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戰爭已經結束了，爸爸為什麼還是這麼憂鬱（p258-p269)
爸爸17
戰爭已經結束了，爸爸為什麼還是這麼憂鬱（p258-p269)
戰爭已經結束了，爸爸為什麼還是這麼憂鬱（p258-p269） Hết chiến tranh rồi mà sao tía buồn hiu （p258-p269）
在高嶺市（Cao Lãnh）咖啡館與各位叔叔們聊完之後，我單獨與Nghiệp叔叔見了一次面。叔叔叮囑我：孫子，寫的時候要忠於西南方（Miền Tây Nam Bộ）人那種純樸的本質。臨走時叔叔特別交代我這句話。
我把寫好的文章寄給叔叔。叔叔看完立刻回覆：叔叔同意孫子的這篇文章。
我祖父是戰士父母會的會長。他是曾祖父唯一的兒子，曾祖父是一位勤勞的六省（Lục tỉnh）農民，留下了六十畝田地給兒子。稻米很多，但祖父從不賣。他把稻米留下來養軍隊。祖父祖母的房子是鄉、縣幹部和主力部隊（如第307營、海外聯隊陳富聯隊……）的幹部戰士收容基地。當我為祖父申請抗法戰爭勳章而準備檔案時，我和父親必須去找曾經在祖父祖母家吃住過的人來確認。其中包括中將Dương Cư Tấm（曾任海外聯隊陳富聯隊的聯隊長，解放後擔任第7軍區副司令）和中將Nguyễn Hữu Xuyến（解放後擔任第9軍區副司令）。一提到總豐南高嶺（Phong Nâm Cao Lãnh），他們就想起我祖父。戰士們來到家裡，自己從米缸裡舀米去舂，自己抓雞鴨（養在籠裡）、取醃魚（放在缸裡或塘底，掀開草蓆、戽水取魚）來備存，自己煮飯吃喝，隨心所欲。有時戰士打完勝仗回來休整，我祖父還會送家裡養的豬，或發動鄉親湊錢買豬犒勞戰士。不只幾個月，而是年復一年，這支部隊撤走，另一支部隊又調來，整整九年的抗法戰爭期間都是如此。
那個年代軍隊缺乏鑄造槍彈的原料。祖父每天去發動鄉親捐獻銅盤、銅鍋、銅器、銅盆，送到西南方兵工廠鑄造武器。兵工廠就設在鄉裡。祖父說話很有威信，家裡凡是能幫上抗戰的東西，鄉親們都捐出來。祖母也把家裡能用的東西全部搜刮出來捐給工廠。祖父還發動各家各戶讓子弟參軍。他的大兒子也已參加革命活動，擔任鄉救國農民會的會長。
.259.
我父親是第三個兒子，也是最小的兒子，生於1925年。
在八月革命那幾年，父親參加救國青年團。父親學國語、漢字，曾擔任分團長、鄉團支部書記，後來又擔任鄉副主席兼管財務。
1954年日內瓦停戰協定簽訂後，那些一起活動的人都集中到高嶺（Cao Lãnh）搭船北上集結。父親和Tư叔叔被組織安排留下來，作為骨幹繼續進行新的鬥爭——抗美救國戰爭、解放民族、帶領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一個美好、公平、仁愛的社會，是每個老百姓都夢想能生活在其中的社會。
1958年準備成立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時，父親和Tư叔叔被國民軍追捕。Tư叔叔和父親只好一起躲進沼澤地帶。國民政府一天比一天強大。吳廷琰先生推行戰略村、戰略屯、民生屯等政策。老百姓白天回家種園種田，晚上回到新屯區睡覺，以隔離抗戰力量。
父親進入沼澤地帶，與弟兄們一起建立革命力量。一種新的生活在寂靜中展開。父親每天種桉樹來製造隱蔽地形，開墾荒田種一季稻，挖池塘養魚、釣魚、放魚簍、放魚籠、放魚罾。
.260.
那些家裡有人在沼澤地帶的家庭，必須想辦法送糧食、食物去養活親人。
這種往返在表面上是禁止的。要經過哨所，士兵會檢查。每三天一次，我和母親就划船進入沼澤地帶，帶米、糖、味精、魚露、茶葉、香菸給父親，並把父親打到的魚帶回屯區。士兵問去哪裡回來，母親就指指船底下的漁網，說去打魚回來。
士兵拿起漁網說，這網乾巴巴的怎麼會有魚。大家相視苦笑。他們知道我們母子去哪裡，但裝作不知道，因此沼澤地帶的那些先生們才能活下來。幾年後，父親被調到縣裡，改變工作地區。兩年後父親申請調回鄉，以便偶爾回家探望年老體弱的祖父祖母。每次回家，父親都躲在秘密地洞裡。
到了1964年戰爭開始激烈，哨所越來越多。那一年父親在一場突擊後被捕。他們把父親押到建豐省（Kiến Phong）改造中心關押。父親多次被拷打。八個月後，他們從父親身上什麼都問不出來，就把他放了。出獄後父親默默過著農民的生活。
有一次在洪水季節，我和父親划船回老家探望園子、探望村裡的弟兄們。傍晚回到疏散地，我划小船去收網取卡在網上的魚，水灌進船裡很多，我坐在船裡戽水，把船弄乾淨，把垃圾清乾淨。父親看到船已經沒水而且乾乾淨淨，嚇了一跳。父親問我在哪裡戽的水，船裡的蘆葦段到哪裡去了。父親原來把一封信藏在蘆葦段裡，但我不知道，就把它戽掉了。父親慌張地和我一起撐船去找。幸好水還沒退、沒流，蘆葦段還沒被沖走。父親把蘆葦段拿回來，放在屋主（也是沼澤地帶的人）的神壇下面。經過那一次，我才知道父親暗中進行活動，表面上卻裝作農民。父親把從第一個屯傳到第二個屯的情報，用包在塑膠袋裡的信封，外面再裹一層黏土，隨意放在船上。父親為兩個單位工作：鄉黨委和省隊軍情報組。
我母親參加婦女會、戰士母親會。母親煮飯、照顧藥品給戰士。沼澤地帶的幾位大嫂叫買什麼，母親就去買好送進去。買那些東西的錢都是母親自己出的。
有一次我親眼看到母親偷取一枚從支區打來的105毫米啞彈。母親一個人搬不動，只好叫兩個哥哥和我一起挖出來抬去藏好，然後偷偷抬上船，運去給鄉隊。船很小，載著沉重的炮彈，邊划邊緊張，怕船沉，怕被發現。
另一次母親和我們提水桶去戽水給秧苗田，那時正好有第7師的士兵剛掃蕩回來，正在休息。士兵的衣服、槍枝彈藥都濕透了，晾在竹竿上。母親走過去，匆忙抓了幾發子彈丟進桶裡，用乾香蕉葉、乾草蓋住，然後快速回家。
.262.
