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誰建議紹總統撤軍？
第二章
誰建議紹總統撤軍？
(第39頁)
AK 步槍如索命孤魂般的槍聲從四面八方響起。當夜幕仍籠罩著高地山區時，波萊古（Pleiku）的天空已被火光照亮。這場猛烈的攻擊造成了慘重損失：137 名軍人受傷，多架飛機被摧毀或受損。
這難道是 1975 年 3 月從波萊古進行的那場大撤退嗎？不，這是發生在整整十年前，即 1965 年 2 月 7 日凌晨 2:00，針對美國顧問營區的一場襲擊。就這樣，波萊古點燃了戰火。在不到 14 小時內，美國海軍噴射機便穿過濃雲，轟炸了位於北緯 17 度線以北約 40 英里的北越同海（Đồng Hới）軍營。這場報復行動引發了一連串快速演變的事件，改變了越南戰爭的性質以及美國在該戰場上的角色。
波萊古，真是一個奇特的地方！如果說大規模戰爭是在這裡爆發的，那麼它也在這裡終結，因為實際上，在撤出波萊古之後，一切就已經結束了。
因此，這一事件可能是第二共和國歷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許多讀者至今仍感到困惑並提出諸多疑問。在此處及下一章中，我們將補充紹總統（Tổng thống Thiệu）親自講述的細節，並根據新數據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時重溫前兩本書中提到的一些事實以保持連貫性。我們僅記載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之事，僅此而已；至於其中的虛實真偽，我們無權評斷，交由歷史去裁決。(第40頁)
第 40 頁
「必須放棄第一軍區，且必須立即行動」
是誰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在《Khi Đồng Minh Tháo Chạy》（當盟友撤退時）一書中，我們記載了根據馬丁大使（Ambassador Martin）的說法：1974 年底左右，「南越政府內部的一個小組，在一位來自他國、表現卓越的退役軍官顧問指導下，被指派研究一項縮減領土的計畫。」隨後，法蘭克·斯納普（Frank Snepp）披露該人便是澳洲准將泰德·塞隆（Ted Sarong）。
如今，我們掌握了更多關於塞隆將軍建議的細節。他是一位游擊戰與反叛亂戰爭專家，在越南擁有豐富經驗，早在 1962 年吳廷琰總統時期，便被澳洲政府任命為駐西貢的澳洲陸軍軍事訓練顧問團（Australian Army Training Team）團長。1970 年代初期，他還在南越共和國的軍事大學任教。
回顧歷史，此人在 1975 年 1 月和 2 月的角色，對紹總統在 3 月決定撤軍產生了深遠影響。塞隆的角色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同時與鄧文光中將、陳善謙總理以及與紹總統有親戚關係的吳克靜部長共事。
為了讓讀者便於理解，我們首先回顧 1974 年的一些事件：
1974 年夏季
這段時間發生了許多接踵而來的變故：美國國會削減軍援、尼克森總統辭職、前線軍事形勢嚴峻。美國國會削減軍援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令南越政府措手不及。因此：
鄧文勸將軍（Tướng Đồng Văn Khuyên）：身兼聯軍參謀長及後勤總局局長，向總統提交了一份構想，主張南越應縮減領土，使其與被削減後的援助水準相稱。
關於美方，則有兩位顧問：
約翰·默里將軍（General John Murray）：繼艾布蘭將軍之後的美國駐越武官。在一項詳盡的研究中，他得出結論：「資金的流失約等於領土的流失。」他建議根據不同的軍援水準建立相應的防禦線。默里將軍的分析極具說服力。例如，在評論軍援水準對南越軍隊作戰能力的影響時：如果援助僅為 7.5 億美元，那麼對於（1）作戰、（2）在激烈區域作戰、（3）進攻，這三項能力的支援答案皆為「否定」。在 1974 年底的會議中，紹總統常提到**「根據援助水準制定相應戰略」。這句話解釋了他在地圖上畫出的防線，即他用樸素代號稱之為「小頭大屁股」**（頭小尾大）的「重新部署」戰略。
馬丁大使（Ambassador Martin）：最近我們發現了更多關於這位大使建議的資料。在政權垮台前僅 4 天（4 月 26 日）發給國務卿季辛吉的一份密電中，馬丁透露：「我曾說服紹接受事實上的割地（見附錄）。」
為什麼會這樣？馬丁解釋說，在 1974 年夏天國會削減援助之前，「南越軍隊實際上掌握了主動權，而北越甚至已決定無限期推遲南方的戰爭，轉而集中於北方重建。我說服紹接受事實上的割地，即讓北越軍隊控制長山山脈（Trường Sơn）上的某些據點。如此一來，戰爭強度可降至可控範圍，且不影響經濟發展。」 （第 43 頁）
1975 年 1 月：「外科手術式計畫」
