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隔离与不平等
反满缘由
满人七宗罪
满人和旗人
隔離
不平等
两种人,两种文化
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尝试
結語
隔離與不平等
狹義上的「反滿」,即中國佔人口多數的漢人與「異族」滿人11 之間的族群對立,主要是指在
1899-1900年排外的義和團運動
後的幾年裡,漢人對清廷的批評。 [1]例如,鄒容(1885-1905)在其
1903年寫成的小冊子《革命軍》中控訴,「不平哉!不平哉!中國最不平、傷心慘目之事,莫過於戴狼子野心、游牧賤族、賊滿洲人而為君”[2]。
當然,革命者從來不是狹隘或完全地反滿。
1905 年,同盟會成立時提出了四個目標,首要目標就是「驅逐韃虜」, 其他三個目標是: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而且,在族 群對立之外,革命者也提出了大量理由來為驅逐滿人統治者正名: 他們無能、腐敗、專制、獨裁,最重要的是不能抵禦列強的侵略、 保衛中華民族的利益。除了這些批評之外,革命者還一遍又一遍 地聲稱,滿人必須被驅逐,因為他們不是「中國人」。
但是,誰又是真正的滿人呢?
他們通常被描述為散居於中國東北部邊境、與朝鮮接壤的女真部落的後裔,
努爾哈赤(1559- 1626)在16世紀90年代統一了這個部落,他的兒子和繼任者
皇太極(1592-1643)在1635年將其更名為「滿洲」。
實際上,滿人是一個更廣泛、更異質的族群;他們包括八旗的全部成員, 而「滿洲」僅僅是八旗中的一個(儘管是公認的核心)部分。
八 旗成員的整體和個人都被稱為「旗人」。所以,滿人身分問題不可 避免地與八旗制度連結在一起。12
革命者批評滿人是異族,這種批評有效嗎?
清代(1644- 1911)的滿人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方式上,與漢人有明顯的區別呢?
尤其是按照芮瑪麗的觀點,她在《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中引用了清廷1865年的諭令,聲稱這消除了兩個族群之間最主要的差異。這樣,兩個族群之間還 有多大差別呢?
反滿緣由
在具有革命思想的年輕知識分子中,反滿是高度一致的呼聲。 他們很多人在義和團運動後的幾年聚集到日本學習。他們關注 的焦點是帝國主義的威脅。隨著列強入侵華北以鎮壓義和團運動, 以及
俄國於1900年佔領滿洲里,中國似乎已經處於被外國列強瓜 分的邊緣。
國家的這種危險境地很容易被歸罪於清廷和所有滿人。
1900—1901年間的《開智錄》雜誌上的一篇文章清楚地說明了反帝國主義與反滿之間的聯繫:「我國人日言為外人奴隸之恥而不知為滿洲奴隸之恥,日言排外種而不知排滿洲之外種。
義和團運動後的最初幾年,最直言不諱的反滿批評家是章炳 麟(1868-1936)、鄒容和陳天華(1875-1905)。章炳麟在三個 人中年紀最大,堅持得最久,他和1898年的變法者保持著一定的 聯繫。戊戌變法失敗後,章炳麟和他們一樣,不得不逃離中國。 但直到
1900年夏天,他才真正成為一個革命家。當時,由於對慈 禧太后錯誤處置義和團運動感到憂慮,章炳麟首次公開對滿人發 起了攻擊。
他給當時香港興中會新近創辦的機關報——————《中國日 報》寫了兩份申明。在其中的一份中,他宣布自己剪掉了辮 子——這條辮子把他和清廷聯繫在一起,並解釋了為何這麼做。 後來,章炳麟又發表了其他抨擊滿人的文章,以之攻擊保皇派。例如
1901年在東京《國民報》上發表了攻擊梁啟超(1873- 1929)的文章,
1903年在上海發表攻擊康有為(1858—1927)的 小冊子。
這些反滿著作也使得他受「蘇報案」的牽連,於
1903年 章炳麟在上海因蘇報案號召推翻清政府被捕。
1906年被釋放後,章炳麟在東京加入了孫中山 (1866-1925)的組織,在剛成立一年的同盟會機關報——《民 報》中任編輯。 [4]
第二位主要的反滿批評家是鄒容,他於1903年在上海出版了 13 《革命軍》,章炳麟為這本小冊子寫了充滿溢美之詞的序言。鄒容早 在一兩年前還在日本當學生時,就寫出了這本著作。由於鋒芒畢露 地批評清廷,他也因「蘇報案」而被捕,並於1905年,在年僅20 歲時死於獄中。可能正是由於他英年殉難,在義和團運動之後的十 餘年裡,他的《革命軍》成為反滿著述中傳播最為廣泛的作品。 [5]
最后一位是陈天华,他比邹容大10岁,著有《猛回头》、《警 世钟》两本小册子。这两本书于1903年在东京出版,当时他在东 京学习了大约一年时间。1905年,陈天华在东京加入了孙中山的 同盟会,并为《民报》第1号撰写了文章。此后不久,为了抗议 日本媒体对中国留学生爱国精神的诋毁,陈天华蹈海而亡。他未 完成的小说《狮子吼》在他死后出版。[6]
革命者大量控诉满人的身份,但这些控诉大多不成系统。即 使在措辞激烈的小册子如《革命军》里,他们对满人的抨击也通 常散见于对清廷的更宽泛的谴责之中,比如批评清廷腐败、专制 或者不能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然而,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几年里, 当时一些革命文学作品对满人的各种批评可以概括为七宗罪。这 些具体的罪状主要来自邹容、陈天华和章炳麟的著作,也包括这 一时期的其他出版物。除了陈天华的《獅子吼》,所有这些作品在 1905年年中同盟会成立之前就已经面世。[7]
滿人七大罪
第一宗罪,滿人是異族,是不屬於中國、不同於漢人的野蠻 民族。
1903年,張繼在《蘇報》上直截了當地聲稱:「吾怪滿洲人何也?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 」[8]
這種立場把反滿的革命派和反帝的改良派區分開來,改良派最關心的是把帝國主義列強(而不一定是滿人)從中國驅逐出去。在改良派看來,滿人統治者和他們的臣民一樣,都是「中國人」。在中國。
革命者在稱呼上用兩種方式來區分滿人與自己。一種方式是 依照漢人的傳統來稱呼中原文化圈周圍的各種「野蠻民族」。因 此,鄒容聲稱:
吾同胞今日之所謂朝廷,所謂政府,所謂皇帝者,即吾 疇昔之所謂曰夷、曰蠻、曰戎、曰狄[東南西北的野蠻民 族]、曰匈奴、曰韃靼。其部落居於山海關之外,本與我黃帝 神明之子孫不同種族者也。其土則穢壤,其人則氈種,其心 則獸心,其俗則毳俗。 [9]
通常用來指稱和詆毀滿人的其他類似標籤是「東胡」(東邊的蠻族),這是章炳麟常用的詞語;還有「韃虜」,這是同盟會會員的誓言,是把「韃靼」和“虜”組合到了一起。 「虜」是北宋 用來稱呼契丹(Khitan)的一個古老詞彙。 [10]
在涉及自我稱呼時, 這些稱滿人為「蠻族」的革命者,通常稱自己為「中國人」,如
張繼經常用「中國人」一詞,
梁啟超在1898年《清議報》的評論裡,使用了「支那」或「支那人」一詞,這是「Shina」的漢語讀音,該詞是日本明治時期對中國最普遍的稱呼。 [11]
讓人感興趣 的是,
他們幾乎從未自稱為“華”和(或)“夏”,這是文明核心 圈的人與週邊異族比較時經常使用的傳統詞彙。
革命派把自己與滿人區分開來的另一種方式,是利用梁啟超 翻譯引進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一外來學說。
根據他們對該學說的理解,如陳天華在《獅子吼》中舉例說明的那樣,世界人口按照位置和膚色被劃分為五個大的人種:黃色人種、白色人種、黑色人種、棕色人種和紅色人種;每個人種又可以依次被劃分為若干小族,並進一步被劃分為較小的群體,如民族和部落。這樣,白 種人生活在歐洲和北美,他們由三個種群構成:「阿利安種、條頓種和斯拉夫種。 」據鄒容所言,與此類似,黃種人主要生活在東亞和東南亞,由兩個種群構成:中國和西伯利亞。中國人種包括漢人——朝鮮人和日本人是漢人的亞種、藏族人和越南人;西伯利亞人種包括蒙古人、土耳其人和通古斯人,滿人是通古斯人的一個亞種。詞彙是「漢人」,這也是梁啟超的傑作。 ”[13]今天廣泛使用的“漢族”一詞,在當時和“滿族”一樣, 很少被用到。這些用來確定滿人、漢人的詞彙,其使用範圍和使用的相對頻率在本研究中逐漸變得明確。
第二宗罪,滿人對漢人犯下了令人髮指的大量罪行,尤其是 在17世紀中期的征服過程中。
他們的野蠻行徑標誌著滿人成為漢 人祖祖輩輩的敵人,儘管這些罪行發生在很久以前,但他們必須 受到報復。這些罪行中最不可饒恕的是,滿人統一中國時,對中 原和南方許多城市里手無寸鐵的市民進行了殘忍的殺戮。鄒容引用了那時新近再版的關於「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兩地都在江蘇)的史籍,稱滿洲軍隊為「縱焚掠之軍」,「賊滿人鐵騎所至, 屠殺擄掠」。根據章炳麟1903年的文章,這些暴行不應僅僅歸因 於一些單一的滿人軍官;相反,每個滿人都負有責任,並應受到 懲罰。因此,「漢族之仇滿洲,則當仇其全部」[14]。
第三罪,藉由把野蠻的習俗強加於漢人臣民身上,滿人使 中國趨於野蠻化。
與以前異族征服者被漢人生活方式同化不一樣, 滿人強迫漢人適應他們的風俗習慣,尤其是他們的男人發式和官 服。正如鄒容憤怒所指出的;
拖辫发,著胡服,躅踯而行于伦敦之市,行人莫不日 Pig tail(译言猪尾)、savage(译言野蛮)者,何为哉?又躅踯而 行于东京之市,行人莫不曰チセンチセンボツ(译日施尾奴 才)者,何为哉?嗟夫!汉官威仪,扫地殆尽;唐制衣冠, 荡然无存。受抚吾所衣之衣,所顶之发,吾侧痛于心。………………辫发乎!胡服乎!开气袍乎!胡服红顶乎!朝珠乎! 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賊满人之恶衣服乎?[15]
第四罪,滿人把自己上升為特權族群,凌駕於漢人之上。
據鄒容所言,「雖閱年二百有奇,而滿自滿,漢自漢,不相錯雜。蓋顯然有賤族不得等倫於貴族之心」。也就是說,滿人並不認為漢 人與他們是平等的。為了舉例說明滿人與漢人混雜的失敗,鄒容提 到了駐防。滿人在各主要城市都有駐防軍隊,然而他們生活在自己 的軍營裡,在居住環境上與漢人隔離開來。在《獅子吼》中,陳天 華指出,清朝禁止滿漢聯姻,也是另一種隔離滿漢的手段。此外, 革命派宣稱滿人生活在自己的獨立世界裡,統治著漢人,又排斥著 漢人。為了回應梁啟超早期的評論,陳天華在《猛回頭》中聲稱: “(他們)要十八省的人,公養他五百萬,至今不農、不工,只是坐食漢人。列位!這豈非是可恨之極嗎?”[16]
第五宗罪,滿人讓漢人屈從於外族的軍事征服。
他們讓旗兵 分別駐紮於一些戰略要塞,保持了對漢人的統治。陳天華在《獅 子吼》中論及清初統治者對軍隊的周密部署:
看見女真因為分散,致被漢人所殺,把帶來中國數百萬 滿洲人,一半駐在北京,號稱「禁軍」;一半駐各省,號稱 「駐防」。
鄒容也分析了各省駐軍所使用的「駐防」一詞:
且試繹「駐防」二字之義,猶大有大可稱駭者。得毋時時 恐漢人之叛我,而羈束之如盜賊乎?不然,何為而防,又何 為而駐也?又何為駐而防之也?
