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阮文紹的心事

 序言

• 阮文紹先生離開人世，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錄。在長達三十年的流亡歲月裡，除了在聖荷西短暫現身之外，他幾乎完全保持沉默，過著隱居生活。不接受媒體採訪，也沒有為歷史留下任何記錄。特別是國家最重大的問題——他在最後幾年與美國之間的邦交往來，完全沒有留下任何記載。前輩阮文紹把國家心中的痛，當成自己的私事一樣默默承擔。
• 他並非只苦了8年，而是在異鄉整整苦了26年。但他從未發出一句怨言、推卸責任或自我辯解。

阮文紹總統心境的幾個特點：

• 第一，他對自己被指責對船民冷漠一事極為敏感，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敏感； 

  第二，他對美國人感到極度難堪，以至於根本不在意記者引述有關美國的部分是否正確； 

  第三，他對季辛吉懷有深深的怨憤； 

  第四，他的多疑性格：他懷疑這件事背後有季辛吉在操縱，目的是讓他進一步失去信譽，因為季辛吉擔心他會寫出什麼東西來。

• 
  

一間相當寬敞、建築堅固的地下室。旁邊是設備齊全的廣播電台，儀器從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地下室備有獨立的發電機和專線電話。房間中央擺放著一張椅子和一張小桌，桌上放著兩部不同顏色的電話。牆上掛著多幅大型地圖，分別是各軍區、西貢市以及周邊地區的地圖。這裡是專為總統阮文紹在發生動亂時準備的指揮中心。從總統官邸的臥室，他可以透過一條小樓梯直接進入這個中心。

「每當你看到美國大使來見我，並要求我做某件我不想做的事時，那麼不用幾個星期，你就會看到有示威遊行。」他還在獨立宮時曾這樣告訴我們。

並非每次示威都會導致政變或政府更迭，但政變或政府更迭往往跟隨在示威之後。這幾乎成了一種規律，無論是在西貢（吳廷琰總統：1963年11月）、韓國首爾（李承晚總統：1960年4月），還是菲律賓馬尼拉（馬可仕總統：1986年2月）。

回想起1963年的那些示威，阮文紹至今仍心有餘悸！當時示威持續進行，策劃政變的將領們說服了阮文紹上校：如果吳廷琰繼續擔任總統，軍隊將會被削減美援，然後命令他進攻嘉隆宮。但當他回到總參謀部，看到吳廷琰總統和吳廷瑈先生的遺體滿身是血、蜷曲地躺在M-113裝甲車的車廂地板上時，他整個人震驚不已。阮文紹上校脫下軍帽，深深地低頭致敬。從那一刻起，這兩個人的身影就一直縈繞在他的腦海中。

每年到了11月1日，身為總統的阮文紹都會主持一場招待外交使節團的宴會。但當獨立宮前聖堂的晚鐘響起時，在那間小小的家庭祈禱室裡，夫婦二人卻一起參加為逝者舉行的追思彌撒。經常為他們家庭主持彌撒的孔明覺神父回憶說，那一天當他詢問祈求意向時，阮文紹回答：「祈求逝者的靈魂早日升入天堂，也祈求他保佑我們度過這危難時刻。」

阮文紹想安慰另一個世界的吳廷琰，但他同時也在為吳廷琰和自己祈禱。

──阮文紹：「當美國要求我辭職，甚至還跟我討價還價辭職的日期和時間，如果我不是一個軍人的話，我早就辭職了。因為我發現那些我視為朋友的人對我實在太缺乏情義了。但是，個人的屈辱再大，我也會繼續戰鬥下去……我從未告訴任何人美國曾要求我辭職，因為如果他們知道的話，也會像我一樣感到屈辱，所以我故意做出好像是自己主動做出這個決定的樣子。」

──亨利·季辛吉：「我敬佩閣下在演講中所展現的勇氣、犧牲精神與英雄氣概。然而，作為一個美國人，我不得不對閣下指責我們與蘇聯和中國勾結的說法感到不滿……當我們與蘇聯和中國討論時，那只是為了向他們施壓，好讓他們再向河內施壓。我們真心相信這份提出的協定能夠維護南越的自由。」

這是1972年秋天兩人在獨立宮的一段對話，由季辛吉博士親自記錄。當天他前來是為了說服阮文紹總統接受他所談判的協定草案。(2)

阮文紹質問為什麼協定中沒有北越從南越撤軍的條款，季辛吉回答：「總統先生，這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的話，我早就做了。這個問題三年前就已經提出，但蘇聯不接受。」（見第20章）

這是軍事方面的問題；在政治解決方案上，草案還有一條（第5-b條）要求阮文紹必須辭職。

就在1972年與季辛吉發生這場激烈衝突之後，到了1973年，阮文紹又成了尼克森和季辛吉兩人的沉重負擔。停戰之後，美軍已全部撤離，接下來就是執行政治解決方案的時候了。

根據《巴黎協定》，南越必須成立一個「民族和解與和諧委員會」，這是一種與民族解放陣線共同組成的聯合政府形式，最終走向選舉（見第16章「比較表」中的第12a條）。但阮文紹卻一直拖延，堅持必須先確保選舉自由，才同意成立該委員會。此事令季辛吉極為不滿，他希望一切都必須按照預先安排的程序進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證明這項成就同時帶來了和平與榮譽給南越。

華盛頓越感到不耐，阮文紹就越提高警覺。

***********

大多數同胞只知道阮文紹是一位將領、一位總統，很少有人了解他「作為一個人」的面向，以及他內心深處那些隱密的思考與盤算。

即使是美國方面也不真正了解，只能靠猜測，儘管中央情報局（CIA）曾使用不正當手段，包括在獨立宮他的辦公室和家庭住處安裝竊聽器（根據2009年最新披露的資料）。

外界對他的批評非常多：有人說他為人強硬、冷漠、工於心計、疑心重；也有人說他戀棧權位、獨裁、集權，是一個機會主義者。關於這些看法，已經有許多人提及或爭論過。

可以推測，阮文紹總統應該也曾與身邊親近的工作人員分享過不少心事，例如黃德雅秘書長、兩位助理阮文銀和阮富德，以及中將鄧文光等人。

由於我們從1958年就離開祖國，對於南越內部的政治細節所知有限。但由於一個歷史的偶然，在最後幾年，我們得以親眼見證阮文紹總統的一些作為，特別是他對美國的種種思慮與計算。有時，我們也能感受到他在經濟建設和農村發展方面所獲得的一些喜悅。當他看到「隧道盡頭的亮光」時，更顯得非常欣慰，因為他認為不久之後就不必再如此依賴盟友了。

尤其對於越南共和國（VNCH）必須不斷「乞援」這件事，在最後的日子裡，他流露出了深深的辛酸與無奈。後來在倫敦和波士頓，我們更有機會聽他更深入地傾訴這方面的感受，以及作為一個貧窮國家總統的無奈處境。

回想起1974年夏天，美國國會突然大幅削減援助，完全違背了先前承諾要大幅增加援助以彌補美軍撤離的說法。在那些會議中，我們看到他面容凝重、滿臉憂慮。漸漸地我們才知道，從那時起他已經開始思考「頭小尾大」的計劃，也就是逐步縮減領土，但這一切他都只是獨自默默盤算。因此，很少再看到他像以前那樣輕鬆談笑或說笑話。

在尼克森總統辭職後，我們曾建議他應該坦白向國人說明自己所面臨的困難，讓大家一起分擔，尤其是當時全國人民都正在承受經濟與財政的極大壓力。但他不肯，還指示我們告訴經濟和財政部門的同仁，絕對不要公開討論援助問題，以免動搖軍民士氣。

因此，對於與美國的關係，他始終感到憂心忡忡。他被一種複雜的情感所折磨——對這個盟友又愛又恨，這是一段永遠無法順遂的關係。作為一個被捲入長期戰爭國家的領導人，他必須在軍事和經濟各方面都仰賴這個主要盟友。

「我們到哪裡再去找另一個強國能像美國這樣幫助我們呢？不，不可能的，如果美國拋棄我們，我們就會垮台，徹底地、完全地垮台。」阮文紹曾這樣對義大利女記者歐莉安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傾訴。(3)

