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朱批、满汉畛域———对欧立德的质疑

2014-07-04 13:47:50
深圳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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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人画像

长期以来， 学界解读清代政治成就时采纳的是“汉化说”， 即清朝统治的核心特点在于统治者采取“汉化” 政策和满族统治集团在方方面面的日渐汉化。近20 余年，此观点受到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强大挑战。盖博坚（R.Kent Guy）在2002 年称汉化说“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可说已经死亡”。罗威廉（William Rowe）也在其新著《大清》中称新清史成功颠覆汉化说。尽管定宜庄在2008 年严厉批评大陆史学界对美国新清史的忽视，它在中国其实不乏不同程度的同情者。郭成康早在2000 年就在其《也谈满族汉化》一文中对传统的“汉化”观做出修正，口径与新清史颇为接近。近年大陆出版的清史论著中，“汉化”二字明显叫得不像以前那么响亮。可以预想，挟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霸主之势,该派观点将进一步冲击我国史学界。

新清史往往把“汉化”作简单化理解，以大量篇幅强调满汉间法律、经济、政治、待遇等方面的巨大鸿沟和贯穿清代的满人的族群认同， 仿佛这便足以证明满族未被“汉化”。他们忘记了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之间有巨大鸿沟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即便是同民族统治亦然。欧立德（Mark Elliott）所津津乐道的清代笔记《啸亭杂录》中关于阿里玛的故事就是典型例子。满洲大力士阿里玛因多项罪名被判死刑，在离开北京内城的赴刑途中，突然脚蹬城墙，迫停囚车，高喊：“死则死耳，余满洲人，终不使汉儿见之，诛于门内可也”，而“行刑者从其语”。虽然一望便知是笔记文学中的虚构， 故事点明的满汉分殊现象对分析“汉化”启发意义重大。在欧立德眼里，故事只有一种解释：文中的“汉儿”=汉人，简单明了，满汉之间泾渭分明，且满人重视自己的身份认同。既然如此，满族“汉化”何从谈起？ 该思路顺理成章，貌似无懈可击，然而这恰恰是新清史最具误导性的地方。我们不能忘记，由于满洲人（或八旗）在清代等同于吃官俸的统治集团的代名词，“汉儿” 一词已经成为“老百姓”、“民”的同义词。而死刑在我国又有公开和不公开执行的传统。公开行刑从示羞辱和以儆效尤，不公开，表示体恤和尊敬。且不公开行刑的主要有三类人犯：妇女、皇族、官僚贵族。比如，唐朝就规定，“七品以上及皇族若妇人，犯非斩者，皆绞于隐处”；五品以上“听其自尽于家”。鉴于上述的理由， 以阶级而非民族意义来理解文中“满洲人”和“汉儿“，更为妥帖。故事中的阿里玛是在强调自己的政治身份，而非自己的民族属性，诛于内城门内，是他祈望获得的最近似于家中自尽的待遇。一个获罪的汉族官员， 亦都可能有类似阿里玛的诉求。