正如《蘇報》1903年刊載的一篇文章中稱,各省駐防的軍隊 很明顯的目的是「壓制奴隸」。 [17]
第六宗罪,滿人至少從三個方面對漢人實行政治歧視。
他們 以人口有限的少數民族統治為數眾多的漢人。在鄒容看來,「世界 只有少數人服從多數人之理,愚頑人服從聰明人之理,使賊滿洲 人而多數也,則僅五百萬人,尚不及一州縣之眾」。與清廷自稱「滿漢平等」相反,滿人對漢人的歧視也是透過獨霸高層統治而實 現的。陳天華在《獅子吼》中指出:「朝中各官,滿漢平分,重要的職任,都是滿人執掌。」鄒容還對京城的行政管理做了一個詳細的分析,總結道:“是其出仕之途,以漢視滿,不啻霄壤雲泥之別焉。
故常有滿漢人同官、同年、同署,漢人則積滯數十載不 得遷轉,滿人則俄而侍郎,俄而尚書,俄而大學士矣。 ……………… 即幸而億萬人中有競登至大學士、尚書、侍郎之位者,又皆 頭白齒落,垂老氣盡,分餘瀝於滿人之手。 [18]
最後是第七宗罪,滿人雖然自稱調和滿漢,但其實一直對漢 人懷有敵意。
作為證據,革命派一再引用梁啟超在1900年一篇文章中引述的剛毅(1837-1900)的——則論斷————————剛毅是1898年後慈禧太后的朝廷中保守派滿人大臣的領袖,文中說「漢人強,滿人亡; 漢人疲,滿人肥」[19]。
鄒容稱剛毅的觀點體現了朝廷一系列措施後的一條潛在規律,
太平天國革命(1851-1864),
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
義和團運動,
在每一次事件中,都是滿人得到了所有的利益,而漢人做出了最多的犧牲。對於朝廷所推行的「富強」 運動,鄒容說:「故今日強也,亦滿人強耳,於我漢人無與焉;故今日富也,亦滿人富耳,於我漢人無與焉。朝廷的政策也體現在
剛毅的另一番著名言論中:「我家的產業,寧可以贈之於朋友,而不必界諸家奴。」[21]如果真的讓給鄰邦,那麼清朝不啻成為陳天華所謂的「外國人的朝廷」,漢人則成了鄒容所謂的「野蠻人奴隸之奴隸」[22]。
滿人和旗人
義和團運動之後的幾年裡,革命派對滿人有許多稱謂,“旗 人”一詞卻顯然不在其中。這很奇怪,因為畢竟有七分之四的滿 人都稱自己是八旗子弟,正是八旗士兵在清朝佔領中原的時候實施了許多針對漢人的暴行(第二宗罪),正是他們讓被征服的漢人處於各種駐防部隊的持續鎮壓中(第五宗罪),正是大量旗人獨立於漢人之外而享受了各種特權(第四罪),他們大大受惠於清廷對漢人的政治歧視政策(第六宗罪),因此在革命者看來,滿人就等同於旗人,在滿人自己眼中也是如此。正如一名清朝皇族後裔 回憶的,
「滿人自稱也被別人稱為旗人」。
或如同李中清(James Lee)與羅伯特(Robert Y. Eng)所言:
「八旗制度是統一滿人、定義滿人身分的主要體制。」[23]
八旗制度由清朝的創始者努爾哈赤和皇太極一手創建,在推翻
明朝(1368-1644)的過程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到19世紀末,這一 制度基本沒有什麼變動。努爾哈赤在
1615年創立了八旗制度,將自 己控制的散居於東北山區的女真部落分為八部,稱為“旗”,每旗由 一些“佐領”統率。 20年後,皇太極給他的人民取了一個新名字 「滿洲」(源自「滿人」),他們於是成為「滿洲八旗」。同時,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在東北南部的平原地區建立了自己的統治,控制並奴役了當地的漢人居民之後,就開始將漢人俘虜分配給八旗首領為19奴,這些漢人家奴被稱為“包衣」(包衣,源自滿語booi,也就是家奴的意思),他們中的一些人被編入各旗,成為他們主人旗下的一分子。後來,到1642年,隨著越來越多的漢人被皇太極招降或擊潰,皇太極不再將漢人俘虜收為“包衣”編入各旗,而是將漢人單獨組織起來,組成“漢軍」八旗。同時,在1635年,皇太 極為歸附自己的東北西部和蒙古東部的蒙古人另行組建了八旗組 織。雖然後來其他人民都按照八旗體制被組織起來,但在皇太極的繼任者於1644年入主中原之時,八旗制度的基本組織結構已經定型,其中包含了三種族群成分:滿洲人、蒙古人和漢軍。每部 分各有八旗,共同組成全部二十四旗的旗人隊伍。 [24]
八旗制度雖然結構簡單,但在組成成分上卻是完全異質。八旗成員除了由三個部分即滿洲旗人、蒙古旗人和漢軍旗人組成之外,還有其他很多重要的內部區別:上三旗和下五旗,新旗人和舊旗人,皇族後代和普通旗人,普通旗人和包衣奴隸,核心旗人和歸還旗人,京師旗人(京旗)和各省駐防旗人,旗人士兵及他們的家眷。
八旗制度中,每類八旗都是由不同顏色的旗幟來區分的(黃、 白、紅、藍)。每種顏色分別有「純色」和鑲有紅邊或白邊的「鑲 色」兩種旗幟。八旗的地位等級次序由高到低為:鑲黃,正黃, 正白,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前三種即鑲黃、正黃、 正白,組成了上三旗。他們都是早期由皇室直接統率的旗人。後 五種組成了下五旗,他們是由其他王公貴族統率的旗人,直到雍 正年間(1723-1735)才歸由皇室指揮。上三旗比下五旗擁有更 高的地位。 [25]
在三種不同族群的八旗成員中,滿洲八旗在晚清時數量最多。 根據辛亥革命後編撰的《清史稿》描述,京師旗人中53.5%的官 員和士兵屬於滿洲八旗,31.8%屬於漢軍八旗,14.7%屬於蒙古八 旗。 [26]但是,如果把各省的八旗軍隊都統計進來,漢軍八旗的比率 還要小很多。這是因為
乾隆時期(1736-1795)允許部分漢軍八旗 20 「出旗為民」,
此項措施對各省駐防旗人的影響明顯大於對京師旗人 的影響。所以,大體看來,約有60%的八旗士兵為滿洲八旗,其他 40%則為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兩者大體上各佔一半)。
滿洲八旗不僅是最古老、數量最多的,而且毫無疑問也是享 有最多特權的旗人。滿洲八旗的地位高於蒙古八旗,而蒙古八旗 的地位高於漢軍八旗。 [27]但是,正如整個八旗不是一個同質的整 體,滿洲八旗本身的構成也是多樣化的。例如,
滿洲八旗的成員 以早期的女真人為核心,此外還包括三十七支蒙古人,六支朝鮮 人,一支俄羅斯人和一支番子。這些外族人和散居於滿洲八旗中 的一些蒙古人、漢人一起,共同構成了滿洲八旗的整體。 [28]
滿洲 八旗中最大的區別是老滿人和新滿人的不同,這主要取決於他們 納入清朝統治的時間。
老滿人(“佛滿洲”,“佛”是滿語“老”的意思)是那些先輩們在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時期就被編進八旗的人, 他們主要來自建州女真或其他的女真部落;另一方面,
新滿人(“伊徹滿洲”,“伊徹”是滿語“新”的意思)則主要是清兵入關後,臣服於清朝統治的其他東北部落的後代,他們在順治年間(1644-1661)和康熙年間(1662-1722)編入八旗,並向南移居到黑龍江盆地,以抵抗俄國的領土擴張。
新滿人包括兩支非女真 通古斯語群———赫哲和庫雅喇———————他們生活在東北滿洲和西伯利 亞附近的群山和河流之間,以漁獵為生。
還有四支混合了蒙古語 和通古斯語的部落————達斡爾、索倫、鄂倫春、錫伯,他們生活 在大興安嶺兩側,西至蒙古大草原,東至滿洲森林。新滿人與清 朝統治者的聯繫更晚,也更疏遠。新滿人雖然比老滿人地位低, 但是他們擁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即使在新滿人編入八旗之後,他 們仍然由本部落和本氏族的首領來統率。 [29]
老滿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皇族,他們包括兩大部分的族系。 21
一部分是皇族宗室「愛新覺羅」,他們的祖先是努爾哈赤的父親塔 克世;
另一部分是努爾哈赤的叔伯和兄弟的後代,被稱為「覺 羅」。
這兩支皇族的後代數量增長很快。到了清末,約有兩萬九千 人為直系皇族,另有兩萬人為旁系皇族。雖然這兩支皇族分別編 入了不同的八旗,但是所有的皇族後代,包括直系和旁系,都直 接由宗人府統管,而不是由各旗首領統治。 [30]
皇族中最高貴的宗 族被封為王公貴族,共有十二種級別,前四種爵位分別是:親王、 郡王、貝勒、貝子。除了八大「鐵帽王」世襲罔替,其他爵位 並不世襲,每世遞降一等。例如,三等貝勒的長子繼承爵位,封 為四等貝子,其他的兒子都封為九等「鎮國將軍」。 [31]因此,只有 極少數的皇族成員擁有爵位。
在義和團運動後,最顯赫的皇族宗室成員,毫無疑問是慶親 王奕劻。
奕劻出生於1836年,是乾隆皇帝之曾孫,屬於皇帝直系 後裔所在的下五旗之一的正藍旗。其祖父永璘被封為慶親王,於 1796年嘉慶皇帝即位後受封。因伯父綿悌無男性子嗣,奕劻在 1850年伯父去世後繼承家業,然而受爵位世襲制度所限,此時他 僅襲封為十等輔國將軍。後來因長期輔佐慈禧太后而受到賞識,他 擢升很快。當1884年接替恭親王奕訴成為總理衙門負責人之時, 他已經成為二等郡王,從而繼承了家族的慶王爺頭銜。十年後的 慈禧太后六十大壽之際,他被封為一等親王。到了1908年12月, 宣統朝(1909-1911)之初,他已經達到爵位階梯的頂峰,擁有 了少見的世襲罔替之權。
1911年初,朝廷組成內閣時,奕助成為第一任總理大臣。 [32]
義和團運動之後,在清朝皇族的旁系中最 有名的人物或許是鑲黃旗的良弼(1877—1912)。其先祖是努爾哈 赤的弟弟,其祖父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時參與談 判和簽訂《南京條約》的伊里布。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良弼 是反對共和的主將。 1912年1月底,正是他的被暗殺才使得朝廷 最後決定退位。 [33]
八旗中的第二類是蒙古八旗。他們大多是鄰近東北的蒙古東部 邊界的遊牧民族。蒙古旗人也分為老旗人和新旗人。這主要取決於 他們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前還是之後歸降的。蒙古的老旗人包括早期 的追隨者科爾沁部和察哈爾部。新旗人則是後來加入的巴爾虎部 (Barga)、厄魯特部(Olot)等。
義和團運動後最有名的蒙古旗人是鑲 藍旗的錫良(1853-1917),他在1911年時任東北三省的總督。 [34]
八旗中的第三類是漢軍八旗。 [35]同樣也依入旗先後分為老旗 人和新旗人。老旗人是被皇太極俘虜的東北南部的漢族邊民,新旗人則是在後來的戰爭,主要是1644年入主中原的戰爭和後來鎮壓三藩之亂(1673—1681)的戰爭中被虜俘的漢人(1644年後被俘虜的其他漢人都被編入了綠營)。
漢軍八旗是八旗體制中地位 最低的一個族群。在乾隆皇帝重新組織八旗時,正是新漢軍八旗 受到了最大的衝擊。儘管漢軍八旗在旗人中間地位最低,但他們 依然是八旗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36]
在義和團運動之後,漢 軍八旗中職階最高的旗人是正藍旗的趙氏兄弟:趙爾巽、趙爾豐。
趙爾巽(1844-1927)在1911年接替蒙古旗人錫良成為東北三省 的總督。
辛亥革命後,他負責主持了《清史稿》的編撰。他的弟 弟趙爾豐在辛亥革命時任四川總督,在革命中被殺。 [37]
八旗制度中還有比漢軍旗人地位更低者:包衣。
皇帝的包衣屬 於上三旗,歸內務府管理,主要在宮廷中服務。其他王公貴族的包衣屬於下五旗。嚴格地說,
包衣並不是八旗中的一個獨立成分,他 們只歸屬於其主人所在的旗。
因為包衣世代為奴,所以即使上三旗 的包衣也不能和普通旗人相提並論。包衣在清初的統治中扮演著重 要的中間人角色,但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卻並不重要。 [38]
八旗制度為旗人提供了一個賴以為生的製度架構。所有的旗人──男人、女人、小孩──都是二十四旗的成員。除了皇族和上 三旗的包衣是由宗人府和內務府管理之外,其他的旗人都由各旗管 轄。
旗人的旗籍都是世代固定的,只有女人因為出嫁會隨夫改變旗 籍。 [39]對於旗人而言,旗籍是僅次於世系和家族的身份標誌。
八旗是依照軍事體制編排的。二十四旗分別由一名都統(從一品) 和兩名副都統(正二品)統管。都統、副都統基本上都是旗人,一 般都由王公貴族或高官擔任,但不一定是本旗的旗人,甚至不一定 是本族的旗人。 [40]每旗自主處理本旗事務,另由各旗代表組成「值 年旗」,協調八旗間的事務。 [41]八旗的都統衙門都設在北京。
對旗人而言,八旗是兩個基本的社會單位之一。因為不同顏 色和族群的八旗享有不同特權,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個人的 社會地位。八旗顏色和八旗族群也同樣決定了旗人的居住地點,根 據八旗顏色和地理方位的對應關係,旗人被分配了相應的居住地。 與其他的漢人和蒙古人不同,在八旗制度下,黃色旗一般居於北部, 白色旗在東部,紅色旗在西部,藍色旗在南部。於是在環繞紫禁城的北京內城中,兩支黃色旗(最高貴的兩旗)佔據了北部城區,白色旗居於東部城區,紅色旗在西部城區,藍色旗(地位最低的兩旗) 在南部城區。 [42]舉例而言,這就可以解釋
為什麼出身正紅旗的滿人 文學家老舍(1899—1966)是在北京西城和西北部出生和成長起來 的。 [43]
各旗依顏色配置,由此又形成了兩翼。鑲黃旗、兩白旗和正 25 藍旗組成了「東翼」(或以面南方位稱為「左翼」),而正黃旗、兩 紅旗和鑲藍旗組成「西翼」(或「右翼」)。 [44]各旗的族群劃分是另——— 種次要的地域區分要素。在北京,八旗在內城的分佈區也依族群 標準,進一步分為三個區域。於是,北京內城總共分成了24個居 住區。各色的滿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散佈於整個內城, 但是都居住於獨立的區域內。 [45]這種以各旗顏色和族群為標準的 空間分佈也被各地的駐防旗兵所仿效。
