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台灣太多間諜、決心不明、連該付的錢都不乾脆。」

「台灣太多間諜、決心不明、連該付的錢都不乾脆。」

前國民黨立委許毓仁在5月4日接受INSIDE 硬塞的網路趨勢觀察對談時，明白談到：

在華府眼中，台灣正深陷一場嚴重的『誠信與決心』危機。美方曾直言台灣內部間諜橫行，而朝野對軍購預算的政治內耗，更讓美國難以看清台灣的防衛意志。以川普的地產商思維來看，台灣就像是一個簽了條款清單（Term Sheet）卻遲不打款、百般推諉的『不上道盟友』。當政治決策淪為不乾脆的交易行為時，對美方而言，將台灣標價變賣並非難事。台灣必須立即降低國防預算這個最大的政治變因，用實際的軍購行動證明決心；否則當外部局勢瞬息萬變，台灣將從戰略有利位置迅速墜入無力的深淵。

讓人不禁懷疑立委出身的許毓仁他的「議會制、對協商式、自由主義、民主」基本概念是甚麼？

德國政治思想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曾提出一個極具挑釁性的命題：「對議會制、對協商式政府的信仰，屬於自由主義，而不屬於民主。」這句話之所以刺耳，在於它顛覆了現代人對民主的直覺理解——在施米特看來，議會、協商、妥協這些被視為民主核心的制度安排，反而不是民主的本質。

施米特對民主的定義極為激進。他認為，民主的核心不在制度，而在於人民作為一個整體的同質性，以及能夠被清楚表達的統一意志。真正的民主，不是冗長辯論後的折衷，而是人民能夠直接說出「要或不要」、明確區分敵我，並迅速形成決斷。在這樣的理解中，公投、群眾動員，甚至強勢領袖直接訴諸人民，反而比議會更接近「民主」。

相對地，他將議會制度、權力分立與協商政治歸入「自由主義」範疇。這些制度的目的，不是實現人民意志，而是限制權力、保護個人、避免多數暴政。然而，在施米特看來，這些機制的代價正是：不斷稀釋、延遲，甚至扭曲原本應該被直接表達的人民意志。議會不是人民，而是各種利益與代表的拼貼；協商不是決策，而是逃避決斷。

許毓仁描繪的這幅令他不安的圖像——一個「不上道」且「遲不打款」的台灣，本質上是在診斷一場關於「主權決斷力」失蹤的政治悲劇。若將許毓仁的務實觀察導入卡爾·施米特的理論架構，他看到的是：台灣正試圖用極致的「自由主義式內耗」，去應對一個隨時可能降臨的「例外狀態」。

許毓仁為何描繪出這樣耐人尋味的圖像呢？

表面上看，他是在陳述一個地緣政治的困境。但若以卡爾‧施米特的理論透鏡來檢視，這幅圖像立刻顯現出一個更為尖銳的結構性矛盾：許毓仁所哀嘆的，正是自由主義制度在面對「政治」本質時的必然失敗；而他渴望的解決方案，卻又不自覺地指向了施米特式的「主權決斷」。

首先，許毓仁所描述的「內耗」、「紛爭」與「決心不明」，在施米特眼中根本不是「問題」，而是自由主義議會政治的常態。當台灣內部的朝野政黨圍繞軍購預算進行協商、妥協、討價還價時，這恰恰是議會制發揮功能的方式——分權、制衡、保護多元利益。然而，當外部威脅（施米特所說的「例外狀態」）逼近，這種自由主義的制度設計就暴露了它的「無能」：它只能產生曖昧的「共識」，卻無法產出清晰的「決斷」。許毓仁抱怨美方看不清台灣的「意志」，正是因為自由主義制度天生就不擅長、甚至刻意迴避產生一個單一、明確、可直接表達的人民意志。

其次，許毓仁搬出川普的「地產商思維」與「打款」邏輯，更進一步落入了施米特所批判的陷阱：用經濟交易取代政治判斷。施米特曾尖銳指出，自由主義傾向於將所有政治問題轉化為「生產與交易」的問題。許毓仁呼籲台灣應成為一個「付錢爽快」的「客戶」，這正是將美台關係從「敵友劃分的政治盟約」降級為「契約履行的商業買賣」。在施米特看來，當你開始用「是否上道」來衡量盟友時，你已經喪失了辨別誰是真正敵人、誰是潛在盟友的政治本能。難怪川普可以輕易地將台灣「標價變賣」——因為在交易的邏輯裡，沒有什麼是不能出售的。

