập một “Hội Đồng Hòa Hợp Hòa Giải
Dân Tộc", một hình thức chính phủ liên hiệp với Mặt Trận
Giải Phóng. Tiến bộ về việc này thì hầu như không có gì, và
cuộc đàm phán ở La Celle St. Cloud gần Paris thì đã bị khựng
lại từ ngày 16 tháng 4, 1974. Ông Kissinger rất bất mãn và
đang làm áp lực cho ông Thiệu phải làm lẹ việc này. Lúc ấy
thì ông Kissinger rất mạnh vì ông Nixon thì hầu như bị tê liệt
vì vụ Watergate, sắp phải từ chức.
Đó là hè 1974. Đến mùa xuân 1975 thì có vụ ném bom Dinh Độc Lập.
Trong suốt thời gian lãnh đạo, ông Thiệu đã gặp nhiều
nguy hiểm, nhưng vụ ném bom sáng ngày 8 tháng 4 là lần đầu
tiên hành động sát hại trở nên rõ ràng và cụ thể. Lúc ấy tin
đồn thổi về đảo chính âm ỷ từ ngày này sang ngày khác. Sau
khi mất Đà Nẵng thì đêm đêm, chúng tôi cũng thấy có nhiều
binh sĩ canh gác tại các hành lang Dinh Độc Lập.
Dù sao, độ nguy hiểm của vụ ném bom tương đối cũng
không cao lắm, vì khuôn viên tòa nhà này rất rộng, thả vài
quả bom mà trúng đúng mục tiêu thì cũng khó: khi chiếc máy
bay nhào xuống thả bom đợt đầu, hai quả đã rơi xuống khu
sân vườn.
Tuy nhiên, chỉ trên vài tuần sau đó, âm mưu ám sát lần
cuối cùng đã có khả năng thành công rất cao. Xuýt nữa thì
ông Thiệu đã ra đi về thế giới bên kia chứ không phải sang
Đài Loan. Và nếu đã xảy ra như vậy thì hằng năm LỄ Tưởng
Niệm ông là ngày 25 tháng 4 chứ không phải 29 tháng 9.
Chuyện này thì cho tới ngày tạ thế, chính Tống thống Thiệu
cũng đã không biết rõ. Bản thân chúng tôi cũng chỉ mới biết
gần đây.
Đảo chính, đảo chính!
Theo như những chuyện Tổng thống Thiệu kể lại và nghiên
cứu thêm thì chúng tôi đếm ra cũng đã có tới ít nhất là sáu lần
ông bị đe dọa, hoặc vì một lý do nào đó làm ông cảnh giác về
đảo chính.
Trước hết, để kiểm điểm lại những nguy hiểm trong thời
gian ông lãnh đạo, chúng tôi xin nhắc lại vài trường hợp đã
ghi trong cuốn KĐMTC để cho có mạch lạc:
e«e Năm 1968
Nguy hiểm đâu tiên là vào dịp bầu cử Tổng thống Hoa Kỳ
năm 1968. Sau vụ ông tháu cáy với Tổng thống Johnson vào giây phút cuối cùng (tuyên bố ngay trước ngày tuyển cử là
không tham gia Hòa đàm Paris) để giúp ông Nixon thắng cử,
chính phủ Johnson đã phẫn nộ và Bộ trưởng Quốc Phòng Clark
Clifford đã tính lật đổ ông. Từ đảo chính tới sát hại thì cũng
không bao xa, như đã xảy ra cho vị tiền nhiệm của ông. Tác
giả Seymour Hersh trong cuốn “The Price oøƒ Power, ” sau khi
đúc kết các tài liệu về vụ này đã tiết lộ rằng sau cuộc bầu cử
1968, chính ông Kissinger đã báo động cho phía Nixon về
mưu đồ của Bộ trưởng Quốc Phòng Clifford và cảnh cáo: “Nếu
ông Thiệu chịu chung một số phận với ông Diệm thì tất cả các
dân tộc trên thế giới sẽ nghĩ rằng làm kê thù của Mỹ có thể là
nguy hiểm, chứ làm bạn với Mỹ chắc chắn là chết”(2)
TT Thiệu kể lại rằng trên đường từ Dinh Độc Lập tới Quốc
hội, ông hết sức lo ngại, có thể ông sẽ bị CIA ám sát nếu như
Johnson và Humphrey biết trước được là ông sắp sửa phản
phé và bác bỏ kế hoạch hòa bình của Hoa Kỳ, ngầm phá hoại
cơ hội thắng cử của Humphrey. “Và nếu họ muốn ám sát tôi
thì cũng dễ thôi. Rồi sau đó cứ đổ cho Việt cộng hoặc là do
'âm mưu đảo chính" là xong. ”
Khi kể về chuyện này, ông Thiệu cho rằng chính vì ông đã
cưỡng lại áp lực của Mỹ lúc ấy mà kéo dài thêm đời sống của
VNCH được gần 6 năm.
