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慈禧太后和“特权制度”
政变中惊醒
满汉关系的变化
军事和警政改革
教育改革
政治改革和1907年政治风暴
恩铭被刺及其反响
结语
慈禧太后和“特权制度”
戊戌政变后,改革者们普遍将他们的失败归咎于满人。
梁启 超将愤怒直指协办大学士刚毅,因为他曾经宣称,宁愿将帝国赠 与“友邦”,而不赠与“家奴”————————
这话很典型地代表了满人狹隘 的族群偏见。
这一阶段,正是梁启超写文章呼吁破除满汉族群隔 离的时候。
慈禧太后不顾非难,废止了光绪皇帝的很多改革措施。 她的保守策略促使她很快选择了支持义和团运动,以反对西方人 士和改革派的西化改革措施。
当然,她拒绝延续光绪皇帝的改革, 这也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些批评认为,满人统治者是当时 阻碍中国通过改革获得新生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障碍。
革 命者对满人的指责越来越激烈,反满运动也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 后日渐高涨,并在
1903年春天的拒俄运动浪潮中达到一个高峰。
由于反清的呼声日高,慈禧太后不仅被迫开始全面实施“新政”, 还要面对改革者和革命者所提出的“满汉问题”。
义和团运动失败 之后不久,慈禧太后在满汉关系的处理上进行了一些相当温和的 调整。
但在1907年末,当安徽巡抚恩铭被刺杀后,慈禧太后被迫 颁布了两项改革八旗制度的法令,其内容更甚于光绪皇帝九年前颁布的相关法令。与此同时,慈禧太后新政的其他措施也影响着 旗人,正如这些措施同样影响着广大的汉民。
政变中惊醒
光绪皇帝对于八旗制度的改革尝试,最终成了慈禧太后政变的 牺牲品。
慈禧太后在1898年9月22日重掌朝纲,清理了一批拥护 改革的领头人,包括那些公开议论满汉关系的人。
张元济被朝廷 “革职永不叙用”,并被遣返上海: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
但是维新 期间上书请谋旗人生计的袁昶,却没有受到牵连,相反,他被召到 北京,派到总理衙门任职。
但袁昶在两年之后也因直谏成为保守政 治的牺牲品。
因为抨击朝廷对义和团的支持,他在1900年7月被斩 首。除了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在1898年所铲除的政治牺牲品几乎都 是汉人。这一情形使得谣言四起,称慈禧太后的朝廷是“内满外 汉”,对此,慈禧太后在10月8日的上谕中坚决予以了否认。[1]
另外,为了表示对旗人的尊重,慈禧太后搁置了光绪皇帝关 于解决旗人生计问题的法令。这一法令取消了关于禁止旗人在八 旗之外谋生的禁令,并任命奕劻等人去落实旗人的重新安置,作 为长期的解决之道。
1898年11月,当奕劻和他属下提交了一份关 于重新安置京师旗人的奏折时,慈禧太后赞赏他们考虑周全,但 声称还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才能实行。此后,再没有任何针对旗 的相关政策或措施。
1898年的法令遭遇了1865年法令同样的命 运。虽没有被废除,但是也从未被落实。此外,
慈禧太后鼓励驻京 八旗进一步加强军事现代化。
1898年12月,她同意了军机大臣荣禄 “饬募万人,驻防京畿”的奏请,这就是主要由旗人组成的“武卫中 军”。
1899年6月,慈禧太后推荐载漪(端亲王,1856-1922)组织 了“虎神营”,也有万人之众,其士兵全部是京师旗人。[3]
不久后,慈禧太后利用了那些希望以武力驱逐洋人的义和团 团众,在这种仇外的情绪中,支持慈禧太后的大部分都是满人。 其中一名是虎神营的统帅载漪,他的妻子是慈禧太后的侄女。
1900年1月,载漪的长子溥儁(1886-1929) 被立为同治皇帝的皇位继承人(同治皇帝在1875年驾崩,没有留下子嗣), 绪皇帝之嗣。另外一名支持者是大学士刚毅。当义和团团众于6 月聚集北京时,他在朝廷和义和团团众间极力调停。但是,并不 是所有的满人大员都支持义和团团众。
铁帽子王之一善琦(肃亲 王,1866-1922)就公开反对义和团团众,而总理衙门大臣奕劻 讨义和团团众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5]
1900年6月20日,在经过 一系列的廷议之后,慈禧太后正式向列强宣战。
很多满人,尤其是北京和东北的满人,都参与到这一斗争中。
在北京,很多京旗士兵都加入了义和团攻击内城天主教堂和围攻 使馆区的行动。载漪的虎神营士兵还击毙了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 (Baron von Ketteler)。[6]
驻京八旗,包括后来抵御列强军队进攻北 京的神机营(19世纪60年代组建)、虎神营和武卫中军,都参与 了抵抗“洋人”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这三支拥有半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7]
在满人军队进行的这些英勇但无谓的抵 抗中,老舍的父亲也失去了生命。另外一个受害者是具有改革思 想的皇族人士寿富,他在1897年就撰文分析列强瓜分中国的危 险。当侵略者向首都进发时,他选择了自杀殉国。[8]
与此同时,在 东北,俄国人趁机入侵,旗兵同样进行了英勇抵抗。随着俄国军 队分五路向南进攻,驻防的旗兵部队也一支一支被击溃。
人类学 家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曾在十五年后考察了黑龙江流域 的瑷珲(现在的黑河)驻防处:
满洲人口…………………损失惨重,实际上现存的只是成千上万的 难民,他们流离失所,纷纷南下。几个月后他们再次返回故 居时,却只见一片灰烬瓦砾。哥萨克人(Cossacks)所到之 处,焚烧村庄,掳掠牛马,使满人几乎损失了所有财物。[9]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一千名旗兵的护卫下仓皇逃往西安避 难,
八国联军在1900年8月14日进入了北京,他们在此据守了 13个月。这一时期,奕劻和前直隶总督李鸿章(1823-1901) 负起了与以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为首的洋人进行和谈的艰巨 任务。和谈双方于11月中旬会面,负责为朝廷进行翻译的是满洲 旗人荫昌(1859—1928),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接受过德语 训练,时任天津武备学堂总办。[10]
列强在谈判中要求高额的赔偿, 并要清廷“惩办祸首”。朝中一些支持义和团的大臣都被波及,载 漪被发配新疆,永远监禁。刚刚去世的刚毅被追夺了全部官职。
载漪的儿子溥儁被废除大阿哥之位,逐出宫廷。[11]
所有支持义和 团的地方官员也都未能幸免。
在绥远,有二百多名旗兵参与了围 攻天主教堂的斗争,事后,绥远城将军和为首的驻防军官均被革 职,归绥道(汉人)被朝廷下令“斩立决”。[12]
与此同时,之前反 对义和团和朝廷主战政策的人均被免罪。例如,袁昶在死后官复 原职。[13]然而,慈禧太后自己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光绪皇帝也 没能够重新掌握政权。虽然他不再被威胁自动退位。
得胜的列强还要求清廷派一名外交特使前往德国,为德国驻 华公使克林德之死致歉,这名特使还必须是朝廷的一等亲王。最后被选定的特使是皇帝18岁的弟弟载沣,他于1891年继承了父亲 醇亲王奕谓的爵位。载沣在荫昌的陪伴下前往德国,并于
1901年 9月4日代表清廷向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正式道歉。
之后载沣游历了德国并参加了几次阅兵典礼,其中包括在但泽 (Danzig)由威廉二世和他的弟弟亨利亲王(Prince Heinrich)亲 自主持的阅兵典礼,在欧洲三个月的游历大大丰富了载沣的阅历。 1908年,载沣被封为摄政王。[14]荫昌继续待在德国,先后两次担 任驻德公使(1901-1906, 1908-1910),后来还担任了兵部 尚书。
在载沣会见德国皇帝的三天后,《辛丑条约》就签订了。十三 天之后,即
1901年9月17日,列强从京城撤走了大部分军队,只 留下一小队人马保护使馆区。
然而,俄国一直占据着满洲。清廷 与俄国之间的单独谈判一直持续到次年4月,当时俄国同意分三 个阶段在18个月内撤兵。[15]到
1903年春,俄国拒绝履行先前做 出的承诺,这激起了中国国内和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民族情绪, 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俄国直到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才 从满洲撤兵。此外,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1902年1月7日返回 京城。
满汉关系的变化
慈禧太后在到达京城之前,对改革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 早在1901年1月29日,她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具有转折意义 的上谕,承认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上谕声称:
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取 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 造机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 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总之,法 令不更,固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 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 条议。[16]
此后不久,清廷就成立了政务处来筛选改革建议,并向朝廷 进行推荐。六名京师大员被任命为督办政务大臣,其中有三名满 人(奕劻、荣禄、昆冈(1907)),三名汉人(李鸿章、王文 韶(1830-1908)、鹿传麟(1836—1910))。除了奕劻,其余都是 军机处和内阁的要员。此外,两江总督刘坤(1830-1902)和 湖广总督张之洞被任命为政务处参预。[17]
很快,官员们对于改革的建议纷至沓来。在接下来的六年时 间里,为了对这些建议进行回应,慈禧太后进行了大范围的变革。 由于一些新政措施又回到了1898年夭折的戊戌变法的老路上,慈 禧太后被迫(明显不大情愿地)重新考虑对百日维新采取的严厉 措施。在
1901年1月29日的上渝中,慈禧太后坚称“康逆之谈新 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到
1904年6月,在七十大寿之际,她被说 服特赦所有参与变法的人,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却不在特 赦之列,据说是因为他们罪大恶极而不能被特赦。
另外,那些被 罢官的人(如张元济)都官复原职,被关押的人也被释放。[18]然 而,这并不是对1898年改革者的最终政治平反,因为对这批人直 到清王朝覆灭还一直存在着争议。
尽管在义和团运动后的五年时间里,很多官员提出了各种各 样的改革建议,但只有两人的建议涉及了敏感的满汉关系问题:
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山东巡抚周馥(1837-1921)。在义和团运动期 间,张之洞努力阻止外国势力把其军事行动延伸到他的管辖范围 内,但他的行动受到了清廷及其满人支持者的巨大阻挠。他把情 况告知了英国驻汉口的总领事法磊斯(Everard Fraser, 1859- 1922)。1900年12月中旬,法磊斯总结了张之洞的观点:
他和我所见到的所有汉人官员一样,憎恨满人,因为他 们把持中国,搜刮民脂民膏,他们不顾自己的才智是否胜任, 总能升官发财。
中国要想改革只有一法:
废除满人一切特权, 不论是旗人的俸禄还是仕途特权。
据法磊斯记载,随后,张之洞以旗兵军饷的结余来资助其他改革 措施的实施。[19]七个月后,张之洞把这些想法合并整理成一份奏 折(这就是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第二折)并和其同僚 刘坤一共同呈递给朝廷。尽管这是一份联合奏折,但主要都是张之 洞的意见。[20]
在奏折中,张之洞和刘坤一提出了十二项重要的改革措施, 其中第九条是“筹八旗生计”。
他们提到,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 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旗人生计日益艰难。“溯查乾隆以至光绪年 间满汉大臣言官屡有上疏筹及旗人生计者,大率皆以出外屯垦为 言,特是荒地惟关东口北为多,内地罕有,且宦家兵籍亦未必皆 习于农,故屯垦一说迄未能大加推行”。与1865年沈桂芬和 1898年张元济提出的建议相类似,张之洞和刘坤一提出,只要 旗人愿意,他们可以离开京城或其他驻防城市,成为普通的 “民”。“自谋生理之人,其钱粮即行开除,不必另补…………………省出饷 银饷米即以专充八旗广设学堂之费,士农工商兵五门随所愿 习…………………所学未成不能营生之时饷项照旧给发。五年以后省饷日 巨,学堂日增。十年以后充兵者可以御侮则不患弱,改业者各有 所长则亦不患贫矣”。
