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來的譚嗣同研究

八十年來的譚嗣同研究

陳善偉

譚嗣同(1865-1898)是清末激進的思想家。雖然他的生命極為短暫,但他在中國歷史上卻起過重要的作用,自1898年譚氏壯烈犧牲後,他的生平與思想一直為歷史學家研究的對象。本文目的就是探討八十年來有關譚嗣同研究的成果,並提出將來研究的可行路向。由於一般書籍在介紹譚嗣同時多所謬誤,故以下先以比較可信的年份簡介譚氏的生下。 

甲、北京時期

一譚嗣同生平

譚嗣同是湖南瀏陽縣人,但生於北京,死於北京。他在

•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出生於北京宣武城南鑭眠胡同,
• 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於北京菜市口被處決,年三十四歲。

他的壽命雖然短促,但他的一生對晚清思想界與政治運動,則有深巨的影響。 

譚氏出身於仕宦之家。在他出生前六年,其父譚繼询考獲進士,在京城任官。

1874 年昇任為戶部員外郎,1877年任甘肅鞏秦階道,1899年任湖北巡撫。

這裏特別將譚父的官職與任職地介紹,是因為譚嗣同一生的行踪,與其父之任所關係密切。除早年游學瀏陽數載,及就義前三數年與志同道合之士搞政治活動,身在長沙與北京外,其餘的日子都跟父親在一起,間或從其父任所出外應考科舉,試罷,復返回原址。由此可知,譚嗣同最初的十二年是在北京生活的。這十二年間究竟有甚麼事情值得提出研究?第一當然是求學。譚嗣同由五歲起開始讀書,共師事三位老師。

第一位是畢純齋,讀些《三字經》、 《五字鑒》、《四書》等書籍。譚嗣同似乎資質甚佳,一開始讀書「即審四聲,能屬對」。

第二位是韓蓀農,嗣同八歲起拜他為師,與其仲兄嗣襄「厲呼憤讀,力竭聲嘶」, 用功之動,可見一斑。對他後來思想發展最有影響力的是

第三位老師歐陽中鵠。

歐陽中鵠是瀏陽的著名學者,非常推崇湖南王船山的學術與氣節,故自號澀無。譚嗣同與歐陽中鵠關係特別密切,原因有三:

一是歐陽中鵠與嗣同父親有「舊誼」,故居其家中,認識特別深;

二是因為歐陽中鵠的才學,較諸譚嗣同其他二師為高;

三是歐陽中鵠思想尙算開通,後期譚嗣同在湖南的活動,他會以師生之誼加以幫助。

但當譚嗣同思想再往前走的時候,歐陽中鵠與他的意見漸形相左,並發生矛盾與衝突。

然而,無論如何,他們師生關係之密切是無可置疑的。我們可以從歐陽予倩所輯的《譚嗣同書簡》中他們師生幾十封書信往還,看出二人時常討論學問時事,藉以了解歐陽中鵠對譚嗣同的思想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的。在思想方面,

另一位對譚嗣同具重要影響的人是王船山。譚對三船山推崇備至,曾作《上志》以表其志,並自認是王船山的「私淑弟子」。* 

譚嗣同的家庭在這一時期值得一提的地方。

這跟他後來對中國傳統倫常觀念的攻擊有莫大的關係。譚父在昇為戶部員外郎後,討了個妾侍(譚嗣同及其兄姊等皆稱之為 「唐夫人」),並十分寵愛她,造成妻妾之間不和。譚嗣同七歲那年,大哥嗣貽回瀏陽結婚,母親亦隨去。在母親不在北京的那一年,唐夫人對譚嗣同諸般歧視與虐待,令他幼小的心靈產生反感。在他十二歲(1876年)那年,譚嗣同更遭遇到一個重大打擊: 他的母親徐五緣、長兄嗣貽、二姐嗣淑皆因染白喉症而死。嗣同自己亦「短死三日,仍更蘇」。譚父因而給他取名「復生」。嚴重的家禍,使嗣同感到無限的悲傷。他後來在 《湘痕詞八篇並敘》裏說: 

少更多難,五日三喪,唯親與故,歲以凋謝,營營四方,幽優自軫。* 

他在《仁學》自敍裏亦說: 

吾自少而壯,偏遭網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而卒不死。由是益以為塊然驅壳,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鍾之志矣。

以上的話很重要,是這位烈士回想十二歲時對生命意義的看法。

一直以來,研究譚嗣同的其中一個課題是:

他的死究竟是如梁啟超所說的「為報聖主」,

或是為他自己的 「信念」?

