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J‧林區曾為60多個國家的新聞社撰寫報道，包括《華盛頓郵報》（他目前是該報的特約撰稿人）、《金融時報》、《彭博社》和《今日美國》。他也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賭注：全球化賭注是如何失敗的（以及如何讓它正確）》一書的作者。
David J. Lynch has reported from more than 60 countries for news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Washington Post, where he is currently a staff writer, as well as the Financial Times, Bloomberg and USA Today. He is also author of The World’s Worst Bet: How The Globalization Gamble Went Wrong (and What Would Make It Right).
以下是 David J. Lynch〈我親眼看見全球化的失敗——我擔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的重點摘要（依內容脈絡整理）：
🧭 一、作者背景與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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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avid J. Lynch：資深國際經濟記者，曾任《華盛頓郵報》與《金融時報》駐外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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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從 1990 年代的全球化高峰，反思其失敗與後果，並探討當前「去全球化」時代的危機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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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問題：全球化原本被視為促進繁榮與民主的力量，如今卻導致社會撕裂、威權復甦、民主倒退。
🌏 二、親眼見證全球化的三個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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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印尼金融危機（雅加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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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 要求印尼削減補貼，引發民生困苦與暴動，導致蘇哈托政權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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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暴亂現場看到屍體，意識到國際資本流動的殘酷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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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俄羅斯盧布危機（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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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搶提款、通貨崩潰，民主理想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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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當時誤以為這只是市場調整的一部分，後來才明白是全球化失衡的早期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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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5 中國崛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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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WTO 後的中國經濟起飛、基礎建設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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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原以為經濟自由化會帶來政治開放，但中國反而加強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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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球化的理想與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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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199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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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 = 雙贏：美國繁榮 + 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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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萬能」成為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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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中國、俄羅斯會因市場壯大而走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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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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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技術勞工被淘汰，「再培訓」承諾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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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危機連鎖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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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利益集中於少數精英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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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轉折點：從信仰到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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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