se. Năm 1972
Vào mùa thu 1972, sau khi ông Thiệu cứ nhất định không
chịu chấp nhận ký Hiệp Định Paris, TT Nixon đã áp đảo tinh
thần ông bằng cách nhắn khéo về đảo chánh. Trong bức thư
đề ngày 6 tháng 10, 1972, Nixon viết: “Tôi yêu cầu Ngài cố
áp dụng mọi biện pháp để tránh sinh ra sau này một tình huống có thể đưa tới những biến cố tương tự như biến cố mà chúng
tôi đã ghê tởmn năm 1963 và chính bản thân tôi cũng đã kịch
liệt phản đối năm 1968.”
Richard Nixon.
iệm mà chính ông Thiệu đã tham dự. Còn biến cố 1968 thì
đã đề cập trên đây. Lúc ấy thì chính Nixon và Kissinger đã
cực lực phản đối và cứu được ông Thiệu. Nhưng bây giờ lại
đến lần Nixon-Kissinger đi theo con đường này. Về đe dọa
của các ông Nixon - Kissinger thì chính hai chuyên viên trong
Hội Đồng An Ninh Quốc Gia là Roger Morris và Tony Lake
đã viết cho Kissinger một phúc trình (ngày 21 tháng 10, 1972)
trong đó có nói tới các phương cách lật đổ ông Thiệu. Sau này
Morris xác nhận: “Tôi bảo Tony rằng hai đứa mình phải cho
Henry hiểu rõ là ta sấn sàng thanh toán Thiệu.”(3) Tới tháng
11, năm 1972, Đại sứ Willam Porter, sau khi làm trưởng phái
đoàn Hoa Kỳ tại Hòa đàm Paris (hòa đàm công khai) đã cùng
nhập vào nhóm của ông Kissinger điều đình bí mật ở hậu
trường có nghe ông Kissinger giận dữ và đe giết ông Thiệu:
“Ta sẽ giết tay khốn kiếp này nếu cần phải làm như vậy” (We' II
kill the son-of-a bitch if we have to). Dịp khác, ông nghe thấy
Kissinger nói “¿hết cổ” Thiệu (“strangling Thiệu”) ngay trước
mặt nhân viên thân cận là Peter Rodman, Winston Lord,
Alexander Halg và Porter.(4) Và mới đây (tháng 6, 2009) lại
có cuốn băng giải mật về lời chính TT Nixon dùng là “cắt đầu
Thiệu” nếu cần (Cut his head off).
e Năm 1973
Mặc dù những lời đe dọa ghê gớm ấy, ông Thiệu vẫn chống
đối không chịu chấp nhận bản hiệp định. Nhưng khi ngày đăng
quang nhiệm kỳ hai đã gần kề, Tổng thống Nixon muốn cho
hình ảnh hòa bình chiếu sáng, ông đã không ngần ngại nói rõ
hơn về việc đảo chánh. Ông viết cho ông Thiệu: “Tôi nhất
quyết cho phê chuẩn bản Hiệp Định vào ngày 23 tháng 1, và
sẽ ký vào ngày 27 tháng 1, 1973 tại Paris. Tôi sẽ làm việc này
dù phải làm một mình...Kết quả không tránh khỏi sẽ là việc
cắt viện trợ quân sự và kinh tế ngay lập tức, mà dù có sự thay đổi về nhân sự trong chính phủ của Ngài cũng không thể cứu
vãn được...” (Thư ngày 14 tháng 5, 1973).