本人相信最好的方法是檢視一下譚嗣同的生死觀。在每一次嗣同因家人或親友的去世而為文追悼時,他都對死亡提出自己的見解,而這些見解都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他當時研習的思想家所影響。

總括一下譚嗣同生命最初的十二年,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 一是他生活在北京,視野不出京城及其父任所;
• 二是他的老師歐陽中鵠對他影響甚大,而後來兩者關係亦非常密切;
• 三是譚嗣同童年的家庭生活並不美滿,十二歲時母親等人的病逝,身世益更孤零, 在憂愁苦思中,日後有輕生死、重濟世之慨。 

乙、甘肅時期

譚嗣同十三歲那年(1877年),其父由京官外放,補授甘肅鞏秦階道。在赴任之前,決定到湖南瀏陽為其亡妻徐五緣修墓,嗣同同往,並認識了唐才常。譚父為免兒子荒廢學業,就請適值回瀏陽的歐陽中鵠教他,而唐才常亦得其父賢疇同意,得與嗣同共師事歐陽中鶴。由於二人性情相近,意氣相投,所見所思相同,後來復同為改革運動的主力,故成為「二十年刎頸交」。

• 1878年夏,嗣同隨父往蘭州。到達蘭州後,平日就在道署讀書。但譚父認為這樣讀不是辦法,必須有具師指導,於是又着嗣同由蘭州回陽,游學於當地著名學者徐啟先門下,讀了兩年多書(1879年秋至1882年春)。
• 1882年春,譚往蘭州省父。同年冬回瀏陽應科舉「鄉試」,落第,重返蘭州讀書,並於次年四月與長沙人李閏結婚。其時他的文章風格一變,摒棄唐宋以來「載道」「明道」之體, 轉為「沈博絕麗」之作。故嗣同自謂「二十學文」。
• 1883年至1884年兩年,嗣同居於蘭州。
•  1885年春間,嗣同從甘肅回到湖南參加八月份舉行的「省試」,又落第。其後三年,在蘭州苦讀。
• 1888年回湖南長沙參加「省試」,又名落孫山。翌年,在其父的籌劃下,往北京參加「鄉試」,亦未中榜。

然而他卻遇上了在北京的著名學者劉人熙,途拜他為師,並開始對張載及王船山思想加以研究。二月,譚嗣同在北京應試落第後回蘭州,再往湖南, 而其仲兄嗣襄則往台灣為巡撫劉銘傳幕府,二人相別於漢口。但其兄赴台不久,即於五月初病逝。譚嗣同因而「創鉅痛深」。從1878年至1889年居甘肅期間,據譚嗣同記載, 往來度隴者八。。 

丙、湖北時期 

• 1889年十二月,譚繼询被任命為湖北巡撫,嗣同即於次年春隨父由蘭州赴湖北。

在其後的四年中,嗣同參加省試,仍然落第。據他自己說,由光緒十一年至二十年(1885 年至1894年),亦即是二十一歲至三十歲之時期,「十年中六赴南北省試」,統不第。 因身居湖北,逐漸見到洋務事業的開展。經上海往北京時,認識了傳蘭雅John Fryer. 看到廣學會譯出的「西學」書籍,眼界為之大開。 

• 1894年,譚嗣同二十九歲。這一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

戰爭結果,中國大敗,於次年與日本訂立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譚嗣同憤慨激昂,大聲疾呼,認為國家危在旦夕,要救亡圖存,決不可「因文守舊」,而應盡變西法,因自號「壯飛」。