從個人角度來看，他在南越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很大程度依賴美國的支持。如果失去這種支持，就會立即陷入危險，就像吳廷琰總統時期一樣。阮文紹自己也曾說過，當年策劃政變的將領們說服眾人的最有力理由就是：「如果吳廷琰繼續當總統，美國軍援就會被削減。」

弔詭的是，當他必須緊緊擁抱這個盟友時，內心卻又不斷為對方的反覆無常而感到不安。今天這樣，明天那樣，讓人捉摸不定。最終，他只能嚐到滿腔的辛酸與無盡的屈辱。

然而，他是一個非常內斂、謹慎的人，很少與他人分享自己的心事。他常把越南共和國與美國的關係比喻為夫妻情義。

「你們知道嗎，」他對法拉奇說，「夫妻也會吵架，但並不會因此就變成仇人。如果真的要吵，也應該在臥室裡，把門鎖得緊緊的，絕對不要讓孩子們看到父母吵架的樣子。朋友之間的情義也是如此。」(4) *****

起初，我們並不知道阮文紹是誰。一直到1965年年中，才從美國報紙上開始看到有關他的報導。在那之前的兩年左右，南越的政治局勢極為混亂。在美國各大學裡，我們經常被學生和教授追問：「你們的國家為什麼這麼亂啊？」政變一個接一個！

但自從阮文紹將軍擔任領導角色之後，局勢才逐漸穩定下來，再也聽不到混亂的消息了。這個人是誰呢？我們不禁自問。

1968年春天，我們正在非洲甘比亞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差時，從美國之音聽到詹森總統宣布不再競選連任的消息。我們心想：這下子完了。

其實從1965年4月開始，當我們看到詹森總統提出停戰並願意提供至少十億美元用來重建印度支那（見第13章）時，我們就已經開始懷抱希望，並思考走向和平的解決方案，那就是南北越之間進行和談。因此，在春節攻勢之後，當詹森宣布不再競選連任時，我們感覺局勢變得更加緊迫，便決定前往德國，研究東德與西德雖然分裂但仍維持貿易往來的模式。

1969年夏天，我們寫了第一封信給阮文紹總統。這封信透過我們認識的陳文敦將軍（巡迴大使）轉交。陳文敦將軍建議我們應該回西貢，親自向總統說明。

透過這次安排，1971年9月，我們接獲總統的邀請，回西貢進行諮詢。

第一次見到他時，我們原本非常擔心要把「南北和談」的主張提出來，因為這與他的既定路線完全相反。但出乎意料的是，他表現得非常柔軟、圓融。他不但同意我們的看法，還指示把這項建議帶到巴黎和談中，向北越提出。

到了1971年秋季大選前，他甚至在一次競選演講中親自提出了和談的主張。

後來，1986年在波士頓拜訪他時，我們問他當初為什麼會同意我們的建議。他反問：「為什麼不呢？」我說，因為那違背了「四不」政策。他解釋道：

「我只是說『四不』，又沒說過『四個百分之百的不』。那只是一種談判策略。談判的時候，可以是這個『不』佔70%，那個『不』佔30%。談判總得留點東西來談才行啊。」

美國報紙經常把他描繪成一個鷹派、過於強硬、獨裁的人物。但與我們單獨相處時，他卻顯得隨和、平易近人，絲毫沒有傲慢的姿態。

不過，我們也多少感受到他謹慎、多疑的個性。他那雙銳利的眼睛，總是直視著我們。我心想：他正在給我看相呢，或者是在試探我是不是CIA的人，還是來求什麼事的。我也直視他的眼睛，作為回應。

他的臉型圓潤，沒有明顯的皺紋，也看不出憂慮的神色。

無論是在他身邊工作期間，還是後來多次拜訪，我們都看到他生活非常簡樸，一點也不講究。他喜歡吃牛肉河粉、肉粿條，愛喝咖啡，晚上則小酌一杯威士忌。有一次他甚至叮囑我應該試試吃田鼠肉，因為「西貢西部的田鼠肉非常好吃」。

在穿著方面，他喜歡穿四個口袋的短袖Safari襯衫，即使接見美國議員時也如此。直到1975年3月1日，他接見最後一批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團時，本來又打算照常穿那套四口袋的衣服，我建議他應該穿西裝。他反問：「穿四口袋的衣服就不是總統了嗎？」我回答說，代表團裡除了兩位女議員（貝拉·阿布朱格和米莉森特·芬威克）之外，其他人都穿西裝。他立刻同意，換上了一套深藍色的西裝。

*****

在紀念已故中將阮文紹前輩的文章中，評論家「交趾」（前上校）曾寫道：「阮文紹先生離開人世，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錄。在長達三十年的流亡歲月裡，除了在聖荷西短暫現身之外，他幾乎完全保持沉默，過著隱居生活。不接受媒體採訪，也沒有為歷史留下任何記錄。特別是國家最重大的問題——他在最後幾年與美國之間的邦交往來，完全沒有留下任何記載。前輩阮文紹把國家心中的痛，當成自己的私事一樣默默承擔。」

阮文紹夫人也表示，在家中完全找不到任何回憶錄的手稿。不僅是國家大事，就連他個人的心事，也都一起帶進了墳墓。

「我在這裡（倫敦）已經苦澀地生活了8年。」1983年初，阮文紹總統與助理阮文銀重逢時曾這樣說。

最後，他並非只苦了8年，而是在異鄉整整苦了26年。但他從未發出一句怨言、推卸責任或自我辯解。只有一次，他實在無法再忍，才不得不開口澄清。

讀者應該還記得，1979年秋天，國外一些報紙，尤其是美國、澳洲和歐洲的越南語報刊，曾對他進行極為嚴厲的抨擊，起因是一篇刊登在英國《NOW》雜誌上、歸咎於他的聲明。該文由記者麥可·鄧洛普（Michael Dunlop）撰寫，文中引用了一句據稱是阮文紹親口說的話。阮文紹對此極為不滿。這是他1975年前後唯一一次親自撰文，向輿論公開澄清。

1976年我們第一次與他重逢時，他曾說過永遠不會接受媒體採訪。但1979年，可能是在倫敦有人說服他接受鄧洛普的訪談，他才勉強同意。

與外國人（無論是官員還是記者）交談時，他喜歡直接用英語表達。他的外語能力其實相當不錯。法語非常流利，英語也相當順暢。他能輕鬆閱讀英文文件或報刊。從他對巴黎協定相關文件的勾劃、修改與批註（本書已有收錄）就可以清楚看出，他對政治和外交用語相當熟練。

1975年3月25日，我根據他的意思匆忙草擬了一封給福特總統的SOS求援信，他也親自勾掉並用英語改寫了幾句，目的是讓福特知道局勢尚未到絕望的地步。他使用的詞彙非常恰當，例如用「steadfastness」（堅定不移）而非「faithfulness」，用「exerted」（施加）而非「imposed」（強加）。

然而，外語總有許多細微的語感（nuances），如果翻譯成越南文往往很難精準傳達，反之亦然：例如「nhõng nhẽo, nũng nịu」（撒嬌、撒賴）這種詞，要怎麼準確翻譯呢？

在西貢時期，1974至1975年，當他接見外國客人（尤其是美國人）時，經常要我們一起在場。如果遇到英語卡住，他就會轉頭問我們，提醒他該怎麼說。有一次在會見一位美國官員時，我發現語言上有些混亂，客人離開後，我建議他以後最好用越南語交談，再由一位好的翻譯（最好是女翻譯）轉譯。他問為什麼？我回答說，亞洲政治人物通常都用母語回答，目的是保留「退路」——萬一說錯了什麼，還可以推給翻譯翻錯。我還開玩笑說，如果翻譯是女性，法國或美國客人通常比較容易原諒錯誤。

這一次，他大概是獨自一人接見那位記者，因此在語言上出了大問題。當記者問他「能為船民同胞做些什麼」時，他的本意是想說：「現在我已經沒有任何權力和手段，能為我的同胞『做些什麼』了！」問題出在「đối với」（對於）這個詞的英譯。原本應該是“Now I have nothing left to do for them.”，但據採訪者所述，他卻說成了“Now I have nothing left to do with them.”

