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丛林生活更悲惨的生活: 日本 "慰安妇 "的故事

比丛林生活更悲惨的生活: 日本 "慰安妇 "的故事
塚本幸代 

Sachiyo Tsukamoto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1468-0424.12583

摘要
本文分析了一位日本 "慰安妇 "幸存者于 1975 年发表的回忆文章。 通过运用性别与创伤的分析概念,本研究借鉴了奥罗拉-莱文斯-莫拉莱斯(Aurora Levins Morales,1998 年)提出的 "完整性政治 "理论以及夏洛特-林德(Charlotte Linde,1993 年)提出的 "自我一致性 "理论。 对她的人生故事进行的社会、政治和心理分析揭示了在讲述创伤故事时诚信政治的复杂性。 结论是,她无声的创伤之声多么强烈地要求社会承认她的自我意识,以恢复人的完整性和尊严。




导言
1972 年 4 月 26 日,一名 47 岁的日本妇女被发现死在东京附近千叶县她的小公寓里。 她的死因是一氧化碳窒息。 她只留下 870 日元(当时为 2.80 美元)和两封遗书。 她的原名是山内惠子(1924-72 年),但她的艺妓名菊丸1 却广为人知。

为了偿还她贫穷的家庭欠艺妓屋主人的债务,这位前平民妓女于 1941 年至 1943 年间在特鲁克岛的日本海军 "慰安所 "做了两年军妓。 她因此成为被委婉地称为 "慰安妇 "的受害者之一,她们是亚太战争(1931-1945 年)期间日本军方性奴役制度的受害者。
菊丸是特鲁克岛上 33 名 "精英 "女性中的一员,她们每天被分配给一名军官。 事实上,她在 "慰安所 "的整个期间,只有几名军官为她留宿。 2 菊丸在 1970 年和 1971 年接受女记者广田和子(Hirota Kazuko)采访时,对自己作为 "精英""慰安妇 "的经历表达了积极的回忆:
"我在特鲁克岛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广田在菊丸死后出版了一本关于她生平经历的书。 2016 年,我就菊丸的证词与广田进行了一次个人访谈。 广田强调,菊丸真正的地狱是她战后的生活。 Hirota 廣田的发现支持了 Car- oline Norma 在其著作中的分析:
"无论妇女进入战时慰安所的途径是什么--是被操纵、绑架,还是从平民妓院被贩卖出来--她们的健康、福利和生活结果,无论国籍如何,都是一样的,令人沮丧"。

菊丸最后的努力是通过打破沉默,让公众认识到她是一个正直、有尊严的人,但她的努力却遭到了没有人性的宗法社会的拒绝,她躲在外部强加的 "民族受害者 "的外衣下。 
她先是作为 "孝顺 "的女儿被家庭剥削,然后是作为平民妓女被社会剥削,最后是作为军妓被国家剥削。 作为一名幸存的 "慰安妇",战后日本社会带给她的是无休止的、痛苦的与贫穷和社会屈辱的斗争,这种斗争不断给她造成创伤。 
菊丸的创伤叙事讲述了两个故事:
"一个事件的不可承受性的故事;
和一个事件的生存的不可承受性的故事 "5。
菊丸在与非人道社会的斗争中,用声音和沉默表达了创伤在生与死之间摇摆不定的性质,而非人道社会则永远压制了她的声音。 1972 年 4 月 29 日,她在裕仁天皇生日当天被火化。

在本文中,我试图根据创伤理论构建菊丸的创伤叙事。 6 艾布拉姆斯将这种类型的传记归类为 "对访谈材料的诠释"。7 相比之下,菊丸关于她在特鲁克岛生活的个人笔记和遗书--都出现在 Hirota 的书中--是概括她沉默声音的主要资料来源。 9 在分析菊丸的声音和沉默时,我借鉴了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夏洛特-林德(Charlotte Linde)提出的自我理论10。 本研究还借鉴了女权主义诗人、历史学家和活动家奥罗拉-莱文斯-莫拉莱斯(Aurora Levins Morales)提出的 "完整性政治 "理论。 
倾听每一位受害者的不同经历,可以让我们找到他们沉默的(内心)创伤之声。 
因此,这项研究将有助于揭示所有性奴役幸存者的持续痛苦,从而承认他们是受害者,无论他们的国籍如何,也无论他们在成为军妓之前或之后是否是平民妓女。

日本战后的国家修正主义和沉默的阴谋

创伤是对国家的一种威胁,因为它会使个人和社区对统治者产生 "背信弃义 "的感觉,破坏基于共同集体记忆的社会凝聚力。 
鉴于集体记忆的规范性与社会身份的建构密不可分,创伤的集体记忆可能会破坏国家和民族霸权建构的合法性。13 战时(前)与战后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深深地印在了整个日本社会,亚太战争给日本留下了集体战争创伤。 这场全面战争在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了两颗原子弹,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超过 310 万日本人丧生,其中包括 80 万平民14 、

14 这场灾难性的战败足以摧毁官方叙事的时间连贯性,因为官方叙事将日本描绘成一个在其神圣父亲--裕仁天皇--保护下的单一宗法家族。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美合谋将裕仁作为总司令的战争责任从民众记忆中抹去,当时广播电台播放了他录制的《帝国投降书》(Gyokuon Ho¯so¯)。 15 据此,它创造了战后新的天皇神话,使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得以利用天皇作为将其人民纳入日本民主化和非军事化进程的引擎。 这种对 "和平 "皇位连续性的捏造填补了(战前)与战后日本集体认同之间的空白,从而压制了个人和集体对战争创伤的呼声。 这种情况进一步从上而下地将战争受害者的新国家叙事强加给日本人民,从而使他们从对侵略战争的负罪感中解脱出来。 
因为裕仁天皇无罪,他的忠实臣民为什么要认为自己对发动战争负有责任呢?


将裕仁天皇描绘成爱好和平的国家象征的歪曲历史,一直被 SCAP 刻画在日本民众的意识中。 除了东京审判(1946 年 5 月至 1948 年 4 月)和对日本战时政治精英的清洗外,最高人民会议的审查制度还禁止讨论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这进一步促使日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了任何负罪感。 19 然而,日本政府坚持所谓的 "菊花禁忌",这意味着任何有关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讨论都是日本社会的禁忌问题。
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认为,"保密和沉默是犯罪者逃避罪责的第一道防线":

如果保密失败,犯罪者就会攻击受害者的可信度。 如果他不能让受害者完全闭嘴,他就会想方设法确保无人倾听。 ......受害者撒谎;受害者夸大其词;受害者自作自受;无论如何,现在是忘记过去、继续前进的时候了。

尼埃利进一步将沉默阴谋的概念扩展为社会强迫个人保持沉默,社会利用 "冷漠、回避、压制和否认 "来扼杀任何潜在的个人创伤声音。
达雅伊尔-达尼埃利将犯罪者的沉默策略定义为 "沉默的阴谋",并将国家的阴谋描述为 "法律规定或官方认可的沉默"。22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日本的 "慰安妇 "制度与 1937 年的 "南京大屠杀 "一样,是日本历史上最恶劣的战争罪行之一。 然而,直到 1991 年韩国打破沉默者金学顺公开作证后,这一争议问题才作为妇女人权问题出现。 在日本,战时 "慰安妇 "问题并不神秘。 关于 "慰安妇 "的各种回忆在退伍军人的回忆录中有所表述,并在日本退伍军人协会 "千友会 "中有所讲述、

24 在大众传媒中,高丽安 "慰安妇 "的故事最早是在 
1947 年由日本老兵田村泰次郎通过他的小说《妓女的故事》讲述的。 
1973 年,日本记者 Senda Kako¯出版了《军队慰安妇》。 
1976 年,韩国作家 Kim Il-myon 出版了《天皇的军队与朝鲜慰安妇》。 25 
更重要的是,这三位男性作家所代表的无视性别的视角,使 "慰安妇 "制度所代表的父权性质得到了重视和合法化。 因此,国家-社会共谋的沉默历史性地编织进了现代日本的结构中。 日本被盟军击败后,父权制社会的烙印便深深地印在了卖淫妇女身上,就好像 "父亲 "天皇的耻辱被传给了他的 "女儿"。

有争议的日本 "慰安妇 "历史

日本的现代化始于 1868 年,当时最后一位德川幕府将军将政治权力移交给明治天皇。 26 西方国家许可的卖淫制度的特点是由国家对妓女进行登记,并对妇女进行强制性检查,以防止性病的传播。27 通过颁布一系列新法规,明治政府根据英国医生的建议,建立了以法国模式为基础的许可卖淫制度。 明治政府通过扩大妓女的形式,从妓院娼妓(sho¯gi)、艺妓(geiko)到酒吧女佣酌婦(shakufu),将女性贩运、商业行为和利润系统化,从而使卖淫贸易产业化。 与妓院老板签订的契约不仅涉及向客户出售性服务,还涉及向妓院老板转让女性人格的所有权。 简而言之,妓院老板为了妓院老板的利益,在经纪人、人贩子和其他妓院老板之间交易女性。 除了奴役之外,妓院老板还要为这些女性的训练、衣着和饮食承担更多的债务,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偿还。 最近的文献认为,为了建立军事妓院系统,国家利用了现有的基础设施和平民性产业提供的后勤服务。30 除了这些国家认可的做法外,军方还利用了像菊丸这样的契约妓女的弱势地位,因为她们没有希望偿还家庭欠妓院老板的债务。

32 第一个军事 "慰安所 "是日本海军在 1932 年第一次上海事变期间在上海组织的,随后日本陆军也效仿海军模式建立了自己的 "慰安妇 "制度。 在日本,政府注册的妓女成为 "慰安所 "招募的主要对象。34 一些日本幸存者的故事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出版,但直到 1991 年韩国幸存者金学顺公开作证,她们才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同情。

36 这种将 "慰安妇 "视为集中营追随者的单一表述压制了所有受害者的声音。 白顺打破了沉默,使 "慰安妇 "的表述模式发生了变化,从妓女变成了性奴隶;与此同时,她的证词也使日本受害者陷入了完全的沉默。37 唯一的例外是田中多美(笔名,1928 年生至今),她于 1992 年向川田文子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这位女记者碰巧接听了田中打给 "com- fort women "热线的电话38。

完整性政治中的连贯自我

如果对某一事件的记忆是创伤性的,那么恢复记忆就很困难,因为创伤的叙述是难以启齿的。 
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认为,"否认可怕事件的意愿与大声宣扬这些事件的意愿之间的冲突是心理创伤的核心矛盾"
  她作为 "精英""慰安妇 "的正面记忆揭示了日本幸存者声音的巨大复杂性。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菊丸和其他几位日本 "慰安妇 "幸存者为了被承认为受害者而来到避难所。 她们努力讲述自己的创伤经历,这体现了她们从创伤中恢复的过程,正如赫尔曼所模拟的那样。40 创伤被置于记忆和身份建构的现场,揭示了个人与集体和/或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 社会语言学家林德(Linde)发展了自我建构理论,认为创造生命故事叙事的目标是 "创造一致性",即建立自我的时间一致性。 41 换句话说,构建自己的生活史叙事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它通过现在的自我棱镜来处理自己的过 去。 根据林德的 "连贯自我 "理论,对其生活的当下理解是由自我塑造过程中的三个要素决定的: 42 在林德的自我理论中,这种公共与个人之间的互动不仅有助于确定 "自我和社会世界的道德地位",还有助于确定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伦理困境。 为了承认连贯的自我,创伤受害者不仅需要 "重新建立身体、思想和精神之间的联系,重新整合知识和情感",而且还必须重新建立过去的自我和现在的自我之间的统一。 在这里,正直意味着 "完整 "的状态,正直政治意味着 "我们是谁的全部复杂性 "46。 完整政治不仅阐明了身体与灵魂之间的融合,也阐明了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之间的融合。 对于受到创伤的人来说,恢复其完整性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通过认识到压迫造成的自我分裂,恢复其作为受害者的完整自我,从而恢复其人性。

作为受害者的完整自我。 正如达尼埃利所指出的,外部世界通过 "冷漠、回避、压抑和否认",迫使受创伤的受害者将施害者的羞耻感和负罪感内化到她的内心,使她感到疯狂、羞耻和无形。47 与这一点相一致的是,菊丸和其他受害者支离破碎的正面记忆被 "慰安妇 "否认者(滥用),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 "慰安妇 "是赚了大钱的妓女。 因此,完整性政治--建构连贯的自我--是一条途径,它使对沉默阴谋的质疑和践踏得以实践和理论化,从而恢复个人和集体的人性。 49 菊丸的叙述以及她为克服战后日本的沉默阴谋所做的尝试,有助于我们理解她是如何将自己置于正直政治之中的。