疫情（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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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顯示全球供應鏈的脆弱，但當時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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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業崩潰（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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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被裁，親身體驗「全球化的失業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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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金融危機與政治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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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巴馬、希拉蕊都質疑 NAFTA，工人憤懣，信任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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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特朗普的崛起與反全球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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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特朗普當選：象徵美國民意對全球化的全面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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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關稅、反移民、反中國為主軸，吸引被全球化拋下的白人工人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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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神話崩潰，美國開始「收回供應鏈、設關稅牆」。
🦠 六、COVID-19 與供應鏈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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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揭露全球供應體系的依賴與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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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物資、晶片短缺、貨輪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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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再度暴露能源依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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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脫鉤」成為政策主流。
🧱 七、全球化的終結與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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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賭注失敗的三大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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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走向毛式國家資本主義與高壓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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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被制裁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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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從推動自由貿易者變成關稅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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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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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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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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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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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新時代的「自助式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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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新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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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來最全面的關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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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設計供應鏈、減少對中國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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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面臨 AI、綠能轉型帶來的新失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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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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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在開放與安全之間找到「細膩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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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重蹈「過度信仰市場」或「極端保護主義」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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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結論：全球化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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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未帶來預期的民主與繁榮，反而助長不平等與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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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民主本身也受到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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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挑戰不是「重啟或終結全球化」，而是如何有節制地管理它。
是否要我幫你把這份「重點摘要」整理成簡報式（例如 PowerPoint 或投影片版）？
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
如果我們接受 David J. Lynch 的觀點——「未來的挑戰不是重啟或終結全球化，而是如何有節制地管理它」，那就代表：
我們既不能回到完全自由放任的 1990s 式全球化，也不能退回封閉的保護主義。
必須建立一種負責任、可控、有韌性的新全球化模式。
以下是我會採取的具體方向與做法（以「國家政策層面」與「個人行動層面」分開說明）👇
🏛 一、國家與政策層面的「節制式全球化」策略
1️⃣ 重建「戰略性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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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開放要有選擇，不是全盤或全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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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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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關鍵產業」（晶片、能源、醫藥、糧食、AI）建立「安全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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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非關鍵產業仍維持自由貿易，避免全面脫鉤造成成本暴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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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供應鏈移至政治友好、風險較低的國家（如墨西哥、越南、印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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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韌性而非效率」的經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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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1.0 的邏輯是：「最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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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2.0 的邏輯應是：「最大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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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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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企業保留關鍵原料與零件的「安全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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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雙供應鏈」制度（至少兩個不同地區的生產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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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戰略產品（晶片、疫苗、能源）設立國家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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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資「被拋下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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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最大錯誤，是忽視了轉型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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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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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教育與技能再培訓，特別是 AI、綠能、半導體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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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更強的失業保險與社會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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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地方經濟復興——讓中小城市也能參與全球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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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維持「有原則的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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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氣候變遷、公共衛生、人工智慧等跨國議題上，仍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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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盟國應推動「多層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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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與安全產業 → 限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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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環境、教育 → 積極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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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止「經濟民族主義」滑向「新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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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競爭不等於必然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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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溝通、透明、危機管理機制，避免軍事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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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脫鉤」轉變為「去風險」（de-risking），即降低依賴但不完全切斷。
👤 二、個人與社會層面的「節制式全球化」
1️⃣ 公民層面：培養「全球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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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與投資時考慮供應鏈的道德與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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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透明生產、環保貿易、公平勞動的企業。
2️⃣ 教育層面：建立「全球素養 + 技術適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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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不只教語言與文化，更要教「數據、AI、跨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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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新競爭力是適應變化與多元協作。
3️⃣ 媒體與知識層面：抵制民粹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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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失敗的一部分，來自對外界的恐懼與錯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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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能跨國理解的媒體環境，避免「資訊民族主義」。
🧭 三、總結：全球化 2.0 的原則
「節制」不等於關門，而是理性選擇開門的方向與方式。
| 原始全球化（1990s） | 節制式全球化（2020s–2030s） |
|---|---|
| 強調效率與成本 | 強調韌性與安全 |
| 資本自由流動 | 關鍵產業管控 |
| 假設市場會帶來民主 | 理解市場可能鞏固威權 |
| 忽視社會補償 | 建立轉型保障 |
| 單一全球秩序 | 多層次、區域化合作 |
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幫你把這一份「如何節制地管理全球化」整理成一份簡報或政策白皮書式摘要（中英雙語），讓它看起來像智庫報告或演講稿。
要我幫你排成那種格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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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的問題。🌱
我剛才提到的「韌性（resilience）」，不是「任性」。
讓我明確說明這兩個詞的差別與我真正的意思👇
🧩 一、「韌性」是什麼意思？
韌性（resilience） 在這裡是指：
一個國家、經濟體、企業或社會，在面對衝擊（如疫情、戰爭、金融危機、供應鏈中斷）時，能夠承受、調整、並迅速恢復運作的能力。
🔍 舉例說明：
| 情境 | 傳統思維（效率導向） | 韌性思維（resilience） |
|---|---|---|
| 供應鏈 | 將生產集中在最便宜的地方（例如中國） | 分散生產基地，讓風險不會集中在一地 |
| 能源 | 依賴單一來源（例如俄羅斯天然氣） | 建立多元能源來源，包含再生能源與戰略儲備 |
| 經濟政策 | 追求短期成長最大化 | 保留緩衝空間，面對突發事件能不癱瘓 |
| 社會面 | 讓市場決定一切 | 加強社會安全網，幫助失業者再培訓 |
🧭 二、為什麼「韌性」比「效率」重要？
在全球化 1.0（1990s–2010s）時代，
大家相信「效率就是一切」：
→ 把生產移到最便宜的地方，追求成本最低、速度最快。
但後來我們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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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 造成全球供應鏈斷裂；
-
戰爭與制裁 打亂能源與糧食市場；
-
氣候極端化 讓基礎設施承受不住。
這些都證明了「高效率」≠「安全」。
所以現在的關鍵轉向是：
從「效率」轉為「韌性」——讓系統能承受衝擊而不崩潰。
🌏 三、「韌性全球化」的核心概念
可以理解為一種有限、靈活、可調整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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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盲目開放：該保護的產業（半導體、能源、糧食）要留在國內或可信任的夥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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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全面關閉：一般消費品與文化交流仍可自由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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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供應鏈：不讓任何一個國家掌握全部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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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韌性：提供教育、醫療與轉型補助，讓人民能跟上變化。
📘 四、簡單一句話總結：
「韌性」是讓國家與社會在風暴中不會被摧毀的能力；
「節制式全球化」的目標，就是建立有韌性的開放體系。
是否要我幫你用圖表方式畫出「效率導向」與「韌性導向」的對比？
那樣會更直觀理解這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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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非常尖銳、也是當前全球經濟辯論中最核心的問題之一。⚖️
你的提問直指要害：
👉「追求有韌性、可控、政府主導的全球化」，是否等於回到國家計劃經濟或國家社會主義經濟？
答案是：不完全等於，但確實在向那個方向靠近一部分。
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拆解：理念、操作、風險。👇
