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被扭取的櫻花

 25 序章：被扭取的櫻花

序章

本書試圖研究在日本的極權主義政治體制之下,國家政策被「美化」的過程。說得更具體一些,就 是 國家如何藉由「美化」象徵或是理想的手法,減少國民對國家政策的抵抗程度。

為了達成上述目標,本書想要先討論下列課題:

國家民族主義(state nationalism)究竟「如何」發 展?「如何」被國民接收?何以其中有些部分成功地被國民接納?同時有些部分卻失敗了?

若是政治、 軍事、知識上的領導者策畫了一場對文化、社會的徹底改革,在大多數情況下,國民不僅不會有任何反 抗,甚至不曾產生任何疑問,就「自然而然」想當然耳地接受了這種變革;

而為什麼,在什麼情況 下,個人會為了國家而犧牲自己呢?

為了探究這些問題,本書還想先釐清幾個概念。

第一點:國家民族 主義這種由上而下的「意識型態」,和個人願意自我犧牲的「愛國心」,兩者之間應該有清楚的區別。 

第二點:為國家犧牲,和為國家的首長(王/女王・天皇、總統)犧牲,這是兩件不同的事。

第三點: 「思考」和「行動」有何區別?當士兵「志願」為國家犧牲時,那真的是「思想與行動一致」所造成的結果嗎?
有沒有可能這位士兵的心裡其實並未信奉國家民族主義,只是他採取行動的結果看起來像是肯定國家民族主義?
或者是不得不這麼做?
究竟是經過了什麼樣的過程,國家民族主義才成功地滲透進每 個人的思想中?
或是為什麼沒有達成渗透?
這些都是本書想要探討的問題。

本書還有專門探討天皇制意識型態之發展的章節,所謂天皇制意識型態之發展,是以十九世紀末期 以來的軍事力量為背景,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最末期的特攻隊制度則為其巔峰。
「pro patria mori」(《國 家赴死)這句吶喊,由於出現在羅馬帝國詩人買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的抒情詩裡而永垂不 朽,從那時開始,這句話不斷在人類歷史上出現,除此之外,由於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都擁有經歷過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的共通歷史經驗,所以本書也想採取比較的觀點加以探討。
 本書也想要探討與日本人的歷史經驗相關的各種事例。
這些事例可以證明,所謂「文化」的歷史過 程,是如何從「全球性」和「在地性」—————雖然這兩者都持續地在發生變化—————的接合點開始發展。
因此,本書也會檢視學界和媒體近來經常提起的全球性和在地性概念。也就是說,雖然全球性和在地性 常常被用二分法區隔開來,但這只不過是一種表而的想法,跟「混種性」(hybridity)概念尚未廣受認可之前,只以「純正的文化」為前提的思考方式無異————但這種思考方式其實毫無道理可言。
例如,公布於一八八九年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是由德國法學家所起草,最終版本裡有若干條文直接採用了那份草案的寫法;但是,較重要的條文則由明治時期的政治家做最後定奪,因此對草案加以變更(第五 章),若要再試舉一例,
可用日本的基督教徒為證,從明治初期開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知識上的領 導者,大多是改革派基督教徒,有時則是激進派基督教徒。
這些人對「教會」制度以及日本這個國家應 有的樣態有諸多批評;
不過,在另一方面,這些人也擁有強烈的愛國心(第五章)。
相反地,在一九三 ○年代的日本擁有強大影響力的浪漫派裡頭,也有人試著將歐洲的浪漫主義要素和自己的國粹主義結合 在一起。
如果再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被送往戰場的特攻隊員,他們的知識世界應該是由中國的知識 傳統、希臘/羅馬的古典傳統、基督教、馬克思主義以及浪漫主義等等要素揉雜交錯之後所形成的(第九--十一章)。
換句話說,雖然一般印象常認為那些不與外界交流、堅持排他的國民才會產生所謂的民 族主義和愛國心,
但其實正好相反,民族主義和愛國心正是全球性和在地性活潑交流之下的產物,也就是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本書的另一個目的便是要探討「具備美感價值的象徵」究竟發揮了什麼功能,象徵和它表現在行動 方面的儀禮、儀式,一直被認為具有強大的喚醒力,有時甚至可以驅使人們進行某種行動,包括法國大 革命時的雅各賓黨(Jacobin)、希特勒、墨索里尼、毛澤東在內,許多領導者都有意識地採取、利用了 象徵和儀式去達成某種政治目的。
但是,象徵真的具有驅使人心的力量嗎?
是否真的如馬克思·韋伯 (Max Weber)、涂爾幹(Emile Durkheim)所揭示的:
象徵比「思考」更強有力呢?又或者,想要深入討論自己、生、死這些存在論的問題時,象徵能否擔任媒介角色呢?

我想在這裡提出另一種可能性,以說明象徵和儀式的力量從何而來————這種可能性就是法文的「誤認」(méconnaissance)。
所謂的「誤認」是指在某種特定社會脈絡之下,個人或群體之間認為他們彼此已經進行了交流,但是並沒有意識到其實並未真的達成「意義的溝通」,因而對於同一個象徵或儀式做出不同的意義詮釋,也就是指「傳遞的誤認」,或是出現「無效溝通」的狀態。
為了探討這種現象,本書想要把觀察的焦點集中在櫻花的象徵意義上,在明治初期開始大肆宣揚天 皇制民族主義時,最重要的修辭比喻就是「獻身於天皇,如美麗的櫻花瓣落」這類用法,從這當中不難看出櫻花的象徵意義。在軍國主義意識型態之下,綻放於靖國神社的櫻花,被認為是由戰死沙場的士 兵們幻化而成。大部分特攻隊員會先在軍服上飾以櫻花枝條,然後升空赴死。
但是,他們是不是真的相 信以天皇為中心的意識型態?又或者,他們當真相信國家民族主義意識型態所加諸於櫻花的那些象徵意義嗎?這也是本書想要探討的問題。

- 有關全球性和在地性的詳細討論,請參閱Ohnuki-Tiemey, 2001.

大部分特攻隊員都是當代最菁英的知識分子,他們遺留的大量日記顯示出隊員們日常的書籍閱讀量 十分驚人,他們每天都透過讀書和寫日記來探索自我。如果想要了解國家民族主義以何種方式滲透進他 們的想法之中,滲透到何種程度,還有這種滲透如何影響著、或沒有影響到他們的愛國心,以及要了解 潛藏於他們的行動之下的想法和心情,隊員們的親筆手札提供了最豐富的資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人們認為美國勢必會人反日本本土,在這時,海軍中將大西瀧治郎提出了 特攻隊(神風)的作戰策略(第八章)。特攻隊所用的戰鬥機、滑翔機、魚雷等等,都沒有配備足以返 回基地的裝置。為了躲避雷達偵測,特攻飛機都盡量貼近海面,採取低空飛行。如果要投射一種被稱為 「人肉魚雷」的武器,在由潛水艇運送到距離目標物很近的地方之後,為了避免被偵測,甚至不使用潛 望鏡,就由駕駛員依最後的直線路徑,衝向航行中的美國船艦。大西和心腹屬下都認為:如果到了最壞的時刻,祖國遭到美國航空母艦包圍,已經沒有先進的雷達系統可輔助破壞航空母艦,這時唯有「絕不猶豫、坦然面對死亡的大和魂」(第八章),才可能為日本帶來奇蹟,當最後真的走到特攻作戰這一步時,軍官學校出身的將校中,卻完全沒有人自願以特攻隊員的身分出擊。

他們都了解這是死亡任務,而且是沒有意義、不值得自願獻身的死亡。代替他們「選擇了這個命運」的;,是千餘名「學徒出陣」的 士兵,—————為了達成徵兵的目標額度,政府縮短了部分學生的在校年限,讓他們提早畢業投入軍旅,這 批人稱為「學徒出陣」;此外還有職業軍人性質的「少年飛行兵」(第八章)。 本書的主要討論對象————學徒兵————住在理想的世界中,保持著對真實和人生之「美」的追求。在 遺留下來動輒數百頁的手札中,如實記錄了他們當時如何受到各種思想潮流的影響,以及如何追求人生 的意義。他們同時面臨著「現代化」和「超越現代」的挑戰,一方面憧憬著高度發展的西方文明,另一方面又要反抗西方在文化、政治層面上的霸權。他們站在年輕人特有的理想主義立場去思考『個人』相對於『社會』」的問題,即使結果意味著死亡,他們也認為自己有義務完成「社會成員的責任」,並因此而深感憂慮。
當他們被軍隊徵召時,日本的戰敗已經只是時間問題,他們等於被迫坐上了一列雲霄 飛車,而這列雲霄飛車正急速滑下即將撞壁的陡坡,死亡近在眼前,他們意識到自己的人生才剛展開, 「想要活下去」的願望變得十分強烈,猶如撕裂身心一般高漲,遺稿中清楚顯露出這些年輕人的苦悶和 躊躇,還有心中種種的矛盾。或許有人以為他們都支持政府的意識型態和方針,並且說服自己接受,但 是也會在遺稿中看到一些段落,全面否定這此意識型態。他們認為讀書才是辨明自己想法的主要途徑。 這些年輕人對於探求知識有著無比的熱情,飢渴地閱讀了橫跨古今東西的哲學、文學等各種不同領域的名著,其中甚至有人讀過五百冊、六百冊,