契约卖淫
菊丸的悲剧始于她十岁时,当时她被卖到一家艺妓馆为家里还债。 50 在 20 世纪 30 年代,贫困家庭卖女为娼是一种公认的社会规范。 作为长女,菊丸养成了强烈的 "孝女 "责任感,为了大江之女的家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尽管 "孝女 "在被卖到妓院后成为一种社会耻辱,但为家庭牺牲自我的观念有助于将卖女儿的社会行为正常化。 重要的是,它掩盖了父权制结构下年轻女性被视为父亲财产的事实。
在国家认可的卖淫制度下,警察会在艺妓学徒月经来潮时向其发放卖淫许可证,菊丸的月经来潮时间是 14 岁51 。 16 岁时,她逃到救世军那里,救世军提倡在日本废除卖淫。 菊丸在该组织寻求庇护。 然而,掠夺性的契约并没有让菊丸摆脱家庭不断增加的债务,直到她还清为止。 最后,菊丸抓住了一个她认为是 "千载难逢 "的机会,日本军方以她为日本军方充当 "慰安妇 "为条件,偿还了她家欠艺妓屋的债务。
菊丸 17 岁时,她用战争宣传用语 "Okuni no tame御国のため"("为了国家")说服父母,让他们相信在位于特鲁克岛的海军 "慰安所 "工作是一个正确的决定。53 在战时的日本,父权制口号 "Oie no tameお家のため"("为了家庭")被民族主义用语 "为了国家"("for the country")所取代,后者实际上指的是 "为了天皇"。 这种民族主义的战时宣传被用来招募军妓。54 然而,广田并不认为菊丸本人被这种民族主义的呼吁所说服,尽管她用这种呼吁说服了她的父母。 对菊丸来说,成为 "慰安妇 "是她摆脱契约卖淫的唯一机会。 因此,广田得出结论,菊丸需要一些东西来证明她的决定是正确的。

菊丸作为 "特别护士 "被军舰送往特鲁克岛的海军 "慰安所",并在这个和平的 "南洋天堂 "度过了两年,之后日本与盟军全面开战。 57 菊丸对广田说:"如果她死了,她的灵魂将和士兵的灵魂一起供奉在靖国神社,因为她是特鲁克岛的军事文职人员"。 58 尽管菊丸是军方性奴役系统中的俘虏,但军方可能会让她的生命在外界看来更有意义,成为一个有性别的爱国国民。 然而,广田发现,军方从未将任何 "慰安妇 "登记为其雇员。 在战后的日本,没有一个 "慰安妇 "被供奉在战时神社中,也没有一个 "慰安妇 "被政府授予军人抚恤金。

重获战后生活

战后,菊丸不仅摆脱了军队的性奴役,还摆脱了契约囚禁,她在战后的贫困生活中展现了自己的积极能动性。 她频繁更换工作,如工厂工人、舞女、盟军占领军妓院老板和黑市商人,努力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 因此,在父权制的束缚下,她的生存成为反抗父权统治的行为。 她积极主动地为自己创造生活,使她进一步成为潜在的明星。 她通过了一家电影公司的试镜,并获得了表演课程。 然而,她因在黑市上出售一些商品而被捕,当时她并不知道这些商品是偷来的。 她被判处三年缓刑,却失去了梦寐以求的工作59。
在绝望中,菊丸回到了北海道钏路的家中,在一家日本餐厅担任高级艺妓,只靠唱歌跳舞招待客人。 在那里,她遇到了餐厅的一名厨师。 他向她的雇主偿还了债务,两人开始同居,尽管他们还没有正式结婚。 后来,他辞去了工作,开始和其他女人约会,这促使她离开了他。 对菊丸来说,厨师是战后日本第一个对她进行经济剥削的 "亲密 "施虐者。60 离开 "亲密 "施虐者后,菊丸又陷入了另一个施虐者的陷阱,她在遗书中称他为 "没用的男人"。
菊丸留下了两封遗书。 其中一封遗书是写给她的密友小沼早和子的,简短地表达了她对小沼友谊的感激之情。 61 据广田回忆,菊丸可能觉得自己与那些从未出卖肉体的女性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62 另一张遗书的收信人是德间书店的男性编辑平冢正夫,他最初指示广田采访菊丸。 这张纸条充满了对邻居的不满。 在那里,广田发现了一个不同的菊丸,她与在采访过程中逗她开心的菊丸大相径庭:

你和伊诺先生可以花钱找女人玩。 但请不要占有那些女人,因为她们会感到非常痛苦,会诅咒你一辈子64。
由于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人们对我敬而远之。 64 由于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人们对我敬而远之。当我在外面遇到我公寓的其他住户时,他们看我就像在看一个讨厌鬼。
我的年轻邻居们都瞧不起我。 只要他们还活着,我就会诅咒他们。 他们花言巧语。 如果我和他们在一起,也许会好些。 但我心地善良,总比贪得无厌好。 今天和往常一样,天快黑了。
骗我的人 59 岁。 在我想着其他事情的时候,他的性生活比年轻人还要暧昧。 他几乎不洗澡,所以有时会留下污垢。 谁能笑着和他做爱? 他把假牙上的口水都咽下去了。 想想都觉得恶心。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我丈夫的住址是东京都OO区OO町Y产业。
我去看他的时候,由于神经痛,他的脚趾像螃蟹一样。 我们第一次睡在一起时,他穿着袜子睡觉。 他的手指像螃蟹。 和他的脚趾很相配。 他是个阴茎很大的无趣男人。 我想见见和他在一起十年的妻子。
我要感谢贵出版社工作人员所做的一切。
我对我的朋友非常满意,她允许我在她的餐馆工作,没有问我任何问题。
再见
菊丸在自杀前的二十五年多时间里,一直因为害怕社会鄙视而隐瞒自己的过去,每当她换工作时就改名换姓。

65 然而,她再也无法忍受那段深受创伤的经历,包括社会鄙视和排斥。 她的遗书是她作为创伤受害者的绝望呐喊。
菊丸在性爱过程中与 "无用的男人 "的分离说明了她的意识与身体的分离。 通过她所写的 "思考其他事情",她在脱离和解体过程中反复分裂自己,以求得真实自我的生存。 因此,与施虐者发生性关系加速了受虐者肉体与灵魂的分离。66 因此,卖淫性关系中的这种生存策略通过促进自我分裂,破坏了人的完整性和尊严。 换句话说,这些心理自卫策略破坏了 "身、心、灵 "之间的联系。67 这种脱节导致了 "分裂的自我",在这种情况下,人失去了统一性,与真正的自我撕裂开来。 69 同样,菊丸也停止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正如她的遗书中所说:"自从我决定自杀后,有几次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工作了"。 这意味着她对建立自己完整性的努力产生了放弃感,因为在自杀之前,她经历了多重分离,造成了身体、思想和精神的长期分离。 最后,她似乎放弃了与社会和自我的重新连接,因为她在遗书中对男编辑说:"请随心所欲地写我的战后故事"。 因此,根据菊丸的遗书,我进一步构建了她的战后创伤故事如下。

分裂的自我

菊丸又一次失去了自我,但与战前和战争时期相比,似乎没有明确的原因可以解释。 在她的遗书中,她向平塚先生和井野先生描述了战后的残酷生活:"如此悲惨,他们(和她)会诅咒你(她的主人)一辈子"。 这段话说明了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之间的分离,这也是她自我认同的分水岭。 也就是说,菊丸处于自我分裂的状态,这表现在她作为社区 "讨厌鬼 "的外在表现与她在遗书中表达的 "善良 "的内在自我之间的分裂。
在她自己看来,菊丸是一个比邻居更好的人,她在遗书中称自己 "比贪婪更好"。 她内心的道德标准与外在的道德标准相冲突,这给她带来了无法解决的困境。 正如广田所认识到的那样,菊丸与她被污名化的身体不同,她是一个骄傲的人,重视超越社会地位的平等人际关系。 在菊丸的战后生活中,她曾多次遇到她在特鲁克岛服役的前军官,其中许多人在战后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晋升。 71 她的自豪感还表现在她的坦诚、幽默、友好和体贴,努力使她与广田的访谈既不悲伤也不压抑。

73 根据菊丸给 Hirota 的个人说明,她允许 Hirota 撰写并发表菊丸在特鲁克岛的故事,尽管她的前同事们因屈辱感而隐瞒了自己作为 "慰安妇 "的过去。 菊丸还允许广田在杂志文章中发表她的照片,并说 "没关系,因为我没有做错任何事"。75 她一直在努力实现社会世界的期望,这些期望迫使她为家庭和国家牺牲自己。 因此,她的内在自我终其一生都是一致的,而外部世界却在日本战败后突然改变了对她的态度。 然而,这种内在自我的一致性使她无法认识和接受自己被社会丑化和排斥的外在表现。 换句话说,她作为一个自我牺牲的孝女和忠实的国民的自豪感拒绝了战后生活中的社会污名化。
她的外在自我和内在自我的不统一与过去的自我和现在的自我的不一致交织在一起。 一方面,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在特鲁克岛的两年军妓生活完全毁掉了她的余生,而她的余生又持续了二十多年。 另一方面,她又拒绝承认这一点,因为她还认为在特鲁克岛的生活是她能够为自己和社会世界带来生活意义的唯一时光。 这种积极回忆过去的自我与公开羞辱现在的自我之间的分离很可能会唤起对过去的怀念。 广田认为,这可能是她期待广田来访的一个原因。 在与广田的访谈中,菊丸可能会觉得自己仿佛重温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76 此外,她可能会为自己的人生故事被他人倾听和认可而感到高兴。 内心自我意识的建构与他人的关系息息相关,因此也依赖于与他人的关系。 因此,我们需要不断与外界协商,以获得认可。 正如菊丸的案例所示,自我身份建构的这种关系性质造成了内在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道德标准的紧张关系。 她背负社会污名的外在表现反映了社会世界强加给她的生活和内在自我的道德评判。

菊丸对她在特鲁克岛的日子感到怀念,因为她在 "慰安妇 "等级制度中的 "精英 "地位使她享有特权。 菊丸在她的备忘录中写道:"突然之间,我被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77 她和她所服务的军官一样,享受同样的膳食和待遇。 79 军方通过 "Okuni no tame"("为了国家")的战争宣传,操纵了菊丸和其他一些曾受契约妓女之苦的日本 "慰安妇 "的感情。 80 例如,另一位日本幸存者铃本绫(化名)也和菊丸一样珍惜她在特鲁克岛的生活记忆,尽管她被分配给了许多日本二等兵,而不是菊丸。

81 正如广田所总结的,当日本 "慰安妇 "为奉命在前线作战的士兵提供性服务时,她忘记了自己的身体是被士兵买走的。82 她对士兵的同情使她摆脱了作为性奴隶制度下的俘虏长期以来的屈辱感,并允许她与士兵分享真正的感情。 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让和平时期被剥夺了人性的受害者感到自己在战争时期也被当作人来对待。 正如菊丸所说,她 "爱上了所有的军官",同时逐一为他们提供性服务。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感到自己在与他人的人际关系中被视为 "平等"。
然而,这种人际关系只是一种虚构,因为战争并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 战争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情况,人们被分为两方:施虐者和受虐者。 这种虐待关系'在人类的背景下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解释,以恢复'我们的尊严'。84 日本的战争是由国家发动的,国家操纵了民族的情感,包括民族主义,以动员所有的妇女和男子参加战争。 国家对人类情感的操纵掩盖了菊丸意识中的受害者处境,并鼓励她为了国家参与 "使命"。 她在个人笔记中写道:"我怀着澎湃的爱国热情和青春活力,为日本和天皇竭尽全力 "85。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控制集体创伤都是延续国家认同的基础。 86 日本战败后,国家重新将义正言辞的奥国从菊丸的过去中剥离出来,不再驯服地号召人们支持战争,而是将 "慰安妇 "重新定义为妓女,将社会污名重新加诸在她的身上。 这是加害者(国家)用来侮辱受害者的惯用伎俩。 通过破坏受害者的 "可信度",施暴者压制了她的声音,并/或操纵人们不去倾听她的声音。87 施暴者对受害者的误解和贬低导致她怀疑自己,并将羞耻感和负罪感内化,而实际上,这是施暴者应得的。 菊丸在被迫内化国家的羞耻感和负罪感的同时,也分裂了自己,在对立的内心声音之间摇摆不定。 一个声音低声说她不值得;另一个声音则坚持认为她值得,并敦促她为生存而战。 她听从了后者的声音,决定打破沉默,恢复自己的人格。 遗憾的是,菊丸没有在第一阶段建立起赫尔曼的安全感,就贸然进入了赫尔曼从创伤中恢复的第二阶段。

菊丸的最后努力: 打破沉默
菊丸为恢复因社会羞辱和政治压制而支离破碎的人格和尊严所做的最后努力就是打破沉默,希望公众承认她是与士兵 "同等 "的爱国国民。 因此,她打破沉默是对虐待她的社会和政治世界的反抗。