八旗各旗分為不同的甲喇,甲喇一詞來自滿語 jalan,每一甲喇 進一步分為不同的佐領。每個滿洲八旗或漢軍八旗各有5個甲喇, 每個蒙古八旗則只有2個甲喇。每個甲喇由一個參領統率(正三 品),參領和下級軍官都由各旗內部任命。在滿洲八旗中,每個甲喇中佐領的數量為14個到19個,蒙古八旗中為11個到15個,漢 軍八旗中為5個到9個。 [45]總計而言,八旗共有2000多佐領。
相較於八旗,佐領是旗人較基本的社會單位。佐領中的成員身 份與旗籍一樣,都是世襲相傳的,佐領的成員「共同居住在各旗指 定的區域內」[47]。佐領是旗人身分認同的基本單位,如同對於大部 分其他的中國人而言,縣是身份認同的基本單位一樣。正如一名漢 人可以被稱為「某省某縣人氏」,而旗人則被稱為「某旗某佐領人 氏」。每佐領都由一名同樣被稱為佐領(正四品)的軍官統率,並由 一名驍騎校(正六品)協助。和漢民地方官被當地居民稱為「父母 官」一樣,佐領對於佐領中的成員而言也是「父母官」。旗人由佐領 統領在一起,佐領不像地方官那樣定期輪換,所以很多時候,佐領 的名字往往成為旗人區別身份的標誌。例如,1904年,滿人正紅旗 第三甲喇的第十五佐領,常被稱為「宜珍佐領」。 [48]
最後,八旗組織最基本的單位是「旗兵」。每佐領都有一定數 量的旗兵。根據張德澤的研究,在晚清時期,
一個滿洲八旗佐領 擁有約260名旗兵,
蒙古佐領有100餘人,
漢軍佐領約有140 人。 49
佐領的主要職能之一是登記佐領中所有成員身分,提交給 各旗的總部,並每三年提交給稅務機構。登記簿中要記載每位旗幟 人的姓名、年齡、職業地位、家庭關係等資料。此外,還要區分 男丁的軍事能力:
未滿16歲的為幼丁,
16歲到60歲的為壯丁,
超過60歲的為退丁,有病的為廢了。
這種登記的目的,是為了追 踪記錄佐領中那些符合新旗兵挑選條件的男丁,以補充年老退役 或死亡的旗兵。 [50]除了漢軍八旗之外,人口登記的另一目的是幫 助各旗的佐領向皇宮推薦合適的年輕女性以供服務。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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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八旗的旗人,除了作為二十四旗之一的成員,還被指派 到特殊地區居住,通常是軍事駐防地,這主要依據八旗佐領所屬 的類型進行分配。
所有旗兵都被登記到相應的服務機構。這些額 外的從屬關係也被用來進一步區分旗人人口。舉例,老舍的 父親不只是滿洲正紅旗的成員,也是京畿護軍營的成員。直到 晚清,朝廷仍以法令的形式規定了八旗制度中佐領的地域分佈、 駐防的規模和數量(除了19世紀末洋務運動中的一些創新之外),以及服務機構的規模和責任。因此,
1899年頒布的《大清會典》 和後來的《清史稿》中對八旗制度的描述,幾乎與威妥瑪(T. F. Wade)在1851年英文《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中的描述一致,後者主要基於1812年編製的《大清會典》。
習慣上,八旗佐領分為三類:外佐領、內佐領、駐防佐領。 另外還有第四類附屬性質的佐領。
外佐領包括北京和周圍地區的 常住旗人,他們通常被稱為駐京八旗,這類佐領數量最多,有 1147佐領。內佐領主要由包衣組成,俗稱「包衣佐領」,主要居 住於北京、直隸及奉天地區。據《清史稿》稱,內佐領有115佐 領。 [52]駐防佐領是京外和各省的旗人,共有817佐領。這三種類 27 型的佐領總數約為2079個,通常認為這些佐領構成了八旗軍隊的 全部。但是,《大清會典》也指出有第四種佐領,他們由駐防邊境 的各種旗人組成,屬於八旗旗人,但是通常不被計入各省的駐防 旗人之列。對於這部分的佐領並沒有詳細的統計。
駐京八旗的士兵一般被分配到五種建立已久的軍事機構中(按特權優先順序):
親軍營、前鋒營、護軍營、驍騎營和步軍營,這些駐防機構都是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時期就已建立起來的。
此後,清初 又設立了一些新的軍事機構:火器營、圓明園護軍營、健銳營。在 清末的洋務運動中又建立了一個新的京城駐防單位,當時的西方人 稱之為的「神機營」。
所有這些軍事單位,包括北京地區的其他駐 防,共同擔任了拱衛京師的責任。所以,90%的駐京八旗都駐紮在 北京內城。其他的部隊則主要分佈在西北郊的頤和園地區。
根據不同的統計,駐京八旗的官兵數量有125000~150000人左 右(見表1—1)。在威妥瑪的統計中,駐京八旗有7305名軍官, 90 333 名常規士兵,31064名養育兵,2497名工匠和其他人等,總 數有131199人。王鍬翰根據1849年的一項資料,統計旗兵的數量 為149425人。 1907年,楊度引用的北京八旗機構提供的數字是 139,430人。 《清史稿》稱駐京八旗的總數是126989人。 [53]基於以上 各種資料,晚清的駐京八旗總數應該約有130000名官兵。如果把 20,000餘人的包衣也統計進來(根據威妥瑪和《清史稿》的數 據),那北京地區的八旗總人數約為150000人。
還有一些既不屬於駐京八旗,也不屬於包衣的旗人,他們一 般歸屬於各地駐防佐領或者下屬的八旗分遣機構。根據《大清會典》 記載,各地的駐防佐領有817個,被分為91個駐防部隊,每個駐 防部隊都有一定數量的佐領和相應數量的官兵。 [54]如前所述,對 於所有的附屬佐領並沒有一個準確的統計數字,各省的駐防部隊 在規模上也各有不同。大的部隊均超過了5000人,如盛京(7031 人)、西安(6588人)、荊州(5668人)。小的部隊,如直隸的順 義,只有50人。規模較大且較重要的各省駐防旗營都由「將軍」 (從一品)或副都統(正二品)統領指揮。小一些的駐防部隊則是 由城守尉(正三品)或防守尉(正四品)或防禦(正五品)[55]統 領。較大駐防部隊的指揮官通常也有權管轄附近一些小的駐防部 隊。另外在一些特殊的地區,情況還有所不同,如盛京將軍可以 管轄奉天的24個駐防部隊。一般而言,駐防部隊的統領通常為外 派來的軍官,而其下屬則來自本部隊。
和駐京八旗一樣,各省的旗兵也分屬不同的機構,主要包括 驍騎營、前鋒營、步軍營等。驍騎營一般是基本的單位。和駐京 八旗不同,各省的駐防部隊沒有親軍營和護軍營,而且基本沒有 漢軍八旗。因為乾隆時期大量漢軍八旗旗人出旗為民,所以各省 的駐防部隊主要由滿洲旗兵和蒙古旗兵組成。只有東北三省的駐 防部隊(尤其是奉天)以及廣州、福州的部隊有漢軍旗兵。 [56]
荊州位於湖北長江之畔,是歷史上的戰略要地,其駐防部隊 規模較大,也具有一定代表性。荊州駐防軍於1683年康熙皇帝平 定三藩之亂後設立,由1名將軍統領,由56佐領組成,其中40佐 領為滿洲八旗,16佐領為蒙古八旗,沒有漢軍八旗。將軍之下有 2名副都統,各負責管轄由顏色區分的八旗兩翼。在2名副都統之 下是10名協領(從三品),其中8名負責滿洲八旗的各色旗,另外 2名負責蒙古八旗的兩翼。 56佐領各由1名佐領統率,其中10名 佐領兼任協領之職。每佐領還設有1名防禦和1名驍騎校。根據 《大清會典》記載,荊州駐防除軍官之外共有5668名士兵,其中三分之二(約3800人)為驍騎營中的馬甲或領催,其他士兵包括 200名前鋒,700名步兵,80名砲兵,168名工匠,720名養育兵。 [57]作為八旗成員,他們也相應受北京各旗都統的管轄。同時,因為他們駐紮在各省,他們也接受各省駐防將軍統領。於 是,與駐京八旗相類,各省的旗兵基於不同的旗屬、不同的地理 位置以及不同的軍隊,也擁有多重的身份。
在義和團運動之後,最出名的來自地方駐防的旗人是鐵良 (1863-1938),他來自荊州駐防,滿洲鑲白旗人。鐵良在1905年 被擢升為軍機大臣,是袁世凱的死對頭,也是革命黨人仇恨的 對象。 [58]
直到清末,各省的駐防旗兵是世襲的,也是固定的。 [59]太平 天國運動對各省駐防造成了最後一次大規模的破壞,杭州和南京 的駐防旗兵損失大半,不得不從其他各省調配旗兵加以補充。杭 州駐防的規模本來是2216人,重組後的1865—1888年間實際規 模為1461人,他們來自乍浦、福州、德州、青州、江州、成都駐 防。被破壞的地方駐防並不一定會完全補充到以前的規模。南京 駐防原本有40佐領4666人,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損失嚴重,後來 從荊州駐防補充士兵,規模變為24佐領2424人。 [60]
各省駐防依地理位置大致分為四個地區:畿輔、東北、西北 等地區(見表1—2)。 [61]根據《大清會典》,畿輔旗兵主要駐 扎在北京周圍的直隸地區,分為25支駐防部隊,共有14238名士 兵,編為54佐領。其中最大的一個駐防部隊有2100人,由1名 副都統率領,位於北京北面的密雲。在這一地區還有2支隸屬於旗籍的大部隊駐紮在長城以外:一支1000人的軍隊駐紮於熱河北部的木蘭圍場,由熱河都統率領《《大清會典》沒有明確記載這1000士兵共有多少佐領);另一支部隊共有10800人,由察哈爾人、厄魯特人、巴爾虎人和其他蒙古人共同組成,編為120佐領,屬於張家口的察哈爾都統管轄。最後,還有一支1460人的部隊負 責護衛位於直隸的兩處清朝皇陵;遵化附近的東陵(順治、康熙、
31 乾隆、咸豐、同治五位皇帝的陵墓所在地)和易縣附近的西陵 (雍正、嘉慶、道光三位皇帝的陵墓所在地),但他們不被正式算 作畿輔地區的駐防或附屬部隊。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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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北(或滿洲)的旗兵共有44支駐防部隊,338佐領,35361名士兵。其中6支驻防部队附有“水师营”,分布在奉天、 吉林和黑龙江3个地区,分别由1名将军统领。在东北,约有超过 半数的驻防旗兵集中于南部的奉天地区,其首府盛京(也被西方 国家称作“谋克敦”(Mukden),满语“天眷盛京”之意,即现在 的沈阳)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地方驻防军所在地。东北地区还有其 他一些旗兵没有被计入驻防部队,主要包括三支大的附属军队: 一支是布特哈(Buteha)八旗,由索伦(Solun)、达斡尔(Daur), 鄂伦春(Oreqen)等组成;另外一支是由厄鲁特、巴尔虎组成的 游牧骑兵。这两支部队都驻扎在现今内蒙古地区的大兴安岭,由 齐齐哈尔的黑龙江将军统率。第三支大的部队由日本海沿岸的赫2 哲(Hezhe)和恰卡(Kiakar)等民族组成,归吉林三姓(现在黑 龙江的依兰)副都统管辖。此外,还有两支部队也被算作东北旗 兵:一支700人的部队驻守东北南部的柳条边,共有20支到50支 分遣队,由十九门(边门)防御统领;还有539人的部队护卫奉 天的清初皇陵(包括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陵墓)。[63]
西北地區的旗兵包括8支駐防部隊,共有15642名士兵,119 佐領,分佈在從東部的寧夏到西部新疆——俄國邊界的伊犁河谷的 廣闊地域。這8支駐防部隊主要分佈在三個地區:河西長廊、新 疆東部和新疆西部。西北地區最大的駐防部隊位於伊犁河谷的惠 遠(又稱Kuldja,現在的新疆伊寧),共有40佐領,歸伊犁將軍 指揮。此外,18世紀中期由東北北部遷來的索倫和達斡爾旗兵, 也由伊犁將軍管轄。他們沿著伊犁河南岸紮營,通常被視為伊犁駐 防部隊的一部分而不是八旗附屬軍。 [64]
其他地區的駐防旗兵(不包括直隸)共有39879人,306佐 領,組成14支駐防部隊和2支水師。除了西南方的雲貴地區,在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所謂的每個「大區域」(macro-re- gions)中都有至少1支駐防部隊,通常(並不總是)位於每一地區的核心城市。北京周圍的3個大區域都有1支以上駐防部隊。在華北平原,除了北京地區的駐京八旗,以及直隸的駐防部隊,旗兵主要駐紮在3個地區:山東中東部的青州(今益都),山東西部大運河畔的德州,以及河南開封。在西北高原,旗兵也主要駐紮在3个城市:西安、绥远(今呼和浩特)和太原。在中东部的长 江下游地区,旗兵主要分布在四个地点:南京(或江宁),镇江 (或京口)、杭州以及位于杭州和上海之间浙江海湾的乍浦。其余 四个大区域都只有1支驻防部队。在长江中部地区,有荆州驻防; 在长江上游地区,有成都驻防;在东南海滨有福州驻防;在华南 的西江地区,有广州驻防。福州和广州的驻防部队都有附属 水师。[65]
91支地方驻防部队的总兵力有110000余人(见表1——2)。驻 京八旗和包衣佐领的兵力约为150000人。所有八旗士兵的总数约 为260000人(不包括附属部队)。其中约55%的兵力集中在北京, 45%的兵力分布在各省(5%在京畿地区,19%在东北,6%在西 北,15%在其他地区)。这与王锺翰对1849年清朝军队的统计结 果相当吻合:149425人(52%)在北京,52552人(18%)在东北,85219人(30%)均匀分布在其他各地。如果算上大约4万人 的八旗附属部队,就有大约300000的旗兵,平均分布在北京和地 方各省。这也是郑天挺和其他很多学者的观点。[66]
300000 八旗士兵构成清朝八旗系统的主体,
但是他们并非旗 人的全部,因为八旗不仅是旗兵组成的军事组织,而且是包含着 旗兵们众多家属在内的行政系统。
除了八旗士兵的妻子儿女,八 旗中还有很多人不是士兵。但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每一名成年的 八旗男丁都是士兵。
清朝时期,八旗人口不断增长,但是八旗军 队的规模却没有什么变化。
也并不是(与爱新觉罗·宗夔的回忆 相反)每一个八旗家庭都会产生一名八旗士兵。
八旗男丁中没有 被选为旗兵或没有被雇佣(比如成为官员一类)的就成为“闲散” (满语称“苏拉”),也就是没有薪酬、闲散的旗人。[67]
旗兵家属中的这些闲散旗人逐渐增多,但是晚清到底有多少 这样的旗人?
