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别唐山 (白伟权)

图片目录

图1 其中一块由叔父兄弟所立的墓碑 25

图2 槟城义兴公司名英内的关帝神台 27

图3 一些前身为会党组织的会馆至今仍保有关帝崇拜的传统,

而“义气”仍旧是关帝崇拜的核心价值 29

图4 槟城义兴公司总部内的梁山好汉神位 30

图5 槟城大伯公会(建德堂)总部 32

图6 渔村内晒制的咸鱼 38

图7 马来半岛北部的稻田 41

图8 太平十八丁的渔村 43

图9 海峡殖民地示意图 46

图10 郑景贵(左上)、邱天德(右上)、辜上达(左下)、

陈亚炎(右下) 51

图11 太平供奉九皇大帝的古武庙 59

图12 麻坡武吉巴西真人官的內科、外科药签 60

图13 1852年受邀入籍英国的潮籍甘蜜大王余有进 70

图14 土生且拥有英籍华人身份的建德堂二哥邱天保墓碑 74

图15 宁静的太平湖——过去为拿律战争的战场 80

图16 1874年瑞天咸所绘制的霹雳地图,在拿律河下游往上游处

依序标注了Galien Pow(吉包)和Galien Bahru (新吉 ),

他也在旁特别标注了Mines (矿)的字眼 83

图17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休闲公园——太平湖 84

图18 太平湖与何仙姑庙 85

图19 新港门的福德祠 87

图20 福德祠对面的旧矿区 88

图21 1929年太平地区的土地利用分区图可见到旧甘文丁路右侧

都属铁船矿地 89

图22 Gu Gop 的所在位置 91

图23 拿律旧矿区的重构结果 92

图24 增龙冢山的女性墓碑,墓主为南海籍的“黄氏”。从形制上

看来,黄氏似乎未婚 96

图25 太平何仙姑庙《重修本庙碑记》各“青楼缘簿”中的妓院

(1909年) 98

图26 马登——拿律马来封地主的大本营 101

图27 在古楼进行营救行动的(左起)端洛浦、毕麒麟和史必迪,

瑞天咸于1874年2月2日绘制于古楼河 103

图28 来马来亚前夕的史必迪上尉 109

图29 吉隆坡老城区早年由锡克警察所组织建立的锡克庙

图30 太平郑景贵大宅前的锡克警卫 114

图31 槟城龙山堂邱公司庙门外的锡克兵石像 115

图32 新加坡咖啡山墓园上的锡克翁仲 116

图33 拿律海山和义兴两大集团的领袖——郑景贵(左)和陈亚炎(右) 120

在调解拿律两派华人事务上扮演关键角色的毕麒麟 121

图35 拿律矿家郑景贵在槟城的豪华房产 125

图36 怡保大钟楼与拿督沙谷广场 128

图37 壮烈牺牲的第一任霹雳参政司——伯治 130

图38 苏丹阿都拉及一众马来贵族和随从 134

图39 伯治纪念钟楼上方的塑像 136

图40 怡保市区的拿督沙谷路 140

图41 伯治、拿督沙谷、马哈拉惹里拉纪念物的分布图 141

图42 吉隆坡的陈秀连(Chan Sow Lin)轻铁站 144

图 43 吉隆坡四师爷宫以陈秀连为首的产业受托人 144

图44 以陈秀连为首的陈氏书院创办人碑记 145

图45 穿着清装的陈秀连 147

图46 甘文丁粤东古庙中的泥井公司捐献记录 149

图47 陈秀连在甘文丁粤东古庙中的捐款记录 151

图48 陈秀连在雪隆及其他地区的产业分布图 152

图49 加影师爷宫内的捐献记录可见到当地的泥井公司 154

图50 陈秀连机器厂所生产的橡胶压制机具 155

图51 岭南庙冢同治古墓 158

图52 岭南庙冢后藏于丛林中的墓碑群,山坡上为增龙两邑总坟 159

李亚锦墓 161

槟城大伯公街福德祠的《福缘善庆》碑 165

图53

图54

图 55 太平新港门福德祠中的主神大伯公 168

图56 邱公司董事邱天德 172

图57 邱公司重要成员邱朝仲 173

图58 位于槟城的龙山堂邱公司

图 59

图 60

174

大伯公会(建德堂)总部槟城福德正神庙

辜上达在太平大善堂的捐款记录 180

图61 太平和善堂建立碑记中的槟城巨商 180

图 62 由槟城福建富商赠予郑景贵的賀匾 182

图 63 太平凤山寺庙匾 188

图 64 马来封地主时期的拿律 188

图65 高搭凤山寺 190

图 66 《凤山寺碑记》 192

图 67 出现在碑文第一排的重要人物 194

图68 谢增煜所建的维多利亚女王纪念钟楼 194

图 69 大伯公街福德祠 200

图70 陈耀威(讲解者)与修复中的福德祠 202

图71 庙内的“海珠屿大伯公”立牌 204

图 72 重修海珠屿大伯公官碑记 209

图73 《福缘善庆》碑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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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怡保市区的郑大平路 214

