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法庭欄杆前的四名犯人（由右至左）聶曦、吳石（低首寫遺囑者）、朱諶之、陳寶倉聆聽死刑判決，隨後即五花大綁，押赴刑場
1950年6月10日，陳寶倉被押至馬場町
（左圖）1950年6月10日，被押至馬場町槍斃的朱諶之、（右圖）：2005年亞洲週刊報道「匪諜」案引起熱議
2000年8月，台北市長馬英九參觀「1950仲夏的馬場町」特展，看著一幅左翼人士遭槍決的照片，神色凝重，旁邊為文化局長龍應台。這項特展代表馬英九公開承認過去的錯誤，給予受難人家屬賠償，並追求民族內部的和解與團結
台北市文化局舉辦的「1950仲夏的馬場町」特展邀請卡
1947年左右，宜蘭三星人吳克泰擔任中共台北市工委書記，此為吳克泰就讀台北北高校的照片
1950年代中期，前往大陸的台籍中共地下黨幹部北京留影，左至右：周青、葉紀東、陳炳基、吳克泰
2002年，前中共台北市工委書記吳克泰夫婦，在北京寓所外留影
2003年，我找到了朱諶之寄住的繼女家的陳蓮芳，她也是解開朱諶之下落之謎的關鍵人物
2003年，朱曉楓和夫婿徐先生在上海，請我協助尋找母親朱諶之的遺骸
台灣義勇隊創辦人李友邦、嚴秀峰夫婦的全家福照片
抗戰時期，由旅居大陸的台灣人組成台灣義勇隊，他們的子女成立台灣少年團，協助祖國抗戰。這個組織當時是中國共產黨協助成立的
吳石案的「共諜」朱諶之（朱楓）的女兒朱曉楓，託我尋找她母親的遺骸，希望她能安葬於故里，我為此展開了十年之旅，探索兩岸的情感聯繫。
有關早期中共在台「密使一號」在大陸拍成電視劇《沉默的榮耀》，此時正在熱映中、同時出現許多言論平台介紹和評論，想起二零零一年我在大陸《老照片》雜誌首先介紹這一段歷史，同時到了二零零五年在《亞洲週刊》全面介紹這段歷史故事，並由大陸《參考消息》全文轉刊，形成大陸媒體報道的熱潮，到了二零一三年北京西山豎立吳石、朱諶之（朱楓）、陳寶倉、聶曦等四人的巨型雕像，再到今天拍成熱門的電視劇，總共走了二十四年。客觀地說，我算是這段歷史尋訪之旅的啟動者，走訪了很多當年與朱諶之有關的當事人，不僅留下了口述歷史紀錄，也藉由他們的回憶中更生動地掌握當年的情境，他們今天都已經不在了，我這篇文章所寫的，主要是我個人在感性層面上的認知，這不是硬梆梆的文獻材料，而是真實人的生命，呼吸，靈魂。
一九九九年，因編輯台灣歷史畫冊的緣故，我在一處報社檔案館發現一批中共特工被槍決的照片，當時深受吸引，開始進行整理工作。隔年九月，我在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長龍應台支持下，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舉行了《一九五零仲夏的馬場町》特展，展示白色恐怖時期著名政治案件，包括吳石案。由於當時兩岸尚未充分交流，該活動並沒有引起大陸方面的關注。儘管如此，活動深具時代意義，因為這是國民黨第一次以理性的態度來面對國共戰爭的恩怨，表示國民黨已經向共產黨伸出和解之手，願意承認彼此發生的仇殺往事，是不利於民族團結，不利於兩岸的和平的。如今，願意正視過去的歷史，展開民族團結的嶄新關係。馬英九和龍應台接受我的建議，舉辦這項劃時代的展覽，對於八年之後馬英九執政後，兩岸關係快速走向和解和平，立下了重要的精神基礎。
隔年，我在非常暢銷的大陸《老照片》雜誌中，以《戰爭後的戰爭》為題，發表長篇圖文故事，講述吳石和朱諶之的往事，沒想到卻引起朱諶之的女兒朱曉楓的注意。她寫了一封信給《老照片》編輯部，表示：