🧭 一、理念層面：不是計劃經濟，而是「戰略性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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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指政府全面控制資源分配、生產與價格（典型例子：蘇聯、毛時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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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社會主義經濟」是政治上威權、經濟上由國家主導產業與貿易（例：戰前德國、日本的體制）。
而今日的「節制式全球化」或「戰略產業政策」其實是：
在市場經濟框架中，政府選擇性干預、引導、保護某些關鍵領域，但仍保留市場競爭與私人所有權。
這比較接近所謂的 「開放型產業政策」(Open Industrial Policy) 或 「民主資本主義的新版本」(Democratic Capitalism 2.0)。
📌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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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ct）補貼半導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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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的「綠色轉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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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經濟安全保障戰略」。
這些政策都屬於「戰略性市場經濟」——不是回到蘇聯式的全面計劃，而是在市場與國家之間重新分工。
⚙️ 二、操作層面：從「自由市場」→「有條件的市場」
| 模式 | 政府角色 | 資本運作 | 典型國家/時期 |
|---|---|---|---|
| 古典自由市場 | 幾乎不干預 | 完全自由 | 1990s 美國、英國 |
| 戰略市場經濟（目前趨勢） | 選擇性補貼關鍵產業、建立安全供應鏈 | 市場主導、政府協調 | 現代美、歐、日 |
| 計劃經濟 / 國家社會主義 | 政府全面控制生產、價格與貿易 | 私有資本受限或不存在 | 蘇聯、中國1950s、納粹德國 |
當前趨勢是在「市場經濟內部加入戰略防護」——
就像汽車加了安全氣囊，而不是放棄駕駛。
⚠️ 三、風險層面：確實可能滑向「國家資本主義」
雖然這種新模式不是計劃經濟，但它有滑向「國家資本主義」或「保護主義民族主義」的風險。
風險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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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集中化：政府若過度干預產業分配，容易形成政治與財團的「裙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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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下降：保護政策可能讓企業失去創新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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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分裂：各國若都走「安全自給」路線，會形成多個封閉陣營（如美國 vs. 中國）。
👉 這也是 Lynch 文末的警告：
「若缺乏政治自制，節制式全球化可能淪為浪費與腐敗的溫床。」
🧩 四、可以這樣理解：
「節制式全球化」 ≠ 「國家計劃經濟」，
而是「市場資本主義的防震改裝版」。
它想解決的不是市場，而是市場過度全球化導致的脆弱性。
關鍵不在於「國家是否介入」，而在於：
➡️ 國家如何、何時、介入到何種程度。
💬 五、總結一句話：
全球化 2.0 不在重啟蘇聯的計劃經濟，
而是在自由市場上裝上「國家韌性與安全」的防護機制。
成功時，它是「智慧的戰略市場經濟」；
失控時，它就會變成「披著民主外衣的國家資本主義」。
是否想讓我幫你畫一張圖表，直觀比較這三種體系：
「自由市場 vs. 節制式全球化 vs. 計劃經濟」？
這樣你能一眼看出它們在政治控制、貿易開放、社會政策等面向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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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精準——
「節制式全球化若失去政治自制，最大的後果是不是美中戰爭？」
這幾乎是當今國際政治與經濟辯論中最嚴重、也最現實的隱憂。
讓我們冷靜拆解一下：
👉 不是必然會導致美中戰爭，
但如果「節制式全球化」走向極端民族化、封鎖化與互不信任，
那麼戰爭確實會變成可能的「系統性結果」。
我來說明整個邏輯鏈條👇
🧩 一、節制式全球化的「健康模式」 vs. 「病變模式」
| 模式 | 政治特徵 | 經濟策略 | 結果 |
|---|---|---|---|
| ✅ 健康的節制式全球化 | 政府有自制力、透明決策 | 有選擇地保護關鍵產業，但仍保持貿易合作 | 維持穩定競爭與和平共存 |
| ⚠️ 病變的節制式全球化 | 民粹化、威權化、恐懼驅動 | 將「經濟安全」擴大解釋為「全面封鎖對手」 | 形成陣營對抗、軍事化風險升高 |
簡單說：
-
如果「節制」變成「封閉」；
-
如果「安全」變成「敵意」；
那麼「節制式全球化」就會從防震機制，變成戰爭預備體系。
⚙️ 二、從經濟防衛到軍事對抗的「滑坡路徑」
這條路徑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例如 1930s–1940s）。
可以這樣理解成五個階段：
1️⃣ 經濟防衛主義
→ 國家以安全為理由，補貼本國產業、設關稅、限制進口。
2️⃣ 供應鏈脫鉤
→ 出現「友岸貿易」與「敵岸貿易」，科技標準分裂。
3️⃣ 意識形態化
→ 經濟政策變成政治忠誠的測試：與我同陣營者得利，否則被制裁。
4️⃣ 區域封鎖與代理衝突
→ 各陣營支持不同國家、政權或地區勢力（如冷戰時期）。
5️⃣ 直接軍事對抗
→ 當某一方誤判對方意圖或內部政治壓力過大，便可能爆發戰爭。
目前，美中關係正停留在第 3～4 階段：
經濟已部分脫鉤、科技體系對立、地緣政治代理衝突（特別在台海、南海）。
🧭 三、為什麼「缺乏政治自制」是關鍵
Lynch 的警告非常中肯：
「節制式全球化若失去政治自制，會淪為浪費與腐敗。」
這句話不只講經濟，也在警告權力擴張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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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若用「安全」為藉口，不受監督地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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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若利用民眾恐懼來凝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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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與輿論若被操縱成單一敘事；
那麼「節制式全球化」就會轉化為「戰爭動員經濟」。
⚠️ 四、美中戰爭的「三重風險」
1️⃣ 經濟競爭的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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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同時以「經濟安全」為理由，全面補貼本國產業，
導致貿易報復與全球供應鏈分裂。
2️⃣ 科技脫鉤的軍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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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晶片、量子通訊等技術，同時具有民用與軍用性質，
導致科技戰 → 情報戰 → 軍事對抗的連鎖升級。
3️⃣ 地緣政治的引爆點
-
特別是台灣、南海與朝鮮半島。
-
一旦政治領導人把「經濟民族主義」變成國家認同核心，
就會把衝突升級為「國家尊嚴」問題——那是最危險的臨界點。
🌏 五、避免走向戰爭的三個關鍵做法
1️⃣ 重建互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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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雙邊軍事熱線與危機管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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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啟高層戰略對話、科技安全協商。