越南語報紙翻譯出來就變成：阮文紹宣布「現在我跟他們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

阮文紹的心怎會冷如石頭？剛看到這則新聞時，我也大吃一驚，無法相信像他這樣的人會說出這種話。但事實確實如此。正當我感到困惑時，1979年10月15日，他寫信連同那篇訪談一起寄給我，要求我向同胞澄清這件事。如果覺得合適，可以用某種形式在報紙上刊登更正聲明。

他在倫敦居住期間，因為當時國際長途電話還不普及，而且費用昂貴，所以偶爾會寫信給我們，而不是打電話。我一直非常珍惜他透過書信吐露的心聲，視為珍貴的紀念。然而，經過漫長的歲月，而且他如今已身在另一個世界，我相信他也會同意我摘錄這封信，作為他當時心境的一個例子。

1979年10月15日

親愛的阿興：

這幾天你大概已經看到美國報紙轉載英國《NOW》雜誌引述我的那些報導了。因此我今天寄給你：

• 那篇報導原文
• 一封我痛斥麥可·鄧洛普的信（此人曾見過我，卻向《NOW》雜誌作了嚴重失實的報導）
• 一封給《NOW》雜誌總編輯的信

你看完後就會明白，我只是痛斥此人有關我個人以及越南問題的部分。至於他引述我談到美國的那些話，無論正確與否，我並不太在意。

我最嚴厲斥責他的一點，就是關於「with them」和「for them」的那句話，因為我擔心移民同胞會產生誤解。這明顯是他的惡意。不知是誰在背後唆使，而且時間上又正好與季辛吉出書等事件重合。不知是否為了進一步抹黑我、搶先打壓我？

因此，如果有機會，無論是報紙還是任何人問起有關船民的問題，請你幫我澄清。也許如果你認為適當，可以在影響力較大的報紙上，以適當形式刊登更正聲明……其中最重要的還是關於移民同胞的那一點。

我仍期待你的回信。收到後，我會再詳細寫信。

祝你和各位兄弟一切安好！

文紹 敬上

*****

1975年以後，當報紙對他提出許多指責時，我曾建議他應該出面澄清，但他不肯，認為沒有必要。然而在「船民」（boat people）事件上，他卻主動要求我幫忙更正。在信中，當他再次強調只需澄清「有關移民同胞的那一點」時，還在信紙邊緣另外寫道：「其他那些點，能說就說，不說也無所謂。有則好，沒有就算了。」

我按照他的意思，向朋友們做了澄清。但後來當我再問他是否要在報紙上公開更正時，他考慮之後說不必了，因為報紙可能又會借題發揮，說「現在才來更正」。況且他已經親自寫信向《NOW》雜誌的主編提出抗議了。

讀完這封簡短的信，除了船民問題之外，我們也可以立刻看出阮文紹總統心境的幾個特點：

第一，他對自己被指責對船民冷漠一事極為敏感，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敏感； 

第二，他對美國人感到極度難堪，以至於根本不在意記者引述有關美國的部分是否正確； 

第三，他對季辛吉懷有深深的怨憤； 

第四，他的多疑性格：他懷疑這件事背後有季辛吉在操縱，目的是讓他進一步失去信譽，因為季辛吉擔心他會寫出什麼東西來。

當我們出版《當同盟撤離》（KĐMTC）一書時，許多讀者提出關於阮文紹總統的問題，包括他最後階段的決定、他对盟友的看法，以及阮文紹這個人的本質。因此，在這本書中，我們希望能與同胞分享我們在獨立宮親眼所見的一切——他的思考、盤算、他所吐露的辛酸，以及我們後來進一步了解到的他對盟友的心境。

我們不是歷史學家，並沒有寫史的野心。我們寫這些文字的希望，只是為讀者提供更多資料，讓讀者自己得出各自的結論。

本書中許多內容，我們在《獨立宮密檔》（The Palace File，簡稱HSMDĐL）以及《當同盟撤離》（KĐMTC）中已經部分提及。然而，這本書仍有三個理由作為對前兩本書的補充：

第一，《獨立宮密檔》最初於1986年以英文出版，之後並未再版，許多後來才移民海外的越南人並不知道也沒有讀過這本書。那本書和《當同盟撤離》都著重於《巴黎協定》和盟友撤離的過程，也就是盟友對南越領導人和人民在最後階段的處理方式。因此，關於阮文紹總統個人的部分，只是零星、片段地提到。

第二，在這本書中，我們把焦點放在阮文紹總統本人，深入探討這位南越領導人的內心世界，特別是他對盟友的種種心境。內容寫得更詳細、更有系統，也更集中在主題上：阮文紹這個人的思考、盤算、辛酸心境，以及他內心的隱密想法。

第三，除了主題與前兩本書不同之外，本書還增加了許多對歷史極為重要的新資料，特別是：

• 超過20份極機密公函，內容是有關1975年4月最後一任美國大使葛拉罕·馬丁（Graham Martin）與國務卿亨利·季辛吉、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之間的往來；
• 美國白宮關於安排拋棄南越的秘密會議記錄（新近解密）；
• 季辛吉與周恩來在1971年6-7月及1972年6月的北京會談記錄；
• 季辛吉與蘇聯外長安德烈·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1972年5月的會談；
• 尼克森總統與周恩來1972年2月在北京的會談；
• 尼克森與季辛吉1972-1973年在白宮討論的錄音帶（2006年解密）；
• 關於約翰·穆雷將軍1974年夏天向美國國防部提交報告的更完整資料。

此外，我們還補充了一些從1985-1986年間，由傑羅德·謝克特（Jerrold L. Schecter）與我們共同進行的54次高級證人訪談的詳細筆記中整理出的資料。其中一部分訪談內容已寫進《獨立宮密檔》和《當同盟撤離》，但仍有許多與阮文紹本人及南越終結直接相關的細節，例如對約翰·內格羅蓬特（John Negroponte，後來在小布希總統時期擔任美國駐伊拉克大使）和理查·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2010年時為歐巴馬總統派駐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特使）、駐越南CIA主任湯瑪斯·波爾加（Thomas Polgar）、美國第七航空軍司令約翰·沃格特（John W. Vogt）將軍、最後一任駐西貢軍援司令部司令弗雷德·韋安德（Fred Weyand）將軍等人的訪談（訪談名單列於書末）。

最後，我們也更詳細地重述了至今仍保存下來、關於1975年3月和4月阮文紹總統在獨立宮與核心領導人幾次重要會議的記錄。這些會議的現存證人（2010年）包括前總理陳善謙、中將鄧文光、外長王文北，以及中將董文勳。

（請讀者注意：當我們引用文件時，經常使用粗體和斜體來強調重點。）

所有這些文件和記錄，都更清楚地呈現了一點：在極其艱難的環境和沉重壓力之下，越南共和國第二共和國領導人所作的努力與他內心的煎熬。

本書共分四部分：

• 第一部分：記述阮文紹總統在南越崩潰的最後日子裡，雖然竭盡全力，但內心已支離破碎；記錄他曾有意撤往湄公河三角洲（西貢西部）的打算，以及他為維持秩序、盡可能保全共和國憲政精神直到最後一刻所做的安排。
• 第二部分：概述阮文紹總統對美國盟友立場轉變的心境——從詹森總統時期「決戰但不求全勝」，到尼克森時期的反覆無常、背信棄義，以及季辛吉博士那些徒勞無功的秘密談判。
• 第三部分：對阮文紹這個「人」進行幾點觀察，包括他最後的幸運、為何不寫回憶錄、對盟友背叛的痛苦煎熬，以及他作為「自由世界前哨指揮官」的角色評論。
• 第四部分：談及阮文紹晚年仍能獲得的一些安慰，包括他為戰後經濟重建奠定基礎所做的工作，以及他個人對和平來臨後簡單生活的期望。在這一部分，我們也補充了一些關於越南共和國經濟與財政的資料，反映出從中央到地方，數百萬公務員和幹部在戰火中依然努力建設國家的可貴事蹟（這是較少被人提及的一面）。

「代結語」中，我們與讀者一同把目光投向中東。南越的悲劇似乎正在那裡重演，那裡的領導人已開始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而所謂的「卡爾扎伊總統」（或馬利基先生），恐怕最終也會落得與「阮文紹總統」相似的下場。