他們的讀書清單涵蓋廣泛,從亞里斯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塞浦路斯的芝諾(Zeno,斯多噶學派始祖)等希臘、羅馬的古典學派開始,一直到日本和西洋在十九、二十世紀的重要文學、哲學作品, 都包括在內。例如:康德、黑格爾、尼采、歌德、席勒、馬克思、湯瑪斯·曼、盧梭、馬丁·杜・加爾 (Martin du Gard)、紀德、羅曼·羅蘭、列寧、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貝德耶夫(Nicolai Berdyaev)等。甚至也有人能直接閱讀德文、法文原典。 如前文所述,他們之所以鞭策自己如此勤於閱讀,是因為希望對「個人」或「個人對社會的責 任」,找到自己可以接受的答案。在那個時代的日本,這不只是抽象的問題,它還具有與自己的生死密切相關的重大意義。

2【譯注】:這是一種單人操作的自殺武器,正式名稱為「同天魚雷」(かいてん・Kaiten)・求其扭轉戰局之意。 

3 這句話是當皮耶,布迪厄在法蘭西公學院(College de France)(一九九八年九月)很有耐心地聆聽本書的構想時,所提出的一句觀 察敏銳的結論。

4【課注】:由於中文裡沒有適合對應的用語,所以此譯本直接保留「學徒出陣。

他們十分熱切地搜尋一切討論這類問題的國內外文學家和學者的著作,其中尤以哲 學家田邊元的影響力最為巨大,許多從軍的學生們都熟讀他的書。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五月十九 日,田邊在京都帝國大學面對爆滿的聽眾,發表了在今日被認為是惡名昭彰的演講,聽眾裡也有即將 「學徒出陣」遠赴前線的大學生。田邊讚揚「個人對國家的貢獻」,並且認為這才是改革社會的手段(第 十章),但是對於在臺下聆聽的學生而言,田邊所提倡的主張將會在現實中導致學生遠赴前線,並戰死沙場。 如果分析學生們所閱讀的作品,可以發現活躍於十八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初期之間的作家,大都曾 經受到各種浪漫主義思想的影響(這類浪漫主義在十八世紀後半席捲了德國、法國、俄國),在希特勒 登上權力大位的前一年(一九三二),日本的浪漫派雜誌《コギト》創刊,這本雜誌激進地將浪漫主義和國粹主義結合在一起。日本浪漫派的先驅者保田與重郎宣告了馬克思主義的終結,並宣揚浪漫主義即將帶來新的篇章(第十一章)"

與納粹政權下的德意志相同,日本也有部分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與國粹主義密不可分。今天我們有時會認為參與浪漫主義的運動者們有自己的「陰暗之處」,不過真正重要的是浪漫上義強調美的價值。這是因為年輕人將美的價值投射到自己的理想上義和愛國心之上,使自己的犧牲得以正當化,成為源於高 尚動機、追求美好口標的行動者。 

年輕人之中也有馬克思主義者。這此馬克思主義者不只針對已被物質主義和資本主義腐化的英國,美國,即使是對自己的國家,也抱持著為了破壞一切而獻身的覺悟。他們熱切地盼望,在古老日本崩壞 之後的灰燼中,會出現如鳳凰重生般的新口本,特攻隊員之中,也有人認為烏托邦就存在於艾伯特·史 懷哲(Albert Schweitzer)的人道主義之中。

除此之外,還有虔誠的基督教徒。這些基督徒之中,有人在最後一次出擊時帶著聖經同行,也有人在最後一夜吟誦讚美詩歌———雖然明知在基地的嚴格檢閱制度之下是危險的行為。

5 參閱尾藤正英,一九九六。

即使不是基督徒,也 有人熱中於閱讀基督教相關讀物,這是因為在現代日本,知識上最有影響力的領導人物是基督徒,不過 也不只有這個原因。
基督教是「死後」的宗教,人的精神和肉體在死後會變成怎樣,是基督教關注的焦 點;
相反地,日本的宗教是「世俗的」宗教,是以現世的利益為中心,所以年輕人在探尋「犧牲有何意義」的過程中,選擇了靠向基督教。
如果認為他們的知識活動只是單純地信奉西方的高級文化(High Culture),或是嘗試超越這些文 化,那就大錯特錯了。在日本人用來吸收西洋文明的根基中,存在著中國的知識傳統,許多領域經年累 月受到這方面的影響,六世紀傳入日本的儒家思想以新的形式復興(特別是在一八八〇年代時),並且 提供了堅固的基礎,讓日本在此時形成的意識型態特別重視忠義和犧牲,因此,日本才具備了成為現代軍事民族國家的種種條件,而且,這個民族國家以國民的犧牲作為前提,在十七世紀傳入的朱子學————尤其是陽明學—————特別重視個人的心的主體性,因此可以作為日本吸收康德個人主義時的精神基礎。

年輕人竭盡心力,希望能在理性上接納自己即將採取的行動,這種苦悶充斥在他們的日記中,

京都帝國大學出身的林尹夫飽受孤獨感的折磨,在日記中反覆寫著:「不想死!我想活下去!」在其他日子的日記裡,林尹夫用法文寫下:「自己—————這樣的混亂與無序。這才是真正的自己。」

東京帝國大學出身的中尾武德做了一首題為〈靜寂〉的詩,開頭使是:「在暗夜中,時鐘響聲的孤寂感。」這時鐘 刻畫的不只是無窮盡的宇宙時間,也刻畫著他即將走向死亡之前有限的時間;在另一首詩中寫著,雖然 他在欣賞月亮的美麗,但這月亮也是「泫然欲泣的輝夜姬。」。中尾為了聽田邊元的演講,從東京遠赴京都(參見圖8日記手稿),與其說中尾認為田邊是偉大的學者,不如說他對於田邊有著對「鄉下老爹」 般的好感。

【注】:輝夜姬是日本古代文學《竹取物語》的女主角,原為天上宫之人,請貶人間由一對夫婦養大,此處意指故事結尾輝夜姬即將升天返回月宮,她向老夫婦泣訴拜別。

田邊的演講讓他下定決心要犧牲自己,但是,兩天後在返回東京的路上,他在京都車站碰到 了抱著「白盒子」的人,「白盒子」是指用白布包裹著空的木盒,裡面放的不是骨灰,而只是一張紙片,上面寫著死亡士兵的名字。中尾寫道:「盒子的純白讓我心痛。在即將出征時,我是否能夠毫不猶 豫地說出『在靖國神社前再會吧』這句話呢?」「在靖國神社前再會」是指在國家的意識型態之下,陣 亡將士將化作靖國神社的櫻花。
對於京都帝國大學出身,身為基督徒的林市造而言,聖經和丹麥哲學家 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的《致死的疾病》 (The Sickness unto Death),是他在生死之際用以 探索自我的書。
林上飛機時也隨身帶著這兩本書和母親的照片,越接近最後的死期,他的日記和信件越 是充滿了渴求母愛的心聲,他所留下的文件中寫著:「好想讓媽媽抱著入睡。」他的母親是虔誠的基督 徒,對他來說,在基地附近的學校倫倫吟唱讚美詩或讀聖經,可以感覺自己好像還待在母親身邊。
宮澤賢治(一八九六——一九三三)的《烏鴉的北斗七星》(烏の北斗七星),大概最足以表現出這些特攻隊員的感覺,特攻隊員佐佐木八郎引用了這個故事,以表現出自己的想法。烏鴉向牠的守護神北斗七星祈禱:「如果有一個世界,讓我不再需要殺戰自己不恨的敵人,請讓這個世界早日到來,為了 這個目的,我的身體就算被撕裂千遍萬遍,也在所不惜。」在當時的年輕知識分子之間,詩人/童話 作家宮澤賢治擁有很強的影響力(第九章)。

