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宣傳原則在北約對南斯拉夫戰爭的應用 作者:安妮‧莫雷利

战争宣传的基本原则。 适用于冷战、热战或冷战的情况...

安妮·莫雷利(Anne Morelli,生於 1948 年,也被稱為安妮·梅特維-莫雷利)是一位義大利裔比利時歷史學家,專門研究宗教和少數民族歷史。她目前是布魯塞爾自由大學(ULB)跨學科宗教與世俗主義研究中心(“Centre interdisciplinaire d'étude des religiouss et de la laïcité”)的助理主任,並在該校擔任教師。

安妮·莫雷利(Anne Morelli),2017 年

職業

哲學

出版品

編輯
  • (法文) 義大利新聞報在比利時(1919-1945),1981 年
  • (法文) 義大利流亡者參與比利時抵抗運動,1983 年
  • (義大利文) 義大利移民比利時的法西斯主義與反法西斯主義, 1922-1940,1987
  • (法文) 比利時、法蘭德斯和瓦隆歷史的偉大神話(導演),1995 年
  • (法文) Rital-littérature。義大利比利時文學選集,1996
  • (法文) 致教派對手的公開信,1997 年
  • (法語) 比利時移民:戰爭難民、經濟移民、宗教難民和政治移民今天離開我們的 16 世紀地區(導演),1998 年
  • (法文) Lemaire Jacques 與 Suzanne Charles 的《宗教與暴力》 ,1998 年
  • (法語) 種族主義是佛蘭德人和法語國家衝突的因素嗎?,1998 年
  • (法語) 戰爭宣傳基本原則(適用於寒冷、寒冷或寒冷的戰爭情況...),2001 年
  • 「當今時代的『古代派別』和『異端』」 (PDF)(法語)。 (1.89 MB) - 與 Alain Dierkens 合作,2002 年
  • (法語) 國際團結。與 Gotovitch José 一起探討歷史與觀點,2003 年
  • (法文) 比利時外國人與移民史:當今的史前時代(導演),2004 年
  • (法文) 魯比諾,《刺殺利奧波德二世的無政府主義者》,2007 年

參考

編輯
  1. ^ (法語) Jean-Pierre Stroobants, Anne Morelli。關於比利時歷史的神話《晚報》,1995 年 6 月 17 日
  2. ^ (法文) “我現在處於極左翼,但我認為我們今天所處的固定主義處於極左翼的分裂之中”,埃里克·紀堯姆,《比利時 175 年與安妮·莫雷利 (ULB) 的對決》,Solidaire,2005 年 5 月 18 日
  3. ^ (法語) “教會,作為魅力社區、修道院、監獄、醫院、營房、國民養老金(可能還包括迪斯尼MacDo收購案中的某些政黨或企業)是一個極權機構,它們竊取、標記、更改姓名或未註冊的證件,將其印在石頭上並偽裝起來,以給團隊和精神上留下制服。” Anne Morelli,《向教派的對手公開信》,1997 年
  4. ^ “2005 年,在根特舉行的反全球化運動國際會議上,安妮·莫雷利告訴震驚的聽眾,歷史上沒有一場運動能夠在不使用暴力的情況下推動變革。”法蘭辛‧梅斯特魯姆,阿雷格里港世界社會論壇:未來會怎樣?,2006 Forumsocialmundial.org.br 2008 年 1 月 12 日 存檔Wayback Machine。 2009 年 6 月 22 日檢索。
  5. ^ (法語) RTBF,“向皮埃爾·卡雷特表達援助行動”,2003年2月25日RTBF.be。 2009 年 6 月 22 日檢索。
  6. ^ 莫雷利,安妮(2001)。戰爭宣傳基本原則。布魯塞爾:《勞動報》版本。頁93. ISBN 2-8040-1565-3
  7. ^ “Zalea TV - zalea”原文存檔於2011-02-24。
  8. ^ 龐森比,亞瑟(1928)。戰爭時期的謊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宣傳謊言 古騰堡計劃澳大利亞
  9. ^ 「俄羅斯大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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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宣傳原則在北約對南斯拉夫戰爭的應用 作者:安妮‧莫雷利(Anne Morelli),布魯塞爾大學(ULB)歷史批判教授

近一個世紀前,一位英國外交官曾近距離觀察英國政府辦公室內敵視德國的情報工作,他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偽造手段。亞瑟龐森比 (Arthur Ponsonby) 的這本書解釋了戰爭宣傳的基本機制。然而,這些原則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並無關聯;它們適用於所有公開衝突以及冷戰期間。在最近北約與南斯拉夫發生衝突之際,我們再次可以證實,它們構成了資訊戰的基礎,而對於贏得公眾輿論的支持,資訊戰在今天比昨天更為重要。

龐森比的十誡
龐森比所確定的原則為了方便起見,可以用十條「誡命」來表達。我在這裡陳述這些觀點,我們將看到北約宣傳部門在多大程度上運用了這些觀點。

1. 我们不想打仗
2. 战争的责任完全在对方
3. 敌人长着魔鬼的脸(或 "丑陋 "的脸)
4. 战争的真正目的必须掩盖在崇高事业之下 
5. 敌人故意制造暴行,我们无意犯下错误 
6. 我们的损失很小,敌人的损失很大
7. 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
8. 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支持我们的事业
9. 敌人使用未经授权的武器
10. 质疑我们宣传的人是叛徒


1.我們不想戰爭
阿瑟龐森比早已註意到,各國政治家在宣戰前或宣戰之時,總是鄭重承諾,自己不想戰爭。事實上,戰爭及其恐怖的進程很少受到歡迎,因此,表現出自己愛好和平是一種好的形式。在對南斯拉夫的戰爭期間,我們聽到北約領導人宣稱自己是和平主義者。如果所有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都懷有類似的和平願望,那麼人們顯然會天真地問,為什麼有時(經常)戰爭還是會爆發。

2. 戰爭的責任完全由敵對一方承擔。
阿瑟·龐森比(Arthur Ponsonby)曾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這一悖論,毫無疑問,這一悖論在許多先前的戰爭中都可以找到:每一方都聲稱被迫宣戰,以防止對方讓地球陷入火海和造成血腥災難。每個政府都大聲提出這樣的難題:有時戰爭是為了結束戰爭而必須的。這一次將是最後一場戰爭,「最後一場中的最後一場」。因此,最狂熱的戰爭販子試圖把自己描繪成羔羊,並將衝突的責任推到敵人身上。他們往往能成功說服大眾(或許還有他們自己),他們這麼做是出於自衛。我不會試圖探究其中一方或另一方的意圖是否純粹。我並不是想找出誰在說謊或誰在說實話。我唯一的目的是要說明一致使用的宣傳原則,就第二個原則(「是其他人想要戰爭」)而言,很明顯它在北約對南斯拉夫的戰爭中被多次應用。這一次,歐洲各國政府對於被捲入一場沒有徵求歐洲議會意見的衝突感到有些尷尬,儘管在一些國家憲法上有此義務,但是歐洲各國政府在宣傳中大量使用了歐洲國家有義務參戰的論調。因此,1999 年,比利時國防部長辦公室主任克里斯蒂安·蘭伯特 (Christian Lambert) 回答了學生們的問題,即比利時為何參與轟炸南斯拉夫,因為這是我們國家作為北約成員國應盡的義務。這個答案在當時絕對是經典的,但卻不符合現實。如果北約國家遭到攻擊,歐洲國家就有義務參戰,但在南斯拉夫戰爭中顯然並非如此。在同一場戰爭中,「他先發起的」原則實際上被西方宣傳廣泛應用,特別是以亞瑟·龐森比已經指出的形式:敵人鄙視和低估我們的力量,我們不能再觀望了,我們將不得不向他們展示我們的力量。西方的宣傳,1999 年的戰爭確保南斯拉夫人違反北約,並迫使北約以暴力回應。布魯塞爾日報《晚報》於 1999 年 1 月 18 日寫道:北約發現自己面臨著令人震驚的冷嘲熱諷:世界頭號武裝力量能否長期保持觀望態度?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歐安組織的國際專業知識證實了相反的論點:當北約在 3 月 24 日開始轟炸南斯拉夫時,貝爾格萊德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多數人群進行了系統性的暴力活動。 3月24日之前,針對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的警察暴力行為都是孤立的,根本不是「種族清洗」。但為了讓西方輿論相信轟炸南斯拉夫是值得的,就必須讓人們相信這是報復行為。這場戰爭是米洛舍維奇的錯,據稱他頑固不化,拒絕了西方在朗布依埃提出的和平建議。法國-比利時週刊《Le Vif-Express》以標題寫道:“貝爾格萊德的獨裁者對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人民的不幸負有重大責任。”對敵營首領本人的重視並非偶然。龐森比的第三原則強調需要將敵人擬人化為領導者。讓西方輿論相信轟炸南斯拉夫是值得的,讓人們相信會有報復的情況。這場戰爭是米洛舍維奇的錯,據稱他頑固不化,拒絕了西方在朗布依埃提出的和平建議。法國-比利時週刊《Le Vif-Express》以標題寫道:“貝爾格萊德的獨裁者對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人民的不幸負有重大責任。”對敵營首領本人的重視並非偶然。龐森比的第三原則強調需要將敵人擬人化為領導者。讓西方輿論相信轟炸南斯拉夫是值得的,讓人們相信會有報復的情況。這場戰爭是米洛舍維奇的錯,據稱他頑固不化,拒絕了西方在朗布依埃提出的和平建議。法國-比利時週刊《Le Vif-Express》以標題寫道:“貝爾格萊德的獨裁者對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人民的不幸負有重大責任。”對敵營首領本人的重視並非偶然。龐森比的第三原則強調需要將敵人擬人化為領導者。