图75 胡日皆父子有限公司办公室里的胡万锋先生,右上的照片为

胡日皆 216

图76 务边的增龙公冢 221

图77 建于1905年的 Arlene House, 疫情期间整修后于门口加上了

“KAPITAN CHUNG THYE PHIN”的文字 223

图78 近打河谷各主要矿业市镇 224

图79 太平增龙会馆内的郑景贵与赖际熙相片 227

图80 赖际熙送给郑景贵的对联以“姻晚生”自称 229

图81 高挂于太平(左上)、槟城增龙会馆(右上)以及五福书院堂

(左下)的翰林牌匾 231

图82 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大门上的赖际熙手迹 237

导论

东南亚之前的南洋世界

东南亚是现今人们熟知的地理名词,然而对很多老一辈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新的词语。在二战之前的历史长河中,这块区域有很多的名字,

欧洲人称之为东印度(East Indies ),

中国人则称之为“南洋”,

当地南岛民族则称之为Nusantara。

除了Nusantara 之外,无论是南洋,还是东印度,这些名字都是站在他者的角度命名,充满了他者的想象以及主导意识。

这种现象并非凭空产生, 多少也贴切地反映了某种历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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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去的世界而言,这里物产丰富,有着世界市场所需的商品,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在争相占地的同时,这里地广人稀, 无法支持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劳力,在此情况下,这片区域成为周边的人口大国人们移出的目的地。

中国人便是这个过程当中的最大参与者,也开启了海外华侨、海外华人在南洋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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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无论是回到历史现场,或是放在今天的情境,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前往一个文化、政治等客观环境上不属于自己的地方,绝对不是必然的,而是经历过无限选择与挣扎,以及各种推力、拉力的结果。

若是以清朝中末叶这个华人大举出洋的时代来检视当时中国的话,中国无疑是个相当深的洼地。

地方治安不靖、械斗、人口暴涨、天灾、西方国家的入侵、割地赔款、官府压迫等问题层出不穷,这种从下而上的困境形成一股极强的推力,将人们推向出洋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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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是中国人出洋的最大目的地,这里由多个大小邦国所组成,在殖民经济的作用下,这里是一片处处充满通商机会的大型贸易场,为冒险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南洋在族群构成上以

南岛民族为主体,其他也包含旅居于此的

西方殖民者、传教士,以及来自

阿拉伯、印度、欧美等地的商人和移民,可谓族群杂处,众声喧哗。

这样的异域是中国正统观念下的“蛮夷之邦”,按照正常逻辑,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这边不会有中国元素,但随着外围各个国家的移民相继前来定居之后,这片土地开始变得精彩, 精彩的地方在于有许多无法预测的创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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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进入南洋的多元世界可谓是一种新的尝试。

南洋的环境则如同一个缩小版的世界,一个福建人隔壁可以是广府人,像是在槟城的椰脚街(Jalan Masjid Kapitan Keling),同一条街上不到四百米的距离内就可以出现华人的观音庙、印度人的象头神神龛、印裔穆斯林的甲必丹吉宁回教堂,以及英国人的圣公会教堂。

中国人在这片多元世界定居后,也开始吸纳其他文化而成为有别于原乡华人的“南洋华人”。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存在于新加坡、槟城、马六甲这些贸易港市的

峇峇社群。

峇峇（Baba）社群是 15 世紀起移居馬來半島、印尼及新加坡的中國移民（多為福建籍）與當地馬來婦女通婚的後代，被稱為「土生華人」或「娘惹」（Nyonya）。他們融合了中式傳統與馬來文化，形成獨特的混血文化，善於經商，在歷史上被譽為
「商業貴族」。

一般南洋华人即使不像峇峇社群拥有这么多的

“番夷”元素,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语言或是饮食习惯上,或多或少也会受到“番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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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除了与原乡所不同的多元之外,这里也收纳了许多