讀者也應注意一個巧合：季辛吉的兩位昔日部屬，後來分別成為美國在這兩個國家的代表——約翰·內格羅蓬特是小布希總統時期駐伊拉克大使，而理查·霍爾布魯克則在2010年擔任歐巴馬總統派駐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特使。

*****

最後，我們還想補充一點：在書寫阮文紹總統的心境時，我們忽然發現，有許多情節竟與我們自己非常相似，也可能與許多讀者有相通之處。

例如對美國的感情，我們大多數人恐怕也同樣被捲入一種又愛又恨、悲喜交織的複雜情緒之中。

我們感到悲傷，是因為看到美國一些政治人物的野心、狡詐與欺瞞，無論哪個時代，都對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邦交往來造成不小的影響——畢竟美國是一個超級大國。

我們感到欣慰，是因為知道美國人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他們把人道、正直、誠實這些價值看得極高。事實上，這個民族願意從家庭預算中拿出高達8%的比例，用來從事國內外的慈善與公益事業，即使需要透過信用卡借債也在所不惜。自古以來，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曾經這樣做過。

而這個國家，當年只是我們的盟友，如今卻已成為我們第二故鄉。在這裡，我們的子女得以接受教育、追求進步，融入最先進的科技軌道。絕大多數越南裔美國人都已過著相對穩定、富足的生活，甚至有些人已相當富裕。

因此，我們衷心希望美國的年輕一代——其中也包括我們自己的子孫——能夠從越南戰爭中吸取許多經驗，從父輩的眼淚中領悟許多教訓，從而成為既有遠見、又有同理心的領導者，為未來美國的外交貢獻更多力量。

如同我們前兩本書一樣，雖然我們已盡力忠實、準確地敘述，但仍無法完全避免主觀的情感，以及一些疏漏，例如日期、姓名、職務的錯誤，或是打字上的失誤。

對於這些缺失，我們衷心相信並期待廣大讀者能給予最大的體諒與包容。

Lời Mở Đầu Một gian phòng khá rộng được xây kiên cố dưới lầu hầm. Bên cạnh là nơi đặt đài phát thanh với đầy đủ thiết bị kê sát nhau từ sàn lên tới trần. Hầm có máy phát điện và đường giây điện thoại riêng biệt. Giữa phòng kê một cái ghế, một bàn nhỏ với hai điện thoại khác màu. Trên tường treo nhiều bản đồ thật lớn về các quân khu, thành phố Sàigòn và vùng lân cận. Đây là trung tâm chỉ huy dành cho Tổng thống Thiệu phòng khi biến loạn. Từ căn phòng ngủ của gia đình, ông có thể đi xuống thẳng trung tâm này qua một cầu thang nhỏ. “Hễ khi nào anh thấy Đại sứ Mỹ tới gặp và yêu câu tôi làm một việc gì mà tôi không làm, thì chỉ vài tuần sau anh sẽ thấy có biểu tình, "ông nói với chúng tôi lúc còn ở Dinh Độc Lập. Không phải hễ cứ biểu tình là có đảo chính hay thay đổi chính phủ, nhưng đảo chính hoặc thay đổi chính phủ thường hay theo sau các cuộc biểu tình. Hầu như nó trở nên một quy luật, dù là ở Sàigòn (TT Diệm:11/1963), Seoul, Đại Hàn (TT Rhee: 4/1960), hay Mamla, Phi Luật Tần (TT Marcos: 2/1986). Nhớ lại những cuộc biểu tình năm 1963 mà ông Thiệu phát ớn! Đang khi biểu tình tiếp diễn, tướng lãnh âm mưu đảo chính thuyết phục Đại tá Thiệu rằng nếu ông Diệm còn làm tổng thống thì quân đội sẽ bị cắt giảm quân viện, rồi ra lệnh cho ông tấn công Dinh Gia Long. Nhưng khi về tới Bộ TTM mà trông thấy xác Tổng thống Diệm và ông Nhu đầy máu me nằm co quắp trên sàn chiếc xe M-113 bọc sắt, ông đã bàng hoàng kinh hãi. Đại tá Thiệu mở mũ ra cúi đầu chào thật sâu. Rồi từ giây phút ấy hình ảnh hai người này luôn luôn lởn vớn trong trí óc ông. Hằng năm cứ đến ngày 1 tháng 11, trong cương vị là tổng thống, ông Thiệu chủ tọa một tiệc khoản đãi cho ngoại g1ao đoàn. Nhưng khi tiếng chuông chiều từ ngôi Thánh Đường trước Dinh Độc Lập ngân lên thì trong ngôi nhà nguyện bé nhỏ, vợ chồng ông lại dự lễ tưởng niệm cho người quá cố. Linh mục Khổng Minh Giác, người hay cử hành thánh lễ cho gia đình ông, kể lại là vào ngày này khi hỏi về ý cầu xin trong buổi lễ, ông Thiệu đáp: "Xin cho linh hồn người sớm được về nơi Diễm Phúc, và xin người cầu cho chúng tôi trong giờ phút nguy khốn này." Ông Thiệu muốn an ủi ông Diệm nơi thế giới bên kia, nhưng ông cũng đang cầu nguyện vừa cho ông Diệm vừa cho chính mình. -- Nguyễn Văn Thiệu: “Kể ừ khi Hoa kỳ yêu câu tôi từ chức và còn mặc cả với tôi về ngày giờ từ chức, nếu tôi không phải là một quân nhân thì tôi đã từ chức rôi. Bởi vì tôi thấy những người tôi coi là bạn đã thiếu tình nghĩa đối với tôi. Nhưng tải nhục cá nhân thì dù lớn đến mấy đi nữa, tôi cũng sẽ tiếp tục chiến đấu... Tôi chưa hề nói với ai là người Mỹ đã yêu câu tôi từ chức, vì nếu biết như vậy thì họ cũng sẽ bị tải nhục giống như tôi, cho nên tôi đã làm ra bộ như chính mình tự lấy quyết định ấy. " -- Henry Kissinger: “Tôi cảm phục sự can đảm, lòng hy sinh và tính anh hùng được biểu lộ trong những câu giảng thuyết của Ngài. Tuy nhiên là một người Mỹ tôi không khỏi bực bội về câu phát biểu của Ngài cho là chúng tôi đã thông đông với Xô Viết và Trung Quốc...Khi chúng tôi thảo luận với Xô Viết và Trung Quốc thì đó chỉ là để áp lực với họ để họ làm áp lực với Hà Nội. Chúng tôi thực tâm tin rằng bản Hiệp định đề nghị này bảo tôn được nền tự do của Miền Nam Việt Nam. " Đây là một đối thoại vào mùa Thu 1972 giữa hai người tại Dinh Độc Lập do chính Tiến sĩ Kissinger ghi lại. Hôm ấy ông tới để thuyết phục TT Thiệu chấp nhận dự thảo bản hiệp định do ông đàm phán.(2) Ông Thiệu hỏi tại sao không có điều khoản về việc Bắc Việt rút quân khỏi Miền Nam, ông Kissinger nói: "Thưa Tổng thống, không thể như thế được. Nếu được thì tôi đã làm rồi. Vấn đề này đã được nêu lên trước đây ba năm nhưng Nga Xô không chấp nhận" (xem Chương 20). Đó là về quân sự, về giải pháp chính trị thì bản dự thảo lại còn điều khoản (Điều 5-b) đòi ông Thiệu phải từ chức. Vừa đụng độ lớn với ông Kissinger nhử vậy năm 1972 thì sang năm 1973 ông Thiệu lại trở thành cái gánh nặng cho cả hai người Nixon và Kissinger. Sau khi ngưng chiến và quân đội Mỹ đã rút đi hết thì đến lúc thi hành giải pháp chính trị. Theo Hiệp định Paris thì Miền Nam phải thành lập một Hội Đồng Hòa Hợp Hòa Giải Dân Tộc' một hình thức chính phủ liên hiệp với MTGP để đi tới bầu cử (xem Điều 12a trong Bảng So Sánh - Chương 16). Nhưng ông Thiệu cứ dùng dằng mãi, đòi phải có bảo đảm về bầu cử tự do thì mới có Hội đồng. Việc này làm cho ông Kissinger rất bất mãn. Ông muốn mọi bước đi phải theo đúng quy trình đã sắp xếp. Vì có như vậy thì mới chứng minh được sự thành công là đã đem lại cả hòa bình lẫn danh dự cho Miễn Nam. Washington càng khó chịu, ông Thiệu lại càng đề cao cảnh giác.