1971 年 8 月 12 日,菊丸的证词以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形式刊登在男性周刊《朝日 Geino'》上。 90 这篇文章几乎没有提到菊丸作为契约妓女的困境,相反,大部分内容都是再现她对特鲁克岛生活的幸福回忆,将她描绘成一个爱国的性别主体。 此外,文章中她对特鲁克岛生活的怀念抵消了她战后的困境。 日本媒体缺乏批判性的性别视角在前一年的一起事件中得到了明确体现。 1970 年 10 月,日本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Wo¯man Libu in Japan)通过批判男性对女性性欲的剥削,挑战了日本的父权制权力结构。 组织者田中光撰写了题为 "从厕所解放"(Benjo karano kaiho¯)的传单,通过提及韩国 "慰安妇",谴责日本男性对女性性欲的侵犯。 Ko¯shu¯ Benjo,即公共厕所,指的是大日本帝国军队中的 "慰安所"。91 这场运动是日本女权主义者对 "慰安妇 "制度的首次批判。 93 "癔症 "是一个带有强烈性别色彩的类别,意味着女性化形式的创伤性神经症,与男性化形式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如炮弹休克)相对。 因此,菊丸在男性杂志上对 "慰安所 "的正面描述,有助于强化女性对男性和国家的父权制从属地位。 这揭示了这种性别动态是如何被用来延续父权制民族主义历史的,因为 "历史是我们告诉自己的故事,讲述过去如何解释我们的现在,以及我们讲述历史的方式如何受当代需求的影响"。95 男性杂志上刊登的菊丸的生活史将她表现为一位自我牺牲的女性,为父权制军事国家的战争努力提供了重要服务,从而延续了日本皇军的 "男性霸权"。
1971 年,这篇杂志文章发表后不久,菊丸的房租就陷入了困境。 随后,正如她的遗书所揭示的那样,她遭遇了更加残酷的生活现实,被邻居当成了 "讨厌鬼"。 菊丸对自己打破沉默感到后悔。 她甚至责怪自己站出来是 "愚蠢的",并承认 "其他[幸存的'慰安妇'[保持沉默]是聪明的"。 广田在读到菊丸的遗书后才意识到菊丸的痛苦,因为菊丸从未向她展示过任何心理创伤的迹象,只有一次例外。 这件事发生在菊丸自杀前三个月,当时一名日本前中士横井昌一(Yokoi Sho¯ichi,生于 1915 年,卒于 1997 年)在关岛的丛林中被发现。 这名在丛林中躲藏了 28 年的军队流浪者于 1972 年 1 月 24 日被抓获,并于 2 月 2 日被遣返回日本。 到达日本后,横井立即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97 因此,公众对这位 "回到未来 "的归国者的兴趣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媒体狂热,"各种出版物 "都为横井的一夜成名做出了贡献:

如果横井先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也应该是。 厚生大臣没有理由只给他钱和衣服。 大臣说,横井先生是为了天皇才这么做的。 为了天皇? 我们大老远跑到特鲁克岛,也是被告知'为了天皇'。 真遗憾 我想去厚生省,告诉他们因为我过去是'慰安妇',所以我不能结婚,只能这样生活。 ......我要告诉他们,还有比生活在丛林中更悲惨的人。


100 在菊丸看来,真正的战争受害者应该是她,而不是横井。 100 在菊丸看来,真正的战争受害者应该是她,而不是横井。这是广 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耳听到她的创伤之声。
实际上,国民欢迎横井的热情要比菊丸的假设复杂得多。 帝国士兵姗姗来迟,唤起了人们对过去战争的遗忘。 101 1945 年战败后,日本从废墟和瓦砾中全面重建,1964 年东京奥运会和 70 年大阪世博会让日本首次跻身国际社会。 在公众对未来的 "乐观主义 "达到顶峰之时,一位 "活着的日本皇军阵亡英雄 "的再次出现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102 媒体需要对横井的存在进行解释,以 "说明 "他在蓬勃发展的日本的存在,这意味着要找到 "过去在现在中的位置"。 105 战时和战后两代人都同样失去了这一机会。 因此,受害者意识仍未改变。
菊丸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战后日本社会将幸存的 "慰安妇 "排除在战争受害者这一新的集体身份之外。 107 从 1945 年到 1952 年,SCAP 的新闻检查制度,包括禁止使用 "原子弹 "一词,迫使国人遗忘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同时对他们的痛苦保持沉默。 109 1954 年 3 月 1 日的 "福龙事件 "在日本和全球范围内 "点燃了反核行动",为 1957 年正式采用 "原子弹爆炸幸存者 "一词打开了大门。
110 然而,日本的 "慰安妇 "幸存者一直不被允许成为受害者社会的一部分,即使是现在也是如此。 即使有机会对过去的战争进行反思,包括 1986 年 TBS(东京广播系统)电台对另一位 "慰安妇 "幸存者白田铃子的采访、1991 年金学顺打破沉默,甚至 1989 年裕仁天皇逝世后可能出现的机会,情况依然如此。

111 1972 年,社会的虚伪给菊丸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使她承认自己现在的悲惨遭遇不仅是过去作为 "慰安妇 "的自己造成的,而且她真正的自我意识永远不会被外部世界认可。

结论
菊丸的生活经历证明了军事国家对一个贫困家庭女孩的性剥削。 作为一名幸存的 "慰安妇",战后日本带给她的是与贫穷和社会屈辱进行的无休止的、痛苦的斗争,这是她创伤经历的基础。 她在特鲁克岛的两年军妓生活彻底毁掉了她长达二十多年的余生。 正因为如此,她认为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当军妓的时候,这让她感到更加痛苦和讽刺。
正如诺玛所强调的,无论她们是被操纵、绑架还是从平民妓院被贩卖,"慰安妇 "幸存者的 "健康、福利和生命历程的结果,无论国籍如何,都是令人沮丧地相同"。 聆听日本 "慰安妇 "幸存者对不同经历的回忆,无论这些经历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她们所遭受的苦难。 同时,这也将有助于揭示所有 "慰安妇 "的痛苦,因为有些妇女,无论其国籍如何,在成为 "慰安妇 "之前或之后,都曾是平民妓女。
菊丸在发声与沉默之间摇摆不定,揭示了讲述创伤故事时诚信政治的复杂性。 从创伤中恢复需要创伤受害者构建一个连贯的生活故事,将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联系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身份,如受害者-幸存者。 然而,这一新的自我身份需要通过其叙事的个人列名者的存在而得到公众的认可。 这个由叙述者和倾听者组成的亲密群体是她与社会重新建立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使得她能够重建连贯的自我。 菊丸的声音揭示了社会承认她的自我意识对于重获人格完整和尊严是多么重要。 同时,她沉默的声音也提出了日本社会的根本问题。
借用日本女权主义哲学家伊格达绿(Midori Igeta)的说法,这些问题是:"你是一个承认自我的人吗? 你是一个承认对 "慰安妇 "幸存者的不人道行为,然后对她们的声音做出回应的人吗?""我能信任这个由你们人类组成的社会吗? 这种对受虐者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非人道关系与父权制军国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有着深刻的联系。 日本国家和社会在菊丸的一生中对她进行剥削,使她失去人性;然而,当她试图通过打破沉默来信任这个虐待她的社会时,这个社会却拒绝倾听她的声音。 这表明政府和社会拒绝对过去的战争和现在的日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个人和集体反思。 在战后个人和集体的社会和政治历史身份建构中,诚信意识的严重缺失与菊丸为恢复诚信意识所做的努力形成了鲜明对比。 她对编辑说的最后一句话 "请随心所欲地写我的战后故事 "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她是否放弃了重建连贯的

自我? 还是通过自杀来保护自己的完整性? 与菊丸不同的是,许多其他日本人也有受害者意识,他们接受了从上而下强加的民主,从而被同化到从未提出过完整性问题的无我集体中。

致谢
谨以此文纪念广田和子。 本文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感谢我的导师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的维多利亚-哈斯金斯教授和萨拉-C-莫塔博士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建议。 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 Siobhan Lambert-Hurley 教授的指导。 本文的研究由纽卡斯尔大学资助。

注释
所有日本和韩国人的姓名顺序都遵循其传统模式,即姓在名之前。
参见 Yoshiaki Yoshimi,Ju¯gun Ianfu(东京:岩波书店,1995 年);其英文版为 Comfort Women: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中的性奴役》(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 年)。
Kazuko Hirota, Sho¯gen Kiroku Ju¯gun Ianfu/Kangofu: Senjo¯ ni Ikita Onna no Do¯koku (东京:Shin Jin- butsu O¯raisha,2009 年),第 47 页。 本书最初出版于 1975 年。
Caroline Norma, The Japanese Comfort Women and Sexual Slavery During the China and Pacific Wars(《中国和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日本慰安妇和性奴隶》)(纽约:Bloomsbury Academic
(纽约:布鲁姆斯伯里学术出版社,2015 年),第 3 页。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s, and Histor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 versity Press, 1996), p. 7.
Lynn Abrams,《口述历史理论》(伦敦:Routledge,2010 年)。
艾布拉姆斯,《口述历史理论》,第 9 页。
Hirota, Sho¯gen Kiroku, 第 16-18 页;第 35-45 页。
艾布拉姆斯,《口述历史理论》,第 15 页。 访谈由作者翻译。
Charlotte Linde, Life Stories: The Creation of Coherence》(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年)。
Aurora Levins Morales,《医学故事》: 历史、文化与诚信政治》(剑桥:南端出版社,1998 年)。
珍妮-埃德金斯,《创伤与政治记忆》(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 年)。
Dario Páez、Nekane Basabe 和 Jose Lius Gonzalez,《社会进程与集体记忆: J. Pennebaker, D. Páez and B. Rimé (eds), Collective Memory of Political Events: 社会心理学视角》(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7 年),第 147-75 页。
Philip Seaton, Japan's Contested War Memories: The 'Memory Rifts' i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World War II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38.
Rikki Kersten,《战后日本的修正主义、反动和 "象征天皇"》,《日本论坛》第 15 期(2003 年),第 15-31 页,此处第 19 页。
见 Igarashi Yoshikuni, Bodies of Mem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Seaton, Japan's Contested War Memories;James J. Orr, The Victim as Hero: Ideologies of Pea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Postwar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0);John W. Dower, Embracing Defeat: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纽约:W.W. Norton & Co,1999 年)。
Bix, Hirohito; Dower, Embracing Defeat.
冷战背景促进了美国政府所称的 "反向路线"。 美国放弃了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原定政策,让一度被清洗的政客和官僚重返政府岗位(Dower,《拥抱失败》)。 奥尔,《作为英雄的受害者》,第 1931 页。
Orr, The Victim as Hero, p. 34.
Judith L.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p. 8.
赫尔曼,《创伤与康复》,第 8 页。
Yael Danieli (e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ultigenerational Legacies of Trauma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8), p. 680。
Danieli, International Handbook, p. 4.
Kinoshita Naoko, 'Ianfu' Mondai no Gensetsu Ku¯kan: Nihonjin 'Ianfu' no Fukashika to Genzen(东京:
Bensei Shuppan, 2016 年),第 43 页。
Senda Kako¯,《Zoku Ju¯gun Ianfu 2》(东京:Ko¯dansha,1992 年),第 52 页。
Yuki Fujime, Sei no Rekishigaku: Yuki Fujime, Sei no Rekishigaku: Ko¯sho¯ Seido, Dataizai Taisei kara Baishun Boshiho¯, Yu¯sei Hogo Taisei e (Tokyo: Fuji shipman, 1997), p. 88. Akira Fujiwara,"Tenno¯ no Guntai no Tokushoku: Gyakusatsu to Seiboryoku no Genin",载于 E. Ikeda and A. O¯ goshi (eds), Kagai no Seishinko¯zo¯ to Sengosekinin (Tokyo: Ryokufu Shuppan, 2000),第 20-43 页,此处第 21 页。
Fujime, Sei no Rekishigaku, p. 87。
Fujime, Sei no Rekishigaku, 第 51-6 页;第 89-90 页。
诺玛,《日本慰安妇》,第 64 页。
诺玛,《日本慰安妇》,第 80 页。
Rumiko Nishino, Akane Onozawa and VAWWRAC (eds.), Nihonjin 'Ianfu': Aikokushin to Jinshin Baibai to》(东京:Gendai Shokan,2015 年),第 26 页。
Nishino et al: Caroline Norma,《日本慰安妇》。
吉美,《朱君慰安妇》,第 14 页;《慰安妇》,第 43 页。
Nishino 等人,《Nihonjin 'Ianfu'》。 不过,也有证词和证人指出,也有非妓女被送到军事妓院的情况。 例子见吉见(Yoshimi),《朱君妓院》,第 91 页;吉见(Yoshimi),《慰安妇》,第 103 页;西野等人,《日本人妓院》,第 22-3 页;第 220-22 页。
见 Yoshimi, Jugun Ianfu and Comfort Women; Chunghee Sarah Soh, The Comfort Women: The Comfort Women: Sexual Vi- olence and Postcolonial Memory in Korea and Jap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George Hicks, The Comfort Women: The Comfort Women: Sex Slaves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Forces (NSW: Allen & Unwin, 1995) and The Comfort Women: The Comfort Women: Japan's Brutal Regime of Enforced Prostitu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5); David Andrew Schmid, Ianfu - The Comfort Women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of the Pacific War: Broken Silence (New York: Lewiston, 2000); Yuki Tanaka, Japan's Comfort Women: Yuki Tanaka,《日本的慰安妇:二战期间的性奴役和卖淫以及美国的介入》(纽约:Routledge,2001 年);Margaret D. Stez 和 Bonnie B. C. Oh,《二战慰安妇的遗产》(沃特敦:Eastgate 出版社,2001 年);Chizuko Ueno,《民族主义与性别》(墨尔本:Trams Pacific Press,2004 年);以及 Maki Kimura,《展开 "慰安妇 "辩论》: 现代性、暴力、女性的声音》(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6 年)。
Kanko Ianjo》(东京:东正书房,1983 年)作者 Kenichi Nagasawa 是一名军医,1940-1945 年间曾在中国汉口的日军 "慰安所 "工作,他声称大多数 "慰安妇 "都是从平民妓女转变而来的(第 65 页)。 他在书中还提到,这些慰安妇很快就还清了债务,还在银行存了 3 万日元(第 64 页)。 据他说,这笔钱相当于 1980 年代的 400 万日元。
特别报告员拉迪卡-库马拉斯瓦米女士 1996 年提交的联合国报告指出,日军的 "慰安妇" 制度是性奴役。 此外,1998 年,联合国小组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盖伊-麦克杜格尔提交的联合国报告指出,性奴役和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强奸,是危害人类罪,必须受到起诉。
Fumiko Kawata, 'Nihonjin "Ianfu" Tanaka Tami san no Shogen', Shukan Kinyobi 1019 (2014), pp.
31. 与许多其他日本受害者一样,田中在成为军妓之前也是一名平民妓女。
Judith Lewis Herman,Trauma and Recovery(纽约:Basic Books,1992 年),第 1 页。
赫尔曼,《创伤与康复》。
Linde,《生活故事》,第 3 页。
Linde,《生活故事》,第 100 页。
Linde, Life Stories, p. 123.
苏珊-D-罗斯,《命名与索赔: The Integration of Traumatic Experien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elf in Survivors' Stories of Sexual Abuse",in K. L. Rogers, S. Leydesdorff, and G. Dawson (eds), Trauma and Life Storie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p. 171.
Danieli, International Handbook.
莫拉莱斯,《医学故事》,第 7 页。
丹尼利,《国际手册》,第 4 页。
见哈佛大学三菱日本法研究教授 J. Mark Ramseyer 最近为《国际法律与经济评论》撰写的有争议的文章《太平洋战争中的性契约》。