两年后,张之洞因教育事宜进京面圣。
1903年12月14日, 他利用临行拜见慈禧太后的机会,再次劝说她“化去满汉畛域”。 这次他提议八旗中的管理职位不应严格限制于满人,而应该向汉 人开放;他还建议旗人和汉人在司法处置上应该一视同仁。[21]几 个月后的
1904年8月,当时另外一名讨论满汉关系的官员————巡 抚周馥上奏朝廷,建议允许“没有固定居所的满人”读书或耕种, 只要他们愿意,甚至可以从事商贸活动。他还提出,旗人虽然依 旧受八旗规章约束,但还是应该接受地方行政当局的司法 管理。[22]
慈禧太后对张之洞和周馥建议的反应是复杂而矛盾的。
1903 年接见张之洞之后,慈禧太后——一方面坚持说只有无知之人才会认 为清廷偏好满人,反对汉人。[23]
另一方面,她采取了一些改革措 施来缩小满汉之间的差异。这些措施包括允许满汉通婚,在八旗系统内任命了几名汉人官员,以及逐步改变满汉共治的制度。
1902年2月1日,慈禧太后颁布了一道允许满汉通婚的谕令。 虽然声称“沦浃寰区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但她承认“惟旧 例不通婚姻”。
根据这道谕令,禁止通婚的原因是:“人关之初, 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 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着准其彼此 结婚,毋庸拘泥。”[24]但是,慈禧太后的谕令并没有产生即时效 果。
1907年上半年,内阁学士那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鸿章的 孙子,即刚刚丧偶的李国杰(1881-1939),《北京女报》(一份具 有改革思想的满人日报)称其为满汉高官间的首次联姻。
这一时 期的报纸只提到过两桩显赫的满汉家族间的联姻:
一是端方的弟 弟与一名道光时总督的曾孙女之间的婚姻,
二是铁良和袁世凯的 儿女联姻。这样的例子很少发生,所以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
正 如改革派1905年2月在上海的《东方杂志》评论的那样,虽然朝 廷颁布了谕令,但在各旗兵驻防地,满汉通婚的情况并没有大量 发生,“种界严筑壁垒,抑何毅力之坚强耶”。[25]
1903年12月29日,慈禧太后在接见张之洞之后两周,采取 了另一项平满汉畛域的措施。可能是因为张之洞的建议,慈禧太 后废除了满人对八旗系统的职位垄断。她任命东北的一名汉人军 官程德全(1860-1930)为黑龙江齐齐哈尔驻防的副都统。(当齐 齐哈尔驻防的职位于1905年被废除时,程德全被提升为黑龙江将 军。)
另一名在地方驻防任职的汉人是李国杰,1907年他与那桐的 女儿结婚时,担任广州汉军驻防军的副都统。[26]
汉人官员也首次 在驻京八旗中任职。
1906年1月,冯国璋(1859-1919)担任陆 军贵胄学校总办,同时他还署理蒙古正黄旗副都统。
十个月后, 京师的行政机构调整重组,一些去职的汉人高官被调往蒙古八旗 和汉军八旗中担任了品级相等的职位。[27]
慈禧太后也不再将东北作为满人的保留地。禁止汉人进入满 洲的命令在19世纪晚期已经开始逐渐放宽,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 几年里,尤其是考虑到俄国入侵的危险,这一禁令已经基本废除。
而且,由于大量汉人移民从人口密集的华北地区涌入东北这片开阔之地,“旗民不交产”的禁令在1905年被废除,虽然这一禁令 在关内地区一直被普遍漠视。[28]
实际上,朝廷自身为了尽力弥补 国库的亏空,也开始卖掉东北一些土地的所有权。
1906年,清廷 在奉天辽西走廊的锦州地区设立了专门机构,负责测量附近的皇 室土地以备出售;
到1909年,清廷已经卖掉了超过20万英亩的土 地。[29]最终,大量土地易主使得这一地区的地方衙门不得不彻底 重组。之前,东北被划分为三个地区,每个地区由担任八旗驻防 将军的满人来管理。
1907年4月,朝廷把这三个地区改编为三省, 裁撤三省的八旗驻防将军,建立一个新的行政管理体制,由东北 总督统管,各省设巡抚,为一省之长。第一位东北总督徐世昌 (1855-1939)是汉人,三位新的巡抚也都是汉人。代表满人利益 的《北京女报》评论道,这些以前由满人垄断的地方要职,现在 都任命了汉人,这证明了朝廷“对满汉并无偏见”。
最后,慈禧太后在中央六部行政机构的基础上,批准新设四 部,这样她就不再局限于满汉共治,但也并没有废除这一祖制。
新设的第一部是外务部,在外国列强的坚持下于1901年7月设立。
外国人长期以来对总理衙门的非正式性质表示不满,因为总理衙 门仅仅是军机处下的非常设机构,他们要求总理衙门应该升级为 一个独立的部门。新的外务部在组织形式上与六部在两个方面有 差异。外务部重新设置了总理大臣的职位并将其正规化,这一职 权模糊的特别职位在18世纪被广泛用来监察各部的工作;总理大 臣及会办大臣的职位高于各部尚书。此外,外务部只有一名尚书, 一名左侍郎,一名右侍郎。当然这与满汉共治的模式背道而驰, 因为之前各部都有两名尚书和两名侍郎,并在满人和汉人之间平 均分配。另外三个部——商部、巡警部、学部————————在义和团运动 后设立,除了没有总理大臣,其组织形式与外务部完全一样。[31]
然而,慈禧太后对满汉共治的改变非常有限。政治组织结构 上的变化仅限于新成立的四部。1905年秋,商部尚书载振建议,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应在其他中央机构中都废除满汉共治,“不分 [32]载振的建议回到了1898年张元济的思路上,但在当时 是不可能实行的。而且,虽然在这些新的机构中不存在官缺的满汉之分,但满汉尚书的比例分配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例如,最 初被任命为外务部2名大臣和3名尚书侍郎职位的是2名满人(奕 助和联芳)和3名汉人(王文韶、翟鸿机(1850-1918)、徐寿朋 (–1901))。其他三个新成立的部中,尚书和侍郎几乎是在满人 (4名)和汉人(5名)之间平均分配。[33]因此,虽然满汉共治的 形式已经被废除,但其精神仍然存在。
如果说新设立四个部的初始人事安排体现了汉人相对于满人 的微弱优势,那么它同时也体现了
亲王干政倾向的明显增强。
因 为在6名被任命的满人中,2名是亲王,即奕劻和载振。清前期, 皇室亲王参与政务实属稀松平常。但是从18世纪二三十年代设立 军机处之后,亲王参与政事的情况就不复存在了。
1799年,嘉庆 皇帝任命他哥哥成亲王永瑆(1752-1823)为军机大臣,但随后 又取消了这一任命,他宣称让亲王到军机处任职“与国家定制未 符”。[34]
这样,从18世纪30年代到1861年,除了永理,只有一 位亲王奕诉在1853年到军机处任职,但他的任期(1853-1855) 与永理一样,也相当短暂。亲王不仅被排除在军机处之外,也不 能参与六部事务。因此,根据钱实甫关于1830年到1860年职官 情况的记载,在这三十年里没有一位亲王担任过六部的尚书或侍 郎。[35]需要注意的是,禁令并未禁止皇室亲王在背后参与朝廷 政务。这一禁令同样也不适用于那些不是亲王的皇族成员,实际 上,正如前文所述,他们都被安排到京师官僚体系的“相应”职 位中。
嘉庆皇帝所定下的百年成例,在同治中兴之初以一种特别的 方式首先被打破。
1861年,奕訢作为年幼皇帝的叔父,被重新任 命到军机处。回头来看,我们就能明白这只是一种长期趋势的开 始,这种趋势在载沣摄政期间为了重新强化帝制达到顶点。除了 中间短暂的间断,奕訢一直在军机处任职,直到1884年被慈禧太 后罢职。
接替他的是另一位亲王,即礼亲王世铎(1843-1914), 他是一位铁帽子亲王,一直在军机处供职到1901年。
而且,在两 次情况下,有两位亲王也加入到军机处与世铎共事:
第一次是中 日甲午战争期间及战后的三年时间内,奕訢加入了军机处;
第二次是载漪在1900年夏天义和团运动正盛之时入主军机处一个月。 至此,禁止亲王进入军机处的禁令已经明显被违背了。[36]然而,
皇室亲王仍然被排除在六部之外。他们被任命掌管总理衙门(奕 诉,后由奕劻接替)和海军衙门(奕谭),但是这两个部门与六部 不同,是非常制机构。[37]
在义和团运动后的最初几年里,对清中期以来亲王不干政这 一祖制的违背,在更广的范围内蔓延开来。
当世铎于1901年8月 被解除军机处职务时,祖制似乎得到了再次强调,因为留在军机 处的满人荣禄仅仅是一名普通满人而非亲王,虽然他不久后就把 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载沣。[38]
然而,这一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
荣 禄1903年4月去世后,奕劻随即继任,此后七年里他一直待在军 机处。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违背祖制的行为从军机处扩散到其他 各部。导致这种扩大的催化剂是外国势力,列强在《辛丑条约》 中坚持不仅要把总理衙门正规化且升级为一个部,而且要让一位 皇室亲王统领这个新部门。
他们声称总理衙门一直都是由亲王领 衔,所以也要由亲王继续接任。无论如何,1901年任命奕劻为外 务部大臣开启了一个新局面,标志着皇室亲王第一次掌管一个法 定的中央机构。两年后,当奕劻的儿子载振被任命为商部尚书时, 禁令又一次被破坏。[39]
其他一些平满汉畛域的措施还包括满汉同等担任各省御史, 同等荫袭,以及京师官员住所等几个方面的细小变化,这是慈禧 太后在义和团运动后采取的一些改善满汉关系的措施。[40]相对于 革命党人各种声势浩大的反满宣传,人们可以明显感到这些改革 措施的数量之少、范围之窄和效果之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慈禧 太后并没有实施张之洞和周馥的主要建议,没有消除旗人和平民 之间在官职上和法律上的阻隔,没有废除旗人的职业禁令,没有 逐步削减旗兵军饷,更没有废除八旗制度本身。
由于慈禧太后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旗人的生计困境更加 重。
一方面、占旗人大多数人口的京师旗人和东北旗人,在中日 战争、中俄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遭受了严重创伤,很多旗人家 族和社区都被摧毁和破坏。
另一方面,清廷的国库由于战争花费和战后赔款而不断亏空,不仅没有能力帮助旗人恢复经济,而且 不得不再次停止向旗人士兵发放军饷。
正如柯娇燕总结的那样, “满人的生活每况愈下,由贫困而至潦倒”。
因此,越来越多的满 人不得不违背禁止出旗谋生的禁令。
在北京,很多穷苦的旗人, 包括那些饷银本就不多,还由于通货膨胀而大大贬值的旗籍士兵, 不得不通过拉黄包车来维持日常开销。其他的很多旗人则成为小 贩、工匠、零工和拾荒者。[41]
由于没有朝廷的统一指示,地方旗人官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 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
一种办法是把旗人重新安置于荒地上。在 湖北,荆州八旗驻防决定派遣没有俸禄的旗人去耕种驻防地南部 监利县和公安县的荒地。在山东,巡抚周馥打算把关山附近的荒 地分配给青州和德州的旗人,让他们开垦耕种。
然而,这些重新 安置的计划并没有取得多大效果。周馥的继任者说,把旗人迁移 到关山附近荒地的计划根本没有实行。[42]
另一种解决办法是将旗 地出租给汉民耕种,通过收取租金来解决满人的各种开销。在江 苏,江宁将军把靠近芜湖附近的万顷湖牧场变成“农垦地”出租 给佃农,收取的租金用来接济南京和镇江的旗人寡妇和孤儿。
在 山东,作为把旗人迁移到关山的替代变法,巡抚杨士骧(1860- 1909)提议把青州北部利津县和乐安县(今广饶县)六百顷(一 万英亩)旗地出租给佃农。
我们不清楚这些计划是否比重新安置 的办法要成功——一些。在万顷湖,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1907 年年初的洪灾和1907年年底的抗租暴动,直到1908年佃农仍然没 有向满人交纳租金。[43]还有一种办法是推进职业培训。
在四川, 成都将军设立了一个养蚕机构,鼓励旗人在满城内的闲置土地上 种桑养蚕。在镇江,副都统成立了职业培训机构,向当地人传授 染布织布和抽丝技能;他的上司江宁将军也成立了一个同样的机 构来教导旗人妇女织布。[44]
总体来说,到
1907年年初,慈禧太后的一些新政措施并没有 产生多大影响,既没有消除满汉之间的种种差别,也没有减轻旗 人的经济困境。
然而,新政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军事和教育改革, 确实对旗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军事和警政改革
义和团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入侵,使得驻京八旗长 期以来的衰败趋势走到了尽头。
驻京八旗的基本使命是拱卫京城, 负责皇帝的安全。
旧的驻防编制————亲军营、前锋营、护军 营———————作为宫廷禁卫军严重失职,步兵营作为内城的治安部队也 同样没有发挥作用。
而且,驻京八旗创立的三支半现代化军 营——神机营、虎神营、武卫中军—————则在抵抗列强进攻的战争 中被完全摧毁。
在这场巨大的军事灾难后,
清廷试图从事复兴驻 京八旗这一艰巨的任务。
最初的措施就是组织一支新的禁卫军, 发展一支受过现代训练、装备现代武器的新式八旗军队,建立一 支新式警察力量。地方八旗驻防也被鼓励进行类似的改革。