• 1895年, 他在湖南組成算學社,講求新學。

次年受父命在南京為候補知府,見官場黑暗,更加強了變法的信念。這時他從楊文會(仁山)學佛,結合儒學、西學及其他理論著成《仁學》 一書。 

• 1897年,陳寶歲為湖南巡撫,力圖將湖南省開化,邀譚嗣同由南京返長沙參與湖南新政的工作。

嗣同在長沙創辦時務學堂、內河小輪船、礦務局、南學會,並於次年三月創辦《湘報》。是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接受康有為的建議,在學士徐致靖的保舉下, 任命譚嗣同為四品咖銜軍機章京。當時光緒帝力圖改革朝政,無奈大權實操於慈禧太后手中。譚嗣同雖然祇做了十七日官,既建議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又負責找袁世凱勸他殺榮祿、除舊黨。可惜袁世凱向榮祿告密。慈禧獲悉此事後,再度訓政,幽禁光緒於贏台。 八月初十日譚嗣同與康廣仁、楊銳、林旭、楊深秀、劉光第等「六君子」被捕,十三日被斬首於京城菜市口,壯烈犧牲。 

二譚嗣同研究

簡介了譚氏的生平後,以下進一步探討有關研究譚嗣同的若干問題。 

甲、傳記

譚嗣同的生平事跡,最早為之介紹的是梁啟超的《譚嗣同傳》,發表於1899年一月二十二日第四期的《清議報》。梁氏與譚嗣同交情甚篤,作 >。梁氏與譚嗣同交情甚篤,他以細膩而充滿感情的筆觸, 寫成這篇上佳的傳記體著作。其後有關譚嗣同生平的著作,都是在梁作的基礎上寫成的。例如1913年蕭汝霖的「瀏陽烈士傳」(1932年收入閔爾昌所編的《碑傳集補》 時改名為「譚嗣同傳」),1927年趙爾巽等編《清史稿》中譚嗣同部分10,1934年發表於《報學季刊》的「譚復生事略」11,1936年蔡冠洛所編的《清代七百名人傳》12, 幾乎都是一字不易的引用梁作的材料。較諸粱著傳記詳盡翔實的(以當時水準來看), 是湯志鈞所寫的《戊戌變法人物傳稿》13。因為當時《湖南歷史資料》已發表了譚嗣同未刊稿,提供了不少研究上的方便,故能增加這方面研究的深度。 

然而,梁啟超的《譚嗣同傳》是否完全可信?答案是否定的。這篇傳記值得商榷的地方包括:14(一)譚嗣同是否曾於1884年往新疆為巡撫劉錦棠的幕府?(二)梁著謂譚「自是十年,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各省。」然譚嗣同的《三十自紀》並無提到他會到過新疆、浙江台灣三地。(三)梁謂譚1895年遊京師謁康有為,適康歸廣東,不獲見。按譚嗣同於1896年春才由湖南往上海,再往京師見康氏,時間上顯有出入。(四)梁謂譚嗣同走集應和「強學會」,但譚本人在寫給老師歐陽中鵠的信中謂:「嗣同於總會分會均未與聞,己既不求入會,亦無人來邀。無論或開或禁,原與嗣同毫不相干。」(五)梁氏謂嗣同死前曾說:「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這與譚氏《仁學》中揭示「民貴君輕」的道理而反對為君主「死節」之說,顯相抵觸。(六)《譚傳》裏有「獄中題壁詩」一首: 

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歷來對「兩崑崙」一詞,究有何指,言人人殊。梁啟超認為是指康有為和大刀王五;15 陶菊隱則認為應是胡致靖與大刀王五;譚訓聰以為是指譚嗣同的僕從胡理臣、羅升二人;17唐才質則認為是指唐才常與大刀王五;曹典球則認為「思張儉」乃喩思念逃亡之康有為,「待杜根」則喩等待唐才常之來京鋤除西太后慈禧。18此五者,各持其說,莫衷一是。而黃彩健甚至認為問題根本不存在,因為據《繡像康梁演義》,此詩應為: 

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19 

此詩一出,表面上似乎將以上「兩崑崙」的問題解決過來,但實際上卻將問題複雜化了。最根本的問題是黃氏所引那首詩是否確為譚嗣同所寫?而《繡像康梁演義》這類坊問作品是否可信?20「兩崑崙」誰屬的問題似乎依然存在。 

