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悶的先知——湘人郭嵩燾

苦悶的先知——湘人郭嵩燾

孟澤 中南大學外語學院比較文學系教授，著有《有我無我之境》《王國維魯迅詩學互訓》《洋務先知——郭嵩燾》《何處是歸程——現代人與現代詩十講》等。

收藏在湖南省圖書館的郭嵩燾日記稿本正文第一頁

出使英國的郭嵩燾像

主持人語

張堯學（中南大學校長）：我們的大學給同學們提供了一個平台，提供了一個熔煉我們的熔爐，幫助我們去掉雜質，留下精華。人活著，是一個過程，創新不要著急，首先要有自己的判斷、自己的主張、自己的價值觀，要有理性的批判精神。這要靠大學各方面的環境，來自於不同思想的碰撞，來自於不同角度的思考。孟澤教授有他自己的思想，有理性的邏輯、批評精神。我希望大家能記住他講座中的一兩句話。中南大學有三千多位教授，記住每位教授的一句話，等到畢業的時候，同學們就記住了三千多句，這會在你們今后的生活和工作的漫漫長道中，無形地發揮作用。

看待歷史、看待生活，都需要一種開放的心態。郭嵩燾作洋務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因為他能理性地看待傳統，不固執。與此同時，還要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不能與時代脫離，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希望通過“光明講壇”這個平台，大家能夠得到精神的享受。

最初知道郭嵩燾，是差不多30年前，我正在讀研。湖南出版的《走向世界》叢書裡，收錄了郭嵩燾的《倫敦與巴黎日記》，我讀下來，既怦然心動，又瞠目結舌。

2007年，湖南教育電視台開辦“湖湘講堂”，請我講一個湖南的歷史人物，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燾，此時我對郭嵩燾已經有較多了解，驚訝於他的見識，同情他的遭遇。我曾隨電視台的編導去了郭嵩燾老家湘陰。與左宗棠得到格外重視不同，郭嵩燾在湘陰幾乎找不到“遺跡”。我跟當地的朋友講，50年之后，郭嵩燾的名望會高於左宗棠。為什麼這麼說？我當然也喜歡左宗棠，多能耐的一個人，英雄。但是，我想告訴諸位，這種英雄哪朝哪代都有，特別是在中國的文化水土裡，而類似郭嵩燾這種能夠提供新的“世界觀”，新的文化視界的人，卻不多見，這樣的人往往被我們忽略甚至敵視，因為他提供的是一種與既成觀念和秩序有所沖突的事實與道理，這會給我們的內心帶來焦慮和不安。

求解郭嵩燾，意味著我們需要正視傳統文明在近代的困境，正視與我們自身的作為息息相關的累累傷痕。歷史其實聯系著偶然的人事，並不是一個純粹宿命的過程，也隻有看到歷史的偶然性，我們才會去反思歷史，去發現歷史的復雜與詭異，去理解歷史與我們自身的關聯。通過郭嵩燾，我們會看到，近代中國，也許有著不止一種可能的方向與命運，如果他的思想能夠成為晚清社會的主流思想，如果可以按照郭嵩燾的見識去調整自我、面對西方，會怎麼樣呢？這雖然有點“事后諸葛亮”，但正本清源，返回歷史的現場，正是作為人文學者應該具有的一種能力，也是不應該逃避的責任和使命。

郭嵩燾生平大概

我先稍稍介紹一下郭嵩燾的生平。郭嵩燾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陰。湘陰在清代屬於長沙府，是湘江在洞庭湖的出口，一個通達之地。郭嵩燾家曾經“富甲一方”，到他父親一代，家道中落。

郭嵩燾“進學”后，到岳麓書院讀書，與曾國藩、劉蓉一見如故，結為金蘭，他們的親近跟性情有關，更跟抱負有關，用今天的話說，他們都是有志青年，郭嵩燾臨終前作《枕上詩》，說他們“笑談都與聖賢鄰”，當然就是要比肩聖賢。