Phần đông đồng bào chỉ biết đến Nguyễn Văn Thiệu là một tướng lãnh, một tổng thống, ít ai biết đến khía cạnh 'con người' và những suy nghĩ, tính toán thầm kín trong tâm trí ông. Ngay cả phía Mỹ cũng không biết mà chỉ phỏng đoán, dù CIA đã phải dùng đến những phương pháp bất chính kể cả gài máy nghe lén tại văn phòng và khu ở của gia đình ông trong Dinh Độc Lập (như tiết lộ mới đây- 2009). Dư luận phê phán về ông thì thật nhiều: ông là một con người cứng rắn, khô khan, mưu lược, đa nghĩ; ông tham quyển cố vị, độc tài, tập trung quyền hành, một con người thời cơ? VỀ những điểm này thì nhiều người đã đề cập hay tranh luận. Có thể ước đoán rằng TT Thiệu cũng đã chia sẻ nhiều điều với những người làm việc gần gũi ông, thí dụ như Bí Thư Hoàng Đức Nhã, hai Phụ Tá Nguyễn Văn Ngân, Nguyễn Phú Đức, Trung tướng Đặng Văn Quang. Vì ở xa quê hương từ năm 1958, cá nhân chúng tôi không biết øì nhiều về những khía cạnh chính trị nội bộ. Nhưng vì một tình cờ lịch sử nên trong những năm cuối cùng, chúng tôi đã được chứng kiến một số việc Tổng thống Thiệu làm, nhất là những suy tư, tính toán của ông đối với Hoa Kỳ. Đôi khi, chúng tôi cũng cảm nhận được một vài niềm vui đến với ông về mặt xây dựng kinh tế, và phát triển nông thôn. Rồi khi nhìn thấy ánh sáng đầu lửa "cuối đường hầm" thì ông rất hoan hỉ vì nghĩ rằng sắp tới lúc hết còn phải lệ thuộc vào người đồng minh. Đặc biệt về việc VNCH phải luôn luôn đi 'cầu viện' thì trong những ngày tháng cuối cùng, ông đã để lộ ra nỗi chua cay xót xa. Sau này tại Luân Đôn và Boston, chúng tôi còn được nghe ông tâm sự nhiều hơn nữa về khía cạnh này, về cái cảnh làm tổng thống một nước nghèo! Nhớ lại là vào hè 1974 khi Quốc Hội Mỹ cắt viện trợ quá bất ngờ, ngược hẳn lại với những cam kết là sẽ tăng mạnh viện trợ để bù vào việc Mỹ rút đi thì trong những buổi họp thấy nét mặt ông đăm chiêu, lo lắng. Dần dần chúng tôi mới biết là từ đó ông đã suy nghĩ về kế hoạch 'đầu bé đít to', cắt xén lãnh thổ, nhưng chỉ lủi thủi suy nghĩ một mình. Bởi vậy, ít khi nào thấy ông cười đùa hay nói chuyện tiếu lâm như lúc trước. Sau khi TT Nixon từ chức, chúng tôi gợi ý là ông nên nói thẳng với đồng bào về những nỗi khó khăn của mình để họ cùng chia sẻ với ông, nhất là vì mọi người đang phải chịu đựng trước một tình trạng kinh tế, tài chính khó khăn. Nhưng không, ông không chịu, lại còn chỉ thị chúng tôi nói với anh em trong khối kinh tế, tài chính là chớ có bàn bạc công khai về viện trợ kéo quân dân nản lòng. Cho nên, về liên hệ đối với Hoa kỳ thì ông luôn luôn trăn trở. Ông bị ray rứt bởi những tình cảm lẫn lộn về một đồng rninh thương, ghét, một mối tình chẳng bao giờ xuông sẻ. Là lãnh đạo một nước bị lôi cuốn vào một cuộc chiến dài lê thê, ông phải trông nhờ vào người đồng minh chính yếu về mọi mặt quân sự lẫn kinh tế. "Chúng tôi ấi tìm đâu ra ñược một cường quốc khác có thể giúp chúng tôi như Hoa Kỳ..Không, không đâu, nếu Hoa kỳ bỏ rơi thì chúng tôi sẽ sụp đố, sụp đố hoàn toàn, tuyệt đối, “ Ông Thiệu tâm sự với nữ ký giả Oriana Fallaci. (3) Về bình diện cá nhân thì chỗ đứng của ông trên cái sân khấu chính trị Miền Nam lại cũng dựa phần lớn vào sự ủng hộ của Hoa Kỳ. Nếu không có sự ủng hộ ấy là nguy ngay, như thời TT Diệm. Chính ông Thiệu kể lại rằng lý do thuyết phục nhất do những tướng lãnh âm mưu đảo chính đưa ra lúc ấy là nếu ông Diệm còn làm tổng thống thì quân viện sẽ bị cất giảm ` Cái oái oăm là đang khi phải ôm lấy người đồng minh cho thật chặt thì ông lại trăn trổ trong lòng về những hành động của người ấy, nay thế này mai thế khác, chẳng biết đâu mà lần. Rồi cuối cùng thì phải chuốc lấy một niềm cay đắng, một sự tủi nhục khôn nguôi. Nhưng ông là con người rất tư riêng, kín đáo, ít khi chia sẻ với người khác về những vấn đề của mình. Ông hay ví von cái liên hệ VNCH và Hoa Kỳ giống như tình nghĩa đôi vợ chồng. “7hø bà, “ông nói với Fallaci, "vợ chồng cũng có thể cãi nhau, nhưng có phải vì vậy mà trở thành thù địch đâu. Nhưng nếu có gây lộn thì phải ở trong phòng ngủ, lúc cửa đã khóa thật chặt, không bao giờ nên đế cho con cái nhìn thấy cái cảnh gây lộn. Tình nghĩa giữa bạn bè thì cũng như vậy. “ (4)

