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敗後：東方如何學會與西方共存（劍橋國際關係研究，叢書編號 118

Ayse Zarakol

After Defeat: How the East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West (Cambridg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ries Number 118)

不屬於西方；

落後於西方；

不夠現代化；

不發達或工業化；

世俗化、文明化、基督教化、透明化或民主化——這些描述在歷史上都曾被用來污名化某些國家。

《戰敗之後》一書借鑒建構主義以及社會理論家和哲學家的洞見，論證了國際關係中的污名化可能導致

😀民族恥辱感、自我東方化和低地位。

艾謝·扎拉科爾認為，被污名化的國家對自身地位的擔憂格外敏感，並據此調整其外交政策。

該理論論點得到了對現代國家體系演變過程中既有

😀😀既有/外來二分法

典型案例的詳細歷史概述，以及對

一戰後土耳其、

二戰後日本和

冷戰後俄羅斯

的深入研究的支持。

對日本在國際體系中的歷史進行了出色的描述

於 2023年3月25日在美國發表評論

格式: 電子教科書

作者展現了日本對國際地位的焦慮感是如何在19世紀逐漸形成的，而這種焦慮感至今仍然存在（儘管經歷了許多變革）。我發現這段敘述對我的研究非常有幫助，我的全球研究學生也發現它有助於將日本的歷史經驗與俄羅斯和土耳其的歷史經驗聯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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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幫你把《戰敗之後：東方如何學會與西方共存》（After Defeat: How the East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West）的章節重點與問題條列如下（依據導論、土耳其案例、日本、俄羅斯到結論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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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重點筆記（中文）

導論（Introduction）

聚焦土耳其、日本、俄羅斯三個戰敗或邊緣帝國，探討它們如何在近代國際體系中學會與西方共存。

共通點：

曾是帝國，早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存在。

有自身文明與規範傳統，加入國際社會後被迫接受「外來的劣勢」身份。

主題：戰敗後的國家如何「再定位」自己，選擇模仿、調整或抗拒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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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土耳其（1918–1938）

奧斯曼末期與「歐洲病夫」論：被西方貼上落後、衰敗的標籤。

凱末爾改革：文字改用拉丁字母、曆法改西曆、度量衡改公制、婦女選舉權、推動現代化與民族主義。

外交策略：

對內反帝、對外靈活（與蘇聯合作，又嘗試融入國際聯盟）。

1930年代被視為「近東的邊境守衛」，平衡歐洲與亞洲。

意涵：土耳其一方面被視為亞洲的守門人，另一方面被要求證明自己「文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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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日本（明治到二戰後）

明治維新：全方位模仿西方（軍事、法律、經濟制度）。

國際承認：透過戰勝清、俄獲得部分平等地位，但仍常遭視為「半文明」。

戰敗後（1945）：透過戰後改革（和平憲法、美國主導重建）再度接受「外來規範」。

困境：如何在「追隨西方」與「保持自主」之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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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俄羅斯（沙俄到蘇聯、冷戰）

長期糾結：既是歐洲大國又被視為「東方專制」。

19世紀的「西化」與「斯拉夫派」爭論：是否要全面模仿西歐。

蘇聯時期：試圖自立為另一種「現代化模式」，但依然以西方規範為參照（只是改寫）。

戰後角色：既挑戰又維持國際規範，被定位為「體系內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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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Zealots or Herodians?）

核心問題：非西方國家面對西方霸權時，只有兩條路：

狂熱者（Zealots）：拒絕西方文明。

希律黨人（Herodians）：接受並調整自己以融入西方秩序。

學術批判：國際關係（IR）忽略了這些非西方國家的歷史掙扎，把它們的選擇視為「不重要」。

當代意涵：土耳其、日本（甚至俄羅斯）至今仍在西方體系邊緣，努力尋求「正常國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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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疑問（供思考或研究）

1. 認同問題：為什麼土耳其、日本、俄羅斯雖然大幅度西化，仍無法完全被西方視為「平等」？

2. 國際秩序的偏見：所謂「文明標準」或「現代性」是否本質上就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力工具？