原乡所谓的“暴徒”。

例如在大明实施海禁政策后流亡海外的走私客和海盗,以及在明末清初,那些不服从清朝统治而转往海外以发展“国际战线”的叛乱分子。

在此后的整个清代当中,不时也有人高举反清的旗帜来抵抗清政权,在生存空间日益限缩的情况下,每个时间点都有人转往海外,悬居南洋,南洋由此成为天地会“暴徒”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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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殖民官员的报告,19世纪中叶这里的华人超过60%有会党身份,会党俨然成为华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这些天地会组织在南洋诸土著王国是合法团体,早期的南洋开发基本都离不开天地会的势力,而居中团结他们的精神标语更是“反清复明”,南洋然成为反清势力的人才库。

无论是1850年的厦门小刀会起事还是清末的革命运动,都能见到南洋华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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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元的文化、会党林立的角度看来,南洋与原乡确实有着 180度的不同,这样的差异也构成南洋特殊的主体性,成为形塑南洋华人认同的要素。

上述所列举的南洋特色,其实在东南亚各地的发展轴线几乎一致。

无论是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暹罗、菲律宾等,华人的在地发展轴线或是所面对的挑战几乎是一致的,不外乎是

华人没有国家(中国)在背后保护,

他们对于国家也抱持矛盾的态度,

既希望有国家,

但是又却步于自己的国家,

而东南亚华人也共同经历殖民统治转变为独立国家后的挑战。

在这种历史共性的作用下,

“南洋”已成为东南亚华人的集体认同。

那么,在这个垂直历史上多变,横向轴线也很多元的南洋,华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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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论述的建构及悲情转向

南洋如何被人所理解,离不开文本的建构,早在清代之前, 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出现文人对南洋的书写,这也是“南洋”论述建构的一种过程。

明、清时期的南洋书写多数是以游记的方式出现,像

马欢的《瀛涯胜览》(1451)、陈伦炯的《海国见闻录》(1730)、谢清高的《海录》(1820)、力钧的《槟榔屿志略》 (1895)、李钟的《新嘉坡风土记》(1887)、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與地丛抄》(1891)等。

这时候的南洋书写者大多并非移民或是寓居者(sojourn),而是以一个天朝文人、旅行者的身份来书写南洋番邦,对他们而言,印象深刻会被记录的事物无疑是当地居民的服饰、风俗民情、土王、物产等等,充满了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那种东方主义的调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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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洋地区历经多年的城镇化,加上晚清至民国初年的纷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移民定居南洋。

这时也开始出现一些前来避难的中国南来文人,他们也成为接下来南洋意象的建构者。

较知名的有张礼千、姚楠以及许云樵对马来亚各地和东南亚的书写。

他们是活跃于20世纪初至二战后初期的民国文人,被称为“南洋研究三杰”。

他们在中国战乱时期以侨民身份寓居南洋,因此在这里并没有国籍,但长久的居住也已经令他们对这片土地有所认同, 他们的出现也正是南洋研究的滥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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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书写有几个特色,

主要是把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视为华南闽粤社会的延伸,

在这个社会中,方言群、帮群林立,华人以会馆、庙宇、行业组织等的机构集结。

这或许是因为广大闽粤地区的人们聚集在这小小的聚落中所呈现出的特殊景观,因此成为不得不提的元素。

有趣的是,他们的视野并不局限于华人小区, 更关注区域历史的发展,马来半岛、暹罗、缅甸等南洋地区都是其关注的重点。

此外,他们常针对一些南洋文化进行考释,亦大量翻译其他语言的研究成果,充分体现其为这片土地建立论述的企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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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之前,南洋研究其实主要是由学院派殖民学者所主导,他们产量丰富,早在19世纪中叶以前便已有自己的发表平台,

像1847年发刊的

《印度群岛与东亚学报》(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

1878至1922年发刊的《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学报》(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SBRAS),以及

1923年接续至1941年的《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MBRAS),

这些刊物激发了中国南来文人对南洋知识的追求,于是他们集结了其他志趣相投的学人,才有了1940年中国南洋学会和《南洋学报》的出现。自南洋研究的学群成型之后,后来的学者也开始继续投入,已经形成一套南洋华人的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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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

大部分的华人开始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

究竟要放弃中国国籍,入籍侨居地,

还是放弃在侨居地辛苦打拼的成果, 举家迁回动荡的中国?