Khởi thủy, chúng tôi chẳng biết ông Nguyễn Văn Thiệu là ai. Chỉ từ giữa năm 1965 mới thấy báo chí Mỹ nói tới ông. Trong khoảng hai năm trước đó, hình ảnh chính trị Miễn Nam trở nên hết sức bết bát. Tại các đại học Mỹ, chúng tôi thường bị sinh viên, giáo sư vặn hỏi là 'tại sao nước các anh lộn xộn quá vậy?' Cứ đảo chính liên tục! Nhưng từ khi có Tướng Thiệu lên vai trò lãnh đạo thì thấy tình hình dần dần ổn định, không nghe thấy lộn xộn nữa. Ông này là ai đây, chúng tôi tự hỏi. Mùa Xuân 1968, đang khi đi công tác cho Quỹ Tiền tệ Quốc tế ở Gambia (Phi Châu) chúng tôi nghe đài VOA loan tin TT Johnson quyết định không ra tranh cử nữa. Như vậy là xong rồi, chúng tôi suy luận. Ngay từ tháng 4, 1965 khi thấy TT Johnson đề nghị ngưng chiến và dùng ít nhất là một tỷ đô la để tái thiết Đông Dương (xem Chương 13), chúng tôi đã bắt đầu hy vọng và suy nghĩ về một giải pháp để đi tới hòa bình, đó là hiệp thương giữa hai miền Nam, Bắc. Bởi vậy sau Tết Mậu Thân khi thấy ông Johnson tuyên bố không ra thêm nhiệm kỳ nữa, chúng tôi thấy tình hình trở nên khẩn trương, nên quyết định sang Đức để nghiên cứu mô hình Đông Đức và Tây Đức buôn bán với nhau. Dù là một nước bị phân chia nhưng liên lạc thương mại thì vẫn tiếp tục. Hè 1969 chúng tôi thảo lá thư đầu tiên cho TT Thiệu. Bức thư được chuyển qua Tướng Trần Văn Đôn (Đại sứ Lưu động), một người chúng tôi quen biết. Ông Đôn nói chúng tôi nên về Sàigòn để trình bày với Tổng thống Thiệu. Qua sự sắp xếp này, vào tháng 9, 1971 chúng tôi nhận được lời mời của Tổng thống để về Sàigòn tham khảo. Gặp ông lần đầu, chúng tôi rất ái ngại phải mang chuyện hiệp thương ra trình bày vì nó trái ngược với đường lối của ông. Nhưng ngược lại, ông tỏ ra rất mềm dẻo, uyển chuyển. Ông đồng ý với chúng tôi và còn cho mang ra hòa đàm Paris để đề nghị với Bắc Việt. Đến lúc bầu cử vào mùa Thu 1971, chính ông đã để nghị hiệp thương trong một bài diễn văn trước lúc bầu cử. Sau này, vào năm 1986 khi thăm ông tại Boston, chúng tôi hỏi là tại sao ông lại đồng ý về để nghị của chúng tôi lúc ấy. Ông hỏi lại: "Tại sao không?" Tồi nói vì nó đi ngược với chính sách 'Bốn Không'. Ông giải thích: "Tôi chỉ nói bốn không' chứ có bao giờ tôi nói bốn không cả trăm phần trăm đâu.' Đó chỉ là một cái chiến lược để điều đình. Khi điều đình thì có thể là 70% cái không này, 30% cái không kia. Điều đình thì phải còn có cái gì để mà điều đình chứ. " Báo chí Mỹ thường mô tả ông là con người diều hâu, quá cứng rắn, độc tài. Một mình với chúng tôi ông tỏ ra mềm dẻo, bình dân, không có cử chỉ cao ngạo. Tuy nhiên phần nào thì chúng tôi cũng đã cảm nhận được cái cá tính thận trọng, đa nghi của ông. Với đôi mắt sáng quắc, ông cứ ngó thẳng vào mặt chúng tôi: ông này đang xem tướng mình đây, tôi nghĩ, hoặc đang dò xét xem mình có phải là người CIA hoặc đến cầu cạnh việc gì không. Tôi nhìn thẳng vào mắt ông, như để đáp lại. Khuôn mặt ông tròn trĩnh, không vết nhăn hay vẻ lo âu. Trong thời gian làm việc gần ông cũng như sau này trong những chuyến thăm hỏi, chúng tôi thấy ông sống đơn giản, không cầu kỳ. Ông thích ăn phở, hủ tiếu, uống cà phê. Ban tối thì nhâm nhi ly rượu whisky. Có lần ông còn dặn tôi nên tập ăn thịt chuột, vì "thịt chuột ở Miền Tây rất ngon". Về quần áo, ông thích mặc những bộ ngắn tay kiểu safari bốn túi, kể cả khi tiếp nghị sĩ Mỹ. Tới hôm ông tiếp toàn bộ phái đoàn Quốc hội Hoa Kỳ cuối cùng (ngày 1 tháng 3, 1975), ông cũng định mặc bộ bốn túi như thường lệ, tôi gợi ý là ông nên mặc complet. Ông hỏi lại: "mặc bộ bốn túi thì không phải tổng thống hay sao?" Tôi trả lời là tất cả phái đoàn trừ hai bà dân biểu (Bella Abzug và Millicent Fenwick) đều mặc complet. Ông đồng ý ngay và mặc một bộ complet mầu xanh đậm.

Trong bài viết về người niên trưởng là Trung tướng Nguyễn Văn Thiệu đã ra đi, nhà bình luận Giao Chỉ (cựu đại tá) có viết: "Ông Thiệu ra đi không để lại hồi ký. Suốt 30 năm lưu vong, trừ một thời gian xuất hiện ngắn tại San Jose, ngoài ra ông hoàn toàn kín tiếng và sống ẩn dật. Không tiếp xúc với báo chí, không để lại các di sản cho lịch sử. Đặc biệt là vấn nạn số một của quốc gia là câu chuyện bang giao với Hoa Kỳ trong các năm cuối cùng không hề được ghi lại. Niên trưởng Nguyễn Văn Thiệu ôm lấy chuyện đau lòng của đất nước như chuyện riêng của ông." Bà Thiệu cũng nói trong nhà không tìm thấy trang giấy hồi ký nào cả. Không những chuyện đất nước, ông còn ôm cả những chuyện riêng của mình đem xuống tuyển đài. “Tôi đã sống ở đây (Londres) 8 năm trong cay đắng," TT Thiệu nói với Phụ Tá Nguyễn Văn Ngân khi gặp lại nhau đầu năm 1983. Sau cùng thì không phải 8 năm mà là 26 năm cay đắng trên xứ người. Nhưng ông không một lời ta thán, đổ lỗi hay bào chữa. Duy chỉ có một lần không kiểm chế được nên ông đã phải lên tiếng. Độc giả còn nhớ là vào mùa thu năm 1979, một số báo chí ngoại quốc và nhất là của người Việt ở Mỹ, Úc, và Âu châu đã có những bài chỉ trích ông hết sức nặng nề về một lời tuyên bố gán cho ông ¡n trên tờ báo NOW ở bên Anh. Một bài do nhà báo Michael Dunlop viết về ông cựu Tổng thống Miễn Nam có viện dẫn một câu mà anh ta viết là chính ông Thiệu nói. Ông Thiệu hết sức bất mãn. Đây là lần duy nhất trước và sau 1975 chính ông phải viết để thanh minh trước công luận. Khi gặp lại chúng tôi lần đầu vào năm 1976, ông có nói là sẽ không bao giờ cho báo chí phỏng vấn. Nhưng vào năm 1979 chấc vì có ai ở Luân Đôn đã thuyết phục ông cho nhà báo Dunlop gặp và trò truyện, nên ông bằng lòng. Khi nói chuyện với người ngoại quốc, dù là quan chức hay là nhà báo, ông thích nói thẳng bằng tiếng Anh. Thực sự, trình độ của ông về ngoại ngữ tương đối là tốt. Tiếng Pháp thì ông rất lưu loát. Về tiếng Anh thì ông khá trôi chảy. Ông đọc văn kiện hay báo chí Anh ngữ dễ dàng. Cứ xem những câu ông gạch xóa, bút phê vào các văn bản liên quan tới Hiệp định Paris (như in lại trong cuốn KĐMTC) là thấy rõ. Ông thông thạo về những từ ngữ chính trị, ngoại giao. Ngày 25 tháng 3, 1975, khi tôi thảo vội bức thư cầu cứu SOS viết cho Tổng thống Ford theo như ý ông, ông cũng gạch xóa, viết lại một vài câu bằng tiếng Anh để tỏ ra cho ông Ford là tình hình chưa tuyệt vọng. Ông dùng những chữ rất thích hợp, thí dụ như 'steadfastness' thay vì faithfulness; "exerted' thay vì 1mposedi.

