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和“满人权势”
慈禧太后于
1907年9月和10月两次颁布了关于各省驻防旗 兵以及满汉关系的谕令,
一年多以后,这位73岁的皇太后终于 去世了,结束了她对朝廷半个多世纪的控制。
在她的最后岁月 里,她也曾努力推行这两个法令,但却没有机会看到其产生实 效。
于是解决满汉问题和其他事务的重任,落在了25岁的载沣 肩头。
由于在慈禧太后之前驾崩的光绪皇帝没有留下任何子嗣, 慈禧太后选择了载沣的幼子溥仪继承大统,于是载沣就成了摄政 王。
这位前醇亲王以一名改革者的姿态开始了他的摄政生涯。
但 是,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最初那些良好的愿望全都化为泡影, 因为他
往往举棋不定(比如对满汉关系的处理),又不愿意顺应 民意(比如屡屡与立宪派对抗)。
而且,或许最糟糕的是,
他 不仅轻率地试图像慈禧太后那样加强中央集权,还想加强宫廷 皇族的权力(例如组建一支由他直接控制的一个镇左右的新式 宫廷卫队)。
此外,在载沣摄政期间,他依然忽视了革命者的 反满宣传活动,使清廷越来越成为满人的朝廷,这一趋势从18 世纪中期以后就已经很明显了。
慈禧太后的最后岁月
慈禧太后在谕令中要求逐步解散各省的驻防旗兵,废除关于 满汉隔离的各种法令,但这些措施实行起来有着相当的困难。
她 在对待立宪派的问题上也面临很多麻烦。
立宪派为她关于设立议 院的最新承诺而受到鼓舞,现在又开始鼓噪,要求尽快召开具有 完全立法权的国会。
在清廷宣布以9年为期实行“预备立宪”后 不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而
光绪皇帝自
1898年之后 就被慈禧太后软禁。
光绪皇帝驾崩之后,慈禧太后择定年幼的溥 仪登基为帝,其父载沣被封为摄政王。
慈禧太后在1907年9月27日颁布的谕令要求逐渐解散各地 的驻防八旗。
就像光绪皇帝十年前颁布的谕令一样,这一谕令也 在旗人中引起了大范围的不安。
广州汉军八旗驻防副都统李国杰 很快上奏提醒说,各省的驻防旗兵一旦知道自己不能继续领取饷 银,肯定会变得混乱,他力谏朝廷慎重行事。
副都统一向是旗人 的职位,李国杰是最早担任这一职位的汉人之一。
几个月后,热 河都统廷杰证实,他的部队官兵在得知这一谕令后人心惶惶。
1908年1月18日,成都的驻防八旗谣传说,朝廷将要颁布一 道谕令立即停发军饷,并要求所有士兵自谋生计。这一消息马上 引发了旗人的不安,并迅速演变成一场暴乱。
数百名旗兵及其家 属愤怒地聚集在绰哈布将军的官衙外,要求继续领取饷银。愤怒 的人群捣毁了正堂的边门,还群殴了一名旗兵佐领。直到身为汉 军八旗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赶到现场,向他们解释说一切都是谣言, 旗兵的暴乱才平息下来。
旗人的焦虑并没有阻止慈禧太后推行改 革的步伐。
尽管广州的李国杰请求朝廷慎重行事,朝廷还是坚持 了最初的立场。
1907年9月30日,朝廷重申了给旗兵分配土地以 代替以往的军饷的方案,要求各省的地方官和驻防官员认真执行 这一措施,同时要向所有受到影响的旗人解释这一谕令的正当意 图,以减轻人们的担忧。1908年1月6日,荆州驻防统领上奏质 疑这一遣散政策的实施效果,但朝廷对此置若罔闻。[2]
然而,新政策的核心内容————————在附近的农场重新安置八旗士 兵———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在关内地区。
一个接一个的 驻防军报告说,基本没有什么土地可以用来安置遣散的八旗士兵; 或者,即使有土地,通常也不适宜耕种。
规模较小的河南开封驻 防军声称,军队完全没有自己的土地或牧场。
规模大得多的广州 驻防军也面临同样的情况。
在山东,青州和德州的驻防军有一些 牧场,但是这些牧场要么不适宜耕作(如青州),要么已经被租赁 出去(可能租给了汉人)。出租的土地也不能被收回,因为德州的 军队还要依靠这些租金来改善军事装备。
在成都,驻防军的土地 共有7470亩(约1250英亩),但所有的土地都被出租,如果要收 回这些土地,需要20万两白银的违约金。只有察哈尔和黑龙江的 驻防部队说他们有合适的土地安置遣散的士兵,但都是在长城之 外。很多不位于中原地区的驻防军也面临土地短缺。
甘肃凉州和 庄浪的驻防军分别在永昌和平番县有自己的牧场,但是这些土地 很不适合耕作或居住。[3]
对于那些没有旗地来重新安置的地方,慈禧太后在谕令中要 求驻防军以市场价购买附近农民的土地。但是这一权宜之计被证 明同样不切实际。
成都、青州、凉州等地的驻防军纷纷上报,当 地的土地价格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例如,成都将军估算,他 需要2万多亩(约3500英亩)土地安置麾下的士兵。四川的土地 价格为每亩60两~70两白银,所以他一共约需要130万两银子, 而他根本没有这么多钱。
广州将军则暗示,即使他有足够的资金, 也买不到足够的土地。他的军队共有33965人,按每人10亩 (1.7英亩)的数量计算,周围的土地根本不够。
(实际上,慈禧太 后的谕令只是要给旗兵,而不是给所有的旗人分配土地,而广州 驻防军只有5000旗兵。此外,谕令中并没有规定分给旗兵土地的 数量。)
此外,北京25名满人领袖,在皇族成员文斌带领下,联 合奏请朝廷,认为购买土地安置旗兵的措施会引起汉族地主的不 满,对于缓和满汉矛盾将起到相反的作用。[4]
另一种措施是将各省的驻防军安置到边远地区。
整个19世 纪,都有人建议以此解决“八旗生计问题”,这次又有两三名官员这样提议。
直隶藩司增韫(蒙古旗人,——1921)指出,虽然中 原的土地昂贵而稀少,但是在边疆地区,土地却要便宜500倍~ 1000倍。
署理宁夏驻防将军志锐(1852-1912)也建议,将驻防 地区无地或少地的旗人迁到甘肃或黄河北部河套地区,以使这些 人口稀少的地区得到发展。
然而,长途迁徙明显背离了朝廷谕令 的初衷,谕令其实强调将驻防军的人口安置在邻近地区。
政务处 对于增韫和志锐的建议并没有积极回应。它宣称由于交通的困难, 往西北移民是不现实的。
但是,政务处也承认有另一个可行的方 案,由于新建了铁路,可以将移民迁往东北地区,尤其是黑龙江 省,因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称那儿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
但这种 迁徙应该是完全自愿的,而非强制性的。[6]
由于大部分的驻防官员都认为9月份颁布的这个安置计划很 不现实,他们开始寻求一些补救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即让旗人 经济独立,以推动地方驻防八旗的最终解散。
在绥远,将军贻穀 除了将5100名旗人安置在附近并不怎么丰饶的12万亩(约2万 英亩)土地上,还为驻防军采取了三种其他的经济发展措施。
第 一种措施是职业培训:建立工坊,教上百名年轻的旗人学习工作 技能;设立织布制帽工厂,雇用40名孤儿、寡妇为军队生产衣 帽。
第二种措施是使军民接受教育:建立18所学校,包括一所中 等军事学校和几所小学,这些学校共招收了800多名学生。
第三 种措施是军事服务:组建一个120人的部队,还计划组织警察力 量。
贻穀的措施并没有多少创新之处,这些措施只是将义和团运 动后地方驻防八旗的各种改革加以系统化。
然而,清廷还是命令 将贻穀的措施转给其他驻防八旗作为参考。
政务处认为“授田归 农”是解决旗人生计问题的基本途径,也承认鼓励工业和发展教 育同样重要。[7]
于是各地的驻防八旗仿效绥远将军贻穀的榜样,
积极推行职 业、教育和军事改革。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只是在以往措施的基 础上稍微加以推进。
山西太原的驻防八旗已经设置了一支常备军, 并建立了一所高级小学,现在它计划为具备资格的旗人开设农业 和工业培训课程(包括一个实验农场和工坊)。
另外设有一个讲堂,为那些不具备资格的旗人、孤儿、寡妇和旗人妇女提供一些 基本的职业信息。
河南开封的驻防八旗此前已经建立了工艺局和 养蚕局以提供职业培训,有800余名旗兵接受了培训。现在,他 们计划重新组织和扩大学校的规模,包括建立一所新的中学。
热 河驻防此前已将1000余名旗兵(约占驻防军总数的一半)整编成 三支常规部队,现在计划将这些士兵重编为地方新军的核心力量。 同样,热河驻防也筹划建立工坊,教那些没有编入部队的旗人如 何织染。[8]
所有这些地方的改革措施都因为资金短缺而受阻。
慈禧太后 的谕令中本来承诺,安置旗兵的初期费用都由户部负担,可能由 于重新安置被证明不切实际,朝廷后来几乎拒绝了所有要求中央 提供财政援助的请求。
朝廷虽然指示户部拨给绥远驻防20万两银 子,察哈尔驻防10万两银子,但是政务处却隐晦地通知成都将 军,各地驻防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财政问题。[9]
由于资金短缺,改 革进展缓慢。实际上,就在慈禧太后去世之前的1908年10月,据 说她已经为此对军机处表示了不满。这时,朝廷下令让旗人“授 田归农”已经一年有余,
慈禧太后质问,为什么各地八旗驻防对 谕令的执行几乎没有进展?[10]
慈禧太后掌权的朝廷在执行其他一些谕令时,还是颇有成效 的,尽管这种效果依然很复杂。
例如,她要求修订法律大臣和礼 部分别废除满汉之间在法律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各种差别待遇。
前 者很快有了回复,后者却迟迟没有进展。
三名修订法律大臣—————— 包括沈家本(法部右侍郎)、俞廉三(前省级大员,他曾协助刺杀 恩铭的徐锡麟获得安徽巡警学堂会办一职)、英瑞(满洲旗人,清 末大理院正卿)———————提出了两条法律改革建议。[11]
其一,根据朝 廷9月27日的谕令,在各省驻防解散后,将旗兵归为普通民人加 以管理,这是沈家本最近上奏提出的方案。
沈家本和他的两名同 僚建议,这些旗人以后不仅在刑罚方面,而且在其他各个法律层 面都应该和平民一体对待。
而且,不仅是遣散之后的地方旗人, 所有的旗人都应该和平民一样,接受正在建立的新的司法系统的 裁决。
唯一例外的是皇族,他们向来都由宗人府管理。但他们的豁免权是暂时的也是部分的。他们暂时可以由大理院督理,而不 受低一级的机构管辖。
修订法律大臣的另一条建议同样得到了户 部的支持,他们建议朝廷立即废除“旗民不交产”的禁令。
他们 指出,由于过去刑部和户部采取不一致的标准,因而这一禁令是否 还有效,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无论如何,他们声称这一禁令对 旗人很不利,因为这限制了旗人的经济机会。1908年1月,朝廷 批准了修订法律大臣的建议。[12]
@@為了對八旗產業給予保護，朝廷不允許旗人將地產典賣於民人，俗稱「旗民不交產」。 眾所周知，在古代，地產的繼承是一個家族的大事，旗民若廣泛結親必然要涉及到地產繼承問題，所以二者一旦通婚，「旗民不交產」這一政令必然會導致諸多麻煩，故這一政令客觀上限制了旗民通婚。
表面上,这意味着满汉之间的法律差异被消除了。实际上, 这体现了新的三级法律体制正开始发挥作用。满人逐渐和汉人受 制于同样的司法程序。
首先开始改变的是北京,
1907年12月在京 师设立了京师高等审判厅。
此外,在内城设立了三个地方审判厅。 这些审判厅的规章都宣称对所有人开放,“无论旗汉官民”。[13]后 来,当这一体制推广到有着旗人驻防的其他区域时,内政部建议 这些城市的审判厅同样有权辖制当地的旗人。[14]
与修订法律大臣不同,礼部不同意任何改革。
朝廷要礼部提 出消除满汉习俗差异的措施,如,
丁忧日期的长短,
满人式的姓 氏使用与否,
在皇帝面前对自己的称谓语,
妇女服装的样式,
所 有这些事项都引起了激烈反应。
礼部的大臣对此争论不休。
例如, 对于丁忧的时限,皇族出身的尚书溥良支持采用满人的习惯守孝 100天,另外两名同为汉人的礼部侍郎,却坚持不应改变汉人守孝 27个月的习俗。[15]
这一争论的结果,是礼部在当时没有提出任何 改革措施。
在慈禧太后的最后岁月,她还要应付日益增多的政治改革派, 这些人不满意朝廷在立宪改革上的拖延。