在长久以来国家与民族身份重叠的情况下,

选择脱离中国籍当一名外国人,这是一个

相当困难的抉择,

也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事,毕竟

“加入番邦者,还能算是唐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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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后来的历史结果看来,成为新的华人是绝大部分人的选择。

在这些新兴国家生活的华人,入籍之后并不代表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真正的挑战才正要开始。

华人在东南亚这些土著所掌权的新兴国家当中面临着许多的挑战,这些挑战也影响了华人内部既有的帮群认同,使华人转向一体化,以面对 族群政治的挑战。

在新时代中,“悲情”成为华人社会论述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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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这时期的南洋研究不免也会呈现出一种悲情性格,

这种悲情并不见得只是表现在
“卖猪仔”的惨痛经过,

同时也会呈现出一种
华人贡献的历史论述,

内容类似传统中国史的治、乱、兴、衰,有着固定方程式:

“从华人“卖猪仔’南来,

最后在自己的努力、

克勤克俭等中华传统美德的作用下,

终于成功排除万难在本地开拓一番事业,

即使国家再如何打压,也不畏惧,国家有今天的发展,也不应该忘记华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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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故事情节在许多民间论述中不断出现。

然而借由史料的考证,

真正的历史事实是残酷的,因为

真正的“猪仔”大多在开发时期就已经死亡,并未留下后代,

华人底层劳工所面对的剥削者,也不见得是殖民者,更多的是来自华人的上层阶级。

目前许多的华人,其祖先多是20世纪初南来的自由移民,而那些在本地超过四代或五代的,其祖先大多是当时的佼佼者,并非底层人士。

当然,这样的历史论述有其时代背景,那么,

南洋史是否就只能停留在“有贡献的华人”以及“悲情”之上?

若不是的话, 未来的南洋史应该如何书写呢?

☝☝南洋賣豬仔、台灣羅漢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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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怎样的南洋史?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同样回顾当前的大环境,以马来西亚而言,目前许多的第三、第四代华人对于祖籍国是陌生的, 许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籍贯,也无法掌握先辈的方言,加之现今华人政治处境已不如20世纪70至80年代那样的严峻,华人议题逐渐不是争议性话题。

此外,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大家更关注的是如何继续保有在地的特色及身份认同。

在新的环境下,告别华人研究,告别悲情,回到20世纪中叶南洋学会,重新将华人与其他族群放在一个平等客观的平台之上,或许是南洋研究可以提供的贡献。

那么,接下来要看的是,

为什么要告别“有贡献的华人”和 “悲情”?

如何告别?

华人与会党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很长的时间里,华人对于先辈存在秘密会社(天地会组织)等过去,总是充满着矛盾与尴尬,导致在论述这段历史时,经常会用一种避重就轻,甚至花很多文字去加以修饰或掩饰他们所认为的“恶行”。

若是站在价值二元对立的角度,

只是关注好坏、道德不道德、仁与不仁等等,

历史研究便成为一种民族主义道德光环的保卫战,为特定族群服务了。

也因为如此,马来西亚的华人与马来人才会陷入“华人是黑社会”的无谓骂战之中。

因此需要站在历史现场的角度,跳脱二元的价值判断,承认过去的客观事实,不是去避而不谈,才是应该具备的观点态度。

就像是回到中学历史课堂中,老师告诉学生学历史是为了以古鉴今的那份简单又单纯的初心。

那么,我们要如何转移视线呢?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答,且也已经有人解答。在2020年时, 安焕然教授便集合从事新山研究的青年学者,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新史料·新视角:青年学者论新山》的论文集。

这本书的创新之处诚如主编安焕然开宗明义所说的,在于新的史料和新的视角,如此一来才能够形成不同的论述。

在史料的应用上,用一些过去南洋研究不常用的档案及语言数据,像是用一些过去欧洲人、马来人对华人同一件事情的书写, 往往会从他人视角中看到自己。

例如当现今华人认为自己卫生条件较好,较为干净时,

从政府记录当中却看到在欧洲人的书写中, 马来人是较注重卫生的民族,

而政府费了很多的努力在维护华人聚落的卫生。

当然,

解读这些史料需要费一番心力去寻找,并且解读不同的文字,例如爪夷文、荷兰文等等。

在当今,许多的史料公开、数字化,在线翻译软件日渐普及的条件之下,已为新史料的发掘和解读,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新的视角方面,回顾过去,奠定南洋史基本格局的书写者多为中国南来文人,到了战后,新的研究者也多承袭他们的治学方法来叙写南洋史,成果卓著,必须肯定,但就归纳过去研究的角度而言,南洋史的方法论也呈现了十分单一的面貌。