泰德·塞隆准將（Chuẩn Tướng Ted Sarong）： 1975 年 1 月初，塞隆將軍在陳善謙總理位於白騰碼頭（Bến Bạch Đằng）的官邸與其會晤，由吳克靜先生擔任雙方的聯絡人。在塞隆簡報了因美國削減軍援而導致的艱困戰場形勢後，他提議了一項戰術，稱之為**「外科手術式計畫」（A Surgery Plan）**。
作家安妮·布萊爾（Anne Blair）根據塞隆將軍的日記以及對其長達 18 個月的訪談，在《There to The Bitter End》（堅守到痛苦的終局）一書中，記述了塞隆從 60 年代初到政權垮台期間在越南的活動，並披露了許多與紹總統撤軍計畫相關的細節。
起初，當補給陷入困境時，塞隆將軍曾提議整修一家舊的法國彈藥鑄造廠投入使用，但因需進口大量原材料而發現並不可行。隨後，他寄望於即將開採的石油能成為南越共和國的獨立資金來源以取代援助。到了 1975 年 1 月，他告知越方他已有一套應急方案，吳克靜隨即安排了後續會議。
在與陳善謙的一場會議中，塞隆首先總結了他對軍事局勢的分析：
共產黨已佔據優勢至少一年。在從 1972 年「復活節攻勢」的損失中恢復後，他們現在能根據自選的時間和地點，從柬埔寨和寮國調遣師級部隊進入南方。
在第四軍區，政府僅能控制城鎮，南越軍隊兵力過於分散，缺乏可供緊急調用的預備隊。
西貢已被包圍，僅能依靠空軍和警察力量。
在第二軍區，北越第 320 師（南方經驗最豐富的部隊）目前正集結在波萊古和崑嵩（Kontum）周邊，這兩省位於胡志明小道的連接點。塞隆說：「我不需要提醒各位，這條小道穿過寮國，全長 1900 公里，全天候可用，且多處重要地段已鋪設瀝青，蘇聯提供的運輸車可成雙排並行。」
第一軍區是最危險的地方。 陳善謙靜靜地聽著。在最北端的五個省份，北越軍隊得到了越共單位的加強。那裡的部隊擁有極高的機動力，並具備完善的後勤支援和戰略通訊。
共產黨軍隊現在可以直趨南方，因為此前從北方運送補給的難題已解決：輸油管的泵油站正公開運作。
部署在北方的五個南越師即將被孤立，一旦被圍，這五個師將全軍覆沒。
報告結束後，塞隆將軍總結道： 「必須放棄第一軍區，且必須立即行動。」
「我同意，」陳善謙總理回應道，「我們將失去一大片領土，包括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心順化。」停頓片刻，陳善謙續道：「紹總統也知道這個提議，他傾向於接受這種必要性，但他擔心如果自己主動（initiative）這麼做，用他的話說，可能會擾亂強權們的『秘密計畫』。」隨後陳善謙問：「那麼，你能直接跟總統談談嗎？」塞隆同意了。第二天，紹總統的辦公桌上便出現了一份題為**《手術時刻》（A Time for Surgery）**的提議。塞隆態度堅決，甚至建議越方必須在兩週內執行該計畫。
此時，因在馬來西亞時期的成就而聞名的英國游擊戰專家**羅伯特·湯普森爵士（Sir Robert Thompson）**應美國要求來到越南視察。美大使館收到了塞隆計畫的副本並交給湯普森研究。湯普森來到塞隆辦公室討論，其結論是：「南越仍能抵抗，無需撤出第一和第二軍區。」塞隆認為湯普森不切實際：「你的行程每天只能走訪一個北方師，所以你的判斷完全取決於那些師長告訴你的內容。鮑勃（Bob），你是游擊戰與反叛亂專家，但現在的問題是常規戰爭。在常規戰方面我有經驗，而你沒有。這是真正的戰場，我的分析可能比你的更精確。」聽完後，湯普森向塞隆告辭。
[我們在此補充兩點事實：
湯普森回到華盛頓後，向福特總統報告：「如果河內決意投入所有預備師，南越將至少失去傘兵師、海軍陸戰隊師及另外一至三個師，隨後垮台……南方正準備繼續戰鬥，若能獲得最低限度的援助以激勵民心並阻遏河內，讓他們堅持足夠久，就能結束美國的干預。但若無支援，南方將在美國永恆的恥辱中垮台。」
3 月 10 日，即邦美蜀（Ban Mê Thuột）失陷當天，華盛頓美國眾議院決定拒絕南越懇求的 3 億美元追加軍援。這是一個令我們在向紹總統報告時感到極其痛苦的事實。] （第 46 頁）
「應將所有正規部隊撤出第一及第二軍區」
根據塞隆（Sarong）的回憶錄：
「到了 1975 年 2 月 14 日，紹（Thiệu）距離我給出的最後期限——即 2 月中旬——只剩下一天了。」
塞隆極度重視**「戰略主動權」（Strategic Initiative）**，他認為：「哪裡缺乏主動權，就必須在哪裡創造主動權，因為主動權是『戰略動能』（Strategic Momentum）的基礎。」他分析道，根據河內在 1972 年「復活節攻勢」中的戰略經驗，「北越軍隊在遠距離後勤補給方面經驗極其匱乏，通常無法在距離補給儲備點超過 150 公里的戰線上作戰。」
基於此，塞隆顧問建議紹總統應利用北越軍隊的這項後勤弱點，最好的方法是：「應將南越共和國的所有正規部隊撤出第一及第二軍區。」 目的在於集中兵力保衛南方的核心領土。塞隆相信，一個縮小範圍的南越，在彈藥耗盡前，仍能支撐到 1975 年底甚至更久。
2 月 25 日，塞隆記錄道：「紹親自畫了一張地圖，看還能守住哪些地方。那張地圖看起來像一副骨架：黑色區塊逐漸取代了白色區塊，白色區塊正在消失，只剩下一些孤立的據點（Enclaves）。」