一年前，我看到了山東畫報出版社《老照片》第十六輯中的一幅照片，照片真實地記載了我母親朱楓（朱諶之）一九五零年在台灣臨刑前受審的真實場景。這是我在五十年後第一次看到當時的情況（以往沒有這樣的資料），一時間感慨萬分，千言萬語也無法表達我的心情。照片中的母親，穿著一件在上海家中經常喜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一件毛線背心，面龐仍是那樣的消瘦，身影仍是那麼熟悉，彷彿又回到了五十年前。照片中的母親，儘管已面臨死神，周圍盡是如虎豹般的法官和憲兵，但她是那麼鎮定自若，沒有恐懼，一如面對坎坷的人生。……她長期做著時刻有生命危險的地下工作，曾兩次被捕，經受了嚴刑拷打以致拇指傷殘，但信念始終堅定如初，最後在執行任務中不幸被捕。被槍決前，仍高呼「共產黨萬歲！」表達了她始終如一的堅定信仰和平凡而偉大的情操。母親也是一個有血有肉非常重感情的人。除了在工作中識大體、顧大局、艱苦奮鬥、對同志以「大姐」自居，樂於助人，對家庭和子女，也寄托了深厚的感情。她在全國大陸即將解放，為執行任務赴台前，在書信中盼望同家人團聚，感慨「人非草木」；在給我的三封信中，第一封要我先寄照片給她（因為工作，母親已與我幾年未見）；第二封信要我近期到廣州，等她從香港來見上一面（但那時上海剛解放，我還在上學，談何容易）；第三封信上她已要出發赴台，說個人的事先放一放。終於未能如願。母親重感情，但能為了事業犧牲個人的一切，照片中的母親鎮定自若，表明她已視死如歸，堅信為之奮鬥乃至犧牲的祖國解放和統一事業一定能成功，家庭和子女一定能理解她。母親犧牲在全國大陸已經解放的一九五零年，至今已五十二個年頭了。她一天也沒有享受過解放後的自由幸福生活，更沒有盼到與家人的團聚。
繼《老照片》的文章一年後，二零零二年我又將更詳細的史實寫在《鳳凰周刊》上，作為中國人反省歷史的課題，讀者反應非常強烈。之後，朱曉楓透過《鳳凰周刊》傳了一封信給我，感謝我提供關於她母親朱諶之在台灣的詳細報道和珍貴的照片，並且問我能否協尋母親的遺骸下落，朱家經過家庭會議，希望將先人的骨骸或骨灰遷回大陸。
朱曉楓透過《老照片》與《鳳凰周刊》兩個管道連繫上我，我們還在電話中簡短交談，我感覺這件塵封已久的舊案可能會成為我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務。二零零三年春節，我帶著全家人到大陸旅遊。當時女兒丹語十歲，丹寒五歲，我們住在上海灘和平飯店。趁著孩子還小的時候，我會盡量帶他們到大陸旅遊，除了培養親子關係外，讓他們從小就跟大陸的土地產生感情，留下美好的記憶，所以他們童年的時候就跟著父母到大陸好多趟。
在上海停留時，朱曉楓、她的丈夫徐先生，以及作家馮亦同特別由南京趕來看我。雖是初次見面，但或許我沉浸史料已久。在旅館跟我談了好一陣子，提到她母親的那一段事情，尤其去台灣之前她們母女相處的時光，還有母親寫的家書。
由於這是一段傷心往事，她神色凝重，表達希望我能幫忙尋找她母親遺骸的心願。對於朱曉楓來說，她的母親當年在台灣就徹底消失了，不知去向，除了幾個人名之外，她的母親被槍決之後，到底遺體如何處理？埋在什麼地方？所有的資訊都是一片空白。由於多年記者的本能，加上我已經離開報社，擁有更大的工作自由度，雖然要為生計煩惱，那就是自由的代價，我自己可以解決。
我接受了七十四歲的朱曉楓的委託，從這一刻開始，我實際上已經成為某種當事人了，我不曉得結果如何，但全力去做就是。隔天，我們像如同熟朋友一樣帶著孩子們到科學博物館蹓躂，邊走邊談。我那時候完全沒有意識到，我將走上一趟重要的歷史尋蹤之旅。
發掘了新的史料
隨後兩年間，我全力的查訪，用盡所有的方式，包括在報紙上寫報道公開徵求訊息，以及私下訪問當事人，結果仍然沒有找到朱諶之骨骸，但我找到幾個關鍵的人物，發掘了新的史料，包括當時朱諶之寄住的繼女陳蓮芳、與朱諶之關在同一監牢的馮守娥，還有朱諶之來台灣聯繫吳石時接觸過的地下黨員嚴秀峰，還有當時與中共台灣省工委領導蔡孝乾、張志忠等，以及熟識中共領導的中共台北市工委書記吳克泰（本名詹世平），上面提到的這些人是都已過世了，我很幸運他們還在世的時候做了相當豐富的口述歷史，不僅有更感性的認識，透過他們的講述，也更能回到當時的情境。