他的主要论点是 他的主要论点是:第一,"慰安所妓女的收入要高得多"(2021 年,第 6 页);第二,妓女在还清债务后可以提前离开并回家(2021 年,第 6 页和第 8 页)。

莫拉莱斯,《医学故事》。
禁止贩卖妇女和儿童国际公约》(1921 年)规定 "21 岁以下规则 "如下: "(1)任何未满 21 岁的妇女即使本人同意,也不得被引诱从事卖淫活动;(2)任何 21 岁或 21 岁以上的妇女不得通过欺骗或强制手段被说服从事卖淫活动"(Akane Onozawa,《两种性奴役制度: 日本军方统治下的 "慰安妇 "和特许卖淫",载于 J. Tomás 和
N. Epple (eds), Sexuality, Oppression and Human Rights (Oxford: Inter-Disciplinary Press, 2017), pp.
Hirota, Sho¯gen Kiroku, 第 90 页。
Hirota, Sho'gen Kiroku, p. 36; pp.
Hirota, Sho'gen Kiroku, 第 25 页。
Hirota, Sho¯gen Kiroku, 第 59 页。
采访: 广田,2016 年。
Hirota,Sho¯gen Kiroku,第 33 页。
Hirota,Sho¯gen Kiroku,第 31 页。
Hirota,Sho'gen Kiroku,第 33 页。
Hirota, Sho'gen Kiroku, 第 124-45 页。
Hirota, Shogen Kiroku, pp.
Hirota, Sho'gen Kiroku, 第 19 页。
Hirota, Sho'gen Kiroku, 第 161 页。
Hirota, Sho¯gen Kiroku, 第 14 页。
他是采访菊丸的作家(Hirota, Sho'gen Kiroku, p.17)。
Hirota, Sho¯gen Kiroku, 第 19 页。
Kathleen Barry,《性的卖淫》(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317-18 页。
Rose, 'Naming and Claiming', p. 171.
Robert D. Laing, The Divided Self: A Study of Sanity and Madnes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60).
Rose, 'Naming and Claiming', p. 170, 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Laing, The Divided Self.
访谈: 广田,2016 年。
Hirota, Sho¯gen Kiroku, 第 14-15 页。
Hirota, Sho¯gen Kiroku, p. 160.
Hirota, Sho¯gen Kiroku, p. 36.
Hirota, Sho¯gen Kiroku, 第 14 页。
Hirota, Sho'gen Kiroku, 第 160 页。
Hirota, Sho'gen Kiroku, 第 38 页。
Hirota, Sho¯gen Kiroku, pp.
采访: 广田,2016 年。
采访:Hirota,2016 年: 广田,2016 年。
Hirota, Sho¯gen Kiroku, pp.
Hirota,Sho¯gen Kiroku,第 46 页。
Hirota,Sho¯gen Kiroku,第 46 页。
莫拉莱斯,《医学故事》,第 4 页。
Hirota, Sho¯gen Kiroku, 第 36 页。
Jenny Edkins,《创伤与政治记忆》(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 年)。
赫尔曼,《创伤与恢复》,第 8 页。
赫尔曼,《创伤与恢复》。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 "Senjo no geisha Kikumaru ga 26 nen meni akasu Haran no Jinsei [艺妓菊丸在二战结束 26 年后揭示的她在战场上轰轰烈烈的生活]"。
据 Hirota(《访谈 2016》)称,"anka'man "指的是根据记者收集的资料撰写并完成杂志文章的记者。 广田就是这样一名记者(访谈:广田,2016 年)。
军医麻生哲夫(Tetsuo Aso¯)提到了一种使用淫秽和有辱人格隐喻的话语,将 "慰安妇 "比喻为公共厕所。 这位 "慰安妇 "制度运作的法律和监管框架的设计者在其报告中将军事 "慰安所 "比喻为卫生的公共厕所。


慰安所 "是卫生的公共厕所(Nishino Rumiko, Ju¯gun ianfu: Motoheishi no Sho'gen(东京:Akashi Shoten,1992 年),第 43 页。
Kinoshita, 'Ianfu' mondai, 第 119 页。

Tsukamoto Sachiyo, "Beyond the Dichotomy of Prostitutes versus Sex Slaves: 韩国和日本 "慰安妇 "的跨国女权运动》,载于 C. Pension-Bird 和 E. Vickers(编),《性别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教训》(伦敦:帕尔格雷夫出版社,2017 年),第 185-99 页,此处第 189 页。
Juliet Mitchell,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A Radical Reassessment of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Ba- sic Books, 2000), p. 128 as cited in Victoria Stewart, Women's Autobiography: 战争与创伤》(纽约: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2003 年),第 8 页。
莫拉莱斯,《医学故事》,第 24 页。
R. W. Connell 的 "霸权男性气质 "概念(Connell, 1995 年)从理论上提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男性气质,它在男性气质的等级制度中占据统治地位。 霸权男性气质通过使父权制结构和做法合法化来维持其统治地位,例如将所有女性化的东西和所有女性化的东西排除在公共/政治领域之外。 见 R. W. Connell,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和 R. W. Connell and J. W. Messerschmidt, 'Hegemonic Masculinity: 重新思考这一概念",《性别与社会》19 (2005),第 829-59 页。
Igarashi Yoshikuni, Homecomings: The Belated Return of Japan's Lost Soldier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2 页。
Beatrice Trefalt, Japanese Army Stragglers and Memories of the War in Japan, 1950-197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Hirota, Sho¯gen Kiroku, 第 105-6 页。
Hirota, Sho'gen Kiroku, 第 105 页。
见 Igarashi, Homecoming, Chapter 5;Trefalt, Japanese Army Stragglers;以及 Bruce Suttmeier, 'Spec- ulation of Murder: 见 N. Cornyetz 和 K. J. Vincent(编),《变态与现代日本》: 心理分析、文学、文化》(纽约:Routledge, 2010 年),第 22-38 页。
Igarashi,《回家》,第 162 页。
Treflt, Japanese Army Stragglers, p. 115.
Treflt, Japanese Army Stragglers, p. 118.
Igarashi,《Homecoming》,第 8 页。
投降敕书》是裕仁直接向臣民宣布的,其目的是通过压制臣民对他作为统帅处理战争的批评来维持他的地位。 为此,他将自己塑造成国家的救世主,为了臣民而做出投降的痛苦决定。
至于非日本籍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主要是被带到日本当苦力的朝鲜人,见 Seaton, Japan's Contested War Memories [《日本有争议的战争记忆》],第 103 页。
Elizabeth Chappell,"Hibakusha Memories: 世代之间",Wasafiri 35 (2020),第 79-86 页,此处第 81 页。https://doi.org/10.1080/02690055.2020.1721143。
Chappell, "Hibakusha Memories",第 81 页。
Seaton, Japan's Contested War Memories, p. 46; Chappell, 'Hibakusha Memories', p. 82.
Shirota Suzuko,《Ishi no Sakebi: 1986 年 1 月 19 日在东京 TBS 电台播出的《Aru Ju'gun Ianfu no Sakebi》。 Shirota 证实了她在帕劳勉强幸存下来的生死之战。
诺玛,《日本慰安妇》,第 3 页。
Katharine H. S. Moon, "South Korean Movements against Militarized Sexual Labor", Asian Survey 39 (1999), pp.
Aiko O¯ goshi 和 Midori Igeta(编),《Gendai Feminizumu no Eshikkusu》(东京:Seikyusha,2010 年),第 82 页。

Sachiyo Tsukamoto 于 2019 年获得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目前,她是该大学的荣誉副讲师,专攻性别、战争记忆/历史/创伤和性暴力。 她最近的出版物是与萨拉-C-莫塔(Sara C. Motta)合著的《战争与和平妇女活动博物馆》: 凯西-桑福德(Kathy Sanford)等人(编)合著的《女性主义批判与博物馆》中的 "慰安妇 "社会和历史正义的可能性教学法: 教育批判意识》(莱顿:布里尔,2020 年)。

Gender & History ISSN 0953-5233

Sachiyo Tsukamoto, ‘A More Miserable Life than Living in the Jungle: A Japanese ‘Comfort Woman’ Story’ Gender & History, Vol.0 No.0 November 2021, pp. 1–18.






A More Miserable Life than Living in the Jungle: A Japanese ‘Comfort Woman’ Story

Sachiyo Tsukamoto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recollection of a Japanese ‘comfort women’ survivor published in 1975. By ap- plying the analytical concept of gender and trauma, this study draws on the ‘politics of integrity’ theorised by Aurora Levins Morales (1998) as well as the theory of ‘coherence of the self’ proposed by Charlotte Linde (1993).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her life story reveals the complexity of the politics of integrity in telling a story of trauma. It concludes how strongly her silent voice of trauma required societal acknowledgement of her sense of self to regain human integrity and dignity.





Introduction

On 26 April 1972, a forty-seven-year-old Japanese woman was found dead in her small apartment in Chiba prefecture, near Tokyo. Her death was attributed to self- induced carbon monoxide asphyxiation. She left behind only 870 yen, USD 2.80 at that time, and two suicide notes. Her birth name was Yamauchi Keiko (1924−72), but she was widely known by her geisha name, Kikumaru.1 In order to pay her poor

family’s debts back to her geisha house owner, this previous civilian prostitute spent two years between 1941 and 1943 working as a military prostitute at a Japanese naval ‘comfort station’ in Truk Island. She thus became one of the euphemistically called, ‘comfort woman’, the victim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system during the Asia-Pacific War (1931–45).

Kikumaru was among thirty-three ‘elite’ women on Truk Island who were allo- cated to a single officer per day. In fact, she was reserved for only a few officers during her entire time at the ‘comfort station’. Other women at the base were forced to serve numerous enlisted soldiers per day.2 Kikumaru’s positive memory of her expe- rience as an ‘elite’ ‘comfort woman’ was expressed in her interviews with the female journalist Hirota Kazuko in 1970 and 1971: ‘I had the best time of my life in Truk Island’.3 Yet, what led this ‘elite’ ‘comfort woman’ to her tragic death in misery? Hirota published a book about Kikumaru’s life history after her death. In 2016, I had a personal interview with Hirota about Kikumaru’s testimony. Hirota emphasised that the real hell for Kikumaru was her post-war life. Hirota’s finding lends support to Car- oline Norma’s analysis in her work: ‘Regardless of the pathway that led women into the wartime comfort stations – whether it was manipulation, abduction, or trafficking


© 2021 The Authors. Gender & History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Ltd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which permits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out of civilian brothels – their health, welfare and life-course outcomes, irrespective of nationality, were depressingly the same’.4

Kikumaru’s final effort to be publicly recognised as a human being with integrity and dignity through her breaking of the silence was rejected by an inhumane patriar- chal society, hiding behind an externally imposed cloak of ‘national victimhood’. She was initially exploited as a ‘filial’ daughter by her family, then as a civilian prostitute by her society and, finally, as a military prostitute by the state. What post-war Japanese society brought her as a surviving ‘comfort woman’ was an endless and excruciating struggle against poverty and social humiliation, which continuously traumatised her. Kikumaru’s narrative of trauma tells two stories: ‘the story of the unbearable nature of an event; and the story of the unbearable nature of its survival’.5 The oscillating nature of trauma between life and death is signified by Kikumaru’s voice and silence in the struggle to connect with the inhumane society, which permanently silenced her voice. She was cremated on 29 April 1972, on Emperor Hirohito’s birthday.