不同的资料给出了颇为不同的答案。较为极端的说 法是,根据1904年北京几个佐领的统计资料,约有1/3到1/2的 成年旗人是“闲散”。
在一个由俊桐觉罗掌管的满洲八旗佐领(可 能是正白旗)中,128名成年男丁中有49人(约38%)为“闲 散”;
在另外一个由松华掌管的佐领(旗属不详)中,216人中有 100人为“闲散”(约46%);
第三个例子是宜珍掌管的一个满洲 正红旗佐领,168名成年男丁中79人为士兵,其余89人据称为 “闲散”(约53%)。
换个角度来看,这些佐领登记册中的数据表 明,八旗士兵在整个八旗成年男丁中的比例约为1/2或2/3。[68]
另一种极端说法来自一些权威人士的研究。虽然没有足够的 证据支撑,但他们认为八旗士兵与成年旗丁之间1:2的比例太高 了。例如,《满族简史》中称,在皇太极时期,只有约1/3的成年 八旗男子成为旗兵,到18世纪中期的乾隆年间,只有1/8的八旗 男子被选为旗兵。王锺翰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到了19世纪40年 代末,八旗士兵与成年男丁之间的比例已经降到1:15。[69]
还有一类资料,即东北地区的族谱,它们提供了介于以上两 者之间的统计数据。根据奉天东部三个八旗家族即新宾的关(瓜 尔佳)家、吴(乌苏)家和岫岩的王(完颜)家的资料,这三个家族中只有约10%的男丁有资格当兵或做官。例如,在关家,从 1644年到1825年的8代人中共有230名男性成员,其中只有24 人当兵,7人做官,其他的199人(约87%)都是“闲散”。
仅就 19世纪初期的第8代而言,关家共有87名男性成员,其中只有3 人当兵,84人为“闲散”。吴家12代人共有226名男性成员,只 有23人当兵或做官。王家4代人中有123名男性成员,只有12人 不是“闲散”。
同样,根据对18世纪户口册的详细分析,在奉天 一个位于盛京附近的八旗村庄道义,只有约10%的男性曾经当过 兵或做过官。
总之,这三个东北家族的族谱和道义屯的户口册一 致表明,旗兵的数量大约只占八旗男性的10%。[70]
如果承认八旗士兵大致占男性10%的比例,而女性占旗人总 数的一半,那么旗兵在旗人总人口中便仅占1/20(5%)。实际上, 根据1910年奉天旗务处的资料,可以知道该省共有4.9%的旗人 当兵或做官。[71]
因此,如果占旗人总人口1/20的旗兵约有30万 人,那么晚清旗人的总数应该约有600万。
这个数字与梁启超、 邹容和义和团运动后其他一些反满批评家的说法相去不远,他们 普遍认为满人的总人口约为500万。
如果这样的话,旗人在当时 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就略微大于1%。
隔离……………………
1865年7月23日,一道谕旨以9岁的同治皇帝(1861-1875 年在位)的名义颁布天下,认可了山西巡抚沈桂芬(1817-1881) 关于彻底改革八旗制度的奏请。这位巡抚建议:
嗣后旗人有愿出外营生者………………准由该都统给照前往。如 愿在外省落业,准其呈明该州县编为旗籍。………………所有诉讼案 件,统归该州县管理。如有不安本分滋生事端者,即由该地 方官照民人一律惩治。其愿入民籍者,即编入该地方民籍。
基于这道重要的谕旨,芮玛丽(Mary Wright)认为:“在1865 年,满汉隔离的最后屏障基本已经消除。”[72]然而,同治皇帝的谕旨并没有产生芮玛丽所说的这种深远效果。这是因为这道谕旨根 本没有被认真执行。于是,在1865年之后,满汉继续和以前一样 隔离而且不平等。[73]
满汉隔离主要在四个方面体现出来:行政制度、职业、居住 地、社会生活。
第一,满汉因“旗民分治”的行政体制而隔离。
正如1865年 的谕旨所指出:满人和汉人被区分为不同的类别,满人被登记为 “旗人”,而其他的人(基本都是汉人)被登记为“民”。这种区分 是世袭的,基本上也是永久的。从17世纪起,汉人不再被登入八 旗系统。对于满人而言,他们基本不被允许离开八旗系统,除非 有统治者的直接命令。例如乾隆皇帝曾下令让大量汉军八旗“出 旗为民”。芮玛丽所引用的那道1865年谕旨确实使得旗人能够更 容易离开八旗系统,因为它授权二十四旗的都统可以允许个体旗 人“出旗为民”。然而,这道谕旨仅仅是允许————————而非命令———————旗 人改变身份。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有很多旗人要求或者被允许离开 八旗。
由于不同的身份划分,旗人的管理也不同于汉人。汉人作为 “民”,处于从县级官员到省级大吏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的管辖之 中,旗人则有单独的一套管理体制,他们受到从各地八旗“佐领” 到北京各旗“都统”的管辖。总体而言,地方行政官员无权管理 旗人,旗人官员也无权管理汉民。
例如,在奉天东部的一个驻防 城镇岫岩,有500名到600名旗兵,旗人都由驻防部队的军官指 挥,并最终受盛京将军统辖。
另一方面,汉民人口则由地方通判 和奉天首府盛京的官员管理。一些涉及汉民和旗人的案件则需要 驻防军指挥官和地方官员联合裁决。[74]鉴于此,1865年的谕旨至 少消除了行政上的族群隔离,它使地方行政官员可以管理那些到 地方定居谋生而又保持旗人身份者。然而,似乎没什么旗人选择 “出旗为民”。所以,这种满汉隔离的分类和管理一直持续到19世 纪末。
第二,满汉因职业身份而隔离。
满人实质上构成了一个世袭 的军事阶层,非旗籍的民人则被排除在外。旗人作为八旗体制的一员,其主要责任就是在需要时作为八旗士兵出征,如果不当兵, 旗人只能担任朝廷官员或者务农。所有旗人都被禁止经商或从事 其他职业。[75]这一禁令不仅仅是针对旗兵,还包括所有的八旗成 员。虽然1865年的谕旨明确允许旗人自谋生计,但是它似乎没有 产生任何实际影响。19世纪末,满人依然处于古老而严格的职业 限制中,这也使得他们和汉人隔离开来。
第三,满汉因居住地而隔离。
有一半的旗人作为世袭的驻京 八旗居住于北京,其余大部分旗人则作为91个驻防八旗不均衡地 分布在全国各地。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各省,所有的旗人都被限制 在相应的驻防地区。尤其是,没有驻防区首领的批准,旗人离开 驻防地不能超越一定的距离。在北京,这个距离被限制在40里 (大约13英里)以内;在各省,则被限制在20里(尽管在东北这 个距离是100里,约33英里)以内。这种限制同样适用于旗人居 住地与驻防城市之间的距离。例如,三家子屯(今天属黑龙江富 裕县)的旗人受黑龙江将军管辖,这个村子位于齐齐哈尔以北 95里的地方,这个距离已经接近旗人被允许外出的最大限制。
任何旗人没有经过允许冒险超越了这些规定的距离,就会被看 做一个叛逃者。因此,满人没有汉人那样的迁徙自由。
汉军镶 红旗的候补知府济泰于1888年死于山东,他的儿子不得不请 求旗主,允许他陪同父亲的灵柩回北京。山东巡抚在一封给旗 主的信中提及了他的请求,称:如果死者的家庭是汉人,则没有 必要申请批准这一行程。但是,这个年轻人是旗人。而迄今为止, 每个旗人因公务离开北京,都被要求将其行程书面报告给各旗都 统。[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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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东北以外,在旗人驻防的城市中心,旗兵和他们的家 属都居住在特殊的地区。
这个特殊居住区被称为“满城”,按照与 当地居民的空间关系可以分为四种类型。[77]——一种类型是“连接的 双城”,满人住在封闭的内城里,该城毗邻其他非旗人居住的外 城。北京内城就是这种类型的唯一例子。当清军在17世纪占领了 明朝首都时,他们驱逐了内城的所有居民,旗人占据了整个内城, 把汉人和其他非旗人赶到南面的旧城墙之外,这就是外(或汉)城。[78]第二种类型是“分开的双城”,旗人居住在一个新建的城 区,这个城区靠近非旗人居住的城区,但两者完全分开。例如, 在山西,八旗驻防位于18世纪30年代修建的绥远城,而汉人、蒙 古人和其他人却居住在东北部大约一英里半的地方,即明代的归 化城。这两座城市被当地人称为新城和旧城,今天属于内蒙古的 呼和浩特。第二种类型的满城还包括青州(山东)、宁夏以及19 世纪60年代被破坏的乌鲁木齐(新疆)。[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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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立德(Mark Elliott)也描述了两种类型的满城,他贴切地 称之为“城中城”,即满城位于已有城市的城墙之内。一种是较大 的汉人城市中包含着一个完全被城墙围起来的独立城区,如开封 和镇江。[80]另一种最普遍,满城没有完整的环绕城墙,而是和更 大的汉城共享某一段城墙。城中城的满城占地面积各异。按照地 图的描述,荆州的满城占据了整个城市的东半部;西安的满城位 于东北部,占全城的1/3;广州的满城位于城西,占全城的1/4; 在南京,满城占据了明皇城东南部的大部分区域;在太原,满城 位于城市的西南角。[81]和在北京一样,满人在占据某一城市区域 之前,总是要先清空这一地区原有的居民,之后再修筑一段内部 城墙。与城市的防御城墙相比,这种城墙不够高大也不够坚固, 但是可以明确将其中的居民和城市其他居民划分开来。但福州和 广州的满城没有城墙,这些也是例外。[82]
原则上,满城是旗人专有的居住区域。在北京,汉人可以在 白天进入满城,但是不能在其中居住。在呼和浩特,居住于归化 旧城的汉人不能自由进入绥远的新满城。同样,在镇江,满人驻 防是和汉人分开的。[83]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汉 人也开始在满城中居住。在北京,一些汉人高官得到皇帝的优许, 可以在内城居住。例如,张之洞(1837-1909)于1907年至1909 年供职于军机处,他的府第就在地安门————————皇城北门————————外的白 米斜街。[84]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商铺店主成功地获准进入满城居 住,这主要是因为旗人不能经商。在19世纪中期的北京,内城约 有15000户汉人商人家庭,此外有76000户旗人家庭。[85]尽管不 断有汉人涌入,但根据1908年到1910年一些零散的人口普查材料,到清末满城的人口还是以满人为主,汉人只占很小的部分。 在北京,直到1908年,414528名内城人口中旗人依然占54%;在 成都,满城中的旗人家庭占53%;在西安占64%。[86]因此,汉人 移民虽然改变了满城,但是并没有破坏满城的族群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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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的另一个特点是,即使有了汉人居民,但与满城以外的 主城区相比,其中的人口密度还是偏低。(北京是一个例外,内城 人口稍多于外城人口。)[87]如上所述,位于内城的满城有时候占据 了整个城市1/4甚至1/2的区域,但是其中居住的人口却相对很 少。在广州,满城占据了1/4的城市区域,旗人的人口却还不到 全城600000人口的1/10,甚至还不到1/12。19世纪末的外国游 人常常评价说人口稀少的满城风景宜人。有人赞美西安的满城 “地域宽阔,空气清新,有美丽的花园和古老的大树”。在成都, 满城占据了1/5的城区,有人写道,满城是这个城市中最美的地 方之一,自然生长的花园和大片的树林犹如远郊村落。[88]关于成 都的满城和汉城在人口密度和生活节奏方面的区别,
李劼人 (1891-1962)的小说《死水微澜》中有很生动的描述。这部小说 创作于1935年,描写了清末时期的川西社会。成都的满城由低矮 的城墙隔开,被称为“少城”,其余城区被称为“大城”:
果然一道矮矮的城墙之隔,顿成两个世界:大城这面, 全是房屋,全是铺店,全是石板街,街上全是人,眼睛中看 不见一点绿意。一进满城,只见到处是树木,有参天的大树, 有一丛一丛密得看不透的灌木,左右前后,全是一片绿。绿 阴当中,长伸着一条很宽的土道,两畔全是矮矮的黄土墙, 墙内全是花树,掩映着矮矮几间屋;并且陂塘很多,而塘里 多种有荷花。人真少!比如在大城里,任凭你走往哪条街, 没有不碰见行人的,如在几条热闹街中,那更是肩臂相摩了。 而满城里,则你走完一条胡同,未见得就能遇见一个人。而 遇见的人,也并不像大城里那般行人,除了老酸斯文人外, 谁不是急急忙忙地在走?而这里的人,男的哩,多半提着鸟 笼,搀着钓竿;女的哩,则竖着腰肢,梳着把子头,穿着长袍,拖着一双没后跟的鞋,叼着长叶子烟杆,慢慢地走着; 一句话说完,满城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极消闲而无一点尘 俗气息,又到处是画境,到处富有诗情的地方。[89]
总体而言,在成都这样的城市环境中,满人和汉人居住在分 隔的世界里,因为满城中基本没有商铺和工坊,所以在经济上依 赖于其他城区的供应。但是,除了商贸之外,这两个城区的人口 很少互相联系。根据一名成都老居民的回忆,“在宣统以前,汉人 很少进少城游览,旗下人也少到大城活动,彼此界限禁严”[90]。
那些没有生活在驻防城市的旗人,更加处于少数人地位。他 们的居住地也都被隔离开来。居住在北京之外的直隶省的旗人, 很早就与当地的汉民区分开来。17世纪中叶,刚刚建立的清王朝 在迁走北京内城已有居民的同时,也圈占了北京周围方圆500里 (170英里)的土地,逐走了当地的汉人农民,并将土地分给旗兵 和包衣耕种。[91]尽管旗人土地禁止买卖,但很多汉人农民随后又 迁回了当地,甚至还从旗人所有者手中重新获得了土地的控制权。 可是旗人和汉民居住地还是一直分隔开的。在颐和园附近,火器 营的士兵居住在围墙圈占的村落中,其村民全部为旗人。包衣在 皇室或王公的土地上耕作,这些土地分布在直隶省的不同地方, 如青龙县的肖营子,今天易县的周家庄,在这些地方旗人同样生 活在独立的区域。这种少数民族聚居地在奉天地区也很普遍。例 如,盛京北部的道义就主要居住着汉军八旗。[92]
关于满人隔离居住,最普遍的例子是在东北的中部和北部。 较之北京周围500里地带更甚,这里完全是旗人领地,所有的非 旗人都被禁止进入。这一区域位于柳条边的北部和东部。柳条边 是一道高约1码的土堤,沿堤种植了很多柳树,土堤外侧是一条3 码深的壕沟。这条边关由三部分组成,以盛京北部开元附近为中 心向外延伸,把东北划分为3个不同的区域:柳条边南部是奉天 的辽河平原,一直是汉民的耕作之地;西部是蒙古族的一片干旱 大草原;东部和北部是吉林和黑龙江的森林地带,是满洲发源之 地。如罗伯特·李(Robert Lee)所言,清朝统治者决定保护最后这个区域作为“龙兴之地”和储兵之所,禁止汉民越过柳 条边。[93]