梁啟超為譚嗣同好友,關係密切。他的《譚嗣同傳》幾乎凡是研究譚嗣同的人都必引用。何以此傳問題如此之多?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梁啟超當時已成為保皇黨骨幹, 他為譚作傳,目的是假譚嗣同之名以作號召,故將嗣同描繪成康有為的追隨者。但譚嗣同強烈的反異族統治和反君主專制的思想,顯見康譚之間實在是有一定的距離的。

乙、年譜

有關譚嗣同的年譜,計共有以下四種:(一)陳乃乾在1925年編《譚瀏陽全集》時輯成的《瀏陽譚先生年譜》(上海文明出版社);(二)楊廷福於1957年編的《譚嗣同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三)楊一峯在傳記叢書《譚嗣同》書末所附錄的《譚嗣同先生年譜》;(四)譚訓聰1979年編的《嗣同公年譜初稿》(刊於台北出版的《湖南文獻》)。 

論關係,譚訓聰是譚嗣同的繼孫;論成書先後,譚訓聰的《年譜》亦為最晚;但論成績, 由於他學術水平及與譜主關係太密切,讚譽之辭過多,而研究態度亦欠嚴謹,故《年譜》 的價值不太大。而陳乃乾與楊一峯兩人所編的《年譜》,內容簡單,篇幅短小,無甚足觀。四種《年譜》中,祇有楊廷福的《譚嗣同年譜》始終為史家所引用。但使用這本二十多年前的著作時必須十分小心,因爲《年譜》中錯漏的地方實在不少,如:(一)譚的早期著作《治言》思想保守,並非楊氏所謂「已蘊有變法思想」;(二)《治言》作於1889年而非1885年;(三)「報貝元徵書」寫於1895年而非1894年;(四)譚氏並非在1895年往北京見康有為,而是在後一年;(五)「道器」見解不見於《仁學》,祇見於「報貝元徵書」;(六)楊形容譚嗣同的老師歐陽中鵠為進步人士,加以肯定其地位,忽視其後期 「阻撓湖南新政」之舉;(七)楊謂嗣同「少年時喜愛今文經學」是錯的;他早歲並不喜愛「今文經學」,對「公羊專家之學」是頗有微詞的;(八)楊謂譚於光緒二十三年十月棄官往湖南是錯的,確實時間應是光緒二十四年春。諸如此類的錯誤,不勝枚舉。 但要指出的一點是,在以事繫年的譜傳中,到現階段為止,尚無一本比較可用的書,故期望將來有心人將這幾十年來的研究成績綜合運用,編一本翔實準確的年譜,以饗讀者。 

丙、原始資料

研究一人或一事,首要的條件在具備完善的原始資料,資料愈豐,史實愈確。有關譚嗣同原始資料刊行的情況,在他短短一生所寫的論著中,生前出版的計有:1894年的 《東海賽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四種,為其兄出版並寫上序言的《遠遺堂集外文》初編、 續編,刊於1894年;1897年在金陵(南京)刊印的《石菊影廬筆識》;1895年歐陽中醫替他出版的《興算學議》,及在1898年三月《湘報》刊行的文章。但最重要的著作《仁學》則是在死後幾個月分別在日本橫濱的《清議報》,上海的《亞東時報》發表。若以匯集成書,以文集式刊行作研究資料之用,當以1925年出版,由陳乃乾所編的《譚瀏陽全集》較為可取。此集主要用《湘報》與《清議報》資料編成,內容並非完備。在此以前,亦有譚嗣同文集的出現,例如1900年出版的《瀏陽二傑遺文》,上卷為《譚嗣同文集》, 下卷為《唐才常文集》;1910年出版的《章譚合鈔》,包括《舊學四種》與《石菊影廬筆識》; 1917年張元濟編的《戊戌六君子遺集》,有關譚嗣同的部分共二卷,即《舊學四種》及 《遠遺堂集外文》初編、續編:《譚復生唐佛應先生墨跡》等等。但一般研究者多用《譚瀏陽全集》。1927年更有羣萌社出版,許嘯天編的《譚嗣同集》。嗣後二十五年,《譚嗣同全集》面世,此集由蔡尚思主編,三聯書店出版。《全集》共分四卷:第一卷、第二卷是論文及其他散文;第三卷是書信;第四卷是詩及其他韻文。這本集子成了1981年新增訂的(譚嗣同全集》出版以前所有研究者採用的一本資料集。但其中缺點不少:(一)當年刊載譚氏文章的報刊如《湘報》無從覓得,僅以《湘報類纂》轉錄一部分;(二)以類分的編排並未顧及原作時間次序;(三)信札編號紊亂,時間倒序;(四)譚嗣同最重要的著作《仁學》祇根據日本鉛字版排印, 祇根據日本鉛字版排印,而無參照校覈1901年的《國民報》本,《清議報》,及《亞東時報》本,故內容頗有問題。1959年至1960年期間,《湖南歷史資料》 發表了不少譚嗣同未刊稿,而1955年出版的《譚嗣同質蹟》亦提供了好些新材料。 

