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警惕「新加坡式」的冷酷法治，國安是公民社會斷氣工程

警惕「新加坡式」的冷酷法治，國安是公民社會斷氣工程

法律不是立場工具

行政院去年底通過《國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明定任何人不得以文字、圖畫等公開鼓吹外國或大陸地區對中華民國發動戰爭、或採取非和平手段消滅中華民國主權；違者可處10萬至100萬元罰鍰。

執政黨在修法過程中的態度，卻暴露了嚴重的雙重標準。

國民黨不分區立委葛如鈞4月30日在立法院質詢時精準點出痛點：主張台獨的言論，同樣可能升高社會對立、危害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為何內政部政務次長馬士元卻明確表示「台獨言論屬於言論自由範圍」，不會被處罰？

這等於公開承認：

法律的適用與否，取決於主張的顏色，而非行為的性質。如果鼓吹「武統」或「以非和平手段消滅中華民國」要罰。

那麼主張「台獨就是要廢除中華民國憲法、消滅現行中華民國主權」的言論，若引發戰爭是否也應接受同樣檢視？

若『以武力改變現狀』是國安法的紅線，那麼極端的『反攻大陸論』是否也應納入規範？我們必須警惕，當法律標準因立場而異時，極端主張便可能成為執政者的工具。

正如南韓前總統尹錫悅遭指控派無人機侵擾平壤以製造緊張、圖謀戒嚴。倘若缺乏統一的法律約束，任何試圖挑起軍事衝突的主張，都可能成為野心家宣布緊急狀態、沒收民主的藉口。

因此法律的紅線應劃在『消滅現有憲政體制』，而非其最終目標是導向統一或獨立。

讓我們來看看同是華人國家的新加坡如何處理這樣的國安問題。

新加坡與台灣的歷史相似性

新加坡與中華民國（台灣）在歷史結構上有著驚人的相似：

一個在1965年被驅逐出馬來西亞，要他不要回來。

一個在1949內戰後被逐出中國大陸，退守台灣，卻一直被要求回家。

一個被馬來人國家印尼及馬來西亞包圍。

一個面對中國共產黨的長期解放統一壓力。

兩者都不是在理想條件下誕生，而是在「被排擠、被威脅」的現實中，被迫學會如何活下來。

但真正的分歧，不在於歷史起點，而在於制度選擇。

新加坡如何嚴守國家底線

新加坡從一開始就拒絕把「法律」變成立場工具。無論是華人、馬來人還是印度人，無論主張親馬來西亞、族群優先，或是強調自身認同，只要觸及國家安全、族群對立或外來干預，法律就會毫不猶豫介入。

例如內部安全法令允許預防性拘留，維持宗教和諧法禁止宗教與政治煽動，防止外來干預法令則直接針對境外勢力滲透。這些制度的共同點只有一個：不問你站哪一邊，只問你是否危害國家生存。

換句話說，在新加坡，「多元」從來不是放任，而是被嚴格管理的多元，因為新加坡面臨的是真正的種族議題，不是言論議題。台灣是假性的種族族群社會，我們絕大部分人口組成96%都是「其餘人口」，大家都是同種的其餘人口，還有甚麼區別呢？

台灣的選擇性寬容與風險

反觀台灣，問題恰恰相反。台獨、統派、華獨、甚至各種邊緣言論主張，在公共空間中高度自由競逐，本身並不是問題，但後果引發的戰爭才是重大問題。

問題更在於，法律開始出現「選擇性適用」的傾向——對某些立場高度敏感，對另一些立場則相對寬鬆。當法律的標準不再一致，它就不再是規則，而變成政治延伸的工具。這種情況若持續，結果不是自由更強，而是信任更快崩解。

如果把台灣的狀態套進新加坡的場景，其實答案會很清楚：

當新加坡佔總人口70%的華人若是像台獨一樣，提出「華人優先論」、當馬來人主張新加坡是馬來人的土地，華人滾回中國去，印度人滾回印度時。新加坡政府怎麼辦？

這種以認同動員撕裂社會的行徑，新加坡政府當然不會陷入無止境的言論辯論，而是直接界定為潛在國安風險，提前處理。

因為對一個小國而言，失控的多元種族社會，不是民主的象徵，而是生存的裂縫。

多元社會必須有共同底線

這正是台灣當前最需要面對的核心問題——不是要不要多元，而是多元是否存在「共同底線」。因為台灣不是真正多元的種族國家，台灣處於大國博弈的最前線，生存容錯率比新加坡更低。當新加坡尚且為了種族和諧畫下冷酷紅線時，身處風暴中心的台灣，難道有本錢讓國安標準隨政治顏色起舞？