清朝保持东北北部作为满人专属保留地的努力取得了多方面 的成效。一方面,柳条边不是长城,它只是一种象征性的隔离, 很容易穿越,整个柳条边只设有19个边门,所有的交通出入都由 此经过,每道边门只有15名或者更少的士兵防卫。此外,到了19 世纪,柳条边逐渐衰落,不再发挥作用。英国领事官员谢立山 (Alexander Hosie, 1853-1925)在1896年观察到,柳条边的边 门所剩无几,只保留了少量士兵防卫。罗伯特·李也提到,在此 之前很久,柳条边已经被大量破坏,汉民从人口稠密的华北地区 迁来,无视禁令,寻求土地开荒。另一方面,尽管柳条边被严重 破坏,但是它的作用不会也不能因此被忽视。于是,尽管柳条边 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被逐渐破坏,但在19世纪60年代的吉林 和黑龙江,汉人移民还是很少。[94]实际上,正是清朝将汉人排除 在东北北部这一政策的成功,使得俄国能够在1860年偷占了黑龙 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阔地区。[95]当清朝开始允许汉人移民 进入东北北部以阻止俄国人的进犯之后,其效果却受到地理上的 限制。这一开放政策于1860年从松花江流域中部的拉林地区(在 吉林)开始,1862年又开放了呼兰河流域(在黑龙江)。后来在 1878-1882年间又扩展到牡丹江、图们江沿岸,以及乌苏里江 (都位于吉林)上游,1896年扩展到通肯河流域(在黑龙江)。[96] 虽然这些特殊的区域不再限制汉人移民,但在19世纪末,柳条边 以外的东北北部许多地区仍然主要居住着旗人,但也不是只有旗 人居住。
第四,满汉在社会生活方面也被隔离开来。尤其是,满人不 能与汉人通婚。
例如,居住在奉天东部的驻防城市岫岩的满人, 在婚姻方面要遵守四“大忌”:不能与同姓人结婚,不能与同族人 结婚,不得与未成年人结婚,不能与汉人结婚。
根据当地人的说 法,禁止满汉通婚,这是“绝不可违反的王朝禁令”。
其实这项禁 令并没有写入大清律例中,但清朝历代统治者,包括雍正皇帝和 慈禧太后都宣布其为国策。
正如定宜庄所言,“旗人和汉民之间通婚的禁令确实格外地严厉”。[97]
作为各方面的族群隔离所带来的累积效应,满人与汉人一般 居住在隔离的地区并且彼此分隔。
实际上,由于旗人与当地居民 严格隔绝,以致旗人驻防地经常变成“语言孤岛”。
例如在锦州, 两个半世纪后,旗人仍然说着中国北方的标准方言(官话、普通 话),也就是他们祖先被派遣到这里时所说的话,而不是说当地居 民的方言。根据一份1959年的田野调查,在广州,“1911年辛亥 革命之前,所有满人都说普通话。尽管他们听得懂也会说广东话, 但是他们通常不说”。同样,根据20世纪20年代初记者亨瑞·福 兰克(Harry A. Franck)的记载,西安的满人“由于其北京方言 而很容易被辨认出来”。[98]这种语言差别的持久性也为两个族群几 乎互不影响提供了佐证。
除了将满与汉隔离开来之外,清朝统治者还不平等地对待这 两个族群。他们的政策并不像以前那样明确反对汉人,但是他们 常常牺牲汉人的利益来袒护满人。因此,直到19世纪末期,旗人 相比非旗人而言,在三大领域享受优待:司法、政治和经济。
在司法上,满人(作为旗人)与汉人(作为民)受到不一样 的对待。例如,如果一名满人和汉人同样因审讯被押至公堂,汉 人需要下跪,而满人则可以站着。[99]更重要的是,如果被认定有 罪,满人受到的惩罚要比汉人轻。根据大清律例,满人可以选择 用鞭刑替代杖刑,也可以用戴枷代替坐监甚至代替充军。在19世 纪早期的一个案例中,一名黑龙江的满人在一桩男孩的命案中被 判有罪,如果被告是一名汉人,将受到一百竹棍的杖刑,并被终 身流放三千里(一千英里),但因为他是一名旗人,他受到的刑罚 就可以被减为同样数量的鞭刑和戴六十天的枷锁。[100
1865年的谕 旨允许旗人出旗为民,这大大消除了满人和汉人间的这些不平等 区别，
因为这道谕旨明确指出,那些要求出旗为民的人,和那些 到各省定居但是保留旗人身份的人,在法律上都将与汉民同等待遇。但是,因为这一谕旨没有普遍执行,直到19世纪末,满人在 司法上依然保持了特殊的地位。
在政治方面,满人在入仕、任职和任期方面都受到优待。
在 入仕方面,满人有四种途径比汉人更容易进入官僚系统内部。
首 先,旗人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可以有单独的比汉民更高比例的录 取名额。
因此,在1862-1894年间,三年一次的会试共选拔出 4457名进士,其中旗人为242人,约占5.4%。这个数字大大高 于旗人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
这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及的旗人锡良 和赵尔丰,他们都是1874年的进士。
另外还有两名在义和团运动之 后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旗人,一名是端方(1861-1911),1909年任 直隶总督;另一名是那桐,在清末载沣摄政期间(1908-1911)任 军机大臣。他们分别于1882年和1885年考中举人。[101]
其次,满人可以参加汉人不得参加的单独科举考试,考试要 求低于汉人科举。
满人只考翻译一科,获得同汉人科举同等级别 的功名,只是前面加上“翻译”的前缀(如“翻译进士”)。正如 这一名称所示,满人科举是一项翻译考试,满洲旗人和汉军旗人 要将汉文译为满文,蒙古旗人将满文译为蒙文。他们一般被要求 解说和翻译儒家经典“四书”。与科举相比,翻译科考试内容更简 短,比如只包括了会试三项科目中的两项,录取比率也要高上好 几倍。在19世纪早期,约有1/15的旗人通过了翻译考试成为举 人,还有约有1/5到1/6的旗人通过会试。翻译科因为更简单,缺 乏认可度,所以也不能真正吸引那些有能力的旗人学子。然而, 对于旗人进入仕途而言,其实际待遇并不逊于科举考试。例如, 在1907年取代袁世凯统领北洋新军四镇的旗人凤山(-1911),就是通过翻译科取得举人头衔的。[102]
再次,满人还可以通过另一种翻译考试进入仕途,获得较低 职位的官职,这就是“笔帖式”。
这种考试相当简单,除了考取翻 译科的人以外,其他满人也可以参加这一考试。但汉人依然被排 斥在外。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以笔帖式入仕的有广州驻防将军孚琦, 他在1911年被暗杀,还有1911年的闽浙总督松寿。[103]
最后,还有其他一些满人无须通过任何形式的考试,也可以进入仕途。他们通过父辈的“荫”护而获得官职,或者通过捐纳 购买功名或职位。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1836-1903)就是以 “荫生”身份开始仕途的。1852年其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阵 亡,他于是获荫,并开始在工部担任主事,直到1898年他成为军 机大臣,达到职位的顶峰。同样,进士赵尔巽的弟弟赵尔丰,是 通过捐纳途径在广东盐政获得他的第一个职位的。[104]
当然,通过捐纳途径进入仕途并不是满人的专利。例如,袁世凯也是通过捐纳入仕的,购买了内阁中书科中书的虚衔。[105]然 而,袁世凯这种非常规的入仕方式在晚清的汉人高官中算是个例 外。在满人贵族中,这样的情况却很常见。
因为满人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仕途,要求又更低,这就使得满 人官员普遍比汉人的学识要低。整个清朝,担任总督的汉人, 72.1%的人拥有进士或举人的功名,满洲旗人中这一数字为 33.9%,蒙古旗人和汉军旗人中就更低。因为同样的原因,满人 开始其仕途要比汉人早4年到6年,汉人始任总督的平均年龄是 56岁,而满人只有49.5年到52.1岁。[106]
在任职方面,与人仕一样,满人也比汉人有更多的优势。尤 其在京师,很多官府职位是专门留给满人的。
在京师的行政系统 中,朝廷把很多官府职位按优先顺序安排给六类人:
皇族、满洲 旗人、蒙古旗人、汉军旗人、上三旗包衣、汉人[107],这被称为 “官缺制”。
在很多情况下,官僚机构中一半的高级职位都是留给 前五类人的,另一半的职位则分配给了汉人,这就是著名的满汉 共治的官僚体系,满人中的五大群体共同组成了满人这一半的政 治结构。
基于对19世纪中叶军机处、内阁和六部高层人事状况的 详细分析,费正清(John Fairbank)断定,在中央官僚机构中, 满人和汉人的官员职位大致相当。
满汉共治的基本原则在都察院 中也被遵守。[108]
汉人和满人的官员数量基本平衡,这样也可被看 做“一视同仁”的平等。实际上,在考虑官员的任命方面,清朝 历代皇帝都标榜自己公正不倚。他们宣称这方面的指导思想是 “满汉一家”。[109]但是因为满人只占中国总人口的1%,但他们却 占据了官场中一半的高级职位,和他们的人口数量相比,这明显不成比例。
无论如何,满汉共治原则只是针对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少数职 位或高级职位。
例如,
这一原则不适用于总理大臣职位,这一职 位居于各部的两名尚书之上,负责监察该部的运作。担任总理大 臣职位的基本都是满人(在18世纪比在19世纪时更为普遍)。[110] 更常见的是,满汉共治不适用于清朝九品官阶系列中的中低级官 员队伍,这一部分的官员中,满人在数量上和比例上都远远超过 了汉人。
例如,在内阁中,24个中级职位的20个(约83%)都是 由满人担任的(14名满洲旗人、4名蒙古旗人,2名汉军旗人), 只有4个职位归汉人。
六部中的职位也是如此。在户部,三个中 层品级的141个编制内职位中,有97个(约69%)职位是由满人 担任的(4个皇族、91个满洲旗人、2个蒙古旗人),其余44个 (约31%)职位则由汉人担任。
只有都察院和翰林院,是中央机构 中满人中级官员数量没有超过汉人的部门。[111]
在最低三个品级的 官员队伍中,满人占有惊人的优势。
尤其是大量的笔帖式职位, 基本被旗人所垄断。笔帖式的基本职责是翻译文件,包括将上呈 给皇帝的各类奏折由汉文译为满文,此外,笔帖式也是抄写员和 档案员。虽然职位低微,但笔帖式却是各个中央机构中数量最多 的职位。在户部,满人笔帖式有141人,几乎是正式官员的一半。 包括1名皇族,120名满洲旗人,4名蒙古旗人,和16名汉军旗 人。[112]
因此,满人几乎垄断了所有低级中央官职,完全将汉人排 斥在外。
满汉共治的原则不仅没有贯彻到中央官僚机构的中下层,在 一些特殊部门也没有实行。
宗人府负责管理所有皇族成员,除了 一些需要汉文知识的文书职位由汉人担任外,宗人府只任用皇族 人员。
内务府负责供应供应宫廷所需,只有上三旗的包衣可以在 内务府任职。
在负责处理边疆地区蒙古、回疆、西藏事务的理藩 院中,旗人占据了所有161个职位。[113]
当然,也没有汉人在八旗 机构中任职。总体而言,根据陈文石对清朝14个中央重要部门中 2277个职位的详尽分析,有1559个职位(约68.4%)只任命满 人(1255个皇族和满洲旗人,196个蒙古旗人,108个汉军旗人),416个职位(约18.3%)只任命汉人,另外302个职位(约 13.3%)没有明确区分满汉。[114]
在中央系统之外,还有很多职位是只对满人开放的。
较为典 型的是边疆地区,尤其是东北的三个边疆区域——奉天、吉林和 黑龙江—————到19世纪末,仍处于地方行政管理之外。这三个区域 都是由统领各地八旗驻防军的将军所管辖。由于清朝统治者一直 将东北尤其是东北北部作为保留地,这里的民政事务主要也由旗 人掌管。
例如,全东北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官员奉天府尹,一直都 是由满人担任。在八旗驻防军所在地奉天东部的岫岩,1772年到 1856年,共有46名通判统治非旗人居民,其中36名为满人,只47 有10名为汉人。甚至在19世纪晚期,当行政管理机构扩展到东北 北部,以适应汉人移民大量涌入之际,地方长官还是满人为主。 在黑龙江呼兰,负责管理汉人居民的一职从1863设置到1905年废 除,从没有1名汉人担任过。[115]当然,和中央一样,各省的旗人 管理机构也都由旗人担任官职。[116]
由于包括省在内的地方上的大多数职位并没有明确标明族群 资格限制,所以满人也没能像在中央机构那样占据绝对优势。当 然,满人官员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大的。
最显著的是各省行政机构 中最高两级官员还是要求“满汉共治”。
于是,在整个清朝,所有 总督中满人占57%,巡抚中满人占48.4%;
从任职时间来看,满 人担任总督的时期占61.6%,满人担任巡抚的时期占51%。
满人 官员的任用比率一般是按职位的高低递减,尤其是按职位的重要 性递减。
各省的布政使和按察使,有28%~29%是旗人,知府当 中21%是旗人。
在县一级的官员中,旗人只有6%。
然而,按满汉 的人口比例来看,即使是6%的满人县级官员比例,也远远超过了 满人占总人口的比例。[117]
满人一旦获得任命,他们就可以获得更优越的政治待遇,即 他们的任期一般都比汉人的更长。例如,
担任总督的满人平均任 期是5年5个月。而汉人的任期要比之短11个月。
在县一级的官 员中,26.4%的满人(汉人为20.9%)的任期超过3年。[118]满人 官员比汉人官员任期更长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满汉的丁忧长短不同。汉人官员的父母去世,他们需要离职还乡,丁忧27个 月。而旗人在同样情况下只需丁忧100天,然后回来继续任职, 或者立即接受新的委任。从1796年到1908年的113年间,各省八 旗驻防的1052名官员(如都统和副都统)中,只有4人是因为丁 忧而离职。[119]
人们普遍认为(虽然可能是错误的),
在19世纪60年代同治 中兴期间和之后,满人在政治领域相对于汉人的优先待遇被大大 削弱。
这种观念部分基于如下无可争辩的事实:
1851年之后旗人 担任省级大员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因为清廷开始认可在镇压太平 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汉人地方军系及其将领们的权力。