1841年，郭嵩燾入浙江學政羅文俊幕，見識了英國炮艦在寧波定海一帶的攻擊，意識到“自古邊患之興，皆由措置失宜”，由此發願考察歷史上的“中外關系”，撰著《綏邊徵實》。

1847年，郭嵩燾中為進士。很快，“太平天國”起來了，曾國藩出山，羅澤南出山，郭嵩燾也親臨戰場。大約在1856年初，郭嵩燾奉曾國藩之命，赴浙江籌餉，順道去了上海。根據《南京條約》，五口通商，其中包括上海。郭嵩燾到來時，英國人法國人在“洋涇浜”落腳十余年，已經營得有模有樣。這是郭嵩燾第一次與洋人打交道，他有點始料不及，傳說中的“紅毛”“鬼佬”，居然長得很漂亮，居然很講禮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幾淨，洋酒——葡萄酒居然也不難喝，停泊在黃浦江上的船艦，尤其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一種新文明的產物。

從上海返回后，郭嵩燾前往北京就任翰林，不久，入值“南書房”。其時，英、法諸國，要求重訂條約，要求開放更多門戶，要求使臣駐京。在無法得到許可時，便以武力相要挾，炮艦停泊渤海，窺伺京師。咸豐皇帝命郭嵩燾參贊主持天津海防的王爺僧格林沁，以郭嵩燾已有的見識和理解，他認為“洋務一辦便了，必與言戰，終無了期”。這樣的思路顯然無法對應英雄闊步的僧王，而且僧王還獲得了庚子、辛丑以來與洋人作戰的最大勝利，舉朝歡呼。對此，郭嵩燾似乎並不開心，曾國藩在來信中就奇怪他為什麼對於備戰欲言又止，對於勝仗“無動於衷”。接下來，郭嵩燾受命作為欽差稽查山東沿海厘稅而遭算計，被朝廷處分，繼續到南書房任職。郭嵩燾請求回籍，以身體為由反復告假，連皇帝也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回到湘陰僅一個月，咸豐十年八月初四，郭嵩燾從朋友來信中得知天津塘沽失陷，然后是京城失陷，咸豐逃往熱河——號稱“駕幸”。郭嵩燾“為廢寢食”“痛悼不已”，事情的發展是他早已有所預判的，想不到自己“不幸而言中”，而且還是“昨歲之言”。

他因此憤然說：“諸臣之罪，豈復可逭哉！”“僧王之罪，殺之不足蔽辜矣！”他開列出“洋務四凶”，包括琦善、耆英、葉名琛、僧格林沁。他解釋，之所以沒有算上林則徐，是因為林則徐的人格實在令人欽敬，但處置洋務，林則徐同樣不得要領。

同治改元后，正與太平軍作戰的李鴻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務且能理財籌餉的郭嵩燾，郭嵩燾復出，先是作為“蘇鬆糧道”，然后轉任“兩淮鹽運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他署理廣東巡撫。同治五年，1866年，因為左宗棠的糾參，也因為他自己在抑郁憤懣中的請求，郭嵩燾解職還鄉，回到長沙。

長沙八年，郭嵩燾仰觀俯察，對於家國天下事，有更多思考，也產生了更多憂患。同治十三年，郭嵩燾57歲，朝廷詔命他赴京陛見。這年二月，日本借口琉球漁民被害，興師台灣。看來，正是這種敷衍不過去的危機，讓朝廷想起了在洋務上似乎有些辦法的郭嵩燾。

郭嵩燾束裝就道，朝廷先是任命他作為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滿三月，又緊急召回，讓他出使英國。原來，朝廷因為雲南“馬嘉理事件”，需要有大臣前往英國“賠罪”，此事尤其緊迫。