本書的目的是要分析當時全部屬於高學歷而且前途光明的這此年輕人(無論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或 是基督徒),為什麼沒有選擇反抗當時的政府,反而選擇為了國家奉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們的犧牲使 得———在結果上——————以天皇為中心的意識型態得以透過這類行動而重製;但是在思想上,他們絕對沒有 真正信仰這個意識型態。為了探討這個現象,
首先必須將個別年輕人自主性「為國家赴死」(pro patria mori)的愛國心,
和由上而下強制推動的國家主義「為天皇即國家而犧牲」(pro rege et patria mori)意識型態,做出明確的區分,從明治初期開始,由國家所展開的意識型態雖然有各種不同的面向,但是 這裡想要將焦點集中在強調「祖國即天皇」的意識型態,也就是促使士兵犧牲生命的那種國家意識型 態。

像前文這樣用拉丁文加以區別,有幾個理由,被廣泛使用的「天皇制意識型態」這個用語雖然由許 多學者賦予了各種不同的意義,但這是在戰後分析這個意識型態的要素時,由於認為天皇制「絕對對太 平洋戰爭負有責任」,所以在戰後所採取的名稱。
丸山真男將這種「永無止境地把無法逃脫的日本國民 逼向絕境,並迫使全世界捲入這場戰爭」的意識型態之要素描繪成「無數層看不見的網」:
色川大吉則 使用馬克思以照相機暗箱所做的隱喻,將大皇制的「精神結構」稱為「看不到的巨大暗箱」,
但是,不 論是在戰前,或是在戰爭中,其實都沒有出現過「天皇制意識型態」這種表述方法(第五章),本書的 主題之一是從軍事國家的面向進行探討,也就是針對天皇和櫻花的使用方式加以討論,所以也考慮過使 用「軍事意識型態」這個用語,但是覺得不夠嚴謹,意義過於狹隘,如果使用「帝國主義意識型態」, 也可能和其他以殖民領土擴張為重點的帝國主義相混淆。

基於上述理由,又因為前面所提到這相對的兩句拉丁文很早就被廣泛使用在歐洲的相關文獻裡,而本書的討論是要從比較的觀點去展開,所以也很適合,例如:
除了和納粹德國這類最現代的民族主義, 愛國運動做比較之外,
也可以和希臘、羅馬,或是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神權王國做比較,如此更能釐清 日本的現象。
從歐洲的各種事例中,可以看到它們和日本的共通點,
也就是對自己所屬的社會群體的忠 誠觀念。這裡所說的社會群體,從很小型的——————例如在中世紀歐洲和日本部可見到的君主領地,封國,一直到大型如跨越政治、國家邊界的基督教王國都包括在內。

7 佐佐木八郎,一九八一,第四一八--四一九頁。

「pro patria mori」「pro rege et patria mori」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並不認為「rege」——————也就是代表「patria」的中心人物,例如:耶穌、王/ 女王、總統或天皇——————是絕對必要的。用這兩句拉丁文加以區隔———————以下將使用日文的翻譯,即稱為 「為國家犧牲」對比於「為天皇即國家而犧牲」—————可以逼近日本軍人到底是為天皇赴死,還是為國家赴死的疑問,而且也可以剖析由國家所提出的「為天皇即國家犧牲」的企圖到底成功了多少,或是根本失敗了?

「nation」(民族)、「state」(國家)、「民族/國家」、「民族主義」會在第七章詳細討論,此處將 稍微討論其他用語。

日本學者將某段時期的軍事政權稱為「法西斯」(特別是從一九二〇年代開始,直到戰爭結束為 止),這是大部分人的共識,但是在日本人以外的歷史學者圈子裡,卻還存有爭議,其中也有學者不只 討論法西斯意識型態這個面向,而是以政治、制度的而向作為研究重心、最近,除了被用於歷史學和 政治學之外,這個用語在其他領域也過於「流行」,所以成了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所謂的 「浮動的意符」(floating signifier, 可以被賦予無數意義的符號)。但是,就像是把民族主義視為現代產 物的看法一樣,「法西斯」的觀點也可能是把世界各國的歷史都放在同一條直線上,把各種不同的歷史 經驗放在相同的位置上。
日本的法西斯是在脫離封建上義之後興起的,
而歐洲的法西斯則是接續在民主 主義的失敗之後,
歐洲的法西斯是在君上制廢止之後誕生,
而日本的法西斯則是在絕對立憲君主制確立 之後才展開。
本書會留意個別歷史的複雜性,用「法西斯」這個用語來指稱一種同時包含民族主義和極權主義(是指國家應該支配國民在社會、文化生活上的所有面向)的政治意識型態。
本書的討論焦點在於極權主義的、政治上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的核心意識型態便是要為了天皇,也就是日本而奉獻生命,而這種意識型態逐漸滲透到國家全部「臣民」的日常生活中。

對於狄崔西((Antoine Destutte de Tracy, 1754-1836)最先使用的「意識型態」一詞,,也有加以闡

明的必要。在現代思想史上,克利福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指出「意識型態」這個用語本身是如何被徹底意識型態化,並提出意識型態在文化上的定義是「被視為『有問題的社會現實』的地圖,與集體意識的創造基礎」。
筆者基本上贊同各類定義下的意識型態,甚或紀爾茲和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等人把「經濟活動」也視為我們所謂的「文化」之一部分,本人基本上也贊成。
筆者雖不贊同 馬克思主張的「物質生活中的生產機構會決定生活的社會、政治、精神過程的一般性質!」,但是我的 立場基本上和薩林斯一致,同意他所說的「不論經濟組織在西方社會中具有怎樣的支配地位,都是象徵 的生產場域」

但是,為了達成本書的目標,除了思想體系之外,也必須同時重視國內外的政治權力,例如與殖民 主義之間的關係。
這時候就經常得益於解釋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例如沃爾夫,他將一般性思想和意識型 態區隔開來,將焦點集中在「意識型態如何轉化成權力展開的過程。」。
筆者在這裡想要著墨的問題是:

8.例如:潘恩(S. G. Payne)就認為日本缺乏法西斯絕對必要的兩個要素(一黨獨裁,和擁有獨裁權力的政治領袖,例如希特勒), 所以日本不曾有過法西斯,和希特勒相比,東條英機只是如影了般虛幻的存在,不像邱吉爾或是羅斯福股掌握大權,在一九四四年 七月,沒有發生太大的驅動,內閣就被這總辭,潘恩認為這表示東條和天皇都不是「強人式的,擁有全權的獨放者」-Payne, 1995. pp.3287-328, 335-336-2000, pp.109-118,關於「日本的法西斯」的詳細討論,可參閱Gordon, 1991, pp.333-339 丸山真男(一九六四,尤其是第一五二〇一七〇頁),Najita, 1974(1980)

Wolf, 1999, p.25. Althusser, 1971, p.158.

Geertz. 1973, p. 193, 220.

Marx and Engles, 1852(1989), p.43.

Sahlins, 1976.

Wolf, 1999, p.4.

在極權主義、民族主義以及其他各種政治體制之下,「意義的體系」要如何成為政治上的意識型態?
在 這裡,「state」(國家)不等於「nation」(民族),它是指一個過程,或是「權力與鬥爭兩者的特權場 域」————也就是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在極權主義政府之下,治理性(gouvernementalité) 應當滲透進國民日常生活的各個面向的操作場域。
日本這個國家,或是這國家的種種機構是如何讓國 民理解帝國主義式的民族主義,進而滲透到國民之中呢?
具體一點來說,

本書的目的是嘗試去理解,原 本十分複雜而相互滲透的櫻花的意義,如何在近現代日本被定型為「為天皇而犧牲的年輕士兵如櫻花般殞落」。 

本書的第二點是要探討「美感意識」如何協助達成「動員人民」的政治目的,對於現代性 (modernity)和美感意識的討論,通常都圍繞著藝術議題,現在已經知道,
德國、義大利的法西斯,除 了藝術之外,還利用了以媚俗為主,也就是為了讓世俗接受而過度矯飾的三流作品之「美學價值」。
日本的櫻花之美長久以來都受到高級文化如視覺藝術、戲劇、文學等大加讚揚;此外,無論對於農民或 是城市居民而言,櫻花都是 近在身邊之物,無論在山上、公園、河邊都隨處可見。所以,軍方利用櫻花 作為民族主義的象徵,要求全體國民信奉這樣的民族主義,的確是理想的選擇。