In this article, I seek to construct Kikumaru’s narrative of trauma, informed by trauma theories. Applying the oral history method theorised by Lynn Abrams, this research analyses Kikumaru’s biography written by Hirota.6 Abrams categorised this type of biography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view material’.7 In contrast, Kiku- maru’s personal note about her life on Truk Island and suicide note – both featured in Hirota’s book – are primary sources encapsulating her silenced voice.8 In order to supplement the limited sources of the survivor’s interview, my 2016 personal inter- view with Hirota in Tokyo is treated as ‘data’ for ‘evidence gathering’.9 In analysing Kikumaru’s voice and silence, I draw upon the theory of the self, developed by the anthropologist and linguist, Charlotte Linde.10 This study is also informed by the the- ory of the politics of integrity developed by the feminist poet, historian and activist, Aurora Levins Morales.11 Kikumaru’s narrative of trauma signifi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entire life history of individual victims of the sexual slavery system, even though some constructive accounts were included. Listening to the diverse experience of ev- ery victim allows us to find their silenced (inner) voices of trauma. This research will thus contribute to revealing the constant sufferings of all survivors of the sexual en- slavement, thereby recognising them as victims, regardless of their nationalities as well as whether they were civilian prostitutes either before or after becoming military prostitutes.


Japan’s post-war states’ revisionism and the conspiracy of silence

Trauma is a threat to the state because it can cause a feeling of ‘betrayal of trust’ against rulers among both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destroying social cohesion based on shared collective memories.12 Given that the normative nature of collec- tive memory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identity,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rauma can undermine the legitimacy of hegemonic constructs of state and nation.13 The unbridgeable gap between the (pre)wartime and the post wartime was engraved on the entire Japanese society, where the Asia-Pacific War left collective war trauma. This all-out war resulted in the cataclysmic destruction caused by the drop- ping of two atomic bombs in Hiroshima and Nagasaki, respectively, and witnessed the deaths of over 3.1 million Japanese, including 800,000 civilians.14 This catastrophic defeat was powerful enough to destroy the temporal coherence of the official narrative,

which depicted Japan as a single patriarchal family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divine father – Emperor Hirohito.

The Japan–US complicity to erase Hirohito’s war responsibility as the Commander-in-Chief from popular memory emerged on 15 August 1945, when his recorded Imperial Rescript of Surrender (Gyokuon Ho¯so¯) was aired on the radio. The script portrayed Emperor Hirohito ‘as deliverer of peace, and a victim of war’.15 Ac- cordingly, it created the new post-war imperial myth, which allowed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SCAP) to utilise the Em- peror as the engine to consolidate his people into Japan’s process of democratisation and demilitarisation.16 This fabrication of the continuity of the ‘peaceful’ imperial throne filled the gap between the (pre)wartime and the post-war Japanese collective identity, thereby silencing th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voices of war trauma. This sce- nario further imposed the new national narrative of war victimhood on the Japanese people from above, and thus released them from their sense of guilt about the ag- gressive war. Because Emperor Hirohito was not guilty, why should his loyal subjects consider themselves as responsible for perpetrating his war?17

The distorted history that portrayed Emperor Hirohito as the peace-loving symbol of the nation was consistently inscribed into the Japanese popular consciousness by the SCAP. Besides the Tokyo Trials (May 1946–April 1948) and the purge of Japan’s wartime political elites, the SCAP’s censorship banned discussion with respect to Em- peror Hirohito’s war responsibility, which further contributed to erasing any sense of guilt from Japan’s collective memory.18 When the United States occupation was completed in 1952, Hirohito’s war responsibility was neither a concern for him nor his government.19 Nevertheles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maintained the so-called ‘chrysanthemum taboo’, which implied that any debate regarding Emperor Hirohito’s war responsibility is a taboo issue within Japanese society.

As Judith Herman argues, ‘[s]ecrecy and silence are the perpetrator’s first line’ of defence to evade responsibility for his crime.20 She describes the perpetrator’s strat- egy:


If secrecy fails, the perpetrator attacks the credibility of his victim. If he cannot silence her abso- lutely, he tries to make sure that no one listens. …the victim lies; the victim exaggerates; the victim brought it upon herself; and in any case it is time to forget the past and move on.21


Yael Danieli defines the perpetrator’s strategy of silencing as ‘the conspiracy of silence’ and describes the state’s conspiracy as the ‘[p]olitically dictated or officially sanctioned silence’.22 Danieli further expands the concept of conspiracy of silence to the silence forced on individuals by society, which utilises ‘indifference, avoidance, repression, and denial’ in order to stifle any potential individual voices of trauma.23

From an ethical and moral point of view, Japan’s ‘comfort women’ system is one of the most egregious war crimes in Japanese history along with the ‘Rape of Nanking’ in 1937. Nevertheless, the contentious issue did not emerge as an issue of women’s human rights until 1991, when the Korean silence-breaker Kim Hak-soon testified in public. In Japan, there was no secrecy about the war-time ‘comfort women’. Various memories about ‘comfort women’ were expressed in veterans’ memoires and told in the Japanese veteran’s associations, Senyu¯kai.24 In the mass media, the story of Ko- rean ‘comfort women’ was first told in 1947 by a Japanese veteran, Tamura Taijiro¯,

through his novel, Shunpu¯den [A Prostitute’s Story]. In 1973, a Japanese journalist, Senda Kako¯ published Ju¯gun Ianfu [Military Comfort Women]. In 1976, the Korean writer, Kim Il-myon published Tenno¯ no Guntai to Cho¯senjin Ianfu [The Emperor’s Army and the Korean Comfort Women]. Even Senda’s investigative report could not expand its readership beyond Japanese males, ‘most of whom were veterans’.25 More importantly, the gender-blind perspectives represented by these three male writers val- ued and legitimised the patriarchal nature signified by the system of ‘comfort women’. Thus, the state-societal complicity of silencing was historically woven into the fabric of modern Japan. As soon as Japan was defeated by the Allied Forces, the patriarchal social stigma deeply inscribed into prostituted women was attached to them as if the shame of the ‘father’ emperor had been passed on to his ‘daughters’.


A contested history of Japanese ‘comfort women’

Japan’s modernisation commenced in 1868, when the last Tokugawa Sho¯gun re- turned political power to the Meiji Emperor. Then, the western model of the state- licensed prostitution system was introduced into Japan along with a system of mili- tary conscription.26 The western state-licensed prostitution system was characterised by both the state registration of prostitutes and mandatory inspections of women in order to combat the spread of venereal disease.27 Through enacting a series of new regulations, the Meiji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system of licensed prostitution based on a French model and developed from the advice of British medical doctors.28 The Meiji government industrialised the prostitution trade by systemising female traffick- ing, business practices and profits through expanding forms of prostitutes from sho¯gi (brothel prostitutes) and geiko (geisha) to shakufu (bar maids).29 All three variations of such prostitutes were debt-bonded servants who were sold to these enterprises by their poor families. The indenture contract with brothel owners entailed selling not only sexual services to clients, but also conveyed the ownership of female personhood to brothel owners. In short, brothel owners traded women between brokers, traffickers and other brothel owners for the brothel owners’ benefit. On top of the enslavement, more debt was incurred to those females for their training, clothing and feeding, to be paid off over time. The recent literature argues that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military brothel system, the state took advantage of the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and the logistics provided by the sex industry for civilians.30 In addition to these state-sanctioned prac- tices, the military preyed upon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se indentured prostitutes like Kikumaru who had no hope of paying off their families’ debts back to their brothel owners.31 Thus, countless state-sanctioned prostitutes were mobilised mostly to ‘com- fort stations’ overseas.

Thus, Japanese women were the first victims of the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system.32 The first military ‘comfort station’ was organised by the Japanese navy in Shanghai during the First Shanghai Incident in 1932, and the Japanese army followed suit, establishing its ‘comfort women’ system based on the navy model.33 Back in Japan, government-registered prostitutes became the main target for recruitment into ‘comfort stations’.34 Some Japanese survivors’ stories were published in the 1960s and 1970s, but none of them drew public attention and sympathy until Korean survivor Kim Hak-soon publicly testified in 1991.35 This lack of interest might be attributed to a socially internalised norm in Japanese society, as I see it, that proclaimed all ‘comfort

women’ were prostitutes who volunteered to work as such, in exchange for money.36 This monolithic representation of ‘comfort women’ as camp followers silenced the voices of all victims. Hak-soon’s breaking of the silence brought about a paradigm change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mfort women’ from prostitutes to sex slaves; at the same time, her testimony stunned Japanese victims into complete silence.37 The only exception was Tanaka Tami (pseudonym, b.1928–present), who confessed in 1992 to Kawata Fumiko. The female journalist happened to pick up Tanaka’s call on a ‘com- fort women’ hotline.38



The coherent self in the politics of integrity

If the memory of an event is traumatic, recovering memory is difficult because nar- ratives of trauma are unspeakable. Judith Herman argues that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will to deny horrible events and the will to proclaim them aloud is the central di- alectic of psychological trauma’.39 This oscillating nature of trauma between silence and testimony makes it more complex to discover and identify the voices of trauma victims like Kikumaru. Her positive memory as an ‘elite’ ‘comfort woman’ uncovers the immense complexities of Japanese survivors’ voices. During the 1960s and the 1970s, Kikumaru and several other Japanese ‘comfort women’ survivors came for- ward in order to be recognised as victims. Their struggle to speak of their traumatised experiences manifests their recovery process from trauma, as modelled by Herman.40 Trauma is placed at the site of memory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revealing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ollectives and/or the state. Linde, a sociolinguist, develops the theory of self-construction, contending that the goal of creating life-story narratives is ‘the creation of coherence’, that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temporal consis- tency of the self. A narrative about oneself is telling not only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but also ‘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that way’.41 In other words,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s about one’s own life history is a self-formation process that deals with one’s past through the prism of the present self. According to Linde’s theory of the coherent self, this present understanding of her life is determined by three elements embedded within the self-formation process: ‘continuity of the self through time’; ‘relation of the self to others’; and ‘reflexivity of the self’.42 This public–personal interaction in Linde’s theory of the self helps to locate not only ‘the moral standing of the self and of the social world’, but also the ethical dilemmas in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two.43 In order to acknowledge the coherent self, a trauma victim needs not only ‘to re- member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body, mind, and spirit and to re-integrate know- ing and feeling’, but also, she must re-establish the unity between the past self and the present self.44 In this vein, strong moral standing against the multi-layered ‘conspiracy of silence’ as theorised by Danieli is essential.45 The ‘politics of integrity’, as theo- rised by Morales, signifies the moral principle to create a coherent self. Here, integrity means the state of ‘being whole’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grity of ‘the full complexity of who we are’.46 Embracing this complex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is central to person- hood. The politics of integrity illumin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gration not only between the body and soul, but also between the past self and the present self. For the traumatised, restoring her integrity is a process in which she recovers her humanness by recognis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self by oppression and restoring her whole

self as a victim. The external world forces a traumatised victim to internalise the per- petrator’s shame and guilt into her inner self by making her feel mad, shamed and invisible through ‘indifference, avoidance, repression, and denial’, as Danieli notes.47 Consistent with this point, Kikumaru’s and other victims’ fragmented positive memo- ries have been (ab)used by the ‘comfort women’ deniers so as to justify their argument that ‘comfort women’ are prostitutes who made a lot of money.48 The politics of in- tegrity –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herent self – is thus a pathway that enables the practice and theorisation of the contestation and transgression of the conspiracy of silence in order to reclaim the humanness of both individuals and collectives. This process is fundamental to restoring the fullness of humanity not only to individuals but also to society.49 Kikumaru’s narrative and attempts to overcome the conspiracy of silence in post-war Japan assist us in grasping how she situated herself within the politics of integrity.


Indentured prostitution

Kikumaru’s tragedy started at the age of ten, when she was sold to a geisha house to pay her family’s debt. Geisha venues exploited loopholes in recruiting girls under eigh- teen which was prohibited under Japan’s licensed prostitution system.50 In the 1930s, selling one’s daughter into prostitution by impoverished families was an accepted so- cial norm. As the first daughter, Kikumaru nurtured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s a ‘filial’ daughter who sacrificed her life for the sake of her family, Oie no tame. Even though the filial daughter became a social stigma after being sold to brothels, the notion of self-sacrifice for family was useful to normalise the social practice of the daughter selling. Of importance here is that it concealed the patriarchal structure in which young females were regarded as the property of their fathers.