3. 敵人有著魔鬼的臉孔
你不能憎恨整個民族。因此,將對敵人的仇恨集中在對方領導人身上是有效的。這樣,敵人就會有一張臉,而且這張臉顯然是令人憎惡的。我們不僅要向德國人和日本人發動戰爭,更具體地說,我們要向德國皇帝、墨索里尼、希特勒、薩達姆或米洛塞維奇發動戰爭。這個令人憎惡的角色隱藏了他所領導的人口的多樣性以及普通公民可以在哪裡找到他的另一個自我。為了削弱反對派的力量,就必須將其領導人描繪成至少是無能的,並對他們的可靠性和正直產生懷疑。但是,盡可能地,這個敵方領導人必須被妖魔化,被描繪成一個瘋子、一個野蠻人、一個地獄罪犯、一個屠夫、一個和平的擾亂者、一個人類的敵人、一個怪物......因此戰爭的目的就是抓住他。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覺得這種敵人的形像是合理的,但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在衝突之前,甚至在衝突之後,這個怪物大多數時候都是很容易接近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希特勒一直被視為邪惡的典範,每個敵方領導人都必須與他相比。當然,史達林、毛澤東或金日成都是如此,但是,更近一些的時候,所有「當權的可怕人物」也都必須支持這種比較。米洛舍維奇也不例外,義大利週刊《L'Espresso》在其封面上將他命名為“希特勒羅舍維奇”,他的一半臉對應希特勒,另一半臉對應米洛舍維奇。按照同樣的場景和時間,《Le Vif-Express》呈現了在對南斯拉夫進行第一次轟炸期間的一張非常黑暗的封面,左半邊是米洛舍維奇的臉,右半邊寫著“可怕的米洛舍維奇”的標題。在周刊的正文中,透過配以南斯拉夫領導人的黑暗和令人不安的照片,我們了解到米洛舍維奇的危害能力還遠未耗盡。三年前,在巴黎簽署波斯尼亞和平協議期間,這個與希拉克和克林頓舉杯共飲的人,卻是一個神經質的人,他的父母,甚至他的舅舅都自殺了,這是明顯的遺傳性精神失常的症狀……《生活快報》沒有引用貝爾格萊德主人的任何演講或著作,但另一方面卻指出了他不正常的情緒,他不正常的憤怒當他生氣時,他的臉就會扭曲。然後,他立刻就恢復了鎮靜。他的妻子是一個上進心極強的女人,一個野心勃勃的女人,一個精神不平衡的女人,她的心理問題可以追溯到她父親很晚才認出她......而該周刊的結論是:斯洛博和米拉不是一對夫妻,他們是一個犯罪團夥。妖魔化敵方領導人的手段是有效的,而且或許還會長期被採用。讀者和公民需要清楚地辨別“好人”和“壞人”,而目前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把值班的壞人視為新的希特勒。任何人,不是為了為他辯護,甚至懷疑他是邪惡的化身,都會因為這種比較而立即失去資格。

4. 用崇高的理由來掩飾戰爭的真正目的
亞瑟龐森比指出,對於1914年至1918年戰爭,交戰國的官方文本從未提及衝突的經濟或地緣政治目標。例如,官方沒有提及英國對它的殖民期望,以及盟軍勝利後它將實現的殖民願望。從英法官方的觀點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目標可以概括為三點:粉碎軍國主義、保衛小國、為世界民主做好準備。這些非常光榮的目標在每次衝突前夕都會被幾乎一字不差地複製,即使它們與實際目標幾乎沒有任何關聯。在北約對南斯拉夫的戰爭中,我們發現衝突的官方目標和未公開的目標之間有同樣的差異。從官方角度來說,北約的干預是為了維護科索沃的多民族特性,防止少數民族在那裡受到虐待,實行民主,推翻獨裁統治。這是為了捍衛人權的神聖事業。戰爭結束後,我們不僅看到這些目標均未實現,我們還遠未成為一個多民族社會,針對少數民族的暴力行為每天都在發生,而且我們還意識到,這場戰爭從未討論過的經濟和地緣政治目標已經實現。因此,北約在沒有正式宣稱的情況下,其勢力範圍在東南歐已顯著擴大。大西洋組織已在阿爾巴尼亞、馬其頓和科索沃等先前對其成立持「猶豫」態度的地區建立。此外,從經濟角度來看,南斯拉夫「不願意」建立純粹簡單的市場經濟,仍然以大型公共市場運作,但在朗布依埃,「提議」科索沃的經濟應按照自由市場的原則運作,並對資本(包括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開放。人們可能會天真地想知道保護被壓迫的少數群體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之間有什麼聯繫,但第一種論述顯然隱藏著不那麼明顯的經濟目標。因此,福特汽車、通用汽車、霍尼韋爾等 12 家美國大公司贊助 1999 年春在華盛頓舉行的北約 50 週年峰會。北約發言人傑米謝伊也宣布,對南斯拉夫軍事行動的成本將在很大程度上被市場從中獲得的長期利潤所抵消。無論如何,自 1999 年 9 月 3 日起,德國馬克成為科索沃的官方貨幣,而大宇集團從 7 月開始覬覦克拉古耶瓦茨的紮斯塔瓦汽車廠(我曾在 5 月份看到過該廠,該廠在 4 月 9 日的北約襲擊中被摧毀)。戰爭的真正目的或許並不完全是人道主義的,但最主要的是在行動爆發時當輿論懷疑這次襲擊的合法性時讓人們相信這一點。她確信我們要對付「土匪」、「罪犯」和「殺人犯」。這也是戰爭宣傳的基本原則之一:戰爭必須呈現為文明與野蠻的衝突。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輿論相信,敵人會系統性地、故意地犯下暴行,而我方只會犯下非常不自覺的錯誤。戰爭的真正目的或許並不完全是人道主義的,但最主要的是在行動爆發時當輿論懷疑這次襲擊的合法性時讓人們相信這一點。她確信我們要對付「土匪」、「罪犯」和「殺人犯」。這也是戰爭宣傳的基本原則之一:戰爭必須呈現為文明與野蠻的衝突。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輿論相信,敵人會系統性地、故意地犯下暴行,而我方只會犯下非常不自覺的錯誤。戰爭的真正目的或許並不完全是人道主義的,但最主要的是在行動爆發時當輿論懷疑這次襲擊的合法性時讓人們相信這一點。她確信我們要對付「土匪」、「罪犯」和「殺人犯」。這也是戰爭宣傳的基本原則之一:戰爭必須呈現為文明與野蠻的衝突。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輿論相信,敵人會系統性地、故意地犯下暴行,而我方只會犯下非常不自覺的錯誤。

5. 敵人故意挑起暴行,我們若犯錯,那是無意的
關於敵人暴行的故事是戰爭宣傳的主要內容。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戰爭期間不會發生暴行。相反,不幸的是,從古代到二十世紀的戰爭,暗殺、武裝搶劫、縱火、掠奪和強姦似乎是所有戰爭環境和所有軍隊實踐中的常見行為。然而,戰爭宣傳的特殊之處在於讓人們相信只有敵人才習慣於這些行為,而我們自己的軍隊是為人民服務,甚至是為敵人服務,並受到人民愛戴。越軌犯罪成為敵軍的象徵,主要由不法的土匪組成。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人指責比利時和法國的「francs-tireurs」犯下了最嚴重的暴行,他們藐視戰爭法,背信棄義地襲擊德國士兵,並用詭計欺騙他們,例如向他們提供摻有士的寧的咖啡!在比利時和英法方面,一直有謠言稱德國人有計劃地砍斷了比利時嬰兒的手。此外,這些謠言引發了比利時民眾的恐懼,引發了前所未有的難民外逃。 1914 年德國入侵時,有一百三十萬比利時人背井離鄉。在對南斯拉夫的戰爭期間,宣傳技巧顯然是相似的。轟炸開始前,威廉·沃克散佈了南斯拉夫警察於1999年1月在拉查克屠殺平民的消息,西方媒體也正式宣布塞爾維亞人在科索沃進行系統性的種族清洗。當時引用的數字表明,「種族滅絕」的受害者有50萬,其中大多數被埋在萬人坑裡。評論員甚至認為屍體可能在前工業遺址上被焚燒,這顯然讓人想起納粹火葬場。我們現在知道,在拉查克,遭到慘敗的是聯合克里姆林宮軍隊(而不是平民)。法國軍隊最終推翻了工業火葬場火化的假設,而經過長期細緻的研究,西班牙驗屍官估計科索沃雙方死亡人數最多為 2,500 人,其中包括無人能責怪的個人死亡。就連美國周刊《新聞周刊》在爆炸結束後也會以頭條新聞報道:令人毛骨悚然的數學:暴行的數量正在減少。但那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戰爭已經結束了。官方的謊言適時地調動了輿論,獲得了輿論的認同,我們可以重新進行更嚴肅的評估。 1999年秋,西方記者也解釋了他們是如何受到科索沃解放軍特工操縱在電視台播放「虛假」證詞的。因此,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的記者南希·達勒姆,其關於一名8歲阿爾巴尼亞女孩被謀殺的感人報道,以及其姐姐的證詞,在十多個頻道上播出,揭露了她被阿爾巴尼亞線人欺騙了,但卻被拒絕糾正以揭穿謊言。至於萬人坑和集中營,現在回想起來,這些術語似乎不太符合現實。當然,1999 年春天發生了謀殺、搶劫、酷刑和焚燒阿爾巴尼亞人房屋的事件,但我們「忘記」以同樣的敏銳度強調從夏天開始針對塞爾維亞人、波斯尼亞人、羅姆人和其他非阿爾巴尼亞人犯下的同樣暴行。他們的逃離被默然忽視,而科索沃阿爾巴尼亞難民的形象和他們在國外的接待卻成為整個電視節目的主題。因為這場戰爭宣傳的第五個原則就是:只有敵人才能犯下暴行,我方只能犯「錯誤」。北約宣傳在對南斯拉夫的戰爭期間推廣了「附帶損害」一詞,並以此描述對平民和醫院的轟炸,據消息人士稱,這次轟炸造成了 1,200 至 5,000 人死亡。因此,轟炸中國大使館、轟炸阿爾巴尼亞難民車隊、轟炸過橋火車都是「錯誤」的。敵人不會犯錯,但會明知故犯。它也很有品味,支持軍隊的士氣和公眾輿論,肯定敵人正在遭受巨大損失,而我們的損失卻沒有或很少。