光緒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燾一行從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國，正式就任駐英公使，后兼任駐法公使。在公使任上，郭嵩燾“如魚得水”，他曾經對於西方的一知半解都得到了印証，他像海綿一樣吸納西方文明，尋找這種文明的動力，並由此自我反思，感嘆國家遲暮，自己“年老失學”，小楷的日記有時一天寫到七八千字。

不幸的是，和他一同出使的副手劉錫鴻似乎“別有用心”，成為郭嵩燾英倫生活的心腹大患。光緒五年，1879年年初，郭嵩燾黯然離任，他甚至沒有再到北京述職，而是直接返回了長沙。他對於朝廷有點絕望，對於朝廷大佬們主導的洋務也幾乎失去信心。

然而，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戰爭，眼見國家危殆，民生悲苦，郭嵩燾“不忍不談洋務”，他希望人們可以從“天朝上國”的迷思中早一點覺醒過來，對自己以及身邊的世界有真確的了解與認知，盡量減少因為顢頇帶來的自我傷害。

1891年7月，郭嵩燾在長沙去世，李鴻章等人上疏，請求朝廷將他的學行政績，宣付國史館立傳，並予賜謚，朝廷的旨意是：“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准行。”

郭嵩燾的性情

讓最高當局認為“頗滋物議”而至於妨礙給他立傳賜謚的“所著書籍”，是郭嵩燾出使英國后發回總理衙門刊印的《使西紀程》。

或許是因為郭嵩燾在洋務上已經落下“口碑”，左都御史景廉在出使前就參奏他“一以順悅夷心為事”，家鄉士子更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相譏諷，差點燒掉了他的住所﹔或者是郭氏“顯赫”的朝臣身份，讓人對他的言動格外關注﹔更重要的是，郭嵩燾力求平和而其實無法掩飾的批判性的自我觀照，讓《使西紀程》在朝廷上下引起的反響異常強烈，好朋友王闿運認為他的文字已經“中洋毒”，李慈銘說郭嵩燾所言“誠不知是何肺肝”“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

這是當時號稱有見識的學者的議論，政客的反應則是“動手”。光緒三年六月，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奏劾郭嵩燾“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請求將《使西紀程》毀版。接下來，張佩綸奏參，不僅要求禁書，還要求撤回郭嵩燾。

知道此事后，郭嵩燾有點想不明白，他在為反擊何金壽的奏劾所上折片中說，何金壽“所據為罪狀者，在指摘日記中‘並不得以和論’一語”。《使西紀程》中確實有一段議論：“南宋以后邊患日深，而言邊事者峭急褊迫，至無地自容。”“以夷狄為大忌，以和為大辱，實自南宋始”，而現在的形勢與南宋不同，“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如此，怎麼能不認真講求應付之法，怎麼就一定“不得以和論”呢？無緣無故把“和”字當作罪行，“侈口張目以自快其議論，至有謂寧可覆亡國家，不可言和者”。郭嵩燾早已經聽慣這種“愛國”言論。

郭嵩燾認為，辦理“洋務”不當的重要表現，就是自己首先明確立場，以“玉碎瓦全”相激發，弄得沒有立足的余地。觀念和立場上的自我孤立，直接帶來對策上的盲目。這種“主題先行”的做法，其來有自。他曾經指出，歷史上的事，特別涉及“國際”關系時，必須“究知當日之情事”，才能有公允的理解，他一直對宋明士大夫“於天下大勢懵然無所知”“不考當時之事勢，不察人情之順逆”的放言高論，不以為然，譬如明末魏禧論岳飛“朱仙鎮班師事”，他認為就“不足當有識者之一笑”，為此不惜專門著文辯論。