Under the state-sanctioned prostitution system, the police issued a prostitution license to a geisha apprentice at the time she began to menstruate, which for Kikumaru was at the age of fourteen.51 For her young body, the physical torment combined with the mental injuries caused by selling sex was unbearable. At the age of sixteen, she fled to the Salvation Army, which promoted the abolition of prostitution in Japan. Kikumaru sought refuge in the organisation. However, the predatory inden- tured contract did not free Kikumaru from her family’s mounting debts until she paid them off. Finally, Kikumaru jumped at what she believed would be a ‘golden’ opportunity in which the Japanese military paid back her family’s debts to her geisha house,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she worked as a ‘comfort woman’ for the Japanese military.52

When Kikumaru was aged seventeen, she drew upon the war propaganda expres- sion, Okuni no tame, ‘for the country’, to convince her parents that it was a good deci- sion to work at the naval ‘comfort station’ located on Truk Island.53 In wartime Japan, the patriarchal slogan, Oie no tame, ‘for the family’ was replaced by the nationalist term, ‘for the country’, which in fact, meant ‘for the emperor’. This nationalist war- time propaganda was used to recruit military prostitutes.54 However, Hirota did not believe that Kikumaru herself was persuaded by this nationalist appeal, although she used it to convince her parents. For Kikumaru, becoming a ‘comfort woman’ was her only chance to escape indentured prostitution. Hirota therefore concluded that Kiku- maru wanted something to justify her decision.55

Kikumaru was transported as a ‘special nurse’ to the navy ‘comfort station’ on Truk Island by a military ship and spent two years on the peaceful ‘Paradise of the South Seas’ before Japan entered into a total war against the Allied Forces.56 Stepping on the tropical island, Kikumaru felt a spiritual uplift as if she had come to another world’.57 Kikumaru said to Hirota, ‘If she died, her spirit will be enshrined at the Yasukuni Shrine along with the spirits of soldiers because she was a military civilian employee on Truk Island’. According to Hirota, this (mis)perception of Kikumaru’s status was what Kikumaru was proud of.58 Even though Kikumaru was a captive within the sys- tem of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the military might make her life appear meaningful to the outside world, as a gendered patriotic national subject. However, Hirota found the fact that the military never registered any ‘comfort women’ as their employees. In post-war Japan, none of the ‘comfort women’ were enshrined in the war shrine nor granted a military pension by the government.



Reclaiming post-war life

After the war, when Kikumaru was freed not only from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but also from indentured captivity, she demonstrated her active agency in surviving post- war destitution. By frequently changing jobs, such as a factory worker, a dancer, an owner of a brothel for the Allied Occupation Forces and a dealer in the black market, she strove to reclaim control over her own life. Her survival, therefore, became an act of resistance against patriarchal domination, within the confines of patriarchy. Her active agency to build a life for herself furthered her rise to potential stardom. She passed an audition for a film company and was provided acting classes. However, she was arrested for selling some goods at a black market without knowing that they were stolen. She was placed on three years’ probation but lost her dream job.59

In the depths of despair, Kikumaru went back to her family in Kushiro, Hokkaido, where she worked for a Japanese restaurant as a high-ranking geisha who entertained customers solely by singing and dancing. There, she met a cook of the restaurant. He paid her debt back to her employer and they started to live together, even though they were not officially married. Then, he quit his job and started seeing other women, which prompted her to leave him. For Kikumaru, the cook was the first ‘intimate’ abuser in post-war Japan who financially exploited her.60 After leaving the ‘intimate’ abuser, Kikumaru was trapped by another abuser, who was described in her suicide note as ‘the worthless man’.

Kikumaru left two suicide notes. One note addressed to her close female friend, Konuma Sawako, briefly expressed her gratitude for Konuma’s friendship. Konuma had no clue why Kikumaru would commit suicide because Kikumaru shared none of her traumatised stories with Konuma.61 As Hirota recalled, Kikumaru might have felt unbridgeable gaps between those women who never sold their bodies.62 The other note was addressed to Hiratsuka Masao, a male editor of a publishing house, Tokuma Shoten, who had initially instructed Hirota to interview Kikumaru. This note was fraught with grievance toward her neighbours. There, Hirota found a different Kikumaru, who was far from the cheerful Kikumaru who had entertained her during her interview.63 The following text is Kikumaru’s suicide note as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


It is okay for you and Mr Ino¯ to pay women for fun. But please don’t own those women because they feel so miserable that they will curse you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64

As I live in grinding poverty, people stay away from me. When I come across other residents of my apartment outside, they look at me like a nuisance.

I am despised by my young neighbours. As long as they are alive, I will curse them. They are glib talkers. It might be better if I would be among them. But I am too good-natured, and it would be better than being greedy. It is getting dark today as usual.

The man who deceived me was 59 years old. Dribbling on, he had sex that outshone young people while I was thinking about other things. He hardly takes a bath so that sometimes his grime remains. Who can have a smile and have sex with him? He swallows the dribble from his false teeth. It’s disgusting to think about it. I am sorry to cause trouble to someone. My husband’s address is at Y industry, OO Town, OO Ward, Tokyo.

When I visited him, his toes looked like a crab due to neuralgia. When we slept together for the first time, he was sleeping in socks. His fingers looked like a crab. Good to match his toes. He is a dull man with a big penis. I want to see the wife who has been together with him for 10 years.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staff of your publisher for everything.

I am very happy with my friend who allowed me to work at her restaurant without asking me any questions.

Goodbye

Until her suicide, Kikumaru had hidden her past out of fear of social stigmatisation for more than twenty-five years by changing her name whenever she switched jobs.65

However, she could no longer endure the deeply traumatic experiences, including the social stigmatisation and exclusion. Her suicide note was her desperate cry as a victim of trauma.

Kikumaru’s disengagement with ‘the worthless man’ during sex illustrates disso- ciation of her consciousness from her body. By ‘thinking about other things’ as she wrote, she repeatedly fragmented herself through the disengagement and the dissoci- ation process for the survival of her real self. Thus, sex with the abuser accelerates the dissociation between the body and soul of the abused.66 Accordingly, this survival strategy in prostitution sex destroys human integrity and dignity by facilitating self- segmentation. In other words, these psychological self-defence strategies destro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ody, mind and spirit’.67 This disconnection results in ‘the divided self’, a condition in which one loses her unity and is torn apart from the real self.68 This divided self carries the risk of losing the self because losing one’s self for a long time causes alienation from the self and irresponsibility ‘to and for one’s self’.69 In the same vein, Kikumaru stopped her engagement in relating to the external world, as her suicide note states, ‘Since I decided to commit suicide, there have been times when I have felt like I cannot work anymore’. This implies her sense of resignation from her efforts to establish her integrity because of the long separation between her body, mind and spirit caused by the multiple dissociations that she went through until her suicide. Finally, she seemingly gave up on the reconnection with both society and herself because she said to the male editor in her suicide note, ‘Please write my post- war story however you want’. Therefore, based upon Kikumaru’s suicide note, I have further constructed her post-war story of trauma as follows.


The divided self

Kikumaru lost ownership of herself yet again, but there seemed no clear cause as an explanation for thi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pre-war and war time. In her note, she described the brutality of her post-war life to both Mr. Hiratsuka and Mr Ino¯ as being: ‘so miserable that they [and she] will curse you [her owner]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This passage illustrates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past self and the present self which divided her self-identity. That is, Kikumaru wa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divided self, as represented by the split between her outer manifestations as a ‘nuisance’ in her community, and her inner self as ‘good-natured’, as she expressed in her suicide note.70 Her body was subjected to social humiliation and exclusion by her neighbours, owing to her dire poverty.

In her own eyes, Kikumaru was a better person than her neighbours, describing herself in her note as ‘better than greedy’. This moral standing of her inner self was in conflict with the external moral standards, which posed an unsolvable dilemma for her. As Hirota recognised, unlike her stigmatised body, Kikumaru was a proud human being who valued equal human relationships beyond social status. There were times in Kikumaru’s post-war life when she encountered former military officers whom she served on Truk Island, many of whom were promoted in various fields of the post- war society. However, her pride never allowed asking these former military officers for financial help.71 Her sense of pride was also evidenced by her openness, humour, friendliness and consideration in her efforts to make her interview with Hirota neither sad nor depressed.72

At the same time, as a proud human being, Kikumaru was not comfortable with the idea of concealing her past as a ‘comfort woman’.73 According to Kikumaru’s per- sonal note given to Hirota, she was allowing Hirota to write and publish Kikumaru’s story of her time on Truk Island, even though her former colleagues hid their past as ‘comfort women’ owing to a sense of humiliation.74 Kikumaru also allowed Hirota to publish her photographs in the magazine article, saying ‘it’s OK because I haven’t done anything wrong’.75 She consistently exerted herself to fulfil expectations of the social world that forced her to sacrifice herself for the family and the country. Her in- ner self was thus consistent throughout her life, whereas the external world suddenly changed its attitude toward her after Japan’s defeat. This coherence of her internal self, however, disallowed her to recognise and accept her outer manifestation that was stig- matised and excluded by society. In other words, her sense of pride as a self-sacrificial dutiful daughter and as a loyal national subject rejected the social stigmatisation that characterised her post-war life.

The disunity between her outer self and inner self intertwines with the inconsis- tency between her past self and her present self. On the one hand, she gradually be- came aware that the two years of her life on Truk Island as a military prostitute com- pletely ruined the rest of her life, which continued on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On the other hand, she refused to admit it to herself because she also thought that her life on Truk Island was the only time during which she could bring meaning to her life for both herself and the social world. This separation between the positively remembered past self and the publicly humiliated present self is likely to have evoked a feeling of nostalgia for the past. Hirota assumed that this might be a reason why she was looking forward to Hirota’s visit. During the interview with Hirota, Kikumaru might have felt as if she had been reliving the best time in her life.76 In addition, she might have felt happy that her life story was listened to and recognised by other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ner sense of self is relational and, thus, dependent upon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Therefore, we need constant negoti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for recogni- tion. This relational nature of self-identity construction causes tension in the moral standards between the inner self and the outer world, as shown by Kikumaru’s case. Her outer manifestation of carrying a social stigma reflected the ethical judgement imposed upon her life and inner self by the social world.

Kikumaru felt a sense of nostalgia for her days on Truk Island because of her privileges attached to her ‘elite’ status embedded within the ‘comfort women’ hier- archy. Kikumaru wrote in her memorandum: ‘all of a sudden I have been elevated into a high position’.77 She was provided with the same meals and treatment as the officers whom she served.78 In reality, the privileges were attached only to the officers, whereas she was still a sex slave. Some human relations created under a particular social structure during wartime also evoked pleasant memories of her life at the ‘com- fort station’.79 The military manipulated the feelings of Kikumaru and some other Japanese ‘comfort women’ who had previously suffered as indentured prostitutes through the war propaganda, Okuni no tame, ‘for the country’. More importantly, the wartime life-and-death situation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to develop human at- tachments that could have otherwise had never been evoked.80 For example, another Japanese survivor, Suzumoto Aya (pseudonym) also cherished the memory of her life on Truk Island exactly the same way Kikumaru did, even though she was allocated

to numerous Japanese privates as opposed to a few officers.81 As Hirota concludes, when a Japanese ‘comfort woman’ sexually served a soldier who was ordered to fight in the front line, she forgot that her body was bought by him.82 Her sympathy with the soldier released her from her long-standing sense of humiliation as a captive within the sexual slavery system and allowed her to share bona fide feelings with him. These human attachments enable the dehumanised victim in peace time to feel that she was treated as a human during wartime. As Kikumaru said, she ‘fell in love with all of the officers’ while sexually serving them one by one.83 She also felt sympathy for the soldiers who were destined to die for the emperor. It marked the first time in her life when she felt as if she were appreciated as an ‘equal’ in human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However, this type of human relation is a fiction since war is not a natural hu- man condition. War creates a particular situation in which people are divided into two sides: the abuser and the abused. This abusive relationship ‘does not make sense in the context of humanity’; therefore, we need an explanation in order to restore ‘our dignity’.84 Japan’s war was started by the state, which manipulated human emotions of the nation, including nationalism, in order to mobilise all women and men into it. This state manipulation of human feelings concealed the victim situation from Kiku- maru’s consciousness and encouraged her to engage in her ‘mission’ for the sake of the country. She said in her personal note, ‘With a surge of patriotism and youthful ebullience, I did my best for Japan and the emperor’.85

For any given state, the control of collective trauma is fundamental to perpetuat- ing its sustained national identity. This is articulated through the cultural processes of interpreting social suffering, which enables the state to manipulate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rauma for purposes of statecraft.86 With Japan’s defeat, the state thus re- moved its righteous Okuni no tame calling to support the war from Kikumaru’s past and instead placed a social stigma back upon her body by redefining ‘comfort women’ as prostitutes. This is the usual trick that the perpetrator (state) utilises in order to si- lence the victim. By destroying the victim’s ‘credibility’, the perpetrator silences her voice and/or manipulates people into not listening to her voice.87 The perpetrator’s il- lusion and devaluation of his victim results in her doubting her own self as well as her internalising the sense of shame and guilt that, in reality, the perpetrator deserves. Re- sisting the forced internalisation of the state’s shame and guilt, Kikumaru fragmented herself, oscillating between her opposing inner voices. One was whispering that she was not worthy; the other inner voice was insisting that she was worthy and urged her to fight for survival. She listened to the latter voice and decided to restore her integrity by breaking her silence. It was unfortunate that Kikumaru jumped to the second stage of Herman’s recovery from trauma without establishing her sense of safety in the first stage.88


Kikumaru’s final effort: Breaking her silence

Kikumaru’s final effort to restore her human integrity and dignity that was fractured by social humiliation and political silencing was to break her silence, in the hopes of acquiring the public acknowledgement that she was a patriotic national subject on the same ‘footing’ as soldiers. Her breaking of the silence was thus an act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abusive social and political world.