6. 我們損失很小,敵人損失慘重
。這一老招在對南斯拉夫的戰爭中也被運用。西方宣稱自己沒有遭受任何損失,而南斯拉夫軍隊卻遭受了巨大的軍事損失。因此,為了證明攻擊的有效性,西方宣傳聲稱數百輛南斯拉夫坦克將失去作戰能力。戰爭結束一年後,《新聞周刊》承認,1999 年的空襲中只有 14 輛南斯拉夫坦克遭到擊中...

7. 我們的事業具有神聖性,
上帝對事業的支持始終是一項重要的財富,自從宗教存在以來,我們就以上帝的名義愉快地互相殘殺。戰爭宣傳顯然必須讓輿論相信“上帝站在我們這邊”,或者至少,牧師必須透過宣稱戰爭是“正義的”來表示對戰爭的支持。讓我們記住,善良的聖伯納德告誡基督的騎士們要為基督工作,殺死異教徒......“Got mit uns”在腰帶上展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士兵。這句口號得到了英國人的「天佑國王」的回答,而比利時大主教梅西耶樞機主教在其「愛國與忍耐」牧函中毫不猶豫地宣稱,在抗德戰爭中犧牲的比利時士兵得到了靈魂的救贖,並在天堂獲得了一席之地。在北約對南斯拉夫的戰爭中,雖然法國和美國的主教反對使用武力,但其他人卻為轟炸辯護。因此,康布雷大主教、法國主教團正義與和平委員會主席雅克·德拉波特主教在《世界報》的專欄中批准空襲是道德上必要的行動,而布拉格大主教米洛斯拉夫·弗利克則依據教會的教義為北約的干預辯護:國際社會不僅被授權而且也有義務阻止暗殺科索沃人並恢復他們返回祖國的權利。這樣的立場顯然在西方輿論中使對南斯拉夫使用暴力的「經常性」合法化。

8. 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支持我們的事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除了少數例外,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支持自己一方。每個交戰國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畫家、詩人、音樂家的支持,他們透過各自領域的舉措來支持國家事業。在英國,《阿爾伯特國王之書》匯集了畫家和雕刻家的宣傳作品,他們「推出」了騎士國王阿爾伯特的光輝形象。在法國,漫畫家普爾博(Poulbot)和魯比爾(Roubille)將自己的才華用於服務祖國。在比利時,藝術家奧斯特 (Ost) 和雷馬克斯 (Raemaekers) 擅長創作悲劇形象,以喚起人們對比利時難民殉難的記憶或祖國的英雄形象。在義大利,詩人加布里埃萊·丹努齊奧是行動派的捍衛者。 1914年10月,在德國,包括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諾貝爾獎得主和語言學家馮·維拉莫維茨、歷史學家G.馮·哈納克以及眾多天主教神學教授在內的93名知識分子簽署了一份宣言,支持他們的國家事業和軍隊的榮譽,而宣言稱,軍隊是可惡的誹謗的受害者。對於北約對南斯拉夫的戰爭,顯然已經不再是譜寫幾首動人的英雄樂曲或創作幾幅感人的圖畫的問題了。但漫畫家們大多是為了給戰爭辯護,描繪「屠夫」及其暴行,而其他藝術家則手持相機,創作有關難民的教育性文獻,這些文獻總是精心選取阿爾巴尼亞難民的形象,並且盡可能地選擇與他們所針對的公眾相似的形象,比如這個長相懷舊的金發美女,旨在喚起人們對阿爾巴尼亞受害者的回憶。幾乎所有法國知識分子都會透過在報紙上發表支持性文章和在媒體上幹預來追隨政府的官方立場。顯然,「哲學家」貝爾納-亨利·萊維 (Bernard-Henri Lévy) 就是這種情況,在整個戰爭期間,他都在法國各個廣播頻道和報紙《世界報》上發表講話,為對南斯拉夫的轟炸辯護。但許多其他法國「知識分子」(帕斯卡爾·布魯克納、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迪迪埃·丹寧克斯、讓·丹尼爾、安德烈·格魯克斯曼、菲利普·赫爾佐格、地理學家伊夫·拉科斯特……)也因同樣的政治卑躬屈膝而聞名。

9. 敵人使用未經授權的武器
在戰爭宣傳中,沒有什麼比聲稱敵人使用「不道德」且應受譴責的武器進行作戰更能證明敵人的欺騙行為了。即使基本思想是荒謬的,也會存在一種使用「俠義」武器進行戰爭的「高尚」方式,這顯然是我們的方式,而另一方面,也會存在一種使用「野蠻」武器進行戰爭的野蠻方式,這就是我們的敵人的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關於法國和德國是否開始使用毒氣有激烈的爭論。每個交戰國都將這種使用行為的可悲優先權轉嫁到敵人身上,並保證自己只是出於義務才「複製」敵人的武器。 1939 年 9 月 1 日,希特勒在向國會發表宣布入侵波蘭的演講中本人保證,他對使用武器有人道主義關切。他會試圖限制軍備,消除某些武器,排除某些我認為與國際法不相容的戰爭方法。在韓戰期間,共產主義陣營指責美國發動細菌戰,但這一點遠未得到證實。在北約對南斯拉夫的戰爭期間,龐森比指出的這一古老的戰爭宣傳原則被重新使用。事實上,當南斯拉夫在 1999 年 6 月透露北約使用貧鈾武器,並給人類和生態帶來無法估量的影響時,他們很快就做出了回應。早在1999年8月,西方媒體就報告南斯拉夫在科索沃使用了化學武器,違反了「文明」戰爭規則。

10. 那些質疑我們宣傳的人都是叛徒。
龐森比的最後一個原則是,那些不參與官方宣傳的人會被社會排斥,並被懷疑與敵人勾結。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和平主義者已透過付出的代價認識到,戰爭時期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不與我們同在的人就是反對我們的。任何質疑宣傳機構報道的行為都會立即被譴責為缺乏愛國主義,或更確切地說是叛國行為。在對南斯拉夫的戰爭期間,同樣的情況在西方也上演了。北約的媒體策略是每天發布訊息,然後由士兵記者一致重複。那些麻煩的反對者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外,只在少數沒有被廣泛關注的公開論壇上露面,以此作為展示資訊多元化的托辭。例如,當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遭受“種族滅絕”的消息宣布後,任何對這一現象的規模表示懷疑的人都會被稱為“修正主義者”,這個術語含義豐富,因為它通常用來指代那些否認納粹組織對猶太人進行系統性滅絕的人。在法國,雷吉斯·德布雷事件激起了人們的憤怒。從科索沃回來後,德布雷在給共和國總統雅克·希拉克的一封信中質疑科索沃存在「種族清洗」的現實。就在發表第二天,以伯納德-亨利·萊維 (Bernard-Henri Lévy) 為首的媒體組織了對他的公開私刑。丹尼爾·施奈德曼 (Daniel Schneidermann) 寫道,德布雷“遠遠地打擊了難民”,皮埃爾·喬治 (Pierre Georges) 稱他為“假記者”、“帶有偏見的人”、“天真得可笑”,並保證他積累了“基本的錯誤”並創作了“一個支離破碎、完全值得懷疑的故事”。阿蘭·約克塞 (Alain Joxe) 稱他為“國際白痴”,認為他信奉米洛舍維奇的理論,是塞爾維亞法西斯政權的幫兇,而烏克蘭共產黨 (UCK) 正在“幾乎沒有武器”地與塞爾維亞法西斯政權進行鬥爭。至此,我們非常巧妙地想起,雷吉斯·德布雷是切·格瓦拉的前同伴。加上對修正主義者的同化,對紅棕色叛徒的指控變得更加精確。因為在戰爭時期,提出問題已經是異端了。《事件》週刊會毫不猶豫地公開譴責那些被它斥為「米洛舍維奇的幫兇」並刊登其照片的人。在這個「叛徒」陣營中,我們發現,歷史學家馬克斯·加洛、皮埃爾神父、加約大人、加盧瓦將軍、電影製片人卡洛斯·紹拉、歌手雷諾、劇作家哈羅德·品特和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都混雜其中。因為他們對官方宣傳表現出懷疑,所以他們被巴黎周刊指責為「選擇揮舞塞爾維亞大旗」、投奔了敵人。