于是,在整 个清朝总督一级的大员中满人占57%,但是在1851-1912年间, 满人总督只占34.6%。
同样,满人在巡抚中所占的比例也从整个 清朝的平均数 48.4%下降到清末60年的22.2%。
但是,在中央机 构中,满汉的官职比例却没有相应的变化,朝廷在中央还是实行 满汉共治。
例如,1860年总理衙门建立,作为军机处的附属机构 负责处理日益增多的外交事务,其中的42名章京满汉各占 一半。[120]
实际上,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朝廷不仅仅在中央机构的官职 任命上继续倾向于满人,
还在洋务运动中表现出对满人的更多青 睐,在一些领域将汉人完全排斥在外。
例如,1862年建立的神机 营和昆明湖水军学堂(1888年建立)都是从驻京八旗中选拔人员。
而同文馆(1862年建立于北京,两年后分设于广州)招募的大部 分学生也都是当地的八旗子弟。
朝廷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汉人的排斥也体现在海军衙门这样的 机构中。
海军衙门建立于摧毁中国海军的中法战争(1883-1885) 之后的1885年,和总理衙门的满汉平分秋色不同,海军衙门任用 的官员几乎都是满人,只有最高级别的5名大臣基本是满汉共治, 但是也是满人3名,汉人2名。海军衙门存在的十年里,供职于其 中的31名章京只有1名是汉人。[121]
最后,满人在经济待遇方面也比汉人优惠得多。
最明显的例 子是八旗士兵的薪饷,它不仅可以养活旗兵,还足以养活所有旗人人口。所有的满人都可以世袭获得朝廷给予的俸禄。
大部分八 旗士兵,尤其是驻防于中原地区的士兵,都可以获得两类饷银: 每月的月俸和半年一次的粮食配给。
这种俸禄根据旗兵所在的机 构和职衔的不同也有差异。根据官方的正常标准,京畿地区最有 声望的亲军营士兵一年可以收入48两白银(每月4两)和22.2担 谷子;
作为普通旗兵,骁骑营的士兵一年可以收入36两白银和 22.2担谷子。
当然,军官的收入会更高,例如驻京八旗的1名骁 骑校平均每年收入60两白银(可能还有其他收入)和72担谷子。 相比而言,八旗驻防官兵的收入至少是汉人绿营军队标准的 2倍。[122]
八旗士兵中的少数人口,尤其是在东北等人口稀少的地区, 可以从分配的土地中获得部分收入,而不是获得配额的粮食。这 被称为“随缺地”和“伍田地”,旗兵可以自己耕作土地或将土地 租赁给他人。这些土地可以一直属于旗兵,直到退役或死亡后, 才被归还给驻防军重新分配给他人。
和军饷收入相类,土地的分 配也需要按级别区分。在辽西走廊柳条边的白石嘴门,1名驻防军 官的年收入是80两白银和19英亩随缺地。
1名普通旗兵的年收入 则是24 两白银和13英亩随缺地。[123]
经济优待还表现在,拥有土 地的满人无须缴纳田赋。所有中原地区和东北中部和北部的旗人 土地都是免税的,而东北南部的旗人土地只是象征性的少量收税, 大大低于非旗人的土地。[124]为了保证旗人的经济独立,清朝禁止 旗人和汉民之间进行田宅买卖(“旗民不交产”)。虽然在旗人土地 相对稀少的中原地区,这一禁令经常被忽视甚至不时被破坏,但 是在旗人土地相对丰富的东北地区,禁令还是被严格执行。这使 得满人拥有大量土地,所以,在双城(以前属吉林,现归黑龙江) 地区,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83%可耕作土 地还是属于满人。[125]
八旗士兵除了享有银两、谷物、土地等形式的补贴外,还有 其他形式的经济优待。满人在婚礼和丧葬时可以领取一定的津贴。 如果他们在战争中立功后因病退伍,就可以在余生获得每月1两 白银的抚恤金。甚至本人去世后,遗孀也可以获得一半的抚恤金,遗孤也可以每月获得少量的资助。[126]
清廷的统治政策对满人的经济优待还体现在其他一些方面。 例如,尽管满人有俸禄,但他们在遇到经济困难时,还可以向政 府寻求救济和帮助。旗人,尤其是驻防于城市中心的大多数旗人, 由于各种原因逐渐陷于贫困。他们游手好闲,入不敷出,负债累 累。由于物价飞涨,他们固定的生活津贴已经难以应付生活消费 的提高,于是他们不顾“旗人不交产”的禁令,将名下的旗田卖 给汉民。更重要的是,旗人数量的激增已经超出了八旗体制的供 给能力。清代八旗的组织体系并没有随各旗人口增长而扩大,旗 人的就职机会因此变得越发稀缺。所以,到清末,如前文所述, 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的旗人有机会成为旗兵。
由于只有旗兵有固定 俸禄,
而旗人除了当兵、入仕、务农之外,
没有其他的就职机会, 所以旗人的生计变得越来越艰难。[127]
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末,清朝历代皇帝采取了各种措施来解 决“八旗生计问题”。早期的清朝皇帝赦免了贫困旗人所欠中央财 政的债务。他们赎回那些转卖给非旗人的旗田,遣散了各省大部 分的汉军,由来自北京的满族、蒙古族旗人充任。他们在八旗系 统中新增了一些职位,如预备役军人等,以此增加旗人获得职业 和收入的机会。他们把没有收入的旗人和旗人家庭从北京迁往东 北,去耕种一些尚未开垦的土地。[128]其实,这些早期的措施最多 只是减缓而不能扭转旗人日趋困顿的长期趋势。到19世纪末,旗 人的经济处境进一步恶化。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朝廷本身也举 步维艰,只好削减旗兵的军饷。对旗兵婚礼和葬礼的额外资助也 变成了借贷性质,从旗兵的军饷中分期扣除。而军饷也已经缩减 了30%~40%。[129]
1865年的谕令允许旗人出旗为民,自谋生计, 这对解决八旗生计问题而言,也是一次尝试,但却毫无效果。
在北京和中原其他城市的驻防军,士兵除固定军饷之外并没 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满人越来越陷入贵族贫民的处境中。正如老 舍在《正红旗下》对童年生活的清晰回忆,作为驻防旗兵的一员, 老舍父亲每月的军饷是3两银子,春秋两季领两次米粮。“北城外 的二三十亩地(3英亩~5英亩)早已被前人卖掉,只剩下一亩多,排列着几个坟头儿。”依靠父亲微薄的收入,他们不得不举债 度日。“虽然我们的赊账范围并不很大,可是这已逐渐形成寅吃卯 粮的传统…………………领到饷银,便去还债。还了债,所余无几,就再去 赊。”[130]这些贫困而高傲的旗人成为晚清小说中的重要形象。[131]
有人详细描述了19世纪末中国各地的满城,不仅包括满城宽 敞、优美的环境,而且包括其中贫困、懒散的居民。
英国领事官 谢立山(Alexander Hosie)在19世纪80年代初访问了成都八旗驻 防,他提到那儿的居民:“衣着邋遢、神情懒散。女人尤其显得衣 衫破烂、不修边幅。
这些人都依靠朝廷的资助为生,不劳而获。” 经历丰富的旅行家伊丽莎白・肯道尔(Elizabeth Kendall)也提到 1911年的成都,情况和谢立山的描述差不多:“游荡在街头路口的 是一些身材高大的男女,四处都充溢着闲散的氛围。当我在成都 的时候,他们正处于经济困顿期。”关于广州的满人居住区,美国 牧师香便文(B. C. Henry)写道:“满人的城区和汉人的城区有很 大的不同,他们的房屋更小,更贫穷,但四处都是疏忽、浪费、 败落的情形。”[132]
居住在乡村的旗人受到的冲击要小于那些城里的旗人。
一方 面,他们没有城市中的那些奢侈生活;
另一方面,他们能够自给 自足,他们不会完全依靠旗兵的军饷和政府的补贴。
在地广人稀 的东北地区,很多旗兵都不居住在驻防部队所在的城镇,而是住 在外面的村庄。朝廷允许他们在驻防军——百里范围内的区域居住。 在村庄中,旗兵和他们的家人可以耕种田地,或是根据当地情况 选择其他的谋生方式。例如:齐齐哈尔三家子屯的满人除了每名 旗兵每年24两白银的收入,还可以在嫩江捕鱼。还有的满人从事 农耕。根据人口资料重建数据,在18世纪晚期盛京以北汉军旗人 驻防地道义屯,只有4%的人是士兵,3%是世袭的工匠,“大部的 人都是耕作旗田的农民”。包衣们也通过耕作贵族的田产谋生。
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包衣在满人中的地位很低,但他们的经济 状况却要优于那些具有较多特权,却不能随便迁徙的城市 旗兵。[133]
两种人,两种文化
在清朝初年,满汉是两种不同的族群,也有两种不同的文化。 在清朝二百多年的统治过程中,满汉互相影响也互相融合。众所 周知,
满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中国化”过程(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汉化”过程)。
但是较少有人知道,
汉人也经历了反向的“满 化”过程。
然而,这种互相的文化融合很不彻底。直到19世纪 末,满汉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
从一开始,清朝的统治者就很担心满人会被人数众多的汉人 臣民所同化。他们很敏锐地意识到了以前的征服者金朝(1127- 1234)女真族的遭遇,而且满人也一直自称是女真族的后裔。
皇 太极在1636年训令手下官员,讲到文化适应的危险,他训诫众人 要注意第15代女真皇帝金世宗(1161-1190年在位)的警示,吸 取金朝灭亡的教训:
由于担心后代会仿效汉人习俗,金世宗就此颁布了禁令, 并多次规劝他的臣民不要忘记太祖和太宗(王朝的建立者)。 他还要求臣民遵循女真族的语言、服饰习俗,经常练习骑射, 以准备战事。尽管有这些谕旨,金朝的后代还是忽视了他的 忠告,很快忘记了骑射的传统。最终在哀宗时期亡国。[134]
一方面,清朝尝试劝导满人外的其他旗人接受老满人的文化习 俗;
另一方面,也努力保持满人的独立文化以免被汉人文化同化。
满人的生活方式归纳起来,称为“国语骑射”。[135]
在清朝, 国语指的是满语。它和汉语的拼写和语法都有很大的不同。
满语 属于阿尔泰语系,词尾变化,黏着法构词,无调性。
汉语属于汉 藏语系,没有这些特点。
满语文字由蒙古语字母变化而来,
汉语 是独立的象形字。
清朝的统治者希望每一名旗人都能掌握满 语————不仅仅是那些祖先为满人的老满人,而且是所有的八旗成 员。
所以,旗人的学校都开设有满语课程。湖北的荆州驻防军要 求“所有的旗人,无论个人的地位、背景如何,都需要学习满语以巩固国家根基”。[136]
朝廷还设置了翻译科,在旗人中选拔官员。 那些满语成绩优秀的人可以获得奖金、奖赏、升迁机会,以及其 他一些物质奖励。
正如雍正皇帝曾经指出的,如果没有一些特殊 的奖励措施,祖先的语言就难以传承下去。相反,那些在满语考 试中表现不佳的人也要受到一定的惩罚。八旗军队每五年对所有 士兵和官员进行一次满语口语测试。那些不过关的人需要重考。 再次落败就要被解职。[137]
锡伯族的祖先本是蒙古族,在清朝成为 满人的一支。
锡伯人本来使用蒙古语,在清代也学习和接受了满 语作为自己的母语。[138]
但是,在旗人中推广和保存满语的措施往往不像在锡伯族中 那样成功。正如几位皇帝所哀叹地那样,在18世纪早期,旗人中 使用满语的情况就已经明显衰落,此后更是每况愈下。
例如,嘉 庆皇帝就抱怨,内务府的官员不精通满语,甚至在抄写文件时都 还是一笔一笔、一字一字地摹写,不仅不能理解句子的意思,甚 至不认识很多词语。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保存的大量奏折也 证实了满语在旗人官员中的持续衰落:
在清初,他们只写满文, 清中期是满汉文并举,到清末,就只写汉字了。
黑龙江呼兰的旗 人地区虽远离汉人文化的中心区,但这里的档案也呈现了相同的 变化。
到19世纪末,呼兰只有1%的满人认识满文。
这1%的满人 中又只有不超过1/5的人会讲满语。
差不多同一时期,东北南部 盛京将军的官署中,据说当时唯一需要使用满语的场合是在给皇 帝的奏折中祝“皇上万岁”。
衙门中其他所有的公共事务都使用汉 语。也是到那个时候,奉天旗人家庭的宗谱都开始用汉文而不是 满文书写。
在北京老舍的表兄福海“只会一点点满文,谈话,写 点什么,他都运用汉语”。[139]
满人的语言融合虽然经历了很长时期,但并没有被完全同化。
毕竟,福海还会“一点点满文”。旗人虽然使用汉语,但同时也没 有停止使用满文,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
在新疆西部 的伊犁河谷,那儿的锡伯族人广泛使用满文;
东北地区也使用满 文,尽管不那么普遍。
在1870年的奉天,苏格兰传教士韦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注意到一些年长的人依然说满文。
他也提到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有一些年轻人已经掌握了汉语,还 会再接受满文学习。
英国领事官谢立山在19世纪80年代到东北游 历之后,声称“满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过去的语言了”,但是 他也承认,在黑龙江和吉林一些边远地区,满文还在使用,这主要 是一些封闭的鞑靼部落,没有什么汉人移民。
甚至在中原地区,到
19世纪末,满语也并不是死语言。在北京,虽然数量不多,但还有 一些公文继续用满文书写。
陈捷先承认:
“满人保守的本能十分强 烈,所以直到王朝的最后一年,史馆中的很多官方档案都是用满文 书写的。”
此外,旗人学校中也一直教授满文。
当1862年京师同文 馆开始招收旗人学员学习欧洲语言时,是否掌握满文成为录取的先 决条件。
广州同文馆同样规定,旗人学员在学习英文之外,还要在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学习“清字清语”。因为旗人士兵有例行的满语口 语考试,粗通满文的人在神机营中较为普遍,这是一支
19世纪60 年代组建的半现代化旗兵队伍,军官都能用满语向部下发号施令。 实际上,
北京神机营的倡建者恭亲王奕诉在1878年还向其他部队推 荐这一做法,以此作为向好奇的西方人保密的方法。[140]
从满人取名传统的演变,我们既可以看出满汉文化的融合, 也可以看到满汉语言融合的限制。汉人的名字一般有三个字,包 括单字的姓和双字的名。而满人的姓和名都是多字。而且,满人 的姓包括两部分,世系的大姓前面挂一个小的族姓。例如,清朝 皇族的小姓是爱新觉罗,是觉罗这个大姓下面的一支。满人很少 在公共场合使用自己的姓,如向皇帝上奏时,他们通常只写自己 的名。例如,荣禄的全名是瓜尔佳·荣禄,是瓜尔佳氏的 成员。[141]
除了老满人之外,其他八旗成员也都接受并使用了满人式的 名字。例如,义和团运动后的清朝官员
端方,其祖先本是浙江的 汉人,他们在明末迁居东北南部,成为满洲正白旗的成员。于是, 他们将自己的“陶”姓改为满人化的姓“托活洛”。
