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美尼亞進退兩難：徘徊在莫斯科的陰影與歐洲的承諾之間 亞美尼亞6月7日的選舉是在和平的旗幟下進行的。但在這些口號背後，隱藏著一個更棘手的問題：一個如此脆弱的國家——既面臨俄羅斯的威脅，又面臨阿塞拜疆的威脅，還要承受自身的創傷——能否負擔得起其人民所渴望的歐洲未來？ 發佈於2026年6月1日 作者：吉安-保羅·阿卡多
亞美尼亞進退兩難：徘徊在莫斯科的陰影與歐洲的承諾之間
亞美尼亞6月7日的選舉是在和平的旗幟下進行的。但在這些口號背後，隱藏著一個更棘手的問題：一個如此脆弱的國家——既面臨俄羅斯的威脅，又面臨阿塞拜疆的威脅，還要承受自身的創傷——能否負擔得起其人民所渴望的歐洲未來？
「如果這個問題在未來三十年都沒有答案，台灣社會是否仍有耐心一起生活？」
韌性需要共同體，而共同體需要最低限度的信任夾在強權地緣政治夾縫中，「小國的頑固務實」。
精英階層為了爭奪權力或順應外部壓力，不斷在媒體和體制內煽動兩極化的對立（親歐 vs. 親俄）；但底層的普通民眾，每天面對著生存與戰爭的具體威脅，他們的心態不是天真的浪漫主義，而是「只要不被迫做出非黑即白的選擇，就是最好的選擇」。
「極化」（Polarisation）之所以被視為一種「武器」，而不僅僅是一種「症狀」，是因為它並非社會在經歷創傷、戰敗或焦慮後自然產生的副產品（症狀），而是由政治精英、外部勢力或特定利益集團「刻意製造與操弄」的戰略工具（武器）。韌性需要共同體，而共同體需要最低限度的信任
「如果這個問題在未來三十年都沒有答案，台灣社會是否仍有耐心一起生活？」
這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而且某種程度上，Voxeurop 對亞美尼亞的描述確實可以引發對台灣處境的聯想。
- 作者：吉安-保羅·阿卡多
今年五月的埃里溫，氣候溫和多雨，到處都貼滿了競選海報，6月7日議會選舉的候選人無所不在。他們的臉出現在每一塊廣告看板上，承諾著繁榮，更重要的是，和平。
「和平」一詞定義了這次選舉——儘管每個政黨對和平的理解各不相同。其陰影是阿塞拜疆於2023年9月發動的閃電戰，這場攻勢驅逐了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亞美尼亞族居民，並解散了未被國際社會承認的阿爾察赫共和國——這片自蘇聯解體以來一直處於法律真空狀態、亞美尼亞族人口占絕對多數的飛地。自1991年以來，圍繞著這片領土爆發了四次戰爭，造成至少35,000人喪生。
這次選舉的地緣政治背景異常複雜。土耳其——阿塞拜疆的親密盟友，也是1915年至1923年種族滅絕的罪魁禍首，這場種族滅絕至今仍是亞美尼亞民族認同的核心——位於亞美尼亞西部。俄羅斯，這個基督教亞美尼亞歷史上抵禦穆斯林鄰國的保護者，位於亞美尼亞北部，但由於其在2023年亞美尼亞戰爭中袖手旁觀，信譽嚴重受損。
歐洲正在走得更近：5月初，史無前例的歐洲政治共同體峰會在埃里溫舉行，隨後又舉行了首次歐盟-亞美尼亞峰會，這表明埃里溫的外交政策向西轉向正在獲得制度上的支持——即使戰爭仍在繼續重塑週邊地區。
這次峰會並非與莫斯科徹底決裂，而是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失守後，亞美尼亞逐步減少對俄羅斯依賴的嘗試。正如喬治·福克在HVG的報導中 所述，亞美尼亞正尋求透過深化與歐洲的關係、掌握經濟機會和推動改革來實現「逐步調整」。而布魯塞爾方面則試圖透過投資、安全合作、互聯互通、簽證自由化以及支持亞美尼亞主權，在南高加索地區獲得持久的立足點。
但這條路依然謹慎且充滿變數：例如，免簽旅行將取決於邊境管理、生物辨識文件、移民、反腐敗和基本權利等方面的改革。同時，福克解釋說，總理尼科爾·帕希尼揚必須證明歐洲一體化道路是切實可行的，同時又不能引發與莫斯科之間無法控制的對抗。
因此，這次選舉是在亞美尼亞舊有安全保障體系崩潰之後舉行的：俄羅斯不再可靠，歐洲也未能成為其保護者，而與亞塞拜然的和平談判仍充滿爭議。我們在埃里溫遇到的一位政治學家將這種局面描述為「高度不穩定」。這個南高加索小國正處於深深的迷惘之中。正如他所說，舊規則「已經不復存在」。