結論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龐森比所描述的戰爭宣傳的十條「戒律」在近一個世紀裡絲毫沒有失去其現實意義。這些措施是北約宣傳官員憑直覺應用的,還是按照我們自己所遵循的模式應用的?認為宣傳是透過有系統地精心策劃和規劃而建立的總是有風險的,人們更傾向於相信即興表演的機會與龐森比的古老原則相交叉。

然而,我們不應忘記,策劃對南斯拉夫戰爭所有宣傳的北約發言人正是傑米·謝伊。傑米·謝伊並不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軍人。他畢業於牛津大學林肯學院,其最後一年的論文主題是知識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扮演的角色!他在學術上的執著追求,讓他獲得了北約宣傳部門負責人這一令人羨慕的職位。也不用輕率地想像傑米·謝伊 (Jamie Shea) 就像我每年在歷史批評課程上教的學生一樣,學習了戰爭宣傳的基本原則,並在他被要求策劃的宣傳活動中認真而係統地運用了這些原則。

作者:安妮·莫雷利(Anne Morelli),布魯塞爾大學(ULB)歷史批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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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principes de la propagande de guerre appliqués à la propagande de l'OTAN pendant la guerre contre la Yougoslavie
Par Anne Morelli, professeur de Critique historique à l'Université de Bruxelles (U.L.B)
Il y a près d'un siècle, un diplomate britannique qui avait pu observer de près la création d'informations hostiles à l'Allemagne dans les officines gouvernementales britanniques décrivit ces procédés de faussaires à l'Ïuvre pendant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Ce livre d'Arthur Ponsonby expliqua les mécanis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ropagande de guerre. Ces principes ne sont cependant pas liés à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ils ont été appliqués lors de tous les conflits ouverts et également lors de la guerre froide. A l'occasion du récent conflit entre l'OTAN et la Yougoslavie, on a pu vérifier une fois de plus qu'ils forment la base de la guerre de l'information qui est primordiale, aujourd'hui plus encore qu'hier, pour gagner l'opinion publique à une cause.

Les 10 commandements de Ponsonby
Les principes relevés par Ponsonby peuvent être, par facilité, énoncés en 10 "commandements". Je les énonce ici et nous verrons pour chacun d'eux dans quelle mesure ils ont été appliqués par les services de propagande de l'OTAN.

1. Nous ne voulons pas la guerre
2. Le camp adverse est seul responsable de la guerre
3. L'ennemi a le visage du diable (ou L"'affreux" de service)
4. Les buts réels de la guerre doivent être masqués sous de nobles causes
5. L'ennemi provoque sciemment des atrocités, nous commettons des bavures involontaires
6. Nous subissons très peu de pertes, les pertes de l'ennemi sont énormes
7. Notre cause a un caractère sacré
8. Les artistes et intellectuels soutiennent notre cause
9. L'ennemi utilise des armes non autorisées
10. Ceux qui mettent en doute notre propagande sont des traîtres

1. Nous ne voulons pas la guerre
Arthur Ponsonby avait déjà remarqué que les hommes d'Etat de tous les pays, avant de déclarer la guerre ou au moment même de cette déclaration, assuraient toujours solennellement en préliminaire qu'ils ne voulaient pas la guerre. La guerre et son cortège d'horreurs sont en effet rarement populaires a priori et il est donc de bon ton de se présenter comme épris de paix. On a entendu, lors de la guerre contre la Yougoslavie, les dirigeants de l'OTAN s'affirmer pacifistes. Si tous les chefs d'Etats et de gouvernements sont animés de semblables volontés de paix, on peut évidemment se demander innocemment pourquoi, parfois (souvent), des guerres éclatent tout de même Mais le second principe de la propagande de guerre répond immédiatement à cette objection : nous avons été contraints de faire la guerre, le camp adverse a commencé, nous sommes obligés de réagir, en état de légitime défense ou pour honorer nos engagements internationaux....

2. Le camp adverse est seul responsable de la guerre
Arthur Ponsonby avait relevé ce paradoxe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qu'on pourrait par ailleurs sans doute retrouver dans bien des guerres antérieures : chaque camp assurait avoir été contraint de déclarer la guerre pour empêcher l'autre de mettre la planète à feu et à sang. Chaque gouvernement déclinait haut et fort l'aporie selon laquelle il faut parfois faire la guerre pour mettre fin aux guerres. Ce serait cette fois la dernière guerre, la "der. des der.". Les bellicistes les plus acharnés s'efforcent donc de se faire passer pour des agneaux et de reporter la culpabilité du conflit sur leur ennemi. Ils réussissent le plus souvent à persuader leur opinion publique (et peut-être à s'auto-persuader) qu'ils sont en état de légitime défense. Je ne tenterai pas de sonder la pureté des intentions des uns ou des autres. Je ne cherche pas ici à savoir qui ment ou dit la vérité. Mon seul propos est d'illustrer les principes de la propagande, unanimement utilisés, et dans le cas de ce deuxième principe ("c'est l'autre qui a voulu la guerre") il est évident qu'il a été maintes fois appliqué lors de la guerre de l'OTAN contre la Yougoslavie. A cette occasion, les gouvernements européens, légèrement embarrassés devant leur opinion publique d'être entraînés dans un conflit à propos duquel les parlements européens n'avaient pas été consultés, malgré l'obligation constitutionnelle que cela constituait dans plusieurs pays, utilisèrent largement dans leur propagande l'argument de l'obligation dans laquelle se trouvaient les pays européens de se joindre à la guerre. Ainsi en 1999, Christian Lambert, chef de cabinet du ministre belge de la défense, répond-il à des étudiants qui lui demandent pourquoi la Belgique a participé aux bombardements contre la Yougoslavie, que c'est une obligation pour notre pays, liée à son adhésion à l'OTAN. Cette réponse est totalement classique à ce moment, mais ne correspond pas à la réalité. Il y aurait eu obligation pour les pays européens de participer à la guerre si un état de l'OTAN avait été agressé, mais ce n'était évidemment pas le cas dans la guerre de Yougoslavie. Lors de cette même guerre, le principe de "c'est lui qui a commencé" a été de fait très largement appliqué par la propagande occidentale et notamment sous une forme qu'Arthur Ponsonby avait déjà relevée : l'ennemi méprise et sous-estime notre force, nous ne pourrons plus rester attentistes, nous allons être obligés de lui montrer notre force. La propagande occidentale, en 1999 assure donc que les Yougoslaves défient l'OTAN et la poussent à répliquer par la violence. Ainsi le quotidien bruxellois Le Soir écrit-il, le 18 janvier 1999: L'OTAN se retrouve défiée avec un cynisme stupéfiant: la première puissance armée du globe pourra-t-elle longtemps justifier son attentisme L'OTAN assure en outre réagir à une campagne de "purification ethnique" des Serbes contre les Albanais du Kosovo. Avec le recul du temps, les expertises internationales de l'OSCE confirment cependant la thèse inverse : lorsque le 24 mars, l'OTAN commence à bombarder la Yougoslavie, Belgrade réagit par une campagne systématique de violence contre la majorité albanaise du Kosovo. Avant le 24 mars, les violences policières contre des Albanais du Kosovo n'avaient été qu'isolées, ce n'étaient nullement des "purifications ethniques" . Mais il fallait, pour convaincre l'opinion publique occidentale du bien-fondé des bombardements contre la Yougoslavie, faire croire à une situation de riposte C'est l'ennemi qui devait porter l'entière responsabilité de la guerre et plus personnellement son chef. La guerre c'est la faute à Milosevic qui aurait par ailleurs, dans son intransigeance, refusé les propositions occidentales de paix à Rambouillet. L'hebdomadaire franco-belge Le Vif-Express titrait "Le dictateur de Belgrade a une responsabilité écrasante dans les malheurs des peuples serbe et albanais". L'insistance sur la personne du chef du camp ennemi n'est pas un hasard. Le troisième principe de Ponsonby insiste sur la nécessité de personnifier l'ennemi dans la personne de son chef.