Trong ngôn ngữ chuyên môn về mối bang giao Hoa KỳVNCH, “hay đổi nhân sự” là câu nói nhẹ, đồng nghĩa với
việc đảo chính. Năm 1963, khi việc chuẩn bị lật đổ TT Ngô
Đình Diệm đang tiến hành ráo riết, TT Kennedy, trong một
buổi phỏng vấn với Walter Cronkite trên đài CBS, đã nhắc tới
nhu cầu “hay đổi nhân sự. ” Thông điệp ấy đã là tín hiệu “bật
đèn xanh' từ cấp cao nhất để cho tướng lãnh đảo chính.
se _ Ngày Quân lực 1974
Về nguy hiểm vào ngày này như đã đề cập trên đây, ông
Thiệu thêm rằng ông biết vào lúc ấy ông không phải là người
lãnh đạo thích hợp với kế hoạch “hòa bình trong danh dự” của
hai ông Kissinger và Nixon, nên đã luôn để cao cảnh giác về
khả năng loại trừ ông.
Sự việc này có thể cắt nghĩa được là tại sao sau Hiệp định
Paris ông cho thiết kế một trung tâm chỉ huy dưới lầu hầm Dinh
Độc Lập. Đây là nơi được trang bị đầy đủ với máy phát điện,
đường điện thoại riêng biệt, đài phát thanh, rađiô liên lạc với
tướng lãnh. Tổng thống Thiệu rất cẩn thận, luôn luôn sẵn sàng
để đề phòng những trường hợp biến loạn có thể xẩy ra.
se. Ngày 6 tháng 4, 1975
Một trong hai quả bom thật to chọc thủng bãi trực thăng
trên nóc Dinh Độc Lập, lọt xuống rồi nổ tung. Ông Thiệu vừa
ngồi xuống ăn sáng ở một bàn nhỏ ngoài hành lang trên lầu
bốn, lấy đôi đũa gắp sợi bánh đầu tiên trong bát phở nóng thì
cận vệ vội tới đưa ông vào ngay thang máy để xuống lầu
hâm. Bà Thiệu kể lại là ngay chỗ gần thang máy, một quả
bom “dài thòng” rơi sát bên nhưng không nổ. Đầu tháng 4 là
thời gian có nhiều chống đối từ mọi phía đòi ông Thiệu phải
từ chức. Chúng tôi nghe vậy cũng thật ái ngại, nhưng thấy ông vẫn bình tĩnh, chỉ hơi cáu kỉnh khi nghe báo cáo về một số
quý vị thuộc đẳng Dân Chủ tại Quốc Hội đã quay lại chống
ông.
Vụ ném bom này thì hình như phía Mỹ đã biết trước. Theo
như Đại tá Nguyễn Quốc Hưng, Phó Trưởng phòng đặc trách
về Khu trục (thuộc Phòng Tham Mưu Phó - Hành quân - tại
Bộ Tư lệnh Không quân) thì một sĩ quan cao cấp Mỹ đã mời
ông tới cơ quan DAO và hỏi rằng “có bao nhiêu phi công có
thể đáp xuống ở những phi đạo ngắn?” Ông trả lời là có 6
người kể cả ông. Sở đĩ hỏi như vậy vì nếu có phi công nào chủ
mưu oanh tạc tại Sàigòn thì cũng không thể bay xa như tới
Phan Rang hay Nha Trang để đáp (vì tầm bay của A-37 và F5 rất ngắn), phải đáp ở những sân bay gần Sàigòn. Những sân
bay gần như Lộc Ninh thì phi đạo lại ngắn, vì thế mới có câu
hỏi là 'có bao nhiêu phi công có thể đáp phi đạo ngắn'. Người
sĩ quan hỏi thêm: “Ông có thấy hành vi nào khả nghi về những
việc ngoài mệnh lệnh hay không?” Ông Hưng trả lời là
“Không.'
Về biến cố ngày hôm ấy, bà Thiệu kể là trái bom lại rơi
trúng ngay chỗ mỏng nhất của bãi trực thăng. Mùi khét tỏa ra
kháp nơi khi những tấm thẩm dây bốc cháy dữ đội. Lúc ấy bà bị
kẹt cứng trong phòng vì cháu bé người làm đang lo sắp xếp
quần áo đã sợ quýnh lên, tay run lẩy bẩy, không tìm và mở
được cái khóa vào cầu thang. Một lúc sau mới có sĩ quan đến
giúp bà xuống hầm trú ẩn. Khói bay lên nghi ngút làm bà như
ngạt thở.
se _ Ngày 2] tháng 4, 1975
“Tôi sẽ nói cho ông Thiệu rõ tôi đã đi đến một kết luận vô
tư là nếu ông ta không chịu từ chúc thì các tướng lãnh dưới
quyền ông sẽ bắt buộc ông làm điều này,” Đại sứ Martin báo
cáo (ngày 21 tháng 4) cho Ngoại trưởng Kissinger về việc
ông sẽ cố thuyết phục TT Thiệu từ chức. Ý ông đại sứ muốn nói là sẽ có đảo chính.