丟進水缸。士兵發現丟了子彈，懷疑是母親和我們拿的。我們兄弟假裝茫然，母親則大聲吵鬧，說他們冤枉好人。兩天後士兵撤走，母親到水缸裡摸出子彈，拿去交給鄉隊副。
我們對母親很驚訝。母親本來那麼老實，現在卻敢跟士兵硬碰硬。和平以後，家裡發生很多讓人心煩的事，母親說話不再顧忌，很多人都為母親感到擔心。
父親和另外四位先生組成「西征五虎」小組。每半個月就聚會喝酒。有時在這家喝，有時在那家喝。喝酒是藉口，目的是見面商量活動方式。那是五位核心人物，此外還有許多其他先生。在酒桌旁，幾位先生湊頭商量計劃，直到天黑。
父親被分配的工作是掌握周圍幾個哨所的活動情況。早上士兵從哪條路出去巡邏、什麼時間出發、走哪條路、到另一個哨所時如何交接、裝備如何、行動規律如何。哨所長叫什麼名字、背景、性格、是否凶惡、是否可以影響、對游擊隊的態度如何軟硬。派誰潛入哨所、如何混進去、能取得什麼情報。
五位先生與當權者交好，藉著喝酒結交，以便在茶餘酒後打探更多消息。過了一段時間，其中一位先生被發現。那天晚上，士兵傾巢而出埋伏，就埋伏在「五虎」其中一位先生的家旁，而他自己不知道。那位先生用燈光打暗號通知游擊隊。
游擊隊出現，士兵開槍。第二天早上，鄉長請「五虎」先生去談話，因為太熟了，鄉長只說了一句：「我對你太失望了。」那位「五虎」先生被發現後就不再活動。我不清楚他後來有沒有繼續活動。其餘四位先生繼續活動，但更加小心隱秘。
他們知道父親在活動，就安排一個人到家裡結交，先來往，後來又要求做乾兒子。父親知道這是他們的招數，但還是必須接受他做乾兒子。乾兒子每天來家裡吃飯、喝酒，套取情報。有一次大約1975年4月中旬，我回家探親，看到乾兒子把家裡翻遍了，還把神壇上的香爐都拿起來看有沒有藏文件。我對他說：你做乾兒子做得夠了，現在還耍這種把戲，小心我打爆你的頭。
我還在讀書的時候，Tư叔叔從沼澤地帶出來，叫我進去。叔叔說，以前革命力量還弱小，必須撤進去建立力量，現在力量強大了，有廣大的自由區，有游擊隊和主力部隊，很快就要解放南方了。我找藉口說正在讀書，不能半途而廢。
Tư叔叔三番兩次叫不動，就輪到父親叫我進去。我只好把自己的想法老實告訴父親。第一，跟著革命太苦了，我受不了；如果我投誠，會影響父親的政治生命。第二，我怕死，我不想坐在神壇上「一個人吃香蕉」。
.264.
父親有四個兒子。二哥去當地方軍受傷，瞎了一隻眼，被解甲歸田。三哥哪邊都不跟。家裡挖了一個秘密地洞，三哥從1968年到解放都住在秘密地洞裡。晚上偶爾爬上來做園子、呼吸空氣。四哥一開始做革命基層。被派去射殺屯長，他做不到。那位屯長正是我們的舅舅，舅舅在四哥還沒當兵前曾幫過他很多忙。雖然不再做革命基層，但已經到了兵役年齡，四哥只好去登記當義勇軍，拿槍去保護舅舅。那天晚上舅舅回家，四哥跟去保護。他站在舅舅家院子前站崗，被一顆手榴彈炸中。手臂、腿和肋骨斷了好幾處。傷勢嚴重，住院八個月，出院回家養傷時正好解放。扔手榴彈的人正是他的朋友，之前兩人還是同一個革命基層。
我是家裡第四個兒子，快到兵役年齡了。以前，除了幫忙送食物進沼澤地帶給父親，我還是幫各位先生做事的人。我燒水、幫忙煮飯、放哨，一有動靜就通知正在開會的先生們。長期待在裡面，我了解革命者在沼澤地帶的生活。什麼都缺。
我在城裡讀書，接觸到很多東西，每天都看報紙。早上從西貢送來的報紙有《神鐘報》、《浪潮》、《晨訊》、《晨光》、《南方火炬》、《電訊》、《前線》……我還記得看報時偶爾會看到整欄被留白，上面寫著「已刪除」。讀者可以從文章標題猜出被刪除的那段內容是什麼。雖然報紙有時被刪掉幾段，但讀者還是能有報紙看，報社不用撤稿，還有收入繼續營運。我們想看報就花錢買，沒有人看盜版。看盜版是很可恥的。因為那代表不尊重記者、報社、印刷廠的心血。每份報紙兩盾，學生也買得起。習慣每天看新聞後，進到沼澤地帶我就受不了。
1972年夏天，青年被總動員，我被迫做出選擇。父親在亂世中無法繼續養活七個兒子。
.266.