3. L'ennemi a le visage du diable
On ne peut haïr globalement tout un peuple. Il est donc efficace de concentrer cette haine de l'ennemi sur le leader adverse. L'ennemi aura ainsi un visage et ce visage sera évidemment odieux. On ne fera pas la guerre seulement contre les Boches, les Japs É mais plus précisément contre le Kaiser, Mussolini, Hitler, Saddam ou Milosevic. Ce personnage odieux dissimulera la diversité de la population qu'il dirige et où le simple citoyen pourrait retrouver ses alter ego. Pour affaiblir la cause adverse il faut présenter pour le moins ses chefs comme incapables et faire douter de leur fiabilité, de leur intégrité. Mais, dans toute la mesure du possible, il faut diaboliser ce leader ennemi, le présenter comme un fou, un barbare, un criminel infernal, un boucher, un perturbateur de la paix, un ennemi de l'humanité, un monstre ..... Et le but de la guerre serait dès lors de le capturer. Dans certains cas, ce portrait de notre ennemi peut nous sembler justifié, mais il ne faut pas perdre de vue que ce monstre est la plupart du temps très fréquentable avant le conflit et même dans certains cas après. Depui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Hitler a été considéré comme un tel paradigme du mal, que tout chef ennemi doit lui être comparé. Ce fut bien sûr le cas de Staline, Mao ou Kim Il Sung, mais, bien plus récemment encore, tous les "affreux de service" ont également dû soutenir cette même comparaison. Il n'en sera pas autrement de Milosevic que l'hebdomadaire italien L'Espressoprésente en couverture sous le titre "Hitlérosévic", avec une moitié du visage correspondant au visage de Hitler et l'autre à celle de Milosevic. Suivant la même mise en scène et au même moment, Le Vif-Express présente, lors des premiers bombardements contre la Yougoslavie, une couverture très sombre, affichant à gauche la moitié du visage de Milosevic et à droite le titre "L'effroyable Milosevic". Dans le corps de l'hebdomadaire, au cours d'un texte appuyé de sombres et inquiétantes photos du dirigeant yougoslave, on apprendra que la capacité de nuisance de Milosevic est loin d'être épuisée. Celui qui, qui trois ans plus tôt levait son verre avec Chirac et Clinton, lors des accords de paix à propos de la Bosnie, signés à Paris, est un névrosé dont les deux parents et même l'oncle maternel se sont suicidés, symptômes évidents d'un déséquilibre mental héréditaire... Le Vif-Express ne cite aucun discours, aucun écrit du maître de Belgrade mais par contre relève ses sautes d'humeur anormales, ses explosions de colère, maladives et brutales : Quand il était en colère, son visage se tordait. Puis, instantanément, il recouvrait son sang-froid. Son épouse est une arriviste, une ambitieuse et une déséquilibrée dont les problèmes psychologiques remontent au fait qu'elle fut reconnue tardivement par son père...... Et l'hebdomadaire de conclure : Slobo et Mira ne sont pas un couple, c'est une association de malfaiteurs. La technique de diabolisation du leader ennemi est efficace et continuera sans doute longtemps à être appliquée. Il faut au lecteur et au citoyen des "bons" et des "mauvais" , clairement identifiés, et le plus simpliste actuellement est de traiter l'affreux de service de nouveau Hitler. Quiconque voudrait, non pas prendre sa défense mais même douter qu'il soit l'incarnation précise du mal, est immédiatement disqualifié par cette comparaison.

4. Masquer les buts réels de la guerre sous de nobles causes
Arthur Ponsonby avait relevé pour la guerre de 14-18 qu'on ne parlait jamais, dans les textes officiels des belligérants, des objectifs économiques ou géopolitiques du conflit. Pas un mot n'était dit officiellement sur les aspirations coloniales, par exemple, que la Grande-- Bretagne en attendait et qui seront exaucées lors de la victoire alliée. Officiellement, du côté des anglo-français les buts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se résumaient en trois points : -écraser le militarisme -défendre les petites nations - préparer le monde à la démocratie. Ces objectifs, très honorables, sont depuis recopiés quasi textuellement à la veille de chaque conflit, même s'ils ne cadrent que très peu ou absolument pas avec ses objectifs réels. Pour la guerre de l'OTAN contre la Yougoslavie, on retrouve le même décalage entre buts officiels et inavoués du conflit. Officiellement l'OTAN intervient pour préserver le caractère multiethnique du Kosovo, pour empêcher que les minorités y soient maltraitées, pour y imposer la démocratie et pour en finir avec le dictateur. Il s'agit de défendre la cause sacrée des droits de l'homme. Non seulement à la fin de la guerre, on peut constater qu'aucun de ces objectifs n'a été atteint, qu'on est notamment loin d'une société multiethnique et que les violences contre les minorités sont quotidiennes, mais encore on se rend compte que les buts économiques et géopolitiques de la guerre, dont on n'avait jamais parlé, sont -eux-- atteints. Ainsi, sans qu'elle l'ait officiellement revendiqué, la sphère d'influence de l'OTAN s'est notablement élargie dans le Sud-Est de l'Europe. L'Organisation atlantique s'est installée en Albanie, en Macédoine et au Kosovo, régions jusque là "rétives" à son installation. En outre, du point de vue économique, la Yougoslavie, "rétive" à l'installation d'une économie de marché pure et simple et qui fonctionnait encore avec un large marché public, se voit "proposer" à Rambouillet que l'économie du Kosovo fonctionne selon les principes du marché libre et soit ouverte à la libre circulation des (...) capitaux, y compris d'origine internationale. Innocemment on pourrait se demander quel rapport il peut y avoir entre la défense des minorités opprimées et la libre circulation des capitaux, mais le premier type de discours cache évidemment des buts économiques moins avouables. Ainsi 12 grosses sociétés américaines, parmi lesquelles Ford Motor, General Motors et Honeywell, sponsorisent le sommet du 50e anniversaire de l'OTAN à Washington au printemps 1999. De manière totalement désintéressée penseront certains, tandis que d'autres pensent que c'est "donnant-donnant" et que les bombardements contre la Yougoslavie en détruisant l'économie socialiste du pays, ont fait place nette aux multinationales qui rêvaient depuis longtemps d'y installer un grand chantier et d'y faire de bonnes affaires. Le porte-parole de l'OTAN, Jamie Shea, annonça par ailleurs que le coût de l'opération militaire contre la Yougoslavie serait largement compensé par les bénéfices à plus long terme que les marchés pourraient y réaliser. Dès le 3 septembre 1999 le deutsche mark devient en tout cas la monnaie officielle au Kosovo et l'usine d'automobiles Zastava à Kragujevac, que j'avais vue en mai, détruite par la frappe de l'OTAN du 9 avril, est dès le mois de juillet convoitée par Daewoo. Les buts réels de la guerre n'étaient peut-être donc pas totalement humanitaires, mais l'essentiel est de l'avoir fait croire au moment du déclenchement des opérations lorsque l'opinion publique doutait du bien fondé de cette attaque. On l'a persuadée qu'on allait intervenir contre des "bandits", des "criminels", des "assassins". C'est aussi là un des princip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ropagande de guerre : il faut présenter la guerre comme le conflit entre la civilisation et la barbarie. Pour cela il faut persuader l'opinion que l'ennemi commet systématiquement et volontairement des atrocités, tandis que notre camp ne peut commettre que des bavures bien involontaires.

5. L'ennemi provoque sciemment des atrocités, si nous commettons des bavures c'est involontairement
Les récits d'atrocités commises par l'ennemi constituent un élément essentiel de la propagande de guerre. Cela ne veut évidemment pas dire que des atrocités n'ont pas lieu pendant les guerres. Tout au contraire, les assassinats, les vols à main armée, les incendies, les pillages et les viols semblent plutôt être hélas la monnaie courante de toutes les circonstances de guerre et la pratique de toutes les armées, depuis celles de l'Antiquité jusqu'aux guerres du XXe siècle. Ce qui par contre est spécifique à la propagande de guerre c'est de faire croire que seul l'ennemi est coutumier de ces faits tandis que notre propre armée est au service de la population, même ennemie, et aimée d'elle. La criminalité déviante devient le symbole de l'armée ennemie, composée essentiellement de brigands sans foi ni loi. Pendant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les Allemands accusaient des pires atrocités les "francs-tireurs" belges et français qui, bafouant les lois de la guerre auraient traîtreusement attaqué les soldats allemands et les auraient trompés par leurs ruses, comme par exemple en leur offrant du café à la strychnine ! Du côté belge et anglo-français circulait avec insistance la rumeur selon laquelle les Allemands avaient systématiquement coupé les mains des bébés belges. En outre la frayeur de la population belge, suite à ces rumeurs, déclencha un exode de réfugiés sans précédent. Un million trois cent mille Belges quittèrent leurs foyers au moment de l'invasion allemande de 1914. Cet exode des "pauvres réfugiés belges" et l'épisode imaginaire des bébés belges aux mains coupées furent utilisés à fond par la propagande alliée pour faire entrer dans son camp des pays hésitants, tels que l'Italie. Lors de la guerre contre la Yougoslavie la technique de propagande est évidemment semblable. Avant le déclenchement des bombardements William Walker fait circuler la nouvelle que la police yougoslave aurait massacré des civils à Racak en janvier 1999 et on annonce officiellement dans les médias occidentaux que les Serbes pratiquent au Kosovo une purification ethnique systématique. Les chiffres cités à l'époque parlent de 500.000 victimes du "génocide" , pour la plupart enterrées à la sauvette dans des charniers. Des commentateurs suggèrent même que des corps ont pu être brûlés dans d'anciens sites industriels, ce qui ne manque évidemment pas d'évoquer les crématoires nazis. On sait aujourd'hui qu'à Racak ce sont les troupes de l'UCK (et non des civils) qui avaient été décimées, les troupes françaises ont finalement infirmé l'hypothèse des crémations dans des cuves industrielles et, après de longues et minutieuses recherches, les légistes espagnols ont estimé le nombre de tués au Kosovo à 2500 maximum, des deux camps et y compris les décès particuliers dont on ne peut accuser personne. Même l'hebdomadaire américain Newsweek titrera après la fin des bombardements Mathématiques macabres : le décompte des atrocités diminue. Mais peu importe à ce moment-là puisque la guerre est terminée. Les mensonges officiels ont mobilisé l'opinion publique au bon moment pour avoir son assentiment et on peut en revenir à des évaluations plus sérieuses. En automne 1999 il est aussi possible à des journalistes occidentaux d'expliquer comment ils ont été manipulés par des agents de l'UCK pour diffuser sur les chaînes de télévision des témoignages "bidon". Ainsi la journaliste Nancy Durham, travaillant pour la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CBC), dont l'émouvant reportage sur l'assassinat d'une fillette albanaise de 8 ans, avec le témoignage de sa grande sÏur, montré sur plus de dix chaînes, révèlera avoir été trompée par ses informateurs albanais, mais se voit refuser un rectificatif démontant le mensonge . Quant aux charniers et aux camps de concentration, les termes semblent a posteriori bien inadaptés à la réalité. Il y a évidemment eu, au printemps 1999, meurtres, pillages, tortures et incendies de maisons albanaises, mais on "oublie" de mettre en évidence avec la même acuité les mêmes atrocités commises à partir de l'été sur des Serbes, Bosniaques, Roms et autres personnes non Albanaises. Leur exode sera passé sous silence alors que les images de réfugiés albanais du Kosovo et leur accueil à l'étranger avaient fait l'objet d'émissions complètes à la télévision. C'est que ce cinquième principe de la propagande de guerre veut que seul l'ennemi commette des atrocités, notre camp ne peut commettre que des "erreurs". La propagande de l'OTAN popularisera à l'occasion de la guerre contre la Yougoslavie le terme de "dégâts collatéraux" et présentera comme tels les bombardements de populations civiles et d'hôpitaux, qui auraient fait, selon les sources, entre 1200 et 5000 victimes. "Erreur" donc que le bombardement de l'ambassade chinoise, d'un convoi de réfugiés albanais, ou d'un train passant sur un pont. L'ennemi, lui, ne commet pas d'erreurs, mais commet le mal sciemment. Il sera de bon ton, en outre, pour soutenir le moral des troupes et de l'opinion publique, d'affirmer que l'ennemi connaît des pertes énormes tandis que les nôtres sont inexistantes ou minimes.