1975 年 3 月：「戰爭已經結束了」
3 月初，吳克靜先生以紹總統中間人的身分拜訪塞隆徵詢意見。塞隆回答：「請轉告總統，戰爭已經結束了。三週前就已經結束了（Tell him the war is over. It has been over for three weeks）。」僅在 48 小時後，北越第 320 師便攻破了山地族首府——邦美蜀（Ban Mê Thuột）的防線。
就在文進勇將軍的部隊進攻邦美蜀的前一天晚上，陳善謙總理再次詢問塞隆，如果現在執行撤軍計畫是否太晚？塞隆回答：「我說已經太晚了，但無論如何仍必須繼續執行我的計畫，寄望於或許會發生某些不可預見的事情，來延緩北越的進軍。事實上，他們（南越）已別無選擇。」
「在邦美蜀陷落四天後的下午六點，」塞隆寫道，「各方報告顯示，參謀總部（Joint General Staff）根本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What the hell going on）；但無論發生什麼，肯定都不是好事！」
關於紹總統下令撤軍一事，塞隆評論道：「沒有計畫。沒有準備。什麼都沒有。只是棄船而已（No plans. No preparations. Nothing. Just abandon ship）。」
當順化與峴港擠滿了撤離的難民時，周金仁（Châu Kim Nhân）先生拜訪了塞隆，告知內閣即將改組，他可能會接任國防部。周先生詢問塞隆是否能協助他。「可以，」塞隆回答，「但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你的第一道命令必須是：禁止將直升機作為行動指揮所（Command Posts），將那些該死的將軍派到地面上，與士兵們共生死（Put the damn generals on the ground to die with the troops）。」
在隨後調整的計畫中，塞隆建議應建立一條從**潘郎（Phan Rang）經春祿（Xuân Lộc）到西寧（Tây Ninh）**的防線。讀者請注意：紹總統在「重新部署」計畫中所繪製的第六條防線，是從西寧延伸至芽莊（Nha Trang）（見地圖）。
（第 48 頁）
3 月 11 日的歷史性會議
1975 年 2 月底，福特總統在收到紹總統關於福隆省（Phước Long）失守的信函後，派遣了一個國會代表團前往越南評估局勢。紹總統在信中寫道：「北越軍隊進攻強度猛烈，並有大量火力和裝甲部隊支援；與此相反，南越共和國軍隊正被迫計較每一顆子彈，以求守得更久。」
然而，這次訪問的結果令人沮喪，大多數成員的敵對態度對紹總統造成了巨大衝擊。美國國會代表團剛離開西貢幾天，北越軍隊便發動了邦美蜀戰役（3 月 10 日）。就在第二天，即 3 月 11 日，參議院議長陳文覽（Trần Văn Lắm）從華盛頓回國報告稱：「不僅對 3 億美元的追加軍援已不再抱有任何希望，甚至可能連現有的軍事援助都不再有了。」
同日（3 月 11 日），紹總統邀請他最親近的三位軍事顧問在獨立宮共進早餐並舉行會議。他們分別是陳善謙總理、曹文 Viên 大將以及鄧文光中將。關於這次會議，曹文 Viên 大將在《南越共和國的最後日子》（Những Ngày Cuối Cùng Của Việt Nam Cộng Hòa）一書中記道：
「在談完戰況後，紹總統立即切入正題並作出決定：『以我們現有的能力和力量，我們肯定無法保衛我們想要保衛的所有領土。因此，我們應該重新部署力量，保護人口稠密、富庶的地區，因為那些地區才是真正重要的。』」（第 129 頁）
（在本章及隨後兩章中，我們大量引用了該書的內容。為了方便讀者，我們在每段引文後標註了原書頁碼）。
在地圖上，紹總統劃出了幾條橫切沿海地區的防線。如果我們將這張地圖與約翰·默里（John Murray）將軍當年為對應軍援水準而建議的防線圖進行比較，會發現兩者驚人地相似（見《當盟友撤退時》第 234 頁）。
威廉·魏摩蘭大將的最後建議
1975 年 3 月 13 日（西貢時間 14 日），威廉·C·魏摩蘭（William C. Westmoreland）大將透過南越駐美大使陳金鳳（Trần Kim Phượng），再次建議紹總統撤軍。這份建議是否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魏摩蘭叮囑道：「南越應有計畫地撤軍，同時盡可能地重創敵軍，然後逐漸退守至核心領土——南圻地區（Cochinchina），包括西貢和湄公河三角洲。在那裡，南方或許能守得住，進而尋求更多補給，並希望這場危機（撤軍）能促使美國重新啟動援助。」
就在紹總統於獨立宮與吳光長（Ngô Quang Trưởng）中將討論重新部署戰略（見第三章）的一天後，陳大使前往沃爾特·里德陸軍醫療中心（Walter Reed Hospital）拜訪這位將軍以徵詢意見。
幾天後，波萊古慘劇發生，魏摩蘭大將極其擔憂：深怕正是因為自己的建議，才促使紹總統做出了那樣的撤退決定。但隨後他鬆了一口氣，因為他寫道：