1907年秋天,慈禧太后 下令成立资政院,也同意组建各省谘议局。但之后却再没有什么 举措了。大概当时的官员正在考虑如何更好地继续下去。当他们 还在浪费时间时,朝廷却日益面对着来自下层的压力。
三个激进 团体组织了一次精心策划的运动,以推动改革的步伐。
其中一个 组织就是
杨度的宪政讲习会,在杨度1907年12月从日本回国以 后,这一组织从东京迁到湖南再到北京,并改名为宪政公会。
另 外一个组织是
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以张謇、郑孝胥(1860-1938)、汤寿潜(1856-1917)为首。
第三个组织是
梁启超在东京 创建的政闻社,1908年4月,其总部迁往上海(但是没有梁启超, 因为他当时是不受清廷欢迎之人)。[16]
具有改革思想的满人也进入 了这三个组织。
杨度的宪政公会就包括皇族成员恒钧,他是东京 《大同报》的创刊主编,如前所述,该报与杨度有密切关系。
张謇 的预备立宪公会中有瑞徵(1863-1912),他是琦善(1790? - 1854)的孙子。琦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继林则徐之后在广 州任钦差大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瑞徵在武昌任总督。
梁 启超在北京的政闻社有长福,这名皇族成员在日本学习过警务, 1903年积极参与了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拒俄运动。[17]
为了对朝廷犹疑不定的决策产生影响,这三个独立的组织统 一起来,发起了一次历史性的游说行动。
他们发现慈禧太后在 7年7月8日的谕令正好可以为他们的激进行为辩护,因为谕 令中有向人们征求宪政改革的建议,这就为那些通常无权上奏的 人打开了新的沟通渠道。这场运动在10月由杨度等人发起,仍以 东京为运动的基地。
他们派出四人代表团(包括恒钧)前往北京, 向都察院呈递了据称代表着数千留日学生的请愿书,催促朝廷在 一两年内建立“民选议院”以解决中国的内忧外患。
关于开议院 的益处,他们指出,议院将使满人和汉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以消除满汉差异。
议院也有助于中国五个主要的民族————————“汉 、 满、蒙、回、藏”团结起来。当然,这些思想呼应了恒均在《大 同报》社论中的观点。[18]
在请愿活动之后,恒均没有返回日本, 而是继续留在了北京。
1908年年初,恒均在北京创办了一份日报 《中央大同日报》。和东京的刊物一样,这份日报也积极鼓吹宪政 和消除满汉差异。[19](东京的《大同报》已经在该年5月底停止 发行)。此时,杨度也已前往北京,和恒钧一起建立了宪政公会的 分会。[20]
清廷希望将这次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却没能取得成功。 1907年12月下旬,慈禧太后在一天之内颁布两道谕令,重申传统 的禁令,不允许学生和普通民众插手国家政治事务。[21]
这些谕令 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请愿运动声势越来越浩大,此间报纸上说,一些朝廷高官最终也在郑重考虑立宪问题。
在1908年6月初, 负责监管政制改革的宪政编查馆的成员,开始每天在慈禧太后和 光绪皇帝当时居住的颐和园开会。[22]
而且,他们现在讨论的不再 是是否进行改革,而是何时进行改革。据说他们列出了长度不等 的改革日程,从5年到20年不等。例如,
资政院的两名总裁溥伦 和孙家鼐提道,日本用了19年(1871-1890)才成功召开国 会。[23]
对于朝廷之外的立宪派改革者而言,别说19年,甚至5年 都太长。
张謇的预备立宪公会和梁启超的政闻社分别陈情宪政编 查馆,敦促在两三年内召开国会。[24]
在7月底8月初,张謇的预备立光公会开始主动协调此前无组 织的请愿活动。结果,各种地方组织都发布了一系列言辞相似的 请愿,并开始聚集于北京。
到8月11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 各省代表联合请愿要求提前召开国会。
这些请愿者中有不少满人。
来自八旗的代表团由皇族成员恒钩带头。直隶的代表团包括满人 乌泽声,也来自《大同报》。吉林代表团由松毓带领,他在之前创 立了吉林地方自治会。[25]
对于这一空前的社会风潮,清廷一方面严厉镇压,另一方面 也做出了一定让步。
在联合请愿之后几天,朝廷下令取缔梁启超 的政闻社,并逮捕社团成员。因为该社“以研究时事为名,行煽动 叛乱之实”。
两个月之后的1908年11月11日,清廷又解散了松毓的吉林 地方自治会,因为这个组织也参加了请愿活动。[26]
但是,朝廷并 没有对这次活动中的另外两个主要社团:张謇的预备立宪公会和 杨度的宪政讲习会采取行动。相反,杨度还很快进入朝廷供职。 早在4月,在大学士张之洞和袁世凯的联合举荐之下,杨度就被 任命为宪政编查馆提调。直到清朝结束,他一直都是君主立宪制 的大力支持者。[27]
杨度在朝廷供职似乎预示着,朝廷对于请愿活动中的一些要 求也有一定的回应。8月27日,在联合请愿之后两周,慈禧太后 以自己的名义第一次同意为实施宪政定下最后期限。她也同意了 宪政编查馆提出的两份议案:
1908年9月《宪法大纲》和设立议院的九年计 划。《宪法大纲》的指导原则就包括“融化满汉畛域”。
九年计划中,第一年(1908年)的任务之一就是创建“变通旗制处”,这一 机构的双重任务就是“筹办八旗生计,融化满汉事宜”。[28]
当然, 长达九年的立宪时间表让请愿者们非常失望,他们都希望在两三 年内召开国会。
但是,之前曾经提出在三年内召开国会的杨度却 替朝廷辩解,希望大家能给朝廷一些谨慎行事的余地。[29]
慈禧太后宣布立宪时间表,这是她去世之前最后的重要举措 之一,因为不到三个月后她就离开了人世,那一天是11月15日, 也是她的侄子光绪皇帝驾崩后的第二天。
两人的死亡从一开始就 引起了很大的猜疑。
年轻的皇帝和操控他的慈禧太后在一天之内 相继去世,这实在太过巧合,令人难以置信。
一直有传闻说37岁 的皇帝是被谋杀的——或者,至少他死得太仓促——为的是不让 他在慈禧太后死后重新控制政权并报复那些支持慈禧太后的人, 尤其是那些在1898年变法活动中站在慈禧太后一方的人(例如袁 世凯)。[30]
由于慈禧太后控制下的清廷谋杀已成风气,所以这一猜 疑很容易让人相信。
确实,有两位学者仔细研究了皇帝的起居注, 找到一些佐证:“1908年的起居注中关于光绪的死亡有很大的疑 问。
官方的记载中,光绪在那段时间经常观看京剧演出,直到他 驾崩之前几天,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31]
然而,最近以来,研 究者利用了光绪皇帝的原始医疗记录,包括各位医官的诊断记录 和处方,相当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位皇帝可能确实是因为生病而自 然死亡,也是死于对外宣布的时间。
至少在去世前一年,光绪皇 帝就已经疾病缠身,到1908年春天,病情开始恶化,他的医官们 都认为难以康复。在他去世前5天的诊断记录中,没有任何中毒 之类的病情迹象。
11月13日半夜,光绪皇帝突然昏迷。到第二天 晚间就在紫禁城驾崩。死亡原因是心肺衰竭。[32]
总之,没有什么 证据可以证实那些谣传:光绪皇帝实际上是死于慈禧太后之后, 并且是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谋杀。
当光绪皇帝病重之际,慈禧太后虽然病体虚弱,还是为他选 定了皇位继承人。
这种最后关头的重要决定在整个清朝都不少见。 鉴于康熙皇帝在18世纪初期因为指定了皇位继承人反而麻烦不断 的教训,后来的
每位帝王都在临终之际才宣布由谁继承大统。
和之前的同治皇帝一样,光绪皇帝也没有子嗣。
按照清朝以及儒家 的传统,他的继承者应该来自下一辈的宗亲,也就是名字以“溥” 字打头的皇室成员。
慈禧太后至少考虑了四个候选人:
溥伦,溥 伟(1880-1937),载振一个不知名的儿子,还有就是溥仪。
资政 院的总裁之一溥伦是四人之中年纪最大的,在1875年,他就曾经 被考虑作为同治皇帝的继承人。
溥伟28岁,是奕诉的孙子,1898 年奕沂去世后,他继承祖父爵位成为二等王公。
载振那个不知名 的儿子可能是溥忠(1897-),他当然也是权倾一时的亲王奕劻 的孙子,但是在四个人中间,他是和皇帝关系最远的宗亲。
此外, 两岁半的溥仪是载沣的儿子。33
慈禧太后在和军机大臣商议之后, 最终选择了溥仪作为皇位继承人。
根据袁世凯向英国使团提供的 信息,慈禧太后是在11月13日早上做出的决定,当时光绪皇帝的 病情已经恶化。那天晚上,她颁布懿旨,宣布溥仪要送进宫廷抚 养并接受教育,同时还册封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当光绪 皇帝在第二天去世之后,溥仪就成为清朝历史上第十一位皇帝, 继承同治皇帝,兼祧光绪皇帝。[34]
回头来看,慈禧太后选择溥仪继位、载沣摄政,这也是预先 注定的。
慈禧太后和溥仪的祖父奕譞关系相当不错,奕譞是慈禧 太后的妹夫,
1875年,慈禧选择奕譞的儿子载湉继承同治皇帝的 皇位,当时引起很大争议,这使得慈禧太后一直觉得欠了妹夫一 个人情。
选择载湉继位违背了王朝传统,也不符合儒家规范,因 为载湉和同治皇帝是同一辈的人。
然而,这样的安排却使得慈禧 太后可以恢复她实际上的摄政地位,并延长她对朝廷的控制。
溥 仪的父亲载沣生于1883年,比光绪皇帝小12岁,是光绪皇帝的亲 弟弟。
奕譞在1891年去世,载沣承袭了父亲的爵位,成为醇郡 王。
他第一次显身于政治舞台是在1901年,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德 国,向德皇致歉。
第二年,他娶了荣禄的女儿为福晋,这位福晋 在1906年2月生下长子溥仪。溥仪出生后不久,就成为光绪皇帝 的首选继承人。
实际上,在他出生之前,埃德蒙·白克浩斯(Ed- mund Backhouse)就向莫理循预言:“如果醇亲王意外有了儿子, 肯定会继承大统。”[35]
正是在溥仪出生以后,当时23岁的载沣开始在政治上获得快速提升。6个月后他得到生平第一个实职,负责 主持一个特别机构以评议立宪考察团的结论。
1907年5月,他和 大学士孙家鼐一起负责调查对奕劻和他的儿子载振腐败和滥用职 权的指控。这次调查的结果是载振被免去了农工商部尚书的职位 (对载振的弹劾可能也注定了他儿子失去入选皇位继承人的机 会)。[36]
一个月后的
1907年6月19日,载沣被任命为军机处行 走,并在1908年2月2日成为军机大臣。[37]换句话说,载沣在政 治上的升迁,似乎也预示着溥仪最终将成为皇位继承人。
溥仪在他的自传中承认,慈禧太后选择他继位主要是因为他 父亲,就像之前的奕譞,慈禧太后也希望载沣温顺驯良,使她可 以继续“垂帘听政”。
溥仪写到:“我不相信她在宣布我继承皇位 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已经病入膏肓。”
载沣的弟弟载涛(1887- 1970)同样认为,载沣一向优柔寡断,选中他是因为他会顺从慈 禧太后,使她能够像以前那样操控政权。[38]
于是,在11月14日, 当载沣的儿子被宣布为皇位继承人之后,慈禧太后在载沣—一天前 刚刚获得的摄政王头衔前加封“监国”二字,让他在儿子未成年 之前掌管军政大权。
但载沣的权力只能在慈禧太后的指导下实 施。[39]这个时候,慈禧太后的身体状况却已经难以支持,到11月 15日下午,慈禧太后与世长辞。
犹豫与退却
载沣在他的儿子作为宣统皇帝(图8)在位的三年期间一直摄 政,除了最后的两个月。现在要由他来将慈禧太后在去世之前关 于筹备宪政和改善满汉关系的承诺继续下去。摄政的最初两年, 他在筹备宪政方面表现得相当不错,但满汉关系方面却乏善可陈。
慈禧太后的去世使载沣得以摆脱她对摄政权力的限制。
1908 年12月13日,在载沣摄政之后的一个月,他发布了一个长达十六 条的《监国摄政王礼节总目》,详细规定了他作为摄政王的特权。
其中第二条重申了他的权力,决定一切军政事务,包括对所有官 员的任免赏罚之权。第五条称他作为摄政王拥有指挥国家所有海陆军队的至高权力。但是,摄政王虽然位高权重,但他还必须和他 的嫂子,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在朝中共同分享一些大权。
