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夢」: 晚清的「自改革」思潮

「君子夢」: 晚清的「自改革」思潮

朱維錚

「改革」的近代涵義,在文獻上可追溯到龔自珍寫於1814–15年的〈乙丙之際 箸議第七〉。這篇僅有222字的短論,將八百年前王安石的「改易更革」主張,約 簡為「改革」,說它表徵着支配歷史的「萬億年不夷之道」,並向清朝君主諷示: 「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

類似的籲求已見於1799年經學家洪亮吉敦促嘉慶帝兌現「咸與維新」諾言的 致成親王書。從那以後,凡是關注中國社會的未來命運又不願國家重蹈改朝換 代式「革命」的人士,無論追求的具體目標如何,在思想上都沒有超出「自改革」 的窠臼。

直到1898年戊戌八月政變最終證明要求清帝國「自改革」只是一種夢想為 止,這股思潮恰好持續了整整一百年。中世紀的中國學者,往往喜歡自居為 「君子儒」,也好以孟子樹立的形象慰勉自己,所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 其身」。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清代漢學的主導取向,由經古文學向經今文學 嬗變,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學者群體信念由守窮而望達的例證:這百年首尾的 兩名思想家龔自珍和康有為的個人學術經歷,尤有典範意義。因而,晚清的自 改革思潮,由醞釀到幻滅的過程,也可說是一場「君子夢」。

大概地說,這場「君子夢」在時間上經過了入夢、驚夢、異夢至「圓夢」、四個 階段——戲用湯顯祖的雜劇套數比擬。

夢魘夢囈

1827年刊佈的《皇朝經世文編》,在清代的官方文獻史上,首開了由行省現 任督撫直接策劃和主持,從批評帝國現行政策的角度輯存學人論議,以證明與 治道攸關的一切領域都亟待興利除弊的記錄。由於陶澍、賀長齡主管的長江三 角洲地區,素來是帝國經濟和文化的重心,而文編又以「講求經濟」的名義集中 揭露帝國在東南統治的腐化程度,因此它甫問世便引起朝野上下的注目。它甚 至打動了庸碌的道光帝以及更庸碌的咸豐帝,在教訓官員時常把「宜讀經世之 書」掛在嘴上。難怪魏源的朋友張維屏要盛讚他草就了一道當代的「治安策」, 而魏源的名聲也陡然躍居包世臣等人之上,成為經今文學家劉逢祿稱道的「無 雙國士」。然而這部政論文獻輯存的社會效應也許更有意義,因為那效應正凸 顯了龔自珍所謂的「自改革」,在鴉片戰爭前夜已成為感受統治危機的那部分士 大夫的一種共識。

不能說「經世致用,純屬空論。《經世文編》特重漕鹽河工等積弊的改革,是 因為陶澍等已有在江淮地區「整頓」見效的經驗,加上南糧北調恢復海運見效的 經驗,使他們相信通過局部改革治療帝國宿疾是可能的,也相信龔自珍所稱 「藥方只販古時丹」的意見是可行的。

雖說對付蔓延極速的鴉片流毒沒有歷史成 例可作依據,並在政府中出現政策爭論,但那些力主厲禁的「經世」學者—————— 多為龔魏的詩友文友,則以為仍有經義可資憑藉,把道德關注作為政策可行性 的唯一衡量尺度。

林則徐雖沒有那麼天真,卻終生服膺「古人」趙匡胤的名言, 所謂「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以此作為對付絕非南唐小朝廷可比的「西夷」 的出發點,其氣概可嘉,其結果必為悲劇。

當然林則徐還是務實的,他率先詳究域外強敵的由來和現狀,使獨得秘傳 的魏源僅用百日便寫就五十卷的《海國圖志》,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一語,初 次道出了鴉片戰爭敗局在南國學人中造成震驚之餘希冀另覓醫國新方的心態。 

不過林、魏的籌海三策仍屬舊方,當年滿洲列祖就用這樣的策略成功地奪取了 明帝國的天下,這是《聖武記》也不諱言的。

然而英帝國也不是明帝國,歐美強 於中國另有世變造就的原因,僅把「師明長技」改作「師夷長技」,沒有可能重展 「盛清」的威風。

這一點倒是書晚出而人曾被林則徐斥作「強民從夷是何肺腑」的 《瀛寰志略》作者徐繼畬先有覺察。

在晚清,這部實際開了中西學者合作著譯先 河的作品,成了啟迪一代學人認識域外世界的首選教科書,其「致用」的價值遠 勝於《海國圖志》,那並非出於郭嵩燾、薛福成等人的選擇失誤。

曾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充任李鴻章策士的馮桂芬,十分藐視魏源,固然可能有道德的或派系的理由,更可能出於他對籌海三策涵泳的天朝至上論的成見 的憎惡。

1860年後二十年間,《校邠廬抗議》尤被南國士大夫視若不刊之典,不 僅如李鴻章所讚是深得「洋務機要」,還因為它為自改革思潮確定了新的取向, 所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馮桂芬這二語是否「中 學為體,西學為用,那八字經的原型,以及他本人對「原本」的信仰真誠與否,尚有爭議。

但無可置疑的是《抗議》一書表現了對於前二十年把自改革限制在軍 事技術層面的主導取向的抗議,以為西洋富強之術在藝不在教的意見乃屬曲 說。所謂洋務運動的首領李鴻章強調「外須和戎,內須變法」是他奉行的真準 則,他所想實施的「變法」,可行性依據便主要來自馮桂芬。