「我後來得知，鳳先生在徹夜未眠思考是否要發電報將我的立場報告給紹總統後，最終決定不發。」
讀者請注意，魏摩蘭大將寫的是「我後來得知（I learned later that）」，並未明確說明是陳大使親自告訴他的，還是聽信了他人的資訊。根據我對陳大使個性的了解，他是一位嚴謹、可靠且始終恪盡職守的官員，因此我認為，既然陳大使拜訪魏摩蘭是為了「尋求意見」，他實際上應該已經將建議發回了西貢。此外，這位將軍在紹總統心中極具威信，因為他曾擔任美國駐越戰場司令長達四年（1964 年夏至 1968 年夏）。在來越南之前，他也是美國「快速反應部隊」——第 18 空降軍的司令。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點是，如果陳大使確實轉達了魏摩蘭大將的建議，那麼**「美國援助」**這一層面也可能是紹總統考量的因素，因為魏摩蘭的意見是「希望這場危機（撤軍）能促使美國重新啟動援助」（劃線為作者所加）。
3 月 14 日，這一天也是召開金蘭灣（Cam Ranh）會議的日子。
(第 51 頁)
金蘭灣會議的真相為何？
「我希望有朝一日，當時在場的人中能有人說出真相。」關於 1975 年 3 月 14 日在金蘭灣（Cam Ranh）舉行的那場絕密會議，紹總統曾對我們如此感嘆。
在邦美蜀陷落以及隨後的獨立宮會議之後，紹總統希望接見第二軍區司令范文富（Phạm Văn Phú）將軍，以討論重新部署計畫。會議原定於 3 月 14 日（週五）在波萊古舉行。紹總統指示富將軍不要帶美國顧問參加。富將軍向總統報告說波萊古目前不夠安全，請求改在金蘭灣開會。這是一場歷史性的會議，地點選在 1966 年詹森總統訪問金蘭灣基地時建造的一棟建築內。隨同紹總統出席的，還有參加過 3 月 11 日獨立宮會議的三位軍事顧問：陳善謙、曹文 Viên 和鄧文光。
根據曹文 Viên 大將的記述，富將軍首先報告了第二軍區的現狀：所有主要交通線已被切斷，增援部隊無法再通過陸路移動。紹總統詢問富將軍是否能奪回邦美蜀，富將軍沒有給出明確答覆，僅請求增援。但 Viên 大將表示，最後的預備隊——別動軍第 7 聯團此前已撥給了富將軍。隨後紹總統做出了決定。曹文 Viên 大將記載道：
「站在南越地圖前，在富將軍專注傾聽時，紹總統談到了一種需要採用的新戰略。他用手指著富將軍必須設法保住的土地，說從經濟和人口角度來看，邦美蜀比波萊古和崑嵩加起來還要重要。第二軍區的任務是重新部署軍區所屬單位（cơ hữu）以奪回邦美蜀。而這就是總統的命令。」（同前書，第 141 頁）
他補充說，富將軍之所以選擇 7B 省道作為撤軍路線，是因為他極其重視對北越軍隊的奇襲效果。
因此，根據 Viên 大將的說法，紹總統下令「重新部署軍區單位」是為了「奪回邦美蜀」，這也正符合紹總統對我們說的話：「我下令重新部署，意思是從波萊古和崑嵩撤軍以奪回邦美蜀，而不是完全撤出第二軍區。」
指揮責任的爭議
到目前為止，除了曹文 Viên 大將，還沒有人對金蘭灣會議提供更詳細的說明。在我們 1986 年（當時所有當事人仍健在）出版的《The Palace File》（獨立宮秘檔）一書中，我們也曾記載：
「紹總統下令富將軍撤出波萊古和崑嵩以奪回邦美蜀。他也下令總參謀部（Bộ TTM）必須『跟進並督導』（suivre et surveiller）這次撤退行動。」
但是，Viên 大將並未召富將軍回西貢與總參謀部共同設計撤退計畫，而僅是在金蘭灣會議上提醒富將軍注意這條移動路線（7B 公路）的危險性。他舉了 1954 年法軍的例子：當年 6 月，法軍的「第 100 移動戰鬥群」（Groupe Mobile 100）在同一條路上撤退時，被越盟軍隊殲滅。
Viên 大將並不同意我們的觀點。他認為：「身為總統，紹有權力和責任領導戰爭：他必須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同前書，第 131 頁），並進一步評論：「這是紹總統直接下達給富將軍的命令，要求他重新部署所屬力量以奪回邦美蜀。因此，總參謀部沒有理由召富將軍回西貢設計撤退。軍區司令及其參謀部必須有能力做到這點……」（同前書，第 142 頁，註釋 2）。
然而，如果我們站在富將軍的角度看，在那個戰火紛飛的時刻，當波萊古已被完全孤立（19 號和 14 號公路已被封鎖）時，他很難在沒有中央支援的情況下獨自執行這項命令。
Viên 大將自己也寫道：「現在我們真的沒有任何預備單位可以增援富將軍了。這是戰爭最險峻的階段：兵力已用盡，而我們現在必須面對一個不斷向戰場投入更多兵力作為挑戰的對手。」（同前書，第 140 頁）。從 1960 年代到 1975 年對南越非常熟悉的查爾斯·提姆斯（Charles Timmes）將軍也評論說，當時「波萊古原本有 4 架 CH-47 契努克直升機，但因缺乏零件，只剩一架還能飛」。
關於撤出高地一事，正如吳光長將軍對我們所說：「總參謀部本應動員全部 4 個空軍師來支援這次撤退。」
(第 53 頁)