最近《譚嗣同全集》增訂本的出版,實在令人感到興奮。據編者所言,增訂本與三聯版不同之處主要是在:(一)以時為序,重行編次;(二)增輯佚文,以求完備;(三) 選擇底本,判明各篇出處;(四)校勘異同,探索版本源流。這幾點都非常重要,以後的研究有此《全集》為根據,實是研究者的大幸。然而正如每一本書,每一本文集一樣,缺點是難免的。這裏我祗舉(仁學》的標點問題來說明一下。無論《清議報》或《亞東時報》 本標點都是後來加上的,原稿當無標點。淺易的地方,問題當然不大,出錯的機會亦少。 但具哲理性的地方則需要較為小心處理。例如《仁學》第二十六章即有兩處斷句錯誤。21 第一句:「其謂有始者,乃即此器。世間一日一地球云爾。」編者在「器」與「世」之中下句號,這是錯的。可能他們並未留意到三聯版此處的錯誤。第二十六章全章談論到佛教轉識成智的問題,故文句中帶有佛家術語,自是理所當然的了。此處標點事實上應該是:「其謂有始者,乃即此器世間。一日一地球云爾。」因「器世間」是一佛學名詞, 泛指一切眾生住居之國士世間,以分別於有情世間或眾生世間而言。另一處標點錯誤是在同一章節裏:「華嚴,小教小學也,非《大學》所用。」驟然看來,此句標點並無問題,意謂佛教華嚴宗教義,屬於微不足道之教派與學說,並不為《大學》一書所採納。 但若再細心一想:這與譚嗣同《仁學》一書裏面所表現對佛教的態度是否一致?大家知道,譚嗣同於1896年在南京與近代佛教署名居士楊文會(仁山)學佛後,是全盤肯定佛教的價值的。他在《仁學》中對佛教推崇備至,可證諸於以下的說話:「佛教大矣,孔次大,耶為小。小者先行,次宜及孔,率乃及佛,此其序矣。」又說:「夫惟好學深思,六經未有不與佛經合者也,即未有能外佛經者也。」則第二十六章所表達對華嚴的態度,與譚氏的基本態度相左。若再加檢視原文,原來是標點上的誤導。文中所言的 「小教」,是指華嚴判教中所謂「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終教」,「頓教」,與「圓教」中的「小乘教」。「小乘教」為五教中的最下者,故「不爲《大學》所用」 是可以理解的。換言之,這句標點應該是:「華嚴小教,小學也,非《大學》所用。」 證諸文內將其他四教與《大學》格物致知章加以比附,可見吾言不差。此集雖有微瑕, 但其資料之繁富,編排之嚴謹,實為各本之最。 