3. 當代啟示：今天的中國、印度或中東國家，是否也在重演類似的「如何與西方共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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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我幫你整理成每一章逐段的更細重點筆記（像讀書筆記版），還是你比較想要這種「章節概要＋提問」的濃縮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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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我會依章節逐段整理成更細的中文重點筆記。這本書《戰敗之後》大致結構是：

第1–2章理論背景：國際體系中的內外群體、污名化、現代化。

第3章土耳其（1918–1938）。

第4章日本（1945–1974）。

第5章俄羅斯（1990–2007）。

結論總結模式與比較。

以下我先整理第1–2章（理論框架）的細部筆記，再逐步往後推進三個國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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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國際體系中的內部人與外部人（Outsiders and insid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9世紀國際體系的分層化

以「文明」與「野蠻」的區分，建立等級。

「文明」被定義為單一路徑（進步、現代化），非西方被視為落後。

科學方法的影響

所有社會差異被量化、比較。

不再只是「不同」，而是被定義為「低劣」。

這種標準強化了西方的優越自我認同。

民族主義的崛起

整合內部、劃分外部。

道德正當性與「內部群體」綁定，外部國家被視為次等。

「污名化」的效果

某些國家被貼上「不文明」、「專制」等標籤。

這些標籤影響國際互動，造成結構性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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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國家作為外部人（States as outsiders）

外部人的處境

必須在「追求認同」與「維護自身身份」間掙扎。

三種典型策略：

1. 同化（passing）：盡量模仿西方規範（如日本明治維新）。

2. 拒絕（rejection）：完全抗拒（如部分伊斯蘭運動）。

3. 改寫（ressentiment/ reinterpretation）：用自己的語言包裝（如蘇聯的「另一種現代化」）。

污名化的持續性

即使一國成功「西化」，也不會完全被承認。

例：日本戰勝俄國後，仍被視為「半文明」。

「曾經的外部人」這個身份會長期留存。

理論意涵

國際關係（IR）理論過度關注「大國秩序」，忽略了外部人的掙扎。

書中將外部人比作「社會邊緣群體」，需用社會學的「污名理論」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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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要不要我先繼續把第3章（土耳其1918–1938）逐段細筆記整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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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以下是 第3章〈「野蠻人」：土耳其 1918–1938〉 的逐段細重點筆記，整理成條列方便閱讀：

一、奧斯曼晚期與污名化背景

19世紀，奧斯曼被西方稱為 「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
這個標籤本身雖誇張，但對奧斯曼政權造成心理與外交打擊。
奧斯曼菁英承認歐洲文明的優越，認為自己「較不文明」，必須急速改革。
卻陷入「越改革越被侵蝕」的困境：自由化反而加速帝國瓦解。
1918年戰敗，《穆德洛斯停戰協定》簽署後，帝國領土幾乎被瓜分，失去平等地位。

二、土耳其獨立戰爭（1918–1922）與主權再獲得

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凱末爾為首）展開 獨立戰爭，反抗希臘與協約國勢力。
西方是敵人，而 布爾什維克與亞洲穆斯林 提供資金與道義支持。
1922年廢除蘇丹制，奧斯曼帝國正式結束。

三、洛桑會議與主權平等（1923）

西方強國要求土耳其接受「特殊條件」才能被承認為國家（如衛生監管、少數民族保障）。
土耳其代表 伊斯麥特帕夏 堅持「完全主權平等」，拒絕二等地位。
最終土耳其迫使西方妥協，《洛桑條約》承認新共和國。
西方輿論：有人憂慮土耳其會利用哈里發地位領導亞洲穆斯林，或走向共產主義。

四、共和國內政改革（1923–1938）

廢除哈里發（1924），切斷伊斯蘭世界領導權。
世俗化與歐洲化改革：
- 改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文）。
- 改曆法為西曆。
- 度量衡採用公制。
- 1934年立法要求每位公民取姓氏。
- 1935年婦女獲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 鼓勵女性進入傳統上屬於男性的領域（科學、政治、航空）。
- 支持女性參加國際選美比賽，象徵「土耳其文明化」。