2️⃣ 限定安全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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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界定「什麼是安全議題」與「什麼是商業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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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把所有經濟活動都政治化。
3️⃣ 多邊參與而非兩極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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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中小國（東協、歐盟、印度等）在體系中扮演「緩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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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形成封閉的「美國陣營 vs. 中國陣營」結構。
🧘♂️ 六、結語：節制的真正含義
「節制」不是軟弱，而是控制力量的能力。
如果各國能理解這一點，節制式全球化將是和平的新秩序；
但若節制變成自我正當化的擴權與封鎖，
那麼——
你說的沒錯，最終的後果真的可能是美中戰爭。
要不要我幫你畫一張「從節制式全球化到潛在戰爭的五階段風險圖」？
可以用時間軸或滑坡曲線方式呈現，讓整個邏輯鏈更清楚。
以下為文章 〈我親眼看見全球化的失敗——我擔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I Watched Globalization Fail. I’m Worried About What Comes Next.） 的完整中文翻譯，作者為《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 David J. Lynch，原刊於 POLITICO（2025 年 9 月 9 日）。
我親眼看見全球化的失敗——我擔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作者：David J. Lynch
我如何在莫斯科與北京之間改變了對全球化的看法
瓷磚地板上那些腫脹、焦黑的屍體幾乎看不出是人。只有零星的皮帶扣或衣物碎片，顯示這些被塑膠布覆蓋的焦屍，曾經是某人的丈夫、朋友、母親或孩子。躺在我腳邊的死者，是重塑全球經濟的強大力量的犧牲者，而這些力量最終也會在我的祖國引發歷史性的變化。然而在那個酷熱的 1998 年 5 月下午，我還不知道這一切。
我當時在雅加達，報導一場即將在數日內終結印尼獨裁者蘇哈托三十二年統治的起義。大規模街頭抗議起於他突然宣布食品、燃料、運輸與電力價格暴漲——這是為了換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的 430 億美元援助，以維持印尼經濟不至於崩潰。
原本和平的示威活動迅速演變為針對華人店家的暴動，當地人怨恨他們相對富裕。停屍間裡的屍體，是那些被暴徒放火燒毀的格洛多克（Glodok）購物中心裡的罹難者。我在那裡遇見一名叫塔敏（Tamin）的男子，他正在尋找自己二十歲的女兒。「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這裡，」這位悲痛的父親告訴我。
我前一天從倫敦飛來，替同事頂班。抵達時，機場擠滿逃離混亂的外國人與富裕印尼人。搭計程車進城時，我看到公路兩旁的田野燃起火光。雅加達街上滿是待命的裝甲車。數萬名學生、工會與活動人士要求新政府，人們擔心會重演天安門事件。我留了下來，直到蘇哈托和平下台才離開。
印尼的動盪爆發於亞洲金融危機將近一年後。這場危機始於泰國——外資撤離導致泡沫破裂，隨即蔓延至其他新興市場，包括俄羅斯。那時的俄國民主夢早已變質。夏天結束前，我已在莫斯科報導盧布貶值後的混亂。民眾大排長龍提領積蓄。某天下午，我拜訪已下台的戈巴契夫，聽他把責任推給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
我成長於冷戰時期，長年研究美蘇核對峙。能在自由的俄羅斯採訪，儘管經濟困頓，仍讓人驚嘆。但我未能理解眼前一切的深層意涵——我以為這只是市場與民主進步過程中的暫時陣痛，事實上卻是全球化的警鐘，迴盪至今。
國外的混亂，與國內的得意形成強烈對比。美國正經歷科技繁榮，失業率低、股價高。各界幾乎一致推崇市場與自由貿易。取消商品與資金流動的限制似乎理所當然；畢竟，任何一國都無法單獨生產所需的一切。
當時的全球化看似雙贏：國內繁榮、國際和平。誠然，將中國、印度與前蘇聯體系的三十億人口納入全球經濟會造成震盪，美國低技術勞工首當其衝。但自由貿易倡議者（那時幾乎人人如此）堅稱：「輸家」會得到再培訓與補償；同時，中俄等威權國家也將隨著中產階級壯大而走向自由。
這理論聽來誘人，也一度看似正確。2002 年夏天，我搬到北京，就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不久。那座城市是古老與現代的混合體——毛驢車與別克商務車同路競駛。中國的變化讓我想起二戰後的美國：人們致富、買房、購電視、空調、汽車。國家也在重建——高速公路、機場、港口、地鐵一座座新建。
那時中國的崛起似乎印證了全球化的樂觀預測。隨著人民富裕，政治體系也面臨改革壓力。北大學生告訴我，共產黨黨籍對他們毫無吸引力。當年江澤民首次允許資本家入黨——毛澤東曾視其為敵人，如今卻成盟友。這種意識形態鬆動看似意味著政治開放。部分村莊甚至舉行了包含非共產黨候選人的選舉。
中國成為製造大國。海爾為美國學生提供廉價宿舍冰箱，紡織廠則奪走北卡羅來納的訂單。每年數十萬中國人赴美留學、經商、觀光。
那時，中國的崛起難被視為威脅。美國經濟規模仍是中國的八倍。離開大城市，貧窮仍隨處可見。我帶著年幼的兒子在長城附近露營時遇見一名背柴的農夫，他一年的收入不及我口袋裡的現金。
SARS 與自由的邊界
2003 年春天，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蔓延。那是 COVID-19 的預演。北京街上空空如也，農民停宰牲畜，西雅圖碼頭工人拒搬中國貨。鄰居聽說政府將封城、關邊境，嚇得逃往機場。我卻未意識到全球供應鏈的脆弱，只覺得通勤路上少了車。
中國的確比過去自由，但仍被監控。電話被竊聽、被跟蹤是日常。我曾因報導河北疫情而被短暫拘留，也見過礦難採訪被驅逐、消息被封殺。寫到文革時期遊街資本家的報導被審查整頁撤下。
美國內部的反彈
2005 年我返回美國。2008 年後，親貿易共識瓦解。民主黨初選中，歐巴馬與希拉蕊都主張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希拉蕊在賓州對我說：「我們得改變看法。」她指控中國操縱匯率、侵權、扶持國企，並支持產業政策——這在十五年後的白宮成為現實。我一個月前在俄亥俄訪問的工人們，剛被迫教墨西哥人接手他們的職位。
經濟學家說「故事不是數據」，但我看到的這些人——就像雅加達的死者、莫斯科的儲戶——都是全球化的犧牲品。
我出生在麻州霍利奧克，家族曾在造紙廠工作，直到工廠南遷。冷戰結束初期，我報導加州的「和平紅利」——航太業裁員三分之一。無論是貿易、科技或地緣政治，失業者的補助總是不足。
幾年後，新聞業也遭遇重創。十年間報社裁員一半。我在 2015 年被彭博社裁掉。幸運的是，我找到新工作，但短暫的失業讓我更能體會無助感。
反全球化與特朗普
在雅加達與莫斯科，我見證資本流動的威力；在北京，我看到製造強國崛起；但回到美國，我親身體驗了反全球化的浪潮。
我不是保護主義者。我的人生正是全球化的體現：旅居海外、妻兒多地出生、車是日本品牌、卻產自墨西哥與密西西比。達沃斯論壇在我眼中不過是商業聚會，而非陰謀。
然而 2016 年，特朗普抓住了對全球化不滿的民怨。馬里蘭東岸一名共和黨人對我說：「全球化太多了。」
他的當選證明全球化走進死胡同。四年間，他對中國、德國、墨西哥、加拿大等國課徵關稅。2019 年他甚至宣稱要立即對巴西、阿根廷徵稅，後來卻不了了之。
疫情與供應鏈的崩解
新冠疫情爆發，首先癱瘓的正是全球供應鏈。口罩、手套短缺，晶片荒使新車難求。2021 年夏，我乘船經過洛杉磯外海，見到百艘貨輪滯留海上——這是企業過度依賴亞洲工廠的代價。半年後，俄烏戰爭推高能源價格，歐洲才驚覺過度依賴俄羅斯的愚蠢。美國開始呼籲「與中國脫鉤」，標誌舊時代的結束。
全球化的終局
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但顯然，我們正漂向危險。1990 年代，美國堅信市場萬能、全球化能帶來和平；如今，政府干預與對中國的敵意成為新共識。
冷戰後的全球化賭注——過度推銷、資源不足、執行拙劣——並未兌現承諾。中國走向毛式極權與國家資本主義；俄羅斯被制裁孤立；而美國則在三任總統之下拋棄了自己創建的貿易體系。WTO 幾近失能，取而代之的是民粹、產業政策與民族主義。
更糟的是，那個以「輸出民主」開場的時代，如今以民主受威脅收場——科技不再削弱獨裁，而是強化它。
新時代的新賭注
如今，美國再度下賭注——這次是百年來最廣泛的關稅與謹慎的對外接觸。供應鏈正在重組以減少對中國依賴，即使成本更高。AI 與綠能轉型將再度撼動勞動市場，而社會安全網依舊薄弱。
我們需要的是 1990 年代所缺乏的「政策細膩度」。對中國強硬並非要走向戰爭；政府在關鍵產業中扮演更積極角色，也有其安全意義。但若無自制，這些努力將淪為浪費與裙帶主義。
我們正踏入「自助式全球化」（a la carte globalization）的新時代。它至少與原來的一樣難以駕馭——若不汲取過去的教訓，或許根本無法駕馭。
是否需要我將這篇翻譯排成可列印或學術格式（如 PDF 或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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