丁、譚嗣同各階段研究評議

譚嗣同研究的情況與原始資料的出版有極度密切的關係。新的資料充實了研究的基礎,也開拓了研究的天地。今以《全集》為據,將有關譚嗣同的研究分五個階段來討論。 

(1)由譚嗣同的死至1925年陳乃乾《津瀏陽全集》的出版 傳記體時期

綜觀此時期之作,幾無分析性文章。這時最具代表的作品是梁啟超的《譚嗣同傳》,其餘的作品多引用梁作,詳見本文「傳記」一節。 

(2)由1925年至1954年蔡尚思編《譚嗣同全集》止——————點滴研究時期

在此時期,大部分的教科書都有介紹譚嗣同,其中較為詳盡的有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及侯外廬的《近代中國思想史》。而較具挑戰性的文字則出現於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書中質問譚嗣同的死是否為無意義的犧牲。24最有分量的作品要算 1933年由陳伯達所寫的《論譚嗣同》。25這是第一本研究譚嗣同的專著。姑勿論陳伯達現時的政治處境如何,他在譚嗣同研究方面可算是一位開路先鋒。雖然作者自言是養病時期四五十天完成的作品,但已頗為詳盡地交待了譚嗣同的時代與其作品產生的關係。此書後來收入陳氏《質理的追求續篇——————新啟蒙運動史論文二集》。在論譚嗣同的文章中, 则以余牧人的《譚嗣同的宗教觀》較具深度。大学未經批准不得翻印 

(3)由1954年至1964年 唯心唯物論爭時期 

1954年《譚嗣同全集》的出版,無疑是譚嗣同研究的重要階段。它引發起的很多論著,水準較諸以上兩時期為充實。而最令人注意的是國內史學家專注於研究譚嗣同是一個唯心主義者還是唯物主義者的問題。”台灣及海外學者則較著重於討論譚嗣同的思想及其歷史地位等問題。總的來說,整個時期的特色是唯心唯物者的論爭。而事實上這個問題的引發,可追溯至陳伯達的著述。他給予譚嗣同很高的評價:「我們不能忘記譚嗣同的勞績,他對於舊中國恥笑怒罵的描寫的勞績。這種勞績,不僅給戊戌政變留了歷史上不朽的痕迹,而且給了辛亥革命以有力的精神上的武器,開拓了五四運動的門戶。」此外,陳氏還認為譚嗣同是唯物主義者。在1955年以前,幾乎大部分國內的歷史學家如譚丕模、何乾之、楊正典等都是從陳說。雖亦有主唯心者,但始終勢力不大。直至1956年張玉田正式對這個說法提出異議。張玉田發表在《光明日報》題為「論譚嗣同哲學思想的唯心主義性質——與楊正典同志討論譚嗣同的哲學問題」的一篇文章裏,肯定地指出佛學的主觀唯心論是譚氏哲學的思想基礎,故其哲學體系是唯心的。爭論得最激烈的倒是李澤厚與孫長江二人。前者肯定譚嗣同是唯物主義者,後者認為是唯心主義者。你爭我辯, 寫了好幾篇文章。其他學者如張登之、祝瑞開等亦紛紛參與討論,情況熱鬧。這個爭論牽涉的問題廣泛,但最為人注意的是「心力」這個概念。嚴北溟1962年在《哲學研究》 發表的「論譚嗣同的仁學思想」一文中,將主唯物者的說法綜合為六派: 說;(二)「原質」或「質點」說;(三)物質概念說;(四)「心力」具有物質性說: (五)「泛神論」說;(六)「以太」爲「氣」說。他認為各派所說都不是,譚嗣同應該是唯心主義者。嚴北溟這篇文章,算是將唯心唯物十年來的爭論宣告一段落。總括來說,唯心唯物的爭論是馬克斯學派在評價歷史人物時一個無可避免的問題。唯物在此派學說裏多少代表進步、積極,是好的一面;唯心是退步、消極,是壞的一面。評價譚嗣同的確是相當困難的。正如譚嗣同在《仁學》序言中所言,他在撰述時所吸取利用的學說實在是五花八門,中西兼備,而其主要的概念如「心力」、「以太」等亦採自各家各說而成。要界定他的思想究竟是唯心或是唯物,首先就涉及到序言中所提到的哲學源流是唯心或唯物的問題。而就算某家某說基本上是唯物的,但在《仁學》一書所表現究屬唯心抑唯物還未可斷定。序言中,譚嗣同提到其思想源流時說: 

凡為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 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 《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32 