和 她的姑母慈禧太后不同,隆裕太后(1868-1913)不能够“垂帘 听政”。
但是,根据十六条的《监国摄政王礼节总目》,载沣承认 自己负责的一些重要和重大的事情需要由隆裕太后颁布懿旨来决 定,但是只有他有权和隆裕太后商议这些事情。在
1912年清帝退 位谈判的最后阶段,隆裕太后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此之前, 她主要还是待在幕后。[40]
山东谘议局考 虑“通过职业计划减少满汉差异,提高旗人的谋生能力”。
汉军八旗的崔镇是谘议局三名满人 议员之一,他辩护说市场可以帮助旗人自谋生计;
但另一些人却 抱怨说这个市场阻碍了通往谘议局会堂的道路,应该被拆除;
还 有人提出,市场所在的校场属于公共地域,不应该只为旗人的利 益服务,他们主张,这些公共场所中的私人设施有悖于现在朝廷 实行的“消除满汉差异”的政策,他们明确警告说,如果驻防八 旗坚持制造满汉隔阂,那中国的未来将不会如旗人所愿。
最后, 除了崔镇之外,所有27名议员都投票反对市场的设立。
后来,驻 防八旗的官员也同意把市场设在别处。[53]
在资政院中,满人的比例更高。
根据规则, 资政院200名议员中的一半席位由皇帝指定,另一半由各省谘议 局推选。
钦选议员由载沣在1910年5月确定,这些人来自7类人 群,其中有40名满人议员,46名汉人,还有14名其他人。40名 满人中包括16名宗室王公世爵(如奕劻那有失体面的儿子载振), 6名宗室觉罗,12名满汉世爵中的7名,32名部院衙门中层官员 中的11名(其中1名是皇族成员长福,时任外务部郎中,他于 1901年到日本学习警务,还曾经在1907—1908年参与梁启超的政 闻社)。钦选议员中的46名汉人议员中包括5名世爵,21名部院 衙门中层官员,10名硕学通儒(如法学家沈家本,翻译家严复), 10名纳税多额者。另外14人来自蒙古、回部和西藏,都是外藩王 公世爵。各省谘议局所选出来的100名议员,可能只有3名满人 (从名字来看),分别来自东北3个省份。而200名资政院议员中共 有44名满人,包括资政院总裁溥伦。
但正如杭州驻防一名具有改 革思想的年轻的满洲旗人金梁略带苦涩地提到的,在资政院钦选 议员中占有指定席位的七类人群并不包括八旗。这样,与在各省谘议局不同,资政院中的旗人代表其实代表着其他选民。[54]
他 在贯彻慈禧太后关于“消除满汉差异”的承诺方面就远没有那么 认真。
慈禧太后在去世之前承诺朝廷会采取四个步骤来消除满汉 差异;
在九年计划中的第一年建立变通旗制处;
逐步废除各省驻 防旗兵的军饷,将旗兵及其家属安置在附近的农场,以此作为解 决八旗生计问题的长久之策;
逐步裁减各省驻防八旗,并最终完 全废除八旗制度;
最后,消除满汉在社会和法律方面的差异。
1908年12月17日,他发布谕旨设置了变通旗制处,这 在旗人中间引起了一定的恐慌,很多人再次认为这是准备要停发 旗人的钱粮。
1907年末,慈禧太后在面对同样的情况时立场很坚 定。但是载沣却在类似的情形下退缩了。9天以后,12月26日, 载沣发布了另一道谕旨,声称自己之前的命令不是很“清楚”。他 会确保所有的旗人都可以继续领取朝廷发放的钱粮,他告诉他们变通旗制处不是要限制旗人的津贴,而是要找寻供养旗兵、帮助 旗人自强自立的方法。[57]
后来,解决八旗生计问题还是成了各省 旗人官员的责任。
例如,南京驻防八旗将军清锐由于缺乏必要的 资金,似乎想要自己推行慈禧太后的旗人政策。1909年4月,他 草拟了一套措施,结束了对旗兵的配给,命令他们开辟“农垦地” 以自谋生计。然而,当这一消息传到其他驻防八旗时,引起了不 小的骚动。
杭州驻防八旗“绅学界”发了一份电报给清锐,指责 清锐将国家“美善之政策”(“消除满汉差异”?)变成了“灭种之惨 祸”。
作为回应,清锐向这些批评者们保证,这些措施只是一个草 案,实际上并没有发布。[58]
这个工场建 在内城的西南角,名为首善第一女工场,开办于1909年1月。它 为旗人妇女提供两种免费课程教育,每种招收80名学员。一种是 三年期的全面课程,招收12~15岁的女子;另一种是一年期的速 成课程,招收16~25岁的女子。两类课程的毕业生都可以到其他 职业学校授课,或者进入工场工作。[59]
徐世昌和锡 良任东三省总督时,任命杭州的旗人金梁担任旗务司使[60],在金 梁的管理下,旗务司在奉天的各驻防城镇建立了不同的工厂,提 供一年期和半年期的教育课程,教授旗人各种职业技能。最大的 一个八旗工艺厂在1909年年初设立于盛京,招收500名年轻旗人 男子,另外还在锦州设立了一个分厂,训练了辽西走廊的数百名 旗人。
两年后,又建议在辽阳和牛庄设立另外两个附属工场,解决当地的旗人生计问题。同时,盛京还建立了八旗女工传习所, 指导了100余名妇女学习织布、编织、缝纫和织锦。这个传习所 迅速取得成功,几个月后就安排了新的地址并扩大了规模。[61]在 设立职业学校之外,金梁还建议在盛京创办八旗满蒙文中学堂, 1910年春开始从旗人子弟中招收200名学员。[62]
虽然军事改革并 不是金梁的职责,但他还是找到理由征募和训练了一个标(团) 的旗兵,名义上是提高盛京附近三个皇陵的护卫安全。
金梁按新 军的模式,要求招募的士兵必须是学校毕业生。
他后来称这一批 士兵是盛京地区训练得最好的部队。[63]金梁掌管的旗务司还鼓励 旗人迁居:作为一个试验计划,盛京在1910年将300户旗人家庭 迁往长白山区新设立的吉林安图县,给每户提供3间房屋,500亩 (约80英亩)土地,还有耕牛、粮食、种子和迁移的路费。[64]
最 后,金梁的旗务司在1911年计划在盛京建立一个“八旗兴业银 行”,但是,这个机构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顺利将旗人的田产 转化为资本。[65]
慈禧太后答应
“解决八 旗生计问题”,
还承诺解散各省驻防八旗甚至是八旗制度本身。
载 沣这种态度引起了民众的焦虑。
北京最具改革思想的报纸《中央 大同日报》(和东京的《大同报》是同一批人创办的)在评论变通 旗制处时,承认继续发给旗人钱粮是为了缓和旗人不满的一种政 治需要,但也同时希望这一策略不会延缓废除八旗制度的计划。
和东京的《大同报》一样,《中央大同日报》也主张废除八旗制度 是推行宪政的先决条件。
如果八旗制度不能迅速被废止,那么到 了九年计划结束时,满汉差异也不能真正消除。[66]但是,这些批 评意见并没有对变通旗制处产生什么明显的影响。
(慈禧太后四点承诺的最后一项), 载沣的作为同样不尽如人意。例如,他继续并扩大了慈禧太后在 东北的一些行政措施:废除了大部分现有的副都统职位,使得东 北地区的旗人归地方行政系统管理,而之前,旗人都是由本系统 的旗人官员管理。在东北三省的谘议局中,也并没有为旗人留出特别位置。在处理满汉关系方面,东北为全国其他地区做出了一 个示范。但是,在这一方面,载沣的行动也并没有超出慈禧太后 已有的措施,因为在东三省进行的改革并没有扩展到关内地区, 各省驻防八旗的职位都没有被撤销。[67]
1908年1月,慈禧太后同意了修订法律大臣的建 议,将大部分旗人纳入新的司法管辖系统之中,与汉人适用同样 的法律。
载沣延续了这一重要的改革,但是并没有将这一措施适 用于皇族成员。
考虑到皇族成员的尊贵身份,慈禧太后也同意采 取临时措施,将皇族成员作为特殊人群,其法律纠纷不像普通民 众那样由地方上的审判裁决,而是由大理院直接裁决。
然而在 1910年年中,宗人府拒绝将皇族的管理权移交给大理院。载沣屈 服于那些反对者,颠覆了慈禧太后的决议(也是他自己之前的决 议),也就是没有同意修订法律大臣最初的方案。于是,皇族成员 继续由宗人府管理。当然,他们的待遇和汉人不同,甚至和其他 旗人也不相同。[68]
军事和政治的集权化
正如刺杀恩铭的徐锡麟和其他批评者所指出的,
慈禧太后新 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加强军事和政治集权,
扭转从镇压太平天 国运动半个世纪以来中央权力逐渐下移到地方的局面。
慈禧太后 加强中央集权的高潮是在
1906年年底,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被迫 将他亲自组建的北洋新军六镇中的四镇交由陆军部管理。
然而, 这一军权的转移虽然明显加强了中央集权,却并没有能够加强宫 廷的权力。
例如,朝廷的防卫还要依靠禁卫军,禁卫军以旗兵为 主,属于陆军第一镇,受制于陆军部而不是由朝廷直接管理。在 担任摄政王之后,载沣不仅打算加强中央集权,而且希望进一步 强化帝制。
慈禧太后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强化帝制的努力,她打破 了清中期以来不允许亲王参与朝廷政务的传统,但到了载沣摄政 时期,这一倾向更加明显。
载沣重组了最高军事管理层,新建了 宫廷禁卫军,复兴了海军,将所有军权都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
同时,他很倚重满人大臣,尤其是皇族的弟兄。
例如他那两个资 历尚浅的同父异母弟弟载淳(1885-1949) 和载涛都得到了重用。
由于他对旗人如此倚重,以致很多当时的外交官和记者,以及后 来的历史学者都称当时是
“满人集团”和“满人专权”。
但是载 沣并没有被批评者或当时的暗杀风潮,包括对他本人的暗杀所阻 挠。
与在处理满汉问题上的犹豫不决相反,他在这个问题上却显 得异常坚决。
和慈禧太后一样,载沣也一直试图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军 权。
1910年9月26日,他颁布谕令将北洋六镇统归陆军部管辖。
而此前,通过铁良的汉军亲随凤山所掌管的京畿督练公所,陆军 部只是在1906年从袁世凯手里接管了北洋军四镇(北京的第一镇 和第六镇,东北的第三镇,山东的第五镇),直隶的第二镇和第四 镇还是由当地的总督辖制,甚至在袁世凯被召回北京又很快被解 职期间,情况依然如此。
载沣在1910年谕令将北洋军六镇都交由陆军部“直接指挥”。
京畿督练公所被撤销,其长官凤山调任荆州 驻防,后又调往广州驻防,不久被革命党人暗杀。[72]
然而,载沣不仅仅要重新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还包括宫廷 的权力。
根据慈禧太后颁布的《宪法大纲》,皇帝的特权之一就是 要“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大纲还进一步指出:“君上调遣全 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 所得干预。”[73]
载沣摄政之后,他很快重申了皇帝(也就是他自己)的最高 军事统率权。1908年12月13日,朝廷颁布的《监国摄政王礼节 总目》十六条中重申了摄政王的权力和责任:
皇上有统帅全国陆海军之权,凡《宪法纲要》内皇上大 权关系军事者,即属之于摄政王。其京外旗、绿各营、海、 陆各军,应归摄政王节制调遣。[74]
他弟弟和他儿子后来证实,载沣一直很关注皇帝的军事统治 权。早在1901年他出使德国致歉时,就考察了由德国皇帝直接统 率的普鲁士军队体制。在德国的三周内(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出 国经历),他参观了几次阅兵典,其中一次还有威廉二世和亨利亲 王参与,因而对德国皇族指挥和参与军事事务的情形留下了深刻 印象。[75]
有了慈禧太后的《宪法大纲》赋予的大权,以及普鲁士顾问 的劝说,载沣坚持应由朝廷掌管所有的军事力量。
1909年7月15 日,载沣任命自己在皇帝亲政之前担任“大清帝国海陆军大元帅” 一职。
这一行为立刻招致了很多批评。
军机大臣张之洞在去世之 前还上书抨击摄政王将所有军权集中在自己手里。
但是,《东方杂 志》的编辑孟森则评论说这一任命是多此一举,因为在中国,君 权在理论上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孟森还将载沣比作明代的武宗, 一位不理朝纲、喜好玩乐、过度沉溺于军事的皇帝。[76]
为了帮助自己履行大元帅的职责,载沣还在同一天下令调整 军事指挥结构,按照普鲁士而不再是法国的模式改革军谘处。军 谘处成立于1906年11月,隶属陆军部,以冯国璋和哈汉章两名职业军人为首。冯国璋是袁世凯的旧部,当时任陆军贵胄学堂总办。