然而,随着近年来新一代研究者背景的多元性逐渐增加,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研究者,使南洋史的书写重新迎来多元发展的契机。

在新的视野下,旧有的史料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像是在看到 19世纪的娼妓时,就不一定只有悲情的解读,而是女性主义、产业发展、国家政策等的讨论。

此外,在议题式的研究主题下,南洋史的书写就不至于只服务于个别族群或是就地方而论,在研究某个族群或主题时,也可以出现跨域的论述。

这种打破政治界线,将区域视为一个体系的视角来自历史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分析概念,也就是在思考地方的时候,需要跳脱一种展示橱窗那种一格一格,彼此毫无联结的“孤独地方”,因为地方是相互影响的,如此一来, 南洋研究才能避免陷入孤独地方的限制。

黄贤强2008年在其《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便已经作出此一尝试。

跨域,顾名思义就是强调地理空间上跨域行为,特别是政治和文化上的疆界。

对此,

黄氏一方面以中国及包含南洋在内的海外华人为对象,借由跨区域的共同事件(如美国、澳洲、马新地区华人的爱国运动),以及人物的跨域行为(如康有为、孙中山在各地的移动及意识传播)来展现他的跨域史学。

另一方面,黄贤强的跨域也带有研究方法上的跨领域视野,从中可以看到地方史、性别史及历史人类学的互动尝试。

此外,黄贤强2023年撰写的《伍连德新论:南洋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医卫》亦是其跨域史学之作。

类似的新史料和新视角并非南洋史所独有,早在1990年代,一些学者在参照了满语、蒙语等少数民族史料之后,便开始对清史有了不同的解读,即从一个内亚区域史的角度来去反思,“汉化”和“朝贡体系”对于清朝历史理解的影响。

纵使新清史同时也引来不少中外学者间的论战,但站在学术角度,能引起讨论的议题总好过写完出版之后就置诸高阁。

因此期待在南洋史有新的视角进来之后,能跳脱单一族群,而有更多议题式的地方关怀, 然后就特定主题展开南洋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

如此一来,南洋史才能跳脱独立的国别,而重新有对话及整合的机会,回去对应到最初应该有的“南洋”图像。

综合上述,对于南洋历史书写的期许,本书又能够如何用新的史料和视角来理解马来半岛的华人社会呢?华人社会又有什么值得操作的点?

北马区域视角下的拿律

东南亚近代大历史当中的人与事,很大程度上始于欧洲在本区域的殖民经济。

马来半岛作为东南亚的一环,其殖民经济的内容主要来自矿业以及种植业,这两种经济形态对马来半岛社会影响深远,可说是决定后续区域及历史发展的DNA。

本书的内容主要聚焦于矿业经济发达的马来半岛,从19世纪拿律(Larut)的经验出发,观察
华人拜别唐山之后的南洋重生记。

拿律(今天的太平一带)位于马来半岛北部的马来王国霹雳(Perak),自19世纪中叶发现锡矿开始,它便由一个平凡的马来封地一跃成为马来半岛北部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锡矿产区,因而也成为霹雳王国最为富裕的封地。

也因为锡矿这一利源,中国人蜂拥而至,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拿律这个马来封地,华人的数量已经多到能够自成体系, 因此可以见到具有规模的锡矿场、劳工宿舍、商业市街、娱乐场所、庙宇、义山(坟山)等,可谓国中之国。

这里的华人也分为 义兴和海山两大集团,两者都是具有天地会性质的商业拓垦组织 拿律两大集团的存在建立于锡矿这一不可再生资源之上,资源的日益减少伴随着人口增加,也给拿律的社会稳定埋下了定时炸弹, 最终在1861年开始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拿律的冲突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十余年,在此过程中,除了械斗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

我们可以看到华人集团之间的跨地域动员、

马来统治者和英殖民者的响应,

以及拿律对于槟城、新加坡等周边地区的影响。

到了1874年,在英殖民政府的积极干预下,

冲突终于结束,

拿律所在的霹雳王国也由完全自主的马来王国变成英国的保护邦,

成为英国殖民马来半岛的开端。

拿律戰爭（Larut Wars），又稱拉律戰爭，是19世紀（1861年-1874年）發生在馬來亞霹靂州拿律（今太平一帶）的華人幫會械鬥事件。這場衝突主要源於海山（Haisan）與義興（Ghee Hin）兩大幫會對當地富饒錫礦資源的爭奪，最終導致英國干預並簽署《邦咯條約》，確立了英國對馬來亞的殖民統治。