我的戶籍資料上是1954年9月1日出生。因此如果超過1972年7月31日還不去報到，就是不服從。
父親不希望我去當國民軍。我說，我已經習慣在外奔波，我會知道怎麼在戰爭中生存，把命帶回家。那天我走的時候，父親沒有給我錢。他也沒有來探望我。因為政治立場不同，父子倆有一段時間疏遠。
我去讀下士官課程。畢業時我考第三名，雖然戰場非常激烈，正需要補充士兵，但我還是被選中分配職務。我不用去作戰。
經過十八門心理測驗後，我被分到通訊局。學完專業後，我回到第9師通訊部門，在永隆（Vĩnh Long）。我的工作是打字、加密情報。每週末我又回家探親。在戰爭中能過這樣的生活，對我來說已經很幸運了。
有一次回家探親，去和警察局長喝酒，喝到微醺時他脫口而出：我知道你了，單位已經把你的檔案送來給我查證身世，我已經確認並寄回你單位了。
兩週後，工作結束，我和指揮官同桌喝酒，他轉過頭來問我：你剛才去向越南共產黨報告了吧？你家裡全都是共產黨親屬。他約我明天早上七點來見他。第二天早上七點我去報到，他卻若無其事，好像什麼都沒發生。
兩個月後，單位派我到美荻（Mỹ Tho）去學三個月的行政－財務。
行政－財務學完後，我又被派去學四個半月的駕駛課程。我本來不是學駕駛的對象，卻還是必須去學。我明白為什麼。單位已經掌握我有共產黨親屬的資料。他們派我去學完這一期又一期，就是為了不讓我接觸機密情報和單位的軍事活動，而不是要開除我。他們不想公開羞辱我，讓遠處的朋友慢慢疏遠。我感覺得到，雖然沒有一句話。弟兄們和我接觸時都很客氣。說話或行動的距離非常明顯。
我心裡沉重地背負著悲傷。當我為越南共和國當兵時，卻因為有共產黨親屬而被懷疑、被排擠。1975年以後參加機關工作，又因為「偽軍偽權」而受到區別對待。每到4月30日、9月2日等節日，他們就派人跟蹤我。跟蹤得公開，而不是像1975年以前那樣隱秘、委婉。我到哪裡都被懷疑。到哪裡我都努力把工作做到最好，卻還是得不到信任。明明知道別人和我喝酒只是執行上級交代的任務，卻還得裝作不知道，繼續沉默。
父親比我更憂鬱。解放後，父親被安排擔任農會委員。到1977年，他們不再讓父親參加黨的活動了。
戰爭已經結束了，為什麼爸爸還是這麼憂鬱？爸爸心裡有什麼心結嗎？
我一直問，父親才說：他們把爸爸從支部除名了。
什麼原因？
他們說爸爸屬於「監獄經歷不清楚」的成分。
經歷不清楚，為什麼他們從那時候到現在一直還在使用爸爸呢？算起來已經超過十年了。
.268.
現在兒子要怎麼做，才能證明給他們知道爸爸是「清楚的」？
只剩一個辦法，就是去找當年的獄友來證明爸爸在監獄期間雖然被拷打，但沒有招供、沒有向敵人投降。
當年的獄友出獄後繼續革命活動的，幾乎都已經去世了。現在只剩下兩位。一位是Chín Thi先生，在縣陣線工作；另一位在豐美鄉（Phong Mỹ）工作。
我用摩托車載父親去找兩位先生。兩位先生寫了證明書給黨委，證明他們曾一起坐牢；證明父親沒有向敵人提供任何情報，也沒有向敵人投降。有了證明書，拿回去交上去，他們就發給父親一枚監獄紀念章。
但父親還是不能參加黨的活動。
他們要父親從頭重新入黨。而根據黨章，超過四十五歲就不能入黨。父親已經超過入黨年齡了。
爸爸又沒有做錯什麼，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對待爸爸呢？父親帶著這個悲傷度過餘生，一直到閉眼去世。
.269.
這篇文章的重要故事情節
這一章以「戰爭已經結束了，爸爸為什麼還是這麼憂鬱」為題，透過作者（第四子）的視角，深入講述父親（1925年生）一生從抗法、抗美到解放後的革命經歷，與戰後長期被黨組織懷疑、排擠的內心創傷，核心是「勝利後的悲傷」。
主要情節與內容重點：
- 祖父與家族的革命貢獻（抗法時期）
- 祖父是戰士父母會會長，家裡長期收容、供養主力部隊與幹部九年，捐獻糧食、銅器、發動鄉親參軍，成為西南方重要的革命基地。
- 父親的革命歷程（1925-1975）
- 參加八月革命、救國青年團，1954年日內瓦協定後被留下繼續地下活動。
- 1958年與Tư叔叔躲進沼澤地帶，建立革命力量，種樹、開荒、養魚，過極度艱苦的隱蔽生活。
- 1964年被捕入建豐省改造中心，遭拷打八個月後釋放，表面回鄉務農，暗中繼續為鄉黨委與省軍情報組傳遞情報（用蘆葦藏信、塑膠袋裹泥土等方式）。
- 與四位同志組成「西征五虎」小組，藉喝酒聯絡感情、收集哨所情報，其中一人被發現後活動轉為隱秘。
- 母親與全家的革命支持
- 母親參加婦女會、戰士母親會，偷運糧食、彈藥（105毫米啞彈、子彈），甚至與士兵爭吵掩護，展現堅韌與機智。
- 兄弟四人的不同命運
- 大哥當地方軍受傷退伍；二哥躲秘密地洞到解放；三哥因不忍射殺曾幫助自己的舅舅（屯長），轉當義勇軍保護舅舅，卻被戰友手榴彈炸傷；作者（四子）因家庭革命背景，1972年總動員時被迫選擇，後在國民軍中當通訊兵（打字、加密），雖未上戰場，卻因「共產黨親屬」身分被懷疑、隔離，被迫不斷參加非必要訓練以避開機密。
- 1975年解放後的悲劇轉折（核心衝突）
- 父親被安排進農會，卻在1977年被以「監獄經歷不清楚」為由除名，無法繼續參加黨的活動。
- 父親晚年憂鬱，作者多次追問才得知真相。
- 為了「證明清白」，父子倆尋找僅存的兩位獄友寫證明書，證明父親在獄中未招供、未投降，換得一枚紀念章，但仍無法重新入黨（已超過黨章年齡）。
- 父親帶著這份委屈與不解度過餘生，直到去世。
核心主題：戰爭結束了，革命家族卻在勝利後因「成分」問題而遭受懷疑、排擠與精神折磨。父親一生奉獻革命，卻換來「他們為什麼這樣對待我」的無盡悲傷，呈現越南南方革命者在戰後的複雜心境與歷史傷痕。全文以家族故事為經、作者反思為緯，語氣沉痛而克制。
☝☝☝☝
好的，我先幫逐段翻譯成中文，並保留原中的人名、地名等母語。由於篇幅很長，我會分成幾個完整翻譯，最後再整理出這篇文章的重要故事情節。
翻譯（第258-259頁）
已經結束了，爸爸為什麼還是這麼憂鬱（p258–p269）
Hết chiến tranh rồi mà sao tía buồn hiu（越文譯文，意：戰爭結束了，為什麼父親仍然憂鬱）
在高領市（Cao Lãnh）的咖啡館與幾位叔伯談話後，我又單獨與Nghiệp叔見面。叔叔叮嚀我：「要寫得符合西北方人真實的本質。」我把文章交代他看，他讀完後立刻回答：「我同意你的寫法。」