從明治初期開始,日本政府對於戰爭或戰死這件事,不論在視覺上或是觀念上,都加以美化。櫻花 的美學價值被以各種方法利用,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用它來象徵為了天皇——————也就是為了日本而犧牲的 士兵。雖然櫻花廣泛分布於日本之外的地區,但是幕府末期的植物學權威聲稱櫻樹是日本的固有品種, 此後國民都確信櫻樹確實源自日本,櫻花在視覺上的美感也被帶入「大和魂」這個概念中,也就是說, 日本人獨特的精神——面對死亡時不帶一絲恐懼的「高潔」精神——————被賦予大和魂之名。
隨著日本帝國的領土日益擴張,由於殖民地被視為帝國領上,所以殖民地的居民也要轉換成「日本人」,於是象徵大和魂的櫻樹開始在殖民地種植,靖國神社從明治初期開始供奉戰死的士兵,那裡也種植了櫻樹。
在靖國神社種植櫻樹,原本是要以櫻花之美來撫慰明治維新時殞命的倒幕派志上在天之靈,但是隨著軍國化的加速發展,政府賦予櫻花的象徵意義也發生改變。
散落一地的櫻花代表犧牲性命的士兵,同時,綻放於靖國神社的櫻花也被認為是由陣亡士兵幻化而成,在這個過程中,戰死的士兵被神格化成為「軍神」。除此之外,天皇也會在臨時大祭時造訪靖國神社,為陣亡的士兵賦予特別的「榮譽」。

對於櫻花美學價值的利用,在特攻隊作戰時達到高峰,白色特攻隊飛機的兩側會畫上一朵櫻花(參見圖5),而隊伍的名稱也使用了各種櫻花的詞彙。一九四五年四月時,九州南部的櫻花盛開。從知覽和鹿屋基地起飛的特攻隊員中,有人在軍帽和軍服上插了盛開櫻花的樹枝(參見圖6)。而他們最後留下的詩和手札中,也常提到櫻花。著名的《每日新聞》有一張照片是女高中生向赴死的特攻隊員揮舞著開滿櫻花的樹枝,以示道別(參見圖7)。

就像日文的「御飯」和「飯」可以同時指「煮熟的米」和「用餐」這兩件事,
「花」這個字除了指 一般的花之外,也同時代表櫻花。櫻花是花中的女王/王。
在悠久的歷史裡,櫻花在全國各地、日本人 之間、人生的各種場合中,都受到喜愛,並為人們帶來歡愉。事實上,滿山盛開的櫻花也確實是絕美的 景致。櫻花的開花時序橫跨整個日本列島,由南向北依序慢慢挺進,但是以前人們不懂得預測花開的時 間,而且櫻花的花期又十分短暫,所以自古以來,就有許多日本人總是焦急地等著花開,為賞花傾注無 限熱情。人們在櫻樹下跳舞、唱歌、扮裝、享受美食與飲宴,人們為櫻花而陶醉,同時也真的喝醉了。 櫻花也是可以讓人們陷入冥想、沉思的媒介,人們經常一邊創作詠嘆櫻花的詩歌(這是戰前參加「花見」活動時必不可少的節日),一邊思考著生、死、愛等等人生重要的課題(第一——三章)。

Trouillot, 2001, p.127.

Foucault, 1991. pp. 102-104. C. Gordon, 1991, p.8.

Althusser, 1971, р.137.

 日本人對於櫻花的知識有十分細膩的區分,除了分辨眾多品種,例如兩百至三百種栽培品種和九種 野生種之外,還將櫻花的生命週期從花苞開始,仔細分成花開一分、花開二分等各種不同的花開階 段,而花落時也被賦予許多不同的文化意涵。即使是花的顏色,也有白色到深紅色,還有一重到八重覆 等各種不同的區分。白色夜櫻給感官帶來的感受,和映照在藍天中的櫻花有著截然不同的魅力。新枝上 開出的櫻花值得觀賞,而一直開滿櫻花的老枝也會受到關注。相較於歐美比較看重櫻花的果實,在亞 洲—————特別是日本————只刻意栽種會開出美麗花朵的觀賞用品種,上述日本人對於櫻花的微妙差別也全部體現在文學中。

本書的第一部(第一——四章)想要探討櫻花在明治之前的象徵意義。雖然櫻花在明治之前究竟有怎樣的象徵意義,與特攻隊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為了要了解櫻花為什麼在日後成為軍國主義政府的重 要戰略選擇,這種觀察絕對有其必要。
櫻花可以象徵武士、年輕女性(日間的櫻花)、藝者(夜櫻)、 稚兒、表現「自己」和自己的變化、瘋狂、生、死以及重生,
本文將一一檢視這些些象徵意義之間的關 聯。櫻花作為一種象徵,已經深入到文化最重要的概念之中,例如身為個人、或是身為群體(國民)之 一員的自己。
由個人的層次來看,櫻花的生命週期(生、死、重生)可以象徵男女關係(第一一二章)。
由另一方面來看,在比較抽象的層次,
櫻花又可以象徵顛覆社會規範的力量。
例如,位於自己對 立面的瘋狂,或是身為社會一分子的認同之變遷。
如果說社會的再生產是由人類的生殖力所達成,那麼
櫻花位於對立面時,就是非生殖力的象徵(藝者、稚兒)(第三章)。

各種社會群體就像馬賽克一樣拼貼在口本的社會中,由繁體的層次來看,每個群體都各自確立了白 己的「花見」傳統(第四章)。但是,在探討象徵的意義時,最重要的一點是,櫻花是文化民族主義的 重要象徵(第四章)。當日本人想要和中國人區別開來,建立起日本人自己的身分認同時,這個觀念
大約在九世紀時進入日本人的意識中,口本古代的上層階級十分熱愛、讚美由中國傳入的梅花,
但是相較 於此,在平安時代之後,日本人選擇了櫻花作為自己獨有的花。
在那之後,日本人一直把櫻花視為「日 本特有」的東西。

美國波多馬克河畔所種的櫻樹,是日本應威廉·霍華德·塔虎脫總統夫人之邀,在一九一二年用船運到美國的,這是日本首次以櫻樹作為「饋贈給國家的禮物」(第六章),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 總而言之,不論是在個人層次或是群體的層次,櫻花都與日本人對於自己的概念和表象有很深的關聯。
但是,如果我們因此認為象徵意義的解釋在歷史上從未發生過變化,這就是錯誤的觀念(這會在本書第 一部介紹)。與此相反,就像死的概念一樣,櫻花所代表的各種概念確實會因為時代而發生變遷。各種 概念不僅會因為社會、個人寄託予櫻花的意義,或是根據脈絡而改變,也會因為時代的變遷而改變。
本書從第二部開始討論日本的軍國上義時期,時代斷限是從十九世紀末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
第二部的焦點在於這段時期的國家制度如何改變?以及櫻花的象徵意義相對地產生何種變化?
在十九世 紀後半葉,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如怒濤般席捲了日本的亞洲鄰國,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再加上英國 吞併香港的衝擊,使得亞洲各國陷於恐慌。
面對步步進逼的外國威脅,幕府末期的政治領導者們更加感 到德川幕府的無能,這些憂心國事的領導者們組成了倒幕派,提倡「王政復古」,抬出從十二世紀末之後就遠離政權核心的天皇。
一八六八年,王政復古成功,到了一八八九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共費時二十二年。明治憲法中規定了以天皇為中心的政體,但是與自古以來的天皇制其實有著根 本上的差異。

17.八尋洲東編,一九九五,第五--一一八頁・

18.會結出櫻桃的櫻花(Cerasus avium)被當作果樹引進,並且被稱為「西洋賞櫻」,八尋洲東編・九九五,第五--一一八頁,櫻花 和其他植物一樣,也會在結果之前謝。但是,因為日本人並不重視會結果的櫻花,所以用櫻花來比喻短命,並不是因為在結果之前—————也就是再生產的過程完成之前————花朵就已經謝之放。 

19【譯注】:此處的領導者意指在政治上擁有重大影響力者,例如朝中大臣、藩主和若干藩士。

天皇原本是可以和諸神溝通的巫師,諸神可以讓米種豐收,而天皇本身也是諸多神祇中的一位。
但是,明治憲法把天皇推崇為「全能的神」。
庶民,直以來都是向諸多神祇祈願現世的恩惠,但是新的天 皇概念與過去「世俗的」宗教性完全不同。
天皇變成「全能的神」,結果其權力甚至凌駕在歐洲的王權 之上,
因為歐洲的王其實不是神,單純只是神性的「傳導體」。
在新建構出天皇的「全能性」之後,為 了將這種「全能性」加以具象化,明治時期的政治家接受德國藉首席顧問勞倫斯·馮·斯坦因(Lorenz von Stein)的建議,將民間的「神道」重新塑造成中央集權的「國家神道」,同時全面排斥以佛教、基 督教為首的「外來」宗教。
對於日本人來說,「父神」其實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概念,但是明治國家想要採用基督教的牧羊者模式,將國家統一在天皇的統治之下。