「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已經沒有亞美尼亞人了——這是我們所有人，以及我們之前的幾代人，都從未想過的事情。」——一位亞美尼亞公民社會代表
這場裂痕的起點很明確。 2020年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戰爭，隨後是2022年阿塞拜疆對亞美尼亞領土的襲擊，以及巴庫在2023年9月發動的攻勢——亞美尼亞官員、人權組織和許多當地觀察人士稱之為種族清洗——終結了亞美尼亞人在該地區三千年的歷史。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亞美尼亞民間社會代表（本文引用的學術人士也同樣如此）表示：「納戈爾諾-卡拉巴赫不僅作為一個實體不復存在，而且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已經沒有亞美尼亞人了——這一點我們，以及我們之前的幾代人，都從未想過。」這位代表指出，即使在蘇聯時期、沙皇亞美尼亞時期和波斯時期，沙皇亞美尼亞。
創傷依然歷歷在目，其政治後果仍持續發酵。 「我們生活在一個創傷後遺症非常嚴重的環境中，」一位民間社會人士表示，「就像任何創傷一樣——你頭部受到撞擊，一開始並不會立刻感覺到。但當你開始意識到疼痛時，疼痛會越來越強烈。」目前，亞美尼亞正試圖麻痺自己，不去感受這種痛苦。選舉正是在這種麻木的間隙舉行——在全面清算到來之前。
俄羅斯的保證破滅了
幾十年來，亞美尼亞的安全一直依賴——或者說表面上依賴——其與俄羅斯的聯盟，這種聯盟透過加入集體安全條約組織（集安組織）而正式確立。如今，這項架構實際上已經崩潰。2022年9月，阿塞拜疆對亞美尼亞主權領土——並非卡拉巴赫，而是亞美尼亞本土——發動侵略，導致超過250平方公里的土地仍處於阿塞拜疆的佔領之下。然而，莫斯科卻找到了不採取行動的理由。 「俄羅斯人設法透過外交手段躲過了這一劫，」一位要求匿名的亞美尼亞政治學家冷冷地說。
這對公眾輿論產生了巨大影響。二十年前，俄羅斯在亞美尼亞人中的支持率高達85%至90%，而如今，約有三分之一的亞美尼亞人將俄羅斯視為威脅。 “這更多的是出於謹慎、務實和避免招惹俄羅斯，”這位政治學家說，“而不是對莫斯科抱有特別好感。”
然而，亞美尼亞與俄羅斯的聯繫依然十分緊密，任何徹底決裂都存在戰略風險。莫斯科控制關鍵基礎設施——鐵路、能源——並且仍然是亞美尼亞的主要貿易夥伴。一旦外交關係惡化，經濟脅迫便會迅速到來：這位政治學家指出，“他們會在亞美尼亞的白蘭地或礦泉水中發現一些細菌。”
俄羅斯位於久姆裡的軍事基地還有近二十年的租約，但即使是已經凍結其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STO）參與資格的政府，也很少公開討論該基地。 “我不認為它會在那裡待上20年，”這位政治學家說，“但我不知道它為什麼要離開。”
至關重要的是，莫斯科迄今為止已經權衡利弊，認為報復並不值得——至少在一定範圍內。俄羅斯受到西方制裁的孤立，依賴少數幾個仍然開放的貿易通道，包括亞美尼亞，因此它採取的是一種冷靜的實用主義，而非懲罰性的本能反應。 “我不會稱之為同情，”這位政治學家指出，“而是一種更理性的考量。”
然而，一旦亞美尼亞退出歐亞經濟聯盟，這種考慮可能會改變——消息人士稱，在找到替代能源、市場和基礎設施安排之前，這一步目前是不可想像的。 「除非亞美尼亞找到新的市場、新的能源或其他任何東西——否則這無異於自殺，」一位民間社會人士直言不諱地說。
一種謹慎持有的歐洲願景
在這段真空時期，歐盟以非同尋常的速度採取行動。在2022年亞美尼亞領土遭受侵略後，歐盟部署了一支民事監測隊——目前已有超過250名來自歐洲和加拿大的非武裝警察在邊境巡邏。 “邊境居民對此非常滿意，”這位政治學家指出，“他們感到穩定。”
民眾對加入歐盟的支持率令人矚目：73%的亞美尼亞人完全或部分支持加入歐盟，2月的一項民調顯示，假設舉行入盟公投，51%的人會支持，只有13%的人反對。而支持完全親俄外交政策的人僅佔6%至9%左右。 “如果你想輸掉選舉，”一位政治學家評論道，“你就站出來說你是親俄政黨。”
然而，亞美尼亞民間社會的消息人士謹慎地區分了情緒與策略。去年，埃里溫與布魯塞爾簽署了一項戰略夥伴關係議程——正如一位消息人士所說，這是在「低調地進行改革，以免引起某些地緣政治中心的反感」。學者們將這種做法描述為亞美尼亞的「靜默歐洲化」——消息人士指出，這種模式早在現任政府之前就已存在：早在15年前的東部夥伴關係框架下，亞美尼亞就已悄然推行符合歐洲標準的改革，有時甚至連旗幟都不掛。