二零一零年，大陸另外一名犧牲的中共特工家屬傳來一個新的訊息，他發現重要的線索，在我幾乎停止調查工作，朱曉楓也放棄希望的五年之後，又重新燃起新的希望。
我委託中央研究院的朱浤源教授，投入實際的追訪工作。
朱浤源非常認真，鑽入閒置半世紀布滿灰塵的骨灰樓裏，從三百多個骨灰袋中，找到了朱諶之的骨灰罈，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
消息傳到南京朱曉楓家中，他們非常興奮，接著運送骨灰的工作就由朱曉楓的女婿李揚接手，他非常能幹，奔走兩岸，解決非常棘手的技術性問題。
終於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將朱諶之的骨骸運回大陸，先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暫時安置，後來再由國安部安排專機送回浙江故里安葬。
這件事情在大陸自然非常轟動，電視和報紙連篇累牘的報道，最後促成了二零一三年北京西山烈士紀念碑以及四尊雕像的豎立。
央視著名記者柴靜找上我，她在我住的華僑飯店一樓咖啡座幫我做了專訪。其實最關鍵的只有一個問題：
「你從台灣來，為什麼會去做這件事？」
她的意思是，我為什麼會全力協助尋找中共烈士的遺骸，並且協助送回故里安葬？我的回答很明確：
「在台灣我也會被問到：
如果國民黨特工落入共產黨的手裏，共產黨會客氣嗎？
如果朱諶之他們成功，後來的台灣經過肅反和文革的災難，會有後來的經濟發展成功嗎？」
我的回答是：
「我不能說你說的不對，但歷史長河是曲折的，我們很難解截出其中一段做出全部的定論。重點是，我們活在過去，更活在現在和未來。我們不能夠一直陷在過去國共彼此仇殺的恩怨中，否則我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更不可能創造共同的未來。我們應該決定過去的恩怨到此為止，不要再冤冤相報了，但也尊重彼此在各自奮鬥歷程中的角色，從現在開始走上和解與合作的道路，如此我們才會有光明的未來。」
「這些不是空話，而是放開心胸，告別一段歷史，展開新一段歷史。」
兩岸和平的精神基礎
我知道柴靜的央視訪談不可能播出我這一段話，但我仍然要說出來，而且我也跟朱曉楓、馮亦同、李揚等人，說同樣的話。事實上，在我們從事這件工作的同時，兩岸關係達到新的高峰，商務和旅遊往來順暢，最後實現了馬習會。我不是說我們的工作能夠有多大的政治影響，但確實為兩岸、為國共的和解，打下重要的精神基礎。
另外，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中共特工在台灣的事情，過去是被大陸政府壓抑著，為何現在願意公開？
甚至大加宣傳？
理由很簡單：
首先，中共特工在台灣的活動，基本上仍是「黨的秘密」，當然不可能輕易洩漏。
再者，有很多特工犧牲了，但出賣黨的叛徒也不少，到最後，他們的行動畢竟是失敗的，因此很難用「光榮的勝利」的角度來述說。
最後還有一件關鍵的事情，很多犧牲的地下黨後來被以叛徒的罪名定性。
文革結束後，有一些人平反了，但有更多人因為官僚制度的問題，他們的定罪文書仍然被鎖在特定單位的檔案室，對今天的家屬仍然是深刻的傷害。
所以無論就大時代的環境、國共的和解，以及平反的政治需求，都使得大陸官方開放對這段歷史的報道，而且進一步把犧牲的特工的事蹟大量宣傳報道，
定位為光榮的犧牲歷史，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情況。
當然，在台獨掌握政權，推動分離運動的此時，宣揚中共特工的犧牲，就不必然代表和解的歷史內涵，可能象徵截然相反的政治訊號。
同時，在另一個層面，
宣傳的報道與戲劇會把人物神化和戲劇化，畢竟他們是英雄兒女，在戲裏面不能有重大的人格瑕疵，而我採訪的則是有血有肉的當事人，看到的更多真實的生命。