台灣當然更該檢驗共同的底線在哪裡。

真正可行的原則其實很簡單，也非常嚴格：

法律應該只看「行為後果」，而不是「政治立場」。

台獨主張，如果涉及實際分裂行動(如宣布獨立、割讓金門馬祖)或外力結合引發戰爭，應受規範；

統派主張，如果涉及替外國政權滲透或操作，也應同樣處理；

即使是反攻大陸等激進論述，若煽動不切實際的衝突或內部對立，也不應例外。

標準只能有一個：是否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與整體生存。

這種做法，表面上看似「收緊」，本質上卻是在保護真正的自由——因為只有當規則一致，言論競爭才不會變成互相毀滅；只有當法律中立，政治才不會滑向內戰邏輯。

新加坡的經驗並不浪漫，它甚至帶著某種冷酷。但它提醒了一件台灣難以迴避的現實：

對小國而言，法律若不是所有人的底線，就會變成某一方的武器；而當法律變成武器，國家本身就會成為戰場。但底線一旦只由執政黨定義，就是獨裁的開始。

新加坡的底線雖冷酷，但至少在法治上具備預測性。反觀民進黨政府目前推動的國安法修訂，卻顯得立場先行。如果『變更國體』是罪，為何只有特定傾向的主張被針對？當法律可以隨執政者的政治利害調整寬嚴標準，這不是在防衛民主，而是將國安法變成『綠色司法』的私刑工具。

秩序的代價：被法律沒收的政治生命

但如果問我，是否願意在類似新加坡那樣嚴格的國安法環境中生活、發表輿論意見？我的答案很明確：NO。

因為那樣的生活太無趣了，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政府告到破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知名異議人士惹耶勒南（Chee Soon Juan）。1998年，他因選舉期間的誹謗案被判賠償；2000年5月因延遲償還賠償金，隔年被新加坡高等法院宣告破產，依法喪失議員資格，從此被迫退出工人黨。新加坡法律規定破產者不得從政，理由是「容易涉及貪腐」，但外界普遍認為，這不過是政府用來對付異議人士的法律工具。

我們必須擔憂，當國安法修訂後賦予行政機關更大的解釋權，台灣是否會步上新加坡的後塵？在星國，政府不需要用坦克鎮壓，只需用精準的法律訴訟讓異議者『政治破產』。若民進黨政府能自行定義何謂『威脅國安』，那麼任何不符合執政邏輯的言論，未來都可能被扣上國安紅帽。這種法律的擴張，實質上是在縮減台灣公民社會的呼吸空間。

新加坡用高壓維持了表面的穩定與多元和諧，代價卻是壓抑了真正的異議空間與活力。這讓人不禁要問：那台灣該怎麼辦？

回看台灣，我們的少數黨執政的政府是否正為了追求某種空洞姿態，要把台灣推入「死的和平」國境中？

民進黨國安修法是對公民社會的「斷氣」威脅

民進黨修法的背後，追求的是一種『死的和平』——一種透過消除異見、禁止衝突來維持的假象。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應具備承受分歧的能力，而非透過修法將反對者禁言。如果執政黨因為害怕『武統』或『異見』動搖民調，就試圖修改法律來沒收辯論空間，那消失的不只是爭議，更是台灣民主最引以為傲的韌性。

現代社會中，最危險的並非衝突，而是「拒絕面對現實衝突」的鴕鳥姿態。如果我們為了消滅不安，試圖用法律禁錮那些聽不順耳的主張，我們得到的將是「死的和平」。那是一種沒有思考激盪、沒有立場交鋒的沉悶寂靜。

民主制度真正的尊嚴，不在於消滅分歧，而在於「承受分歧」的能力。我們必須學習活在矛盾中，讓各種主張在法治的框架下自由碰撞。因為唯有衝突，才能激發深層的思考；也唯有透過衝突，我們才能穿透政治口號，看清現實的真相。而且活得更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