我的祖父是「戰士家長會」（Hội Cha mẹ chiến sĩ）的會長。他是曾祖父唯一的兒子，曾祖父是六省（Lục）tỉnh）的勤奮農民，留下六十畝田地給祖父。雖然糧食很多，但祖父不拿去賣，而是留著供養部隊。祖父母的家成為幹部、戰士的供養基地，難民社、縣以及主力部隊，例如第307營、海外部隊Liên đội Trần Phú。在為祖父申請「抗法戰爭勳章」時，我和父親必須拜訪曾經在祖父母家吃住過的人來證明。其中包括中將Dương Cư Tấm（Liên）đội Trần Phú的隊長，解放後任第七軍區副司令）和中將Nguyễn Hữu Xuyến（解放後任第九軍區副司令）。一提到「Phong Nâm Cao Lãnh總部」，就想起了我的祖父。
戰士們到祖父家時，可以自己舀米、搗米，抓雞鴨，取魚醬，甚至祖父還會把自家養的豬送部隊犒賞，或號召鄉親一起買豬來宴請戰士。這樣的養供不是幾個月，而是年復一年，九年抗法戰爭中，這支部隊走了，另一支又來。
當時軍隊缺乏製造武器的原料。祖父每天去動員鄉親捐出銅盆、銅鍋、臉盆，守西南方的兵工廠去鑄造武器。兵工廠就在村裡。祖父很有威信，鄉親家裡有什麼能幫上抗戰的都願意捐來。祖母也把能用的東西全都倉庫送工廠。祖父也鼓勵讓各家子弟去參軍。他的大兒子也投身革命，擔任本社「救國農民協會」會長。
翻譯（第259-260頁）
我的父親是祖父的第三個子，也是最小的兒子，出生於 1925 年。
八月革命時期，父親參加了「救國青年團」（Đoàn Thanh niên Cứu quốc）。他學過國語和漢字，曾任學校分團、社團書記，後來擔任副社長，負責財政。
1954年《敘利亞停戰協定》後，許多同志集中到高領（曹蘭），登船北上。父親和叔舅則被安排留下，作為骨幹繼續新的戰鬥──抗美救國，解放民族，讓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那是一個人人嚮往的美好、公平、仁愛的社會。
1958年，準備成立「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時，父親和土舅遭國家軍隊追捕，只能一起逃入叢林。當時居住的吳廷琰對抗「特別村」、「戰略村」、「民生村」等政策，白天群眾到田裡耕作，晚上必須回到新村，以便與抗戰力量隔離。
父親在叢林裡與同志建立了革命力量。在寂靜中形成了新的生活：每天種植相思樹（tràm）以哨所，開墾荒田種一季稻，池塘挖捕魚，設置魚簍、陷阱。
我先翻譯到這裡，下一步會繼續翻譯後面的段落（p260–269），最後再幫忙整理出整篇的重要故事情節。要不要我直接把剩下的部分一次翻完，還是你希望我支架慢慢來？
好的，以下是剩餘部分的完整翻譯（p260–269），並在最後整理出這篇文章的重要故事情節。
翻譯（第260-262頁）
那些家裡有人在叢林中的家庭，必須設法把食物、食物送去養活家人。
經過哨所時士兵會檢查。每逢三天，我和母親划船進叢林，帶去米、糖、味精、魚露、茶葉藥品，並把父親捕到的魚帶回村莊。士兵問去哪裡，母親就指著乾網說是去捕魚。士兵舉起起網，乾巴巴的，哪裡有魚？到處相視而笑。他們知道我們要去哪裡，但裝作不知，這樣父親才能活下來。幾年後父親被調到縣府工作，再轉回社裡，好偶爾能回家探望年老的祖父母。每次回來都要躲在秘密地窖裡。
1964年戰爭加劇，哨所激增。那年父親在一次戰鬥後被捕，關押在建豐省（Kiến Phong ）「改造中心」。他多次慘遭毒打，八個月後因無法套取情報而被釋放。出獄後，他默默地過著農民生活。
有一次洪水季，我和父親划船回舊家探望。傍晚回到避難處，我去撈魚，父親驚覺藏在蘆葦裡的密件被我不小心丟掉，慌知道忙回去。這時我才父親以農民身分掩護，暗中為社黨部和省隊情報部工作。
母親參加「婦女會」、「戰士母親會」，煮飯、買藥照顧戰士。她甚至偷運未爆的105毫米砲彈替換社隊，或趁士兵休息時偷子彈，藏起來再遭遇遊擊隊。母親到底老實，但在戰爭中直言不常讓人尷尬。
翻譯（第262-265頁）
父親與四位睡眠組成「五虎平西」小組，半月聚飲一次，表面是交往，實際是商討情報。父親負責掌握週邊哨所所所動態：士兵出入路線、時間、裝備、哨長性格、是否殘暴、能否影響、如何滲透。五人甚至與官兵交好以套取情報。後來其中一人被識破，遭社長責備「我太塌了」，不知是否繼續活動。其餘四人更底層。
警方派人假裝義子到父親家套取情報。 1975年四月，我回家時看到這個「義子」翻查香爐，怒斥他「小心我打爆你頭」。
我在求學時，Tư舅勸我參加叢林參加革命，我拒絕，坦言「太苦了我受不了，若投降會害父親政治生命；我怕死，不願孤零零在靈位上」。父親有四個兒子：大哥當地方軍失明退伍；二哥不參加任何一方，長年躲在地窖；三哥原是革命基層，卻因被派去刺殺自己的姨丈（當時是村長，曾幫助過他）而拒絕，後來被徵入義勇軍，保護姨丈時遭遇手榴彈重傷；我的第四子，面臨徵兵。
翻譯（第265-267頁）
我曾在叢林幫忙煮飯、打水、警戒，深知革命生活適應。後來我在城裡讀書，每天看報，習慣了資訊。進叢林後無法忍受缺乏的新聞。
1972年夏，政府總動員，我必須選擇。父親無法再庇護所有兒子。我的戶籍生日是1954年9月1日，若7月31日後未報到即屬抗命。父親不願我去國家軍，但我說「我能在戰場上活下來」。出發時不給錢，也不探望，父親政治疏離。
我進入士官學校，畢業成績第三，幸運地被分派到通信局，不可或缺的前線。工作是髮型、加密。週末能回家。有一次服裝時警察長官說已查過我家的背景。之後上級也暗示我「是不是去報告越共？」。雖然沒有痛苦，但他們安排我不斷去行政——、財務、駕駛——避免我接觸軍事機密。戰友也逐漸疏遠我。
我心中充滿悲痛：在越南共和國軍中被懷疑是共產親屬；1975年後在新政權機構工作，又被視為節日「偽軍偽權」。還有人公開記錄我。無論在哪裡，我都努力被信任。
翻譯（第267-269頁）
我問：「戰爭結束了，理由是「父親更加憂鬱。解放後，他被安排進「農會」擔任委員。 1977年卻被取消黨籍。 我問：「戰爭結束了，為什麼父親還這麼憂鬱？心裡有什麼結？」 父親答：「他們把我排除在黨支部之外。」 理由是「履歷清楚，曾坐但父親在牢裡堅決不投降、不供出情報，這是事實。為了證明，他去找獄友，相當寫昔日，黨委給他「囚禁紀念章」。但仍不允許恢復黨籍，要求重新入黨，但規定超過45歲不得再入黨。父親已過年齡。
父親悲嘆：「我沒有做錯什麼，為什麼他們這樣對我？」 他帶著憂愁度過了餘生，直到臨終。
重要故事情節整理
祖父的貢獻：祖父是「戰士家長協會」會長，捐獻糧食、金屬器具支持抗法戰爭，家成為部隊供養基地，深受戰士敬重。
父親的革命生涯：父親自1925年出生，參加「救國青年團」，1954年留在南方繼續抗美救國，後來進叢林建立力量，多次攀登受刑但不投降。