Tuy nhiên về ngoại ngữ thì luôn có những ngữ sắc (nuances) mà nếu dịch ra tiếng Việt thì rất khó. Và ngược lại cũng vậy: làm sao mà ta dịch cho đúng được chữ “nhõng nhẽo, nũng nịu”? Lúc ở Sàigòn, vào những năm 1974-1975 khi tiếp khách ngoại quốc, nhất là Mỹ thì ông hay bảo chúng tôi cùng dự. Khi nào bí về tiếng Anh, ông quay sang hỏi để nhắc cho ông. Có lần trong buổi gặp gỡ một quan chức Mỹ, tôi thấy có sự lẫn lộn về ngôn ngữ, nên sau khi khách đi, tôi đã cố vấn ông nên nói bằng tiếng Việt, rồi cho một thông dịch viên (tốt hơn là một nữ thông dịch viên) dịch lại. Ông hỏi tại sao? Tồi trả lời là vì các chính khách Á Đông thường trả lời bằng ngôn ngữ của nước họ, lý do là để giữ lấy “một lối thoát, đó là nếu lỡ nói điều gì hố thì có thể đổ cho thông dịch viên dịch lầm. Tôi nói đùa là nếu thông dịch viên là một phụ nữ thì khách Pháp, Mỹ lại thường dễ bỏ qua lầm lỗi. Lần này, chắc ông chỉ một mình ngồi với nhà báo, nên đã có sự trục trặc lớn về ngôn ngữ. Khi nhà báo hỏi ông xem ông có thể làm được gì cho đồng bào thuyển nhân thì ông trả lời với ý muốn nói là nay tôi chẳng còn quyền hành hay phương tiện để làm được gì “đối với” đồng bào tôi!” Vấn đề trục trặc là dịch ra tiếng Anh về chữ “đối với” đồng bào tôi. Đáng lẽ phải nói là “Now I have nothing lef to do fr them, ” thì (heo như người phỏng vấn), ông đã nói “Now Ï have nothing leƒ† to do with them. ” Báo chí Việt ngữ dịch ra là ông Thiệu tuyên bố “Bây giờ tôi chẳng còn mắc mớ gì đối với họ nữa. ” Quả tim ông Thiệu sao lạnh như đá? Thoạt đầu khi đọc tin này thì tôi cũng giật mình, vì không thể tin rằng một người như ông Thiệu lại có thể nói câu này. Mà thực như vậy. Đang khi tôi băn khoăn thì ngày 15 tháng 10, 1979 ông viết thư kèm theo bài phỏng vấn và yêu cầu tôi đính chính với đồng bào ông về chuyện này. Và nếu thấy nên thì đăng lên báo dưới một hình thức nào đó để cải chính. Trong thời gian khi ông còn cư ngụ tại Luân Đôn, vì điện thoại viễn liên lúc ấy chưa phát triển, lại rất đắt đỏ, nên thỉnh thoảng ông có viết thư cho chúng tôi thay vì gọi điện thoại. Chắc chắn là tôi phải trân trọng giữ những lời tâm sự qua thư từ của ông như những kỷ niệm. Tuy nhiên, sau một thời gian dài, và dù đã ở thế giới bên kia, tôi chắc ông cũng đồng ý cho tôi trích lại lá thư này như một thí dụ để nói lên tâm tình của ông. 1510, 1979 Anh Hưng mến, Chắc mấy hôm nay bên này anh có đọc báo Mỹ đăng lại những gì mà tờ báo NOW! bên Anh quote (trích dẫn) tôi. Vì đó tôi gởi cho Anh hôm nay: - Bài báo đó, - 1 thơ tôi chưởi thằng Michael Dunlop, tên này đã gặp tôi và tường thuật lại sai biệt cho báo Nowl - l thơ cho Editor-in-Chieƒ báo NOW! Khi Anh đọc xong, Anh sẽ thấy rõ tôi chỉ chưởi (chửi) tên này về những chuyện liên hệ tới cá nhân tôi và đến vấn đề Việt Nam mà thôi. Còn những gì nó quote tôi dù trúng hay sai có liên hệ đến Mỹ, tôi không quan tâm lắm. Có một điểm mà tôi chưởi (chửi) nó nặng nhứt là câu về di cự:...with them và for them, vì tôi sợ đồng bào di cư hiểu lầm. Đây là một ác ý rõ ràng của nó. Không biết do ai xúi dục mà thấy trùng hợp với vụ Kissinger ra sách v.v. Không biết có phải để discredit tôi thêm và phủ đầu mình hay không? Vậy có dịp nào báo hay bất cứ ai thắc mắc về câu liên hệ đến Boat people thì Anh đính chánh giùm. Cũng có thể nếu anh thấy tiên và nên, thì đăng lên báo nào Influent nhứt Ì hình thức nào đó với mục đích clear giàm tôi... mà cũng vẫn cái điểm về di cư là quan trọng nhứt Tôi vẫn mong thư Anh. Khi nhận được, tôi sẽ viết dài hơm. Thăm Anh và Anh em vui, MẠNH. Mến, Thiệu