除了上述人事设定之外,拿律的空间架构也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拿律虽作为当时马来半岛的重要锡都,但它的价值却取决于附近的槟城。

当1848年拿律发现锡矿时,马来封地主第一个前往的便是槟城,到当地去募集资金以及招揽开发的投资者。

除了资金和人员之外,拿律生活所需的米粮、鸦片、酒等生活物资也都全由槟城供应,拿律所产出的锡矿也销往槟城。

对槟城这个国际贸易港市而言,拿律只是其众多腹地之一,槟城可说是这个锡都的造王者。

拿律因为槟城而重要,并不意味着拿律就只是完全任由槟城影响的附属,拿律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它的兴衰对槟城的社会经济也有直接的影响。

当拿律矿业兴盛、锡价高涨时,槟城也迎来美好的经济荣景;当拿律因为华人冲突而生产停摆时,槟城的社会和经济也会有所感,效果立竿见影。

在1867年所发生的槟城大暴动便是最好的例子,那是拿律战争的延伸。

同时,拿律的身份也是多重的,在奠定锡都地位之后,拿律也成为北马腹地的中心,夹带着其所累积的资本及矿业知识,拿律矿家往周边地区散,像是拿律南部近打河谷(Kinta Valley)的怡保(Ipoh)、务边 (Gopeng)、甲板(Papan)、拿乞(Lahat)、端洛(Tronoh)等地, 这里多少都能够看到拿律的影子。

像拿律这样有着特定产业内容,既是核心也是边区这样多重地理身份的地方,在东南亚其实相当常见,可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综合拿律的人、事和空间架构可以得知,拿律在马来半岛历史中举足轻重,而撑起这个壮阔大历史的,则是底下微观的小故事。

本书分为
“这才是华人社会日常”
“异域重生:拿律演义”以及
“拜别唐山的华人们”三大部分,

每个部分由六个篇章组成,这些文章主要修改自笔者在《当今大马》的专栏。

其中两篇曾收录于笔者2022年出版的《赤道线的南洋密码:台湾@马来半岛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志》,因叙述脉络及内容完整性所需,故再次纳入,经出版社同意重新收录于本书中,特此申谢。

1.这才是华人社会日常

第一单元“这才是华人社会日常”特别挑选了
华人身份、会党组织、饮食、娱乐
等南洋华人研究常见的大议题为主轴,以期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打破现有主流论述所存在的迷思。

特别是当代马新华人,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政治领袖,总是喜欢将“我们是苦力“猪仔”的后代”这样的悲情论述挂在嘴边,因为这个低微的身份能够和华人后来的成功构成完美的对照,便可说好华人故事。

然而回看过去人口的死亡率、性别比,再辅以周边朋友的家族经验之后,我们是不是“猪仔’苦力的后代”,答案呼之欲出,因此本书以
《我们的故事:我们是苦力“猪仔”的后代吗?》
为开端,叩问华人自我的身份。

在那个真正有华人被当“猪仔”卖到南洋来,华人足以在马来土地上构成国中之国的时代,
天地会组织——会党是华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或许是受到电视剧影响,现代人对于过去的会党有一定的刻板印象,认为会党成员都是忠肝义胆,义气为先,但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他们真是如此吗?

以前的人凭什么跟现在的人不一样?

《因为忠义所以卖命?被过度想象的会党历史》
便期望能彰显出一直被过度想象的误区。

看了会党之后,我们回到当时的基层华人本身。

一般认为, 基层的苦力地位低微,并无什么影响力可言,因此在各种讨论中, 他们都不会是被聚焦的对象。

然而,劳工因为人口基数大,使得他们合起来之后,便会带来显著的影响。

接下来这三篇
《拿律矿工一顿饭所联结出的地理关系》
《拿律矿工吞云吐雾间所促成的边区开发》
《疫情即生活:19世纪的华人、矿工、脚气病》
便是分别从拿律矿工的饮食、鸦片吸食,以及疾病这些日常的微观行为来突显他们的集体性对于区域地理环境及社会所带来的影响。