亞美尼亞的處境因其鄰國而更加複雜。消息人士指出，如果喬治亞的歐洲一體化進程無法恢復，亞美尼亞加入歐盟幾乎是不可能的——無論從地理上還是政治上都是如此。亞美尼亞總理在最近一次歐洲議會演講中，用了相當長的篇幅敦促歐洲議會議員重新與第比利斯接觸。
極化：一種武器，而不僅僅是一種症狀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6月7日的選舉正在進行中──也正是這一點令各方最為擔憂。亞美尼亞的政治兩極化並非只是創傷和失敗的自然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人為精心策劃的結果。
「兩極化是一種社會建構的局面，」一位民間社會人士表示，「它是由政治精英自上而下的戰略行動、對群體認同的心理強化以及媒體的結構性影響共同塑造的。」正如一位消息人士所言，這種被建構的二元對立——親歐派與親俄派——抹殺了絕大多數亞美尼亞人實際存在的微妙之處。民調始終顯示，86%至87%的受訪者希望在俄羅斯和西方夥伴之間保持平衡關係，而不是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
執政的「公民契約黨」打著歐盟旗號進行競選活動，並獲得了明顯的歐洲支持，成功地完全掌控了親歐敘事，使得規模較小、真正主張改革的政黨幾乎無話可說。 「如果我是一個只關注歐洲一體化議題的選民，」這位政治學家指出，「我會投票給有勝算的執政黨，而不是一個勉強才能達到4%門檻的政黨。」與政府對峙的是由前總統羅伯特·科恰良領導的「亞美尼亞聯盟」牽頭的、以親俄政黨為主的反對黨聯盟。
該聯盟由俄羅斯裔亞美尼亞億萬富翁薩姆維爾·卡拉佩蒂揚領導的「強大亞美尼亞」黨和亞美尼亞革命聯盟/達什納克黨組成。然而，這位政治學家表示，該聯盟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他們被認為無能、混亂且極其令人憎惡。要戰勝他們，你只需勉強能忍受就行了」。最新民調顯示，「公民契約」的支持率為28.8%，其次是「強大亞美尼亞」（14.9%）、「亞美尼亞聯盟」（12.1%）和寡頭加吉克·察魯基揚領導的「繁榮亞美尼亞」（8.7%）。
政府的核心競選敘事建立在對災難性失敗的「奧威爾式重建」之上，將其包裝成務實的進步：和平已經到來，經濟正在成長，道路正在建造。 「對於一個從未見過這些的群體來說，這確實令人印象深刻，」這位政治學家承認道——但他隨後補充說，所謂「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實際上只是「基本的道路建設和學校翻新，以及大規模的城市開發」。
這位政治學家表示： 「兩位數的經濟成長主要歸功於金融和資訊科技產業，而且自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亞美尼亞在規避對俄製裁的轉口貿易中扮演的角色也功不可沒。」 這一繁榮與該國獨特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地位直接相關。由於亞美尼亞是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EAEU）成員國，但同時又與西方保持開放的金融和外交管道，因此它已成為平行貿易和資本外逃的主要通道。
「選舉正是在這種麻木的間隙中進行——在全面清算到來之前」——一位亞美尼亞公民社會代表
少數特定群體和產業主要受益於經濟成長，尤其是在電子產品、汽車、機械以及黃金和鑽石等商品的再出口方面。前者從亞洲和西方進口，然後再出口到俄羅斯；後者則從俄羅斯進口，在亞美尼亞進行簡單的加工或包裝後，再出口到阿聯酋和中國等國家。其他受益者包括移居亞美尼亞的俄羅斯專業人士和企業。俄羅斯資本和移民的湧入顯著推動了亞美尼亞服務業的擴張，尤其是在埃里溫的銀行業、房地產業、酒店業和零售業。
然而，這位政治學家解釋說：“直接的社會經濟影響對更廣泛人群的影響範圍相當有限，受益的企業和個人也相對較少。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階層以及農村地區仍然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