与上类似，欧立德在《满洲之道》中列举了从满文档案中苦心收集来的两三条清帝鄙夷“汉人”的朱批，均可从阶级视角来解释。例如，雍正曾训斥满官们，“不可视米价上扬为灾难临头；否则便如无头无用的汉人一般，担忧的尽为小事”。康熙帝给皇子允禵的批折中写道：“然则尚有汉人狡猾善骗之本质；满嘴仁义忠孝，一旦有利可图，终不认父母”。但是，此类的鄙夷完全可以以满汉之间的“官民关系”来阐释。清代的普罗大众以汉人为主体。皇帝和官员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当然会鄙视民众的自私和愚昧。而且，古今中外的执政者一般都不敢公开表达对大众的鄙视， 所以清帝使用满文时措辞较为开放，是合乎情理的。而群众抢购商品等各种一惊一乍的行为，即便当代都时有发生。至于康熙的朱批，欧立德没有提供语境，但是鉴于“汉人”在清代是“老百姓”的代名词，这些话完全可以理解为他对小民中没有公德、行事虚伪者的厌恶。康熙亲历过诸如孔有德、范承谟、马雄镇等对清廷忠心耿耿、不惜生命的汉族官员，也惩治过多个不法的满洲官员。他当然知道，口是心非、为了个人利益而六亲不认等恶质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不可能为汉人特有。他自己在初废太子胤礽时就斥其“恣行乖戾，无所不至，令朕赧于启齿”（《东华录·康熙八十二年》）。执政者和群众之间的社会功能性矛盾，即便是汉族统治时代亦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路康乐（Edward Rhoads）的名著《1861-1928 年间的满与汉》在欧立德眼里，揭示了清末新政时满人利益与汉人利益仅仅部分重叠、“满洲的利益仍然是满洲政治人物重要的考虑”的事实。但是“满洲本位”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古今中外的执政集团都不可能忽略其视为国本的执政基础。清代的“首崇满洲”与明代的“首崇皇族”并无实质区别。米华健（James Millward）称，据欧立德计算，清代的八旗集团占据全国人口不到2％， 却耗去全国25％的财政预算。可是比较汉族统治的明代，这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据张德信的计算，明宗室的俸禄仅嘉靖三十二年（1553）就已经占据国家财政的37.33%；如果按照明律足额发放俸禄，那么在1614 年明政府即便倾全国之力都无法负担人口增至16 万多人的明宗室，因为其总额已经超过全国田赋收入的总额。同样，明代宗藩也因为人口增加出现贫困化现象， 发生过宗室包围官府和暴力索禄事件， 让我们想起发生在清代八旗身上的类似情况。柯娇燕在其名著《孤军》的末尾称明清两朝大相径庭，清朝满族与汉族被“围墙”、“法律”、“社会紧张”和“自我认同”隔开。可是，明朝的统治集团一样被围墙与民众隔开，法律上拥有高度特权和限制，和民众（李自成、张献忠）有着殊死的紧张关系，同样拥有强烈的自我认同，与清朝没有分别。

清代社会政治地位是否由民族属性决定？

毫无疑问， 清代的统治集团序列中八旗满洲地位最崇，蒙古次之，汉军又次之，接下来是北方汉官，南方汉官垫底。这已是清史学界的共识和常识。联想到雍正朝清查八旗子弟的继嗣和血统纯正性， 乾隆朝中后期汉军被迫大规模“出旗”的现象，即便中国学者（遑论新清史）都会认为，清廷倡导的“满汉一家”仅仅是虚假宣传。在表面上，统治集团内部的地位分配的确以族群属性划分。然而，依笔者之见，我们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清高宗实录》第一百八十四卷（乾隆八年二月） 的一则记载就很值得我们推敲：面对江浙籍的官员许久得不到升迁，汉官杭世骏上书敦请朝廷在用人上要消除满汉差别， 而一向宣扬“满汉一家”的乾隆竟然勃然大怒，将杭削职，并振振有词地反驳道：“满汉远迩，皆朕臣工，朕从无歧视……国家教养百年，满洲人才辈出，何事不及汉人？”倘若乾隆没有在撒谎，难道是汉官们产生了错觉？

也许我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前述各集团地位的排序与各自投靠爱新觉罗氏的核心集团，参与大清建国和统一大业的时间先后顺序完全吻合。同为汉人，投靠早的辽左旧人、北人、南人差距明显，排序是按照投靠新政权的时间先后。同样是汉军出旗，投靠时间不同，命运也不同。据刘小萌言，入关前就投靠清廷的“陈汉军”，就不在出旗之列；被强制出旗的，是入关后才投靠的“新汉军”。这就意味着，民族属性也许仅仅是表象，问题的本质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资历的高下。

换言之，社会学上具普遍意义的论资排辈、优势积累、“强者恒强，弱者相对恒弱”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理论，已经可以解释清代社会地位的划分。在清代，八旗满洲投靠爱新觉罗氏最早，接触和受恩养时间最久，军功也最高，资历最深。这一优势在入关后被迅速巩固， 满洲子弟的汉语和执政能力迅速提升， 集团资源被迅速整合。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把持机会资源，也掌握优质教育资源，从而使其子弟得到极好的教育和历练，在能力上并不逊于汉人，心理上也更为自信。这就好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发展先机的清华、北大、以及常春藤名校在各自国家高教界取得的崇高地位非常稳固，难以被后来者赶上。论资排辈，不一视同仁，优待、重用有背景者，乃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由此导致一步早、步步早，一步晚、步步晚的低社会流动，凸显出身、门第的重要。而门第社会，非清代、也非中国特有。两汉直至隋唐，“门阀士族”对官职的垄断、以及其与“寒门”的对立，就是中国史上的一个早期例子。