母親的勇敢：母親參加婦女組織，偷運砲彈、子彈支援遊擊隊，展開堅毅。
家庭的分裂：四個兒子各有不同的命運：大哥受損退伍，二哥長年躲藏，三哥因拒絕刺殺姨丈而被迫入義勇軍並重傷，我（作者）則被徵入越南共和國軍，因家庭背景遭遇了這一情況。
父子隔著：作者因選擇去國家從軍而與父親疏遠，父親不給錢、不探望。
雙重不信任：作者在南越軍中被懷疑是共產黨；1975年後在新政權下又被視為「偽軍」，無論哪一邊都不被信任。
父親限制的悲哀：解放後父親被取消黨籍，雖有獄友證明他堅貞不屈，仍因年齡無法重新入黨，一生帶著憂鬱。
這篇文章的核心，是一個南越家庭在戰爭與政治之間的撕裂：祖父母竭力支持革命，父親堅持抗戰卻在和平後被分裂，母親勇敢機智，兒子們分別分散在不同的陣營，最終父親帶著不被信任的痛苦走完了一生。
☝☝☝☝
這篇文章選自《爸爸17》（爸爸17
以下為該文章（第258至269頁）的中文翻譯：
逐段中文翻譯
戰爭已經結束了，爸爸為什麼還是這麼憂鬱（p258-p269)
在與高嶺市（Cao Lãnh
我把文章寄給叔叔。
在為祖父辦理抗法勳章（Huân chương kháng chiến chống Pháp
那時軍隊缺乏鑄造槍彈的原材料。
我的父親是第三個孩子，也是最小的，出生於1925年。
1952年準備成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Mặt trận dân tộc Giải phóng Miền Nam
家有親人在荒野的人必須想辦法運送糧食。
1964年戰爭開始劇烈，哨所林立。
一次洪水季節，我和父親划船回舊家探望。
母親也參加了婦女會和戰士母親會（Hội Bà mẹ Chiến sĩ
父親與另外四人組成「五虎平西」（Ngũ hổ bình tây
當我還在讀書時，四舅曾叫我進荒野參加革命，說形勢已強，即將解放南方。
我是老四，即將到兵役年齡。
我考上士官，分發到通信局（Cục Truyền tin
父親則更加憂鬱。
故事重要情節
家族的革命傳統：作者祖父在抗法期間傾家蕩產支持軍隊，甚至將大量糧食和家中的銅器捐獻給兵工廠
。 父親的地下活動：父親是長期在地潛伏的革命核心，曾組成「五虎平西」小組蒐集情報，即便被捕入獄也未曾招供
。 母親的勇敢貢獻：母親表面誠實，實則多次冒險運送物資、偷盜子彈與砲彈支援革命
。 作者的政治困境：作者因不願忍受荒野艱苦且怕死，選擇加入南越軍隊，導致其在戰前被懷疑親共，戰後被視為偽軍，終身活在猜疑與監視中
。 功臣的悲劇收場：父親在戰後因入獄背景被質疑不忠誠，即便找到證明也因年齡規定無法恢復黨籍，最終抱憾終身
。
如果您需要對某特定片段進行更深入的解析或相關背景說明，歡迎告訴我。
Hết chiến tranh rồi mà sao tía buồn hiu （p258-p269)
Sau buổi trò chuyện tai quán cà phê với các chú ở thành phố Cao Lãnh, tôi có một buổi gặp riêng chú Nghiệp. Cháu viết sao cho đúng với bản chất người miền Tây Nam Bộ thật thà. Ra về chú dặn tôi câu đó.
Tôi gửi chú bài viết. Chú đọc xong, trả lời ngay: Chú đồng ý với bài viết của cháu.
Ông nội tôi là Hội trưởng Hội Cha mẹ chiến sĩ. Ông là con trai duy nhất của ông cố nội, một người nông dân Lục tỉnh chăm chỉ, có sáu chục công ruộng để lại cho con. Thóc gạo nhiều nhưng ông nội không bán. Ông để dành nuôi quân. Ngôi nhà của ông bà nội là cơ sở nuôi chứa cán bộ, chiến sĩ ở xã, huyện, bộ đội chủ lực như tiểu đoàn 307, Bộ đội hải ngoại Liên đội Trần Phú... Khi làm hồ sơ thành tích nhận Huân chương kháng chiến chống
.258.
Pháp cho ông nội, tôi và cha phải đi tìm gặp những người từng ăn và ở nhà ông bà nội để xác nhân. Trong số đó có ông trung tướng Dương Cư Tấm, liên đội trưởng của Liên đội hải ngoại Trần Phú, sau giải phóng ông là Phó Tư lệnh Quân khu 7, và trung tướng Nguyễn Hữu Xuyến sau giải phóng là Phó Tư lệnh Quân khu 9. Nhắc tới tổng Phong Nâm Cao Lãnh là các ông nhớ ra ông nội tôi. Các chiến sĩ đến nhà tự xúc lúa trong bồ giã gạo, bắt gà vịt nuôi sẵn trong chuồng, cá mắm rộng sẵn trong lu hoặc dưới ao khi dỡ chà, tát đia về dự trữ, tự nấu nướng ăn uống thoải mái. Có khi chiến sĩ vừa đánh trận chiến thắng trở về dưỡng quân, ông tôi còn biếu cả heo nhà nuôi hoặc vận động bà con góp lại mua heo khao chiến sĩ. Không chỉ một vài tháng mà năm này qua năm khác, đơn vị này rút đi thì đơn vị khác chuyển đến trong suốt chín năm kháng chiến chống Pháp.