較諸馮桂芬,王韬、鄭觀應等走得更遠。他們都用古老的天人溝通論把自 改革詮解為符合天道變化的「自強」行為,他們都在擁護「中體西用」的名義下否 定體的差異性,他們也都聲稱「公天下」乃人類歷史共同取向,王韜甚至說西方 列強凌侮中國是為了促進世界大同。然而最能歆動人心的是他們認為去專制、 行民主纔能真正實現自強。

雖然

王韜主張採用英國模式,

李善蘭嚮往「一以美國為法」,

馬建忠則以為法國講究「人人有自主之權」對於改善政事最有利,

卻 都表明至遲在十九世紀70年代自改革論者已把君主專制體制視作變法自強的最 大障礙。

我們的研究向來忽視在華西方人士對於晚清自改革思潮的推波助瀾作用。

即使歷史已經證明主要由

傳教士、商人、外交官以及清政府僱用的洋員等構成的複雜群體,並非個個都是心懷惡意的侵略者或冒險家,

相反有不少人真想幫助這個沒落帝國實現自強,

然而雍正、乾隆將滿漢隔離政策擴展到對外交往領域的結果,

即盲目排外形成的傳統,由於帝國政府在反侵略戰爭中屢屢失敗激起的屈辱感而得到增強。

在這樣的隔膜、猜忌乃至敵視的社會氛圍中,仍有不少在華西方人士「不務正業」,熱心地從事教育、文化、新聞、出版、社會福利以及聲援改革者等等活動,那效應屬於正面還是負面,要看從甚麼角度去判斷。

1866年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 Hart)、英國駐華使館參贊威妥瑪(T.F.Wade)同時向清政府上書,建議「借法興利除弊」,以保持「一統自主」,其用心且不論,其意見確實切中了帝國政治的弊病。

然而奉旨討論的各省督撫大半予以一概否定,甚至說「自強之道,不待外求」。

這是一種角度。

而1898年投入百日維新的改革家們,卻幾乎沒有一人不曾從英美傳教士編纂的《萬國公報》、《格致彙編》和廣學會出版物中,汲取過新知和靈感。

康有為甚至模擬馬丁·路德,用提倡中國式的原教旨主義來否定本世紀的認知傳統。

這又是一種角度。

同樣複雜而又研究不足的還有同治、光緒間的「清流」活動。

辜鴻銘在1909 年發表的一本英文著作,把這種活動比作紐曼(J.H. Newman)領導的英國反現 代化的牛津運動,並給「清流黨」的主角們逐一找到了在英國的對應角色。

這使 西方有的學者以為這班中國言官真如紐曼、阿諾德(M. Arnold)那樣,反對 「現代歐洲物質文明的破壞力量」,那顯然是誤解。

近代中國的政壇上,黨派鬥 爭慣常是宮廷政爭的外化,清流黨也不例外(這裏指「前清流」)。

這個由「正途」 出身的年青翰林御史們結成的文官小團體,奉同治帝的師傅李鴻藻做領袖,曾 給政壇帶來生氣。

他們的核心人物張佩綸、張之洞等,憎惡官場道德淪喪,反對外交立場軟弱,指斥不避權貴,彈劾專攻大臣,一時間使帝國政府內言路出 現了一個半世紀所未有的「自由」景象,被後人稱作「同光新政」。

然而他們呵責 物慾橫流、見利忘義,唯指他們特別鄙視的多半依仗軍功或捐班出身的洋務官 僚,而後者正是有意改變祖宗成法的首輔恭親王奕訢的力量支柱。

所以,無論 他們的動機如何,在實際上則成了慈禧藉以削弱恭親王權力的嫂叔鬥法工具, 並且成為遏制自改革行程的一種阻力。

一如中法戰爭葬送了清流黨,

1895年中日戰爭失敗也結束了標榜洋務的 「自強運動」。

新一代的自改革主張者,康有為、梁啟超、嚴復、黃遵憲、汪康 年、譚嗣同、章炳麟等等,儘管教養不同,經歷各異,卻無不從這兩次事件的 震撼中省悟出一個共同的結論,那就是

阻礙中國實行改革的最終原因,在於政 治體制,在於這個體制保障的是君主享有不受制約的獨裁權力。

他們接過「變法」的口號,但把改革籲求的重心,由「自強」移向「改制」。

他們仍然希望「借權改革」,卻開始訴諸民意,指望用輿論和請願促使當權者順應人心而贊同政治 改革。

康有為以日本強迫清廷接受馬關條約為契機,發動「公車上書」,便是一 次試驗。

運動沒有達到預期效應,康有為卻如願成為公認的維新運動領袖。

那 以後留下的一長串的奮鬥故事,包括創學會,辦刊物,開學堂,出論著,遊說 「諸侯」,歆動大臣,刻意模擬德國的宗教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維新,並頑強地向 光緒皇帝接連上書,如此等等,都是人所共知的。

在這中間,運動的參與者, 時時有人脱出自改革的軌道,走到直接鼓動「革命」一邊。

但歷史彷彿有意給自 改革論圓夢,非使這場以「革政」代「革命」的維新運動走完全程不可。

果不其 然,經過兩年努力,皇帝終於受感動而下決心了,變法付諸實踐。

然而至今令 人不解的是這班改革家,儘管

明知各國變法無不流血,卻沒有作過阻止流血的 準備。

戊戌百日維新終於以阿Q式的「大團圓」結束,應該說結局已在開端註 定。

朱維錚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此文係作者為斯德哥爾摩大學主辦的「當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國家、社會、個人」國際學術研討會(1993.6.11-14)提供的論文,現經會議主辦者同意,先行在本刊發表,謹表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