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拿律矿工一顿饭所联结出的地理关系
三、拿律矿工一顿饭所联结出的地理关系
吃一顿饭是我们日常生活必须完成的小事，你可曾想过一百多年前拜别唐山来到南国筑梦的华人劳工，他们伙食的面貌？
本章我们就来看看当时马来半岛最大的矿区——拿律，当地的矿工平常到底吃些什么？
更重要的是，他们平常的一顿饭，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地方的地理角色以及促成地与地之间的共生关系？
一顿饭能对其他地方造成影响听起来好像有点夸张，然而若是成千上万的人一天三餐的伙食都大致相同的话，那么这顿饭的影响力就非常大了。矿工饭碗中的食物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锡矿业是劳力非常密集的产业，据1870年代的统计，拿律规模二十多英亩的矿场，人数可以达到300人，反观以胡椒、甘蜜种植为主的农业区——柔佛，一个达50英亩的园丘（相当于28个足球场草坪的大小），所需要的劳动力只有9至10人。
拿律是一百多年前全马最大且最重要的锡矿产区。在1872年初拿律人口达到饱和时，华人人口估计就有4万；1879年拿律战争之后，该县也有17000多人；而同时期（1881年）整个槟城对岸的威省华人人口的总和也只有22000多人。
拿律虽然人多，但约八成的人口都从事矿业，当地马来人的稻作面积不大，无法应付需求，因此矿区华人所需的粮食大部分都必须仰赖进口，换句话说，矿区无法自给自足的特性已构成一个庞大的市场，成为推动本区商品经济的重要驱动力之一。那么，
究竟在当时是哪一些食物对其他地方带来影响呢？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拿律矿工们饭碗里头到底装了些什么？
拿律矿工碗里的食物
虽然目前尚未找到专门记载本地早期庶民饮食细节的记录，所幸我们还能从1860至1870年代拿律战争期间，一些受害者向英国警方报失的物品中一窥当时人们的伙食内容。其中伍亚新和伍庚辰两名矿主的清单列得较为详细，在粮食方面，伍亚新所报失的有米（约2400公斤）、咸鱼（约32公斤）、咸猪肉（约42公斤）以及咸虾（2瓶）。伍庚辰则表示遗失了米（约36公斤）、鱼（约5公斤）、咸鱼（4篓）、猪（7头）、禽畜（50只）、虾米（约5公斤）、咸虾（3罐）以及咸鱼（约16公斤）。
从上面的物资来看，白米、咸鱼、猪、鸡鸭、虾米、咸虾都是矿工重要的粮食。它们之中，白米、鸡、猪和咸鱼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至于
他们的日常如何吃？如何搭配料理？
我们无从得知。但是霹雳副参政司史必迪上尉于1874年底向海峡殖民地总督提呈的拿律施政报告书当中，至少为我们提供了较明确的解答，
原来白饭配上咸鱼就是拿律一般矿工最常吃的一餐！
他甚至在报告中斩钉截铁地表示，当地华人所出现的一些常见的疾病，就是因为吃太多咸鱼所致！
事实上，史必迪所见的并不是孤立个案，根据伯治（后来的霹雳参政司）同一时期（1874年）对于双溪乌绒（今芙蓉一带）矿场的记录，也提及当地的粮食也是以白饭、咸鱼为主。此外，在1874年瑞天咸与毕麒麟等人到拿律一带安排战后社会秩序时，他们吃的主要也是白饭和咸鱼。当然咸鱼之外可能也有搭配青菜、辣椒等食材，但从上述记载可以确定的是，咸鱼与白饭是矿工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伙食。
图6 渔村内晒制的咸鱼
资料来源：林爱莉2017年9月23日摄于牛拉
白饭与咸鱼
白饭本来就是闽粤华人的主食，至今亦然，因此并不稀奇，比较特别的是与饭搭配的食材——咸鱼。咸鱼在记录中的量虽然不多，但却超越鸡、猪成为当时矿工的主食，原因在于咸鱼是经过脱水晒干的食材，因此32公斤的咸鱼数量是很大的，它会比7头猪更能喂饱矿工们的肚子。
此外，咸鱼由于味道较重，所以少量的咸鱼可以搭配大量的白饭，对于烈日下从事体力劳作的矿工而言，是补充肉类蛋白质、盐分，以及追求饱足感的来源。虽然咸鱼的功能十分“应景”，但是咸鱼的出现更多是出于成本的考虑，经过腌制的咸鱼在没有冷藏技术下能长久保存，且可大量进购，是成本低廉的肉类，因此获得头家、矿主们的青睐。那么，究竟矿工简单的一餐白饭、咸鱼是如何对周边地方造成影响呢？
白米需求对周边的影响
白米方面，矿区庞大的米粮需求也促成了本地区的区域分工，拿律稻米大多由居住在槟城的矿场股东所提供，有趣的是，这些矿场股东也是米较商，他们也因为矿区的利益而注资拿律，巩固米粮销路。通过这层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槟城最重要的米商家族，像林清德（林/潘兴隆之子）、陈西祥（林宁绰之妻）、林耀桩（林宁绰次子）在早期拿律庙宇都出现捐款记录。