難怪埃里溫的高檔咖啡館和餐廳現在擠滿了蓬勃發展的暴發戶階層，他們展示著奇特的時尚品牌和豪華汽車，這些景像人們通常會在賭場城市而不是前蘇聯首都看到。
儘管這筆財富高度依賴烏克蘭戰爭的持續，而且分配不均——它嚴重偏袒城市精英、地主和特定貿易部門，而通貨膨脹擠壓了那些不以外國貨幣賺取收入或在科技行業工作的普通公民——但它仍然為穩定創造了真正的支持力量，尤其是在農村和老年選民中。
這位政治學家補充說：「就經濟產出的政治影響而言，公眾的主觀感受似乎至少與數字本身同等重要。雖然扶貧工作並不那麼令人矚目，但由於自獨立以來長期貧困和被剝奪政治權利，公眾的認知基線相當低。」換句話說，他補充道：「即使是基本的資本支出和基礎設施建設，或是養老金的提高和全國醫療制度，尤其是對養老金的支持和執政黨。
此外，在一個兵役長期困擾著每個家庭的國家，即使將強制服役期從兩年縮短到十八個月，正如一位消息人士所說，「也贏得了許多母親的心」。
但民間社會人士警告說，在這層表象之下，法治正在悄悄瓦解。政府已將更換教會領導層列入其競選綱領——這被形容為「從國際人權角度來看令人震驚」。
一名年輕男子在教堂裡對著保鑣揮手，結果被判入獄；總理車隊的一名司機撞死一名孕婦，四年過去了，他仍未入獄服刑。消息人士稱，獨立的聲音被貼上「他們和俄羅斯人站在一起」、「他們和反對派站在一起」等標籤，以此來壓制異議，並使法外處分合法化。一位民間社會人士表示：“兩極分化的最大後果是，這種競爭剝奪了對方的政治生存權。”
消息人士最擔憂的是，那些原本可以引導大眾真正訴求改變的民主制度正在被侵蝕。 “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了，”一位消息人士說，“等到變革成為公眾訴求的時候，那些真正能夠促成變革的製度可能已經被侵蝕殆盡了。”
這項警告反映了更廣泛的模式：米哈伊爾·薩卡什維利執政時期在格魯吉亞犯下的錯誤，當時歐洲夥伴為了地緣政治利益而對國內侵犯人權的行為視而不見。 “如果格魯吉亞局勢向俄羅斯傾斜，”一位民間社會人士表示，“人們將會質疑其發生的原因。而原因在於本屆政府玩火自焚。”
一個不願選擇的國家
在精英階層兩極化的喧囂之下，民調顯示的是，民眾既不親俄，也不天真地親西方，而是頑固地務實，並且只是不希望被迫做出選擇。
摩爾多瓦和喬治亞面臨的生存壓力同樣適用於亞美尼亞，而來自東部土耳其和西部亞塞拜然的生存威脅更是雪上加霜。 6月7日的投票並不能解決這個難題，但它將揭示亞美尼亞還剩下多少耐心，以及它還能持續多久。
同時，在俯瞰埃里溫的「階梯」——一座蘇聯時期建造的宏偉露天博物館，形狀像階梯——的台階上，來自歐洲和中東各地的遊客和學生熙熙攘攘，彷彿置身於高加索的巴別塔之中。在城市的另一端，亞拉臘山從鄰近的土耳其拔地而起，聳立於雲霧之上。在這個以歷史上第一個基督教國家而自豪的國家，《聖經》的影子無所不在。
我們在歌劇院附近遇到的一位男士直言不諱地說：“亞美尼亞人曾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作戰，並在他們的壓迫下生存，最終找到了與雙方和睦相處、共同合作的方法。為什麼今天就做不到呢？你們還要戰鬥多久呢？”
亞美尼亞領先的獨立媒體機構Civilnet的總編輯卡倫·哈魯秋尼揚密切關注著這次選舉。他與我們分享了他冷靜客觀的解讀。對於帕希尼揚競選的核心議題——和平協議，哈魯秋尼揚明確區分了沒有戰爭和真正的和解。他指出，目前被關押在巴庫的19名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前領導人（包括三位前總統和慈善家魯本·瓦爾達尼揚）的命運，明顯不在政府的議程之內。在最近於埃里溫舉行的兩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峰會上，這個問題都沒有被提及。 「這不是優先事項，」他說。他暗示，原因可能是出於政治考量：「如果魯本·瓦爾達尼揚回到亞美尼亞，他可能會成為帕希尼揚的政治對手。」談到俄羅斯，哈魯秋尼揚同樣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其結構性現實。