Sau 1975, khi báo chí cáo buộc ông nhiều điều, tôi nói ông nên cải chính, nhưng ông không chịu, cho là không cần thiết, nhưng vụ 'boat people' thì tự ông yêu cầu tôi cải chính giúp. Trong thư, khi nhắc lại là chỉ cần cải chính 'cái điểm về di cư,' ông còn viết thêm ở bên lễ trang giấy là "những điểm kia có nói được hay không, cũng không cần thiết. Có thì tốt, không thì thôi." Tôi đã làm theo ý ông và cải chính với bạn bè, nhưng đến khi hỏi lại ông về việc cải chính trên báo thì ông suy nghĩ lại và nói là khỏi cần vì có thể là báo chí lại được dịp bình luận thêm nữa là 'bây giờ thì cải chính.' Vả lại ông cũng đã viết thư phản đối cho chủ biên tờ NOW tôi. Đọc qua bức thư vắn gọn này, ngoài vấn đề thuyển nhân, ta cũng thấy ngay một vài nét về tâm tư Tổng thống Thiệu: thứ nhất là ông rất nhạy cảm về việc ông bị chỉ trích là thờ ơ đối với thuyển nhân, nhạy cẩm hơn hết những chuyện khác; Thứ hai là cảm giác ê chề của ông đối với người Mỹ đến mức ông chẳng cần để ý xem nhà báo đã trích dẫn đúng hay sai về Mỹ; thứ ba là sự cay đắng sâu xa của ông đối với ông Kissinger; và thứ tư là tính đa nghỉ: ông nghi Kissinger đã đứng sau vụ này để làm ông mất uy tín vì anh ta sợ ông sẽ viết lách gì đây. Khi chúng tôi ra mắt cuốn KĐMTC, nhiều độc giả đặt những câu hỏi về Tổng thống Thiệu, những quyết định cuối cùng, những suy nghĩ của ông về người đồng minh, và về chính con người Nguyễn Văn Thiệu. Bởi vậy trong cuốn sách này chúng tôi mong được chia sẻ với đồng hương những gì mình đã chứng kiến trong Dinh Độc Lập, những điều ông suy nghĩ, tính toán và thổ lộ sự chua xót, kèm theo những điều chúng tôi đã tìm hiểu thêm được về tâm tư của TT Thiệu đối với đồng minh. Chúng tôi không phải là sử gia nên không có tham vọng viết sử. Hy vọng của chúng tôi khi viết những dòng này là sẽ giúp cho độc giả có thêm dữ kiện để chính độc giả đi đến những kết luận riêng của mình. Nhiều điểm trong cuốn sách này thì chúng tôi cũng đã nói tới trong cuốn The Palace File (Hồ Sơ Mật Dinh Độc Lập - HSMDĐL) và phần nào trong cuốn Khi Đồng Minh Tháo Chạy (KĐMTC). Tuy nhiên, có ba lý do cho cuốn sách này bổ túc cho hai cuốn trước: thứ nhất, cuốn The Palace File (HSMDĐL) xuất bản nguyên thủy bằng tiếng Anh năm 1986 và không in lại, nhiều đợt người Việt Nam di tấn ra hải ngoại sau này không biết và không đọc cuốn đó. Cuốn đó cũng như cuốn KĐMTC chú trọng đến Hiệp Định Paris và việc tháo chạy của đồng minh, tức là nói đến cái cung cách hành xử của đồng minh đối với người lãnh đạo và nhân dân Miễn Nam vào giai đoạn cuối cùng. Vì thế chỉ đề cập rải rác và lặt vặt đến những điều nói riêng về Tổng thống Thiệu. Bởi vậy, thứ hai, trong cuốn sách này, chúng tôi chú trọng đến chính TT Thiệu và nói đến tâm tư của người lãnh đạo Miền Nam. đặc biệt là về đồng minh. Sách viết chỉ tiết hơn, hệ thống hóa hơn, tập trung vào chủ đề: những suy nghĩ, tính toán, tâm trạng chua xót, tư tưởng thầm kín của chính con người Nguyễn Văn Thiệu; thứ ba, ngoài chủ đề khác với hai cuốn trước, cuốn này có thêm được nhiều tài liệu mới, rất quan trọng cho lịch sử, đặc biệt là: ‹ . Trên 20 công hàm tối mật về những trao đổi giữa Đại sứ cuối cùng Graham Martin và Ngoại trưởng Henry Kissinger, Cố vấn An ninh Tổng thống Brent Scowcroft vào tháng 4, 1975; - Biên bản về những cuộc họp mật sắp xếp bỏ rơi Miền Nam (do Tòa Bạch Ốc soạn, mới giải mật): o Các cuộc họp giữa ông Kissinger và Chu Ân Lai tại Bắc Kinh vào tháng 6 - tháng 7, 1971 và tháng 6, 1972; o Cuộc họp ông Kissinger và ông Andrei Gromyko, Ngoại trưởng Liên Xô vào tháng 5, 1972; o Cuộc họp giữa TT Nixon với Thủ tướng Chu Ân Lai tại Bắc Kinh vào tháng 2, 1972; - - Những cuốn băng thu các cuộc bàn luận của hai ông Nixon-Kissinger tại Tòa Bạch Ôc năm 1972-1973 (được giải mật từ 2006); ‹Ổ Một số tài liệu đầy đủ hơn về Báo Cáo của Tướng John Murray với Bộ Quốc Phòng Mỹ (Hè, 1974); Ngoài ra chúng tôi cũng ghi thêm một số dữ kiện rút ra từ những ghi chú dài về 54 cuộc phỏng vấn các nhân chứng cao cấp Hoa Kỳ và VNCH do Jerrold L. Schecter và chúng tôi thực hiện (1985-1986). Một phần của những phỏng vấn này đã được viết trong cuốn 'The Palace File' và KĐMTC, nhưng còn những chỉ tiết khác liên hệ tới chính ông Thiệu và sự kết thúc của VNCH, thí dụ như phỏng vấn các ông John Negroponte (Đại sứ Mỹ ở Iraq thời TT George Bush con) và Richard Holbrooke (hiện nay -2010- là Đặc Ủy của TT Obama ở Afghanistan và Pakistan); Giám đốc CIA ở Việt Nam Thomas Polgar, các Tướng John W. Vogt, Tư lệnh Đệ Thất Không Lực Hoa Kỳ ở Thái Lan, Tướng Fred Weyand, Chỉ Huy trưởng MACV cuối cùng ở Sàigòn, cũng là người hướng dẫn phái đoàn do TT Ford gửi sang Miền Nam cuối tháng 3 - đầu tháng 4, 1975 (Danh sách phỏng vấn ở cuối sách); Sau cùng, chúng tôi viết lại cho cặn kẽ hơn về những điều quan trọng đã ghi và còn giữ lại được cho tới ngày nay về một số cuộc họp của TT Thiệu với các lãnh đạo nòng cốt tại Dinh Độc Lập vào tháng 3 và tháng 4, 1975. Những nhân chứng các cuộc họp này hiện còn sống (2010) là Thủ tướng Trần Thiện Khiêm, Trung tướng Đặng Văn Quang, Ngoại trưởng Vương Văn Bắc, và Trung tướng Đồng Văn Khuyên. (Lam ý độc giả là khi trích dẫn các văn kiện, chúng tôi hay dùng kiểu chữ đậm và chữ nghiêng để nhấn mạnh). Tất cả những tài liệu và ghi chép này đều làm cho rõ hơn một điều: đó là những cố gắng trong hoàn cảnh hết sức khó khăn và những áp lực đè lên tâm trạ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nền Đệ Nhị Cộng Hòa Việt Nam. Cuốn sách gồm bốn phần: ‹ . Phân]: nói đến những nỗ lực tối đa của TT Thiệu nhưng tâm tư ông tan nát trong cảnh Miền Nam suy sụp vào những ngày tháng cuối cùng; ghi lại ý định của ông muốn rút về Miền Tây; rồi những sắp xếp để giữ được trật tự, bảo tồn tinh thần Hiến Pháp của nền Cộng Hòa cho tới giờ phút chót; se . Phần II: tóm tắt tâm tư của Tổng thống Thiệu về những thay đổi lập trường của đồng minh Hoa Kỳ, quyết chiến mà chẳng quyết thắng dưới thời Tổng thống Johnson đến sự tráo trở, lật lọng dưới thời Tổng thống Nixon, và những năm mật đàm hư vô của Tiến sĩ Kissinger; e Phân II là nhận xét vài nét về 'con người' của ông Nguyễn Văn Thiệu; cái may mắn cuối cùng của ông; lý do tại sao ông không viết hồi ký; những ray rứt về sự phần bội của đồng minh; và bình luận về vai trò của ông như là một 'Tư lệnh tiền đồn' của Thế giới Tự Do; e _ Phân]IV: nói tới những niềm yên ủi còn lại đối với TT Thiệu về cuối đời, đó là những việc ông đã làm để đặt nền móng cho việc tái thiết nền kinh tế hậu chiến, cũng như về ước mong đơn giản của cá nhân ông khi ngày thanh bình trở lại. e _ Trong phần này chúng tôi cũng ghi thêm một số dữ kiện về kinh tế, tài chính của VNCH, phản ảnh những cố gắng đáng ghi nhớ của cả triệu công chức, cán bộ, từ trung ương tới địa phương, đã vẫn cứ xây dựng ngay giữa một cuộc chiến (khía cạnh ít người đề cập tới). "Thay lời kết," chúng tôi cùng độc giả nhìn vào Miễn Trung Đông. Dường như cái bi kịch của Miễn Nam Việt Nam lại đang tái diễn, và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nơi đây đã bắt đầu lấn cấn trước cái cảnh tiến thoái lưỡng nan, và "lầm Tư TT Karzai' (hay ông Maliki) thì có lẽ rồi cũng giống như "lầm Tư Tổng thống Thiệu.' Độc giả cũng nên lưu ý một sự ngẫu nhiên là hai nhân viên của ông Kissinger lại là đại diện của Hoa Kỳ ở hai nước này: ông John Negroponte là Đại sứ tại Iraq thời chính phủ TT George Bush (Bush con), và ông Richard Holbrooke, hiện nay (2010) là Đặc sứ tại Afghanistan và Pakistan thời TT Barack Obama.

Sau cùng thì cũng phải thêm rằng khi viết về tâm tư TT Thiệu, chúng tôi lại chợt thấy có nhiều tình tiết nó rất gần gũi hoặc tương tự như của riêng mình, và cũng có thể là của rất nhiều độc giả. Ví dụ như đối với Hoa Kỳ thì có thể là phần đông chúng ta cũng bị lôi cuốn vào cái vòng luẩn quấn thương ghét, vui buồn. Buồn vì nhìn thấy những tham vọng, những gian manh, dối trá của một số chính trị gia Hoa Kỳ, thời này qua thời kia, ảnh hưởng không ít tới những bang giao với nước khác, vì Mỹ là một cường quốc. Vui vì biết rằng nhân dân Hoa Kỳ là một dân tộc vĩ đại, đặt thật cao những giá trị nhân bản, ngay thẳng, chính trực. Thực tế thì là một dân tộc bằng lòng hy sinh tới 8% của ngân sách gia đình, dù phải nợ nần (qua thẻ tín dụng) để đóng góp cho những công cuộc bác ái từ thiện, đối nội, đối ngoại. Chẳng dân tộc nào từ cổ chí kim chịu làm như vậy. Và quốc gia này ngày trước chỉ là đồng minh, bây giờ lại chính là quê hương thứ hai của mình. Nơi đây con cái được học hành, tiến bộ, đi vào quỹ đạo của khoa học tối tân. Hầu hết người Mỹ gốc Việt đã sinh sống tương đối ổn định, đầy đủ, có khi còn dư thừa, giầu có. Bởi vậy, chúng tôi hy vọng những thế hệ người Mỹ trẻ, trong đó có con cháu của chính chúng ta, sẽ học hỏi được nhiều kinh nghiệm từ cuộc chiến Việt Nam, nhiều bài học từ nước mắt của cha ông mình, để trở thành những người lãnh đạo sáng suốt, có tầm' nhưng có cả tâm, đóng góp được nhiều cho nền ngoại giao của nước Mỹ ngày mai. Cũng như trong hai cuốn sách trước, mặc dù đã cố gắng thuật lại cho trung thực và chính xác, nhưng chúng tôi không thể nào tránh khỏi được những cảm nghĩ chủ quan, cũng như những sai sót, thí dụ như về ngày tháng, tên tuổi, chức vị của cá nhân này nọ, đánh máy nhầm. VỀ những sai sót ấy, chúng tôi tin tưởng rất nhiều vào sự thông cảm lớn lao của độc gi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