6. Nous subissons très peu de pertes, les pertes de l'ennemi sont énormes
Lors de la bataille d'Angleterre, en 1940, les Britanniques ont 






戰爭宣傳原則在北約對南斯拉夫戰爭的應用 作者:安妮‧莫雷利(Anne Morelli),布魯塞爾大學(ULB)歷史批判教授

近一個世紀前,一位英國外交官曾近距離觀察英國政府辦公室內敵視德國的情報工作,他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偽造手段。亞瑟龐森比 (Arthur Ponsonby) 的這本書解釋了戰爭宣傳的基本機制。然而,這些原則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並無關聯;它們適用於所有公開衝突以及冷戰期間。在最近北約與南斯拉夫發生衝突之際,我們再次可以證實,它們構成了資訊戰的基礎,而對於贏得公眾輿論的支持,資訊戰在今天比昨天更為重要。

龐森比的十誡
龐森比所確定的原則為了方便起見,可以用十條「誡命」來表達。我在這裡陳述這些觀點,我們將看到北約宣傳部門在多大程度上運用了這些觀點。

1. 我們不想戰爭
2. 敵方對戰爭負全部責任
3. 敵人長著一張魔鬼的面孔(或者說是「醜陋」的代表)
4. 戰爭的真正目的必須用崇高的事業來掩蓋
5. 敵人挑起暴行,我們卻在無意中犯下錯誤
6. 我們遭受的損失很少,敵人的損失卻很大
7. 我們挑起暴行,我們卻在無意中犯下
錯誤的事業和人力

1.我們不想戰爭
阿瑟龐森比早已註意到,各國政治家在宣戰前或宣戰之時,總是鄭重承諾,自己不想戰爭。事實上,戰爭及其恐怖的進程很少受到歡迎,因此,表現出自己愛好和平是一種好的形式。在對南斯拉夫的戰爭期間,我們聽到北約領導人宣稱自己是和平主義者。如果所有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都懷有類似的和平願望,那麼人們顯然會天真地問,為什麼有時(經常)戰爭還是會爆發。

2. 戰爭的責任完全由敵對一方承擔。
阿瑟·龐森比(Arthur Ponsonby)曾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這一悖論,毫無疑問,這一悖論在許多先前的戰爭中都可以找到:每一方都聲稱被迫宣戰,以防止對方讓地球陷入火海和造成血腥災難。每個政府都大聲提出這樣的難題:有時戰爭是為了結束戰爭而必須的。這一次將是最後一場戰爭,「最後一場中的最後一場」。因此,最狂熱的戰爭販子試圖把自己描繪成羔羊,並將衝突的責任推到敵人身上。他們往往能成功說服大眾(或許還有他們自己),他們這麼做是出於自衛。我不會試圖探究其中一方或另一方的意圖是否純粹。我並不是想找出誰在說謊或誰在說實話。我唯一的目的是要說明一致使用的宣傳原則,就第二個原則(「是其他人想要戰爭」)而言,很明顯它在北約對南斯拉夫的戰爭中被多次應用。這一次,歐洲各國政府對於被捲入一場沒有徵求歐洲議會意見的衝突感到有些尷尬,儘管在一些國家憲法上有此義務,但是歐洲各國政府在宣傳中大量使用了歐洲國家有義務參戰的論調。因此,1999 年,比利時國防部長辦公室主任克里斯蒂安·蘭伯特 (Christian Lambert) 回答了學生們的問題,即比利時為何參與轟炸南斯拉夫,因為這是我們國家作為北約成員國應盡的義務。這個答案在當時絕對是經典的,但卻不符合現實。如果北約國家遭到攻擊,歐洲國家就有義務參戰,但在南斯拉夫戰爭中顯然並非如此。在同一場戰爭中,「他先發起的」原則實際上被西方宣傳廣泛應用,特別是以亞瑟·龐森比已經指出的形式:敵人鄙視和低估我們的力量,我們不能再觀望了,我們將不得不向他們展示我們的力量。西方的宣傳,1999 年的戰爭確保南斯拉夫人違反北約,並迫使北約以暴力回應。布魯塞爾日報《晚報》於 1999 年 1 月 18 日寫道:北約發現自己面臨著令人震驚的冷嘲熱諷:世界頭號武裝力量能否長期保持觀望態度?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歐安組織的國際專業知識證實了相反的論點:當北約在 3 月 24 日開始轟炸南斯拉夫時,貝爾格萊德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多數人群進行了系統性的暴力活動。 3月24日之前,針對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的警察暴力行為都是孤立的,根本不是「種族清洗」。但為了讓西方輿論相信轟炸南斯拉夫是值得的,就必須讓人們相信這是報復行為。這場戰爭是米洛舍維奇的錯,據稱他頑固不化,拒絕了西方在朗布依埃提出的和平建議。法國-比利時週刊《Le Vif-Express》以標題寫道:“貝爾格萊德的獨裁者對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人民的不幸負有重大責任。”對敵營首領本人的重視並非偶然。龐森比的第三原則強調需要將敵人擬人化為領導者。讓西方輿論相信轟炸南斯拉夫是值得的,讓人們相信會有報復的情況。這場戰爭是米洛舍維奇的錯,據稱他頑固不化,拒絕了西方在朗布依埃提出的和平建議。法國-比利時週刊《Le Vif-Express》以標題寫道:“貝爾格萊德的獨裁者對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人民的不幸負有重大責任。”對敵營首領本人的重視並非偶然。龐森比的第三原則強調需要將敵人擬人化為領導者。讓西方輿論相信轟炸南斯拉夫是值得的,讓人們相信會有報復的情況。這場戰爭是米洛舍維奇的錯,據稱他頑固不化,拒絕了西方在朗布依埃提出的和平建議。法國-比利時週刊《Le Vif-Express》以標題寫道:“貝爾格萊德的獨裁者對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人民的不幸負有重大責任。”對敵營首領本人的重視並非偶然。龐森比的第三原則強調需要將敵人擬人化為領導者。