太遲且缺乏計畫
在《巴黎協定》簽署後，紹總統感到極度憂慮。在協定達成前，他一度陷入絕望並致信尼克森總統，近乎哀求地表示協定中必須包含要求北越軍隊也撤出的條款，因為：「總統先生……南方人民的生或死，全取決於即將完成的談判方案。」（1972 年 11 月 29 日函，見第 21 章）。
由於北越軍隊獲准留在南方，這項努力並未成功，因此早在 1973 年夏天，紹總統可能就已在考慮縮減領土。但他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他認為剛在協定問題上遭受打擊，若此時再割讓土地，將引發巨大的政治危機。據我們了解，儘管他對外奉行「四不」政策，但內心深處深知，要守住一條長達 700 英里的邊界已絕無可能。
關於這一點，吳光長將軍也曾回憶道：在《巴黎協定》簽署後不久，有一次紹總統與他一同乘吉普車經過海雲嶺（Đèo Hải Vân）附近，吳將軍指著旁邊一些雜亂無章的難民營帳——這些營帳是為了應對「火紅夏季」（1972 年攻勢）期間逃難同胞的需求而匆忙搭建的——並對紹總統建議應將這些區域清理乾淨。紹總統回答：**「你就把它們留在那裡給我，誰知道哪一天我們可能還得再用到它們。」**因此，吳將軍認為紹總統當時就已經想到了撤軍。
福隆省失守後，接著輪到邦美蜀。但等到邦美蜀失陷後才行動，已經太遲了。Viên 大將評論道：「在邦美蜀失守後才決定重新部署已經太遲了。共產黨連贏兩場，而南越在這兩場戰鬥中折損嚴重，使他們在兵力上始終佔據上風。我方兵力分散得太薄，根本無法在不遭到兩倍於我之敵軍攻擊與威脅的情況下，抽調一處兵力去填補另一處。」（同前書，第 133 頁）。
魏摩蘭大將對此也評論道：「福隆失守後，撤軍計畫的需求變得迫切，但紹總統的遲疑是可以理解的。他非常不願做出放棄如此多土地與人民的決定，因為這會被指責在最後決戰開始前就已放棄。此外，他還面臨一個幾乎無法解決的困境，即如何安置數十萬難民，以及如何搬運成千上萬噸的軍火與裝備。」
撤軍不僅太遲，更缺乏有條理的計畫安排。魏摩蘭大將指出：**「導致失敗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對軍事行動中最困難的一項——在敵軍強大推進前撤退——缺乏詳盡的準備計畫。」**他補充說：「當危機發生時，下屬缺乏總體計畫，而若想在敵軍進攻下成功撤軍，這類計畫必須預先制訂。」
美方對波萊古災難的分析
1975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當韋安德（Weyand）將軍奉福特總統之命率團來訪評估局勢時，我透過馮·馬博德（Von Marbod）先生聽到了美方對撤出波萊古行動的許多分析。4 月 19 日當我在華盛頓工作時，看到《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篇引起廣泛討論的分析文章，題為**《越南：剖析崩潰》**。這篇由兩位資深記者羅蘭·埃文斯（Rowland Evans）和羅伯特·諾瓦克（Robert Novak，普立茲獎得主）撰寫的文章，在深入訪談了美方高級官員後，對波萊古事件進行了詳盡調查。該文總結了我們從韋安德代表團那裡聽到的觀點，以下是部分摘錄：
「一項針對南越崩潰的高層分析顯示，被大眾視為罪魁禍首的紹總統所負的責任較小，大部分責任應歸咎於戰場指揮官的一個錯誤。這個錯誤加上美國軍援的削減，引發了無法逆轉的慘劇。
進行這項分析的人員並非親近紹的西貢大使館職員，而是那些對紹的名譽毫不關心的華盛頓官員，他們在崩潰後訪問了越南。他們講述的故事經過核實，完全可以得到證實……
14 日，紹在金蘭灣的一個軍事基地召開了秘密戰爭會議（美國大使館並不知情）……根據紹的戰略，會議決定撤出高地上的波萊古和崑嵩——但當然不是撤回西貢。他們的計畫是重新部署力量，然後反攻邦美蜀，試圖阻擊共產黨當時還顯得有些猶豫的進攻。至於何時撤出波萊古和崑嵩，則沒有定論，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模糊點。五位參會者中有四位認為，撤軍將在 3 月最後兩週內逐步進行……
14 日當晚回到波萊古後，不知為何，富將軍竟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下令當晚立即撤軍。如果在以前，美國顧問或許會勸阻他，並草擬一份有序的撤軍計畫和反攻邦美蜀的模擬演習……」
然而，由於富將軍在戰術上極度重視奇襲效果，才選擇了這條崎嶇不平、廢棄已久的 7B 省道進行撤退，或許正因如此，他才決定儘早撤離。事實上，他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準備了。
(第 56 頁)
紹總統遺留的憂思
● 為什麼下令撤出波萊古？
我們曾直接詢問紹總統為何下令撤出波萊古，他解釋如下：