本单元最后一篇文章
《19世纪游走于中国及马来海域的双国籍华人》
则转而观照处于上层阶级的华人。

19世纪有能力在马来半岛开枝散叶的人,多半有着中国人和英籍民的双重身份,他们比起1857年马来亚独立时期的华人更早面临身份选择的问题。

从经验上看来,
当时的华人比较不像现今的主流论述,每个都热爱祖国以及传承中华文化,
而是务实地
因应不同情境来调整自己的身份。

总体而言,第一单元主要是从一些人们熟悉的议题来反思华人社会里头常见的主流论述,先从宏观的角度建立贴近历史事实的史观,接着再进入第二单元。

2.异域重生:拿律演义

第二单元以“异域重生:拿律演义”为题,共由六篇文章组成,这部分主要聚焦于拿律战争这个大历史背景之下的小故事。

这里首先以
《寻找消失的拿律旧矿区》
为开端,先对这个华人生活的矿区有基本的空间概念,从资源、生产方式以及两大阵营华人所处的位置来看,地理环境如何为华人社会埋下冲突因子。

长达十余年的拿律战争是残酷的,每一次的冲突都造成数以万计的人命伤亡,对于这些冲突,人们所关注的往往都是男性,像是苦力、矿主以及那些居住在槟城的大资本家。

然而除了男性之外, 女性也是拿律战争的重要角色。

在那个非自由移民的时期,拿律的女性绝大部分以娼妓的身份出现,少部分则是当地上层人士的妻儿。

女性虽然不参与战争,但她们却是战争的牺牲品,就像古代战事一样,战胜的一方除了夺取战败方的财物之外,女性也是被夺取的对象。

《看得见的拿律女性:米字旗升起前夕的一场妇女营救行动》
便是希望女性能够被看见,看女性如何成为拿律战争的战利品,而基于人道主义精神的英国人如何四处奔走营救女性。

除了女性应该被看见之外,华人研究一直都有另一个问题, 也就是研究论述中,永远都只有华人,似乎华人孤立存在于族群多元的异族世界之中。

其实不然,
《威震南帮:拿律战争与本地锡克人的扎根》
便是讲述第三次拿律战争陷入胶着,就连马来统治者也无法控制局面时,
槟城警官史必迪(Speedy)便接受马来统治者的委托,
辞职前往印度旁遮普去募集锡克佣兵,最终借着他们的力量成功平定拿律战争。

锡克人就此成为英政府管理殖民地的中坚力量,其军警的形象至今仍深入民心,锡克人也就此在马来半岛落地生根,成为马来西亚其中一大族群。

拿律战争便是这一社会面貌的关键推手。

在拿律战争结束后,为了长久平息拿律各地的冲击,
英国与霹雳统治者们签订了《邦略条约》,
也标志着霹雳乃至马来半岛其他邦国进入英殖民时期的开端。

该条约对马来西亚意义非凡,不仅考试会考,连国家档案馆也会在大厅展示条约照片。
但实际上, 国家历史所不会提的是英国人和拿律华人因应日后经济生产管理权责的《邦咯副约》。

因此,
《被遗忘的〈邦咯副约》》
便是讲述这个被遗忘的条约,同时也探讨英国如何确保条约对华人的约束力。

《邦咯条约》签订之后,英国派驻参政司接管霹雳。

同样的, 战事平定之后,马来统治者并不见得理所当然地会遵守合约精神, 他们仍无法放弃其固有的征税权。

《怡保大钟楼与拿督沙谷广场的超时空咒怨》
便是讲述英国参政司和马来统治者之间的权力拉扯。

这个冲突有趣的地方在于,故事并没有在参政司遭到地方马来领袖暗杀,英国出兵平定叛乱后终止。

在此之后,双方的角力继续展现在以
参政司伯治(Birch)为名的纪念钟楼之上
,历经英殖民全盛时期、马来亚独立初期、种族主义高涨的后殖民时期,怡保大钟楼都有不同的命运,从中可以看出当代马来政府对于殖民历史论述的态度。

继霹雳之后,英殖民势力陆续以同样的方式接管了其他几个同样是产锡且动乱不堪的马来邦国,像是雪兰莪和森美兰。

进入英据时期之后,原有马来邦国之间的界线被打破,无形中也加强了人员和资本的流动,马来半岛历经另一波的区域化过程。

《陈秀连的跨域事迹与拿律在历史上的地理意义》
便是讲述拿律海山矿家陈秀连在英据时期如何离开拿律前往中部的雪兰莪开发,最终扎根雪兰莪。

现今,陈秀连已经是雪兰莪和吉隆坡地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从轻铁陈秀连站、陈秀连路,甚至是变奏的陈秀“莲” 蒸鱼头,陈秀连已经和雪隆地区密不可分了,唯一被人们所遗忘的是,他是一位出自拿律的矿家。