3. 敵人有著魔鬼的臉孔
你不能憎恨整個民族。因此,將對敵人的仇恨集中在對方領導人身上是有效的。這樣,敵人就會有一張臉,而且這張臉顯然是令人憎惡的。我們不僅要向德國人和日本人發動戰爭,更具體地說,我們要向德國皇帝、墨索里尼、希特勒、薩達姆或米洛塞維奇發動戰爭。這個令人憎惡的角色隱藏了他所領導的人口的多樣性以及普通公民可以在哪裡找到他的另一個自我。為了削弱反對派的力量,就必須將其領導人描繪成至少是無能的,並對他們的可靠性和正直產生懷疑。但是,盡可能地,這個敵方領導人必須被妖魔化,被描繪成一個瘋子、一個野蠻人、一個地獄罪犯、一個屠夫、一個和平的擾亂者、一個人類的敵人、一個怪物......因此戰爭的目的就是抓住他。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覺得這種敵人的形像是合理的,但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在衝突之前,甚至在衝突之後,這個怪物大多數時候都是很容易接近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希特勒一直被視為邪惡的典範,每個敵方領導人都必須與他相比。當然,史達林、毛澤東或金日成都是如此,但是,更近一些的時候,所有「當權的可怕人物」也都必須支持這種比較。米洛舍維奇也不例外,義大利週刊《L'Espresso》在其封面上將他命名為“希特勒羅舍維奇”,他的一半臉對應希特勒,另一半臉對應米洛舍維奇。按照同樣的場景和時間,《Le Vif-Express》呈現了在對南斯拉夫進行第一次轟炸期間的一張非常黑暗的封面,左半邊是米洛舍維奇的臉,右半邊寫著“可怕的米洛舍維奇”的標題。在周刊的正文中,透過配以南斯拉夫領導人的黑暗和令人不安的照片,我們了解到米洛舍維奇的危害能力還遠未耗盡。三年前,在巴黎簽署波斯尼亞和平協議期間,這個與希拉克和克林頓舉杯共飲的人,卻是一個神經質的人,他的父母,甚至他的舅舅都自殺了,這是明顯的遺傳性精神失常的症狀……《生活快報》沒有引用貝爾格萊德主人的任何演講或著作,但另一方面卻指出了他不正常的情緒,他不正常的憤怒當他生氣時,他的臉就會扭曲。然後,他立刻就恢復了鎮靜。他的妻子是一個上進心極強的女人,一個野心勃勃的女人,一個精神不平衡的女人,她的心理問題可以追溯到她父親很晚才認出她......而該周刊的結論是:斯洛博和米拉不是一對夫妻,他們是一個犯罪團夥。妖魔化敵方領導人的手段是有效的,而且或許還會長期被採用。讀者和公民需要清楚地辨別“好人”和“壞人”,而目前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把值班的壞人視為新的希特勒。任何人,不是為了為他辯護,甚至懷疑他是邪惡的化身,都會因為這種比較而立即失去資格。

4. 用崇高的理由來掩飾戰爭的真正目的
亞瑟龐森比指出,對於1914年至1918年戰爭,交戰國的官方文本從未提及衝突的經濟或地緣政治目標。例如,官方沒有提及英國對它的殖民期望,以及盟軍勝利後它將實現的殖民願望。從英法官方的觀點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目標可以概括為三點:粉碎軍國主義、保衛小國、為世界民主做好準備。這些非常光榮的目標在每次衝突前夕都會被幾乎一字不差地複製,即使它們與實際目標幾乎沒有任何關聯。在北約對南斯拉夫的戰爭中,我們發現衝突的官方目標和未公開的目標之間有同樣的差異。從官方角度來說,北約的干預是為了維護科索沃的多民族特性,防止少數民族在那裡受到虐待,實行民主,推翻獨裁統治。這是為了捍衛人權的神聖事業。戰爭結束後,我們不僅看到這些目標均未實現,我們還遠未成為一個多民族社會,針對少數民族的暴力行為每天都在發生,而且我們還意識到,這場戰爭從未討論過的經濟和地緣政治目標已經實現。因此,北約在沒有正式宣稱的情況下,其勢力範圍在東南歐已顯著擴大。大西洋組織已在阿爾巴尼亞、馬其頓和科索沃等先前對其成立持「猶豫」態度的地區建立。此外,從經濟角度來看,南斯拉夫「不願意」建立純粹簡單的市場經濟,仍然以大型公共市場運作,但在朗布依埃,「提議」科索沃的經濟應按照自由市場的原則運作,並對資本(包括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開放。人們可能會天真地想知道保護被壓迫的少數群體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之間有什麼聯繫,但第一種論述顯然隱藏著不那麼明顯的經濟目標。因此,福特汽車、通用汽車、霍尼韋爾等 12 家美國大公司贊助 1999 年春在華盛頓舉行的北約 50 週年峰會。北約發言人傑米謝伊也宣布,對南斯拉夫軍事行動的成本將在很大程度上被市場從中獲得的長期利潤所抵消。無論如何,自 1999 年 9 月 3 日起,德國馬克成為科索沃的官方貨幣,而大宇集團從 7 月開始覬覦克拉古耶瓦茨的紮斯塔瓦汽車廠(我曾在 5 月份看到過該廠,該廠在 4 月 9 日的北約襲擊中被摧毀)。戰爭的真正目的或許並不完全是人道主義的,但最主要的是在行動爆發時當輿論懷疑這次襲擊的合法性時讓人們相信這一點。她確信我們要對付「土匪」、「罪犯」和「殺人犯」。這也是戰爭宣傳的基本原則之一:戰爭必須呈現為文明與野蠻的衝突。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輿論相信,敵人會系統性地、故意地犯下暴行,而我方只會犯下非常不自覺的錯誤。戰爭的真正目的或許並不完全是人道主義的,但最主要的是在行動爆發時當輿論懷疑這次襲擊的合法性時讓人們相信這一點。她確信我們要對付「土匪」、「罪犯」和「殺人犯」。這也是戰爭宣傳的基本原則之一:戰爭必須呈現為文明與野蠻的衝突。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輿論相信,敵人會系統性地、故意地犯下暴行,而我方只會犯下非常不自覺的錯誤。戰爭的真正目的或許並不完全是人道主義的,但最主要的是在行動爆發時當輿論懷疑這次襲擊的合法性時讓人們相信這一點。她確信我們要對付「土匪」、「罪犯」和「殺人犯」。這也是戰爭宣傳的基本原則之一:戰爭必須呈現為文明與野蠻的衝突。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輿論相信,敵人會系統性地、故意地犯下暴行,而我方只會犯下非常不自覺的錯誤。

5. 敵人故意挑起暴行,我們若犯錯,那是無意的
關於敵人暴行的故事是戰爭宣傳的主要內容。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戰爭期間不會發生暴行。相反,不幸的是,從古代到二十世紀的戰爭,暗殺、武裝搶劫、縱火、掠奪和強姦似乎是所有戰爭環境和所有軍隊實踐中的常見行為。然而,戰爭宣傳的特殊之處在於讓人們相信只有敵人才習慣於這些行為,而我們自己的軍隊是為人民服務,甚至是為敵人服務,並受到人民愛戴。越軌犯罪成為敵軍的象徵,主要由不法的土匪組成。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人指責比利時和法國的「francs-tireurs」犯下了最嚴重的暴行,他們藐視戰爭法,背信棄義地襲擊德國士兵,並用詭計欺騙他們,例如向他們提供摻有士的寧的咖啡!在比利時和英法方面,一直有謠言稱德國人有計劃地砍斷了比利時嬰兒的手。此外,這些謠言引發了比利時民眾的恐懼,引發了前所未有的難民外逃。 1914 年德國入侵時,有一百三十萬比利時人背井離鄉。在對南斯拉夫的戰爭期間,宣傳技巧顯然是相似的。轟炸開始前,威廉·沃克散佈了南斯拉夫警察於1999年1月在拉查克屠殺平民的消息,西方媒體也正式宣布塞爾維亞人在科索沃進行系統性的種族清洗。當時引用的數字表明,「種族滅絕」的受害者有50萬,其中大多數被埋在萬人坑裡。評論員甚至認為屍體可能在前工業遺址上被焚燒,這顯然讓人想起納粹火葬場。我們現在知道,在拉查克,遭到慘敗的是聯合克里姆林宮軍隊(而不是平民)。法國軍隊最終推翻了工業火葬場火化的假設,而經過長期細緻的研究,西班牙驗屍官估計科索沃雙方死亡人數最多為 2,500 人,其中包括無人能責怪的個人死亡。就連美國周刊《新聞周刊》在爆炸結束後也會以頭條新聞報道:令人毛骨悚然的數學:暴行的數量正在減少。但那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戰爭已經結束了。官方的謊言適時地調動了輿論,獲得了輿論的認同,我們可以重新進行更嚴肅的評估。 1999年秋,西方記者也解釋了他們是如何受到科索沃解放軍特工操縱在電視台播放「虛假」證詞的。因此,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的記者南希·達勒姆,其關於一名8歲阿爾巴尼亞女孩被謀殺的感人報道,以及其姐姐的證詞,在十多個頻道上播出,揭露了她被阿爾巴尼亞線人欺騙了,但卻被拒絕糾正以揭穿謊言。至於萬人坑和集中營,現在回想起來,這些術語似乎不太符合現實。當然,1999 年春天發生了謀殺、搶劫、酷刑和焚燒阿爾巴尼亞人房屋的事件,但我們「忘記」以同樣的敏銳度強調從夏天開始針對塞爾維亞人、波斯尼亞人、羅姆人和其他非阿爾巴尼亞人犯下的同樣暴行。他們的逃離被默然忽視,而科索沃阿爾巴尼亞難民的形象和他們在國外的接待卻成為整個電視節目的主題。因為這場戰爭宣傳的第五個原則就是:只有敵人才能犯下暴行,我方只能犯「錯誤」。北約宣傳在對南斯拉夫的戰爭期間推廣了「附帶損害」一詞,並以此描述對平民和醫院的轟炸,據消息人士稱,這次轟炸造成了 1,200 至 5,000 人死亡。因此,轟炸中國大使館、轟炸阿爾巴尼亞難民車隊、轟炸過橋火車都是「錯誤」的。敵人不會犯錯,但會明知故犯。它也很有品味,支持軍隊的士氣和公眾輿論,肯定敵人正在遭受巨大損失,而我們的損失卻沒有或很少。

6. 我們損失很小,敵人損失慘重
。這一老招在對南斯拉夫的戰爭中也被運用。西方宣稱自己沒有遭受任何損失,而南斯拉夫軍隊卻遭受了巨大的軍事損失。因此,為了證明攻擊的有效性,西方宣傳聲稱數百輛南斯拉夫坦克將失去作戰能力。戰爭結束一年後,《新聞周刊》承認,1999 年的空襲中只有 14 輛南斯拉夫坦克遭到擊中...