而哈汉章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载沣按照普鲁十模式改革军 谘处,使其由皇帝直接管辖,从而独立于陆军部,还比陆军部高 一个等级。同时他还在军谘处设立了两名管理大臣,由两名几乎 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王公毓朗和载涛担任。
载涛是宗室亲王,却 没有任何军事经验。
毓朗曾任京师内城巡警厅丞,在1907年他父 亲去世后,由九等爵袭升为三等王公,他也是获得恩准免于丁忧 27个月的官员之一。
载涛也是三等王公,他是摄政王同父异母的 弟弟,他此前唯一的军事“经验”就是在冯国璋的陆军贵胄学堂 旁听过。(为了让载涛有机会掌管军队,奕劻辞去了管理军谘处事 务大臣的职务。)冯国璋和哈汉章仍然保留了职位,但是需要向两 位亲王负责。
载沣重组军谘处,是从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的德国 (Hohenzollern)和明治日本得到启发,这两个国家都在19世纪70 年代改革了军事体制。[77]
重组军谘处的同时,载沣也制定了相关计划,希望新建立一 支独立的、由他直接控制的禁卫军。由于在义和团运动中京师八 旗驻防几乎完全瓦解,宫廷的安全护卫由北洋第六镇负责,后又 改由第一镇负责,但他们只是在宫廷四周巡逻护卫。然而,虽然 第一镇的士兵多为满人,却并不能成为永久的宫廷禁卫军。早在 1905年12月,兵部就明确表示,应该在陆军第一镇之外建立一支 新的宫廷禁卫军。在此后的三年中,不断有报道说慈禧太后准备 组建一支禁卫军。[78]但却一直没有动静,直到载沣摄政之后的 1908年12月25日,作为摄政王的最初举措之一,他下令组建一 支新的禁卫军。[79]
与来自陆军第一镇的禁卫部队不同,新的禁卫军独立于陆军 部,直接由摄政王掌控。载沣还设立了禁卫军训练处,专门监管 禁卫军的组建。最初是由毓朗和载涛这两位王公,以及陆军部尚 书铁良共同负责,六个月后,毓朗和载涛又被任命为军谘处的管 理大臣。毓朗的不足和载涛的缺乏军事经验都已经在上文提及, 只有铁良真正通晓军务。
然而,尽管铁良有着丰富的军事背景, = 但他对满人利益的倡导也使得他受到一些反满革命者如吴樾和徐锡麟的特别憎恨。但他担任禁卫军训练大臣还不到两个月,1909 年2月19日,即以负责复兴海军的名义被调往海军衙门。奕劻的 二儿子载𢱿ㄈㄨˊ(1887-1933)以九等爵袭镇国将军的身份,接替了 铁良的位子。但是他并没有特别的才能。结果,筹建禁卫军的任 务主要由毓朗和载涛负责。1910年以后,毓朗到军机处任职,不 再继续负责禁卫军训练处的工作[80],载涛就全权负责了。
禁卫军训练大臣之下还有六名官员负责各项工作,以弥补两 位主管王公在军事经验上的不足。职衔最高的是溥侗(1871- 1952),他是资政院总裁溥伦的弟弟,九等爵袭镇国将军,他似乎 也只是个虚职。两年后,溥侗因为与任职于海军部的严复一道创 作了新的国歌而获得一定的(也是短暂的)名望。其他五名官员 中,徐致善和田献章都是科举出身,哈汉章、章通骏和文华则毕 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五个人之前都曾经在陆军部或军谘处 任职。所以,他们与训练大臣不合,除了溥侗以外都有较为丰富 的军事经验,其中也只有溥侗和文华是满人。[81]
禁卫军训练大臣们很快制定了计划,按照北洋军的模式组建 一支——镇规模的部队。他们还提出了一份为期两年的时间表,将 禁卫军的训练分为四个阶段,每半年为一个阶段,分别组建一个 步兵标(团)和一个骑兵营。如果一切顺利,这一计划将立即实 施,并在1911年1月完成。[82]摄政王特别下令禁卫军全部从旗兵 中招募。但这一举措立即招致了很多批评,例如
1909年1月的 《顺天时报》就指出,组建一支完全由旗人组成的禁卫军与“平满 汉畛域”的政策背道而驰。
禁卫军训练大臣不顾非议,决定从北 京的旗兵部队和旗兵驻防中招募士兵,普通士官都从满人为主的 陆军第一镇中选拔。但是,要求所有统领官的选任都不分 满汉。[83]
禁卫军训练大臣坚持了两年的时间表,但是最后却没能坚持 族群成分上的标准。根据铁良和陆军部的安排,第一阶段招募的 步兵标和骑兵营都来源于陆军第一镇,该镇官兵基本被抽调殆尽 (第一镇随后以新招募的旗兵补充缺额)。[84]1909年年底到1910年 年初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禁卫军训练大臣效仿袁世凯和铁良组建陆军第一镇的做法,直接从京师旗人中招募士兵。他们在京 师的旗兵部队和旗兵驻防中宣布了他们的招募要求,并请相关机 构提供符合要求的候选名单。
入选的要求是:17岁至25岁之间, 身高合格,家世清白,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无犯罪记录。[85]
但是,由于越来越难以吸引到足够的旗人,到1910年下半年,组 建计划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阶段,禁卫军训练大臣不得不修改 了最初的计划。他们以一视“同仁”的名义,宣布禁卫军也招募 旗人之外的士兵。
禁卫军的第四步兵标都是来自京师、奉天、直 隶和山东的汉人,
新组建的一个骑兵营来自内蒙古的蒙古牧 民。[86]
结果,虽然禁卫军在组成上仍以满人为主,但已经不再是 摄政王最初构想的那样是纯粹的满人军队了。
禁卫军的军官也有几种不同的来源。
北洋六镇的军官是其中 之一。在募兵的第一阶段,陆军第一镇不仅为禁卫军输送了士兵, 也提供了军官。之后,经讨论扩大了军官的选拔范围,旗人和非 旗人都在其中。即使这样,大部分通过笔试的军官显然都来自北 洋六镇。其中很大部分还是出自陆军第一镇。
1910年6月,考选 出22名禁卫军营级军官,10名来自陆军第一镇,其他12名来自 第二、第四和第五镇。[87]归国的军事留学生是军官人选的另一个 来源。
1909年年底,禁卫军任命了18名毕业于国外军事院校(可 能是日本)的学生担任协都统,同样,一年后,禁卫军训练大臣 载涛从100名归国军事留学生中选出了20名在禁卫军中任职。[88]
第三个来源是国内军事学堂的毕业生。
1909年7月陆军贵胄学堂 的第一批学生毕业,适逢禁卫军组建之际。在98名毕业生中,有 10名直接进入了禁卫军。[89]
(第二年,陆军贵胄学堂招收了第二 批学员,共有240名学员接受为期5年的训练。继冯国璋之后担任 学堂总办的是大学士那桐的弟弟那晋。接替奕劻担任管理大臣的 是另一名王公载润(1878—1963)。)[90]
禁卫军的军官和士兵不同,在挑选的时候没有考虑族群身份。 但实际上,在选拔时还是倾向于满人。进入禁卫军的10名陆军贵 胄学堂毕业生,从名单上看都有着满人式的名字,1910年从陆军 第一镇考选出来的10名军官也都有这个特点。同样,1909年年底进入禁卫军的外国军事学堂的毕业生,以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 校的世铭为首,他可能就是一个满人。虽然世铭最终没有任职, 但看起来这18名留学生很可能都是满人。
按照晚清军事指挥官恽 宝惠的回忆,禁卫军中大部分连、排级别的军官都是满人。[91]
满人在禁卫军的高级指挥官中也占有绝对优势。
因为摄政王 载沣本人就是禁卫军名义上的最高统领,禁卫军并没有设置统制 官,职位最高的官员就是满人良弼和汉人王廷桢,他们担任了禁 卫军两个协的协统。
良弼是宗室旁支,出自湖北荆州驻防,毕业 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良弼曾担任陆军部尚书铁良的助手,被吴 樾等革命者认为是铁良尊满排汉政策的幕后主谋。
1907年,良弼 担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
1909年,良弼被任命为禁卫军步兵第一 标标统,随后又任第一协协统。
王廷桢可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的毕业生,他于1902年毕业于骑兵科,回国后成为陆军第一镇正 参谋官,在禁卫军中,他最初担任马标标统,随后在1910年年底 担任新组建的第二协协统。两人中,良弼的影响力更大。
这不仅 仅是因为良弼担任第一协协统,地位比王廷桢更高,更重要的是 良弼是皇族成员,和禁卫军训练大臣载涛有密切的工作关系。
良 弼在1910年陪同载涛到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地考察陆军,历时五 个月。作为载涛的顾问,他对禁卫军和军谘处都有着重要影 响。[92]在良弼和王廷桢之下还有五名标统,三名是满人。四个步 兵标分别由忠和(关忠和)、崇恩(也称崇林)、扎拉芬、田献章 统领,只有田献章不是满人,他是禁卫军最初的训练官员,他统 领的步兵标都是由汉人士兵组成。王廷桢升任协统之后,接任马 标标统的是华振基,可能也是名汉人。[93]
两年之后,禁卫军在1911年年初编制完毕,这仅仅比原定计 划晚了两个月。3月26日,禁卫军的两协兵力在南苑(京师南面 的一所皇家花园)的临时营地进行了一次全镇规模的阅兵。秋操 之后,禁卫军就会迁到畅春园固定扎营。根据当时美国军事专员 的描述,禁卫军的步兵和炮兵装备精良,唯一不够完善的是骑兵。 骑兵有一标四营,人员已经完全配备,但蒙古骑兵组成的第三营 尚未装备完毕。9月16日,辛亥革命爆发前不到一个月,禁卫军正式接受校阅,在德胜门外的北郊校场上举行了场面盛大的典礼, 摄政王以禁卫军统制的名义,亲自检阅了军队。载沣很满意禁卫 军的状况,嘉许禁卫军训练大臣载涛和载搜迅速组建军队的成绩。 他同时也赞扬了军官和士兵们的良好表现,向他们强调了禁卫军 独特和重要的地位。他说,禁卫军和新军不同,不仅要保卫国家, 还要效忠皇帝。实际上,那时候的禁卫军已经从陆军第一镇手中 接过了护卫宫廷的重任。[94]
作为海军的统帅,载沣也有意复兴海军。
在1894—1895年的 中日战争中溃败以后,李鸿章的舰队作为海军的核心力量已经被 完全摧毁,载沣的父亲所领导的海军衙门已经被解散。在接下来 的十来年,中国实际上没有海军。虽然还有一些战舰,但却没有 海军编制。
直到载沣摄政之后,他才开始复兴海军的计划。
1909 年2月19日,因为内务部尚书善耆的奏折(他曾经帮助筹建京师 警察力量),摄政王专门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筹划复兴海军。委 员会的成员包括善耆、度支部尚书载泽、陆军部尚书铁良以及广 东水师提督萨镇冰(1859-1952)等四人,奕劻依然负责总稽查。 (铁良正是因此不再担任禁卫军训练大臣,以便更好的关注海军 建设。)[95]
7月15日,在筹划委员会上奏的六天之后,载沣宣布自己担 任全国海陆军大元帅,并重组军谘处,同时还设立了筹办海军事 务处,作为筹设海军部的重要一步。他任命三等王公载洵和萨镇 冰担任筹办海军大臣。
萨镇冰是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后留学 英国。
萨镇冰被选中,也是因为他之前曾在善耆的委员会中工作 过,在海军事务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不久以后,他从广东水师提 督升任海军提督,调往上海。
另一方面,载洵从未在善耆的委员 会中供职,也没有任何海军事务的相关经验。和载涛一样,他担 任这一职务仅仅因为他是摄政王的弟弟。[96]筹办海军事务处成立 一个月后,和陆军部一起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复兴海军的七年计划。
两名筹办海军大臣也开始出国考察海军事务。他们于1909年年底 前往欧洲,1910年年底前往美国和日本。从日本回国之后,载洵 和萨镇冰建议将筹办海军事务处改为与陆军部地位相同的海军部。1910年12月4日,朝廷下令成立海军部,任命载洵为海军部尚書。
载沣在海军改革方面的主要成就,是统一了中国各地分散的 舰队。筹办海军事务处成立后不久,就将现存的军舰整编成巡洋、 长江两支舰队。随后,
1910年12月,筹办海军事务处变成了海军 部,萨镇冰负责统制这两支舰队,总部仍设在上海。[98]