Thời đó quân đội thiếu nguyên liệu đúc súng đạn. Hàng ngày ông nội đi vận động bà con góp mâm, nổi và các đố đồng, thau mang đến binh công xưởng Tây Nam Bộ đúc vũ khí. Xưởng đúc vũ khí ở ngay trong xã. Lời nói của ông nội có uy tín, trong nhà có gì giúp được cho kháng chiến bà con đều giúp. Trong nhà bà nội cũng vét hết các đồ có thể dùng được mang góp cho công xưởng. Ông nội động viên từng gia đình cho con em tòng quân. Con trai cả của ông cũng đã đi hoạt động cách mạng, làm Hội trưởng Nông dân Cứu Quốc của xã.
.259.
Cha tôi là con thứ ba, cũng là con út, sinh năm 1925.
Vào những năm cách mạng Tháng Tám cha tham gia Đoàn Thanh niên Cứu quốc. Cha học chữ quốc ngữ, chứ Nho, Cha từng làm phân đoàn trường, bí thư xã doàn, sau nữa là phó chủ tịch xã phụ trách tài chính.
Sau hiệp định đình chiến Genève năm 1954 những người cùng hoạt động tập trung về Cao Lãnh lên tàu tập kết ra Bắc. Cha cùng với câu Tư được tổ chức sắp xếp cho ở lại làm nòng cốt tiếp tục cuộc chiến đấu mới cuộc chiến tranh chống Mỹ cứu nước, giải phóng dân tộc, dưa đất nước đi lên con đường xã hội chủ nghĩa. Một xã hội tốt đẹp, công bằng, nhân ái mà người dân nào cũng mơ ước được sống ở đó.
Năm 1958 chuẩn bị thành lập Mặt trận dân tộc Giải phóng Miền Nam thì cha và cậu Tư bị quân đội Quốc gia truy lùng. Cậu Tư và cha phải cùng nhau trốn vô bưng biển. Chính quyền Quốc gia ngày một mạnh lên. Ông Ngô Đình Diệm thực hiện chính sách khu trù mật, ấp chiến lược, ấp dân sinh... Người dân ngày đi về nhà làm vườn làm ruộng, chiêu về khu ấp mới ngủ để cô lập khỏi lực lượng kháng chiến.
Cha vào bưng biên cùng anh em xây dựng lực lượng cách mạng. Một cuộc sống mới diễn ra trong tĩnh lặng. Hàng ngày cha trồng tràm để tạo địa hình có nơi ẩn núp, khai mở ruộng hoang hóa trồng lúa một vụ, đào đìa để bắt cá, cắm câu, đặt lờ lọp, đặt trúm.
.260.
Những gia đình có người nhà trong bưng biến phải tìm cách mang lương thực, thực phẩm để nuôi người nhà.
Việc đi lại này trên hình thức là bị cấm. Đi qua đồn bót cô lính kiểm tra. Ba ngày một lần mẹ con tôi chèo xuống vào bưng mang gạo, đường, bột ngọt, nước mắm, thuốc là trà. Và mang cá cha đánh được về ấp. Lính hỏi đi đâu về mẹ tôi chỉ vào tay lưới dưới xuống, đi đánh bắt cá vé.
Lính giơ lưới lên, lưới khô rang thế này sao có cá. Nhìn nhau cười trừ. Họ biết mẹ con tôi đi đâu về nhưng làm lơ, vì vậy mà các ông trong bưng vẫn sống được. Vài năm sau cha tôi được điều động về huyện, chuyển địa bàn công tác. Hai năm sau cha xin chuyển về lại xã để thỉnh thoảng lên về nhà thăm ông bà nội đang đau yếu. Mỗi lán về cha trốn dưới hầm bí mật.
Đến năm 1964 chiến tranh bắt đầu ác liệt, đồn bót mọc lên nhiều hơn. Năm đó cha tôi bị bắt sau trận cần. Chúng bắt cha về giam tại Trung tâm Cải huấn tỉnh Kiến Phong. Ông bị đánh đập nhiều lần. Sau tám tháng không khai thác được gì từ cha, chúng thả về. Ra tù ông lặng lẽ sống đời nông dân.
Một lần vào mùa nước nổi, tôi và cha bơi xuống về nhà cũ thăm vườn, thăm anh em trong xóm. Khi chiều về nhà nơi tản cư, tôi lấy xuồng đi thăm lưới gỡ cá dính, nước tràn vào xuống nhiều, tôi ngồi tát cho khô, làm sạch những rác rưởi trong xuống. Cha giật mình khi thấy xuống đã khô nước và sạch sẽ. Cha hỏi tát nước chỗ nào,
.261.
khúc sậy trong xuống đâu. Cha nhét phong the trong khúc sậy nhưng tôi không biết nên đã tắt di. Ong hốt hoáng cùng tôi chống xuống đi tìm. May mà nước nối lưng bừng không rút không chảy, khúc sây vẫn chưa bị trôi đi. Cha mang khúc sậy vào đặt dưới bàn thờ ông thiên nhà ông chủ cũng là dân bưng biến. Qua lần đó tôi mới biết cha văn hoạt động núp bóng nông dân. Cha lấy tin từ ấp một chuyển sang áp hai bằng những cách như là gói bao thơ trong túi bóng, bọc đất sét bên ngoài rồi đặt hở hững trên xuống. Cha hoạt động cho hai đơn vị: đảng ủy xã và ban quân báo của tỉnh đội.
Mẹ tôi tham gia Hội Phụ nữ, Hội Bà mẹ Chiến sĩ. Mẹ nấu cơm, lo thuốc men cho chiến sĩ. Mấy bà trong bưng biển biểu mua gì thì đi mua gởi vô. Tiền mua những thứ đó đó là mẹ bỏ ra.
Có lần tôi chứng kiến cảnh mẹ lấy trộm quả đạn pháo 105 ly bị lép, bắn từ chi khu. Một mình bà không thể làm nổi đành phải kêu hai anh và tôi cùng đào khiêng đi giấu, sau đó lén lút khiêng xuống xuống, chở đem cho xã đội. Xuồng nhỏ chở trái pháo nặng khẳm đừ, vừa chèo vừa căng thẳng, sợ chìm xuống, sợ bị lô.