这些 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满人的传统骑射技艺。
清廷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组建一支禁卫军。
当1902年 年初回到京城时,朝廷在武装力量方面没有选择余地,只能依靠 汉军,因为八旗部队已经被击溃。清廷把希望寄托在武卫左军统 领姜桂题(1834-1922)身上,他组织了一千名士兵组成宿卫营 护卫宫廷。
宿卫营后来变成了新军第六镇的一部分,在
1905年清 廷下令编练新军时,宿卫营的职责由新军第六镇各部轮流担 任。[45]
然而,依靠第六镇军队不过是权宜之计。其时,清廷很难 组建一支新的现代八旗军队来及时承担起拱卫京师的职责。
1902 年12月6日,清廷颁布了一道上谕,选派驻京八旗中的三千名士 兵前往袁世凯处受训。自从一年前升为直隶总督后,袁世凯已经 着手在该省建立两个镇的“常备军”。到1902年10月,他已经组 建了第一镇“常备军”,即北洋常备军左翼。此后不久,清廷就要 求他承担训练驻京八旗士兵的任务。上谕指派六名满人大臣与姜 桂题协商,选出旗兵派往袁世凯处。[46]
为了帮助自己完成训练任务,袁世凯请求朝廷让六名满人大 臣中最年轻的铁良协助他工作。[47]铁良当时大约39岁,是来自湖 北荆州驻防的满洲旗人,捐了一个生员。19世纪80年代后期,铁良迁入京城,任海军衙门章京,后来成为直隶总督荣禄的幕僚。
1901 年,铁良与其他四十名中国人一起,被湖北政府派往日本,在日本 陆军士官学校接受了一年左右的步兵方面的学习。当1902年袁世凯 请他协助练兵时,他刚刚回到国内。[48]
这样,两人之间开始了一段 长期而复杂的关系。
1903年6月4日,朝廷设立京旗练兵处,两人 的组合也步入正轨,袁世凯统领京旗练兵处,铁良会办练兵事宜。
这一机构后来成为练兵处的样板,六个月后练兵处创立,以调整和 规范全国所有的军事改革,并取代兵部成为军事决策部门。练兵处 - 由袁世凯和铁良共同署理,但以袁世凯为练兵大臣总理练兵事 务。[49]铁良于1903年秋返回日本参观军事演习,凤山和冯国璋陪同 他一起前往,两人在旗兵事务中也将扮演重要角色。[50]
袁世凯的北洋常备军是这支新式旗兵的原型,他和铁良因此 将部队定名为“京旗常备军”。其目标是编成一镇日本模式的军 队,当时包括11184名士兵和军官,下设两个步兵协,炮兵、骑 兵各一标,工程兵、辎重兵各——营。袁世凯和铁良立即着手组建 一个步兵协(或者半个协)。清廷的练兵决定下达后不久,1903年 2月21日,为伦敦《泰晤士报》的莫理循(G. E. Morrison, 1862-1920)提供新闻素材的埃德蒙·白克浩斯写道,铁良带着 “1400名体格强壮,品德优秀的年轻人”前往直隶首府保定,并 在此进行了两年的训练。“总共约有10000旗人(相当于一个镇的 人数)将接受训练。我相信,到训练结束时,皇帝将有一支强大 的卫队来拱卫京师”。[51]
旗兵的训练按部就班地进行,在三年内基本完成。1904年7月, 袁世凯和铁良报告说他们组建了一个步兵协。随后的11月,半个协 的兵力参加了北洋军在保定东南河间举行的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军事 演习。1905年7月,各省“新军”重新组成了一个三十六镇的全国 军队编制,由于京旗常备军关系到朝廷安危,被编为陆军第一镇。 同时,袁世凯的北洋军扩大到了五镇之众,组成了新军的第二镇到 第六镇。尽管有了一个新名字,但陆军第一镇仅仅是一个“混成 协”,因为其仍然缺少第二步兵协。1905年10月,第一镇作为一个 混成协再次参加了在河间举行的北洋军秋季操练。[52]
一年后,当第二步兵协训练完成后,第一镇接近了规定的兵 力。据英国军事专员乔治·佩雷拉(George Pereira, 1865-1923) 记载,第一镇仅仅缺少一个工程兵营和一个辎重营。西方对这支 军队的实力看法不一。正如冯兆基所概括的,在佩雷拉看来,步 兵营“在演习中非常优秀,受过良好训练”。美国专员亨利·伦纳 德(Henry Leonard)不这样乐观,他认为:“军官和士兵在身体 素质上都比汉军差。清廷治下满人只体现了经年养尊处优的印 记。”然而,伦纳德承认第一镇装备了最新式的武器。步兵装备了 1903式的日本步枪,其他各队也装备了新式日本武器。1906年在 河南北部的彰德地区进行的会操演习中,两支精锐之师——袁世 凯的军队和张之洞的军队———相互进行对抗,在袁世凯的军队中, 第一镇比其他镇提供了更多的兵力。[53]
除了高级指挥官,第一镇完全由旗人组成。据佩雷拉记载, 百分之九十的普通士兵都来自京师八旗,其余的则来自直隶各驻 防八旗———————如山海关、保定和密云,这些驻防军都安排了——部分 士兵与袁世凯的部队一起训练。[54]第一镇的统制为旗人风山,他 出身于汉军八旗,曾在1903年陪同铁良到日本参观军事演习。凤 山在军务方面唯一的资历是在京师巡警厅担任过一个普通职位。 可能是为了弥补凤山相对缺乏的军事历练,第一镇其他所有高级 将官都是汉人军事专家。第一协和第二协的协统分别是曹锟 (1862-1938)和何宗莲(1861-1931),正参谋官是王廷桢 (1876-1940)。所有这三名高级将领都是天津武备学堂培养出来 的;此外,王廷桢还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他们也是袁世 凯的幕僚。[55]
随着第一镇在1907年具备了充足兵力,清廷最终得以将第一 镇从北洋六镇中独立出来,并把拱卫京师的职责重新交给旗兵。 正如早些时候兵部指出的那样,虽然第一镇并不是正式的禁卫军, 但在组建一支新的独立禁卫军之前,第一镇将担负拱卫京师的职 责。因此,1907年10月,第一镇从保定的训练地转移到北京,承 担起护卫皇帝安全的主要责任。[56]
通过组建第一镇来复兴京师八旗,这无疑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与此同时,清廷还采取了四项措施来促进军事教育。
首先,1903年初,在袁世凯的要求下,清廷选派了一定数量 “聪明能干”的士兵进入袁世凯新创办的保定武备学堂学习。[57]
其次,在京师地区设立一所武备小学堂,以满足大量旗人的 需求。这所学校是1904年全国范围内设立的军事学堂的一部分, 但与其他小学不一样(当时其他各省分别设立一所武备小学堂, 都由各省当局直接管理),京师武备小学堂直接由练兵处控制。小 学堂学制三年,招收普通小学的毕业生入校学习。顺天府属京师 辖区,按规定,当地汉人也可以被招入学校,但武备小学堂的学 生绝大部分是旗人。1908年,学校人数达到404人,其中四分之 三都是旗人。毕业后,他们被分配到北洋新军六镇服役。[58]
再次,为“天潢贵胄”建立陆军贵胄学堂。[59]
与京师武备小 学堂一样,陆军贵胄学堂直接受练兵处管理。由于奕劻是练兵处 总理大臣,他也就在名义上成为学校督学,但实际负责的是学堂 总办冯国璋。冯国璋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拥有生员功名,那时 刚成为袁世凯身边一名高级军官,主要负责军事训练和教育。他 与铁良的关系很好,1903年曾经陪同铁良前往日本。
1906年6月 15日,陆军贵胄学堂开始运作。[60]陆军贵胄学堂大致相当于武备 中学堂,学制五年,共招收了120名学生,年龄都在18岁至25岁 之间。所有学生来自王公贵族、四品及以上的皇族和二品及以上 的文武官员的子弟,都是精英群体。
虽然学堂向满人和汉人都开 放,但与京师武备小学堂一样,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满人。根据英 国外交部的文献,冯兆基写道,1908年的120名学生中,70名属 于皇族,23名属于满人官员家庭,只有27名来自汉人官员家庭。 在五年的学制被缩短到三年后,1909年年中,第一届学生毕业。 当时的《政治官报》列举了其中的96名学生,他们都获得高级或 中级职衔,其中大多数都是满人的名字。[61]
最后,改善京师旗人教育,其计划是派遣学生出国留学。
1904 年年初,练兵处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即连续四年每年向日本派 出100名军事留学生。计划包括每年派出京师旗人6名,直隶和江 苏每年派出的人数也是6名。这些学生要先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这是日本的——所预科军事学校,以便在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之前 接受一些预备训练。[62]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于1904年秋前往日本,随 后几批陆续前往。结果,每年从振武学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稳 步增长,从1904年的49名增加到1907年的330名,大部分学生随 即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其中至少包括了一部分京师旗人。这样, 在1905年练兵处核准能够前往日本学习的108名候选人中,共有京 旗练兵处推荐的16人(而不是当初计划的6人)人选。[63]
在创建陆军第一镇作为(可能仅仅是暂时的)一支新禁卫军 的同时,朝廷也开始在京师筹建一支新的警察力量。以前,北京 内城的司法和治安都是由步军统领衙门负责,与京旗其他军队一 样,步兵营在义和团运动以及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的混乱中土崩 瓦解。
1901年6月29日,当时京城仍然被外国势力所占据,避难 西安的朝廷任命胡燏菜(-1906)“掌管京畿军务”,胡炳荣是前 顺天府尹,也是袁世凯的军事顾问。
1902年年初,外国军队从京城 撤走,胡燏菜提议在京城设立工巡局,得到了清廷的批准。胡燏菜 设立的工巡局是在外国军队占领北京时设置的各种警察力量基础上 合并和改编而成。
正如名称所示,工巡局不仅要负责巡逻街道,还 要负责修缮管理市政道路。工巡局的管辖范围是内城。后来,
1905 年8月又设立了外城工巡局。此后不久,内外城工巡局并入了巡警 部。警察制度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据莫理循1911年记载,“警 察部队很值得一提——————这是一个由薪金丰厚、装备精良、受过良好 训练的人员组成的部门”。[64]
北京内城工巡局是一个满人机构、人数超过三千,其中全部 或几乎全部的人,都是从京旗中挑选出来的25岁以上的士兵(那 些更年轻的男丁则为军队征兵而保留着)。[65]
该局不仅普通士兵都 是满人,就连最高指挥官也是满人,虽然该局最初的倡导者胡燏棻)是一个汉人。第一位工巡局大臣是善耆,他是一位铁帽子 亲王,1900年曾反对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的决定。[66]1904年1月 善耆辞职之后,另一名满人大员那桐接替了他的位置。由于那桐 把心思都放在了外务部会办大臣的职位上,工巡局实际上由皇族 宗亲毓朗(1864-1922)负责。毓朗于1903年4月被任命为工巡局总监,此前他曾前往日本学习了三个月警务和路政。[67]1905年
工巡局并入巡警部,毓朗成为巡警部左侍郎。
工巡局的官员基本都来自警务学堂,与工巡局一样,警务学 堂肇始于义和团运动后八国联军占领京城之时。当时,日本人占 领了内城北部地区,他们在川岛浪速(1865-1949)的指导下,组 建了一支极有效率的警察部队。川岛浪速曾是一名日本陆军军官, 于1886年来到中国。为了训练因陷入经济困境而大量进入安民公 所的旗人,川岛浪速在
1901年年初成立了一所警务学堂。
当时奕 劻(与李鸿章一起)代表清廷负责处理外国事务,对此留下了深 刻印象。1901年8月14日,当外国军队准备撤军时,奕劻与川岛 浪速签订了一份三年,随后延长到五年的协议,让他继续管理这 所学堂。这所全部由日本人担任职员的学堂开设两门警务课程, 还开设了一个消防班。警务学堂的大部分学员都是从京旗中选拔 出来的。68作为警务学堂的总监,川岛浪速与工巡局,以及后来 的巡警部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他与工巡局第一任大臣善耆成 为终生至交。他还陪同毓朗这位工巡局总监前往日本学习。当巡 警部于1905年成立时,川岛浪速被任命为首席顾问。[69]
作为与清廷合同的一部分内容,川岛浪速于1901年年底陪同 一批旗人学生前往日本,并安排他们在东京弘文学院接受警务培 训。
这批学生包括二十六名满人和一名汉人,由33岁的皇室成员 长福带队。
义和团运动后的最初几年里,在派往日本的中国留学 生中,这批学生是规模最大的团队之一。[70]1903年5月,东京的 中国留学生掀起拒俄运动,当时这批学生还留在日本。事实上, 这批满人学生中有三个人,其中包括长福,也加入了军国民教育 会,这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组织,反满宣传者陈天华也是其中 一名成员。
长福还向直隶和奉天的年轻八旗子弟发布了一封公开 信,鼓励他们来日本“为国求学”。
在当时的东京,长福与另一位 皇室宗亲良弼(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是在政治上极为活跃 的两名满人。
他们也成了陈天华小说《狮子吼》中的人物原 型。[71]在发表反俄宣言后不久,长福回到京城,继续供职于外务 部。后来,他成为资政院的成员。虽然长福自己没有从事警务工作,但至少他在弘文学院的满人同学延鸿最终供职于巡警部。[72]
1906年,川岛浪速对警务学堂紧密的个人控制结束了,当时 他的合约期满,巡警部对学堂进行了改组,并更名为京师高等巡 警学堂。川岛浪速重新签订了一份三年合同,保留总监头衔,但 其职责严格限制在教务方面,包括与留在学堂的日本教员进行联 络。学堂的全面控制权转移到了一名中国总办的手中。[73]