以對於歷史的理性認識為前提，不再被高亢的自我中心主義所主宰，郭嵩燾因此不僅可以從流行的議論中看出“厚誣古人，貽誤后世”的歷史偏弊，而且可以返回實情，還原是非。

有可靠的認知，才會有准確的判斷。郭嵩燾說，辦“洋務”必須講道理，而且是講全面的道理。什麼是全面的道理？並不高深，隻要“以之處己，以之處人，行焉而宜，施焉而當，推而放之而心理得，舉而措之而天下安”就行。如果既不能“心理得”，又不能“天下安”，卻人人自矜其氣、自我鼓噪，這就是“妄人”了，“妄人”充斥的世界，情形可想而知。

郭嵩燾說，此“區區愚忱，不惜大聲爭之，苦口言之，以求其一悟。願與讀書明理之君子，一共証之。”沒想到，苦心的“言”和“爭”，“証”成的卻是“有二心於英國”的苦果。

事實上，郭嵩燾出使之前的言論，被指為“不容於堯舜之世”的出使本身，已經觸犯了人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而郭嵩燾本人，就如同少年時被人評價的“猛獸鷙鳥”，對於所見分明的是非，對於自己洞若觀火的判斷，不免固執，尤其不能忍受為了個人“持祿固位博盛譽”而置家國大義於不顧，謀食不謀道。曾國藩說他“芬芳悱惻”，劉蓉說他 “天資粹美，熒澈無瑕”，他顯然不是那種權勢欲強、功利心重、可以屈己從人的人，而是精神卓越、氣質清潔、靈台澄澈，似乎“非今世有也”。

因為所思深遠，富有洞察力，眼界和價值理想非一時一地的功利可以籠絡，又因為敏感於憂患，忠誠於使命，遭遇不可理喻的人事時，難免生發議論，議論多批評，批評難免針對現實，於是容易讓人以屈原、賈誼視之。一旦以屈、賈視之，在功利主義的官場文化中，就很不容易存身，很容易成為“潛規則”的敵人。

一直以來，人們認為郭嵩燾的任事能力與人格魅力遠在晚清中興諸名臣之下，他無法把自己做大做強，做得像左宗棠一樣前呼后擁，做得像曾國藩一樣左右逢源，“失敗”的原因正在於他自己的性格。在我看來，這樣的講法是似是而非的。

首先，所謂“失敗”就是一個中國式的“成王敗寇”標准，不足以衡量一切人，尤其不能以之衡量變革時代的人物，在一個“壞時代”，“成王敗寇”的標准，尤其遠離人道。

其次，人與人的相處或共事，性格當然重要，但觀念與思想同時主導著一個人的性格與人格，思想上不能相安，性格再好也無法真的相處妥帖，郭嵩燾與僧格林沁，與李湘棻、瑞麟、左宗棠、劉錫鴻等人的沖突，表面上看來是個性使然，實際上無不隱含了觀念上的深刻對立，包括對於曾國藩，雖然情同手足，但他沒有表現出類似劉蓉那樣的無以復加的尊崇，其實也在於郭嵩燾認為曾國藩“於洋務素非通曉”。因此，郭嵩燾的驕傲，正是一種基於思想觀念上的驕傲，有著此種“先知”般思想觀念的人，除非出落成為純粹的哲學家、宗教家，否則，很難容忍周圍的“蒙昧”。其實，郭嵩燾對於自己“勇於任事而輕於信人”、“嫉惡太深而立言太峻”以至“一事乖方便錐心自激”的“質性之隘”，所見分明，但是，因為關乎“是非”，關乎“家國大局”，他雖屢屢告誡自己，卻無法“吃一塹長一智”，讓自己圓通起來。

再次，郭嵩燾的時代，在今天的反觀中，最重要的國務就是“洋務”，觀念的突破是最重要的突破，沒有觀念的突破，一切所謂“事功”，所謂“作為”，隻能局限在傳統的價值理想之下，無法改變一次失敗接著又一次失敗的悲情局面。如此，可以肯定地說，人們對於郭嵩燾“性情”的接受程度，正取決於對他的“觀念”的接受程度，這也是如何評價他的關鍵。

   