7. 我們的事業具有神聖性,
上帝對事業的支持始終是一項重要的財富,自從宗教存在以來,我們就以上帝的名義愉快地互相殘殺。戰爭宣傳顯然必須讓輿論相信“上帝站在我們這邊”,或者至少,牧師必須透過宣稱戰爭是“正義的”來表示對戰爭的支持。讓我們記住,善良的聖伯納德告誡基督的騎士們要為基督工作,殺死異教徒......“Got mit uns”在腰帶上展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士兵。這句口號得到了英國人的「天佑國王」的回答,而比利時大主教梅西耶樞機主教在其「愛國與忍耐」牧函中毫不猶豫地宣稱,在抗德戰爭中犧牲的比利時士兵得到了靈魂的救贖,並在天堂獲得了一席之地。在北約對南斯拉夫的戰爭中,雖然法國和美國的主教反對使用武力,但其他人卻為轟炸辯護。因此,康布雷大主教、法國主教團正義與和平委員會主席雅克·德拉波特主教在《世界報》的專欄中批准空襲是道德上必要的行動,而布拉格大主教米洛斯拉夫·弗利克則依據教會的教義為北約的干預辯護:國際社會不僅被授權而且也有義務阻止暗殺科索沃人並恢復他們返回祖國的權利。這樣的立場顯然在西方輿論中使對南斯拉夫使用暴力的「經常性」合法化。

8. 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支持我們的事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除了少數例外,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支持自己一方。每個交戰國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畫家、詩人、音樂家的支持,他們透過各自領域的舉措來支持國家事業。在英國,《阿爾伯特國王之書》匯集了畫家和雕刻家的宣傳作品,他們「推出」了騎士國王阿爾伯特的光輝形象。在法國,漫畫家普爾博(Poulbot)和魯比爾(Roubille)將自己的才華用於服務祖國。在比利時,藝術家奧斯特 (Ost) 和雷馬克斯 (Raemaekers) 擅長創作悲劇形象,以喚起人們對比利時難民殉難的記憶或祖國的英雄形象。在義大利,詩人加布里埃萊·丹努齊奧是行動派的捍衛者。 1914年10月,在德國,包括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諾貝爾獎得主和語言學家馮·維拉莫維茨、歷史學家G.馮·哈納克以及眾多天主教神學教授在內的93名知識分子簽署了一份宣言,支持他們的國家事業和軍隊的榮譽,而宣言稱,軍隊是可惡的誹謗的受害者。對於北約對南斯拉夫的戰爭,顯然已經不再是譜寫幾首動人的英雄樂曲或創作幾幅感人的圖畫的問題了。但漫畫家們大多是為了給戰爭辯護,描繪「屠夫」及其暴行,而其他藝術家則手持相機,創作有關難民的教育性文獻,這些文獻總是精心選取阿爾巴尼亞難民的形象,並且盡可能地選擇與他們所針對的公眾相似的形象,比如這個長相懷舊的金發美女,旨在喚起人們對阿爾巴尼亞受害者的回憶。幾乎所有法國知識分子都會透過在報紙上發表支持性文章和在媒體上幹預來追隨政府的官方立場。顯然,「哲學家」貝爾納-亨利·萊維 (Bernard-Henri Lévy) 就是這種情況,在整個戰爭期間,他都在法國各個廣播頻道和報紙《世界報》上發表講話,為對南斯拉夫的轟炸辯護。但許多其他法國「知識分子」(帕斯卡爾·布魯克納、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迪迪埃·丹寧克斯、讓·丹尼爾、安德烈·格魯克斯曼、菲利普·赫爾佐格、地理學家伊夫·拉科斯特……)也因同樣的政治卑躬屈膝而聞名。

9. 敵人使用未經授權的武器
在戰爭宣傳中,沒有什麼比聲稱敵人使用「不道德」且應受譴責的武器進行作戰更能證明敵人的欺騙行為了。即使基本思想是荒謬的,也會存在一種使用「俠義」武器進行戰爭的「高尚」方式,這顯然是我們的方式,而另一方面,也會存在一種使用「野蠻」武器進行戰爭的野蠻方式,這就是我們的敵人的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關於法國和德國是否開始使用毒氣有激烈的爭論。每個交戰國都將這種使用行為的可悲優先權轉嫁到敵人身上,並保證自己只是出於義務才「複製」敵人的武器。 1939 年 9 月 1 日,希特勒在向國會發表宣布入侵波蘭的演講中本人保證,他對使用武器有人道主義關切。他會試圖限制軍備,消除某些武器,排除某些我認為與國際法不相容的戰爭方法。在韓戰期間,共產主義陣營指責美國發動細菌戰,但這一點遠未得到證實。在北約對南斯拉夫的戰爭期間,龐森比指出的這一古老的戰爭宣傳原則被重新使用。事實上,當南斯拉夫在 1999 年 6 月透露北約使用貧鈾武器,並給人類和生態帶來無法估量的影響時,他們很快就做出了回應。早在1999年8月,西方媒體就報告南斯拉夫在科索沃使用了化學武器,違反了「文明」戰爭規則。

10. 那些質疑我們宣傳的人都是叛徒。
龐森比的最後一個原則是,那些不參與官方宣傳的人會被社會排斥,並被懷疑與敵人勾結。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和平主義者已透過付出的代價認識到,戰爭時期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不與我們同在的人就是反對我們的。任何質疑宣傳機構報道的行為都會立即被譴責為缺乏愛國主義,或更確切地說是叛國行為。在對南斯拉夫的戰爭期間,同樣的情況在西方也上演了。北約的媒體策略是每天發布訊息,然後由士兵記者一致重複。那些麻煩的反對者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外,只在少數沒有被廣泛關注的公開論壇上露面,以此作為展示資訊多元化的托辭。例如,當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遭受“種族滅絕”的消息宣布後,任何對這一現象的規模表示懷疑的人都會被稱為“修正主義者”,這個術語含義豐富,因為它通常用來指代那些否認納粹組織對猶太人進行系統性滅絕的人。在法國,雷吉斯·德布雷事件激起了人們的憤怒。從科索沃回來後,德布雷在給共和國總統雅克·希拉克的一封信中質疑科索沃存在「種族清洗」的現實。就在發表第二天,以伯納德-亨利·萊維 (Bernard-Henri Lévy) 為首的媒體組織了對他的公開私刑。丹尼爾·施奈德曼 (Daniel Schneidermann) 寫道,德布雷“遠遠地打擊了難民”,皮埃爾·喬治 (Pierre Georges) 稱他為“假記者”、“帶有偏見的人”、“天真得可笑”,並保證他積累了“基本的錯誤”並創作了“一個支離破碎、完全值得懷疑的故事”。阿蘭·約克塞 (Alain Joxe) 稱他為“國際白痴”,認為他信奉米洛舍維奇的理論,是塞爾維亞法西斯政權的幫兇,而烏克蘭共產黨 (UCK) 正在“幾乎沒有武器”地與塞爾維亞法西斯政權進行鬥爭。至此,我們非常巧妙地想起,雷吉斯·德布雷是切·格瓦拉的前同伴。加上對修正主義者的同化,對紅棕色叛徒的指控變得更加精確。因為在戰爭時期,提出問題已經是異端了。《事件》週刊會毫不猶豫地公開譴責那些被它斥為「米洛舍維奇的幫兇」並刊登其照片的人。在這個「叛徒」陣營中,我們發現,歷史學家馬克斯·加洛、皮埃爾神父、加約大人、加盧瓦將軍、電影製片人卡洛斯·紹拉、歌手雷諾、劇作家哈羅德·品特和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都混雜其中。因為他們對官方宣傳表現出懷疑,所以他們被巴黎周刊指責為「選擇揮舞塞爾維亞大旗」、投奔了敵人。

結論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龐森比所描述的戰爭宣傳的十條「戒律」在近一個世紀裡絲毫沒有失去其現實意義。這些措施是北約宣傳官員憑直覺應用的,還是按照我們自己所遵循的模式應用的?認為宣傳是透過有系統地精心策劃和規劃而建立的總是有風險的,人們更傾向於相信即興表演的機會與龐森比的古老原則相交叉。

然而,我們不應忘記,策劃對南斯拉夫戰爭所有宣傳的北約發言人正是傑米·謝伊。傑米·謝伊並不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軍人。他畢業於牛津大學林肯學院,其最後一年的論文主題是知識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扮演的角色!他在學術上的執著追求,讓他獲得了北約宣傳部門負責人這一令人羨慕的職位。也不用輕率地想像傑米·謝伊 (Jamie Shea) 就像我每年在歷史批評課程上教的學生一樣,學習了戰爭宣傳的基本原則,並在他被要求策劃的宣傳活動中認真而係統地運用了這些原則。

作者:安妮·莫雷利(Anne Morelli),布魯塞爾大學(ULB)歷史批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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