莫斯科以大約歐洲平均價格的三分之一向亞美尼亞供應天然氣，營運該國唯一的核電廠——該核電廠提供全國約30%的電力——並控制著上拉爾斯檢查站，超過60%的亞美尼亞出口貨物都要經過這裡。俄羅斯匯款仍佔亞美尼亞GDP的10%左右。 「你很難取代這些，」他說，「這真的很難。」關於虛假訊息，他反駁了主要威脅來自俄羅斯的說法。他認為，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國內——地方政客擁有資源來進行自己的影響力活動。執政黨控制著公共電視台；反對派寡頭控制著他們自己的頻道。 「有三個群體，」他說：俄羅斯勢力、政府和分散的反對派。 “而且反對派並非一個同質化的整體。”
🤝本文是PULSE合作計畫的一部分，得益於 n-ost 的「掌握協同效應」倡議。文章是基於亞美尼亞公民社會人士和一位亞美尼亞政治學家的背景介紹，他們都要求匿名。 György Folk（匈牙利HVG）、Victoria Dumbravă 和 Anastasia Antoceanu（摩爾多瓦Agora.md）也對本文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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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政治或地緣政治的語境下（正如《Voxeurop》這篇關於亞美尼亞選舉與外交轉向的報導所分析），「極化」（Polarisation）之所以被視為一種「武器」，而不僅僅是一種「症狀」，是因為它並非社會在經歷創傷、戰敗或焦慮後自然產生的副產品（症狀），而是由政治精英、外部勢力或特定利益集團「刻意製造與操弄」的戰略工具（武器）。
從這篇報導的核心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將極化視為武器的原因拆解為以下幾個維度：
1. 極化是用來「抹殺理性與中間溫和地帶」的戰略
報導中的亞美尼亞民調顯示，高達 86–87% 的受訪民眾其實採取非常務實的態度——他們希望在西方（歐洲）與俄羅斯之間取得外交平衡，而不是被迫選邊站。
然而，當政治精英將極化當作武器時，他們會刻意將這種複雜的現實簡化為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例如：「親歐 vs. 親俄」、「愛國 vs. 賣國」）。這種非此即彼的劃分法，強迫中間派選民必須歸隊，剝奪了理性討論政策空間的可能。這不是社會分裂的「症狀」，而是建制派與特定政黨用來鞏固自身權力的「手段」。
2. 精英階層用來「收割政治資本、排擠競爭者」的工具
在亞美尼亞的選舉中，執政的「公民合約黨」（Civil Contract）大力揮舞歐盟旗幟，將自己完全塑造成「親歐/進步」的唯一代表。
- 對內： 這種極化操作成功地將其他同樣支持歐洲改革、但規模較小的政黨邊緣化。選民被迫在「有機會贏的執政黨」與「親俄反對派」之間二選一，小型第三方政黨因此失去生存空間。
- 對外： 這成為向國際社會（如歐盟）索取支持與資源的籌碼，透過強化「不選我就會落入敵對陣營（俄羅斯）」的生存恐懼，來獲取政治正當性。
3. 作為地緣政治的「認知作戰與干預工具」
對於外部強權（如俄羅斯或其他地緣政治參與者）而言，極化是成本最低、破壞力最強的武器：
- 分而治之： 透過媒體、社群網路和心理強化（Psychological reinforcement），外部勢力可以不斷放大該國社會內部的群體認同衝突，讓一個國家因內部嚴重內耗而無法形成統一的國家戰略。
- 破壞穩定： 當一個國家的社會兩極化到了頂點，任何選舉結果都會有一半的人民拒絕承認，從而引發動盪，這給了外部強權介入、施加經濟脅迫或進行政治操控的絕佳機會。
總結
誠如文中受訪的公民社會代表所言：「極化是一個被社會建構出來的局勢（socially constructed situation）。」