总之,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的初期,有超过14000名驻京八 旗接受了各种军事教育。他们或在陆军第一镇和北京内城工巡局 接受训练,或在京师武备小学堂、陆军贵胄学堂和警务学堂中接 受教育,或被派往日本学习军事和警务。然而,新军和警察并没 有取代驻京八旗之下的传统军事单位。例如,步兵统领衙门仍然 存在,即使其主要职责由警察来承担。[74]同时,在各省驻防八旗 中也进行了类似的军事和警政改革。
按照清廷1901年的上谕,许多驻防八旗仿效袁世凯在直隶的 北洋常备军,把驻防旗军改编成新的军事部队。例如,湖北荆州 驻防八旗组建了振威新军,据英国军事专员乔治·佩雷拉在1907 年的记载,这支军队“在培训和操练方面基本与新军相同”。[75]此 外,为了实行湖北巡抚端方在1904年年初订立的计划,荆州驻防 八旗派出1000名士兵与武昌新军一起接受训练。端方的想法是让 荆州驻防的旗兵在武昌的军队中培训3年,然后回到荆州,接着派 另一批旗兵前往武昌训练。当练兵处襄办铁良于1904年年底至1905 年年初巡察华中地区时,他满意地注意到,几乎10%(超过800名 士兵和20名军官)的湖北常备军都来自他自己出身的荆州驻防。在 1900—1911年,来自荆州的旗兵一直占湖北新军的10%左右。[76]
一些驻防八旗也开始积极推进军事教育。根据练兵处1905年 颁布的军事教育细则,三个独立的驻防八旗———————察哈尔、荆州和 福州————被授权建立自己的陆军小学校。察哈尔的学校在已有的 “军事预备学校”的基础上改组而成,并于1905年开办。荆州的 军事学校脱胎于振威新军的训练方案,并于1906年3月开办。学 校招收了90名学生进行三年的学习,毕业后进入武昌当地的陆军 中学。1909年陆军中学开办之后,700名学生中有40余名来自荆州驻防八旗。福州驻防八旗尽管被允许开办一所军事小学堂,但 因为缺乏资金而没能建立起来。于是,福州驻防每年都要派十名 学生到福建省开办的军事学校学习。
根据1905年的规定,那些没 有自己的军事小学校的驻防八旗,可以派遣一部分八旗士兵进入 各省的军事学校学习,正如福州驻防八旗那样。[77]
还有一些驻防八旗直接派遣旗人前往日本学习。
与积极进行 其他改革一样,荆州驻防八旗在这方面也最为积极,原因可能与 当地锐意进取的封疆大吏张之洞有关。张之洞在1907年年中之前 一直担任湖广总督,升迁很快的满洲旗人端方在1901—1904年间 担任湖北巡抚。到1904年年中,荆州驻防八旗已经派出了超过五 十名旗人出国留学。其中,第一批的至少五名留学生(包括铁良 和良弼)进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78]按照1904年5月练兵处拟 定的计划,每年将选派一百名学生到日本接受军事训练,十三个 驻防省份分别推荐一名学生。到1905年年底,练兵处确定了一百 零八名人选,其中十一名来自各省驻防八旗;盛京三名,荆州两 名,热河、绥远、南京、杭州、福州、成都各一名,此外还有来 自驻京八旗的十六名人选。[79]
最后,各省驻防八旗也进行了警政改革。
1904年10月17日, 在北京工巡局总监毓朗的建议下,据说清廷命令每个驻防八旗都 要建立自己的警察力量。
根据这一命令,西安驻防八旗于1905年 把传统的步军部队改革为“警镇”。一年后,南京驻防八旗宣布组 成工巡局在满城内巡逻。各省驻防八旗的人员也被派往日本学习 警务,但是好像人数相对很少。其中一个是廷启,他由湖北省派 往弘文学院,虽然他自己出身于江苏的镇江驻防。[80]
在京师和各省驻防八旗中进行的各种军事改革,也使得满人 进一步疏远了传统的骑射技艺。或许是鉴于皇太极关于汉文化之 侵蚀的警告,清廷还是在1901年坚持组织八旗进行传统的军事练 习———把重点放在身体素质和骑射技艺上,但对绿营则废除了这 些项目。然而,
1905年7月21日,清廷最终还是取消了对于八旗 骑射技艺的要求。朝廷解释说,以前的军官必须接受骑马和射箭 的训练,但是近年来,战争技巧和军事技术都逐步发生了变化。清廷命令兵部设计一套新的办法来挑选旗兵。1905年12月16日, 在一份内容丰富的奏折中,兵部建议从此以后旗兵的选择标准在 于射击“快枪”的能力,而不是拉弓射箭的能力,清廷同意了这 一建议。由于新的技巧不可能立即掌握,同时实弹射击花费甚为 昂贵,兵部提出了一个过渡性的办法,即首先用中国制造、外国 样式的“气枪”来测验旗兵,这种“气枪”据说在准确性和技巧 上与“快枪”极为相似。在旗兵熟练掌握射击技巧之前,可以用 三个月的时间来熟悉新式武器。[81]
兵部希望快速过渡到新的射击技巧这种预期可能太过于乐观 了。执行新要求的期限延展了好几次。每五年,所有的旗兵都要 进行一次军事检阅。
1907年2月,陆军部(由兵部改组而来)准 备在年底进行例行阅兵时,发现虽然京师地区的一些军队声称已 经准备好用仿制的“气枪”来接受检验,如火器营,但也有其他 军队,如步军营,承认自己甚至还没有准备好用“气枪”应试, 希望在下一个五年后再接受检阅。
陆军部建议各省及京师,已经 准备好的立即进行检阅,没有准备好的可以延长时间。但这次让 步并没有让许多旗兵满意,大量京城旗兵声称他们既缺乏武器又 没有进行训练,并请求将军事检阅延期。
1907年5月,陆军部承 诺补充武器,增加训练,虽然不同意延期阅兵,但同意给予额外 一年的时间进行训练,然后进行一次“补充”阅兵。然而,好像 直到
1908年3月,这些承诺的重新训练项目也没有开始。[82]
尽管广泛推行新技巧存在困难,但重要的是传统军事技术已 经不再受到褒奖,作为旧式满人生活方式一部分的骑射毕竟被渐 渐废弃了。据埃德蒙·白克浩斯(Edmund Backhouse)记载,在 京城的满人中,1905年7月宣布废除射箭比赛的法令并没有完全 被接受,“没有什么改革曾激起了如此的愤怒”,甚至包括两个月 后对科举考试的废除。[83]
教育改革
义和团运动后的清末新政也包括大范围的教育改革,京师八旗和各省驻防八旗都参与其中。
一方面,改革包括废除传统的考 试体系(包括科举和翻译科),
另一方面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日本模 式的学校,并教授现代课程。
在京城和各省,原来的学校按照新 的体系进行了重组,此外还新建了一些新式学校,其中包括为满 人妇女兴办的学校。
与军事和警政改革一样,朝廷鼓励这些学校 的毕业生出国深造。
尽管有这些改革,清廷还是坚持推行“国语”, 以之作为满人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北京,各类旗人学校被重组,并建立了一些新的学校。
为 了响应
1902年2月19日清廷发布的谕旨,原有的很多学校被合并 成新的学校,八旗中的每一旗都设立了一所小学。
1904年,整个 教育体系重新规划后,这些八旗学校被定位为高级小学,并另外 创办了十五所初级小学。上三旗的包衣、骁骑营、火器营也都有 自己的小学。在各种小学之上设立了一所八旗中学和八旗高等学 堂。[84]
除了公办学校,私立学校也大量创办,从内城的旗人中招 收学生。这些私立学校包括皇族恒昌1905年创办的崇实学堂、善 耆1906年创办的嘉宪学堂。嘉宪学堂也接收汉人学生。[85]
1902年2月的谕旨在要求重建京师八旗学校的同时,也号召 各省驻防八旗进行类似的教育改革。[86]与军事改革一样,荆州驻 防八旗在教育改革方面也十分积极。
在湖北巡抚端方的推动下,
1903年荆州驻防八旗大范围地重组当地学校以适应新的教育体制。
此前,荆州驻防八旗有56佐领,每佐领都有自己的官办学校,现 在这些学校被合并成8所四年制启蒙学校,可能八旗中每一旗各 有一所。
每所学校约有135名学生,年龄都在7岁到11岁之间。 荆州驻防八旗的10所慈善学校同样也被合并,转变为4所四年制 初等学校,学生年龄在11岁到14岁之间。
当整个教育体系在 1904年重组后,8所启蒙学校变成了初等小学,4所初等学校变成 了高等小学。同时,辅文书院转变为四年制的中学,学生年龄在 14岁到24岁之间。
后来, 又是在巡抚端方的督促下,荆州驻防创 办了2所额外的学 校———————————
所工业技术学校和一所语言学校,这 两所学校相当于中学程度, 学制五年,目的在于拓宽驻防区旗人 的职业机会。
然而,荆州驻防并没有自己的高等学堂,其中学毕业生被送到武昌的省立高等学堂。[87]
其他各省的驻防八旗也进行 了类似的改革,但力度和规模都没有荆州大。
例如,杭州驻防八 旗创办了4所初等小学,每所学校有70名到80名学生,梅青书院 改为一所高等小学,接收从初等小学毕业的学生。[88]
对于京师和各省的旗人和非旗人来说,新式学校体系的最高 学府是京师大学堂。
这所高等学府创办于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 但在
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被摧毁,1902年,京师大学堂重办,并 进行了重组,京师同文馆也被并入,成了京师大学堂的译学馆。
由于地处京师内城,京师大学堂与周围的旗人保持了一种特殊的 关系。例如,为了给师范馆的毕业生提供实习的机会,京师大学 堂创办了一所附属高等小学,学生来自于上三旗包衣创办的初等 小学毕业生。
虽然与旗人有这样的联系,但与京师同文馆一样, 京师大学堂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所旗人学校,其中 的满人学生可能不超过10%。
例如,1907年毕业的105名学生中, 只有9名学生是旗人,其中3名或者4名来自京籍八旗,其余的来 自各省驻防八旗。[89]
与军事和警察学堂的学生一样,京师和各驻防八旗旗人学校 的学生也有出国深造的机会。
根据
1906年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名录 统计,有4名京旗毕业生前往日本学习师范专业。
早在
1902年。 荆州驻防八旗的2名满人学生就在东京弘文学院的师范专业学习。
在大部分学生去日本留学的同时,来自伊犁养正学堂的12名满族 和蒙古族学生于1903年被派往附近的阿拉木图学习俄语。[90]
与传统教育不同,一些新创办的学校也迎合了旗人妇女的学 习需求。京城较著名的两所女校是箴宜女学堂和淑慎女学堂。根 据参加1908年年底慈禧太后悼念活动的名单,箴宜女学堂的所有 学生和淑慎女学堂的——半学生都是满人。[91]
江苏镇江驻防八旗的 新式学校中也有两所女校。[92]毫无疑问,
最著名的旗人女校是
1904年创办的杭州旗人女校贞文女学,创办人惠兴是一个寡妇,她深受张之 洞教育思想的影响,认为教育决定中国未来。贞文女学的资金来自 当地旗人的捐助,学校为驻防八旗的妇女讲授基本的文化知识。然 而一年后,学校因为资金困难而被迫关闭,当地八旗官员也拒绝提供援助。惠兴深感绝望,为了抗议满人同胞的冷漠,她自杀了,为 了妇女的教育而最终献身。这既羞辱了也刺激了杭州驻防八旗。在 惠兴的悼念仪式上,她被褒奖为一名为进步而献身的英雄,被称为 “我大清朝”、“我通古斯族”和“我东亚妇女”的楷模。[93]
惠兴的自杀在旗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北京女报》发表了 几则关于惠兴的报道。年轻的满人改革派金梁(1878-1962)来 白杭州驻防八旗,和惠兴同属于瓜尔佳族,他与另一名满人贵林 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惠兴的戏剧,并于1907年5月在一次募捐活 动中在京城上演。此时,贵林和惠兴其他的支持者筹集到了足够 的资金,并成功得到了懊悔不已的驻防八旗官员的支持,他们于 1906年4月重新开办了这所女校,并且将其作为一所官方学校。 为了纪念惠兴,学校被重新命名为惠兴女学堂。在1907年5月京 城义演中,贵林作为女学堂的新任督办宣称学校已经有6名老师 和60名学生。此后,贵林一直坚持经营这所女学,直到他在1911 年的辛亥革命中被杀。至少贵林死后的几年,他的女儿还在继续 坚持办学。最终,惠兴女学堂作为一所中学——直持续到20世纪50 年代中期。[94]
正如对惠兴的支持所显示的,《北京女报》一直是妇女教育的 坚定倡导者。
《北京女报》是一份满人主办的女权主义日报,创办 于1905年8月,公开发行到1908年年底。
现在还不清楚女报的出 版人和编辑张展云本人是不是满人,但这份报纸的许多投稿人都 是满人,其中一些人是男性。而报纸的读者显然主要是京师的旗 人,尤其是旗人妇女。[95]
例如,1905年11月,该报发表了一篇题 为《满人妇女的堕落》的文章,作者署名“长白之女”,长白山是 与朝鲜接壤的山脉,满人正是起源于此。
“长白之女”的文章批评 了满人妇女姊妹自恃优于汉人妇女的思想。
她写到,虽然满洲女 子以不缠足为荣,但她们穿旗鞋,这与缠足并无多大区别。
而且, 她们涂脂抹粉堪比戏子,
“我劝我们的满洲姐妹从此以后要不分满 汉,一起工作以振奋我们的精神,唤醒我们二百万女同胞”。该报 并不完全同意“长白之女”的观点,因为在这篇文章的后面加了 一则
简短的评论,对她不分满汉的呼吁持不同意见:
“在我们看来,正是在这些方面汉人女子确实比不上满人女子。”
然而,该报 同意她关于教育重要性的看法,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满人和 汉人女子才能“文明开化”。[96]
虽然《北京女报》代表了满人的观点,但它主要还是一份倡 导男女平等的日报。
相对于满汉问题,该报更关注妇女问题,特 别是女性教育、性别平等和女性独立。
1908年,该报发表了惠兴 女学堂一名二年级学生的演讲,这是一名名叫佛英的满人妇女, 她论述了为什么中国的父母亲无论族群都重男轻女。
据她所言,
一是因为女性不能拥有财产,这使得她们在经济上必须依附于男 人;
二是因为社会风俗,不管是汉人女子的三寸金莲还是旗人女 子的高发髻和厚木屐,这些都束缚和“伤害了我们女性”。
她所在 的学校禁止学生涂脂抹粉、穿华丽的服饰和缠足,她为此感到骄 傲,因为只有这样“女性才能成为人”。