比如，在浙江金華創立台灣義勇軍的李友邦將軍，受到了當時軍委政治部副主任周恩來的大力協助，所以台灣義勇隊一開始就有共產黨的色彩。
李友邦的夫人嚴秀峰是浙江杭州人，早年加入中共，跟朱諶之是舊識，朱曉楓童年時也在台灣少年團待過。
所以，朱諶之來台灣執行任務時，也跟嚴秀峰見過面。
嚴秀峰後來被逮捕，坐監十五年，但她並非因為被朱諶之抖出來，而是當時中共台灣省工委副書記張志忠的夫人季澐供出她的。
這在張志忠被逮捕案中有提到。嚴秀峰用嚴肅的口吻跟我說：
「我永遠不能原諒季澐。」
後來，我告訴當過中共台灣省工委台北市工委書記的吳克泰有關嚴秀峰說的話，吳克泰微笑著說：
「我知道，不過季澐自己後來也被槍斃了，所以也就沒什麼好說了。」
吳克泰後來又說：
「我們書記以上的都被槍斃了。」
他說這話時口吻很從容，讓我感覺到走過革命道路的那一代中國人，生活在我們今天已經難以想像的時代情境，生死彷彿不算一回事。
一九四九年，國共戰爭大局底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共軍渡海實現全面的勝利，已是指日可待。
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委加快吸收黨員的工作，也準備組織迎接解放軍來台，吸收的成員變得更複雜，考核鬆懈。
有些地下黨甚至四處招搖暗示自己的身份，表示未來將是接管大員，得意洋洋的自我抬高身價。
這種情況使得中共地下黨很快就被破壞，黨員也缺乏堅定性，一下就把所有人都供出來。
嚴秀峰就直接抱怨：
「那個時候吸收入黨，根本不講求素質，連阿貓阿狗都可以入黨。」
此外，國民黨面臨存亡之秋，痛下殺手，有些已經變節的中共地下黨，國民黨仍然不放過，照樣槍斃，因為根據大陸的經驗，一旦放出去，只要環境改變，他們很可能會立刻變色，回到中共的陣營，加倍對國民黨的攻擊。
所以這一次，他們決定不再假裝仁慈，大開殺戒。
事實上，我看到大陸平台說，蔡孝乾受到嚴刑拷問，最後被迫供出所有同志。
事實並非如此，蔡孝乾很快就投降了，表示這位走過長征的台籍中共幹部，內心對黨的極度不滿早已累積多年。
他自己發表的聲明就說：
「過去二十年在中國共產黨內，我每天都活在恐懼中。」
這就是腥風血雨革命的兩面性，最純潔和最殘忍的合為一體，我其實相信他說的是真心話。
這些都是我在尋訪當事人的過程中掌握的時代情境，不是今天只靠文字資料可以留下的紀錄，但卻生動的還原歷史。
最後，這件工作對我有幾個重大的心理影響。
幾年前，我曾經跟星雲大師的重要女弟子妙熙法師提到這件事，說我曾經幫助一位重要的中共特工的遺屬，在台灣找到她母親的骨骸，送回她的家鄉安葬。
妙熙法師說：
「這件事是很大的福報。」
後來有一次，我又到朱曉楓南京的家中作客，她很熱情地接待我，不同於她十多年前在上海跟我委託的悲傷神色，這一次神采奕奕，洋溢著滿足的笑容。我知道她母親魂歸故里，她人生最大的願望已經實現了。
後來，又過了好幾年，我收到李揚的簡訊，說他的岳母朱曉楓過世了，這段往事在朱家已經塵埃落定，有了圓滿的結局。
永藏於心的無形力量
這件事對我還有一個續集，朱曉楓的女兒，也就是朱諶之的外孫女徐雲初和夫婿李揚在北京請我用餐，或許是隔代遺傳，徐雲初的容貌酷似朱諶之，她坐在我旁邊對我笑著臉，恍惚之間，我好像覺得是朱諶之跟我講話，彷彿是隔世的緣分。我不是一個迷信的人，不會到廟裏求神問卜，也不會算卦，從來不信這一套，但我確實在過去幾年好幾次遭遇重大的挑戰的時候，尤其對我構成精神威脅的事情，冥冥中我總感覺到朱諶之的靈體在庇護著我，讓我感覺到某種心靈的力量，足以對抗各種打擊。我知道大部分的人一定說我在胡扯，或說我發神經，或許吧！儘管如此，從一開始投入這件工作，我就一直聽著自己內心的聲音，那無形的力量也只能永遠放在心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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