巡洋舰队 有4艘巡洋舰:英国制造的海圻舰,排水量4300吨,编制 439 人;德国制造的海筹舰、海琛舰、海容舰,排水量都是2950吨, 编制均为279人。这些军舰都订购于中日战争之后的1896年,在 1898—1899年运抵中国(中国还曾从英国购进第5艘巡洋舰海天 舰,在1907年从上海出发后遇雾触礁沉没)。[99]萨镇冰和两支舰 队的统领都是汉人,但还是有一些满人在这些巡洋舰上担任领导 职务(主要是洋务运动期间“昆明湖海军学堂”的毕业生)。[100]
载沣在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方面最显著的成就,可能就是1911年 海圻舰具有历史意义的环球航行。海圻舰赴伦敦参加了英国国王 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之后又前往纽约,率队的巡洋舰队统领还 觐见了美国总统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此后还驶往古巴 首都哈瓦那,宣慰当地侨胞。
载沣倚重皇族亲贵和满人重臣以强化帝制,加强军事集权, 这给同时代的外交官、政府官员、新闻记者,以及后来的历史学 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 1852- 1925)称之为“满人特权”。
在一封
1909年3月16日的信件中, 朱尔典称:“在清帝国的各种议事机构中,满人特权已经有了明显 的复苏。”而且,载沣没有任何融合满汉和消除满人特权的举措。
朱尔典担心载沣受到了“秘密顾问团”———————载沣的弟弟载洵和载 涛,堂兄载泽(时任度支部尚书),以及宗室铁良(陆军部尚 书)—————的影响,朱尔典称他们是“内军机处”。
1909年8月的 《北华捷报》也以类似的口气讨论“满人党”的无上权力:“虽然 号称平满汉畛域,但朝廷的最高职位都逐渐被满人占据。”
张之洞 在去世之前(按装士丹的说法)也同样提醒摄政王要注意身边的 满人派系。
历史学家陈志让称之为“满人集团”,认为这是1905年由铁良组织的,“企图在朝廷和军队中壮大满人的力量”。[102]
和朱尔典的评论不同,
“满人特权”并不是载沣的新政策,而 是慈禧太后 1906年重组中央官僚机构以来的趋势的延续和扩大。
之前,由于满汉共治原则,中央机构中满人和汉人高级官员的人 数基本相同,但到1907年年底,满人已经在中央的13个尚书职位 (包括外务部的2个尚书职位)中占有绝对多数,满人有9名,汉 人只有4名。
但是在军机处的6个职位中,满人和汉人基本相等。 载沣摄政期间比慈禧太后任用了更多的满人,尤其是在军机处。
在1910年8月重组军机处之后,满人和汉人的比例是3:1(3名 满人是奕劻、那桐和毓朗;唯一的汉人是徐世昌,他曾任东三省 总督,也曾是袁世凯的支持者,后来成功摆脱了袁世凯的不利影 响)。在当时的14名中央各部尚书职位中,满人也增加了1名,共 10名,而汉人只有4名。[103]
当然,满人集团内部也很难团结一致,载沣在官员任命方面 可能更倾向于满人,但他并非毫无区别地喜欢所有的满人。
慈禧 太后提拔起来的两个旗人官员————端方和铁良———————在载沣摄政期 间就不是很顺利。
当端方在1909年6月由两江总督升任直隶总督 时,他的任命被作为载沣搞“满人特权”的又一证明。
朱尔典注 意到,从曾国藩1868年任直隶总督以来,一直都是汉人担任此职 (这名英国驻华公使可能弄错了,还是有两名满人荣禄和裕禄 (1844-1900)曾在1898-1900年间任直隶总督)。[104]
但是, 不到5个月后,端方由于沉迷于一些现代化设备而被抨击。
当时, 曾任广州驻防副都统的汉族官员李国杰上疏弹劾,
称端方在慈禧 太后的葬礼上有三处仪礼失当:他同意下属用相机拍摄葬礼过程;
他乘坐轿子横冲神路,而其他哀悼者却都步行;
他还在陵墓四周 攸关之处架设电报线。
端方随即被免职(汉人官员陈夔龙 (1856-1948)接替了他的职位)。[105]
和袁世凯一样,端方离职之 后赋闲在家,在北京专注于发展教育,收藏古董,也因此被称为 艺术鉴赏家。
据说,他后来重新任职一事也遭到隆裕太后的反对。 不知何故,她是朝廷中首先坚持罢免端方的人。
直到
1911年5月, 端方才被重新启用,被任命为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106]这一任命也让他最终丧命。
陈志让认为铁良是清末满人集团的发起人和领袖,但铁良也 同样失去了他在慈禧太后当政期间积累起来的权位。
在载沣担任 摄政王之后,铁良依然担任陆军部尚书,但同时又担任了另外两 个军事职务:禁卫军训练大臣以及善耆重建海军委员会中的成员。
甚至朱尔典也在1909年3月声称铁良是满人“内军机处”的成员。 但铁良对军权的掌控,却也被毓朗和载涛这两名在军谘处任职的 皇族王公所削弱了。
1909年8月,铁良称病,请求辞去陆军部尚 书的职务,但直到第二年3月才被批准。接替他的职位的是另一 名满人荫昌,他是载沣出使德国致歉时的随行翻译,当时正担任 驻德公使。
1910年9月,铁良离开北京,赴任不甚重要的江宁将 军一职。[107]
铁良是慈禧太后加强中央集权时期的重臣,但是他没有亲王 的身份以迎合载沣强化帝制的努力。正如朱尔典所说,他只是一 名普通的满洲旗人,而非宗室成员。
这也是为什么铁良会感到和 摄政王以及他的核心圈子有些疏远。
因为载沣依靠的主要并非全 体满人,而是皇族宗室,尤其是其中的直系王公。
这种对宗室王 公的依赖也不是始于载沣,在慈禧太后统治期间,从19世纪60年 代初以来,就有越来越多的王公担任了军机大臣和各部的尚书、 侍郎。这和清朝中期以来不允许王公参与政治的传统是相背离的。
载沣只是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过程,而且最终走到了作茧自缚的地 步。
慈禧太后在位期间的1907年,13名各部尚书中有3名是宗室 王公;到1910年载沣摄政期间,14名各部尚书中有4名宗室王公 (奕劻、善耆、载泽、载洵)。同样,
慈禧太后在位期间,6名军机 大臣中有2名宗室王公;
载沣摄政期间,4名军机大臣就有2名宗 室王公。
在各位王公中,载沣最倚重的是奕劻、善耆、载泽、毓 朗,特别是他的两个弟弟:
24岁的载洵和20岁的载涛,他俩分别 被载沣安排去掌管海军和陆军。(载涛和其他人不同,既不是军机 大臣,也不是尚书,但是他担任军谘处管理大臣,也是禁卫军训 练大臣的首领。)
1910年1月,上海的《时报》报道:“皇族的权 力大规模扩张,以前只有庆亲王(奕劻)和他的儿子,现在则有三位贝勒:载洵、载涛和毓朗。”御史江春霖也曾上奏,提醒摄政 王不要过度依赖自己的兄弟。[108]
王公们之间也并不比满人之间更为团结。
虽然朝廷内部的派 系斗争并不明显,但它们的确存在。
此前“帝党”和“后党”的 斗争并没有因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去世而完全消除,在摄政 王当政之时还依然存在。
一方是载沣、载洵和载涛,他们都是光 绪皇帝的兄弟。善耆因为反对过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政策,或许 可以归属于这一派。
另一方是慈禧太后的支持者,包括隆裕太后 (慈禧太后的侄女)、载泽(隆裕太后的妹夫)和奕助。[109]
载沣重用宗室王公的恶果之一,就是使他们成为革命党人的 暗杀目标。
第一次暗杀直指筹办海军大臣载洵,在1910年年初他 从欧洲返回的路上,就遭到了革命党人的——两次暗杀。
1月末,在 他坐上哈尔滨前往北京的火车不久,东北当局拘捕了一名可疑的 革命党人熊成基(1887-1910),熊成基坦陈他参与了1908年安 徽安庆一次未成功的兵变,他骄傲地承认那次兵变意在发动一场 “政治革命”,但是他否认自己从庇护地日本回来是为了刺杀载淘。 尽管熊成基坚持无意参与刺杀载洵,他还是在一个月之后被处以 极刑。他说他到满洲的目的只是为了与俄国人做生意,显然他说 了实话,但崇拜他的传记作者坚持认为事实不是这样。鉴于他在 安庆兵变中扮演的确定无疑的角色,他们认为他在载淘经过时在 场,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当时的报纸也持这种看法。
例如, 《东方杂志》报道了他的被捕和死刑,而且征引了一则未经确认的 消息,说他曾告诉长春的一个同伙(此人随后背叛了他)他前往 哈尔滨的唯一目的就是刺杀摄政王的弟弟。[110]
不管熊成基在哈尔滨的目的何在,由汪精卫领导的其他革命 党人正在北京等待着毫发无损的载洵。汪精卫是孙中山的亲密支 持者,他对1907—1908年间中国同盟会在南方发起的系列革命的 失败感到灰心失望,于是他与他之前的吴樾一样,重新走上了暗 杀的道路。
他和其他几名在日本的志同道合的革命派组建了一个 暗杀团,旨在刺杀北京的满人大员。
1909年秋,暗杀团成员之一 黄复生(1883-1948)打头阵,在北京外城创办了一家照相馆作为从事暗杀活动的前哨。汪精卫和其他几名成员随后而来。由于 载洵即将到达北京,他们决定在火车站用炸弹炸死他。
然而,当 时正值黄昏,这位贝子到达时,汪精卫未能从一群大员中分辨出 载洵。这样,载洵可能是第二次幸免于难。[111]
失望的暗杀者在对包括奕励在内的其他几名可能的目标进行 通盘考虑后,选择了摄政王本人作为他们的新目标。载沣每天都 要从内城北部的官邸前往紫禁城,在这条道路上动手就成为他们 的计划。载沣对这条经过鼓楼的宽阔大街再熟悉不过了,而且沿 途都护卫森严,然而碰巧这条道路因破损需要修补,他被迫绕道 而行。刺客们在他绕道的小桥下埋了一罐炸药,打算在他经过时 引爆。不幸的是,当他们在4月2日夜进行最后准备时,炸药被发 现了。警察查出炸药是由当地工厂生产,最终追查到他们的照相 馆。汪精卫和黄复生这两名留在北京的革命党人因此被捕获。[112]
汪精卫坦然承认,他以前是《民报》的编辑,此次来北京就 是要做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
对于摄政王本人和普通的满人, 他没有特别的敌意;
与1907年的徐锡麟不一样,他没有详细论述 满汉关系。
事实上,他供词中唯一涉及满人问题的,是他向满人 和清朝皇帝保证他们在共和政体内的前途,当然前提条件是他们 和平移交权力。
他向满人承诺,他们会与普通民众一样受到平等 对待;
他警告清朝皇帝,与其把政权拱手让给外国势力,不如移 交给汉人。
他把安南和朝鲜被外国势力推翻后其君主的命运,与 日本内部革命后幕府将军的命运进行了对比。
在法国人和日本人 统治下,安南的阮氏国王和朝鲜的李氏国王都被“弃如敝屣”,而 日本的德川幕府将军放弃权力后则受到尊敬。
汪精卫没有讨论满 汉关系,而是把焦点集中于清朝立宪无用论,以及中国持续面临 着的外国势力瓜分危险。他以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为先例, 坚持认为真正的立宪只有在革命后才能实现。汪精卫也质疑立宪 改革派的幼稚信念,这些人热衷于并相信议会的效力,以为议会 是抵抗专制帝制的堡垒。[113]由于当局的强制审查,汪精卫的供词 与徐锡麟不一样,没有公开。即使这样,一些关于暗杀失败的消 息仍见诸报端。[114]
鉴于载沣这个暗杀目标位高权重,汪精卫和黄复生受到特别 宽大的对待。
他们没有被判处死刑,而不到两个月前熊成基则被 处死。相反,新成立的大理院在4月29日判处他们终身监禁。[115]
从所有文献来看,内务部尚书善耆主导了这次相对较轻的判罚。
可能是为了收集情报,也可能是为了讨好他们,善耆几年来一直 与各种反对派团体保持秘密联系。
他与被逐的君主立宪派康有为 和梁启超也保持着很好的关系,这两人在1907年曾经寻求他的帮 助以反对袁世凯和奕劻,并试图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
善耆也与 革命党人进行接触,尤其是通过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的程家 柽(1872-1914)。
据冯自由和宋教仁后来的叙述,
1908年或 1909年,善耆派遣程家柽到日本,为同盟会的领导人提供了很大 一笔钱以收买他们。
革命党人也像康、梁那样试图说服这位亲王 为他们工作。
1909年,东京同盟会的领导人章炳麟邀请善耆加入 同盟会,并劝说他仿效俄国的克鲁泡特金亲王(Prince Kropotkin) 来领导即将到来的革命。
章炳麟也向善耆保证,革命不是要进行 种族杀戮,而仅仅是“还政于我们汉人”。章炳麟表示(正如他曾 于1907年在《民报》副刊《天讨》里主张的那样),满人可以 “返回”到满洲,他们在那里可以维持自己独立的、纯为满人的 “帝国”,当然他们的帝国要附属于中原的汉人共和政体。[116]