此外,她总结说,如果女 性能够自己谋生,那么她们就真正自由了。[97]
《北京女报》直言 不讳对慈禧太后的赞美,据说后者资助了这份报纸。《北京女报》 称颂其为中华女性第一人,1908年慈禧太后归天后,则把她与中 华传说中的英雄相提并论,称其为“女中尧舜”。[98]
在支持慈禧太后这一点上,《北京女报》与当时天津的《大公 报》有很大差别,
《大公报》是另外一份满人创办的主张改革的日 报。满人英敛之(1866-1926)于1902年6月创办了这份报纸。 他与清朝皇族结亲,并信奉罗马天主教。《大公报》支持许多改革 理想,包括妇女教育,这与《北京女报》一样。但是由于在相对 安全的天津外国租界立足,该报严厉批评慈禧太后使百日维新天 折,并再三呼吁她还政于光绪皇帝。这样,虽然《大公报》由旗 人创办,但与《北京女报》不一样,其关注的焦点不在旗人问题 上。在民国时期,《大公报》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报纸之一。[99]
清廷明确表示承认新学,但同时又不希望教育改革损害满人 的“国语”传统,正如当时的军事改革正在破坏满人的骑射传统 那样。
因此,
一方面,学部在1907年春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在 八旗中的职位空缺时,应优先替补新式小学的毕业生。
另一方面, 在翻译科已经被废除的情况下,满语课程本应该随着新式学校的建立而逐步淘汰,
但由保守的蒙古旗人荣庆(1859-1916)统领 的学部,却在1906年要求强化满语学习。
学部声称这样做的目的 在于让“八旗子弟认识到国语满文的重要性”。
学部规定,京城所 有官办旗人学校必须开设一门满语课程,并建议各省驻防八旗也 同样照办。
实际上,在荆州驻防八旗,新的学校体系中所有三 个层次的学校都必须开设满语口语(“清语”)课程,语言学校还 必须开设满文(“清文”)课程。[101]
其他的驻防八旗也有类似的要 求,但范围没有这么广。
学部在1907年创办了满蒙高等学堂,以 便中学毕业生能够在语言领域进行深造。[102]
同时,陆军部宣布, 所有的旗兵不仅要尽力掌握射击的新技巧,而且还要掌握满语。
陆军部还明确规定,军官在测试士兵枪法的同时,也要和以前一 样进行满语口语考试。
那些不能用满语熟练回答的士兵要么重学 满语,要么面临被解雇的处境。[103]
政治改革和1907年政治风暴
慈禧太后的清末新政起初只不过是洋务运动中各种军事和教 育改革的延伸,但最终导致了中国政体的深远变革,因为她于
1906年9月被迫宣布自己支持立宪。
清廷准备转变为一个君主立 宪政体,因此对中央行政体制进行了大规模重组。
这一过程中, 满汉关系的中心问题“满汉共治”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变了。
这些 政治改革也引起了铁良和袁世凯之间——场公开的激烈争论,这场 争论带有满汉之争的寓意。
慈禧太后在1905年年中迈出了采用宪政的试探性的一步,当 时明治日本取得了对沙皇俄国令人瞠目结舌的胜利,满汉官员们 纷纷要求以日本为榜样,这让她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7月2日,清 朝三名实力派地方总督——————袁世凯、张之洞和周馥联名上奏,提 出在十二年之内建立立宪宪政。[104]
虽然袁世凯、张之洞和周馥都 是汉人,而满人在说服慈禧太后实行立宪的过程中也了扮演重要 事实上,
据上海改革派张謇(1853-1926)说,在立宪这 件事情上对慈禧太后影响最大的四个人中,有三个人都是满人。他们是铁良(兵部侍郎兼练兵处大臣)、端方(闽浙总督)、载振 (商部尚书)和与铁良共事于兵部的汉人徐世昌。
例如,慈禧太后 在一次上朝时宣称:“新政皆已举行,当无复有未办者。”端方却 指出:“尚未立宪。”慈禧太后立即问:“立宪如何?”端方信心满 满地回答:“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105]
这些陈情的结果就是清廷在1905年7月16日颁布了一道谕旨, 哀叹以前的改革政令收效甚微,任命四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以 期择善而从”。四名大臣包括两名满人(皇室宗亲载泽(1868- 1930)和总督端方)和两名汉人(户部右侍郎戴鸿慈(1853-1910) 和刚从兵部侍郎擢升为军机处行走的徐世昌)。11天之后,在没有任 何说明的情况下,商部右丞满人绍英也加入了考察队伍, 打破了满汉人数的平衡。载泽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婿,代表了皇族的利益。 他是嘉庆皇帝的曾孙,袭封镇国公。(由于载泽的爵位为“镇国公”, 外国报纸提到他时常常误称其为载泽“公爵”。)[106]
当五名考察宪政的大臣准备于9月24日离京时,他们遭到了 刺客吴樾(1878-1905)的暗杀。
吴樾是光复会成员,对清廷的 排汉政策极为愤怒。
根据吴樾一篇题为《暗杀时代》的告别书, 他原来的目标是铁良,因为铁良一生唯一的目的就在于“控制和 消灭我们汉人”,他对汉人的不信任让人想起了刚毅。
正如刚毅儿 年前那样,铁良最近巡游华中地区,所到之处敲诈勒索,以供 “他们满人”挥霍。
吴樾声称,铁良组建京旗常备军的目的在于保 护“宗室强匪”,而不是抵御外来入侵者,他认为铁良想方设法让 满人垄断全国警察职位,而拒绝给汉人到日本学习警务的机会。
煽动铁良采取这些排汉措施的是他年轻的满人同伙良弼。
与铁良 一样,良弼是皇室旁系亲属,来自于荆州驻防八旗,毕业于日本 陆军士官学校。在铁良毕业后一年即1903年,良弼从日本陆军士 官学校毕业并返回国内供职于练兵处,很快就与练兵处大臣关系 亲密,他陪同铁良巡游了华中地区。
据吴樾所说,关于“汉人强 与弱、安与危”的所有事务以及练兵处“强满排汉”政策,背后 主谋都是良弼。
然而,在吴樾准备采取行动时,他把注意力从铁 良身上转移到立宪考察团。对立宪考察团的出洋旅程所带来的广泛弥漫的乐观情绪,他想泼一盆冷水。当考察团准备前往天津时, 吴樾设法混过安全检查,并登上他们的火车。就在此时,火车启 动,导致藏在吴樾身上的炸药提前引爆。他和几名旁观者当场被 炸死。两名考察团的成员载泽和绍英受了一点轻伤。[107]
此次暗杀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加强了京城的安全戒备。颐和园 的围墙加高了。[108]也就在这时,朝廷创立了巡警部,除了护卫国 家安全外,还负责京城的警务。巡警部尚书由军机大臣徐世昌担 任,毓朗和赵秉钧(1865-1914)担任侍郎。毓朗负责内城工巡 局的警务,赵秉钧则在天津为袁世凯组建了一支现代警察力量。 京师地区的公务所和工巡局被组成两个京师警察局,分别负责内 城和外城警务。[109]
富有戏剧性的是,
吴樾的暗杀活动并没有对满汉关系造成任 何直接影响。清廷当时并没有要求地方官员对“革命排满”的言 论加以限制,直到两个月后,朝廷才发布限制排满言论的谕旨, 这就不会与暗杀袭击事件联系在一起。[110]
朝廷令人意外的冷处 理,原因在于这次暗杀的反满目的在当时还不清楚。
吴樾在爆炸 中身亡,他的遗文《暗杀时代》及其告别书直到1907年才公开发 表,当时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增刊《天讨》公布了这些资料。
吴樾的暗杀使得立宪考察行程拖延了两个月。徐世昌和还在 养伤的绍英被排除于考察团之外,由顺天府尹李盛铎(前驻日大 使,1860-1937)和山东布政使、汉军旗人尚其亨(他是慈禧太 后的姻亲)取代。连同原来的三名大臣载泽、端方和戴鸿慈,这 样考察团人员构成仍然是三名满人和两名汉人。考察团一行由三 十八名随员陪同,于1905年12月初离开京城。考察团分成两路, 一路由载泽率领,一路由戴鸿慈带队,先后游历了日本、美国、 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111]
八个月后,立宪考察团返回国内,他们向朝廷建议仿行日本 的立宪制度。
考察团成员尤其主张创设“责任内阁”,根据明治日 本的经验,他们认为责任内阁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皇帝的权力, 因为政治批评会转嫁给责任内阁和内阁总理大臣,而不会直接指 向皇帝本人。
这可能就是端方先前的意思,当时他向慈禧太后保证,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112]
此外,载泽和端方还分别力劝慈禧太后改革满汉关系。
在 1906年8月23日的一份奏折中,载泽详细论述了代议制对最高统 治者的好处,他表达了对普通旗人的忧虑,“如果实行立宪政府, 则会损害满人的利益”。首先,载泽指出现在满汉差异已经极小 了。
在19世纪中期,主要是汉人官兵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 起义和张格尔叛乱。最近,朝廷解除了满汉通婚的禁令,八旗内 的职位也向汉人开放。其次,为了应对列强的压迫,中国需要团 结而不是分裂。载泽反问,我们怎么能以整个国家的前途为代价 来顾及满人的狭隘利益?
载泽最后要求结束满汉共治和族群隔离。
正如他的族人载振先前对朝廷的建议,只有以能力而不是族群背 景来任命官员才是唯一正确之途。[113]
在1906年9月1日的一份密折中,端方提出的建议要比载泽更为直接 和详细。他从欧洲游历回来后,真切意识到了族群冲突对于一个 国家政治稳定的影响。
满汉关系类似于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他 们的争斗分裂了哈布斯堡王朝。
由于二百多年来满汉亲密共处, 他们的语言、信仰和风俗已经大为接近,然而,以前的通婚禁令 使得满汉之间仍然保留了一定的族群差异。因此,一些人趁机指 责满汉权利不均。
孙中山和革命派刊物的反清言论赢得和误导了 大批听众。然而,镇压不是解决办法。在那些君主与民众对立的 国家,君主或许能赢得首战胜利,但民众势必赢得最后的胜利, 法国的情况正是如此。
清廷一贯平等对待满汉,但在一些“小事” 上满汉还有差距。
革命党人抓住了这些事作为他们煽动反清的证 据。
端方总结说,现在需要对当前的问题进行两个方面的补救。
一方面是通过实行立宪来燃起已被疏远的年轻人的希望,
另一方 面削弱革命党对族群不平等的指责。至于后者,端方提出了两项 改革措施。
与载泽一样,他呼吁“改定官制,除满汉缺分名目”, 建议“将京师各衙门,悉依新设的外、商、学、警四部成例,除 满汉缺分名目,所有堂官、司员,不问籍贯,惟才是用”。
此外, 他建议“撤各省驻防”(但显然不是驻京八旗),这似乎又回到了 1901年张之洞的建议。他引用了最近的一个先例,即日本明治中兴时期解散和停止供养武士阶层。[114]
到端方上奏时,慈禧太后已经于
1906年8月25日任命载沣主 持一个特殊的机构,参与者都是朝廷要员————军机大臣,新创办 的政务处官员,内阁大学士以及直隶总督袁世凯,要他们对立宪 考察团的结论进行评论并提出建议。
自从载沣1901年出使德国致 歉后,这是他第一次承担如此重要的政治责任。他的儿子溥仪,也 就是未来的宣统皇帝,刚于几个月前的2月7日降生。在仅仅召集 了两次会议之后,载沣的机构于29日向朝廷提交了报告。三天后, 即9月1日,慈禧太后发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诏书,承诺实行立宪, 但是没有说明立宪日期。这样就开启了中国预备立宪的时代。[115]
作为立宪的第一步,慈禧太后要求改革官制。9月2日,朝廷 任命十四名官员(除了载泽和袁世凯其余都是中央大员)草拟官制 改革计划,任命另外三名官员审定这些计划。
十四人团体包括八名 满人和六名汉人(载沣不在其列)。还有六名总督被要求派代表前往 京城参与筹议。负责审定计划的三人小组包括一名满人和两名汉人: 军机大臣奕劻、翟鸿机和大学士孙家鼐(1827-1909) [116]
这两个团体的人商议了两个月。
他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有争 议的问题是
要不要按照立宪考察团的建议,废除内阁和军机处, 并代之以由一名强有力的行政首脑内阁总理领衔的“责任内阁”。
另一个存在分歧的问题是,是否要削弱各省大员的独立裁量权, 以此来加强中央集权。
在这两个问题的争论中,袁世凯表现得极 为活跃,他在前一个问题上与翟鸿机意见相左,在后一个问题上 与铁良针锋相对。
袁世凯赞成组建责任内阁,翟鸿机希望保持现 存体制;袁世凯支持当前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
铁良极力主张 限制各省大员的大权。
这些争论都与满汉无关,因为满汉都卷入 了这两个问题的两种不同意见之纷争。
奕劻很有可能成为内阁总 理的候选人,他赞成组建责任内阁的建议,因此他支持袁世凯而 反对翟鸿机;端方自己就是封疆大吏,他站到了袁世凯一边,反 对铁良中央集权的建议。[117]
这些激烈的争论在11月6日奕劻三人小组提交的报告中画上 了休止符。
这份报告由于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反而引人注目。报告既没有谈到变更各省官制,也没有涉及废除各省驻防八旗,按 照端方的提议,报告回避了用责任内阁代替内阁和军机处这个问 题。
报告提到的一项主要改革建议是废除中央机构核心部门的满 汉共治和族群隔离。
如同端方极力主张的(在他之前,张元济和 载振都提出过),报告建议各部应该由一名尚书和两名侍郎署理 (正如四个新创设的部那样),而不是沿袭在满汉之间平等分配两 名尚书和四名侍郎的传统模式。报告还建议,禁止各部大臣兼任 其他重要的现职,这样他们能够集中办理各自署理的政务。唯一 例外的是外务部,根据《辛丑条约》的相关条款,外务部尚书需 要任职于军机处。[118]
慈禧太后基本上同意奕劻三人小组提出的建议,下令中央各 机构按照报告的提议进行改组。