其中最重要的是天皇成了「主權者」(sovereign)。在面對外國威脅時,明治時期的政治家認為首要 目標就是要讓日本成為主權國家,以保衛自己,因此想出了這個策略。由於仿效普魯士的憲法,因此天 皇同時也是軍隊的大元帥。明治憲法的架構是以普魯士憲法作為上要範本,但是在另一方面,
伊藤博文 (一八四一——一九〇九)、井上毅(一八四三——一八九五)等人也不管全體外國顧問的反對,在憲法第一條明訂「天皇為萬世一系」。
這等於主張天皇和天皇制不是模仿歐洲的君主和君主制,而是日本的獨有 之物(第五章)。
第一條憲法以法律規定了從上代天皇到下代天皇之問是延續的神靈,這等於為天皇制 和每位天皇的身體做出保證————也就是康托諾維奇(Ernst Hartwig Kantorowicz, 1895-1963)所說的「國 王的雙體」。

虔誠的基督徒新渡戶稻造為了促進國際間的和平,在國際聯盟展開活動,並且剛好是在這個時期, 他成功重塑了武士道的觀念(第六章)。首先,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他在美國的費城出版了英文著作《武士道》,此書一開頭就表明:
「武士道與它的象徵—————櫻花——相同,是日本這塊土地固 有的花。」
從某個角度來看,政府在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所採用的徵兵制,是讓「大和魂」————也 就是「能夠為天皇赴死,或是像櫻花般殞落的權利」—————不再專屬於武士,而是由全部的日本人男性共 同擁有。
在一八八九年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公布之前,政府還發布了今天被認為惡名昭彰的《軍人敕諭》,其中寫著「義重於山巅,死輕於鴻毛」這樣的語句(第五章),政府用這種方法將「大和魂」深 植在國民心中,其結果是
利用了櫻花的象徵意義,把死亡美化成國民所享有的「同等權利」,
從明治時 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軍國政府為了獎勵士兵拚死戰鬥,便利用櫻花當作重要的象徵(第六 章)。

光是這樣還不夠,連以往被認為不屬於日本人而遭到歧視者,都被擴大地賦予死亡的「同等權利」。在當時的日本,「國家民族主義」和「多民族國家論」正僵持不下。主張多民族國家論的多半是比較具有革新思想者,但很遺憾的是,這個多民族國家論卻被日本的殖民地政策利用。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當時的首相近衛文麿宣布:「同仰天皇之心,一億人為一條心,須期真正地侍奉天皇。」這段宣言中的「一億人」不只包括當時被認為不屬於日本人的愛奴人和沖繩人,還包括住在「內地」和臺灣、朝鮮、樺太等占領地的中國人、朝鮮人等,合計超過三千二百萬人。
一九三八年,這些人進一步 地「可以」應募入伍,最後分別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對朝鮮人與臺灣人施行強制徵兵」。根據永 井あさみ(Nagai Asami)的報告,特攻隊飛行員中有十一名朝鮮人。日本政府「授予」他們可以面對死亡的大和魂,讓他們可以被當作日本人士兵,接受徵召。這種行為,和種植櫻樹讓殖民地變成日本的 「空間」,是同時進行的(第十章)。一九四三年一月,大舛松市被當作「第一位沖繩人軍神」受到供奉,他的英雄行為也受到大肆宣傳(第六章)。

20 蜷川壽惠,一九九八・第一〇〇-〇一:橋信夫,一九九四。

21 蜷川壽惠,一九九八・第一〇一頁, 

22.Nagai Asami, "Kamikaze Pilots Remembered." Daily Yomiuri, 2001/08/11.

櫻花也是「國家使庶民也被軍國主義化」的手段之一,但是這種過程並不是一直線前進的,而且它 的成功程度也會根據時代而不同。政府從明治初期就開始試這麼做,但是在軍國主義化加速進行的一 九二〇、三〇年代,一直到戰爭結束為止,則推動得最為徹底。國家的政策透過各種媒體滲透到民眾的 日常生活之中,而且無孔不入。例如,除了流行歌、電影、戲劇等大眾媒體是當然的媒介之外,就連在 學校的唱歌和教科書中,都不忘讚美「為了天皇,要如櫻花一般美麗地死去」。這一連串的政策,都是在國家徹底檢查和管理思想之下進行的。

本書第二部是探討國家由上而下強制推動的作戰策略,
而第三部則要分析庶民如何接受這種作戰策略,橫跨半世紀的日本軍國化最後走向了前所未聞的特攻隊作戰,這被認為是阻止美國入侵、捍衛祖國的最後希望。本書會先介紹特攻隊作戰的概況,看這種作戰如何將年輕人置於死地,然後再分析年輕人 「志願」成為特攻隊員的原因,和他們「選擇這種命運」的種種因素(第八章),以「學徒出陣」名義接 受徵兵的大多數學生,幾乎每天都在基地受到體罰,而且陷於再也無法回頭的處境。
在賀拉斯那首著名 的詩裡,「為國家而赴死」(pro patria mori)的下一節就提到,羅馬士兵都會收到警告——————即使你想不 戰而逃,波斯士兵還是會一下子就從後面追上,奪走你的性命,特攻隊員或許就像在賀拉斯的詩中出現 的羅馬士兵一樣,已經被逼入絕境。

特攻隊作戰不只把這些年輕人推落絕境,他們的家人和朋友也被逼入絕望的深淵。本書雖然篇幅有 限,但是仍想談及特攻隊員遺族的狀況。年輕十兵大多未婚,有許多甚至也沒有戀人,所以母親的聲音 就變得十分重要(第八章)。在憲兵隊嚴密監視的那個時期,如果公然抗議的話,不僅無法救出年輕的士兵,甚至會讓他們和自己都進一步陷入死境。大家都明白這點,所以家人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年輕的 子弟赴死。有不少父母在接到兒子的死亡通知之後,自己也喪失了生存意志。特攻隊員的手札,主要是 由他們的兄弟或大學時代的學友所編纂,讀完這些手札之後,可以了解年輕人對於他們自身和生死問題 所進行的哲學論爭,也毫無隱瞞地傾訴了彼此內心的煩惱。

特攻隊員原則上都是自願地「選擇了這種命運」。為了要了解他們在自願選擇之前的思考過程,第 九章解讀了五名特攻隊員所遺留的大量手札,探討的焦點則在他們所閱讀的書籍,附錄收錄了四名隊員 將近一千四百本的閱讀清單,以作為第八章和第九章的參考。
我想要特別探討他們之所以志願選擇死 亡,到底是出於愛國心,還是信奉了以天皇為中心的國家民族主義,並且對這兩者明確做出區別。國家 民族主義滲透到隊員的思想中,並且形塑了他們一部分的愛國心,重新解釋這段作用將十分複雜,但我 也會關注這個過程。從他們的日記可以了解:就算是擁有最激進思想的年輕人,都無法完全不受國家民 族主義的影響。
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有許多年輕人雖然竭盡全力想要相信國家民族主義,但是卻被逼到了絕境,很多手札的內容都在描寫他們被逼入絕境的苦悶,還有因為對家人/朋友的掛念而被攪亂的心境。

第四部想要探討的問題是:為什麼國家可以在國民毫無警戒的情況下,誘導國民相信天皇和櫻花具有與從前完全不同的性質?政府是怎樣讓國民像接受「自然的東西」一樣接受這種改變呢?羅蘭、巴 特、布迪厄、傅柯都曾使用「自然化」這個概念,如果要理解意義和價值如何被視為「理當如此的東 西」、「自然的東西」,並且被人接受的過程,「自然化」概念是很有效的思考方式。我想要將上述學者的「自然化」概念加以擴張,將它放在歷史中討論,以嘗試說明歷史的「非連續」為什麼也與「連續」 (亦即傳統)一樣被接受了。本書在討論時,將這種「自然化」分成三段過程:
(1)天皇制的重製;(2)現 代化軍隊的建構;(3)櫻花意義的變遷,接著再闡明,有三種方法會讓自然化的過程比較容易實現:
(1)傳 統之重製(refashion):(2)美化或附加美學的價值;(3)象徵的「誤認」,
前面兩點會在第十一章討論,而第三點則在第十二章討論

23 .在第九章所介紹的五位特攻隊員中,林市造手札集的編輯把書的焦點放在他和母視之間的關係,所以沒有包括對他讀書的記述,因 此,附錄中並沒有收人林市造的讀書清單。