(P394)
先用中文寫出重點，在整篇翻譯成中文 Áp lực ông Thiệu rời khôi Việt Nam Nhưng ông Thiệu từ chức xong cũng chưa đủ, áp lực từ nhiều phía còn ép ông phải rời xa quê hương. Năm 1986, Đại sứ Martin thuật lại với chúng tôi điều mà chính ông đã báo cáo lại với Quốc Hội Hoa Kỳ mười năm trước đó (vào ngày 27 tháng 1, 1976) rằng ông Hương e ngại vì ông đã làm Phó Tổng thống cho ông Thiệu nên người ta cho rằng bây giờ ông chỉ điều hành một chính phủ theo như ý ông Thiệu. (5) Khi chúng tôi và Jerrold Schecter phỏng vấn ông Thomas Polgar (Giám đốc CIA ở Sàigòn) vào ngày 6 tháng 3, 1986, ông Polgar cũng cho hay là TT Hương đã gọi cho ông Thiệu khuyên ông sớm rời khỏi Việt Nam, vì “Nếu không, Cộng sản sẽ nói tôi đang điều khiển một chính phủ Thiệu không Thiệu. ” Ông Hương lo ngại như vậy là cũng có lý vì ông Thiệu đã từng bị ông Chu Ân Lai (Thủ tướng Trung Cộng) gọi là “cái đuôi” (a tail) bắt buộc phải cắt đi. Trong buổi họp với ông Kissinger tại Bắc Kinh ngày 9 tháng 7, 1971 ông Chu nói tới trường hợp Mỹ để “bù nhìn Diệm” lại sau Hiệp định Geneva năm 1954 nên đã làm hồng mọi việc, rồi hỏi: “Tại sao các ông cứ phải để lại một cái đuôi ... mà không muốn buông ra?” Ông Kissinger hỏi lại: “Ngài nói tới cái đuôi là như thế nào ?” (What do you mean by a tail?) Ông Chu trả lời: “Một cái đuôi là Thiệu” (One would be Thieu) (xem Chương 16). Vì ông Thiệu trở nên chướng ngại vật, theo như Frank Snepp “Ông Hương không nghĩ rằng tự mình sẽ có thể ép ông Thiệu ra đi, vì nếu làm như vậy sẽ bị những người hết lòng ủng hộ ông Thiệu trả thù, cho nên ông Hương đã yêu cầu ĐS Martin giúp tìm một giải pháp.”(6) Cũng chưa hết, sau cùng thì cả Tướng Minh, dù lúc ấy chưa lên tổng thống, cũng muốn ông Thiệu phải ra đi. Frank Snepp thêm: “Lại còn một sự cân nhắc quan trọng hơn cả, đó là vì ông Big Minh tin chắc rằng nếu Thiệu tiếp tục có mặt ở Sàigòn thì những vận động của ông ta sẽ bị cản trở. Bởi vậy ông Minh yêu cầu (tướng Charles) Timmes là người của CIA phải làm cách nào để ông Thiệu đi lưu đầy (He asked the CIA”s Timmes to see to 1t that Thiêu was sent into exile).”(7) Thoát chết lúc ra đi Đăng quang rồi, TT Hương vẫn để cho ông Thiệu lưu lại trong Dinh Độc Lập. Sau cùng, nhân dịp có tang lễ Tổng thống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ở Đài Loan, ông Hương viết sắc lệnh: “Nay đề cử cựu Tổng thống Nguyễn Văn Thiệu và cựu Thủ tướng Trần Thiện Khiêm đại diện Tổng thống VNCH đến Đài Bắc để phân ưu cùng chánh phủ và nhân dân Trung Hoa Dân Quốc nhân dịp Tổng thống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tạ thế...” Bản văn do Đại tá Cầm viết tay (in kèm).