但是她把报告中含蓄的提法明晰 化了,即各部大臣的任命“不分满汉”。
此外,她认为不需要设立 责任内阁。
她让八旗体制和其他几个满人控制的机构保持不变, 例如宗人府和内务府。
她推迟了对各省官制的改革,只是在次年4 月改变了东北地区的官制。[119]
慈禧太后掌握的清廷立即对军机处进行了重新洗牌。
为了呼 应奕劻等人的提议,即禁止各部尚书兼任其他重要职位,清廷解 除了现任各部尚书的四名军机处大臣,包括户部尚书铁良。
奕劻 和翟鸿机留在军机处,他们两人担任着外务部的要职,而外务部 是唯一不在此禁条之列的部门。
为了替补他们的职位,清廷任命 内阁大学士、满洲旗人世续(1853-1921)担任军机大臣,令人 吃惊的是,职位较低的广西巡抚林绍年(1849-1916)也被任命 为军机大臣。
新的四名军机大臣在满汉之间平等分配。[120]
通过把传统六部扩大到十一部,清廷也重组了中央官制。[121]
除了外务部有两名会办大臣外,其他各部都由一名尚书和两名侍 郎署理,他们的任命不考虑是满人还是汉人。然而,和义和团运 动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一样,在重要部门中,满汉共治的结束和族 群隔离的消除,并没有导致满人在大臣要员中任职减少。
相反,
相比于满汉共治的旧制度,慈禧太后继续任命更多的满人,完全 不顾满汉矛盾的现实。
十三名各部尚书(包括外务部的两名会办大臣)中有八名满人,汉人只有五名。
八名满人是奕劻和那桐 (外务部)、溥题(度支部)、溥良(1854—,礼部),荣庆(学 部)、铁良(陆军部)、载振(农工商部)和寿耆(理藩院)。
奕劻 及其儿子载振也继续违背了清中期以来亲王不得干政的祖制。[122]
革 命党人很“愉快”地欢迎这些大臣的任命,因为这更加证实了他们 对清廷本性上不值得信任的看法。
汪精卫(1883-1944)在《民报》 撰文,对那些寄希望于“满人立宪”的改革派们给予讽刺性的“祝 贺”。[123]如此看来,清廷在人事任命上完全不会有其他的考虑。
同时,行政改革使得铁良与袁世凯之间的激烈竞争变得公开 化。
铁良是作为袁世凯的下属和同僚开始仕途的。在练兵处,铁 良是袁世凯的副手,他们的儿女也结为连理。
然而,1904年到 年间,铁良作为兵部侍郎高姿态地巡察华中地区,此时他已 开始在朝廷步步高升,并与他以前的上司分庭抗礼。随即,他继 续督办京旗常备军(不久后督办陆军第一镇)的训练,并被擢升 为户部尚书,充任军机大臣。
1906年年中,他和袁世凯供职于同 一机构,这个机构负责审定立宪考察团的结果并对行政改革提出 建议。
这时,铁良与袁世凯已经开始不和。铁良不仅主张限制各 省大员如袁世凯的独立大权,而且反对创立一个强大的责任内阁, 以免让可能排在奕助之后充任内阁副总理的袁世凯独揽大权。
在 开始的对抗中,铁良稍占上风。虽然袁世凯设法缓议各省官制的 改革,并把铁良排除在军机处之外,但他没能够推进内阁的创设。 铁良虽然不再是军机大臣,但成了陆军部尚书。[124]
不久,即与张之洞的新军于1906年10月在彰德举行秋操后,
袁世凯承认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挫折。他放弃了对北洋六镇中的四 镇的控制,包括主要由旗人组成的陆军第一镇,并把这四镇划归 铁良的陆军部掌握。
他只留下了自己两支旧部,即第二镇和第四 镇。[125]
铁良迅速巩固了对陆军的控制。他创办了京畿督练公所, 并将其置于陆军部的管辖范围内,其目的在于统一指挥这四镇, 他还让第一镇的统制凤山负责京畿督练公所。[126]
凤山在第一镇统 制的职位被何宗莲所取代,后者的第二协统领一职又由朱洋藻所 代替。曹锟保留了第一协统领的职位。[127]
铁良的胜利很快就遭到挑战。次年夏天,在著名的
“1907年 政治风暴”中,由于得到了奕劻的支持,袁世凯设法把他们的政 治对手们赶下了台,这些对手包括军机大臣瞿鸿机和林绍年在内, 采取的手段是捏造他们与仍处于黑名单上的1898年维新派之间有 关联。[128]
袁世凯也直接或间接找铁良的麻烦。
1907年5月,袁世 凯的同盟奕劻被任命为陆军部督办,地位高于铁良。
7月底,在一 份关于用人的奏折中,袁世凯引用凤山作为一个反例,因为凤山 是铁良任命到京畿督练公所的。他批评翻译科出身的凤山学识浅 薄,作为一名军事统领也缺乏实战经验。在一次可能与此相关的 人事变动中,袁世凯的下属段祺瑞(1865-1936)宁愿辞去第三 镇统制的职务,也不愿意在凤山手下任职。最终,袁世凯于11月 初通过陆军部督办奕劻,以谕旨的形式调离了凤山,把他调任到 西安驻防八旗。[129]
与在1907年结束政治生涯的瞿鸿机不同,针对自己受到的攻 击,铁良开始设法还击。
据说,他警告慈禧太后,如果不对袁世 凯加以约束,满人的权威就会陷入危机。他好像并没有受到陆军 部督办奕劻的过度限制,奕劻当时还担任外务部督办,可能是事 务过多而无暇顾及。铁良为凤山的资格进行辩护,并说服朝廷撤 销把凤山派往西安的决定,允许他“暂时”留在京城。他用曹锟 取代了段祺瑞新军第三镇统制的职位,曹锟第一镇第一协统领的 职位由李奎元(-1925) 替补。同时,
1907年8月1日,铁良 上奏说,陆军第一镇兵力已经满员。
10月下旬,第一镇的一个混 成协与其他三镇的混成协直接受陆军部节制,并且第一次不受袁 世凯操控参加了1907年的秋操。
也是在这个时候,陆军第一镇重 新部署于京城,并作为禁卫军掌管京师安全。
因此,与麦金农的 结论完全相反,铁良夺取对袁世凯北洋军的控制权的努力绝不是 “失败的”。[130]
恩铭被刺及其反响
在“1907年政治风暴”中,7月6日,安徽巡抚满人恩铭(1846-1907)被刺杀于首府安庆。刺客徐锡麟(1873-1907)和 两年前的吴樾一样反满。
吴樾的刺杀虽然发生在京师重地,但没 有引起重大反响,而徐锡麟的暗杀却使满汉关系凸显出来。直到 此时,对于批评者所抨击的满汉问题,清廷尚未采取相应措施来 解决。确切地说,清廷只是解除了满汉通婚禁令,向汉人公开八 旗体制中的一些职位,在中央的一些核心机构取消了满汉缺份名 目。恩铭被暗杀使得消除更多满汉差异的建议纷至沓来,这导致 清廷在9月和10月接连发布了两道重要的谕旨,要求对八旗制度 和满汉关系进行彻底变革。
徐锡麟刺杀恩铭是一次内部起事行为。
恩铭是在主持安徽巡 警学堂毕业典礼时被刺杀的,刺客就是巡警学堂的会办徐锡麟。 徐锡麟出身于浙江的一个富商家庭,
1903年春前往日本参观大阪 博览会,此时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反俄情绪达到顶点。因此,他 在政治上变得极为激进。和吴樾一样,随后他加入了光复会。通 过亲戚关系———————徐锡麟的表叔俞廉三曾经是恩铭的上司—————他于
1906年年底获得安徽巡警学堂会办的职务。
在安庆就职后,徐锡 麟与另一名表亲,浙江绍兴的激进女权主义者秋瑾(1875-1907) 商议共同进行一次反清起义。然而,他们的密谋没有得以周密策 划和实行。
刺杀恩铭只是一个序幕,安庆起义很容易地被镇压了, 而绍兴的起义根本没有实现。
徐锡麟几乎当场被抓,经过短暂审 讯后,在当天晚些时候被斩首,他的心脏被挖出来祭奠死去的巡 抚。绍兴的秋瑾也在六天后被杀害。[131]严酷和野蛮的惩罚使很多 人都感到骇然,满人创办的天津《大公报》大声疾呼,“此等野蛮 凶残行径,不期见于二十世纪之中国!”[132]
徐锡麟在审讯时坦然承认自己之所以刺杀恩铭,仅仅因为他 是一名满人。
恩铭是山海关外辽西地区的锦州驻防八旗的一名满 洲旗人。
1873年中举,此后一直在仕途上稳步前进。
1903年, 他被调往江苏,先后担任按察使、布政使,1906年年初被擢升 为安徽巡抚。[133]
徐锡麟承认他对恩铭个人并无多大仇恨,也声 称这名巡抚对汉人没有特别的敌意。徐锡麟的仇恨是针对整个 满人:
满人虏我汉族将近三百年矣,观其表面立宪,不过牢笼 天下人心,实主中央集权,可以膨胀权势,然实满人之妄想, 以为一立宪即不能革命。………………
若以中央集权为立宪,越立宪, 我汉人越死得快…………………
我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 本拟杀恩铭,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
尔 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诚然,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 不能问满人作官之好坏。
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惠,我 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134]
恩铭遇刺在满人官员中引起了巨大的不安。此前吴樾的反满 目的直到几个月后才公开,实际上他的身份当时也不为人知。
但 这次事件中,徐锡麟坦然承认其族群复仇的渴望。他带有明显反 满怒火的招供被广泛公开,
例如,7月22日《北京女报》发表了 他的供词,只是删除了他接下来要刺杀的几个目标————端方、铁 良和良弼——————的名字。[135]
由于这件事与孙中山于5月初在广东发 动的一系列革命起义同时发生,一时间人心惶惶。
据英国外交官 记载,“全国上下的满人官员纷纷避居于防卫森严的衙门中”。
在 当时,可能没有人比端方更忧心忡忡,他被擢升为两江总督(是 恩铭的上司),而且也是徐锡麟原本要刺杀的下一个目标。
两年前 吴樾的袭击已经搞得端方疲惫不堪,据说他把全家都送回了京城。 虽然他自己还留在南京任上,但所到之处都由一队特殊护卫全程 陪同。[136]
慈禧太后对徐锡麟的反满情绪也十分担忧。一个月后她接见 外务部大臣吕海寰(1840-1927)时,据说仍然被徐锡麟的鬼魂 纠缠不休。
她向吕海寰强调,“悍匪徐锡麟声称满汉之间存在歧 视,但是我们选任各省大员时并不存在什么偏见”[137]。
更为关键 的是,在恩铭遇刺的推动下,她在五周内连下两道谕旨。
第一道 谕旨在暗杀事件两天后的7月8日发布,再次要求臣民提出改革建 议,这次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有权向皇帝上奏的高级官员,而是扩 大到低级官员和普通士人等更广的范围,他们都可以通过都察院 或各省大员向朝廷进呈其改革思想。为了表示对立宪改革的诚意,她解释说已于前一天下令对东北的地方官制进行改革。[138]
对于慈禧太后的转变,一开始应者寥寥,只有几个人提出了 建议。
然而,这几个人包括三名最有影响的总督:直隶总督袁世 凯、两江总督端方和湖广总督张之洞。
为了帮助完成立宪,他们 力劝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改善满汉关系。
袁世凯于7月28日上奏, 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其中一条是“满汉必须融化也”。
他注意到 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散布种种清廷密谋灭绝汉人的言论,激起了 人们强烈的反满情绪。他也注意到了孙中山正在刺激满人对汉人 进行复仇。
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应该恢复半个世纪 前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所使用的策略:稳步行动、 广纳贤才和行政改革。他极力主张,那些煽动排满之人和持有 “满汉偏见”的官员(可能是指铁良?)应被严惩。他还建议,应 筛选最近几年其他人提出的平满汉畛域的大量建议以供朝廷采纳。 虽然袁世凯在重新编练京旗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这是他 第一次讨论满汉关系。[139]
三名总督中唯一的满人是端方,他一年前参加立宪考察归国 后,呼吁慈禧太后平满汉畛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并废 除各省驻防八旗(没有成功)。
他于7月31日上奏,代陈安徽旌德 县士人李鸿才的陈情书。
虽然端方没有提出自己的建议,但他好 像完全同意李鸿才在陈情书中的看法,这份陈情书收入了端方的 奏稿集,好像是端方本人的一篇奏稿那样。
与袁世凯一样,
李鸿 才注意到了最近革命派活动极为频繁,他们散布消息、出售公债、 走私武器、与“盗匪”结盟,甚至“暗杀大员”。
他强调,引起这 些骚乱的主要原因就是所谓满汉差异,因此恢复秩序的唯一办法 是化除满汉畛域。他说,朝廷必须下诏明示天下,其目的不在于 重满轻汉,也不是以满防汉。他最后提出了(将在下面讨论)几 项改善满汉关系的具体措施。[140]
当然,张之洞长期以来主张消除满汉差异。
他于8月7日呈送 其建议,令人奇怪的是,他的建议不是直接响应朝廷的谕旨,而是 针对外务部的咨询而间接提出来的。关于日本和法国最近达成的协 议对中国安全的影响,外务部征求他有何意见。
张之洞回复说,除了外交策略以外,“欲御外侮,须先靖内乱。
当前,革命党甚为活 跃,人心思乱”。唯一解救之法是清廷明诏天下,“化除满汉畛域”, 并令内外臣工,各抒己见,立即执行。
张之洞断言,“一旦谕下, 人心自定,乱党、莠民无可藉口”。[141]
五天前,即8月2日, 洞信任的下属,湖北布政使梁鼎芬(1859-1919)也上了一道类似 的奏折。
梁鼎芬对清廷废除满人在八旗机构的垄断地位感到满意, 他要求朝廷(在用词上几乎与张之洞的奏折一致)再向前一步,下 旨“化除满汉畛域”。他解释说,这一问题是所有官员都欲言又止 的,但如果由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说出来,就可以得到实行。[142]
梁鼎芬的奏折促使慈禧太后在8月10日发布了第二道谕旨。
与一个月前的第一道谕旨不同,这道谕旨把焦点集中于满汉关系。
慈禧太后再次坚持认为,清朝长期以来公平对待满汉,不论是官 员还是臣民。
最近也是如此,八旗的人事任命并没有区分满汉, 怎么可能还存在偏见呢?
为了回应张之洞和梁鼎芬的建议,她随 即令“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著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切 实办法妥议具奏”。[143]
尽管慈禧太后的第一道谕旨所引发的反应仅仅是几道奏折,
然而第二道谕旨却掀起了上奏热潮。
上奏之人不分满汉之出身、 官阶之高低。
有政府要员,也有御史;有官员,也有士人。许多 人征引革命派的宣传和行动作为清廷必须采取补救措施的理由。
例如,
黑龙江将军程德全是担任八旗职位的第一名汉人,他提到 “暴徒”无视二百多年来清廷同等对待满汉这一事实,鼓吹反满和 革命。让这些言论销声匿迹的唯一办法是开始立宪,包括化除满 汉畛域。[144]
许多上奏者强烈要求改革,然而也有少数人反对改 革。他们的意见涉及了满汉关系的方方面面。有人关注主要具有 象征意义的问题,也有人关注包括八旗制度本身在内的实质性问 题,一些人再次提起在同治中兴、百日维新或义和团运动后初期 讨论过的老话题,一些人则提出了全新的建议。[145]
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老问题是
满人独特的取名习惯,
他们一 般不公开使用家族的姓氏,而只使用名字。御史贵秀建议,所有 满人应采用汉人的取名方式,即在他们两个字的名字前冠之以姓氏,正如许多汉军那样。(从名字判断,贵秀应该是一名旗人。
如 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也没有按他所鼓吹的那样做。)上奏者提出的
满汉关系中主要的一个象征性的问题,涉及满汉官员在上奏时自 我称呼方式的差别。
汉官自称为“臣”,满人自称为“奴才”。
李 鸿才(可能代表端方)谈到,满人自称为奴才,这是一种谦虚, 即使是皇亲国戚也这样自称。
内政部右侍郎赵秉钧建议,满人官 员应该采用汉人官员的自称。
另一个不只具有象征意义的老问题 是满汉通婚仍然很少见,虽然1902年已经废除了满汉通婚的禁 令。
翰林学士郑沅要求朝廷采取更多措施来普及满汉通婚,作为 消除满汉畛域的一种重要方式。
郑沅认为,朝廷应该积极安排满 汉大员之间的联姻,
随着这样的习惯在贵族之间传播,低级官员 就会主动仿效。[146]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官制中的官缺制。
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 问题,因为朝廷一年前改革了中央官制,
废除了核心机构的满汉 共治,并承诺至少在京师各衙门重要职位任命方面“不分满汉”。
几名上奏者极力主张,今后所有任职应完全不分满汉。
李鸿才指 出,1906年中央官制改革没有在
军机处、内阁和翰林院等处实行,
这几个机构仍然存在官缺分满汉的做法,他建议这些机构应该尽 快消除满汉差异以便与各部保持一致。
吏部中层官员胡潜补充说, 都察院还存在官缺分满汉的现象,而且各部的许多低级职位特别 是
笔帖式,仍然被满人垄断,
这些现存的族群差别应该逐步废除。
湖南举人李蔚然斗胆上奏,提出不仅笔帖式应被废除
,就连满语 本身也应被废除。
在李蔚然看来:
国文国语,在列圣缔造之初,尚不能强天下臣民一体遵 习,延至今日,即隶在旗籍者,亦未必人人谙习,久为具文, 无关要旨,徒于国人耳目中,悬一满汉分界之迹。[147]
尽管李蔚然和许多其他人都赞成通过变满人为汉人(例如使 用汉人姓氏或者废除满语)来缩小满汉差异,然而也有一些上奏 者提出了反对意见。
贵秀建议,满语应成为所有学校的必修课,
这样包括满汉在内的所有国人都能学习满语,以“保国粹跻国风”,
他提出
汉人应模仿满人“即兵即民”的传统,以之为武力强 国的手段。
李鸿才同样极力主张朝廷重新颁布和强制执行1902年 的禁止缠足的谕令—————
缠足是汉人妇女中的一种常见习俗,以使 汉人的习俗与满人保持一致。[148]
上奏者提出清廷应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满汉在法律上的差别 对待。
对这一问题最为关心的官员是法部右侍郎沈家本(1840-- 1913),他从1902年起担任修订法律大臣。
沈家本建议,平息众 怒的办法是确保司法的统一。
当然,他指的是大清律例的规定, 即允许犯罪旗人可以减刑。
沈家本尤其恼火的是,仅仅五个月前, 他所在的刑部还支持旗人减刑的权利。
而他极力主张旗人与汉人 在法律面前应一律平等。[149]
关于废除八旗制度,以前基本没有人敢提及,现在却有大量 奏折直接主张部分或者全部废除八旗制度,以此作为化除满汉畛 域的最终办法。
程德全在两份单独的奏折中提出了四项改革措施:
废除驻京八旗和各省驻防八旗,
置旗人于地方官管辖之下,
废除 八旗佐领、都统和将军,
消除满汉在法律上的差别并统一归为 “国民”。
端方以自己的名义上了一道长奏折,提出了类似的四项 改革建议。
首先,京旗和各省驻防八旗的所有旗人人口移交地方 官管辖。
其次,各省驻防旗兵应逐渐遣散,为每名遣散的旗兵提 供十年的俸禄帮助他们找到新的谋生办法。
再次,京旗应带薪重 新安置于“满洲”地区,由于此前禁止汉人迁入,因此“满洲” 地区人口相对稀少,并有大量耕地。
最后,所有居官旗人应捐出 其官俸的10%,如此十年即可积累一定的资金,用于遣散各省驻 防八旗和重新安置驻京八旗。[150]
赵秉钧认为,旗人这样的一个世袭军事阶层与中国追求的立 宪政体相矛盾。
他建议通过三个步骤来废除八旗制度。
第一步。 彻底核定旗人数目,确定领俸之人。
第二步,向那些过去为朝廷 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家庭授予特殊(而非金钱)荣誉。
第三步,招 募所有年富力强的旗人担任新军士兵、警察或宫廷杂役;年老和 孱弱的领俸旗人可以支付薪水,直到他们死亡。年轻人则应被送 到学校或工厂学习谋生技巧,经年之后,当他们拥有了一技之长時其俸禄自然停发。至于无薪(或者懒惰)之人,他们要么自 谋生路要么被送往东北,在官府帮助下耕种旗地。[151]
在上奏者当中,对废除八旗制度引起的经济后果进行最深人 分析的是
熊希龄(1870-1942),他引用了明治时期日本遣散武士 阶层的经验。[152]
熊希龄1895年中进士,1898年因为参加湖南当 地的变法运动而被革职查办。
1905年他重入仕途,并陪同端方前 往日本和欧洲各国进行立宪考察。
熊希龄说:
然今之言化除满汉者,曰赐汉姓也,联婚姻也,不论官 缺也,皆事之易于决议也。
而办法之难,则惟撤驻防、改京 旗两大端,事关于数十万满、蒙、汉军之身家性命,有非一 朝一夕以解决者。
另一方面,如果不废除驻防八旗和重组驻京八旗,那么汉人 将不信任满人,因为满人拥有比汉人更多的特权。而满人也会憎 恨汉人,因为满人在经济上日渐穷困。
熊希龄还批评了当前三种用以解决遣散旗人经费问题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和端方的提议相似,即付给每名旗兵十年的遣散费。
然而,每年所付的费用大约为一千万两白银,十年就是一亿两白 银。
1876年日本武士阶层被废除时,明治政府花了两亿日元。
由 于旗兵“数倍”于日本武士,因此清廷不可能提供如此巨额的资 金。事实既然如此,
第二项建议即为旗兵提供带息债券,正如日 本那样。
但由于政府债券缺乏普遍的信誉,这等于“以实饷易空 券”。
第三项建议是把旗人安置于中国边疆的荒地上,分配给每个 成年男丁几百亩土地,此后他们就能让自己和家人温饱无忧。
这 项建议以前试行过,但没有成功。如果现在能够成功,那么这第 三项选择需要巨大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灌溉、市场和农 具,所有这些目前都没有准备好。
此外,三项建议都没有提到这 样一个巨大的困难,即二百多年来旗人形成的依赖性。
即使命令 他们在经济上独立,他们也不会简单答应。
熊希龄随即提出了他自己的三点长期计划来克服各种困难:
在 全国建立工厂和职业学堂,教给年轻和强壮的旗人谋生技巧;
把旗兵遣散费的一半存入银行,他们获得带息债券,这也能养成旗人节 省的习惯(这是模仿日本大隈重信的计划,即建立国家银行来解决 明治时期贵族的生计问题);
另一部分遣散费则投资于兴建满洲和蒙 古铁路,这使得移民这些地区变得容易。
此外,根据熊希龄初步的 乐观估计,每年的铁路股份分红相当于旗兵以前薪俸的一半。
当然,不是每个响应慈禧太后8月10日谕旨的上奏者都赞成 化除满汉畛域,一些人坚决反对这种倾向。
恩铭的继任者安徽巡 抚冯煦(1843—1927)是一名汉人,他把对朝廷强满排汉的指责, 归因于“外人利用此说以煽我革命党人”并随即趁乱钻空。
冯煦 说,不管如何,满汉不平等的言论没有根据。
例如,包括皇族成 员在内许多满人经济上比汉人还窘困。
朝廷要做的事情仅仅是选 拔出优秀的官员,而不管他们是满人还是汉人。
如果真如此,满 汉问题会自行消失。
然而,如果朝廷只是发布一些化除满汉差异 的官样文告,那么这个问题就只好留给革命派去解决了。换句话 说,需要加以处理的是官员们的胡作非为,而不是满汉差异。
御 史江春霖很有可能是一名汉人,他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江春霖明 确反对许多改革建议,包括采用汉姓和废除八旗,他认为这些都 是不必要的和无关痛痒的。
他坚称差异和对抗(诸如满汉之间) 是自然存在的和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共处一室。
江春霖说,朝 廷要做的是不偏不倚。
他承认在许多“美缺”职位任命上,满人 占有优势,这需要纠正,但他认为没必要废除满汉之界。
实际上, 他略带隐讳地总结道,
如果满汉之界被废除,那么“疏者”(汉 人?)不会感恩,而“亲者”(满人?)则会离散。[153]
不管1907年这些改革建议的呼声多么强、范围多么广,
但满 汉关系中还有一个方面是所有上奏的大臣都没有提到,哪怕是略 微涉及:
剃发留辫。
义和团运动后的最初几年里,一些社会团体 对发式和服式进行了修剪,但这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军 队和警政改革时,满人发式不太适合日本式的新制服的问题立即 凸显出来。
新军中的士兵获得朝廷同意,剪短而不是剪除了辫子。
警察也一样,他们被允许将辫子剪短三分之二。
在京城,许多警 察都是旗人,剪短辫子的命令于1905年年底颁布,
据埃德蒙·白克浩斯记录,“这一法令在当时引起了很多愤怒。
在一个军营,士 兵都拒绝服从命令,直到他们的上司剪短了辫子。街上的孩童称 剪辫的士兵为洋鬼子,这也令他们恼怒不已”。随着军队和警察剪 短了辫子,经常身穿马褂、头戴日式帽子的新式学堂的学生,同 样对拖在背后的长辫子这种古怪装束感到愤怒(图7)。学生们开 始主动剪短甚至剪除了自己的辫子。
1906年4月,京城顺天中学 堂的几个学生趁着改用新式军训帽的机会,剪除了自己的辫子, 学堂督学警告他们,必须要等到朝廷颁布明确的法令才可以剪辫。
虽然朝廷从来没有允许这样做,但是外务部大臣吕海寰1907年抱 怨,新发式已经广为传播,特别是从国外回来的学生不顾一切地 剪掉了辫子,改变了服饰。[154]
学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同时,民间的改革呼声也要求剪 除辫子。上海的月刊《东方杂志》在1907年9月这一期的社论, 把“易辫”列入了解决“满汉之争”和推进立宪的四项改革措施 之中(其他三项改革措施是用汉姓、划旗为民和废除官缺)。[155]
此时,来自朝鲜的一则广为流传的消息给辫子问题增加了紧张的 氛围,即刚刚由日本占领者扶上台的
1907年8月16日朝鲜国王纯宗剪 去了自己的发髻,并下令让其臣民留日本式的短发。
纯宗无奈颁 布的发式谕旨对当时中国的报纸读者来说是一种沉痛的警告,即 如果不及时变革,就会为此付出代价。
正如《北京女报》评论的 那样,“唉!当国家完全丧失时才知道改革!一切都太晚了!”[156]
尽管国内外发生了这些事情,但在
1907年夏天,却没有一名上奏 者建议对满人强制推行的发式进行任何改变。
这样小心只能归因 于一种观念,即
虽然满汉关系的很多方面都亟须改革,包括八旗 制度本身,而辫子却不在其中之列。
对于7月8日和8月10日两道谕令所引发的立宪和满汉问题 之争有很大贡献的,还有《大同报》这份新的政治性报纸,它于 年6月25日创刊于日本,到9月底,已经发行了三期,每期 的内容都超过一百页(1908年5月30日停刊之前又发行了四期)。
与义和团运动后十年间在日本问世的其他很多中文期刊不同,《大 同报》由满人创办,并主要关注该报所说的“满汉问题”。《大同 报》的所有编辑人员都是满人,其中两名主笔是皇室成员恒钧和 吉林的乌泽声,他们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157]
与19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很多政治报纸一样,
《大同报》 反对中国人在列强威胁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普遍冷漠。
乌泽声在创 刊号的《大同报·序》中说,造成这种冷漠的原因在于中国两千 余年来的“专制政体”,在这一政体下,统治者享有绝对的权力, 而人民则丧失了责任感。
然而,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
立宪。
实 行立宪政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区别,都有责任管理国 家事务。
如果中国是一个立宪国家,外国势力再也不能仗势欺人。 他们以前或许能够胁迫一两个政府官员,但却不能威胁一亿被唤 醒的大众。因此,如果中国要免除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就必须变成立宪政体并授权于民。
乌泽声说,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相比有 什么区别?