汉军八旗的成 员常常将自己单字的汉姓加上后缀“giya”(汉语“佳”),变成类 似满人的姓。于是,单字的汉姓“李”,变成双字满姓的“李 佳”。[142]尽管有这样的例子,清朝统治者似乎并没有要求所有原本是汉人的旗人都改成满人式的姓氏。正因如此,
《红楼梦》(又 名《石头记》》的作者曹雪芹(1715-1763)所在的包衣家庭,就 一直保持了汉姓。
同样的情况还有清末汉军八旗出身的赵尔丰、 赵尔巽。
但是,很多汉军八旗的成员都改成了满姓。例如,1901 年被送往日本学习警务的7名汉军旗人中,有6名都是双字的满 姓。
同样,1906年京师大学堂的学员名单中,6名汉军旗人中有2名 也是满姓。
京师同文馆还有1名汉军八旗毕业生曾担任1902-1905 年驻英使臣,汉名为张德彝,满名为德明(1847-1918) [143]
总体而言,满人的名字和满语——一样,经历了一个实质性的但并 不彻底的文化融合过程。
在最初的几代人中,满人都使用多个字的 名字(如:努尔哈赤),这些名字在满语里都有一定的意义,但音译 成汉语之后就有些莫名其妙了,而且,满人不会像汉人那样在名字 中体现辈分。[144]
但后来满人的名字也开始体现汉人的特点。
皇族率 先开始将名字缩短为两个字(例如雍正皇帝就名为胤禛),以使名字 有汉语用词的意义,而且也开始在名字中体现辈分。
到了光绪皇帝, 所有和他同辈的男性名字都有一个“载”字。
例如载湉(光绪皇 帝),载沣(1883-1952,光绪皇帝的弟弟和后来的摄政王),载振 (1876-1948,光绪皇帝的表弟)。
与此相应,前一辈的皇族男性都 用“奕”字(如奕劻、奕圻、奕還),
后一辈的皇族男性则用“溥” 字(如后来的宣统皇帝溥仪(1906-1967)和他的弟弟溥杰 (1907—1994))。
名字中的另一些特征还体现了更细致的世系规则, 以将皇族直系亲属和其他旁支区别开来。
因此,载湉的“湉”字和 载沣的“洋”字都是水字旁,而载振的“振”字则是提手旁。因 为载振是庆亲王奕劻的儿子,不是直系皇亲。[145]
在非皇族的满人中,名字的变化也大致相同。
在奉天东部的 岫岩,第7代和第8代的满人还给自己的儿女取多个字的满人名 字,但音译成汉语却没什么意义。
但是,他们也同时开始取双字、 有一定字义的汉人名字,并遵循了辈分的规则。因此,瓜尔佳氏 第7代的男子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满人名字,一个汉人名字,例 如:
多伦布/石满,德林布/石竹,特和布/石真。在家中和旗内, 这些孩子用满人名字,但是在其他的场合,他们就使用汉人名字。到了19世纪初,从第8代或第9代开始,岫岩瓜尔佳氏已经不再 给儿子取满人名字,而是完全使用汉人名字。[146]
一些非皇族的满人也渐渐开始将自己多个字的满文姓氏,改为 单字的汉文姓氏,以适应满汉文化融合的大趋势,汉军八旗就经常 如此。[147]
清朝统治者对这一现象有些不满,尽管是皇族率先接受汉 人名字,并规定了皇族中的辈分用字。乾隆皇帝多次警告满人不要 使用汉人姓氏,以免引起混乱。
当祖先和政治地位都很显赫的钮祜 禄家族也开始改用汉人姓氏“郎”字时,乾隆皇帝奚落他们“忘了 根本”。
(钮祜禄氏来源于满语 niohe,意思是“狼”,他们选择“郎” 为汉人姓氏是因为“郎”和“狼”同音。)[148]
如果把名字的变化考虑在内,满人的汉化过程经历了二百多 年。满人男性逐渐放弃了他们原来多个字的满人名字,而更偏好 双字的汉人式名字。他们按汉字的字义取名,并依照了一定的辈 分原则。
尽管如此,直到19世纪末,满人姓名中的一个特点却始 终没有改变。
除了赵氏兄弟这样出身汉军的人,其他的满人在大 部分情况下都只称呼名字,而不用家族姓氏,例如奕劻、荣禄、 刚毅、端方、锡良、铁良。在这一方面,满人和汉人还是有显著 的不同。
除了“国语”之外,满人和汉人在生活方式方面的另一个重 要区别是骑射。
清代中期的几位帝王都反复强调骑射是“我满洲 根本”,必须好好保持。
嘉庆皇帝甚至在1820年命令吉林的旗兵 在狩猎时不用火枪,而代之以祖传的弓和箭。
不仅仅是老满人, 而且包括八旗系统的其他成员———————不仅是旗兵,还有普通的旗 人————都被指望保持骑马和射箭能力。在驻京八旗的健锐营中, 男孩子从7岁就开始接受骑射训练。旗人学校的学生,如荆州驻 防的学校,骑射也是常规课程之一。旗人官员的选拔考试(如翻 泽科)中,应试者在笔试之前也需要接受一定的骑射测试。[149]
大部分旗兵的军事训练也都集中于骑射方面,这些训练既有 常规的时间安排,也有不同的组织层次。例如,在驻京八旗的前 锋营,士兵每五天进行一次立射练习(或者是一个月六次),一年 在春秋两季进行两次骑射练习,每年还要和其他部队一起联合演练,每三年要在北京南边的南苑皇家狩猎场进行大规模的骑射演 习,约有两万旗兵参加这——演习。同样,在东北,整个驻防部队 都要在农历的二月和八月进行长达一个月的野外骑射练习,每年 冬天还要参加集体的远征狩猎。[150]
但是,保持满人军事传统的努力和保持满语的努力一样遇到 了阻碍,日渐削弱。
在19世纪末,清朝统治者最终克服了关于建 立现代军队的犹豫,在北京组织了新式的“神机营”,并在各省驻 防军中组织了洋枪队,用步枪和大炮替代了弓箭。
但其余的旗兵 直到19世纪末还在继续练习传统的骑射,但这样的练习已经变成 一种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
而且,皇帝自己也很长时间不再认真 练习传统骑射。
嘉庆皇帝是最后一个每隔一两年就到木兰围场狩 猎的皇帝。这个皇家狩猎场位于长城以北约100英里。但
所有的 皇家狩猎活动到1821年全部结束,1863年起,木兰围场也开放为 耕地。
在东北,吉林和黑龙江最后一次的年度狩猎活动是在1875 年。[151]那些依靠旗兵固定津贴生活、被禁止从事其他职业的旗人 为了打发时间,培养出各种各样与军事无关的兴趣,如遛鸟、斗 蟋蟀、制鸽哨以及唱京剧。正如老舍提到的,那些旗人“生活的 意义………………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晚清时期, 与旗人相连的正是这些休闲活动,而不是骑射。[152]
随着满人骑射传统的衰落,八旗军队的作用也在日渐下降。
18世纪50年代平定准噶尔之乱时,八旗士兵是最后一次作为主力 军出现。
在18世纪90年代镇压白莲教的战争中(1796-1804), 旗兵已经不再是主力。
此后,清朝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其他非 旗人军队:
先是绿营部队,接着是各地的民兵,后来是地方武装。
然而,在19世纪中叶,旗兵并不是通常被描述的那样衰颓无力。
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旗兵不可避免参与了大部分 的战争,他们一直表现得很英勇。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州、 乍浦和镇江的旗兵驻防肩负起防卫边疆的重任。
镇江的旗兵驻防 主要由来自山东青州的旗兵增补而成。
根据费伊(Peter Ward Fay)的描述,这些旗兵部队“在城墙被攀上、城门被推倒以后, 还是艰苦而勇敢地战斗,既不投降也没有逃跑,而是在原地阵亡,他们的努力推延了英国人占领这一地区的时间,最后,旗兵亲手 了结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 旗兵部队再次在广州和北京地区反击英法联军的战争中起到了重 要的领导作用。
例如,1858年在天津和大沽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 来自齐齐哈尔的旗兵就是僧格林沁(-1865) 部队的一 部分。[153]
与此同时,关内地区的其他旗兵驻防还参与了长期的、甚至 是更艰苦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
这些起义者号称顺应天命,要 消灭满人恶魔。
在1853年3月,南京的驻防军连续13天抗击太平 军,当最后南京被占领时,旗人为抵抗付出了巨大代价。正如简 又文所描述的那样:
这些革命者沉浸于为血腥战争复仇的狂怒中,进行了残 忍的大屠杀,只有几百人幸运地逃到了外城。在一个地方, 数千满洲妇女被逮捕,赶出城门,被烧死、刺死和淹死。根 据曾国藩(1811-1872)后来的调查,约有3万多人在这次 对旗人的大屠杀中丧命。
(当曾国藩在1864年重新占领南京时,太平天国的成员也遭 到了同样残忍的待遇。)在杭州,旗兵部队在1860年被太平军围 攻两个月,困守孤城,最终在一年之后投降。城中的大部分旗人, 约有8000到10000人,选择自尽以免落入太平天国的手中。附近 的乍浦驻防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就已经被破坏,在这次战争中 又被大批杀害。[154]
其他地方的旗人部队也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起义活动的 战争,同样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位于北京东南部的沧州驻防军人数 较少,但在1853年阻击太平天国北伐的战争中也损失了200多士 兵。东北的驻防军被送往南方参战,同样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在吉 林,根据吉林将军在1865年的描述,超过10000旗人士兵在战争中 身亡,而那些生还的士兵有一半已经伤残。在黑龙江,根据地方志 记载:“发往关内约计67730人,存活者十之一二。”在19世纪60年 代和70年代初,西北六万七千七百三十驻防旗兵在镇压张格尔叛乱和抗击阿古柏(Yacob Beg, 1820-1877)的侵略中也遭到同样的重 创。
新疆驻防军的伤亡情况和南京、杭州驻防军差不多。[155]
总体而 言,旗兵在鸦片战争和清朝的各类战事中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
清朝统治者努力不让满人被汉化的同时也采取了几项措施来 推动汉人臣民“满化”。
满人强加给汉人三项文化政策:剃发、易 服、满文。
第一项政策得到了广泛而严格的实施,后两项政策只 是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作用。
满人男性的传统发式是留辫子,这是北方部族男性常见的发 式,包括建州女真也是留辫子。这种发式是削去前面和旁边的头 发,后面的头发留长,编成辫子。而明朝以来汉人的发式,都是 将所有的头发束在头顶,扎成一个顶髻,并用马鬃做成的帽子固 定住。清朝入主中原之后,下令所有的臣民按满人的方式剃发, 违者处死。最初,很多汉人极力反对剃发留辫,认为这有违祖宗 礼制,而且儒家传统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但清 朝统治者将剃发看做归降的重要标志,不肯撤销或修改命令。
1654年,一名前明官员陈名夏声称他不赞成剃发,主张回归明朝 的发式,顺治皇帝马上以叛逆罪将他处死(陈名夏也被指控贪污腐 败)。
1768年,浙江和江苏发生了“剪辫”案。乾隆皇帝于是重申 “剃发令”,称剃发留辫是立朝根本。
清朝唯一可以免除剃发的是服 丧者、小孩、和尚(和尚剃光头)和道士(道士留长发)。所有其他 的汉人男子都被要求遵守剃发令(其他民族的男子,如新疆的维吾 尔族人和西南的苗族,就只有首领需要剃发,普通百姓不用如 此)。[156]
经过最初的极力反对,汉人最终还是接受了满人的发式。
太 平天国“长毛”只是一个明显的例外。而且,到19世纪末,正如反满 批评者自己也悲哀地承认的,长辫子已经成为中国的固有传统。[157]
官服是汉人“满化”的第二个方面。
和发式一样,满人的服饰 和明朝以来的汉人服饰也有很大不同。总的来说,明朝官员和士人 的服装都是肥大、宽松,适宜于久坐之人。明朝官员的正式服装都 很宽松,大袖长袍,腰间是环状硬腰带,帽子是双冠,后面带有两 个突出的直立的帽翅。鞋子是足尖上翘的软履。士人的便服没有环 形腰带,帽子也是以四方帽代替翅帽,衣服同样是宽大的连身长袍(图1、图2)。[158]
满人的服装却是窄身紧袖,体现了他们长期骑马 的民族传统:紧身的衣服是为了保持身体热量;下身宽大,衣服前 后和侧面四面开衩,以适应骑马的需要;喇叭长袖,袖端形为“马 蹄袖”以帮助骑马者的手背抵御寒冷。连身长袍盖过了裤子,有时在 衣服外面还罩有一个半身或四分之三身长的外套,称为“马褂”。清代 官员的服饰和明朝官员的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不戴腰环,穿硬底靴 而不是软履。他们戴的帽子也按季节分两种不同的款式,但都没有突 出的帽翅。一种是竹子制成的无帽沿的锥形凉帽,另一种是圆形的暖 帽,帽沿上翻,多用动物皮毛制成。两种帽子都在帽顶饰有玻璃或宝 石的顶珠。顶珠的颜色显示了官员的品级。五品以上的官员还要挂朝 珠,一种由108颗珠子串成的长项链。顶珠和朝珠都是清朝的发明。 清代的士人也穿着类似官服的长袍—————喇叭长袖,腰以下开衩,头戴 圆帽而不是明朝的四方帽(图3、图4)。[159]
清朝统治者要求汉人像接受辫子一样接受满人的服饰,在陈 名夏之后约一个世纪,乾隆朝的刘震宇也因为建议改变官服样式, 回归明朝服饰而被处决。[160]然而,对服饰的要求主要是针对官员 和士人,而不是全体民众。于是,大部分汉人还是延续了他们明 朝以来的穿着。但是,在有清一代,很多民众也逐渐接受了满人 的服饰,开始穿长袍马褂。所以到了清末,不仅仅官员士人,大 部分的普通民众都在服饰方面被“满化”了。[161]
汉人被“满化”的第三个例子,是清朝将满语和汉语作为两 种官方语言。
统治者要求许多官方文件同时用汉文和满文书写。 正如陈捷先所统计,在整个清朝,“谕旨、奏折和所有官方档案, 甚至是铁、石的铭文都用满文书写”。此外,清朝统治者还坚持一 些汉人臣民必须学习满语。但是,语言的使用范围比服饰的范围 更有限,只有少数官方精英需要使用满语。
有人建议满汉士人都学习满文,嘉庆皇帝却否定了这一提 议。[162]
在清朝,只有一些翰林院的成员————进士出身的士人精英———被强制要求学习三年的满语课程。
这一规定到19世纪早 期依然实行。
林则徐(1785-1850)在1811年中进士,作为翰 林院的成员之一,他也曾经学习满语。[163]
到了19世纪末,汉人 官员似乎已经不再被要求学习满语。
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一直 以来在全国推广普及满语的努力,满语不可避免地对汉语产生了 一定影响。一些满语词汇开始进入汉语中,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 中的一些特殊词汇。