(§) Ngày 25 tháng 4, 1975, Đại sứ Martin báo cáo về Washington: “Ông Hương nói ông ta sẽ đề cử cả hai ông Thiệu và Khiêm làm Đại sứ Lưu động và gửi hai người sang Đài Loan mệnh danh là một phái đoàn đại diện ông để phúng điếu tang lễ ông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Tôi nghĩ rằng mọi chuyện đã được sắp xếp với phía Đài Loan. ” Thực ra thì ngoài việc ông Thiệu phải ra đi để cho việc đàm phán về một giải pháp chính trị được dễ dàng hơn, Tổng thống Hương còn lo ngại cho sự an toàn của ông. Ông Đại sứ thêm: “Tổng thống Hương nói với tôi là ông ta lo ngại cho sự an toàn của cựu Tổng thống Thiệu...Bởi vậy ông Hương yêu cầu chúng ta giúp cho ông Thiệu ra đi thật kín đáo và sớm nhất có thể. ” Ngoài những mưu toan nguy hiểm cho ông Thiệu từ các phe phái, Tổng thống Hương còn để ý tới một khía cạnh cá nhân nữa: đó là sự bất hòa giữa hai người tướng lãnh: Nguyễn Văn Thiệu và Dương Văn Minh. Sự bất hòa này thì đã có mầm mống từ lâu và mọi người đều biết. Như chúng tôi đã để cập tới trong Chương 11, chính ông Thiệu đã cố vấn Tổng thống Hương là chớ có đề cử Tướng Minh làm Thủ tướng vì sẽ rất nguy hiểm. Việc ông Minh không ưa gì ông Thiệu thì cũng đã công khai. Bởi vậy vào giờ chót, Tổng thống Hương muốn đưa ông Thiệu ra khỏi Việt Nam trước khi ông Minh lên nắm chính quyền. Ông Martin viết: “Tổng thống Hương nhất quyết là ông Thiệu phải ra khỏi nước trước đã rồi lúc đó ông ấy mới đi tới quyết định cuối cùng là trao quyên cho ông Big Minh. ” Đó là về sự cần thiết và thời điểm ra đi, nhưng còn cách ra đi thì làm sao cho được an toàn? Chi tiết chuyến đi của hai ông Thiệu và Khiêm từ Bộ Tổng Tham Mưu ra phi trường Tân Sơn Nhất thì nhân viên CIA là Frank Snepp đã kể lại và chúng tôi cũng có đề cập tới trong cuốn KĐMTC. Ông Snepp và một nhân viên khác là Joe Kingsley đã giấu vũ khí dưới chỗ ngồi trong xe vì lo sợ tái điễn vụ sát hại như trường hợp hai anh em Tổng thống Diệm.(9) Mới đây, câu chuyện từ lúc Tổng thống Thiệu rời bỏ Dinh Độc Lập tới Bộ TTM và ra phi trường được Thiếu tá Nguyễn Tấn Phận kể lại rất chỉ tiết. (10) Ông Phận là một trong đoàn tùy tùng § người (cuối cùng chỉ có 7 người) của Tổng thống Thiệu và 4 người của Thủ tướng Khiêm được phép Tổng thống Hương cho đi tháp tùng theo như yêu cầu của ông Thiệu. Diễn biến có thể tóm tắt như sau: “Vào khoảng 7 giờ 30 tối, Tổng thống Thiệu thay bộ đồ bốn túi trong phòng ngủ rồi qua phòng nhỏ bên cạnh nghiêng đầu qua cửa sổ nhìn xuống. Dưới sân, bên cạnh thểm tam cấp một chiếc xe Mercedes mầu xanh đậm đã đậu sẵn. Người lái xe là Đại Tá Nhan Văn Thiệt. Thấy mọi việc đã sẵn sàng, Tổng thống Thiệu vội vã rút trong hộc tủ cây Browning đã lắp đầy đạn, ông khóa chốt an toàn rồi cho vào túi áo. Ông xuống tầng trệt bằng thang máy. Khi cánh cửa mở ra thì Đại Tá Trần Thanh Điền (võ sĩ cận vệ) đã túc trực tại đó. Ông vừa bước xuống bậc tam cấp thì lại cũng vào lúc có hai binh sĩ (tên là Sanh và Khình) xuất hiện làm ông giật mình. Thực ra là họ chỉ đến để đổi gác. Ông và ông Điền lanh lẹ bước vào xe. Đại tá Điền ngôi bên phải của Tổng thống Thiệu ở băng sau. Như vậy là ông Điển đã ngồi vào chỗ chánh thức của Tổng thống - Trần Thanh Điền muốn làm Lê Lai cứu Chúa! Vừa ngồi vào xe, ông Thiệu hỏi “có mấy cây súng?” Đại tá Điển đáp: “có hai cây, một cây dài, một cây ngắn."” Theo như vậy thì vào lúc đó Tổng thống Thiệu đã nhận thấy ông bị nguy hiểm trên đường tới Bộ Tổng Tham Mưu (ta nhớ lại là Tổng thống Diệm đã bị sát hại trên đường tới Bộ TTM). Việc ông Điền ngồi vào chỗ chính thức của Tổng thống thì cũng trùng hợp với câu chuyện ông Thiệu kể cho chúng tôi là khi đi xe tới dự nghi lễ bên Quốc hội hay nơi khác, ông thường ngồi ngay bên cạnh tài xế lái xe chứ không ngồi chỗ dành cho tổng thống ở băng sau. Khi đoàn xe tới phi trường Tân Sơn Nhất, Thiếu tá Phận kể lại là đã “giật mình khi nhận ra cả khu vực phi trường tối om. Dường như hệ thống điện hoàn toàn bị cắt... Đoàn xe chạy vòng qua khu dành riêng cho hãng Air America của cơ quan tình báo Mỹ. Khi sắp tới đường băng, tất cả xe đều tắt đèn, di chuyển trong bóng đêm. Sau đó một chiếc máy bay lù là hiện ra dưới chân trời nhờ đèn trong buồng máy cháy sáng, một loại máy bay giống như DCG6. Khi tới gần chiếc máy bay, đoàn xe bất thân thắng gấp vì thấy có bóng người... Xe Tổng thống Thiệu bị bao vây bởi ba chiếc xe Chevrolet to lớn. Xa xa trong bóng đêm, xung quanh chúng tôi xuất hiện có nhiều người Mỹ vạm vỡ, vận thường phục, súng M16 dựng đứng bên hông, trong thế tác chiến. Rồi hình ảnh ông Đại sứ Gra- ham Martin hiện ra tại chân cầu thang máy bay như một vị thần hộ mạng.” Chuyện này làm cho chúng tôi mới hiểu được là tại sao khi nói về chuyến ra đi của Tổng thống Thiệu, Đại sứ Martin cứ nói úp úp mở mở là “Ông Thiệu đã ra đi trong điều kiện hết sức khó khăn/” và “chúng tôi đã để ý và cố gắng sắp xếp mọi chỉ tiết.” Thì ra, mọi chi tiết được sắp xếp gồm cả việc cắt điện để phi trường tối om và việc đoàn xe phải di chuyển trong bóng đêm. Khi máy bay đáp xuống thì đã có sẵn một toán lính Mỹ canh gác chung quanh với súng M16 để để phòng những biến động có thể xẩy ra vào phút chót, thí dụ như việc ngăn chận không cho máy bay cất cánh. Vì sao như vậy? Vì việc này đã xẩy ra trước đó mấy ngày. Vào lúc 10 giờ đêm ngày Chủ nhật 20 tháng 4 có sự cố ở Tân Sơn Nhất: một nhóm binh sĩ với võ trang nặng bao vây, định ngăn chận chiếc C-141 của Mỹ chở người di tản không được cất cánh (xem Chương 7). Thiếu tá Phận cũng kể lại là “Trung tá Nguyễn Phú Hiệp, phi công chiếc máy bay Air Viet Nam 727 đã có lệnh ứng trực, chuẩn bị sẵn sàng, chỉ dành riêng cho Tổng thống Thiệu sử dụng... và cũng vào thời gian này thì một vài đơn vị trưởng các đơn vị phòng thủ thủ đô, và các đơn vị đóng quân gần khu vực phi trường Tân Sơn Nhất lại được nghe dư luận rỉ tai là 'ông Thiệu sẽ dùng Air Viet Nam để ra khỏi nước. “ Nguyên tắc thì như vậy, nhưng trong thực tế đã rõ ràng là lệnh cho phi công Hiệp ứng trực chiếc máy bay Air Viet Nam 727 và tin đồn về 'ông Thiệu sẽ dùng Air Viet Nam ra khỏi nước' là những tin vịt được tung ra để đánh lạc hướng những kẻ nào có ý đồ đen tối, vì khi đó ông Martin đã nhận được nhiều thông tin tình báo về âm mưu sát hại ông Thiệu. Trái hẳn với tin đồn, trong vòng bí mật Đại sứ Martin đã tráo máy bay: ông gọi ngay chiếc C-I 18 của mình từ Thái Lan sang Tân Sơn Nhất để bốc ông Thiệu đi. Như vậy, nếu có kẻ nào âm mưu thì đã sa vào cạm bẫy. Mười năm sau sụp đổ, ông Martin tâm sự với chúng tôi là ông đã cố gắng giữ thể diện đôi chút cho nước Mỹ bằng cách sắp