五、對外關係：在東西之間遊走

1. 對西方

初期英國等仍懷疑土耳其改革的持久性。
到1930年代，歐洲輿論轉為正面：土耳其與日本被視為「亞洲最現代化國家」。
歷史學家 湯因比 評價：土耳其正在「以最快速度追上西方」。

2. 對蘇聯

1920年代初，安卡拉政府暗示會考慮採納社會主義，換取蘇聯支持。
凱末爾私下說過：若世界不承認我們，就與共產黨結盟。
然而土耳其核心目標是 被西方承認為文明國家，因此不願完全依附蘇聯。
1930年代，土耳其與蘇聯關係逐漸疏遠，最終1939年簽訂與英法的互助協定，關係破裂。

3. 區域外交

積極推動 巴爾幹協定（1934） 與 薩達巴德條約（1937）。
目標：維持地區和平，避免再被視為「麻煩製造者」。
外交形象：土耳其成為「近東的秩序守護者」。

六、污名化與國際認同的矛盾

改革既是戰略選擇，也是為了擺脫「落後、野蠻、東方化」的污名。
土耳其雖厭惡西方的凝視，但又渴望被承認。
即使在孤立時期，凱末爾仍要求正式邀請才加入國際聯盟（1932），顯示其對「平等承認」的執著。
但土耳其同時也被亞洲視為「西方文明的代言人」，角色尷尬。
最終成為 自我東方化（auto-Orientalism） 與 民族自尊 的矛盾綜合體。

✅ 總結：
1923–1938年的土耳其外交與內政核心目標，是 「逃離東方、進入文明國家社群」。它不完全依附蘇聯，而是透過劇烈的世俗化與歐洲化改革來證明「現代性」。然而，無論如何努力，西方的凝視與「病夫」的歷史記憶仍持續影響其國際地位。

要不要我接著幫你做 第4章：日本 1945–1974 的逐段細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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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以下是 第4章〈「孩子」：日本 1945–1974〉 的逐段細重點筆記（整理自各段內容）：

一、導入與歷史脈絡

日本在二戰戰敗後，進入7年盟軍佔領期。
麥克阿瑟 1951 年稱日本人「像十二歲小孩」，反映西方普遍將日本視為 未成熟文明。
日本的選擇：如何在敗戰後重新獲得國際尊重？
日本的政策選擇（拒絕再軍事化、專注經濟、外交策略）皆與「擺脫污名、重獲承認」有關。

二、戰後改革（1945–1952）

新憲法（1946）：
- 第1條：主權在民，天皇地位源自人民意志。
- 第9條：放棄戰爭，不維持軍隊（成為未來爭議核心）。
- 日本人普遍支持：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和平主義國家」。
經濟藍圖（1946）：專家建議日本必須以「全球發展視角」制定政策，避免敗戰主義。
社會運動與勞工罷工（1946–1947）：共產黨滲透引發罷工，但麥克阿瑟禁止，擔憂社會動亂。
早期冷戰影響：韓戰（1950）加速美國對日本再武裝的壓力。

三、吉田學說與安全安排（1951–1952）

舊金山和約（1951）：
- 與美國簽署和平條約與安全條約。
- 美國負責保護日本，日本專注經濟。
- 美國獲得沖繩基地使用權。
吉田茂首相策略：
- 堅決反對全面再軍事化，避免拖累經濟。
- 巧妙利用左翼抗議，讓自己更能談判。
- 把國防責任轉交美國，日本得以成為「經濟大國而非軍事大國」。
外交代價：必須承認中華民國（台灣），犧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貿易。

四、經濟復興與「和平大國」形象（1950s–1960s）

日本藉韓戰需求，成為美軍後勤基地，經濟迅速復甦。
1960年代，經濟增長率世界領先，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經濟體。
1964年 東京奧運：象徵日本重新被世界接納。
對外：以經濟援助、投資取代軍事影響力。
國際認知：雖然日本展現「新型軟實力」，但仍有「新帝國主義」的批評。

五、外交定位的掙扎（1960s–1970s）

美國希望日本更多支持越戰與冷戰戰略，但日本社會反對再軍事化。
1968年觀察家評論：日本正在形成「區域發展」的新外交原則 → 扮演亞洲經濟發展模範。
1972年與中國建交：跟隨美國腳步，與北京正常化關係。
日本雖然經濟實力躍升，但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爭中失敗（1973）。
亞洲國家（曾受日本殖民）對日本仍保持懷疑，美國輿論對日本信任度也僅40%左右。