On 12 August 1971, Kikumaru’s testimonial narrative came out in an unsigned ar- ticle in a weekly men’s magazine, Asahi Geino¯.89 The five-page article was edited by a male anka¯man, based upon Hirota’s interview with Kikumaru.90 The article referred to little of Kikumaru’s plight as an indentured prostitute. Instead, most of the story reproduced her happy memory of her life on Truk Island, which portrayed her as a patriotic gendered subject. Further, her post-war predicament was offset in the article by her nostalgia for her life on Truk Island. The lack of critical gender perspectives in the Japanese media was explicitly demonstrated in an incident in the previous year. In October 1970, Japan’s first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Wo¯man Libu in Japan) challenged Japan’s patriarchal power structure by criticising the male exploitation of female sexuality. The flyer entitled ‘Benjo karano kaiho¯’ [Liberation from toilets], written by the organiser, Tanaka Mitsu, denounced Japanese male invasion of female sexuality by mentioning Korean ‘comfort women’. Ko¯shu¯ Benjo, or public toilets, re- ferred to ‘comfort stations’ with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Military.91 This movement was the first critique of the ‘comfort women’ system by a Japanese feminist.92 How- ever, the patriarchal media marginalised this new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by labelling it as ‘female hysteria’.93 Hysteria is a strongly gendered category implicat- ing the feminised form of traumatic neurosis as opposed to the masculinised form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uch as shellshock.94 The first women’s collective voice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patriarchal imperialist state of Japan was thus banished to si- lence by the male-dominated media conspiracy of silence. Accordingly, Kikuamru’s positive accounts at the ‘comfort station’ in the male magazine contributed to rein- forcing the patriarchal subordination of women to both men and the state. This reveals how this gendered dynamic is used to perpetuate the patriarchal nationalist history since ‘[h]istory is the story we tell ourselves about how the past explains our present, and how the way in which we tell it shaped by contemporary needs’.95 Kikumaru’s life history that appeared in the men’s magazine represented her as a self-sacrificing woman who provided important services for the war effort of the patriarchal mili- tarist state and, thus, perpetuated the ‘hegemonic masculinity’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Military.96

Soon after the magazine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1971, Kikumaru’s rent fell into ar- rears. Then, as her suicide note reveals, she encountered an even crueller reality of life as being treated like a ‘nuisance’ by her neighbours. Kikumaru regretted her breaking of the silence. She even blamed herself for coming forward as ‘stupid’ and confess- ing that ‘other [surviving “comfort”] women [in silence] were clever’. Hirota did not recognise Kikumaru’s suffering until she had read Kikumaru’s suicide note because Kikumaru never showed her any sign of psychological trauma except in the follow- ing one instance. It occurred three months before her suicide, when a Japanese former sergeant, Yokoi Sho¯ichi (b.1915–d.1997), was discovered in the jungle of Guam. The army straggler, hiding in the jungle for twenty-eight years, was caught on 24 January 1972 and, on 2 February, repatriated to Japan. On arriving in Japan, Yokoi immediately became a media sensation. Everything he did and said were ‘under public scrutiny’.97 Thus, public interest in the ‘back-to-the-future’ returnee drove the whole nation into the media frenzy in which ‘all kinds of publications’ contributed to Yokoi’s rise to stardom as the overnight national celebrity.98 Kikumaru vented her indignation at this national fever by saying to Hirota:


If Yokoi-san is a victim of war, I should be the same as well. There is no reason that the Health and Welfare Minister should grant money and clothing only to him. The minister said that Yokoi-san did it for the emperor. For the emperor? We went all the way to Truk Island because we were also told ‘for the emperor’. It’s regrettable. I want to go to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and tell them that because of my past as a ‘comfort woman’, I can’t get married, living like this instead. … I will tell them that there is a person who lives a more miserable life than living in the jungle.99



This ‘abusive language’ uttered by Kikumaru, flushed with indignation against the nation state, was shocking to Hirota.100 From Kikumaru’s perspective, the real war victim should have been her and not Yokoi. This was her first and last voice of trauma that Hirota ever heard in person.

In reality, the national enthusiasm to welcome Yokoi was much more complex than Kikumaru’s assumption. The belated return of the imperial soldier recalled the forgot- ten memory of the past war. He came, as a perpetrator, back to the current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Japan, where people enjoyed economic success.101 With the full re- construction from the debris and rubble after the defeat in 1945, Japan made its debu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the Tokyo Olympics in 1964 and Expo ’70 in Osaka. At the height of this public ‘optimism’ for the future, the re-emergence of a ‘living fallen hero’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created a shock wave across the nation.102 The media was required to create explanations to ‘make sense’ of his presence in the flourishing Japan, which meant finding ‘the place of the past in the present’.103 Where the media placed Yokoi was not as a soldier-hero but as a ‘victim of circumstances or of an evil military’, which perfectly fit Japan’s new national narra- tive of war victims.104 This ‘media’s complicity with official discourse’ in the conspir- acy of silence stole the opportunity to reconsider Japan’s post-war national identity of war victimhood.105 This opportunity was stolen equally from both the wartime and the post-war generations. Thus, victim consciousness remained intact.

Kikumaru still could not figure out why post-war Japanese society had excluded the surviving ‘comfort women’ from its new collective identity as the victim of war. She also had not recognised that this imperial revisionism did not ‘democratise’ all Japanese people as war victims equally and instantly.106 Even Japanese hibakusha, or atomic bomb survivors, had undergone multi-layered discrimination, stigmatisation and exclusion until finally their torments were publicly recognised a decade later.107 From 1945 through 1952, the SCAP press censorship that included the ban on the use of the term, ‘atomic bomb’ forced the nation to forget hibakusha, while silencing their sufferings.108 Those silenced victims were kept stigmatised and excluded through la- belling them as people with ‘lazy people’s disease (o¯chaku byo¯)’ and having offspring deformation.109 The Lucky Dragon Incident on 1 March 1954 ‘fired anti-nuclear ac- tivism’ in Japan and around the globe, opening a door for formal adoption of the term, hibakusha in 1957.110

However, Japanese ‘comfort women’ survivors have not been allowed to be part of the victimhood society, even in the present. This is still the case even with opportu- nities to reflect the war of the past, including the TBS (Tokyo Broadcasting System) radio interview with another ‘comfort women’ survivor, Shirota Suzuko, in 1986, Kim Hak-soon’s breaking of silence in 1991 and even a possible opportunity upon the death of Emperor Hirohito in 1989.111 In 1972, this societal hypocrisy devastated Kikumaru and led her to admit to herself not only that her present miserable self was caused by

her past self as a ‘comfort woman’, but also that her real sense of self could never be recognised by the external world.


Conclusion

Kikumaru’s life history attests to the military state’s sexual exploitation of a girl from a poor family. What post-war Japan brought her as a surviving ‘comfort woman’ was an endless and excruciating struggle against poverty and social humiliation, which provided the basis of her traumatised experience. The two years of her life on Truk Island as a military prostitute completely ruined the rest of her life, which lasted more than twenty years. Because of this, it is all the more painful and ironic that she believed her happiest time in life was when she worked as a military sex slave.

As Norma emphasises, whether they were manipulated, abducted or trafficked from civilian brothels, ‘comfort women’ survivors’ ‘health, welfare and life-course outcomes, irrespective of nationality, were depressingly the same’.112 Kikumaru’s life story tells u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idering victims’ lives in their entirety instead of looking at their fragmented stories. Listening to the memories about the diverse expe- riences of Japanese ‘comfort woman’ survivors, whether those experiences were pos- itive or negative will help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sufferings.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lead to uncovering the sufferings of all ‘comfort women’ who have si- lenced their voice particularly because some women, regardless of their nationalities, were civilian prostitutes either prior or subsequent to becoming ‘comfort women’.113

Kikumaru’s oscillation between voice and silence disclos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politics of integrity in telling a story of trauma. Recovery from trauma requires a trauma victim to construct a coherent life story which connects the present self to the past self, thereby creating her new identity, such as a victim-survivor. However, this new self-identity needs public recognition through the presence of individual lis- teners to her narrative. This intimate community, composed of both the narrator and the listener, is integral to her reconnection to society, which enabl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her coherent self. Kikumaru’s voice reveals how significant it was to have societal acknowledgement of her sense of self for regaining human integrity and dignity. At the same time, her silenced voice raises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Japanese society.

Borrowing from the Japanese feminist philosopher, Midori Igeta, those questions are: ‘Are you a human who acknowledges inhumane acts inflicted upon “comfort women” survivors and then responds to their voices?’ ‘Can I trust this society con- sisting of you, humans?’ This inhumane relationship based on deafness and blind- ness to the abused is deeply connected to the patriarchal militarist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s.114 Here are profound issues concerning the politics of integrity of Japan as a nation state. The Japanese state and society exploited and dehumanised Kiku- maru throughout her life; however, when she tried to trust the abusive society through her breaking of silence, it rejected listening to her voice. This indicates rejection of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reflection withi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bout the rela- tionships between the past war and the present Japan. This serious lack of the sense of integrity in the post-war 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social and politico- historical identities mark a stark contrast to Kikumaru’s efforts to restore her sense of integrity. Her last word to the editor, ‘Please write my post-war story however you want’ raise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Did she abandon reconstructing the coherent

self? Or, did she assert herself in suicide, whereby she protected her sense of integrity? Unlike Kikumaru, many other Japanese have shared victimhood consciousness and ap- preciated the democracy imposed from above whereby they have been assimilated into the self-less collectiveness that has never raised the issue of integrity.


Acknowledgements

I would like to dedicate this article to the memory of Kazuko Hirota. This article is part of my PhD thesis, and I am grateful to my supervisors, Professor Victoria Haskins and Dr Sara C. Motta of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 for their continuous support and advice. I also thank my editor, Professor Siobhan Lambert-Hurley, for her mentorship. The research for this article was funded by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Notes

  1. The name order of all Japanese and Korean persons follows their traditional pattern; that is, the surname precedes the given name.

  2. See Yoshiaki Yoshimi, Ju¯gun Ianfu (Tokyo: Iwanami Shinsho, 1995); its English version,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very in the Japanese Military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Kazuko Hirota, Sho¯gen Kiroku Ju¯gun Ianfu/Kangofu: Senjo¯ ni Ikita Onna no Do¯koku (Tokyo: Shin Jin- butsu O¯ raisha, 2009), p. 47. This boo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75.

  4. Caroline Norma, The Japanese Comfort Women and Sexual Slavery During the China and Pacific Wars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p. 3.

  1.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s, and Histor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 versity Press, 1996), p. 7.

  2. Lynn Abrams, Oral History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10).

  3. Abrams, Oral History Theory, p. 9.

  4. Hirota, Sho¯gen Kiroku, pp. 16–18; pp. 35–45.

  5. Abrams, Oral History Theory, p. 15. The interview is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

  6. Charlotte Linde, Life Stories: The Creation of Coher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7. Aurora Levins Morales, Medicine Stories: History,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grity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1998).

  8. Jenny Edkins, Trauma and the Memory of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9. Dario Páez, Nekane Basabe and Jose Lius Gonzalez, ‘Social Processes and Collective Memory: A Cross- Cultural Approach to Remembering Political Events’, in J. Pennebaker, D. Páez and B. Rimé (eds), Collective Memory of Political Events: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7), pp. 147–75.

  10. Philip Seaton, Japan’s Contested War Memories: The ‘Memory Rifts’ i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World War II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38.

  11. Rikki Kersten, ‘Revisionism, Reaction and the “Symbol Emperor” in Post-war Japan’, Japan Forum 15 (2003), pp. 15–31, here p. 19.

  12. See Igarashi Yoshikuni, Bodies of Mem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Seaton, Japan’s Contested War Memories; James J. Orr, The Victim as Hero: Ideologies of Pea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Postwar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0); John W.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99).

  13. Bix, Hirohito; Dower, Embracing Defeat.

  14. The Cold War context facilitated what Dower calls the ‘reverse course’, applied by the US government. The US withdrew from their original policy of Japanese demilitarisation and democratisation and returned the once-purged politicians and bureaucrats to governmental positions (Dower, Embracing Defeat). Orr, The Victim as Hero, p. 1931.

  15. Orr, The Victim as Hero, p. 34.

  16. Judith L.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p. 8.

  17.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p. 8.


  1. Yael Danieli (e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ultigenerational Legacies of Trauma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8), p. 680.

  2. Danieli, International Handbook, p. 4.

  3. Kinoshita Naoko, ‘Ianfu’ Mondai no Gensetsu Ku¯kan: Nihonjin ‘Ianfu’ no Fukashika to Genzen (Tokyo:

Bensei Shuppan, 2016), p. 43.