xếp làm sao cho lúc kết thúc ít nhất cũng khỏi quá ê chề. Như vậy là trong những sắp xếp có gồm cả việc ông đáp ứng yêu cầu của TT Hương để giúp ông Thiệu ra đi cho an toàn. Để bảo mật tối đa về việc này thì dù có dùng điện thoại đặc biệt của tòa đại sứ để báo cáo về Tòa Bạch Ốc, ông Martin cũng vẫn không tiết lộ chi tiết mà chỉ nói mập mờ. Tuy nhiên, lúc tới sát nút rồi thì ông phải nói cho rõ. Mời độc giả theo dõi vài đoạn trong thông điệp ngày 25 tháng 4 của đại sứ Graham Martin gửi về Washington. Độc giả lưu ý là ông đã không gửi mật điện này cho Ngoại trưởng Kissinger ở Bộ Ngoại glao mà lại gửi cho Cố vấn An ninh Tổng thống ở Tòa Bạch Ốc: Số 250420 —- Chỉ mình ông xem và qua đường giây Martin Sàigòn số 0736 - FLASH (Cấp tốc) Chuyển Ngay Ngày 25 tháng 4, 1975 Gửi tới: Tướng Brent Scowcrofƒ† (Cố vấn An ninh Tổng thống Ford) “Thông điệp này xác nhận câu chuyện tôi nói vòng vèo qua điện thoại vừa mới đây. Lúc muộn chiều hôm qua, Tổng thống Hương nói với tôi là ông ta lo ngại cho sự an toàn của cựu Tổng thống Thiệu. Nói chung, chắc ông cũng đã biết về một thông tin mà chúng tôi đã nhận được nhiều lân, đó là có một số phần tử của Không quân Việt Nam là những người có ý kiến hết sức chống đối Thiệu và Khiêm, đã nói rằng hai ông này sẽ không rời khỏi Việt Nam mà còn sống nguyên vẹn (gạch dưới là do tác giả). Chúng tôi biết rằng những phân tử này đang để ý chiếc máy bay thường dùng để chuyên chở các nhân vật cao cấp VIP của chính phủ đi ngoại quốc... “Tôi đã xếp đặt với Tướng Hunt ở NKP (Nakhom Phanom, Thái Lan) để ông ta gửi một chiếc C-118 tới Sàigòn sẵn sàng chiều nay. Chúng tôi cũng sẽ sắp xếp hết sức kín đáo để đưa hai ông Thiệu và Khiêm lên máy bay và cất cánh thật nhanh. Chúng tôi đã suy nghĩ về việc này và chúng tôi chắc chắn rằng sẽ có thể làm hết sức nhanh để nếu có sự can thiệp nào thì chiếc máy bay đó cũng đã (cao bay xa chạy) ra quá tâm có thể truy kích được rồi... “Bởi vậy, trừ phi có chỉ thị ngược lại và ngay túc khắc từ chính ông, tôi sẽ tiến hành theo như trình bày trên đây. Ông không cần phải có hành động nào vào lúc này, trừ khi có người đặt vấn đề (tại sao lại) dàng máy bay quân sự, một điều tôi nghĩ khó có thể xẩy ra... Trân trọng Martin Về việc này chúng tôi có hồi Đại tá Nguyễn Quốc Hưng (hiện ở Salem, Oregon) Phó Trưởng phòng đặc trách về toàn bộ Khu trục của Không lực VNCH (thuộc Phòng Tham Mưu Phó - Hành quân, Bộ Tư lệnh Không Quân) thì ông nói rằng theo như ông được biết thì chuyện này là có và vẫn còn nhân chứng. Đại tá Hưng cho hay là có một nhóm mấy người trong Không Quân đã có âm mưu này và họ theo sát chiếc máy bay Boeing 727 là chiếc lãnh đạo cao cấp thường dùng trong những chuyến đi xuất ngoại. Sau cùng thì họ giao cho một sĩ quan ở Cần Thơ thuộc Sư Đoàn 4 Không Quân lo việc này. Ở phì trường Cần Thơ có loại máy bay khu trục A-37. Kế hoạch là tại Tân Sơn Nhất có những người được chỉ định theo dõi thật sát các chuyến bay, đặc biệt là chiếc Air Vietnam Boeing 727. Khi nào thấy hai ông Thiệu và Khiêm lên máy bay thì sẽ báo cho Cần