第一，如果能奪回邦美蜀，那麼重新收復波萊古和崑嵩將變得容易。邦美蜀就像是阻止北越軍隊湧向沿海地區和西貢的「瓶栓」。它是連接從寮國邊境到越南海岸線最短路徑的關鍵點。他提到 1951 年 1 月法軍的經驗，當時瓦尼克森（Vanuxem）大校堅守永安（Vĩnh Yên），從而擋住了越盟進攻河內的道路。他也舉了盟軍在諾曼第附近佔領一座山丘作為橋頭堡和進攻歐洲跳板的例子。
第二，他想動用第 23 步兵師來殲滅佔領邦美蜀的北越第 320 師。該師是河內的正規主力部隊：「如果我們能擊敗這個師，總進攻可能會被推遲。」紹總統回憶道：「1972 年，我們之所以能收復廣治（Quảng Trị），是因為吳光長將軍消滅了敵軍的主力。與零星的游擊隊作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能力殲滅河內那些精銳的師級部隊。」
第三，他認為必須通過將精銳與骨干師撤出高地險要地區，來節省這些兵力。如果不這樣做，這幾個師將會被殲滅，因為當時南越空軍已沒有足夠的能力為他們提供補給和近接支援。「集中兵力奪回邦美蜀後，再視第一軍區以外的局勢而定：要麼收復波萊古、崑嵩；要麼增援吳光長將軍。」
● 「我下達了兩個命令，而不是一個」
關於金蘭灣會議，紹總統反覆強調：「我下達了兩個而非一個命令：第一，撤出波萊古以奪回邦美蜀；第二，總參謀部必須『跟進並督導』（suivre et surveiller）這次撤退。」因此，紹總統的陳述與曹文 Viên 大將的記述存在分歧。Viên 大將僅寫道：「第二軍區的任務是重新部署軍區單位以奪回邦美蜀。這就是總統的命令。」這意味著只有一個命令。當時參會的五人中已有三人離世。我們希望有朝一日，剩下的兩位能為這段歷史真相提供見證。
當我問及現在事情已成定局，總統如何看待這次撤軍時，他向我重複了 1975 年 3 月 26 日在獨立宮我詢問波萊古戰況時他說過的話：「我的命令是正確的，但執行錯了。這就像尼克森總統也無法親自飛來這裡控制艾布蘭（Abrams）將軍一樣。」
關於總參謀部的職權，林禮貞（Lâm Lễ Trinh）在《與曹文 Viên 大將漫談》（2006年2月27日）一文中轉述了 Viên 大將的話：「在巴黎談判進入尾聲前，軍事局勢愈發緊張。紹總統以三軍總司令的身分，將所有權力集中在手中，他在獨立宮設置了無線電通訊系統，直接聯繫各軍區、調動單位、任命指揮官並直接下達作戰指令。總參謀部逐漸被邊緣化，僅扮演執行與見證的角色。」
這裡我也記錄下弗雷德·韋安德（Fred Weyand）將軍在 1975 年 3 月底考察南方戰場後，於 4 月 5 日向福特總統提交的報告（見附錄 A）。該報告對當時局勢進行了客觀分析，極具參考價值：
「這項戰略雖然設計匆忙，但經過了高層領導和軍事顧問的討論並獲得同意。它在構思上有其依據，紹對於其必要性的判斷或許是正確的。然而，這項戰略的執行卻成了一場災難。」
當我問紹總統為什麼不為歷史記錄下這些事時，他說：「我希望有朝一日當時在場的人中能有人說出來。」他的意思是，如果由他自己提出，會被視為在辯解。
● 災難：艾帕河（Ea Pha）上的浮橋
3 月 18 日下午，從波萊古撤退的軍民到達后本（Hậu Bổn，富本省），但因工兵尚未建成橫跨大河的浮橋而陷入癱瘓。撤退的軍民在艾帕河畔遭受了猛烈的炮擊。紹總統說他至今仍納悶，為什麼工兵沒有像告訴他的那樣，在幾天內完工？Viên 大將也認為：「如果能及時架好橋樑並維持撤退隊伍的秩序，共產黨第 320 師絕不可能追上這支隊伍。」由於被堵在那裡，兩天後部隊才離開后本。離開后本僅推進約 20 公里又停了下來，因為「撤退隊伍前方附近的富足（Phú Túc）已被敵軍佔領」。紹總統認為，如果沒有在艾帕河受阻，結果會大不相同。這真是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僅僅因為一座浮橋，撤退行動就變得如此慘烈。
● 誤炸
在請求空軍支援時，一枚炸彈竟落在了領頭的隊伍中，造成近一個別動軍營的傷亡。紹總統說他對這次誤炸仍心存憂慮，並提到在此之前，我方空軍曾有一枚炸彈直接擊中了第 23 師司令部。我記得當時我們曾詢問韋安德將軍代表團中的美國國防部第一副助理部長艾瑞克·馮·馬博德（Eric Von Marbod），他解釋說可能是因為南越飛行員為了躲避北越的 SAM-7 飛彈而飛得太高，因此難免發生誤炸。關於空軍飛行高度過高的問題，美方在 1975 年 4 月 3 日於獨立宮舉行的會議中也曾提出。後來我在倫敦也曾向紹總統提起這點，好讓他寬心。
● 遺憾更換第二軍區司令
紹總統對更換第二軍區司令的時機感到非常遺憾。他當時是不情願地任命范文富將軍接替阮文全（Nguyễn Văn Toàn）將軍，因為陳文香副總統和美方堅持要求撤換被指控貪污的阮文全。阮文全自 1973 年 5 月接替吳重（Ngô Dzu）以來，在第二軍區經驗豐富，並在 1973-1974 年間取得了多項成功。雖然富將軍極具能力且資歷深厚，但更換發生在 1974 年底，距離攻擊發生太近了。他到波萊古就職僅三個多月（期間還經歷了聖誕節、元旦和春節多個假期），還沒來得及重新安排人事或商討戰術，邦美蜀事件就發生了。提姆斯（Timmes）將軍評論道：「1974 年 11 月任命新的第二軍區司令，後果是切斷了高級指揮官之間的聯繫與協作。」