先知先覺

郭嵩燾的仕途三起三落。李鴻章等人在上疏朝廷希望給他立傳賜謚時，盡量拐彎抹角，強調他對曾國藩、左宗棠三次出山如何有推挽之功仕，其《禮記質疑》一書如何“折中群經，淹貫三禮”。這自然煞費苦心，他們想把郭嵩燾納入世人普遍可以接受的認知體系和價值體系，或者說，這些在郭嵩燾時代最能理解和同情他的人，試圖按照自以為寬容的標准來肯定他的作為，以便弘揚他的業績。

不得不承認，真正泄露了郭嵩燾的精神特質，彰顯了其思想和人格的魅力的，仍然要數他的三次出仕，特別是作為從他駐英法公使期間的表現，以及他在書信日記中的自我表白。從這裡，也真正能夠看到他值得欽敬的地方：求真知的勇氣，至誠的天性，相對統一的人格。劉錫鴻處心積慮劾奏郭嵩燾的所謂十大罪，在今天看來都是笑話，什麼讓小老婆學英語，與英國公使威妥瑪“尤其親昵”又“憤爭如仇敵”，無非証明郭嵩燾心地開朗，對於西洋人與西洋文明並無先入為主的自卑和自負，而活著時被指目為“漢奸”，以至死后多年，義和拳興起時，仍然有京官上奏要掘棺戮尸，這樣的攻訐與侮辱，無非表明他生前身后的世界如何神智昏亂而已。

按照我們在今天的“后知后覺”，郭嵩燾在近代士大夫中算得上是一個“異數”，他的“先知先覺”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是對西洋特別是對洋人的認知。

甚至在見識上海“洋涇浜”之前，郭嵩燾就認為洋人也是人，可以“以理格之”“以禮通之”，“洋人之與吾民，亦類也，未有能自理其民而不能理洋務者”。這就是先知嗎？是的。舉個例子，1880年，在長沙，郭嵩燾參加的一個聚會上，民國后還被聘為國使館總裁的王闿運引經據典侃侃而談：“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氣則詐偽興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曾幾何時，中國文化開始以“夷夏之辨”建立自尊，韓愈的文章，已經把“禽獸夷狄”作為一個詞來使用。而在郭嵩燾看來，即使上古時候，所謂“夷狄”也只是一個政治地理概念，而不是歧視性的文化概念，“非有劃然中外之分也”。這樣的說法，顛覆了多少年來把“夷狄”等同“禽獸”的霸權話語。

不僅如此，郭嵩燾還認為，眼前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擬，“西洋之入中國，誠為天地一大變，其氣機甚遠”，而且，“夷人之於中國，要求通商而已”，“得其道而順用之，亦足為中國之利”。因此，雖堯舜生於今日，“必急取西洋之法推而行之”。否則，就會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國之無道”，那才是真正的災難。自然，這樣的認識帶來更多的是驚悚，而不是認同，對於洋人，人們“始則視之如犬羊，不足一問，終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其實情”。

第二個方面，是關於商人、商業的。

郭嵩燾認為，商人跟士人是平等的。這樣的說法，自然也多有冒犯。古代中國，雖然有士農工商“四民”之說，但在作為統治的文化裡，“商”一直多負面性含義，所謂“無商不奸”。郭嵩燾對於商人的認可，可能和他的身世有關，他們家曾經富裕，有一項營生就是借貸，他一定見識過商人的精明與慷慨，商人創業的勤勉與艱難，因此面對商人沒有道德主義的潔癖。而且，從出道開始，他就替曾國藩理財，盡管持身儉朴，律己嚴苛，但懂得流轉的必要，懂得交換的好處，懂得錢能生錢的秘密。