六、持續的污名與「受挫大國」心態

即使經濟奇蹟，日本仍被視為「外部人」：
- 在亞洲：是曾經的殖民者，缺乏信任。
- 在西方：經濟強大卻非安全體系核心。
學者稱日本為 「受挫的大國（frustrated great power）」。
日本的和平主義成功消解了軍國主義的惡名，但也排除了它進入國際安全決策圈。
日本外交在「作為亞洲橋樑」與「爭取西方平等」之間搖擺，造成戰略上的不確定。

✅ 總結

日本戰後的核心戰略：接受和平主義憲法，依賴美國安全保障，專注經濟發展。
國際地位：雖然成為經濟大國，但因歷史污名與安全依賴，始終無法完全被視為「平等大國」。
本章把日本比喻為「孩子」：有成就但仍被西方視為未成熟，陷入身份認同困境。

要不要我接著做 第5章：俄羅斯（1990–2007） 的逐段細重點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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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以下是 第5章〈神祕的敵人：俄羅斯 1990–2007〉 的逐段細重點筆記（結合各部分內容）：

一、導入：俄羅斯的「身份困境」

西方觀點搖擺：俄羅斯到底是盟友、敵人，還是兩者皆非？
葉爾欽時代形象混亂：醉酒演說、政策搖擺，削弱國際信任。
普丁上台後，美國總統布希曾說「我看進了他的靈魂」，一度抱有期待。
然而，俄羅斯在國際社會中像「套娃」般多層矛盾，難以被界定。
本章目標：分析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外交選擇，將其置於「地位追求與污名化」的框架。

二、歷史背景：帝俄與蘇聯的國際定位

帝俄：
- 彼得大帝以來，俄羅斯自視為「歐洲的一部分」。
- 西方仍懷疑俄羅斯是否真正「文明化」。盧梭批評彼得「讓俄羅斯人變成不是自己的東西」。
- 19世紀，俄國雖是歐洲強權，但常被視為專制、落後。
蘇聯：
- 以社會主義模式挑戰西方文明的終極敘事，聲稱代表「真正的歐洲未來」。
- 初期被孤立（外界拒絕承認布爾什維克政權）。
- 透過軍事實力、外交儀式與冷戰對抗，強行取得「超級大國」地位。
- 其現代化模式雖與自由主義對立，但本質上仍承襲啟蒙式的「單一路徑進步論」。

三、後冷戰初期：葉爾欽與改革挫折（1990s）

身份辯論：
- 有人主張「糾正」（全面西化、加入歐洲秩序）。
- 有人主張「拒絕」（強調俄羅斯特殊性，拒絕西方規範）。
- 也有人主張「利用污名」（強調自身特殊地位以換取讓步）。
葉爾欽時代（1991–1999）：
- 嘗試民主化與市場改革，尋求進入西方俱樂部（G7、WTO）。
- 但改革造成貧富差距、社會不滿，西方又態度冷淡。
- 西方輿論：一方面期待「民主俄羅斯」，另一方面不願完全接納。
- 結果：俄羅斯「糾正策略」失敗，產生強烈挫折感。

四、普丁的轉向與戰略（2000–2007）

初期合作（2001–2002）：
- 911事件後，普丁支持美國反恐，暫時獲得「西方好夥伴」形象。
- 普丁強調俄羅斯是「民主更強、經濟更自由」的國家，爭取WTO加入。
轉折（2003–2004）：
- 拒絕加入伊拉克戰爭，批評美國「牛仔式霸權」。
- 提出「穩定弧」構想（從歐洲經高加索、中亞到中國），強化與前蘇聯加盟國的安全合作。
- 美國與西方重新懷疑俄羅斯，開始批評其民主倒退。
- 烏克蘭「橙色革命」（2004）加劇俄西對立。
能源外交（2000s）：
- 俄羅斯因油氣出口暴漲，成為「能源超級大國」。
- 在2006年G8峰會，普丁以能源實力要求被承認為核心成員。
- 西方媒體擔憂：俄羅斯正走向威權化、遠離歐洲民主模式。