所謂「傳統之重製」,是指把改變過後的文化制度加以重新包裝,讓它看起來像「自古以來的傳 統」,讓人們將這個制度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並因此而接受的過程。雖然天皇制在明治時期經 歷了根本性的改變,但是當時的政治家仍然強調《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一條所規定的萬世一系,並因此 表示天皇制是自古延續至今的制度,這就是「傳統之重製」的一個例子。
但是,如果沒有其他手段一起 配合,這樣的驟然變化是不可能「自然化」的。
其中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美化,也就是讓文化的行動或象徵,在視覺或概念上看起來都具有美感。例如,在中國北部前線的戰壕中,活活凍死的現代「皇軍」士兵遺體會披上綴有緋紅色皮繩的鎧甲,將他們裝扮成具備大和魂的「現代武士」,用櫻花來完成象徵上的美化。

政府採取了某些作為,讓民眾,特別是特攻隊員被軍國主義化,如果要衡量這些作為的效率,隊員的日記、信件便成了重要的證據。日記中也寫到他們認同日本自然擁有的,作為自然的重要象徵—————櫻 花————在美學上的價值,並且認為這與愛國心相通;但是,他們並沒有察覺到這種象徵已被政府附會到 「為天皇即日本而殞落吧」這種意識型態裡。也就是說,隊員和國家都沒有意識到:彼此立場不同的他 們,在同一象徵上得出了不同的意義,在使用象徵來溝通時,這種「誤認」是很常見的現象。年輕人雖 然認同要為自己的國家獻身,認為這種純粹性具有種美學上的價值,但是卻沒有注意到,這種忠誠的 美學價值被國家利用了。在國家的策畫之下,隊員們不僅是為了「他們的」祖國而犧牲,也是為了日本帝國—————也就是天皇而赴死(第十一章)。

蘭格(Sussame K. Langer)、李區等人提出了「象徵的溝通」,而象徵的誤認則是其中的重要要素, 但是以往並沒有獲得太多關注,本書想要將他們的精闢觀察作更進一步的發展,象徵的誤認通常是由 兩個要素所引起的。
首先,各種象徵會有很大的「意義的範圍」,所以,不同的人可以從中引用各種不 同的意義,結果使得實際溝通時,同一個脈絡卻會具有各種延伸的意義。
第二點,如果考慮到象徵的意 義是由各種「過程」和「關係」(例如:死會包含生,女性是根據與男性之間的關係而決定)所規定 的,就可以知道誤認是多麼容易發生。
也就是說,不論個人是從「意義的範圍」裡的哪個部分決定象徵 的意義—————例如不將櫻花解釋為生,而是視其為死的象徵都很可能忽略了其中的重要差異。這種情 形並不限於櫻花所獨有,百合和玫瑰都和西方的各種傳統有關,也常被認為具有複雜的象徵意義,因為 這些花也包括了各種過程和關係在内(第十一章)。

最後,年輕人之所以選擇了稱為特攻的這種命運,應該是源於他們所追求的美學價值——————也就是他們的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吧!
他們透過讀書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和美學價值,如果政府直接明顯而露骨地提出軍國主義的主張,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大概會引起年輕人的反抗,但是,因為提出的時候,外表裹上了西方高等知識傳統這層「包裝紙」,所以年輕人沒能揭發這是軍國主義政府和知識分子領導者改 裝後的政治民族主義。如果國家不加修飾地提出這種意識型態,應該會有人反抗這個日本版的納粹主 張—————「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Ein Volk, ein Reich, und ein Führer),但是,被納粹和日本 國家所利用的「共同意志」(general will),被誤認為和盧梭,康德上張的「共同意志」是同一個東西, 是因為年輕人熱愛藝術作品,例如盧梭、貝多芬、歌德和湯瑪斯·曼,他們的作品表現出純美自然,年輕人卻沒有意識到,納粹在他們的標語中,例如「血和大地」(Blut und Boden),也動用了自然的美學 價值。
年輕特攻隊員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大部分歐洲人一樣,也熟讀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Thus Spoke Zarathustra: A Book for All and None),默記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恶之 》(Les fleurs du Mal),並用德文討論《浮士德》(Faust)中出現的兩個靈魂,以呈現自己內心的苦 惱。
他們深受愛默生「把你的馬車拴到星星上」這句話所激勵,所以不認為星星反映世俗的欲望,反而 認為星星代表知識與精神的理想,「誤認」顯然在這些年輕人的悲劇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當然,這個現象並不只限於特攻隊員,士兵將國家的政策解釋成自己的理想,讓自己陷入死境,這是人類歷史上在各國都曾發生過的事例。

24.關於「誤認」的概念,請參閱第十二章注釋8,

本書常用「政府」這個辭來指稱有計畫地推動國家民族主義者,但這並不是指一個抽象的組織,而是指稱和國家民族主義發展有關的、特定的、歷史上的行為者(主體)(第五——八章)。
馬克思以精準 的觀察提出:「人們創造自己本身的歷史,歷史的演變卻不盡如人意。」
他認為個人只是歷史上的行為 者,不應該被賦予過高的評價,最近的社會科學對於「制度」或「結構」,或是受到剝削這一方的反體 制活動,傾向於認同單方面的力量。無論是在歷史的因果關係中,或是在歷史的動態中,「到底誰是主 體」這件事通常比想像中複雜許多。不論是剝削的一方,或是被剝削的一方,原則上,個人不可能完全 自由地超脫出他所生存的歷史環境。今天在歐美之外的許多其他社會中,「擁有自由意志的個人」這個 概念也隨著民主概念廣為流傳,不過必須考慮到,它本來只是西方在知識想像力上的「思考模型」而 已,並不意味著「擁有自由意志的個人」真的存在。明治前期的政治家是世界主義者,他們沒有想到常 時賦予天皇的權力,到後來會被軍部所利用,
新渡戶稻造是國際聯盟的一員,國際聯盟的宗旨本是促進 世界和平,但是他所「重製」的武士道卻助長了國家民族主義的發展。
除此之外,《櫻花讀本》(サクラ読本)這本被認為是所謂「進步的」教科書,其作者井上赳也是親歐派的知識分子,他也反對教育的軍國主義化。但是,他出於善意所寫的這本教科書,卻常被拿來當作日本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象徵 (第七章)。
田邊元自己雖然屬於改革派,但是他們導個人要為國家奉獻,結果反而鼓勵了年輕人赴死(第十章)。

歷史的過程並沒有按照前述這些人所計畫的理想路線前進,歷史上的行為者也不一定是國家的指導 者。作曲家和電影導演————例如將著名歌舞伎劇目《忠臣藏》搬上大銀幕的導演———————也屬於歷史的行為 者。在十八世紀初期編寫的《忠臣藏》原本是反幕府的作品,但是到了明治時期以後,一變而成為對天 皇盡忠的「忠臣」故事。

本書介紹了許多事例,以說明歷史上行為者的角色有多麼重要。
首先,民眾「自發地」成為參加 者,並不是先由歷史上的行為者決定某種計畫,再開始付諸執行這麼單純的過程。為了讓民眾參與極權 主義意識型態的發展,首先要有如同前文所述的精密結構,而且不讓任何人察覺。譬如民眾可能會沉迷 於《忠臣藏》,對於以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甚至是盲目的愛國主義為內容的流行歌,完全不深究它們 的內容就琅琅上口,最後在不知不覺間,就「進一步」地臣服在這股席捲全國的陰暗威力之下。
但是, 這並不表示民眾是「自發的」——————根據葛哈根(D. J. Goldhagen)的定義,詳見後文——————而是在文化、 社會制度改變的「自然化」過程與「誤認」的雙重作用之下,才讓他們成為極權主義的支持者。
要變更 歷史的方向時,包括知識分子在內,在極權主義社會中居於指導地位的人,比一般人具有更大的力量,雖然不是說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歷史,但是,因為指導者不必犧牲自己的生命,大致上都是把無辜的人推向絕境,結果是在人道上犯了大罪。

25 基於上述理由,所以本書不認為戰爭的責任應該全部歸咎於昭和天皇。昭和天皇對戰爭中的殘虐行為當然負有責任。但是,不論是 對天皇或是東條,如果只把責任歸咎於特定的人,這等於是把非常複雜的歷史過程過分簡化,可能掩蓋了戰爭所涉及的每一個人的 責任(包括一般民眾在內),請參閱第十二章。

第二點,行為者的歷史角色通常是在歷史事件發生很久之後,才會被確認。
試舉一例:在一八八九 年的明治憲法中規定了天皇制,但是直到一九二〇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天皇制對日本社會的真正 影響才首次顯露出來。
總的來說,社會科學的「實踐理論」(用某個時期的歷史來判斷個人的行動)無 法用來理解「歷史中的」行為者的角色。像布勞岱爾學派那樣幾乎等於地理學時間尺度的長期調查可能沒有必要,也不實際,但確實需要從歷史過程的觀點來進行文化與社會的研究,如此才能夠理解這樣一種「作為歷史過程的文化」。