他意識到，“西洋以行商為國計，其勢必不能竟已也”。僅此一點，西洋之入中國，就是無法阻擋和拒絕的，這是商業的邏輯，比強權的政治邏輯更加持久有力。出使之后，郭嵩燾更覺察到，西洋的商人與政府是互動的，商賈“與國家同其利病，是以其氣常固”，政府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保障商業的權益，為商人提供便利。作為官員，郭嵩燾認為，通商造船，不能“官樣行之”，“一切行以官法，有所費則國家承之，得利則歸中飽”，“利未興而害見焉”。泰西“富強之業，資之民商”，“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豈有百姓窮困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那麼，對於當局者來說，重要的就是為商民提供保障與服務，而讓郭嵩燾懊惱的現實是，“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國適與之反”，中國的事情，“阻難專在官”。

一般認為，郭嵩燾與左宗棠的隔閡，主要是因為性格、能力和行事方式上的差異導致的，其實未必沒有觀念方面的原因。郭嵩燾任廣東巡撫時，主張成立一個類似“市舶司”的機構，管理海上商貿，允許商民參與貿易與制造，與洋人競爭逐利，他甚至有過動議，與洋人一起入股設廠，建造火輪船，派士紳主持，此事未及執行，便卸任還鄉了。與此同時，左宗棠在福建卻得到朝廷旨意，創辦福建船政局，郭嵩燾眼睜睜看到官辦的企業如何被洋人“欺侮愚玩”，如何靡費國帑而效率低下，直到馬尾船廠在中法之戰中化為灰燼，感嘆自己的主意被擱置而左帥的方略得以執行，乃是“國家氣運使然”。

第三個方面，是對“政教工商”所謂“本末”的認識。

李鴻章與郭嵩燾是同年進士，李鴻章一直欣賞他在辦理洋務方面的才能，郭嵩燾在英國時，李鴻章極力維護保全他，郭嵩燾心知肚明，但他對李鴻章並不全盤認可，原因之一，便是郭嵩燾覺得李鴻章辦洋務“徒能考求洋人末務而忘其本”，派留學生到歐洲去學開船、制炮，指望買幾艘鐵甲船，擺到中國海口，以為如此便可以“制夷”，在郭嵩燾看來，這是兒戲，因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相強”。

在郭嵩燾看來，“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誠”，這是西洋正在遵循的政教，也是西洋崛起的秘密，他引用《詩經》的話說，王者之政，“俾民不迷”，但是，秦以后的中國，“懸法律以束縛天下”，“民之受其迷者兩千余年”。他甚至質疑所謂“聖人之治”，認為靠君主個人道德維持的政治其實是不能持久的，可以持久的是“公之眾庶”的政治，這就是西洋立國之本，“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此“法”當然不同於秦“法”。由此出發，教育學術，人心風俗，煥然一新，工商業的繁榮，順理成章。

但是，郭嵩燾同時意識到，取法西方，不可能一蹴而就，從技術上講，可以“先通商賈之氣，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謂其本未遑而姑務其末者”。這樣的“本末之辯”，証明郭嵩燾不僅較真，同時也務實。

第四個方面，對中國問題的觀察。

郭嵩燾屢屢直言，說“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無識”，“天下之亂，由大臣之無識釀成之”。劉蓉曾經議論“非英夷之能病中國，而中國之自為病也”，郭嵩燾深以為然。

雖然與劉錫鴻勢不兩立，但他不覺得劉錫鴻是他的對手，他說劉錫鴻“一诪張為幻的小人，何足與較？然其中消息絕大”。所謂絕大的“消息”指什麼？顯然，無非是劉錫鴻背后密不透風地把持著朝政左右著輿情的利益集團，無非是士大夫階層面對西方文明所呈現的普遍的人格分裂，由此導致的便是郭嵩燾不忍目睹的舉國“昏頑”。