這許多大經大典都非容易了解者,亦是唯心唯物不易分別處。恪守馬克斯主義的學者試圖將譚嗣同的思想從以上每一種思想源流分割出來,而加以明確地界定譚嗣同在此派史觀裏的地位,實在是件不容易做到的事。《仁學》中每一個主要概念,如「仁」,如「通」、如「以太」、如「心力」,但有唯心唯物的兩面性,加以分割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不過,如果一定要加以界定譚嗣同的思想何屬,似乎祇可以說唯心的思想是主流。雖然不同學者對此問題有不同的見解,總的來說,佛學為其思想主流是最為可信 ·梁啟超知譚嗣同甚深,雖然他站在保皇會分子的立場,在《譚嗣同傳》中把譚描繪為同道中人,但他對譚嗣同哲學思想的基本脈絡卻了解得相當透徹。他說譚嗣同「治佛教之唯識宗華嚴宗用以為思想之基礎。並謂譚嗣同的整個思想體系是一種「應用佛學」,自是的論。但站在一個歷史工作者的立場來說,本人期望母因主義範疇的問題而忽視了其他方面的研究。 

中國文化研究所

除了唯心唯物之爭論外,此時期亦有幾部值得一提的作品。首先是楊廷福於1956年出版的《譚嗣同年譜》。這本書前文已討論過,此處不再贅述。此書雖有缺點,但二十多年前的著作,又寫於《譚嗣同全集》出版後一年多,似乎不應太過苛求。1958年,適値戊戌變法六十週年紀念,《湖南歷史資料》為配合此項活動,由1958年第三期至1960 年第一期刊登譚嗣同未刊稿,使研究譚嗣同的興趣更加濃厚。在芸芸諸作中,以湯志鈞與張德鈞兩位史學家研究水準與思想性較高。湯志鈞當時力主《仁學》須以《清議報》與 《國民報》版本合校,以得到較完善的版本。35此一意見,今日終於在增訂本的《譚嗣同全集》中得以實現,實在是一項進步。另外張德鈞在其文章中指出梁啟超記譚嗣同事實方面失實,及在指出楊廷福《年譜》的錯誤等方面,貢獻亦不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有可能是第一本寫譚嗣同的博士論文,作者為Nathen Talbott,題目是:Intellectual Origins and Aspects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Jen-hsüch' of T' an Ssu-t' ung, Martyr of the 1898 Reform。37但水平不高,若干段落譯文亦頗有可商之處。這些都是譚嗣同研究第三階段值得一提的地方。 

(4)1965年至1980年———————海外學者論著時期

正當國內學者意氣高漲地討論譚嗣同是唯心主義者或是唯物主義的時候,大陸政壇開始波濤洶湧,文化大革命將蓬勃的學術界帶到寂然無產的時期。反觀海外,台灣、 美國、香港等地的學者,卻能在譚嗣同研究方面向前推進,成績亦相當不俗。雖然一般通俗性的文章素質提高不了多少,但著作數量卻有顯著的增加。此外,黃彰健、王德昭, 及一班年青學人在這方面亦做了不少工夫。黃彰健先生所著的《戊戌變法史研究》中論述譚嗣同從事自立民權活動的部分,「論今傳譚嗣同獄中題壁詩會經梁啟超改易」一文,及「譚嗣同全集書札繫年」一文均極具參考價值,38但黃氏因未見《湘報》原刊,故若幹著作繫年猜測居多,有不足信之處。先師王德昭教授除了在孫中山革命思想研究方面成績卓立外,對譚嗣同研究方面之見解深刻正確,值得加以指出。40年青學者的論著,台灣有兩篇碩士論文,美國亦有兩篇博士論文專論譚嗣同,俱為力作。故綜觀第四階段的發展,以海外學者為主力。 

(5)1981年增訂本《譚嗣同全集》的發行至現在————————新階段的開始 

1981年在譚嗣同研究方面因增訂本全集的出版而呈現新局面。除了將以往散見於各刊物的譚氏文稿盡收在此集外,亦增添了不少資料,可供研究的內容充實了很多。而另一本甚為有用的參考資料亦於同年出版,此即周振甫的《譚嗣同文選註》,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選註的文章包括:《治言》、《石菊影廬筆識》、《報貝元徵》、《仁學》、 《壯飛樓治事十篇》等譚嗣同的重要作品,對於了解譚氏的思想有極大的幫助。另外,同年出版的兩本書:鄧潭洲的《譚嗣同傳論》及徐義君的《譚嗣同思想研究》,對了解譚嗣同都很有用。 