另一個重點是比較史的觀點,首先,如果和歐洲的君主制比較,更可釐清明治初期被重新創造出來的天皇制的性質。
在明治時期之前,天皇只是諸多神祇中的一位,完全沒有政治上的權力。
他在明治時期以歐洲君主作為範本,變身為具有神性的君主,但是跟歐洲君主相比,又被賦予更多法律、宗教上的 權力。
明治時期的政治家把民間的神道提升為國家神道,而避免了像歐洲干權那樣,有聖/俗兩個王國 互相對抗。
將政治象徵加以美化是政治指導者慣用的手法,如眾所周知,從法國大革命一直到納粹德 國、法西斯義大利、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還有其他極權主義政府,都會利用這種手段。
還有,就像在德國、俄羅斯,還有當時許多國家都可以看到的現象,
日本的軍國主義政府還會充分利用性別。
就像戰時標語———「增產報國」—————所象徵的,樣,女性的能力取決於是否可以生出男孩, 並且將他撫養成優秀的士兵,相對於此,男性的能力則表現在是否可以為天皇犧牲自己的生命。

從比較史的觀點來看,日本和歐洲的士兵對於犧牲的觀念,有著令人驚訝的差異,這點非常重要。 雖然歐洲多年以來都有聖/俗兩王國之間的對抗,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喬治·莫塞所稱的「對 陣亡士兵的禮讚」中,基督教的要素還是非常重要,士兵是為了實現神國而戰,因為他是神國的士兵, 所以受到淨化,士兵在戰場上的經驗也被比喻成基督教所說的犧牲、受難、復活(第十章),這對於法國、德國、義大利士兵而言,不僅是向他們承諾了復活的希望和無上的幸福,也為他們的自我犧牲找到 了意義和慰籍,
和上述基督教的神相反,雖然天皇接受犧牲的奉獻,也會舉行犧牲的儀式,但是本身絕 對不會成為犧牲者》。
日本自古以來的犧牲都是基於儒教的忠孝觀念,對雙親的孝道和對藩主的盡忠有 時也會伴隨犧牲。
雖然明治政府採納了馮·斯坦因的提議,想要效法基督教中「神父」的觀念,讓天 皇成為日本全體國民的「父親」,以確立忠和孝的一致性,但是筆者認為政府這個嘗試是失敗的。
同樣 地,把靖國神社的櫻花說成是由陣亡十兵幻化而成,這個概念化的育試也徒然無功。
因此,年輕特攻隊 員只能向別處探求自己犧牲的意義。
年輕人找到的唯一一個犧牲的理論根據,便是愛國心。
但是,愛國 心無法給他們任何重生的保證。
也就是說,像這樣子把日本和其他國家互相比較,就可以有效地了解日 本這個「為了王/天皇(即自己的國家)而赴死」的口號是否取得成功,或是根本就失敗了?

最近,出版界很流行把上過戰場的士兵以及普通市民所寫的東西拿來研究,看看他們經歷了怎樣的戰爭和強制的政治體制。葛哈根最近在討論「普通德國人」在納粹政權底下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這其實是歷史研究大趨勢的一部分。
歷史研究的大趨勢轉向認為,相對於只從高階元帥或是將軍的角度去觀看的「英雄的歷史」,我們也應該從士兵,普通市民等等其他不同的觀點去理解歷史,這是一種反動,也是歷史學在過去半世紀以來的一大轉變。
由於這種新的關懷,使得士兵遺留下來的日記等材料受到注意,因為不管是怎樣的戰爭,這此,日記都有助於了解他們在壕溝內究竟有什麼感覺,又在想些什麼。
此外,除了特攻隊員之外,知識分子在西班牙內戰和世界大戰中的參與,在最近也成為研究的焦 點————雖然這不是最近才開始的事。
可以舉出的例子有:
海明威的小說《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描述西班牙內戰的參與者)、
福塞爾《大戰和現代記憶》(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介紹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上兵)、
諾爾·安南《我們的時代) (Our Age)、
馬克·布洛克 《奇怪的戰敗》(L'étrange Défaite)等。
本書可說也屬於這類範疇,且本書想同時從兩個面向進行研 究,並探討兩者之間的關係—————一個面向是國家由上而下強制推行的政策究竟是什麼?
另一個面向則 是,實際上不同的個人如何接受這個政策?
而研究的焦點則在於:「美化」在極權主義意識型態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

26.這個用來Hubert and Mauss, 1898(1964)

27.Goldhagen, 1996.

28.就算如此,針對偉大人物的歷史研究也絕不會消失,只要看看 David McCullough, John Adams (2001)所引起的熱烈迴響,就可以證明。

本書並非只討論特攻隊員的戰爭事蹟,但也不是對特攻隊員做全面性描述,本書介紹的隊員都是「學徒出陣」的士兵,這些隊員的知識程度之高令人驚訝,但在當時的知識分子當中,他們並不是例外。本書所介紹的隊員們讀過的書,大部分其他「學徒出陣」的士兵也都讀過,這點從《向著遙遠的山河)(はるかなる山河に)和《海神之聲》(きけわだつみのこえ) 便可以充分得知“特攻隊員也包括 少年飛行兵,他們大部分是沒有讀過高中、大學的人,本書之所以沒有介紹他們,主要的理由是他們的 手札大多缺乏前後連貫性,只有一些片面而稀少的資料,不足以有系統地介紹一個人的思考方式(第八 章)。而且「學徒出陣」士兵們的手札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這也是本書選擇他們的理由。
還有另一個理由是:這些學生大都具有革新思想,有些甚至還是馬克思上義者。也就是說,他們是和軍國主義意識 型態格格不入的日本人,他們的手札可以同時證明極權主義意識型態的威力和界限。
在日本之外的其他國家,用「神風計程車」(Kamikaze taxi)指橫衝直撞的計程車,而「神風調酒」

(Kamikaze drink)則是一種很烈的酒精飲料。在法國的核能發電廠,那些沒有意識到放射能爆炸很危險 的勇敢雇員,也被稱為「神風」(Kamikaze)。「神風」這個詞幾乎已經變成「不要命」的同義語。
外國人對於特攻隊根深柢固的印象就是「自殺」,所以幾乎所有的美國字典中,對於特攻隊的定義都是 「自殺式的攻擊」、「自殺的飛行員」,歐尼爾(R. O`Neill) 也才會以《敢死隊) (Suicide Squads)作為 書名。
但是,不管是隊員們自己,還是日本的一般人,都不認為特攻隊所採取的行動是自殺行為;
就像 步兵戰死沙場一樣,隊員們也只是在作戰行動中被殺了,對於隊員自己和一般日本人來說,隊員們就是 為了拯救自己的國家,衝進美國的航空母艦,結果死亡了,
士兵,尤其是特攻隊員之中,還有人認為自 己是被自己的政府「所殺」的。
關行男出身於海軍軍官學校,他被「命令」要率領雷伊泰灣海戰中的首 次特攻行動,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出身軍官學校的人自願執行這項任務。
關行男對新聞記者說:「我可是 有辦法在破壞了敵船之後還能生還歸來的優秀飛行員,如果海軍竟然親手殺害像我一樣的飛行員,那麼 日本的前途就沒有希望了。」就像隊員在日記中所寫的,他們絕大都想要活下去,所以他們和切腹自盡的武士全然不同。
武士是為了守護名譽,而在自己的宅邸中切腹。

在日本以外地區,對特攻隊的刻板印象的形成過程中,日本的軍國主義國家體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 用。國家讓士兵穿上昔日武上所穿的綴著練紅色皮繩的鎧甲,讓一兵的赴死和武士的切腹重疊在一起。
對於西方人而言,特攻隊具體重現了他們對口本人的印象,也就是會把切腹加以美化,而這件事對於西 方人來說完全不可理解,這是極端的「他者性」(otherness)的象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人被認為是狂熱的愛國者,完全不可理解的非理性國民,比起殺人,更衷心期待死亡。
日本士兵被認為是武 士的轉世,就像在三船敏郎電影中舞刀的武士一般,或是像D・華納(Denis Warner)和P・華納(Peggy Warner)合著的《神聖的士兵》(The Sacred Warriors)的書名所明確表示的一樣。

29.Annan. Noel, 1990,此書的焦點是小津和劍橋的知識分子。

30.「わだつみ」出自《萬葉集》,意為古日語的「海」。

31.Zonabend. 1993.