最後，也是最耐人尋味的一點：許毓仁提出的解方——「對外降低一切的變因，最大變因就是國防這件事」——恰恰在呼喚一個施米特式的主權者。他要求一個不再猶豫、不再內耗、能直接用「實際行動」（軍購）證明「決心」的台灣。這個台灣必須能排除內部雜音，在同質化的「我們」與「他們」（敵人/不上道的對象）之間劃出清晰界線。這正是施米特所定義的「政治」：一種能夠在例外狀態下，繞過議會、協商與程序，直接訴諸某種「整體決心」的行動能力。

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深刻的悖論：

許毓仁用的是自由主義的「交易語言」去抱怨自由主義議會制的「無能」，但他內心深處真正嚮往的，卻是施米特式的「決斷政治」。然而，一旦台灣真的走向那種追求「同質性」與「直接意志」的道路，它將不再是一個讓美國感到「可靠」的民主夥伴，而會變成一個施米特式的、內部排他、外部尖銳對抗的政治實體——而那，恰恰是當今主流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最無法容忍的「變因」。

許毓仁的發言，表面上是一個務實的政治建言，實則暴露了一個深刻的思想癥結：他一方面活在自由主義的制度框架內，另一方面卻無法忍受自由主義必然帶來的「內耗」與「遲疑」，從而在焦慮中轉向對「強人意志」的呼喚。

這種傾向，可以從以下三個層次予以批判：

一、「效率」對「程序」的僭越：自由主義的價值被掏空

許毓仁批評台灣「朝野紛爭」、「決心不明」，抱怨「簽了term sheet就是不打款」。這些話語的核心預設是：政治決策應該像商業交易一樣迅速、果斷、沒有雜音。

然而，這恰恰是對民主政治最大的誤解。民主的核心價值從來不是「效率」，而是「正當性」。議會中的爭論、預算審查的拖延、在野黨的杯葛——這些看似「不上道」的過程，正是多元社會避免多數暴政、保障少數權益的必要機制。許毓仁將這些機制貶為「變因」、要求「對外降低」，本質上是用工具理性取代程序正義，把政治人物當成企業CEO，把國家治理當成公司營運。

二、施米特的陷阱：當「決斷」成為渴望

許毓仁真正想要的，其實是一個施米特式的「主權者」——能夠在例外狀態下繞過議會、排除異議、直接用行動證明「決心」。

但施米特的危險之處，正在於此。當他將民主定義為「統一人民的直接意志」，並貶抑議會協商為「逃避決定」，他其實是在為強人政治鋪路。歷史上，這種邏輯的最終站，不是「果斷的民主」，而是威權統治的正當化。

許毓仁或許沒有意識到，他所哀嘆的「內耗」，正是自由主義民主用來對抗獨裁的防火牆。當他呼籲「降低變因」、「用實際行動證明決心」，他無意間站到了施米特的一邊——而那一邊，曾經為希特勒提供了理論合法性。

三、交易邏輯的終點：把自己變成商品

許毓仁用川普的「地產商思維」來理解美台關係，將國防預算視為「打款」，將台灣定位為「客戶」。這個類比看似務實，實則自我矮化。

當你把自己當成「客戶」，你就承認了對方可以選擇「不做你的生意」；當你把自己當成「付款方」，你就默認了對方可以評估你「值不值得服務」。許毓仁抱怨美國可能將台灣「標價變賣」，卻沒有意識到：正是他提出的交易邏輯，賦予了美國這樣做的正當性。

在政治的世界裡，沒有什麼比「把自己當成商品」更危險的姿態。真正的盟友關係建立在共同的價值與戰略利益之上，而不是「付錢爽不爽快」。許毓仁的邏輯，恰恰摧毀了台灣爭取美國支持的道德與政治基礎。

許毓仁的困境，其實是一個更大的時代癥候：

他無法接受自由主義的代價（內耗、拖延、曖昧），卻又不願放棄自由主義的紅利（和平、多元、權利保障）；他渴望強人的果斷，卻害怕強人的專斷；他用交易的語言抱怨政治，卻在抱怨中暴露了自己對「決斷政治」的嚮往。

這種矛盾，最終指向一個尷尬的事實：許毓仁並非在捍衛台灣的民主，而是在用民主的語言，為一種與民主格格不入的「效率崇拜」辯護。他批評台灣「不上道」，卻沒意識到——真正「不上道」的，或許是用商業邏輯衡量政治決斷、用客戶心態面對生存危機的自己。

施米特曾警告：當自由主義失去對抗例外狀態的能力，它就會被更強勢的政治邏輯吞噬。許毓仁的發言，恰恰證明了這個警告的現實性——只不過，吞噬自由主義的，未必是外部的敵人，而是內部對「強人意志」的焦慮與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