所以， 虽然杭世骏所代表的南方汉官觉得受歧视并非错觉，而乾隆帝的“满汉一家”、满人“何事不及汉人”亦非妄语，毕竟八旗集团中充斥着汉人。而汉军“出旗”最早，并非因为其汉人血统，而是因为比起满洲、蒙古，汉军投靠和服务清廷的资历最浅。因为历史原因， 在清代政治资历正好与族群属性高度吻合，很容易给人以民族属别决定政治地位的错觉。然而这在理解上很可能是为表面所迷惑的本末倒置。定宜庄就曾提及，很早投靠努尔哈赤的汉人，被分入八旗满洲且其后也未被析出[21]（P23）。笔者怀疑，此中揭示的乃是满族早期构成的一个原则，即：政治资历决定民族属性，而非血统、语言、习俗等民族属性决定资历。突破对清代政治认识上的民族性藩篱，不但影响我们对清代的认识，而且会修正我们对蒙元王朝的理解。比如，将人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4 个等级，一直被当做是元朝实施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明证，甚至把汉族分列为两个不同等级视为蒙古统治者对汉人进行民族分化。然而这一理解，忽略了这4 个等级完全是按照投靠孛儿只斤氏为首的蒙古统治集团的时间先后和政治资历高下划分的重大事实。虽然这并不排斥因为政治资历和民族属性的高度重合而被人们渐渐混为一谈，但是至少我们会意识到对所谓的征服王朝不应该简单地以民族性视角对待之。

虽然美国学者在深化我们对“汉化”的理解上功不可没，但是满族人民在与汉族人民长期的交融过程中，无可辩驳地渐渐丧失了各项客观存在的民族性标记。如果这还算不上“汉化”，还要被说成是“融而未合”， 那么笔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算得上“融而合”。也许新清史会提“民族自觉”。这里又要引出新清史的一个重大矛盾之处。首先，新清史强调满洲的“非汉”性。这种说法本身就暗示有一个客观且不变的“汉族性（Chineseness）”标准，否则，“非汉“一词何从考量？ 其次，新清史质疑“民族认同”的血缘、语言、地域等“事实”基础，却在实践上将“主观意识”提到至高的地位。且不说没有“事实”作为基础的单纯的“主观意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会随着时间流逝、生存环境变化、私利的考量而变化，新清史的做法不啻将人的“主观意识”本质化、中心化和“事实”化了，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与他们经常自我标榜的“去中心化”（de-center）和“去本质化”（de-essentialize）背道而驰。

余论

基于社会政治阶级性（或者社会功能）区别的“官民”分殊，已经可以阐释为什么满族在汉化的同时，其族群认同贯穿整个清代；官民矛盾也足以解释清代后期“反满”思潮的膨胀以及曾国藩为首的汉官集团坚定地帮助清廷打击太平天国势力。新清史对“汉化”的过度狭隘的界定，是其颠覆“汉化说”的主要手段。然而，满族的汉化与其族群认同的维系，并不矛盾。如果本族的底层人民都可以与本族政权对抗，为什么不能与高度汉化、且由超越民族的、多民族构成的八旗政权对抗呢？ 所以，“汉化说”绝不是新清史所理解的是汉族学者和前辈西方学者（如费正清和芮玛丽）对中国史的带有“汉族本位”的民族主义立场的解读。它有着深刻的历史现实来支撑。民族的融合和崛起必然导致一些民族的被吸纳和消亡（否则现在应该依然有匈奴人和契丹人，也应该有诺曼人），古今中外没有哪个民族对此有绝对的免疫力。

全面把握满族汉化，认识“族群”（ethnicity）视角的局限性，重视既得利益集团的优势积累导致的社会分层以及官民之间的社会功能性的差别，不但会影响我们对新清史的各项主张的评估，而且对理解辽、金、元、清等所谓“征服王朝”时代的民族构成和民族压迫等传统观念有修正、深化的作用。比如，前辈学者王钟翰和他的弟子们倾向于将满洲连同八旗都视为民族意义上的“满族”，而笔者则倾向于将八旗的旗籍视为超越民族、超越文化与血统、具有特定政权和政治诉求的多族群执政共同体的政治资格，类似现代的集权政党。这样的理解，似乎可以解决曹雪芹、端方、佟国纲到底是汉人还是满人的争论（笔者认为他们是满籍汉人）。笔者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对学界厘清这些重大问题有所帮助。

节选自章健《满族汉化:对新清史族群视角的质疑》  原载于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