3. 拜别唐山的华人们

第三单元“拜别唐山的华人们”,顾名思义,谈的就是人物。

在拿律演义当中,人物关系并非表面上看到的义兴海山、广府客家这些简化的二元概念。

事实上,他们拥有不同的角色,像是矿工、财副、工头、矿主、熔锡厂主、缴主(投资人)、响码商(税收承包人)、粮食商、会党领袖、马来封地主、英国总督等等,他们构成了拿律复杂的人物关系网。

幸运的是,这些人物并没有完全随着时间而消逝,反而是因为一些事件或过程以不同形式保留下来,像是义山的墓碑、庙宇的碑记、街道上的路牌,以及会馆的肖像和机构里头的铜像等,这使它们成为可以近距离接触的历史人物。

拿律开发虽早,但马来王国时期的华人史迹却少之又少,
《前殖民时期的拿律矿主:从岭南庙家的同治古墓谈起》
便是旨在叙写和考证硕果仅存的拿律矿主的墓碑,以期从微观尺度了解这些矿主的家族信息。

在拿律,矿主们虽然都是以广、客籍为主,这也是马来半岛乃至东南亚矿区普遍的现象。

然而,若将锡矿放在上下游的生产链来看的话,便会浮现其他华人族群的图像,福建商人便是隐藏在锡矿产销链背后,最具影响力的群体。

《隐藏在拿律锡矿产业链中的槟城福建商人》
便是整理出影响拿律锡矿产业和社会的几个槟城福建大家族,了解他们的角色以及影响,让人物关系的拼图更加具体。

《凤山寺碑记:石头上的社会关系图》
及
《槟城大伯公街福德祠里的拿律大佬》
则是更进一步了解这些人物的社会网络,从这些碑文的名单当中,我们能够见到的,更多是一些居住在外地 (特别是槟城)的著名商人。

他们在各种资料上都未呈现出与拿律的关系,但在碑文中,同一群人却重复出现在槟城和拿律等地, 完整呈现了核心和腹地之间密不可分的社会关系。当然,拿律的地域身份是双重的,对槟城而言,它是边区,是腹地,但对霹雳其他地方而言,拿律是核心。

拿律历经长年的发展,已经累积出深厚的资本和矿业知识, 因此进入英据时期以后,许多拿律矿家夹带着资本和技术,扩散至霹雳其他地方,成为地方开发的主力。

当然,拿律锡矿也有被开挖殆尽的一天,到了1930年代,霹雳首都的地位便拱手交接给近打河谷的另一个锡都——怡保。

怡保是现今马来西亚人熟知的矿区,拿律的地位早已为当代人所遗忘,
《怡保街路牌上的华人矿家溯源》
便是从日常生活可见的人名路牌着手,回顾这些人物的历史,从中可以发现不少镶嵌于怡保的华人矿家,都像雪隆的陈秀连一样,具有拿律背景,足见拿律虽然因为矿产资源的下滑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仍是深远的。

拿律的关系当然不仅限于槟城和怡保,通过人与人的联结,其所带出的地——地关系可以无远弗届,充满无限的可能。

本书最后一章
《拿律海山大哥与港大中文学院主任》
便是讲述马来半岛矿业边区和香港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见到
增城籍的海山大哥郑景贵与同乡——朝廷太史赖际熙之间的往来。

清朝覆亡之后,赖际熙来到香港,凭借着先前在南洋所累积的网络关系,最终开创了香港大学的中文学院,也建立了对马新地区客家意识有深远影响的崇正总会。

对现在的人而言,拿律或许毫不起眼,它的历史也无法和一些大国历史相提并论,但它的故事绝对是同一时期整个南洋华人历史的典型。

南洋华人的历史有着诸多面向,而华人大城市的经验并不足以涵盖它们,只有借由不同的区域和族群视野,辅以不同的材料,才能构建出贴切的拿律经验,同时破除被想象的历史, 进而跳出“有贡献的华人”以及“悲情”的误区。

参考文献

王賡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台北:台湾商务,1994年。

安焕然编:《新史料·新视角:青年学者论新山》,新山:南方大学出版社, 2020年。

黄贤强:《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黄贤强:《伍连德新论:南洋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医卫》,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3年。

廖文辉:《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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