郭嵩燾在英國時便注意到，此時更全面地學習西方的日本將勒逼中國，“諸公欲以無本之術，虛驕之氣，以求勝於日本，於人於己兩失之”。此時距離甲午戰爭還有二十年。

與郭嵩燾差不多同時的王韜說：“中國不及百年，必且盡用泰西之法而駕乎其上。”郭嵩燾的預期沒有這麼樂觀，晚年參天地，觀世局，他感覺朝廷行政用人“顛倒失次”，而人心詭變，連讀書人都無禮無信，不仁不義，“上有釀亂之有司，下有應劫之百姓，亂至無日矣”，“回首人間憂患長”，苦難或許才剛剛開始。按照郭嵩燾的說法，中國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漢以來累積深厚、流極敗壞的政教，非這樣漫長不能指望振興。他說，武器、制造，有賢者擔當，也許三五十年勉強能“望見其涯略”，百年樹人，以百年之力或許可以“滌蕩舊染”，磨礪出合適的人與人才，再以百年之力方可以累積成人心風俗，真正的改變在於人心風俗。

作為先知，還體現在他的自我認知。

世上有很多聰明人，聰明人可以做出很多驚天動地的事情，但我一直覺得，最令人心儀的人，是那種對於自己的處境有清明的認知而不悔初衷，同時又有著自嘲勇氣和能力的人。

從英國返回后，郭嵩燾覺得自己把身邊的世界都得罪了，他原本無意得罪的，但是，他畢竟珍惜自己由此得到的經驗和見識，於是把“鄉裡士大夫群據以為罪言者”編成了一本書，叫《罪言存略》，送給“一二至好”，一點名心，不能張揚，也無法壓抑，心底的動力依然是希望“以先知覺后知，以先覺覺后覺”，為此不計“區區世俗之毀譽”，他甚至沿用張居正的話說，自己“願身化為稿薦，任人溲溺其上，終教人憑以安寢而已”。

他還寫了兩首小詩《戲書小像》：

“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態托傳神。流傳百代千齡后，定識人間有此人。”

“世人欲殺定為才，迂拙頻遭反噬來。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幾曾開。”

所有的驕傲與自信、苦悶與悲涼都寫在這裡了。他曾比較自己與曾國荃的處境，在曾國荃生日時寫信戲言：沅浦（曾國荃）在山西履艱巨之任，自己在泰西作清逸之游﹔沅浦惠澤披億萬生靈，自己罵名遍九洲四海﹔沅浦讓山西人民俎豆敬奉而做人越來越謙抑，自己讓湖南人民視為糞土而說話越來越高亢﹔沅浦建功社稷忙不過來，自己身兼衰病正好退休。曾經有人恭維他，認為他官至二品，朝廷將來按例會“賜謚立傳”，郭嵩燾在《自敘》中說，此種“朝眷”，“自分不敢希冀”。

他的遺囑很有點“絕情”：“三日成服，傳知本家及一二至親，並於靈前行禮，其他親友概不通報。”如此痛苦而倔強的自我安排，証明郭嵩燾甚至已不再在乎他那個階層的人無法不在乎的虛榮了。

被稱為粗人的曾國荃，曾經替朝廷惋惜，為郭嵩燾不平，他說：“居今日而圖治安，舍洋務無可講者。僅得一賈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為太息流涕者也。”這應該是那個時代能給予郭嵩燾的最高評價，也是士大夫所能得到的最高褒獎了。

一百年后，鐘叔河先生在編輯《倫敦巴黎日記》時說，郭嵩燾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已經突破了“辦洋務”的水平，率先創議“循習西方政教”，成為末世士大夫階級中最早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人物。海外學人汪榮祖先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中說，“當時人覺其獨醉而眾醒，但今日視之，實眾醉而斯人獨醒”，郭嵩燾是那個時代中，“最勇於挽瀾之人，我們追蹤其人，印証其時、其地，很可覺察到此人的孤憤與無奈。他的思想過於先進，同時代人鮮能接受，他的個性貌似恭儉，實甚自負與固執，以致被人視為易遭物議、性格褊狹之人，終身受挫”，然而，“這個弄潮兒的挫折，很可說明那個挫折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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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楊麗娜、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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