它是由上而下（Top-down）透過媒體結構、心理操弄以及政治精英的戰略行動精心雕琢而成的。如果僅僅把它看作是社會受創後的「症狀」，就會忽視那些在幕後操盤、藉由社會分裂來牟取權力與利益的真正黑手。在現代政治中，製造分裂、消除中間派、讓社會陷入癱瘓，本身就是一場高明的武器化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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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Voxeurop》這篇關於亞美尼亞的深度報導中，文內引述政治學家所指的**「奧威爾式重建」（Orwellian reconstruction），是指政府透過操弄語言、重新定義現實，將本質上的「重大災難與失敗」扭曲或包裝成「勝利與進步」的政治宣傳手法**。
這個詞源自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經典小說《1984》，在書中，極權政府透過「新話」（Newspeak）和「雙重思想」（Doublethink）來控制人民的認知。例如，政府的座右銘是「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奧威爾式重建」的核心就在於：它試圖改寫社會集體記憶，讓人民接受一套與殘酷現實完全相反的官方敘事。
為什麼政府要把核心競選敘事建立在這種「奧威爾式重建」之上？
結合報導內容，這種作法背後有非常現實的政治精算和心理操控：
1. 掩蓋災難性失敗，轉移政治責任
亞美尼亞在近年經歷了極為慘痛的歷史挫敗（如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納卡地區的割讓、戰爭失敗以及數十萬難民的流離失所）。對於任何執政黨而言，這都是足以致命的政治危機。
為了生存，政府不能承認這是「失敗」，必須進行「奧威爾式重建」：將丟失領土、戰敗撤退的既成事實，在敘事中改寫為**「和平終於到來」、「我們擺脫了歷史包袱」**。這是一種將「被迫妥協」包裝成「主動追求和平」的政治話術。
2. 利用民眾對和平的極度渴望進行心理綁架
經歷過戰爭與動盪的社會，人民往往處於極度的集體創傷與焦慮中。此時，政府不斷複誦「和平已經到來，經濟正在成長」，切中了民眾最脆弱、最渴望安全感的心理。即便現實充滿隱憂，官方所建構的「穩定假象」依然能成為最強大的吸票機。
3. 放大「基本政績」，創造進步的視覺奇觀
正如那位政治學家所分析，政府將大量的政治宣傳資源傾注在基礎設施上——蓋道路、翻新學校、搞大規模的城市開發。
- 為什麼這很有效？ 因為基礎設施是「肉眼可見」的。對許多偏遠或長期被忽視的社群來說，一條鋪好的新馬路就是最直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進步。
- 它的奧威爾本質在哪裡？ 政府將這些本該是政府日常職責的「基本道路維修」與「學校翻新」，放大、包裝成驚人的**「龐大國家現代化建設」**。透過視覺上的「蓋大樓、修馬路」，去沖淡國家在主權、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上遭受的毀滅性打擊。
總結
政府之所以採取「奧威爾式重建」，是因為當現實的失敗大到無法修補時，修改「詮釋現實的語言」成了成本最低、最能鞏固權力的武器。
它成功地利用了人民的認知落差：只要不斷重複「我們在進步、我們在建設」，就能在政治宣傳中把一場地緣政治的潰敗，重塑為一場通往和平與經濟繁榮的「務實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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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關於摩爾多瓦、喬治亞和亞美尼亞的描述，精準地勾勒出夾在強權地緣政治夾縫中，「小國的頑固務實」。精英階層為了爭奪權力或順應外部壓力，不斷在媒體和體制內煽動兩極化的對立（親歐 vs. 親俄）；但底層的普通民眾，每天面對著生存與戰爭的具體威脅，他們的心態不是天真的浪漫主義，而是「只要不被迫做出非黑即白的選擇，就是最好的選擇」。
當我們把同樣的視角投向台灣，會發現極其相似的結構性困境，但同時也存在著完全不同的籌碼與局勢。
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來剖析「台灣呢？」這個提問：
一、 台灣選民的「頑固務實」：永遠的維持現狀