由于槟城产米不多，因此这些米较商从威省、吉打、北霹雳的吉辇，甚至泰国、缅甸等地进口，经过碾米加工之后，才出口到拿律。虽然拿律不是槟城稻米贸易的唯一市场，但它的市场比重强化了这些地区作为稻米产地的地理角色，同时也巩固了槟城作为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
与矿区共生的华人渔村
同样地，拿律矿工饭碗中的咸鱼也对另一个地区造成影响。虽然拿律海岸原来就有一些马来渔村，但是马来渔民的渔获无法补足以供应庞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吸引华人来此业渔，进而使沿海地带冒起许多大大小小的渔村，改变了原有的地景。
由于咸鱼是重要的消费品，因而也与鸦片、酒、当铺、赌场等经济项目并列，成为拿律地区的饷码内容，这些渔村的咸鱼饷码也是由拿律矿场的股东所控制，他们也是槟城的公司（会党）领袖。
图7 马来半岛北部的稻田
资料来源：白伟权摄于2012年1月27日
在1870年代拿律战争之前，当地岸外就已经出现的渔村有瓜拉古楼，它在1874年就已经有约300名渔民，是本地最大的渔村。古楼渔民和海山矿区拥有结盟的关系，1860年代战争中逃亡槟城的义兴首领曾在此被抓，1870年代的战争中，这个渔村也作为接济海山矿区物资的基地。另一个以福建人为主的渔村是直落鲁比亚，至少在1860年代就已经存在。再有就是以潮州人为主的角头渔村，它至少在1850年代便已经存在，到了1880年代末曾有百多名渔民。拿律岸外其他在1870年代中以前便已经出现的华人渔村还有双溪亚逸马蒂、牛拉、加隆邦、士林兴、老港、小双加河、十八丁及大直弄等。
时至今日，虽然拿律矿区已经不复存在，太平也有严重人口外流的现象，但是曾经的繁荣却也令该区岸外留下许多的渔村，它们至今有的没落消失，有的茁壮成长，有的甚至扩散至附近地区。
拿律矿区与岸外渔村的共生关系当然不是孤立的个案，环顾马来半岛西海岸的渔村，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线的华人渔村大多集中在中北马矿业曾经兴盛一时的地区，特别是雪兰莪和霹雳沿海，足见矿区庞大市场需求对渔村形成的影响力。
一顿饭的地理联结
我们生活中的一顿饭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却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遭或是地球上另一个角落的地理角色，并连接出地与地之间的紧密关系。咸鱼配白饭，一种我们已经淡忘的主食，在百年前却因为环境、成本与技术的考虑而在拿律矿工的餐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这碗简单的咸鱼白饭强化了槟城作为区域贸易核心，威省、吉打等地作为稻米产区的地理角色，同时也令岸外红树林地区兴起一座座的华人渔村，形成一种区域分工的现象。
回头想想，我们今天的一餐，又给周边的地理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图8 太平十八丁的渔村
资料来源：白伟权摄于2012年6月7日
参考文献
Birch, James Wheeler Woodford. 1976, The Journals of J. W. W. Birch: First British
Resident to Perak, 1874-1875. Kuala Lumpu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1111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certain native stat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in the neighbourhood, 1874.
C.1320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certain native stat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75.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