● 不讓美方知道從波萊古撤軍？
我詢問此事時他沒有回答，但在 4 月 21 日給季辛吉國務卿的密電中（關於他本人也不清楚說服紹辭職的結果），馬丁大使提到了紹不讓美方知道撤出高地的原因：「因為他說，任何他告知我們和華盛頓的事情，都像是自動會出現在第二天《華盛頓郵報》或《紐約時報》的頭版一樣。」
根據法蘭克·斯納普（Frank Snepp）的說法，直到 1975 年 3 月 17 日，美方才透過一名潛伏在政府內部的 CIA 線人得知了「小頭大屁股」戰略。
(第 61 頁)
「失敗並非南越士兵之過」
在結束關於波萊古的談話時，紹總統說道：「Je suis responsable mais pas coupable」（我有責任，但我沒有罪）。可以肯定的是，隨著時間推移以及史料的不斷完善，歷史終將對紹總統及所有局內人的責任，做出極其嚴苛但又公允的裁決。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份責任並不屬於在前線作戰的戰士們。正如埃文斯（Evans）與諾瓦克（Novak）在《剖析失敗》一文中對波萊古事件的結論所言：
「這場剖析與分析給了我們許多寶貴教訓。福特總統並未如某些顧問所願將責任全推給紹總統，這是正確的。它證實了南越軍隊需要的並非政治熱誠或基層良好的領導力，而是需要稱職的中層將領……」
「儘管國會可能有不同說法，但這也向我們揭示了美國軍援逐漸縮減與越南慘劇之間，那種無意間卻又不可避免的關聯……就這樣，這場耗時多年、耗資巨大的戰爭，在 3 月 15 日這一天戰敗了……」
分析報告總結道：「不論誰該受到譴責，這次分析都澄清了一點：那絕不是南越軍隊的士兵，他們已經被誤用且承受了太久的苦難。」
越南：剖析崩潰
作者：羅蘭·埃文斯與羅伯特·諾瓦克 原載於《華盛頓郵報》——1975 年 4 月 19 日
一項針對南越崩潰的高層分析顯示，被大眾視為罪魁禍首的紹總統所負的責任較小，大部分責任應歸咎於戰場指揮官的一個錯誤。這個錯誤加上美國軍援的削減，引發了無法逆轉的慘劇。
進行這項分析的人員並非親近紹的西貢大使館職員，而是那些對紹的名譽毫不關心的華盛頓官員，他們在崩潰後訪問了越南。他們講述的故事經過核實，完全可以得到證實。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南越軍隊的士兵現在能在春祿（Xuân Lộc）和其他地方英勇作戰，卻在上個月混亂地潰逃。答案並非他們缺乏勇氣、愛國心或訓練不足，而是那些在美國軍援削減壓力下能力日漸衰退、聲名狼藉的將領們表現無能。
失去了華盛頓的支援，加上蘇聯對北越全力以赴的援助，或許讓南越的垮台早晚都會發生。然而，3 月中旬發生的恐怖變故，可能以一種放大了對美國政策災難性後果的方式，讓西貢的崩潰提前了好幾年。
北越在攻佔高地上的邦美蜀時殲滅了第 23 步兵師，這對紹總統來說是一場悲劇，因為它改變了力量天平。當時，他決定必須從難以防守的據點撤軍。但與眾人所信的相反，他並未下令必須匆忙行事……
14 日，紹在金蘭灣的一個軍事基地召開了秘密戰爭會議（美國大使館並不知情）。根據紹的戰略，會議決定撤出高地上的波萊古和崑嵩——但當然不是撤回西貢。他們的計畫是重新部署力量，然後反攻邦美蜀，試圖阻擊當時還顯得有些猶豫的北越進攻。至於何時撤出波萊古和崑嵩，則沒有定論，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模糊點。五位參會者中有四位認為，撤軍將在 3 月最後兩週內逐步進行……
14 日當晚回到波萊古後，不知為何，富將軍竟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下令當晚立即撤軍。如果在以前，美國顧問或許會勸阻他，並草擬有序的撤軍計畫。但美國顧問已在 1973 年 1 月簽署《巴黎協定》後撤離。富將軍的部隊沿著 19B 和 7B 省道向東進發，那是通往地獄之路。7B 省道失修且沒有橋樑，重型卡車在乾涸的河段中陷入困境，引發了混亂。撤退隊伍帶著 20 萬難民，在山中（Cheo Reo）遭到北越第 320 師的伏擊。結果是更多的混亂與屠殺，這是一場比卡波雷托戰役（Caporetto）更慘烈的撤退，需要一位新的海明威才能描寫其慘狀。
這場剖析給了我們許多寶貴教訓。福特總統並未如某些顧問所願將責任全推給紹總統，這是正確的。它證實了南越軍隊需要的並非政治熱誠或基層良好的領導力，而是需要稱職的中層將領。
儘管國會可能有不同說法，但這也向我們揭示了美國軍援逐漸縮減與越南慘劇之間，那種無意間卻又不可避免的關聯。就這樣，這場耗時多年、耗資巨大的戰爭，在 3 月 15 日戰敗了。但不論誰該受到譴責，這次分析都澄清了一點：那絕不是南越軍隊的士兵，他們已經被誤用且承受了太久的苦難。
(第 63 頁)
翻譯成中文
(P40)
“Phải bỏ Quân Đoàn I, và phải bỏ ngay bây giờ”
Ai đã cố vấn như vậy?