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后,善耆在两名囚犯被判刑前至少与他 们进行了两次谈话,当时善耆领导的内务部监管着京师警察局。
@@善耆清末贊成立憲運動，光緒帝之末將發而未動，內心同情革命。宣統初年，親訊謀刺監國攝政王的汪兆銘之後免除其死刑（其間默許陳璧君探監），被攝政王質問。辛亥革命後，為宗社黨骨幹，1912年拒絕在袁世凱要求的清帝退位詔書上簽字，後逃至日本租借地關東州旅順（今大連市）。1917年張勳復辟前後，兩次發起滿蒙獨立運動，均以失敗告終。
@@川島芳子（日語：川島 芳子／かわしま よしこ Kawashima Yoshiko；1907年5月24日—1948年3月25日或1978年[1]），愛新覺羅氏，原名顯玗，漢名金璧輝，滿洲鑲白旗人，清朝皇族，第十代和碩肅親王善耆第十四女。與蒙古丈夫甘珠爾扎布一同參與滿蒙獨立運動，二戰結束後，1947年10月22日在中華民國北平市被河北高等法院以漢奸罪判死刑。
汪精卫的供词深深打动了他,他与汪精卫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对话。
根据黄复生的回忆,肃亲王善耆说他长期以来都是《民报》的忠 实读者。
他告诉汪精卫,三民主义太狭隘了,他建议改成“五族 大同”,这是满人刊物《大同报》提倡的一个类似概念。
汪精卫表 示他不愿意评判《大同报》的立场,善耆称赞他面对死刑之时依 然忠于他的信念。后来,可能是顾虑1907年处死徐锡麟和秋瑾引 起的消极效果,也可能是在同朝为官的程家怪的影响下,善耆劝 说载沣太过于严酷的惩罚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会激怒革命党人从 而引发新的叛变,也会引起立宪改革派不必要的反感。摄政王因 此同意减轻对汪精卫和黄复生两人的处罚,判他们两人终身监禁。[117]
六个月后,也即
1910年10月6日,载洵再次成为暗杀的目 标。这次暗杀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当时他即将结束 在美国的海军考察之旅。
这名想成为刺客的人叫邝佐治,他是在 美国出生的美籍华人,当时31岁。
受革命党人“种族问题”宣传 的煽动,他决定采取这次行动。后来在审判中,他解释说自己希 望通过暗杀摄政王的弟弟而“救国”,他认为载洵从国外购买军舰 的目的不是为了强国而是要镇压革命党。他和一名同伴计划当华 人团体的领导们在奥克兰码头欢迎载洵时射死这名海军大臣。
然 而,当时现场护卫森严,在他拔出手枪前就被美国侦探发现并解 除了他的武装。随后他在美国法庭受审,这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 关注。例如,他的反满宣传出现在《东方杂志》上,他关于共和 革命即将到来和不可避免的预言也见诸报纸。
1911年1月13日, 他被指控为犯有蓄意谋杀罪并被判处十四年监禁。[118]
@@邝佐治廣東新寧人（今台山），生於美國舊金山。早年在中國求學，後回美任廚師。1909年參加舊金山少年學社。1910年隨少年學社改組，成為北美同盟會會員。1910年10月6日，與朱卓文企圖槍殺在美國考察的滿清親王載洵事敗，鄺佐治被捕，朱卓文走脫。鄺佐治被判處監禁14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因國務總理唐紹儀向美交涉，鄺佐治獲特赦釋放。
最后,在邝佐治刺杀载洵两个月后,又发生了另一起暗杀满 人亲王的事件。这次的目标是奕劻,汪精卫曾经也把他作为暗杀 目标,但由于护卫森严而放弃。
1910年12月3日,奕劻从紫禁城 返回内城北部的官邸时,一个或几个人向他开枪并向他的马车扔 了炸弹。马匹受惊,护卫不知所措,在混乱中刺客(们)得以逃 脱。虽然这次暗杀努力失败了,但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119]然 而,没有人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
资政院之争
载沣加强对陆海军的控制,创建新的、由朝廷控制的禁卫军, 这些努力到1910年后期基本获得了成功。
与此同时,他也遭到了 一些批评,尤其是来自当时相对自由的新闻界的批评,但这不足 以阻止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慈禧太后的九年预备立宪时间表一 致,
1910年10月3日,各省谘议局召开了第二届会议,资政院也 在北京开院。载沣参加了资政院的开院典礼。与以前的习惯不一 样,议员们在他致辞时不再跪在他面前,而是站着。[120]
从此,载沣面临着与以前不同的环境。开院之时,贝子溥伦为资政院总裁, 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取代去世的大学士孙家鼐)为资政院副总 裁。
此次会议持续了三个月,议员们在许多问题上与摄政王意见 相左,
比如,是否尽快推进国会的召开,如何让军机处像“责任 内阁”一样履行职责,是否(再次)赦免领导1898年戊戌变法的 康有为和梁启超,如何应对来自下层要求剪辫这一空前的风潮等 等。
为了处理这些争议,载沣采取了坚决的甚至是强硬的姿态, 正如他在加强帝制权力方面的表现那样。
资政院最终在1911年1 月休会,但摄政王并没有因此获得轻松,因为他于5月提名的内 - 阁名单引起了最大的争议。
所有这些问题在1910年年底和1911年 年初浮现出来,有些矛盾更加直接地指向满汉问题。
摄政王与资政院之间产生分歧的第一个问题,是由当时如火 如荼的速开国会运动所引起的。
资政院本身仅仅是一个咨询机构, 不具有立法权,根据方案,具有立法权的国会要到九年期限的最 后一年(1916年)才能选出来。
自从1907年颁布九年预备立宪方 案以来,政治改革派就一直游说朝廷缩短立宪时间表,正如他们 以前迫使清廷首次颁布了这一时间表那样。
自1909年秋各省谘议 局第一次会议召开以来,一年时间内,包括满人组织在内的改革 派分别在1909年11月和1910年6月发起了两次全国性的请愿活 动,请求朝廷加快组建国会的步伐。
然而,载沣草率地回绝了这 两次请愿。
在应对第二次请愿活动时,他提醒请愿者资政院还有 不到四个月就要开院,婉拒了请愿要求。[121]
资政院开院典礼并没有让立宪政府的鼓吹者们得到满足。6月 被拒后,他们在10月发起了第三次请愿活动,这一次直接向资政 院本身而不是以前的都察院提交呈文。他们要求在第二年召开真 正的国会,同时组建“责任内阁”。如同满人刊物《大同报》那 样,他们声称,“唯有责任内阁才有立宪政府………………唯有国会才有责 任内阁”。
10月22日,在“国会万岁!大清国万岁!大清国立宪 政体万岁!”的一片欢呼声中,资政院一致同意请愿要求,并在随 后重拟一份奏折呈达御前。[122]
同时,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的各省大部分大员联名电奏军机处,表示全力支持资政院的奏折。他们以明朝最后一任皇帝迁 延不决导致王朝覆灭为例,警告清廷不要无谓地拖延。
在通电上 签名的包括九名总督中的四名,巡抚当中只有两名没有签名;满 人当中既有签名的,也有未签名的。
锡良和瑞徵(湖广总督)是 四名在通电上签字总督中的两名,而长庚(陕甘总督)、赵尔巽 (四川总督)和松寿(闽浙总督)是五名拒绝签字总督中的三名。
然而,反对锡良通电的最强硬人物是两名汉人总督:直隶总督陈 夔龙和两江总督张人俊。
锡良要求同时组建国会和内阁,陈夔龙 则建议两者分开组建。
他以明治日本为例,日本国会是在内阁设 立之后才召开的。
陈夔龙向皇上建议,次年(1911年)任命“责 任内阁”,国会的召开可以延至1913年,即资政院即将届期解散 的那一年。
与此同时,资政院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履行国会的部 分职能。[123]
在作出决定之前,载沣向筹办政务处征求意见。
据公开的报 道,筹办政务处承认,清廷无法再坚持既定的九年预备立宪方案, 并倾向于陈夔龙的建议。国会请愿者们对这样的新闻报道感到很 沮丧,他们立即加强游说活动,要求国会不能迟于1911年召开。
他们不同意一年之内难以拟定所需的章程的这一理由,鉴于外国 的威胁和国内的财政困境,他们质疑中国能否付得起延迟三年召 开国会的代价。
锡良和支持他的其他各省大员也赞同陈夔龙引用 明治日本作为先例。根据他们对日本近代史的了解,正是佐藤忠 财阀政府在1885年任命内阁之时没有召开国会,才引起了一场广 泛的自由民权运动,这场动乱直到1890年议会召开才得以平 息。[124]
载沣不顾这些最后的请求,接受了陈夔龙和筹办政务处的 折中方案。11月4日,他同意国会提前至1913年召开,并在此前 的某个时候任命内阁。他坚持预备立宪工作不能再加快了。
在另 一份谕令中,他要求内务部和各省当局向请愿者通报他的决定, 并命令请愿者自行解散。两天后,他任命资政院总裁溥伦和度支 部尚书载泽这两名宗室王公负责起草宪法;一个月后,他要求宪 政编查馆修改立宪时间表。[125]
载沣的让步没能安抚国会请愿者们。
他们并没有放弃,而是组成了同志会,宣布将继续倡导加快国会召开的步伐。资政院也 非常不满意,11月10日上奏朝廷,对几年时间这一模棱两可的说 法表示质疑。[126]
对延迟召开国会反应最强烈的是奉天的市民,他 们几个月前目睹了日本吞并了他们的邻居朝鲜。他们声称,唯有 立即召开国会才能使奉天免遭贪婪的帝国主义的侵蚀。由于得到 总督锡良的批准,他们选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北京直接陈情。12月 20日,代表团抵达天津,几千名当地支持者也加入其中,他们行 进到陈夔龙的衙署前,要求他电告清廷于次年召开国会。
这名直 隶总督同意把他们的陈情上奏朝廷,但与锡良不一样,他不同意 陈情的内容。
载沣对此的反应是再次坚持国会不能立即召开,理 由是复杂的预备立宪工作需要时间。这道谕令公布后,未能平息 很多狂热学生的不满,他们聚集在一起,计划进行进一步的抗议 活动。
直隶总督陈夔龙派出士兵和警察驱散了学生的集会。摄政 王不仅同意陈夔龙诉诸武力,他还指使内务部尚书和京旗步军衙 门同样采取强硬措施,必要时把东北请愿者直接遣送回家。
载沣 说,他已经没法再忍耐下去了。[127]到这时,速开国会的鼓吹浪潮 才逐渐停止下来。
同时,10月份就何时召开国会发生最初的冲突之后,围绕资 政院要求摄政王承诺组建的内阁必须是“责任内阁”这一问题, 载沣与资政院又起波澜。载沣于11月4日宣布国会要到1913年才 能召开,资政院开始强势提出要求,即资政院本身不应仅仅是一 个咨询团体,而且应是一个实权立法机构,四人组成的军机处作 为内阁的雏形必须对资政院负责。资政院还利用了这一时期关于 三个省谘议局的争议事件,来要求实现权力。
最初的争论肇始于湖南,巡抚杨文鼎未经省谘议局的同意就 擅自签订了一份公债协议。资政院投票以3:2通过,支持湖南省 谘议局的反对意见,并要求朝廷命令湖南巡抚把公债协议提交给 省语议局来决定。载沣于11月8日作出回应,认为杨文鼎没与谘 议局协商是一个“失误”,但由于公债协议已经得到了度支部尚书 的批准,因此应该生效。
许多资政院议员非常愤怒,他们认为杨 文鼎的“公然滥用权力”竟然被减轻为“失误”。他们要求帮助载沣草拟答复的军机处大臣来资政院亲自解释他们的行为,出于政 治上的谨慎,他们没有攻击摄政王本人。但军机大臣———————奕 劻、 毓朗、那桐和徐世昌——————没有理会这个要求。[128]
事情过去不到两周,资政院又与军机处在其他两个省的问题 上发生了争执。
一个是云南省,当时总督未经省谘议局的同意就 抬高了盐价;
另一个是广西省,巡抚擅自允许其他省的学生进入 该省高等警察学堂,而无视省谘议局只让本省学生入学的要求。
11月20日,资政院就这两个问题上奏,与以前湖南公债协议的情 况一样,他们支持省谘议局,反对地方大员。载沣的朝廷没有立 即接受资政院的建议,而是颁布了一道谕令,把这些问题分别提 交给盐政处和民政部,征求他们的意见。由于资政院的请求被忽 视,他们再次被激怒。
许多人抱怨政府行政机构蹂躏“立法机关 之独立”。他们投票弹劾整个军机处在草拟谕令中扮演的 角色。[129]
弹劾军机大臣加剧了资政院与摄政王之间的冲突。