五、身份與國際地位的矛盾

與土耳其、日本不同，俄羅斯與西方的文化距離較近，軍事與資源實力更強。
正因如此，西方不願給予它「新進成員」的寬容（如土耳其的現代化、日本的經濟發展）。
歐盟規模擴大後，俄羅斯無法再想像自己「融入歐洲」。
結果：俄羅斯選擇在「內圈邊緣」上挑戰，強調「歐亞身份」。
這種「拒絕式」策略比土耳其與日本更明顯，也更具攻擊性。

六、總結（1990–2007）

俄羅斯在後冷戰時代一直擺盪於 想成為「西方的一員」 與 強調自身特殊性 之間。
葉爾欽的「糾正」策略失敗 → 產生挫折感。
普丁初期靠反恐合作爭取承認，但隨即轉向利用能源與威權統治來挑戰西方。
結果：俄羅斯成為一個「神祕的敵人」（enigmatic enemy），既非完全的盟友，也非完全的敵人。

✅ 核心啟示：

相比土耳其與日本，俄羅斯因為文化上更接近歐洲、實力更大，反而更難被「收編」。
俄羅斯的策略更像「被排除者的反擊」——它寧可主導歐亞秩序，也不願成為「西方次等成員」。

要不要我接著整理最後的 結論章（Zealots or Herodians?） 的逐段細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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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以下是 第6章〈結論：狂熱者還是希律黨人？〉 的逐段細重點筆記：

一、核心問題：非西方如何與西方共存？

三個案例（土耳其、日本、俄羅斯）揭示：
- 土耳其：急速世俗化與現代化 → 追求被承認，但始終被懷疑。
- 日本：戰敗後和平憲法 → 經濟成功卻仍是「未成熟的孩子」。
- 俄羅斯：曾是超級大國 → 從「糾正」到「拒絕」，成為「神祕的敵人」。
問題核心：國際秩序由西方規範主導，非西方只能選擇調整或反抗。

二、理論意涵：國際關係的盲點

傳統IR理論關注「大國博弈」，卻忽視「外部人」的掙扎。
污名化理論可解釋：
- 為什麼即使同化努力，外部人仍難被完全接納。
- 為什麼有些國家乾脆反抗，把「污名」轉化為「自我標誌」。
國際社會並非平等的俱樂部，而是一個「分層秩序」。

三、狂熱者（Zealots）與希律黨人（Herodians）的隱喻

狂熱者：堅決拒絕西方文明，選擇抗拒（如某些伊斯蘭運動）。
希律黨人：選擇妥協，接受西方規範，換取存活與部分承認（土耳其、日本）。
多數非西方國家介於兩者之間，既渴望承認又懷疑規範的公正性。

四、比較與模式

土耳其：
- 模仿最徹底，卻仍被看作「東方的守門人」而非平等國家。
日本：
- 經濟成功，但因安全依賴美國與戰爭記憶，永遠帶有「孩子」污名。
俄羅斯：
- 因實力過強，西方不願視其為新成員 → 只能選擇「拒絕」。

五、當代啟示

今天的中國、印度或中東國家，同樣面對「如何被國際體系接納」的難題。
「文明」與「現代性」的語言，仍是排除與分類的工具。
國際秩序表面上普世平等，實則延續不對稱的規範。
問題不是「是否進入俱樂部」，而是「這個俱樂部的規則誰來訂」。

六、作者結論

非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必須被納入IR理論，否則國際關係研究會繼續有偏見。
土耳其、日本、俄羅斯的案例顯示：
- 失敗與戰敗不是終點，而是重新定義國家身份的起點。
- 真正的問題在於：國際秩序能否承認「多樣現代性」，而不是單一路徑。

✅ 總結一句話：
這本書的結論指出，非西方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永遠面臨「模仿卻不被接納」的困境。它們不是單純的追隨者或挑戰者，而是活在「污名與承認的拉鋸」中。

要不要我幫你把 全書六章的細筆記 整理成一份「完整讀書筆記大綱」？這樣方便你快速複習或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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