thơ ngay để phản lực cất cánh bay thẳng ra khơi, và sẽ bắn rơi chiếc máy bay chở ông Thiệu và ông Khiêm, ở khoảng 100 cây số cách bờ biển. Đây chỉ là chỉ tiết theo như Đại tá Hưng thuật lại, thực hư ra sao thì chúng tôi không biết. Đại tá Hưng nhấn mạnh là về vấn đề đảo chính nói chung thì chính hai Tướng Nguyễn Cao Kỳ và Nguyễn Ngọc Loan đều đã không đồng ý, lại khuyên và sau cùng thì còn cấm chỉ không được có hành động gì cả. Theo như vậy thì sự việc này nếu có cũng chỉ là âm mưu riêng rẽ của một vài cá nhân Ấm ức vào lúc dầu sôi lửa bỏng. *xx**% Sau cùng thì hai ông Thiệu, Khiêm lại không đi chuyến Boeing 727 mà đi chiếc C-1 18 của Đại sứ Martin. Đại tá Hưng kể là vài ngày hôm ấy cứ thấy Đại sứ Martin ra ra vào vào phi trường Tân Sơn Nhất. Tối muộn cùng ngày 25 tháng 4, 1975, ông Martin báo cáo về Tòa Bạch Ốc: Số 251510Z— Chỉ mình ông xem và qua đường giây Martin Sàigòn —- C738 — Cấp tốc Chuyển ngay Ngày 25 tháng 4, 1975 Gửi tới: Tướng Brent Scowcroff Người gửi: Đại sứ Graham Martin Tham chiếu: Sàigòn 0736 1. Vào lúc 9 giờ 20 phút chiều nay, một chiếc C-l18, có đuôi số 231 đã cất cánh từ Tân Sơn Nhất cùng với cựu Tổng thống Thiệu và cựu Thủ tướng Khiêm. Họ đã bay sang Đài Loan nơi mà anh ông Thiệu làm đại sứ VNCH. Công việc sắp xếp rất suông xẻ. Tôi đã tháp tùng họ lên máy bay và tôi cho rằng sự vắng mặt của họ ở đây sẽ giảm bớt được sự xôn xao có thể xẩy ra. 2. Chúng tôi sẽ không bình luận gì về việc này ở đây. Phi hành đoàn từ NKP (Nakhon Phanom, Thái Lan) bay chiếc C-118 của tôi tới Davis-Montohn và tới nơi nghĩa trang. Tôi nghĩ rằng hai ông cũng sẽ không tuyên bố gì cả trừ phi và cho tới khi chuyện này lộ ra ở Đài Loan. Trân trọng, Martin Khi chiếc máy bay có đuôi số 231 sửa soạn cất cánh, Đại sứ Martin đã có mặt tận cửa máy bay để tiễn ông Thiệu. Dù buôn thẩm và cam chịu số phận, ông Thiệu vẫn đi thủng thẳng, cố giữ phong độ. Ông quay lại cám ơn ông Martin đã dàn xếp chuyến đi. Với một giọng xúc động, ông Martin đáp lại: “Thưa Tổng thống, đó là điều tối thiểu tôi có thể làm. Xin tạm biệt và chúc ngài may mắn. ” *xx**% Có lần ông Thiệu hỏi tôi là người Mỹ nghĩ thế nào về ông, tôi nói về một hai khía cạnh: khen có, chê có, rồi thêm là “tôi nghe có người nói là Tổng thống nhu nhược.” Ông Thiệu hỏi tại sao? Tôi trả lời là họ nói “Tổng thống không cương quyết đủ để ra lệnh tử hình khi cần thiết để làm gương. Ông nhìn tôi giây lát rồi chậm rãi nói: “Suối đời, tôi đã tránh không có cái nợ máu. ” Xétra thì trong suối thời gian ông lãnh đạo, thực sự đã không có tội nhân nào phải ra pháp trường. Trên bàn thờ nhà Bà Thiệu ở Newton, Mass. vẫn còn treo một phương châm do chính ông viết rồi cho người thêu chữ thật to “Đức Lưu Quang” (Ánh sáng của đạo đức tồn tại mãi) để cho các con đọc hằng ngày. Nếu ta tin rằng mọi việc trên cõi đời này đều do Trời an bài xếp đặt, thì Trời cũng đã phù giúp cho ông Thiệu trải qua được nhiều nguy hiểm trong gần mười năm chèo lái con thuyền Miền Nam qua bao nhiêu sóng gió. (P404)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