载沣立即 设法缓和这种冲突,但没有成功。11月25日,根据盐政处和民政 部的建议,载沣采纳了资政院最初关于这两件事情的建议。[130]而 且,他把谕令直接交给了资政院,希望这会改变资政院的弹劾计 划。事实上,一名朝廷命官(外务部官员蒙古旗人文溥)说,由 于朝廷最后已经按照资政院的要求行事,弹劾就没有什么实际意 义了;另一名朝廷命官(陆宗與(1876-1958),一名“硕学通 儒”)也质疑是否确有必要因为这两件事进行弹劾。然而,大多数 人指出,这不仅是军机处无视资政院的问题。他们声称,资政院应 该警惕任何“不负责任”的表现,以便为将来的国会树立一个好 榜样。资政院因此投票决定重新起草——份修正奏折,指责军机处 “不负责任”。这份修改的奏折经过讨论于两周后达成一致,奏折 并没有弹劾军机处,而只是抱怨其权力不明确。奏折声称,资政 院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代表责任和立法职能,军机处在执行政任 时却不尽职。朝廷需要一名内阁总理来保护皇帝免于批评,且能 把政府团结在统一的领导之下。奏折要求载沣赶紧任命内阁来清 晰界定军机处的职责。[131]
最后,当四名军机大臣因此联名提出辞职时,载沣告诫资政 院做好自己的事情。他反对军机大臣辞职,并于12月18日谴责资 政院侵犯了君主大权,而后者是《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的。他 声称,军机处是否“负责任”和是否组建“责任内阁”完全取决 于他。资政院一时难以做出适当的回应。在12月19日的会议上, 一些议员看到无法改变局面愤而决定辞职,试图以此捍卫资政院 的尊严和完整。其他一些人则呼吁在最后集体辞职之前,应该再 次弹劾军机大臣,这一次以个人名义而不是集体名义进行。通过 投票表决,102名议员愿意进行最后一次弹劾的尝试。但是,在接 下来的几天,资政院似乎有了另一种想法。12月26日,大多数议 员甚至表示要放弃行动,以免导致资政院被解散。这种对失败的 焦虑遭到了新闻媒体的抨击,资政院的议员们再次改变了主意。 12月30日,资政院上书进行弹劾。但载沣对他们的行为置之不 理。资政院并没有像很多议员所担心的那样被解散,议员们的奏 折被搁置起来,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得到实施。由于这样不 置可否的处置,随着资政院三个月的会期在不久后结束,这次论 争也消失于无形。[132]
在这次围绕速开国会和弹劾军机处的激烈争论中,资政院也 讨论了其他一些悬而未决的事情,比如赦免康有为和梁启超。
之 前由于很多人的努力,清廷已经为1898年变法中几乎所有获罪的 维新派“翻案”,但还有康、梁和被处死的“戊戌六君子”没被洗 脱罪名。同志会作为此前的国会请愿者,也领导了这次新的行动。 他们向摄政王的弟弟和军谘处大臣载涛求情,载涛一直被认为是 同情改良派的。同志会认为,11月4日的谕令将国会的召开提前 到1913年,所以政党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请求朝廷解除关于政 治组织的禁令。此外,他们还请求将因1898年变法而被迫流亡海 外的改革者召回国。在一封对民众的公开信中,他们特别提到康 有为和梁启超应该被赦免。
作为资政院的钦选议员,陈宝琛 (1848-1935,一名“硕学通儒”)也向朝廷上奏,请求赦免1898 年的改革者。
陈宝琛指出,现在采取措施正是合适的时机,因为 目前的开国会风潮正是始于百日维新。他还声称,都察院握有先帝关于赦免“戊戌六君子”的手谕。
1911年1月3日,资政院上 书请求赦免1898年百日维新中所有的获罪者,包括死去的“戊戌 六君子”。一名议员称,恢复他们的政治地位有利于“破除满汉之 见”,以示朝廷的宽宏大量。但这次奏折再次被载沣搁置。[133]
摄政王和资政院的最后一次论争是关于男子发式和官员服饰。
资政院的矛头直指满汉关系。20世纪初,外交官、学生、工人等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机会前往海外,中国也开始了工业化的历程, 很多改良派和革命者一样开始反对留长辫和宽袍大袖。
革命者之 所以反对,是因为这些都是汉人屈服于满人统治的标志。改良派 则抱怨,满人强加而来的这两点已经不符合西方影响下的现代世 界潮流。
由于意识到时代的变化,义和团运动后的朝廷已经在士 兵和警察(但不包括学生)中调整了发式要求。
因为采用了新式 军服,士兵和警察被允许剪短(而不是剪除)辫子。
但是直到 1909年年底,除了革命者和一名临时的新闻评论员,很少有中国 人敢提倡剪辫子或改官服。
公开讨论辫子和服饰问题并倡导改革的高官是两名汉族改良 派:驻美公使伍廷芳(1842-1922)和江西提学使汤寿潜,他们 分别在1909年年底为此上奏。
伍廷芳声称,自己是代表居住在美 国的七万中国人发言,他们因为辫子而被美国人视为古怪,而且 在操作机器时还会增加很多危险。美国的华人请求伍廷芳向朝廷 请愿,废除辫子,并接受西式的服装。伍廷芳在他的奏折中,对 美国华人的请求并不是完全赞同:他同意剪辫子的要求,但是不 赞同改变服饰。他认为没有必要改变中国当时的服饰,因为这种 衣服较便宜,也适合四季穿着。他指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保 留了本国服饰,只是在一些正式场合穿着西式衣服。但是,辫子 没有任何保留的价值,通过它来表示对皇帝或国家的效忠,这只 是一种当年的时尚,但时尚已经改变了。西方人也曾经留过辫子, 但是已经不再保留了。由于中国人越来越多的效仿西方,剪辫趋 势已经不可阻挡。所以朝廷最好主动下令。
伍廷芳的建议被称为 “剪发不易服”。[134]
另一方面,汤寿潜(他是张謇预备立宪公会的 成员之一)提出八项改革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剪发易服。他指出,官员们的长袍和长辫,在外国人看来一样十分可笑,宽大的长袖 也会在乘坐交通工具时带来不便。他请求摄政王在官员士人中树 立典范,剪去长辫,改穿西式服装。其他的民众可以依照喜好选 择是否跟从。[135]
伍廷芳和汤寿潜的奏折所产生的影响是迟滞的。
因为朝廷当 时并没有对他们的奏折做出任何回应,直到几个月后,奏折的内 容才被人们知晓。这些建议随后被公开发表,激起了长达一年的 关于清朝的发式服饰规定的争论。1910年春,当汤寿潜的奏折被 公开时,上海的《时报》刊登了一系列的漫画讽刺“辫子的作用” (图9、图10)。[136]但是,这年8月公开发表的伍廷芳奏折引起了 更大的影响。因为这时正是摄政王具有改革思想的弟弟—————载涛从海外考察五个月后回到国内之时。载涛被普遍认为对于剪发的建 议颇为认同。[137]
根据《时报》的报道,到9月中旬, 北京道出都是关于剪发的议论,压过了其他一切话题。《时报》还指出,新任 陆军部尚书荫昌已经剪去了长辫,而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人们惊 讶地发现,那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留着短发出入公共场合。早 在1906年到1907年,很多学生就已经开始剪去长辫以求改变。当 长沙的湖南武备学堂的学生要求剪去辫子时,他们就以陆军部尚 书荫昌的事例为自己辩护。[138]
关于剪发和易服的风潮也遭到了一些反对。
一些人指出这样 的行为有违“祖宗礼法”,前军机大臣世续在被告知剪去长辫并不 会导致亡国时,反驳道:“虽然中国不会灭亡,但是大清国是必定要亡了。”[139]
但是,
主要的反对者并不是满人守旧派,而是一些 汉族的商人和制造业主,他们从经济而非政治的角度考虑,更为 关心服饰而不是发式。
商人们担心一旦发式改变,服饰也会随之 改变。一旦西式服装被广泛接受,进口的羊毛就会代替本土的丝 绸成为服装的主要原料。
当铺的老板也担心手中会囤积大量的传 统服装、鞋帽,而不再有人愿意赎出。在杭州,丝绸商、鞋帽商 和当铺老板在1910年9月25日聚首商议,公开表示他们极为关注 易服对相关商业的影响。
武昌的总商会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他 们的意见被农工商部尚书以奏折的形式上达朝廷,指出任何发式 或服饰的改变都会波及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140]
到10月初资政院召开会议时,虽然关于剪发易服的风潮已经 声势浩大,但资政院并没有在三个月的会议期间把它作为讨论的 议题。12月2日,在讨论是否弹劾军机处时,资政院投票任命了 一个委员会审核一份要求剪发易服的条陈。
这个委员会可能考虑 了商人们的需求,决定从最初的议案中删除“易服”的要求。
12 月15日,在经过一番讨论后,资政院以102票对28票通过了修正 议案。
议案中包括三点内容:
第一点是下令所有的官员、士兵、 警察、学生剪辫,其余民众可以选择是否剪发;
第二点是清廷对 国内外的礼仪服饰进行全面考察,并保证如果将来要易服,只是 对官员的制服加以改革,而日常的便服不会受到影响,新服饰所 用的材料也必须全部采用国内的产品;
第三,请摄政王和皇帝仿 效日本明治天皇和战国时期赵国的武灵王,率先垂范,接受外国 的礼仪惯例。
这一议案在通过之后,将被送到另一个委员会,重 新撰写为奏折上呈给朝廷。[141]
在资政院修订奏折内容之前,载沣自己已经卷入了争论之中, 他没有搁置这份奏折,而是让它引起了更激烈的争论。之前对于 农工商部的奏折,
载沣已经在12月21日抢先颁布了谕令,声称满 人服饰的规定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不容有任何改变。
除了士兵和 警察之外(他们的制服已经做了更改),所有的人(尤其是官员和 学生)都应该依循成例。[142]奇怪的是,这个谕令中只提到了服饰 问题,这一点在资政院的议案中也已经先行搁置,而对于发式是否也属于“成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五天以后,资政院再次上 奏,请求废除“辫子”。载沣在12月30日对此做出的答复有些简 短和含糊:“前经农工商部具奏,已降旨明白宣示中外矣,着仍遵 前旨办理,此奏应即毋庸议。”[143]但是之前的谕令并没有提及 “辫子”。根据一些最新的报道,摄政王自己是愿意改变发式的, 但是却被度支部尚书载泽和其他人劝阻了。
但是,正如
1911年1 月25日《时报》上的评论所指出,摄政王对剪辫问题的逃避是因 为他对两方面都不认同。
反对辫子的人呼吁他关注民众的呼声, 支持辫子的人则认为辫子代表了“民族根本”。报纸抱怨说,朝廷 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
一些人认为,载沣的沉默就是默许剪 辫行为,只要继续保持传统的服饰;
另一些人则说,没有载沣的 明确认可,剪辫就依然是违法行为。大家各自为是的判断导致了 一定程度的混乱。
朝廷每天都在强调中央集权,却并没有好好利 用手中的大权。[144]
由于缺乏明确和清楚的指示,剪辫运动更加热烈地继续进行。
伍廷芳从美国回国后一直住在上海,他自己于1911年1月14日剪 去了辫子。
第二天,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公开的大型典礼,30个 理发师为人们剪去了300条到1000条长辫,周围有几千人围观和 欢呼。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到剪辫运动中。在南京,据说一些擅 长剪短发的日本理发师接待了大批学生顾客。在北京,在蒙古族 学校和藏族学校中,很多学生也已经剪去了辫子。[145]剪发浪潮的 高涨使得学部大臣唐景崇在1月中旬下令,要求全国所有的学校 立刻停止剪辫行动。[146]正是这次学部的命令,而不是三周以前朝 廷的谕令,才最终使得剪发的浪潮渐渐平息。
在1911年年初的剪发运动平息之后,公众的注意力又转到 “责任内阁”的问题上。
资政院谴责军机大臣不负责任的议案,已 经因为1月11日资政院休会而被搁置。六天以后,载沣批准了一 个新的立宪时间表,这是宪政编查馆在他的授意下制定的。
在这 个新的时间表中,设立内阁的时间是1911年,颁布宪法的时间是 1912年,召集两院制议会的时间是1913年。