Lần khác mẹ và chúng tôi xách thùng đi tát nước đám mạ, lúc đó có đám lính Sư đoàn 7 vừa đi càn về đang dừng chân. Quần áo, súng đạn của lính ướt sũng, phơi la liệt trên sào. Mẹ đi ngang qua vơ vội một số đạn bỏ vào thùng lấy lá chuối khô, cỏ cây khô che lấp rồi đi nhanh về nhà
.262.
ném xuống ụ đựng nước. Phát hiện mất đạn bọn họ nghi ngờ mẹ và chúng tôi lấy. Anh em tôi giả bộ ngơ ngác, mẹ thì cãi vã om sòm, cho là họ vu oan giá họa. Hai ngày sau linh rút đi, mẹ xuống ụ mò đan lên, dem nạp cho bà xã đội phó.
Chúng tôi ngạc nhiên về mẹ. Mẹ vốn thật thà vậy mà sao giờ cãi phăng phăng với lính. Sau ngày hòa bình, nhiều chuyện gây buồn bực trong lòng, mẹ không thèm giữ lời ăn tiếng nói, nhiều người ái ngại cho mẹ.
Cha tôi cùng bốn ông lập thành nhóm Ngũ hổ bình tây. Nửa tháng lại tổ chức nhậu. Khi nhậu ở nhà này khi nhậu ở nhà khác. Nhậu là cái cớ để gặp nhau bàn cách thức hoạt động. Đó là năm ông nòng cốt, ngoài ra còn nhiều ông khác nữa. Bên bàn nhậu mấy ông chụm đầu bàn định kế hoạch cho đến chiều tà.
Công việc cha được phân công là nắm tình hình hoạt động của mấy đồn xung quanh. Sáng lính đi mở đường ngả nào, đi giờ nào, vô đường nào, xuống đồn kia giáp mặt ra sao, trang bị gì, quy luật đi đứng thế nào. Trưởng đồn tên gì, lý lịch, tính cách, có ác ôn không, có thể tác động không, cách đối xử với du kích của từng trưởng đồn mềm mỏng ra làm sao. Gài vô đồn được ai, trà trộn thế nào, lấy được tin gì.
Năm ông chơi thân với chính quyền, nhậu kết thân để dò tìm thêm tin tức trong lúc trà dư tửu hậu. Sau một thời gian một trong năm ông bị ông phát hiện. Đêm đó lính
.263.
dồn đi phục kích nằm sát ngay nhà của ông ngũ hồ mà ông không biết. Ông làm ám hiệu quơ đèn cho du kích.
Du kích xuất hiện, lính nổ súng. Sáng hôm sau xã trưởng mời ông ngũ hồ đến làm việc, vì quá quen thân nên ông xã trưởng chỉ nói một câu: "Tôi quá thất vọng về anh" Ông ngũ hồ bị phát hiện nằm im. Tôi không rõ sau đó ông có hoạt động nữa hay không. Bốn ông còn lại tiếp tục hoạt động nhưng kín đáo hơn.
Biết cha tôi hoạt động ngắm cảnh sát bố trí một người xuống nhà kết thân, đi lai, sau thì xin làm con nuôi. Biết đây là bài của họ nhưng cha vẫn phải chấp nhận anh ta là con nuôi. Hàng ngày con nuôi xuống nhà ăn cơm, uống rượu, khai thác thông tin. Có lần khoảng giữa tháng 4 năm 1975, tôi về thăm nhà nhìn thấy con nuôi lục lọi khắp nhà, dở các lư hương trên bàn thờ xem có tài liệu gì giấu trong đó không. Tôi bảo, mày làm con nuôi cho đã rồi bây giờ giở trò vậy à, coi chừng tao bắn bể đầu.
Ngày tôi còn đi học, cậu Tư trong bưng ra kêu tôi vào trỏng. Cậu nói, hồi trước cách mạng non nớt phải rút vô xây dựng lực lượng, giờ mạnh rồi, có vùng tự do rộng lớn, có lực lượng du kích và bộ đội chủ lực, sắp giải phóng miền Nam rồi. Tôi lấy cớ đang đi học không bỏ dở được.
Cậu Tư nhắn tới nhắn lui không được thì tới lượt cha kêu tôi vô. Tôi đành nói thật với cha suy nghĩ của mình. Thứ nhất, theo cách mạng khổ quá con chịu không nổi, con phóng ra chiêu hồi thì sao, sẽ ảnh hưởng tới sinh
.264.
mạng chính trị của tía. Thứ hai, con sợ chết, con không muốn ngồi trên bàn thờ "ăn chuối một mình".
Cha tôi có bốn đứa con trai. Anh Hai di lính dia phương quân bị thương hỏng một mắt, được giải ngũ. Anh Ba không theo bên nào. Trong nhà đào một cái
hầm bí mật, anh sống dưới hầm bí mật từ năm 1968 đén giải phóng. Ban đêm thinh thoảng anh chui lên làm vườn, hít thở không khí. Anh Tư ban đầu làm cơ sở cách mạng. Bị giao nhiệm vụ đi bắn ông trưởng ấp anh không làm được. Trưởng ấp chính là dượng của chúng tôi, dượng từng giúp đỡ anh Tư nhiều chuyện hồi chưa đi lính. Bỏ làm cơ sở cách mạng nhưng đã đến tuổi quân dịch, anh Tư buộc đăng lính nghĩa quân, cầm súng đi bảo vệ ông dượng. Đêm đó dượng về nhà, anh đi theo bảo vệ. Anh đứng gác trước sân nhà dượng, bị trúng quả lựu đạn. Cánh tay, chân và xương sườn bị gây nhiều đoạn. Vết thương nặng, phải nằm viện tám tháng, xuất viện về nhà dưỡng thương thì giải phóng. Người ném lựu đạn anh chính là bạn anh, trước đó hai người cùng một cơ sở cách mạng.
Tôi là con trai thứ tư trong gia đình, sắp vào tuổi quân dịch. Hồi trước, ngoài mang thực phẩm vào bưng biển cho cha, tôi còn là người giúp việc cho các ông. Tôi đun nước, phụ nấu cơm và cảnh giới, có động thì báo cho các ông biết khi các ông đang họp hành. Ở miết trong đó tôi
265.
hiểu cảnh sống của người làm cách mạng trong bing biển. Thiếu thốn đủ bể.