在台灣，政治精英、政黨政論和社群網路上，每天同樣上演著高度兩極化的喧囂（如「抗中保台」vs.「和平親中」，或是被標籤化的藍綠白對立）。但如果剝開這些喧囂，去看台灣社會歷年來最穩固的民意底色，會發現與這三個前蘇聯國家高度相似。
根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或最新的長期民調，台灣有高達六成以上（甚至在2026年最新民調中創下高達 63% 新高）的民眾，不論未來走向如何，現階段的核心訴求都是「永遠維持現狀」。
- 不天真親美，也不親中： 台灣人一方面非常務實地知道，國防和經濟上需要美國與民主陣營的支持；但另一方面，社會上也存在著清醒的懷疑論（例如：美國是否會真心出兵？）。同樣地，台灣與中國大陸有著極深的經貿與文化連結，但絕大多數人對對岸的政治體制與主權吞併保持高度警惕。
- 不願被迫做選擇： 所謂「維持現狀」，本質上就是台灣人**「不希望被迫做出終極選擇」**的集體防衛機制。因為任何非黑即白的終極選擇（不論是立即宣布獨立還是走向統一），在現實地緣政治中都意味著現有生活方式的毀滅或戰爭。
二、 台灣與「摩、喬、亞」三國的本質差異
雖然同樣面臨「不願選擇」的生存壓力，但台灣在國際地緣政治中所擁有的籌碼，與摩爾多瓦、喬治亞、亞美尼亞有著天壤之別。這三個國家的無奈，在於他們隨時可能被邊緣化；而台灣的無奈，在於台灣處於世界風暴的最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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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維度 |
摩爾多瓦 / 喬治亞 / 亞美尼亞 |
台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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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與戰略位置 |
處於內陸或黑海邊緣，地緣政治的「邊緣緩衝帶」。 |
處於第一島鏈的中心，控制著全球最繁忙的黑潮航道與南海咽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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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產業籌碼 |
經濟體量較小，主要依賴農業、旅遊或勞工匯款，容易遭受經濟脅迫。 |
全球半導體與 AI 供應鏈的核心（如台積電）。世界科技產業無法承受台灣停擺的代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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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威脅來源 |
主要是俄羅斯的軍事陰影（如境內的實質分裂勢力），以及土耳其、亞塞拜然等歷史與領土世仇。 |
來自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擁有核武的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主權的直接宣稱。 |
這意味著，高加索或東歐小國的務實，往往帶著一種「希望大國不要注意到我」的卑微；而台灣的務實，則是**「在全世界都盯著我的時候，如何用實力與矽盾換取生存空間」**。
三、 台灣精英的「奧威爾式」與「極化武器」
正如你前一個問題提到的「奧威爾式重建」與「極化作為武器」，這兩套邏輯在台灣的內部政治中也運作得淋漓盡致：
- 極化作為武器： 台灣的政治精英也非常擅長將複雜的公共議題（能源、國防、外貿）簡化為二元對立。不贊同某種外交路線就被貼上「中共同路人」的標籤，或者不贊同另一種路線就被罵是「出賣台灣利益」。這種極化操作抹殺了溫和、理性的中間討論空間，迫使務實的民眾在選舉時只能被迫進行「防禦性投票」。