朝廷还要求变通旗制 处继续筹办八旗生计问题,但是一个新的满人政治团体———八旗宪政会,抨击了变通旗制处毫无作为。
这让变通旗制处颇受挫败, 也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147]5月8日,根据新的立宪时间表,摄 政王突然宣布根据1906年秋天讨论形成的纲要重组中央机构。军 机处、内阁、政务处都被废除,代之以一个新的责任内阁,内阁 由一名总理大臣和一到两名协理大臣,以及十名各部(礼部和吏 部没有列入其中)尚书组成。
摄政王关于君主掌握军事大权的理 念也有所体现,和日本的明治天皇一样,陆军部尚书和海军部尚 书都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总理大臣负责。[148]
对于那些希望通过实施宪政而开启政治新局面的改良派而言, 这样的内阁让他们十分失望。载沣所任命的新内阁基本上是旧制 度的延续。虽然被资政院弹劾,四名军机大臣中的三名还是被任 命为新内阁的首脑。奕劻担任总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担任协理 大臣,唯一没有被任命为新内阁成员的前军机大臣是毓朗,但他 还是保留了在军谘处(此时改为军谘府,职责不变)的重要职位。 此外,十名内阁成员中有九名都是各部现任尚书(外务部是梁敦 彦(1872-1924),替换了邹嘉来(1853-1921)),总理大臣奕劻 继续在外务部担任外务部总理大臣。新的中央机构中满汉高级官 员的比例和以前基本一样。1911年春成立的内阁中有9名满人,4 名汉人。这和之前军机大臣和各部尚书中满汉官员11:5的比例 大致相当。这次重组最主要的不同是宗室王公任职的数量大大增 加。1910年秋天中央最高机构中有四位王公,但1911年春的重组 机构中有五位王公。总理大臣奕劻,民政部善耆,财政部载泽, 海军部载洵,农工商部溥伦。(溥伦曾任资政院总裁,但是在第一 次颇为混乱的会议后不久就被朝廷免职,由世续担任。世续是一 位保守的前军机大臣,朝廷希望他不会偏向资政院一边。)[149]
载沣这次人事任命也不是完全出人意料,早在六个月以前, 《时报》就已经预测了这个结果。[150]但是,这对于改良派无疑是 一次打击,他们特别反对王公占优势的政治格局。
这次新内阁被 称为“皇族内阁”。
《东方杂志》在5月号中用了整页的篇幅,以 “政界之亲贵”为标题刊登了专题照片。这立刻使人们更为关注皇 族在载沣政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照片(图11)包括:奕劻、载洵、载涛、溥伦、毓朗、溥伟(禁烟大臣)。《时报》也同 样抱怨,13名内阁成员中,只有4名是汉人。几乎所有的重要职 位都由亲贵担任。在7月初,《时报》警告说,这样的任命会让革 命党人多了反满的理由,革命党人一直宣传反满主义,如果总理 大臣是皇族,他们又有理由指责朝廷尊满排汉。来自上海的立宪 派领导人张謇也私下感慨地说,朝廷中,陆军、海军以及最高的 政治职位都完全掌握在亲贵手中,这不合于祖宗传统。[151]
然而,大多数批评并没有太多关注新内阁中的满人数量和亲 贵数量,而是将矛头直指担任了内阁总理大臣的奕劻(这也是 《时报》在7月的评论重点)。
在任命新内阁的四天内,北京的谘 议局联合会就召开会议表达了他们的失望。[152]
6月中旬,联合会 通过都察院向朝廷递交请愿书,指出任命亲贵担任总理大臣有违 宪政的基本原则,君主立宪制的总理和内阁应该使君主隔离于党 派政治之外,否则,就会是难以解决的两难局面。如果亲贵领导 内阁,而内阁随后被推翻,那就会危及君权。
另一方面,如果因 为内阁是亲贵领导就不被推翻,那么这就不是宪政体制了。联合 会还指出载沣任命奕劻为总理大臣(其他王公担任各部尚书)与 本朝先祖制定的“亲王不入军机处”的政治传统相违背。
但这些指 责并没有提及自从1861年奕沂近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这一传统就 不断被打破了。相反,他们选择嘉庆皇帝1799年取消任命弟弟永 理为军机大臣的例子,指出清中叶以来关于亲王不得参与政治的 禁令不仅适用于以前的军机处,更适用于现在的新内阁。最后, 他们要求免除奕劻内阁总理大臣的职务,由其他非皇族亲贵的高 官担任此职。[153]
虽然联合会的上书中并没有特别指出新的总理大 臣应该是汉人,
但是张謇、汤寿潜和上海的其他改良派人士,都 力谏载沣效仿慈禧太后在50年前面对太平天国运动时的行为,任 命一名有经验、有学识的汉人高官。
他们心目中的人选是被免职 的袁世凯,袁世凯和端方不同,他一直没有被召回重新任职。[154]
载沣拒绝重新考虑,他对谘议局联合会的请愿书置之不理, 并指责了另一名官员,山东巡抚孙宝琦(1867—1931),他也递交 了一份内容相似的奏折,反对亲贵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治。(孙宝琦和其他批评者不同,他和奕劻是姻亲,也是少有的满汉联姻。 他的奏折激起了新闻界关于权谋的猜疑,认为这或许是奕劻助自己 加强政治地位的手段。另一方面,孙宝琦在此前也曾反对过摄政 王,他在此前的一份奏折中也讨论了剪辫易服的好处。)[155]
摄政王的不回应并没有唬住谘议局联合会,他们在6月底再 次递交了请愿书,指出任命——名亲贵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已经引起 国外人士的嘲笑和国内人士的失落。请愿书再次重复了之前的批 评,认为这次任命有违君主立宪的基本要求,并再次请朝廷任用 亲贵以外的人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不久,资政院联合会又发布了 长篇公开声明,表示了对六大公共事务的担忧,包括外国贷款和 铁路干线国有化问题。这个声明也抱怨朝廷不回应关于内阁总理 大臣任职问题的两次请愿。声明断言,新内阁和之前的军机处并 没有什么区别,而资政院还曾数次弹劾军机处。“名义上,这是内 阁,但实质上还是军机处。名义上是宪政体制,实质上还是君主 政体。”联合会呼吁依照“君主立宪制中亲贵不能入内阁”的原则 成立“完全内阁”。7月5日,载沣最终回应了联合会的请愿,但 他的回答和12月资政院弹劾军机处时的答复一样。
根据《宪法大 纲》,摄政王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坚持,任命官员是朝廷的特权, 不容破坏。[156]
当然,资政院联合会不满意这样的答复,但是此后关于内阁 的抱怨很快就被另外的风潮所掩盖。载沣在5月份作出两个决定:
铁路干线国有和向外国贷款修建铁路。
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骚 动。众所周知,反对铁路干线国有和向国外大笔贷款的运动席卷 全国,到9月初,四川已经发生了全省的起义。最后,当湖北的 新军前往长江流域镇压革命,很快引发了武昌起义,并成为1911 年革命的发端。
@@剪辮易服、皇族內閣、铁路干线国有和向外国贷款修建铁路。
结语
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始于摄政王多尔衮(1643-1650为摄政王) 的掌权,最后又终结于另一个摄政王载沣。
载沣因为慈禧太后而获得权力,她考虑到自己可能比光绪皇帝更长寿,于是想再找一 个幼年的皇帝和顺从的父亲,以便她可以继续垂帘听政。
在溥仪 被立为光绪皇帝皇位继承人后第二天,慈禧太后就突然离世,这 使得年轻毫无经验的载沣突然进入一个复杂而迅速变动的政治局 面中。这是任何人,包括慈禧太后自己都难以把握的局面。
在某些方面,载沣延续和扩大了慈禧太后的一些政策。
正是 慈禧太后削夺了袁世凯北洋新军六镇中四镇的军权,将其划归陆 军部管辖。
载沣则完成了对剩余两镇的军事控制,同样,也是慈 禧太后开始平满汉畛域,并承诺任命官员时不分满汉,她在中央 机构中开始任用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满人。
载沣延续了她的很多措 施。
于是,摄政王在1911年5月任命满人为主的内阁,和慈禧太 后在1906年年底重组中央机构时主要任用满人的做法,并无多大 区别,当然在程度上还是不一样。
在其他方面,载沣的措施还超过了慈禧太后。
比如慈禧太后 想要削弱袁世凯的军权,加强中央集权,使得中央的统治胜过日 益增长的地方自治。
载沣延续了这一政策,例如,他重组了海军, 也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
但是载沣还有更多的考虑,他不仅强调 中央政府的利益,更强调朝廷君主的利益;
他不仅要加强中央集 权,更要加强君权。
这一目标也是慈禧太后意图的体现。她在当 政期间,笼络并栽培了越来越多的皇族亲贵在朝廷最高机构中任 职。
载沣同样延续了这一策略,并在1911年5月任命“皇族内阁” 时达到高潮。
但是载沣也进一步深化了慈禧太后的措施。
例如他 将慈禧太后设立的附属于陆军部的军谘处独立出来,并由朝廷直 接控制。
同样,虽然陆军第一镇以满人居多,但是载沣依然不满 意于由其直接护卫宫廷,因为陆军第一镇由陆军部控制。
于是载 沣另外组建了一支由自己直接领导的禁卫军。
可以说,禁卫军的 建立是载沣摄政期间最重要的政绩之一。
这些加强君权的努力, 都是从日本明治天皇和德国两位威廉皇帝的成功之道中得到的 启发。
但是,载沣缺乏慈禧太后在政策方面的稳定性。
一方面,他 很有决断,很强硬,甚至有些顽固。
所以,他罢免了袁世凯,后者当时是奕劻之外第二位最有权势的官员。
尽管被多方游说,他 还是拒绝赦免康有为和梁启超。
此外,他也拒绝重新考虑任命内 阁。
另一方面,摄政王也优柔寡断,容易屈服于外来压力。
所以 他对慈禧太后 1907年年底解散各省驻防的谕令并没有彻底实施, 而且,由于恩准很多满人官员免除丁忧的要求,他可以说是嘲弄 了自己关于满汉官员遵守一致的丁忧时期的谕令。
由于这样的左右摇摆,载沣也没有解决什么满汉问题。
他之 前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延续了慈禧太后的政策,要求所有旗人(宗 室除外)和汉人一样受制于同样的法令。
在这一方面,载沣消除 了满汉在法律上的差异。
但是,另一种形式的满汉差异依然存在。
1911年,八旗制度并没有被废除,也没有被重新改组。载沣领导 下的变通旗制处也一直没有什么作为。
满人依然被界定为旗人, 而其他大部分的汉人则被界定为汉民。
除了在东北,旗人依然接 受八旗官员的管理,而不是和汉民一样接受地方衙门的管理。
八 旗士兵也继续获得朝廷的固定军饷。旗人都居住在独立的“满城” 中,和汉民隔离开来。虽然朝廷不再禁止满汉通婚,但是大部分 旗人还是不愿意和汉人联姻。
满人遵守着和汉人不同的社会习俗。 满人女性不缠足,穿旗装,梳旗头。满人男性在公开场合都自称 名,而不称姓。
总之,在1907年巡抚恩铭被暗杀后,关于满汉关 系的大讨论将所有的满汉差异都推向高潮。
这些满汉差异是慈禧 太后承诺要消除的,但是直到四年后辛亥革命的前夕还依然存在。
满汉差异继续存在,很多汉族革命者对于满人的仇恨就依然 存在。
企图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由于缺乏对满汉关系的愤怒而显 得反常。
更为典型的是邝佐治,和暗杀恩铭的徐锡麟一样,他一 直困扰于“种族问题”。
1910年,邝佐治试图刺杀摄政王的弟弟, 就是希望中国能从满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汉人内心对满人的持 续憎恨最后在1911年4月8日爆发出来,当时广州驻防将军、满 洲旗人孚琦,被东南亚的海外华工温生才(1870-1911)枪击身 亡。
温生才在1周后被处决,他反复声明,他杀死孚琦只是因为后 者是满人,他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来为四亿汉人同胞复仇。
他还 号召其他人继续这一复仇行动。[157]
6个月后,温生才实现了他的愿望,他和吴樾、徐锡麟为之自我牺牲的革命终于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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