Tôi đi học ngoài thành, tiếp thu được nhiều thứ, ngay nào cũng đọc báo. Sáng ra là báo từ Sài Gòn chuyển về Báo Thần Chung, Sóng Thần, Tin Sáng, Tia Sáng, Đuốc Nhà Nam, Điện Tín, Tiến Tuyến... Tôi còn nhớ đọc báo thỉnh thoảng gặp cột báo bị để trống với dòng chữ tuy đục bỏ". Người đọc có thể dựa vào tiêu đề bài viết dé suy ra doan bi đục bỏ có nội dung gì. Dù báo có bị đục bỏ đôi đoạn nhưng người đọc vẫn có báo đọc, tòa soạn không phải gỡ bài viết đó, vẫn có nguồn thu để tiếp tục hoat động. Chúng tôi muốn đọc báo là bỏ tiền mua, không đứa nào đọc cọp. Đọc cọp là xấu hổ. Vì như thế nghĩa là không biết tôn trọng công sức của ký giả, tòa soạn, nhà in. Giá mỗi tờ báo hai đồng, học sinh có thể mua được. Quen đọc tin tức hằng ngày rồi, vào bưng tôi chịu sao nổi.
Mùa hè 1972, thanh niên bị tổng động viên, tôi buộc phải lựa chọn. Cha tôi không thể tiếp tục cưu mang hết bẩy con trai trong thời loạn.
Trên giấy tờ tôi sinh ngày 01/09/1954. Như vậy qua ngày 31/7/1972 mà chưa ra trình diện là bất phục tùng.
Cha tôi không muốn tôi đi lính Quốc gia. Tôi nói, con quen lăn lóc rồi, con sẽ biết cách tồn tại được qua chiến tranh để giữ cái mạng mang về. Ngày tôi đi, cha không cho tiền bạc. Ông cũng không thăm nom tôi. Hai cha con cách biệt một thời gian vì quan điểm chính trị.
.266.
Tôi học hạ sĩ quan. Tốt nghiệp tôi đâu hạng ba, dù chiến trường khốc liệt đang cần bổ sung lính nhưng tôi văn được lựa chọn nhiệm sở. Tôi không phải đi tác chiến.
Sau khi qua trắc nghiệm tâm lý mười tám môn học, tôi về Cục Truyền tin. Học chuyên môn xong tôi về bộ phận truyền tin Sư đoàn 9 ở Vĩnh Long. Công việc của tôi là đánh máy, mã hóa thông tin. Cuối tuần tôi lại về thăm nhà. Chiến tranh mà được như vậy là may mắn cho tôi.
Một lần về thăm nhà đi nhậu với Trưởng cục cảnh sát, khi đã ngà ngà say ông ta buột miệng, tôi biết ông rồi nhé, bên đơn vị đã gửi hồ sơ về cho tôi xác minh lý lịch của ông, tôi đã xác nhận và gởi trả về đơn vị ông rồi.
Hai tuần sau, khi làm việc xong, ngồi cùng bàn nhậu với chỉ huy trưởng, ông quay sang tôi hỏi: Ông vừa về báo cáo cho Việt cộng phải không, gia đình ông toàn là thân nhân cộng sản. Ông hẹn sáng mai bảy giờ tới gặp ông. Bảy giờ sáng hôm sau tôi đến trình diện thì ông tỉnh bơ như không có chuyện gì.
Hai tháng sau, đơn vị cử tôi xuống Mỹ Tho đi học ba tháng hành chính - tài chính.
Học xong hành chính - tài chính tôi lại được cử đi học tiếp khóa lái xe bốn tháng rưỡi. Tôi không phải là đối tượng học lái xe nhưng vẫn phải đi học lái xe. Tôi hiểu vì sao. Đơn vị đã năm lý lịch tôi có thân nhân là cộng sản. Họ cử tôi đi học hết khóa này tới khóa khác để tôi không được tiếp cận những thông tin mật, các hoạt động quân sự của đơn vị chứ không đuổi tôi. Họ không làm nhục
.267.
ban bè xa dần. Tôi cảm nhân được chứ không có một lời tôi. Anh em thân trọng khi tiếp xúc với tôi. Khoảng cách nói hay hành động rõ ràng.
Trong lòng tôi mang nặng nỗi buồn. Khi đi lính cho chính thế Việt Nam Cộng Hòa thì bị nghi kỵ, bị ruồng bỏ vì có thân nhân là cộng sản. Khi tham gia công tác cơ quan sau 1975 thì bị phân biệt đối xử vì “ngụy quân ngụy quyền". Tới các ngày lễ 30/4, 2/9 họ cho người đi theo dõi tôi. Theo dõi một cách công khai chứ không kín đáo, tế nhị như trước 1975. Ở đâu tôi cũng bị nghi ngờ. Ở đâu tôi cũng cố gắng làm tốt nhất công việc của mình mà vẫn không được tin. Biết người ta ngồi nhậu với mình chỉ để làm nhiệm vụ cấp trên giao mà cứ phải làm thinh giả như không biết.
Cha tôi buồn bã hơn. Sau giải phóng, cha được đưa vào làm ủy viên ban Nông hội. Đến năm 1977 họ không cho
cha sinh hoạt Đảng nữa.
Hết chiến rồi mà sao tía buồn hiu vậy? Trong lòng tía có mắc mớ gì?
Tôi hỏi riết cha mới nói: Họ loại tía ra khỏi chi bộ.
Lý do gì vậy?
Họ nói tía thuộc vào thành phần lý lịch tù đày chưa rõ ràng.
Lý lịch chưa rõ ràng mà sao họ vẫn dùng cha tôi suốt từ đó tới giờ, tính ra là hơn mười năm.
.268.
Giờ con phải làm thế nào để chứng minh cho người ta biết tỉa là “từ đây rõ ràng”?
Chỉ còn một cách là tìm những ban từ năm xưa đế chứng minh thời gian trong tù dù bị đánh đập tía văn không khai, không đầu hàng giặc.
Bạn tù năm xưa ra tù tiếp tục hoạt động cách mạng đã chết gắn hết rồi. Giờ chỉ còn hai ông. Ông Chín Thi làm ở Mặt trận huyện và một ông làm ở xã Phong Mỹ.
Tôi đèo cha đi tìm hai ông. Hai ông viết giấy xác nhận với Đảng ủy là cùng ở tù chung; xác nhận cha không khai bất cứ thông tin gì với giặc và không đầu hàng giặc. Có giấy xác nhận rồi, mang về nộp lên, họ cho cha một kỷ niệm chương tù đày.
Nhưng cha vẫn không được sinh hoạt Đảng.
Họ bắt cha phải kết nạp lại từ đầu. Mà theo điều lệ của Đảng thì quá tuổi bốn mươi lăm không được kết nạp. Cha đã quá tuổi kết nạp Đảng.
Tía đâu có làm gì sai mà họ đối xử với tía vậy hả con. Cha tôi mang nỗi buồn này suốt phần đời còn lại, tận đến khi nhắm mắt xuôi tay.
.269.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