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偽民主：威權主義的掩飾

 

書評文章

偽民主：威權主義的掩飾

Mario Bours Laborin

《競爭性威權主義：冷戰後的混合政體》 Steven Levitsky 與 Lucan A. Way 著 （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2010年），517頁。

隨著冷戰結束，對西方的意識形態挑戰逐漸消退，許多威權政權發現自己成為政治與經濟上的孤兒。在此背景下，一種新型的混合政體應運而生——外表民主，實質威權。這些政體的民主面向大多是為了符合西方規範，以獲取援助及政治上的良好聲譽。

從1990年至1995年，拉丁美洲、東歐、非洲與亞洲共有三十五個威權政體被門面民主所取代。這些國家正是哈佛大學政府學教授Steven Levitsky與多倫多大學政治科學助理教授Lucan A. Way在《競爭性威權主義：冷戰後的混合政體》一書中的研究焦點。兩位作者對這些在後冷戰時期成為「競爭性」威權國家的政體軌跡進行了全面研究，並探討塑造其演變的驅動因素。

Levitsky與Way首先介紹了競爭性威權主義的概念，定義為「存在正式民主制度，但……並非真正民主，因為競選場域嚴重向現任者傾斜的文人政體。」其次，他們提出了一個創新的理論，並以實證分析佐證，解釋為何某些國家實現了民主化，而其他國家則否。他們提供了一種近乎公式化的分析，將政體置於一組共同變量之中，從而建立了一種分類方法，使墨西哥、台灣與克羅埃西亞等背景迥異的國家能夠舒適地歸入同一類型。

Levitsky與Way主張，三個獨立因素決定了競爭性威權政體是否會成為完全民主：與西方的聯繫（linkage）、西方的槓桿作用（leverage）以及政體的組織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city）。與西方的聯繫被定義為「經濟、政治、外交、社會與組織紐帶的密度，以及資本、商品與服務、人員與資訊的跨境流動。」根據作者，這是三個變量中最重要的。他們在書中專門設置一節討論與西方高聯繫的國家，展示這些政體幾乎無一例外地實現了民主化，無論其背景或情境如何。

另一節則聚焦於作者分類為與西方聯繫較弱的政體，例如後蘇聯國家以及非洲與亞洲的許多國家。在這些案例中，作者將政治發展的結果與其他兩個變量（即西方的槓桿作用與政體的組織能力）聯繫起來。例如，貝南與馬利均高度依賴外援，因此特別容易受到西方槓桿的影響。此外，這些國家在後冷戰時期的政體組織能力較低。這些條件促成了西方式民主在這些國家的制度化。相反，儘管西方對辛巴威政府的槓桿作用同樣很高，但該國未能實現民主化。作者將此結果直接歸因於政體的運作能力，具體體現在羅伯特·穆加貝總統的強大鎮壓機器。辛巴威國家源自軍事力量，擁有驚人的能力來殘酷鎮壓異議聲音與媒體批評，並抵禦外部影響。因此，儘管存在西方的經濟與政治槓桿，該政體依然屹立不倒。

作者的分析方法與傳統學術對政體變遷原因的評估有所不同。許多學者將民主化解釋為國內因素的產物，例如個別領導人的影響、經濟成長與隨之而來的現代化，或有組織的公民抵抗。另一些學者則信奉社會選擇理論，認為個人價值觀將匯聚為集體選擇，民主在特定情境下可被推遲，但最終不可避免。雖然這些觀點無疑重要，但Levitsky與Way的論點立足於更務實的視角。他們的論述植根於一組客觀的外部變量，這些變量非常適合比較情境迥異的案例。此外，他們並未將自己的方法強加於所有案例；相反，他們的研究能夠容納導致民主化的更傳統因素。例如，他們將烏克蘭的民主轉型歸功於公民抵抗。然而，作者也展示了烏克蘭的低組織能力以及西方國家的槓桿作用是如何成為橙色革命的重要條件。

然而，該理論的一個局限在於其時間與情境的特定性。雖然它展示了地緣政治如何驅動國家政治演變，但僅限於後冷戰時期。當時，西方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意識形態幾乎具有霸權地位。但隨著世界變得多元極化，發展中國家開始質疑民主的價值，這一理論在未來可能不具備太多預測力。例如，許多國家與中國等不重視民主的國家有著強大聯繫。

不同且有時對立的觀點關於哪些價值觀最重要，正在全球範圍內產生影響。在某些情況下，公民可能更青睞經濟成長、社會秩序或軍事主導，而非民主。冷戰結束二十年後，難以想像世界會再次被一套價值觀或理念所主導。

即便如此，Levitsky與Way所描述的競爭性威權主義概念在解釋過去以及當前地緣政治舞台上重要政體方面具有極大的解釋力。查維斯的委內瑞拉與普丁的俄羅斯幾乎與Levitsky與Way的定義無縫契合，同時也展示了政體的民主元素如何被用作獲取內外部合法性的工具。這一概念既高度原創又極具價值，是本書最大的亮點，預示著它在威權主義政治科學文獻中將擁有長久的生命力。

註釋

1. Steven Levitsky 與 Lucan A. Way，《競爭性威權主義：冷戰後的混合政體》（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頁。
2. 同上，第43頁。
3. 同上，第238–2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