不是宪法,而是国会。国会为人民提供了一个表达政 见的渠道,也可以培育人民的团结意识和政治觉悟。国会让人民 承担起责任。没有国会,就不可能有“责任政府”。
因此,
《大同 报》提出的四个目标中的前两个目标就是“建立立宪君主制”和 “召开国会以创设责任政府”。[158]
在这一点上,《大同报》与杨度 (1875-1931)的观点极为类似,杨度当时也在东京,他是宪政讲 习会的组织者和《中国新报》的主笔。《大同报》在其创刊号中刊 发了杨度的贺词,他在其中表示,《大同报》的目标与他的目标完 全一致,而且后来《大同报》还发表了杨度的长篇评论《国会与 旗人》。[159]
《大同报》的其他两个目标是
“满汉人民平等”和“统一满、 汉、蒙、回、藏”,这两个目标都涉及了满汉问题。[160]
恒钧在题 为《中国之前途》一文中谈到,满汉问题起源于最近。直到1895 年之后,满汉问题才浮出水面,当时忧心忡忡的人民要求朝廷进 行改革,却激起了保守派的反对,这自然在许多汉人中引发了排 满反应。[161]
随即,义和团运动后反满情绪的高涨,又引起了一些 满人的排汉反应。所以,满汉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即汉人中的反 满和满人中的排汉。
乌泽声在“满汉问题”这一长达五十页的文 章中谈到,反满的最终目标在于共和主义,排汉的最终目标在于 加强专制,两者都不想要立宪君主制。[162]
恒钧和乌泽声都承认满 汉之间存在着差别,但他们感到这种差别不在于不可改变的族群 特征,而仅在于“责任和权利”的不同。
例如,满人作为八旗制 度中的成员普遍要服兵役,政府则给予他们一定的薪俸。
另一方 面,汉人被迫纳税,但是他们可以免除兵役。[163]
《大同报》主张,至少应该废除责任和权利方面的这些差别, 这样满汉之间的平等能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大同报》赞成废除 八旗制度本身。在“满汉问题”一文结尾,乌泽声以一个简短且 富有深意的句子宣称,消除所有满汉差异的唯一办法是朝廷“废 除特别制度来证明其绝对公正”。[164]杨度在《国会与旗人》一文 中详细阐明废除八旗的理由。[165]最后,《大同报》关于满汉问题的分析,其要旨在于从政治上而不是族群上来对中国进行定义。
当然,它承认中国境内存在不同的族,主要是五族——“汉、满、 蒙、回、藏”。
这好像只是重复了乾隆皇帝时融合五族的观念,但 却有一个重要的变化:
现在,这些人群效忠的对象不再是大清帝 国而是中国。
恒钧否定了“中国应由汉人统治”这一排满观念。
他 也反对排汉者的类似概念,即“中国不属于汉人,而属于满人”。
相反,他坚持五族成员都属于“中国人”。
不管其族群有何差异, 他们都是中国“国民”。[166]
我们还不清楚,《大同报》这些年轻且具改革思想的满人的呼 吁,是否对1907年夏天的上奏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其中的一 些思想与熊希龄的观点很类似,后者同样要求废除八旗制度。
不 管如何,慈禧太后的朝廷把所有奏折都移交给督办政务处考虑。
督办政务处创设于1901年,目的在于督办官制改革的各个方面, 当时由八名成员组成:两名军机大臣(奕劻和鹿传麟),一名大学 士(孙家鼐),两名尚书(学部尚书荣庆、陆军部尚书铁良),三 名总督(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 凯)。
其中有三名满人,五名汉人。[167]为了让他们参与这些重要 的商议,张之洞和袁世凯这两名总督被调任京城,入值军机处并 被委以中央部门的重要职位。张之洞成为学部督办,袁世凯任外 务部尚书(取代了吕海寰)。
(这些任命明显违背了1906年所定规 则,即各部尚书不能担任其他重要职位。张之洞的督办职位虽不 是尚书,但他与外务部和陆军部的奕劻一样,职位高于尚书。
袁 世凯在外务部的职位却是明显违背了规则。)[168]
任命张之洞和袁 世凯入值军机处,这是1907年政治风暴的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取 代了6月份和8月份先后被罢免的翟鸿机及其同僚林绍年。
扩充后 的六人军机处———包括奕助、载沣、世续、鹿传麟、张之洞和袁 世凯,最终还是在满汉间平均分配。6月,载沣已经作为军机处行 走进入军机处。[169]
从1907年8月底开始,大约在张之洞和袁世凯到达京城时, 督办政务处大臣经常一起讨论改革满汉关系和实现立宪政府的各 种建议。根据当时至少一份报纸的报道,在这些会议上,
陆军部尚书铁良强烈反对采取激进措施废除旗兵的俸禄和旗人的其他特 权,
因为这违背了开国先祖的意愿。[170]
一个月后,清廷在十天内先后颁布了两道谕令,决心彻底改 变而不是废除八旗制度。
第一道谕令颁布于1907年9月27日,正如端方 建议的那样,命令各省驻防八旗在十年内解散,旗人准备自谋生 路。
谕令要求各驻防八旗都统与相关的各省官员核实旗兵数目, 并分配给他们足够的农田(连同工具等),这样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养家糊口。官员们要先分配驻防单位的牧场和农田。自己没有农 田或者农田数量不足的驻防八旗,要(以市场价格)从附近农民 手中购买农田。每年大约10%的旗兵将得到土地,他们具有永久 所有权,但不能出售和抵押给他人。当旗兵重新定居于被分配的 土地上时,他们的薪俸就会被停发,并从八旗官员的治理下转由 当地官员管辖,从此之后他们与平民无异,包括缴纳同样田赋, 受制于同样法律。遣散各省驻防八旗的费用来自度支部,也来自 停发旗人薪俸的节余。
第二道谕旨于10月9日颁布,涉及了满汉 之间在习俗上和法律上的差异,例如服丧时间的长度和减刑。谕 令要求礼部会同修订法律大臣起草———套礼仪和法典,以期适用于 皇族以外的所有满人和汉人。[171]
这两道谕旨参考了恩铭遇刺后上奏者提出的许多建议。表面 上看,
通过遣散各省驻防八旗和消除满汉之间社会生活上和法律 上的差异,
这两道谕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八旗制度和满汉关系。
然而,这两道谕旨并没有接受所有的改革建议。
尤其是,谕旨没 有采纳熊希龄要求解散驻京八旗的建议,而驻京八旗占了整个八 旗人口的一半。
谕令也没有废除许多中央机构中依然存在的官缺 分满汉。
最后,由于没人呼吁剪辫,谕旨自然没有对发式作出改 变。
事实上,为了回应吕海寰对逐渐蔓延的剪辫潮流的抱怨,清 廷在1907年夏天重申了留辫的要求。
而且,根据由满人(荣庆和 铁良)统领的学部和陆军部的联名上奏,朝廷承诺要惩罚那些剪 除了辫子的归国学生和士兵。[172]
同时,为了回应立宪改革派(例如《大同报》所代表的)逐 步高涨的要求,慈禧太后以自己的名字发布了另外两道懿旨,明确了她一年前所做出的创设立宪政体的模糊承诺。
1907年9月20 日,慈禧太后宣称她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两院制”议政体系。作 为预备步骤,她命令立即设立资政院,任命四等王公溥伦 (1874-1926)和年迈的大学士孙家鼐为总裁,让他们与军机处一 起草拟一份关于资政院的详细计划。
一个月后的10月19日,她又 授权各省设立谘议局。[173]后来,她送溥伦前往日本直接学习立宪 政府的相关知识。[174]
结语
清末新政最初侧重于军事和教育改革,这也是“洋务运动” 的思路。
1906年后,朝廷才超越这些旧有的范围,冒险进入政治 改革这项前途未卜的领域。
随着义和团运动之后数年内军事和教 育体系的改变,满人也和普通民众一样接受了改革。
他们组建了 新的军队(京旗常备军,后来变成陆军第一镇)和新的警察力量 (著名的内城工巡局)。他们创办新的军事和平民学堂,包括京城 的陆军贵胄学堂和杭州驻防八旗的惠兴女学堂,他们还派遣学生 出国留学,主要是派往日本。
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和杂志(天 津的《大公报》、京城的《北京女报》、东京的《大同报》)来表达 自己对时事的看法。
总之,在义和团运动后的改革中,满人是积 极的参与者。
同时,虽然革命派对满人的指控往往有效,但义和团运动后 的最初几年里,
清廷避而不谈《大同报》所说的“满汉问题”。
在 1907年7月恩铭被刺杀的前夕,清廷废除了满汉通婚的禁令,但 收效甚微。
朝廷任命几名汉人官员到八旗和新设立的东北三省任 职。
它废弃了满人祖制中的骑射技艺,但没有废除“国语”。朝廷 也没有废除官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很多官员的职位是给一些 特殊族群保留的。
只是在新组建的中央机构中,不再实行官缺制。
一项对1907年夏天上奏者的改革建议进行的分析表明,直到慈禧 太后统治结束的前一年,满汉之间仍然存在很多重要差异。
事实上,废除官缺制度是许多改革派建议的一种有效减轻满汉差异的手段。
但这又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它打破了高级官员之 间的平衡状态,最终损害了汉人的利益,更有利于满人。
以前, 在满汉共治制度下,京城衙门的要职都是在两个群体间平等分配。
然而,到1906年年底,当中央官制改革和满汉共治被限制时,十 三名各部尚书中有八名满人,只有五名汉人。
一年后,即1907年 年底,满人的优势更加明显:九名满人和四名汉人。
满人是奕劻 和那桐(外务部),善耆(民政部),载泽(度支部),溥良(礼 部),荣庆(学部),铁良(陆军部),溥题(农工商部)和寿耆 (理藩院)。四名汉人是袁世凯(外务部),陆润庠(1841-1915, 户部),戴鸿慈(刑部)和陈璧(1852-1928,邮传部)。[175]
此 外,王公参政的趋势也更加明显。
1907年年底九名满人尚书中, 三名是王公:奕劻、善耆和载泽。
而一年前只有两名———奕劻及 其儿子载振担任尚书(载振后来由于卷入一桩丑闻从农工商部被 罢免)。军机处的这种趋势同样很明显,1906年年底,四名军机大 臣中只有一名是皇室亲王,即奕劻;一年后,六名军机大臣中有 两名亲王,即奕助和载沣。[176]
在安徽巡抚恩铭于1907年7月被刺杀后,清廷才最终意识到 满汉问题的严重性。
这时,也只是这时,慈禧太后才发布了两道 谕旨,要求对满人改革派乌泽声称之为“特权制度”的八旗制度 进行重要改革,并消除满汉之间在社会生活上和法律上的差异。
这些改革并没有废除八旗制度,也没有完全消除满汉差异。
但它 们比以前的任何改革措施更深入,包括百日维新期间的改革。
1898年,光绪皇帝仅仅是要求废除旗人不准外出谋生的禁令,以 及探讨重新安置旗人的可能性。这些命令曾使得旗人人心惶惶, 也成为维新失败和光绪皇帝失去权力的重要原因。
而现在,差不 多正好十年后,慈禧太后又回到了他的意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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