特攻隊員的形象被根深柢固地偶像化,這也和日本以外地區很少對特攻隊產生學術上的關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美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的學術性著作不勝枚舉,其中也包括關於珍珠港事件的書,但是其中卻完全沒有一本學術書籍和特攻隊有關。
隊員們所留下的大量手札,除了最近出版的《海 神之聲》英譯版之外,幾乎也沒有任何書籍介紹過。只有當遺書等文件的內容符合「為天皇而死的武 士」這類被塑造出來的刻板形象時,才會有些片面的介紹,而且是由極少數與特攻隊有關的書來介 紹。

即使是在日本國內,學校的教科書也沒有提到特攻隊。
特攻隊作戰是在大戰末期進行,而戰爭在一 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結束,美國占領軍馬上就在九月二十日公布了應該從教科書中刪除的內容,因此出 現了所謂的「墨塗教科書」,即教科書的內容如果可能會鼓動愛國心或是軍國主義,就如字面所說 的————直接以墨塗去,或是用刀剪裁除。
口本政府可以重新再出版教科書時,特攻隊的相關內容已經不包括在內。
在那個時代,原子彈等話題還是不可公開討論的禁忌。
雖然日本的非官方組織或機構出版了許多特攻隊的相關書籍,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畢竟已經成為歷 史,在戰後成長的「戰後派」,人口也漸漸超過了「戰前派」與「戰中派」,因此,這類出版的數量也 日益減少。
東京大學因為「學徒出陣」而失去了大部分學生,一九四七年,東京大學校長南原繁將東大「畢業生」所寫的手札加以編輯,出版了《向著遙遠的山河》,這是第一本公開發行的陣亡學生手札,引 起了很大的迴響,因此其他學生所留下的手札也相繼出版,包括其他大學畢業生的手札在內。
 但是,這些書籍全都只採用了手札中的一部分,所選擇的內容則根據編輯者的政治立場是右派或是左派而定。
陣亡士兵都供奉在靖國神社裡,大多數國粹派的編輯者,包括隸屬於靖國神社的編輯者在 內,都只選擇特定想法的士兵遺書,也就是可以佐證「像櫻花樣榮幸地為天皇殞落」這種想法的遺書。但是,這種內容大都只是士兵們在聽說模範士兵的遺書會被貼在牆上當作範本之後才寫的。相對於 此,如果編輯者傾向新式思考,他們所編輯的書又會刪除表達愛國心的部分,把重點放在那些挑戰軍方 或是嘲笑軍方的記述(第九章)。

幸運的是,還是有少數文集把隊員遺留下來的大量手札全部集結出版,這大部分是由他們的兄弟姐妹所編輯的,相較於上述出版品大多只反映出編輯者的政治觀點,這種私人編輯的手札並沒有經過那樣 的選擇、整理,反而可以還原作者滿懷苦悶、百般複雜的原貌。
本書便以這類出版品為主,選了其中五 本加以仔細探討(第十章)。

今天的日本,很明顯地從官方歷史中抹消了特攻隊作戰的相關記述。
也就是說,在官方論述中,戰 爭中的日本人(包括士兵在内)和外國人雙方面的無數犧牲,被認為不須由日本人負起全責。特攻隊這 件事,或是對於隊員的憑弔,主要是由遺族和保守的政府官員去進行。

每年只要一到櫻花季節,就會有大量年輕人在靖國神社的範圍內,從第一鳥居到第二鳥居一邊喝酒,一邊唱歌,熱鬧地舉辦「花見」活動,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多麼悲慘的反諷。
就像是觀光業者現在把塞班島和太平洋的許多小烏宣傳成度假天堂,而大部分日本人,尤其是年輕人竟然完全不知道那裡在戰爭中曾有過無數的犧牲者,反而是有些老師想讓學生在標準教科書之外更了解戰爭的複雜性,例如日本的殖民者角色等,所以用沖繩取代廣烏和長崎,成為戶外教學的首選。

歷史事件常被遺棄在歷史的垃圾桶中。但是在這個垃圾桶中,有時候會出現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歷史的天使」———————這個詞來自保羅·克利(Paul Klee)的名畫《Angelus Novus>. 這時候,常常可以從被捨棄的東西中,挑出現在會覺得有趣的史實,但是,在日本之外的其他國家,特攻隊要不是被一般民眾視為偶像,就是被當成極端的「他者」,因而激起強烈的好奇心,但是從來沒有 學者真正對他們感興趣過,我認為這個現象很值得探究。
這不是一般所謂的「遺忘」,而是從歷史中被放逐,而且是在日本國內、國外兩次被放逐,在日本國內的歷史沒有給特攻隊留下官方的位置,而在日 本以外的地區,這部分的空门也被虛構的刻板印象或是無稽之談給取代了,如同其他知識的生產過程, 特攻隊從歷史裡頭被放逐的過程中,也有全球性的政治權力介入,這種現象其實根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戰時與戰後的全球性政治權力,而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秩序(Pax Americana)也有重大影響。
本書的寫作動機之一,是因為筆者有道義上的使命,要向全世界介紹特攻隊員所寫的手札。
他們留 下的大量信件、日記、回憶錄如果被永遠云棄在歷史的垃圾桶中,就埋沒了太多滿懷美麗理想、用力發 聲的年輕生命。
不是因為他們是日本人,而是因為他們是人,所以絕對不應該被遺忘,或是被漫畫式的形象所取代。本書的目的之一便是要了解這個絕對不容許再度發生的人間悲劇。

32.但是也有自由民主黨員(包括現任的首桁小泉純一郎前往神前參拜,有人認為分原因是瞄準了遺族會這個人票倉。

但是,本書當然絕對不是要為特攻隊員所做出的攻擊、日本軍隊的侵略,對敵國人民和殖民地居民所加諸的殘暴行為加以辯護,也絕對沒有主張日本人應該免於罪責。  

本書的書名源自已故的以賽亞,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的着作《枝幹被扭曲之木—————人類》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伯林是 出生於俄國的猶太人,同時嫻熟於專門知識和大範圍的一般性知識,他用刺蝟和狐狸所作的隱喻最為著名。
伯林因為身為猶太人而曾受到迫害,雖然有過苦難的經 驗,他卻以哲學上的成就榮任頂尖學府牛津大學的教授,而年輕的特攻隊員就像伯林一樣,也在追求烏 托邦式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以及世界上義。
伯林確實地以世界上義作為立足點,主張多元主義,表 示應該容許個別國家的愛國心。
伯林這本書的標題取材自康德的名言:「人性如同彎曲之木,至今不曾 出現過完全筆直之物。」這個隱喻確實很恰當地體現出,櫻花一再被不同的歷史行為者扭曲的歷史軌 跡。
但是,這個隱喻並沒有強調歷史上行為者的角色複雜性,反而隱藏了這種複雜性。
康德認為理想的社會觀是一棵一棵的樹直直伸向天空,形成森林。
因此樹木————也就是個人——————可以不必用「以自己為 中心的動物本能」破壞社會,就可以享受個人的自由。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覺得社會群體必須有一個 領導者,來保全這個社會群體的「共同意志」。
讓康德的言論廣為人知的伯林認為:
極權主義國家所進 行的「有秩序的馴化」是要將人「矯正得毫無扭曲」,而人性的扭曲性正是反抗這種馴化的能量來 源,因此伯林和康德對於人性和社會的思考方式有非常大的差異,但是兩個人都沒有注意到行為者所扮 演的角色。
日本社會的菁英也參與了將櫻花加以軍國主義化的歷史過程,不論是這些日本社會的菁英, 或是對於這種歷史過程不加抵抗的日本國民,都是歷史的行為者。
不過就和其他法西斯/極權主義的地 區一樣,迫使人扭曲的重罪還是得歸咎於權力者。
但是,其實他們對自己的行為沒有完全的認識,也沒 有足以決定扭曲方向的強大力量。
對人類犯了大罪的人————不論是希特勒,或是殘酷地奪走年輕特攻隊 員生命的日本軍部——————都不能夠免除責任。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之中的每個人都應該知道:我們也一 起參與了彎折歷史之樹的行為。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知道我們都可能在不知不覺間,被捲入了使樹木彎 折的這股邪惡力量之中,而參與了最危險的文化、歷史的過程。
希望本書能夠幫助讀者了解我們自身的 脆弱,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擔負著歷史潮流的其中一部分,而這股歷史潮流說不定會招來超大規模的悲劇。

33.Kelly, 1998 a.

34.Berlin. 1959(1992), Kant, 1984(2001), pp. 124-125.

35.Berlin. 1959(1992), pp. 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