- 敘事的包裝：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執政，政府的核心敘事往往也充滿了修辭的包裝。例如將重大的外交退讓或經貿妥協包裝成「重大的國際突破」；或者將日常的基礎建設與補貼，包裝成帶領台灣走向世界的世紀工程。
結語：亞美尼亞的投票，與台灣的耐力
正如你引述的文末所言：「投票並不能解決這個難題，但它將揭示這個國家還剩下多少耐心，以及它還能持續多久。」
台灣同樣面臨著這場關於「耐心」與「韌性」的無限賽局。每幾年一次的選舉，並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台灣在美中對抗夾縫中的定位難題。台灣人的頑固務實，就是台灣這幾十年來維持穩定的防波堤。
台灣的難題不是會不會在明天被解決，而是台灣社會在面對內部極化武器的內耗、以及外部地緣政治的驚濤駭浪時，我們這個國家還剩下多少耐心，以及我們究竟還能靠著務實的智慧，持續維持這個現狀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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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需要共同體，而共同體需要最低限度的信任
「如果這個問題在未來三十年都沒有答案，台灣社會是否仍有耐心一起生活？」
這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而且某種程度上，Voxeurop 對亞美尼亞的描述確實可以引發對台灣處境的聯想。
不過，「韌性（resilience）」與「耐心（patience）」其實不是同一件事。
韌性：受到壓力後仍能維持運作、恢復功能。
耐心：願意長期承受不確定性、接受問題無法快速解決。
一個社會可能很有韌性，但逐漸失去耐心。
台灣的困境：問題沒有「終局」
許多政治問題都有明確終點：
稅率調整；
年金改革；
基礎建設；
但兩岸問題可能是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問題。
因此，台灣社會必須長期生活在：
既不統一；
也不宣布法理獨立；
沒有和平條約；
沒有戰爭結束；
這種「沒有終點」的狀態。
長期的不確定性，本身就會消耗社會耐心。
極化最大的消耗，不一定是立場不同，而是「互不信任」
一個民主社會可以存在：
統派；
獨派；
中間派；
問題不在於意見不同，而在於：
當彼此開始相信：
「對方會毀掉國家」；
「對方不是自己人」；
「只要對方執政，國家就完了」；
那麼每一次選舉，都會變成：
「最後一戰」。
久而久之，社會會出現政治疲勞。
韌性需要共同體，而共同體需要最低限度的信任
很多研究都指出：
一個社會真正的韌性，不只是：
飛彈多少；
GDP 多高；
晶片多先進；
還包括：
人們是否仍然相信：
「即使支持不同政黨，我們仍然屬於同一個共同體。」
如果這種共識消失，
那麼：
每次選舉都是生死決戰；
每次政黨輪替都是清算；
每個歷史敘事都互相否定；
社會的耐心就會被不斷消耗。
但台灣也有一個優勢
從 1996 年首次總統直選至今，台灣已經：
經歷多次政黨輪替；
經歷多次重大危機；
經歷不同國際局勢；
卻沒有因為一次選舉而崩潰。
這代表：
台灣的制度韌性，其實比很多人想像得更強。
或許真正的挑戰不是：
「統一還是獨立？」
而是：
「如果這個問題在未來三十年都沒有答案，台灣社會是否仍有耐心一起生活？」
因為歷史上許多國家不是輸給外敵，而是輸給：
永無止境的內耗；
將政治對手視為敵人；
失去對制度的信任；
對未來徹底絕望。
所以，你引用的那句話：
「投票並不能解決這個難題，但它將揭示這個國家還剩下多少耐心，以及它還能持續多久。」
放在台灣語境下，也許可以改寫成：
每一次選舉，都不是在終結兩岸問題，而是在測試台灣是否仍然願意在沒有終局答案的情況下，繼續作為一個共同體存在。
而「韌性」最終考驗的，也許不是面對外部壓力時能撐多久，而是：
在長期分歧之下，是否仍然保有彼此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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