  1. Senda Kako¯, Zoku Ju¯gun Ianfu 2 (Tokyo: Ko¯dansha, 1992), p. 52.

  2. Yuki Fujime, Sei no Rekishigaku: Ko¯sho¯ Seido, Dataizai Taisei kara Baishun Boshiho¯, Yu¯sei Hogo Taisei e (Tokyo: Fuji shipman, 1997), p. 88. Akira Fujiwara, ‘Tenno¯ no Guntai no Tokushoku: Gyakusatsu to Seiboryoku no Genin’, in E. Ikeda and A. O¯ goshi (eds), Kagai no Seishinko¯zo¯ to Sengosekinin (Tokyo: Ryokufu Shuppan, 2000), pp. 20–43, here p. 21.

  3. Fujime, Sei no Rekishigaku, p. 87.

  4. Fujime, Sei no Rekishigaku, pp. 51–6; pp. 89–90.

  5. Norma, The Japanese Comfort Women, p. 64.

  6. Norma, The Japanese Comfort Women, p. 80.

  7. Rumiko Nishino, Akane Onozawa and VAWWRAC (eds.), Nihonjin ‘Ianfu’: Aikokushin to Jinshin Baibai to (Tokyo: Gendai Shokan, 2015), p. 26.

  8. Nishino et al. Nihonjin ‘Ianfu’: Caroline Norma, The Japanese Comfort Women.

  9. Yoshimi, Jugun Ianfu, p. 14; Comfort Women, p. 43.

  10. Nishino et al., Nihonjin ‘Ianfu’. However, there are testimonies and witnesses noting that there were cases in which non-prostitutes were also sent to military brothels. For examples, see Yoshimi, Ju¯gun Ianfu, p. 91, Yoshimi, Comfort Women, p. 103 and Nishino et al., Nihonjin ‘Ianfu’, pp. 22–3; pp. 220–22.

  11. See Yoshimi, Jugun Ianfu and Comfort Women; Chunghee Sarah Soh, The Comfort Women: Sexual Vi- olence and Postcolonial Memory in Korea and Jap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George Hicks, The Comfort Women: Sex Slaves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Forces (NSW: Allen & Unwin, 1995) and The Comfort Women: Japan’s Brutal Regime of Enforced Prostitu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5); David Andrew Schmid, Ianfu – The Comfort Women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of The Pacific War: Broken Silence (New York: Lewiston, 2000); Yuki Tanaka, Japan’s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very and Prostitu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US Oc- cup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Margaret D. Stez and Bonnie B. C. Oh, Legacies of the Comfort Women of World War II (Watertown: Eastgate Publishing, 2001); Chizuko Ueno, Nationalism and Gender (Melbourne: Trams Pacific Press, 2004); and Maki Kimura, Unfolding the ‘Comfort Women’ Debates: Modernity, Violence, Women’s Voic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12. Kanko Ianjo (Tokyo: Tosho Shuppansha, 1983) by Kenichi Nagasawa, a military doctor who worked at a Japanese ‘comfort station’ in Hankou, China between 1940 and 1945, claimed that most ‘comfort women’ were converts from civilian prostitutes (p. 65). His book also mentioned that they paid back their debts quickly and further saved JPY 30,000 in a bank (p. 64). According to him, the money was equivalent to JPY 4 million in the1980s.

  13. The 1996 United Nations Report submitted by Special Rapporteur, Ms. Radhika Coomaraswamy, con- cluded that the Japanese military ‘comfort women’ system was sexual slavery. Further, in 1998, the UN Report presented by Gay McDougall, Special Rapporteur to the UN Sub-Commission, pointed out that sexual slavery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cluding rape, ar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must be prosecuted.

  14. Fumiko Kawata, ‘Nihonjin “Ianfu” Tanaka Tami san no Shogen’, Shukan Kinyobi 1019 (2014), pp. 28–

31. Like many other Japanese victims, Tanaka was a civilian prostitute prior to becoming a military prostitute.

  1. Judith Lewis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p. 1.

  2.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3. Linde, Life Stories, p. 3.

  4. Linde, Life Stories, p. 100.

  5. Linde, Life Stories, p. 123.

  6. Susan D. Rose, ‘Naming and Claim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aumatic Experien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elf in Survivors’ Stories of Sexual Abuse’, in K. L. Rogers, S. Leydesdorff, and G. Dawson (eds), Trauma and Life Storie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160–79; here

p. 171.

  1. Danieli, International Handbook.

  2. Morales, Medicine Stories, p. 7.

  3. Danieli, International Handbook, p. 4.

  4. See the recent controversial article, ‘Contracting for Sex in the Pacific War’, written by Harvard Uni- versity’s Mitsubishi Professor of Japanese Law Studies, J. Mark Ramsey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His main arguments are first, “prostitutes at the comfort stations earned much higher pay” (2021, p. 6) and second, prostitutes could leave and return home earlier after they paid off their debts (2021, p. 6 and p. 8).

  1. Morales, Medicine Stories.

  2.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raffic in Women and Children (1921) stipulated the “under 21 rule” as follows: “(1) any woman under the age of 21 cannot be solicited to engage in prostitution even if she herself agrees; and (2) any woman aged 21 or older cannot be persuaded to engage in prostitution through deceptive or compulsory means” (Akane Onozawa, ‘The Two Sexual Slavery Systems: “Comfort Women” under the Japanese Military and Licensed Prostitution’, in J. Tomás and

N. Epple (eds), Sexuality, Oppression and Human Rights (Oxford: Inter-Disciplinary Press, 2017), pp. 153–62.

  1. Hirota, Sho¯gen Kiroku, p. 90.

  2. Hirota, Sho¯gen Kiroku, p. 36; pp. 78–94.

  3. Hirota, Sho¯gen Kiroku, p. 25.

  4. Hirota, Sho¯gen Kiroku, p. 59.

  5. Interview: Hirota, 2016.

  6. Hirota, Sho¯gen Kiroku, p. 33.

  7. Hirota, Sho¯gen Kiroku, p. 31.

  8. Hirota, Sho¯gen Kiroku, p. 33.

  9. Hirota, Sho¯gen Kiroku, pp. 124–45.

  10. Hirota, Shogen Kiroku, pp. 149–53.

  11. Hirota, Sho¯gen Kiroku, p. 19.

  12. Hirota, Sho¯gen Kiroku, p. 161.

  13. Hirota, Sho¯gen Kiroku, p. 14.

  14. He was a writer who interviewed Kikumaru (Hirota, Sho¯gen Kiroku, p.17).

  15. Hirota, Sho¯gen Kiroku, p. 19.

  16. Kathleen Barry, The Prostitution of Sexual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17–18.

  17. Rose, ‘Naming and Claiming’, p. 171.

  18. Robert D. Laing, The Divided Self: A Study of Sanity and Madnes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60).

  19. Rose, ‘Naming and Claiming’, p. 170, emphasis in original.

  20. Laing, The Divided Self.

  21. Interview: Hirota, 2016.

  22. Hirota, Sho¯gen Kiroku, pp. 14–15.

  23. Hirota, Sho¯gen Kiroku, p. 160.

  24. Hirota, Sho¯gen Kiroku, p. 36.

  25. Hirota, Sho¯gen Kiroku, p. 14.

  26. Hirota, Sho¯gen Kiroku, p. 160.

  27. Hirota, Sho¯gen Kiroku, p. 38.

  28. Hirota, Sho¯gen Kiroku, pp. 33–4.

  29. Interview: Hirota, 2016.

  30. Interview: Hirota, 2016.

  31. Hirota, Sho¯gen Kiroku, pp. 58–68.

  32. Hirota, Sho¯gen Kiroku, p. 46.

  33. Hirota, Sho¯gen Kiroku, p. 46.

  34. Morales, Medicine Stories, p. 4.

  35. Hirota, Sho¯gen Kiroku, p. 36.

  36. Jenny Edkins, Trauma and the Memory of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7.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p. 8.

  38.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39. The tittle of the article was “Senjo no geisha Kikumaru ga 26 nen meni akasu Haran no Jinsei [Her sensational life at a battlefield that geisha Kikumaru revealed 26 years after the end of WWII].

  40. According to Hirota (Interview 2016), the anka¯man refers to the journalist who writes and completes a magazine article based on what reporters collected. Hirota was one such reporter (Interview: Hirota, 2016).

  41. A discourse employing an obscene and degrading metaphor of ‘comfort women’ as public toilets was mentioned by Tetsuo Aso¯, a military medical doctor. The architect of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comfort women’ system made references in his reports to military ‘comfort


stations’ as hygienic public toilets (Nishino Rumiko, Ju¯gun ianfu: Motoheishi no Sho¯gen (Tokyo: Akashi Shoten, 1992), p. 43.

  1. Kinoshita, ‘Ianfu’ mondai, p. 119.

  2. Tsukamoto Sachiyo, ‘Beyond the Dichotomy of Prostitutes versus Sex Slaves: Transnational Feminist Activism of “Comfort Women’ in South Korea and Japan’, in C. Pension-Bird and E. Vickers (eds), Gender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essons of War (London: Palgrave, 2017), pp. 185–99, here p. 189.

  3. Juliet Mitchell,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A Radical Reassessment of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Ba- sic Books, 2000), p. 128 as cited in Victoria Stewart, Women’s Autobiography: War and Traum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8.

  4. Morales, Medicine Stories, p. 24.

  5. R. W. Connell’s concept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Connell, 1995) theorises a particular form of mas- culinity that achieves the governing position in the hierarchy of masculinity. Hegemonic masculinity maintains its dominant position by legitimising patriarchal structures and practices such as the exclusion of all that is feminised and all who are feminised from the public/political sphere. See R. W. Connell,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and R. W. Connell and J. W. Messerschmidt,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Gender & Society 19 (2005), pp. 829–59.

  6. Igarashi Yoshikuni, Homecomings: The Belated Return of Japan’s Lost Soldi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2.

  7. Beatrice Trefalt, Japanese Army Stragglers and Memories of the War in Japan, 1950–197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11–12.

  8. Hirota, Sho¯gen Kiroku, pp. 105–6.

  9. Hirota, Sho¯gen Kiroku, p. 105.

  10. See Igarashi, Homecoming, Chapter 5; Trefalt, Japanese Army Stragglers; and Bruce Suttmeier, ‘Spec- ulation of Murder: Ghostly Dreams, Poisonous Frogs and the Case of Yokoi Sho¯ichi’, in N. Cornyetz and K. J. Vincent (eds), Perversion and Modern Japan: Psychoanalysis, Literature,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22–38.

  11. Igarashi, Homecoming, p. 162.

  12. Treflt, Japanese Army Stragglers, p. 115.

  13. Treflt, Japanese Army Stragglers, p. 118.

  14. Igarashi, Homecoming, p. 8.

  15. Imperial Rescript of Surrender was Hirohito’s direct announcement to his subjects and its purpose was to maintain his status by silencing their criticism of his handling of the war as the commander-in-chief. For this end, he represented himself as the saviour of the nation who made the painful decision to surrender for the sake of his subjects.

  16. As for non-Japanese hibakusha, mainly Koreans who were brought to Japan as forced labourers, see Seaton, Japan’s Contested War Memories, p. 103.

  17. Elizabeth Chappell, ‘Hibakusha Memories: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Wasafiri 35 (2020), pp. 79–86, here p. 81. https://doi.org/10.1080/02690055.2020.1721143

  18. Chappell, ‘Hibakusha Memories’, p. 81.

  19. Seaton, Japan’s Contested War Memories, p. 46; Chappell, ‘Hibakusha Memories’, p. 82.

  20. Shirota Suzuko, ‘Ishi no Sakebi: Aru Ju¯gun Ianfu no Sakebi’ on TBS Radio in Tokyo on 19 January 1986. Shirota testified the life-or-death battle that she barely survived in Palau.

  21. Norma, The Japanese Comfort Women, p. 3.

  22. Katharine H. S. Moon, ‘South Korean Movements against Militarized Sexual Labor’, Asian Survey 39 (1999), pp. 310–27.

  23. Aiko O¯ goshi and Midori Igeta (eds), Gendai Feminizumu no Eshikkusu (Tokyo: Seikyusha, 2010), p. 82.



Sachiyo Tsukamoto was awarded a PhD in politics from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 in 2019. Currently, she is an Honorary Associate Lecturer for the univer- sity, specialising in gender, war memory/history/trauma, and sexual violence. Her lat- est publication is co-authored with Sara C. Motta, ‘The 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 Pedagogies of Possibility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Justice for “Comfort Women”’ in Kathy Sanford et al (eds), Feminist Critique and the Museum: Educating for a Critical Consciousness (Leiden: Brill, 2020).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注意:只有此網誌的成員可以留言。

德國擁有主權嗎?

觀點 德國擁有主權嗎? 2025年11月24日 閱讀時間:7分鐘 柏林勃蘭登堡門。 德國主權問題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它關係到民眾的生存,官方對此避而不談。然而,現在是時候將其納入公共討論的範疇了,一些和平組織目前正在努力推動這項工作。 作者: 沃夫岡·比特納 最近,要求德國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