例如章京(满语“秘书”),笔帖式(满语 “满人文书员”),
甲喇(满语“旗人军队”),牛录(满语“旗人 佐领”)。
满人的印记同样体现在从北京到盛京的语言中,这两个 城市都有大量的满人人口。
当地的方言都杂糅了一些满语词汇, 构词和语法方面都显示出了这一特征,根据斯蒂芬·瓦德雷 (Stephen Wadley) 的研究,这些方言受到了满语和阿尔泰语系其 他语言的影响。[164]
清朝时期的文化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满人的汉化,同时发生的, 还有规模相对较小,结果也不甚明显的反作用过程:汉人的“满 化”。到了19世纪末,并没有哪一种民族文化可以完全胜过另一 种。尽管两个民族在二百多年中一直生活在一起,但人们依循的 文化传统还是泾渭分明。
满人和汉人在女性的服饰上区别尤为明显。满人女子的典型 穿着是“衣皆连裳”的长衫,而且,按照斯科特(A. C. Scott)的 描述,满洲女子的头发是用铁丝、假发和装饰物精心盘在头顶。
(这种头式被称为“两把头”,根据嘉瑞特(Valery Garrett)的说 法,这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特色发式。)最后,满人女性不缠 足,穿两三寸高的高底鞋。汉人女性的服装在这三方面都是完全 不同的,按照明朝以来的习俗,汉人是上衣下裳,上身是一件四 分之三身长的外衣,下身是裤子。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髻,或在 两侧盘成两个髻,缠足,穿小巧的布鞋(图5)。[165]在清朝,汉人 女性没有被要求改穿满人服饰。而且,和男性不同,汉人女性都 没有效仿满人的衣着。同样,满人女性也没有模仿汉人的穿着。 于是,直到19世纪末,满人和汉人女性都保持着各自的衣着 习惯。
满汉文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不同。
例如,
在上书或面圣时, 满汉的自称不同,满人自称“奴才”,汉人自称“臣”。
乾隆皇帝 曾经要求所有的官员都自称“臣”,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命令没 有发生作用。[166]
满汉在礼仪上排尊位的位置不同。
满人以右为 尊,汉人以左为尊。[167]
满汉在问候时也不一样。
满人在问候尊长 时跪右膝,双臂下垂,这在汉语中称为“打千”,
戴维·霍克斯 (David Hawkes)翻译的《红楼梦》中,称之为“满礼”。
而汉人 问候的方式是双手在胸前抱拳,作揖鞠躬。[168]
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尝试
到19世纪末,满人和汉人依然保持着各自的文化特点,满汉 区别最明显的证据,是1894—1895年中日战争清廷失败之后所提 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当时,中国作为战败方割让了台湾岛,承受 了各国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这样的让步打开了日本和西方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大门。这些令人警醒的事件使得很多汉人精英 意识到,中国很有可能被列强瓜分殆尽。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形, 各种官员和士人都开始建议朝廷进行改革。其中一些方案远远超 出了“洋务运动”的有限目标。
改革派很快得到了年轻的光绪皇帝的认可。光绪皇帝于1889 年开始亲政,此前一直是慈禧太后摄政。
1897年12月18日,在 德国人夺取山东的胶州湾之后,光绪皇帝发布谕旨,要求所有了 解军事事务的官员均可上书提出建议。[169]
六个月后的1898年6月 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维新变法,拉开了 百日维新的序幕。
1895年末,甲午战后的维新派在新科进士康有为的带领下, 以“学会”为名,在北京组织了政治社团“强学会”。
1896年8月 还在上海出版了政治刊物《时务报》。
在这次由下层发动的史无前 例的改革活动中,有一名出身皇族的满人表现积极,这就是1898 年考中进士的寿富(1865-1900)。
1897年5月,寿富在《时务 报》上发表了题为《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的文章。在 文中,他和很多有识之士一样,痛陈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威胁。但 他不是从所有的中国人,而是从旗人自身的利益出发,分析被瓜 分的危险。他指出,如果现在的朝廷能改革维新,八旗将延续自 己的贵族统治。当然,其中暗示的是,如果中国被瓜分,清朝灭 亡,旗人就将失去自身的特权地位。[170]
同一年,寿富和康有为在 北京组建“知耻学会”,其目的是唤起民众对于中国被日本打败的 “知耻”意识。[171]
这些改革者所鼓吹的维新变革,在过去往往被视为“叛逆”。 其中一条建议涉及清朝的服饰令。之前的士人和官员关于改变王 朝服饰制度的建议,都有死罪的危险,乾隆朝的刘震宇也是因此 被斩首的。然而,在
1896年夏天,姜叔子在林乐知(Young J. Allen)创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斗胆建议废除 满式官服。姜叔子指出,正是由于彼得大帝下令改革国家服饰, 与欧洲其他国家保持一致,俄国才开始强大。日本的明治天皇也 是效仿彼得大帝的改革,取得了同样的效果。
这些改革,以及历法的改变(从阴历改为阳历),都象征着皇帝实行激烈改革的决 心,以及改革的效果将普及于广大民众的愿望,这有利于塑造 “新国民”。姜叔子因而提出,如中国希望改革,为什么不从历法 和服饰开始呢?在结论中,姜叔子也承认,他这样的普通民众不 应该介入“礼制”的讨论,这是朝廷独有的特权。但是,他依然 建议清廷学习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经验。姜叔子并没 有具体提出服饰要改革成何种样式,但无疑,他希望放弃满人服 饰,像日本那样接受欧式服饰。[172]
康有为甚至更加激进,直接建议废除剃发留辫的法令。
1898 年,康有为上呈给朝廷一部论述明治维新的《日本变政考》,暗示 朝廷应当效法日本统治者实行变法。和姜叔子不同,康不仅提出 改变服饰,还建议改变发式。他指出日本的官服已经改为西方的 样式,日本天皇也剪短了自己的头发,暗示光绪皇帝也应该仿 效。[173](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还提交了其他三份关于满汉关系 的更详细的奏折,但这些和《日本变政考》不同,被认为是事后 伪造的。)[174]
关于满汉关系改革的更为全面的建议出现在
1898年9月5日 张元济(1867-1959)的奏折中。张元济祖籍浙江,1892年中进 士,1897年在北京创办了通艺学堂,当时张元济刚刚在总理衙门 任章京。在奏折中,张元济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改革建议,其中第 二个方面就是“融满汉之见”,这样中国就可以统一为一个整体, 共同反抗列强的入侵。张元济在他的奏折中提出了六条改革 措施。[175]
第一,将关内的各种满洲和蒙古旗人都划归为民,并转由当 地地方官管理,以结束满汉之间的行政隔离。
只有皇族可以例外, 因为他们地位尊贵,不能按普通民众对待。皇族继续由宗人府管 理。
第二,结束满人和汉人在社会和职业方面的隔离。
融合满汉 最好的方法是由皇帝下令“旗汉通婚”。他同时力劝皇帝撤销旗人 从事商贸的禁令,让旗人可以自谋生计。同时,让那些不愿居住 于驻防城市的旗人可以到别处居住,并作为普通平民由地方衙门 统一管理。
第三,建议结束“满汉共治”,他承认这一政策在王朝初期保持对于王朝统治是有效的,但这也是导致旗人和汉人互相 不合的根源。而且,这种措施已经不再对满人自身有利了。因为 满人通常很早进入仕途,所以不能像汉人那样接受充分的教育, 而且满人常常被分派到长城以外的边远地区任职,他建议以后对 于满人和汉人采用同一种官员选拔标准。
第四,建议逐步废除旗 兵的固定津贴。
现有旗兵可以足额薪饷,但是当旗兵职位空缺之 时,就不再递补。
第五,建议在北京和各省驻防旗营中设立劝工 学堂,向闲散的旗人教授职业技能。
第六,张元济建议改革的范 围应限制在关内地区,而内蒙古、外蒙古、新疆和青海地区(大 概还有东北),可以暂且保留现在的制度。
张元济是百日维新期间仅有的两名上书讨论满汉关系的人之一。
另外一个人是在南京担任江宁布政使的袁昶(1846—1900)。
袁昶的奏折没有公开发表,但正是这份奏折引出了
1898年9月14 日的一份重要诏书。袁昶显然在奏折中提出了令人头疼的八旗生 计问题,提醒皇帝注意到旗人人口的增加,并把旗人的困顿归咎 于禁止旗人从事商贸的禁令。
之前的很多官员也曾提到这个问题: 如嘉庆朝的松筠(1752—1835),道光朝(1820-1850)的富俊 (1749—1834),同治朝(1862-1874)的沈桂芬等。而现在,中 国将开始一场全面的革新,正应该放松这一禁令,使旗人可以向 其他社会阶层(士农工商)学习一定的职业技能,自谋生计。于 是,光绪皇帝要求户部借鉴嘉庆朝和道光朝的经验,制定相应的 政策安置旗人。[176]
皇帝对于袁昶奏折的回应也引起了旗人,尤其是京师旗人的 恐慌。朝廷似乎要停止给旗人提供俸禄,甚至可能——————如果采纳 张元济更为的激进建议—————废除八旗制度、官缺制和满汉隔离。
老舍的《正红旗下》写道:
在我降生(1899年)前的几个月里,我的大舅、大姐的 公公和丈夫,都真着了急。他们都激烈地反对变法。……………………听 说:一变法,旗人就须自力更生,朝廷不再发给钱粮了。
同样,在老舍的历史剧《茶馆》中,剧中的第一幕是1898年,刚刚结束百日维新后的北京,一名旗人向旁人解释说,变法 就是要“停发钱粮,自谋生计”。[177]
其实老舍的亲戚朋友不必如此烦恼。因为在光绪皇帝的诏书 颁布一周以后,这场改革就戛然而止了。9月21日,慈禧太后担 心变法会带来恶劣后果,于是囚禁了光绪皇帝,宣布重新摄政。
光绪皇帝没有按照张元济的建议平满汉畛域。同样,也没有采纳 姜叔子和康有为的意见,剪掉辫子和废除满人服饰。
结语
八旗系统本来就是一种多成分、多族群的组织。
努尔哈赤将 建州女真统一并组织成八旗,后来皇太极将其更名为满洲。老满 人是八旗制度中数量最多和最有特权的人,但他们不是八旗组织 中的唯一族群。八旗中的满人还包括新满人,那些蒙古化了的通 古斯人(如锡伯人)或者是通古斯化了的蒙古人(如达斡尔人)。 但其他还有一些朝鲜人、藏族人,甚至是俄国人。此外,在满洲 旗人之外,八旗体系中还有其他两个重要的族群成分:蒙古旗人 和汉军旗人。
尽管存在着这些内部区别,八旗对外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除了一些例外———————如18世纪70年代一些藏族人被并入满洲八旗, 八旗系统的成员都以血缘出身为依据,不再对其他外人开放。如 果不考虑他们的族群来源,那么所有的八旗成员都有共同的身份 和社会地位,以区别于其他的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他 们都自称或被别人称为“旗人”。
旗人的基本任务是时刻准备拱卫 皇帝和朝廷,因而八旗组织也是一个世袭的军事阶层。
他们和其 他非旗人的“民”有很大的不同。
最后,到19世纪末,旗人开始被称为满人。这些“满人”不 同于皇太极时期的满洲,甚至也不是作为八旗体系之一部分的满 洲八旗,而被看做所有八旗体系的成员,区别于汉人而被称为 “满人”。
总之,
原本是一个多族群的军事组织(八旗),
同时也是 一种世袭的特权阶层(旗人),
逐渐被视作(至少在其他非旗人看来)一个族群(满人)。[178]
同样经过相似的过程,非旗人的 “民”,相应的被称为“汉人”。例如,张元济在1898年的奏折中, “满人”和“旗人”就可以互换,它们同样都是相对于“汉人”而 言的称呼。
光绪皇帝在1898年9月14日颁布的诏书有力地证明,芮玛丽 的看法是不恰当的,她声称,满汉隔离的限制早在1865年就已经 消除了。但如果同治皇帝允许旗人离开八旗体系“出旗为民”,自 谋生计的谕旨已经被实施,那么他的继任者就没有必要在30年后 颁布一道相似的诏书。同样,如果大部分满汉隔离的限制在1865 年就不存在了,张元济那六条“平满汉畛域”的建议也是没有必 要的。其实,同治皇帝的谕旨根本没有全面施行,所以,直到19 世纪末,满汉依然是在很多方面都互相隔离的两个族群。
满汉之间依然存在的多种差异,也证实了义和团运动之后, 很多革命者关于满人七宗罪的控诉有着合理性。虽然满人吸收了 很多汉文化,但正如革命者指出的,满人是异族,在很多方面和 汉人有明显的不同。
例如,满人男子不用汉姓,女子不穿汉服, 也不裹脚。满人还强迫汉人男子剃发,官员着满服。
满人是少数 的特权阶层,隔离于并凌驾于汉人之上,满汉在行政管理和居住 区域方面都是分开的,满汉不通婚,满人有朝廷提供的固定俸禄, 只能当兵,做官,在一些地方还可以务农。
满人是一个世袭的军 事特权阶层,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驻防要塞中。
满人还享有很多优 待政策,在法律上更宽松,在官场中有更多的人仕升迁机会。
总 之,革命者的反满控诉并不仅是一种宣传策略,而是有着当时社 会现实的基础。
然而,不仅仅是革命者,还有甲午战后的那些改革派如姜叔 子、康有为、张元济等人,最早提出了“满人问题”,并进行公开 的讨论。
而此前满汉关系还是一个禁忌话题。例如,陈名夏在 1654年因为批评辫子发式而被斩首,乾隆朝的刘震宇也因为提出 改革满人式的官服而被处死。
但是,
在19世纪90年代末,不仅仅 姜叔子和康有为建议废除辫子,接受西式服装,张元济还力主结 束满汉共治,鼓励满汉通婚。
正如姜叔子所言,他们在提出这些建议的时候也是如履薄冰,出言谨慎。
所以,姜叔子和康有为分 别建议废除辫子,虽然意见明确,但也是委婉提及,暗示光绪皇 帝应该效仿明治天皇的例子。
没有人敢直接要求解散旗人军队, 虽然这支军事力量价值显然已经不大。[179]
最接近于废除八旗制度 的建议,就是张元济提出在八旗职位空缺时不再递补。
尽管他们 的方式谨慎,言辞也较温和,但这名甲午战后的改革者提出了太 平天国运动以来对满汉关系的最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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