譚嗣同的研究,在可預見的日子裏,肯定會呈現新的局面,而這個局面的開始,多少代表了一個新的階段的形成。 

三結語

根據我個人對有關譚嗣同著作的統計,約共二百之數,“試表列如下以見其概略。 

傳記 

21 

哲學思想 

41 

年譜 

4 

佛學 

5 

詩文 

16 

經濟 

2 

政治思想 

12 

以太 

1 

改良主義 

6 

維新 1 

秘密會社 

2 

唯心 

6 

學會 

1 

唯物 

6 

大刀王五 

3

仁學 11 

梁啟超 7 

烈士 

4 

台灣2 

一般思想 

17 

著作 

43 

上述諸作,驟眼看來的確洋洋大觀。但細心再想,恐怕真正有價值的學術論文祇有數十篇而已。原因之一是有相當數量的文章旨在歌功頌德,並非以平實的學術態度去看待譚嗣同的歷史地位。原因之二是有部分文章未能接觸到問題的核心,例如《譚烈婦傳》、42《譚嗣同夫人的殉節故事》,即此類之作,就算有所發見,亦未見得對譚嗣同研究會有很大的幫助。原因之三是有很多文章在成文之初會作出貢獻,解決過部分問題,但現在它們的學術價值已相對減弱了,祇作為他日研究的基礎。例如湯志鈞的《仁學版本探源》,44楊廷福的《譚嗣同著作書啟寫作年月考》,45黃彰健的《譚嗣同全集書札繫年》等文皆是。原因之四是很多文章連篇累贅的討論唯心唯物等糾纏不清的問題, 創獲卻不大。在披沙揀金的過程裏,我們發覺研究譚嗣同的工作還有很多值得改進的地方。以往,研究工作在縱的方面做了不少工夫,由譚的身世、經歷、求學、從政,以至壯烈殉軀等有詳細的探討,而忽略了横的方面的研究。我們應該要跳出譚嗣同個人以外而審視一下當時的社會、人物、外來的思想如何衝擊譚嗣同,而譚的回應如何?與其他思想家的回應又有何分別之處?個人是社會、政治的縮影,而社會、政治亦受到有思想的人的牽引而走向一個新的方向。要研究橫的方面,必須多看當時的雜誌、書報等,以觀其流行的想法,並分析這些想法是否反映於譚嗣同的身上。一個縱橫綜合式的研究可以比較真確地認識到譚嗣同在當時歷史環境下所佔的地位,這自非徒然人云亦云地讚美或咒文化研罵所可以比擬的。 

以上一點使我想到編製年譜方面的一些問監、極歌功頌德之能。有關譚嗣同的四種年譜,至今尚未有一種完全使人滿意,主要是傳統編年譜的形式未盡完善。個人比較喜歡丁文江編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那種兼敍兼引的形式,但仍需改進。這種新的體裁以傳統年譜形式為綱,又按年月加上譜主的著作、 往來函件,並於需要處加上註釋,又輔以史家對某些問題的看法、爭論點,再加以個人的評價、意見等。如此,讀者既清楚譜主的作品的寫作日期,對其寫作背景、心態等亦可一目了然,集年譜、全集、註釋、傳論於一身,用不同字體排出,既醒目又詳盡,是一種值得嘗試的新體裁。

再從縱的一面去討論,譚嗣同那短短三數十年的心理歷程,實在亦很值得以現代心理學去加以研究。這亦牽涉到另一問題:現階段的歷史人物研究是否應更廣泛採用科際綜合的方法去探討?個人認為是應該的。例如趙靖在《北京大學學報》發表的「譚嗣同經濟思想」一文,4”就是以經濟學的眼光去看譚嗣同的是與非,有不少新的見解。 《增訂本譚嗣同全集》的刊行提供了一個較為全面的研究資料。在這個基礎上,在過去許多史學家辛勤所得的成果上,我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譚嗣同研究會有更大的進展。進展的快與慢,這又視乎我們肯下多少工夫。期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