Trong cuốn KĐMTC chúng tôi có ghi là theo Đại sứ Martin thì vào khoảng cuối 1974, “một nhóm bên phía chính phủ
VNCH với sự cố vấn của một viên sĩ quan về hưu lỗi lạc từ
một quốc gia khác được chỉ định để nghiên cứu về một kế
hoạch thu hẹp lãnh thổ.” Sau đó, Frank Snepp tiết lộ người đó
là một Chuẩn tướng người Úc tên là Ted Sarong. Ngày nay thì
chúng tôi đã có thêm chỉ tiết về những lời cố vấn của Tướng
Sarong. Ông là một chuyên gia về chiến tranh du kích, chiến
tranh nổi dậy, và có rất nhiều kinh nghiệm ở Việt Nam vì đã
được chính phủ Úc chỉ định làm Trưởng nhóm Cố vấn Đào tạo
Quân sự Úc (Australian Army Training Team) tại Sài gòn từ
năm 1962, thời TT Ngô Đình Diệm. Trong những năm đầu
thập niên 1970, ông còn giảng dạy ở Đại Học Quân Sự của
VNCH.
Nhìn lại lịch sử thì thấy vai trò của nhân vật này trong
tháng 1 và 2, 1975 đã rất có ảnh hưởng tới việc TT Thiệu
quyết định rút quân vào tháng 3. Một trong những lý do về sự
quan trọng của vai trò Sarong là vì ông đã làm việc cả với
Trung tướng Đặng Văn Quang, cả với Thủ tướng Trần Thiện
Khiêm, và Tổng trưởng Ngô Khắc Tỉnh, cũng là người bà con
với TT Thiệu.
Để độc giả dễ theo dõi, trước hết chúng tôi nhắc lại một
Và! sự việc trong năm 1974:
Hè 1974
Thời gian này có bao nhiêu biến cố dồn dập: Quốc hội Mỹ
cắt quân viện, Tổng thống Nixon từ chức, tình hình quân sự
sôi động ngoài tiền tuyến. Việc Quốc hội Hoa Kỳ cắt giảm
quân viện quá bất ngờ và quá mau lẹ đã làm cho VNCH hết
sức bối rối. Bởi vậy:
Tướng Đông Văn Khuyên, Tham mưu trưởng Liên quân
kiêm Tổng Cục trưởng Tiếp vận, đã đệ trình lên Tổng thống ý
niệm phải thu hẹp lãnh thổ VNCH thế nào cho tương xứng với
sự cất giảm viện trợ.
Về phía Mỹ thì có hai người cố vấn:
Tướng John Murray, tùy viên quần sự Mỹ tại Việt Nam,
người kế vị Tướng Abrams. Trong một nghiên cứu thật công
phu ông đi tới kết luận là: “Ta có thể ví sự mất tiền xấp xỉ cũng
như mất đất vậy.” Ông đề nghị các tuyến phòng thủ tương
đương với các mức quân viện (xem KĐMTC, trang 234). Phân
tích của ông Murray rất thuyết phục. Thí dụ như bình luận về
ảnh hưởng của các mức quân viện về khả năng tác chiến của
quân đội VNCH: nếu là $750 triệu thì câu trả lời đều là
“Không” vì thiếu phương tiện để yểm trợ cho cả ba khả năng:
(1) Tác chiến; (2) Tác chiến trong vùng sôi động; và (3) Tấn
công. Trong những buổi họp từ cuối năm 1974, TT Thiệu hay
nói tới câu “Từng chiến lược cho từng mức viện trợ.” Câu này
cắt nghĩa các tuyến phòng thủ mà ông vẽ trên bản đồ khi nói đến chiến lược “tái phối trí mà ông dùng mật hiệu mộc mạc
là “đầu bé đít to' (xem bản đồ).
Đại sứ Martin: mới đây chúng tôi lại tìm được thêm tài
liệu về những lời cố vấn của ông Đại sứ này. Trong một mật
điện đài đánh về cho Ngoại trưởng Kissinger chỉ 4 ngày trước
khi sụp đổ (26 tháng 4), ông Martin đã tiết lộ: “Tôi đã thuyết
phục để ông Thiệu chấp nhận một việc chia đất trên thực tế”
(XGID PHÙ LUỘC),
Tại sao như vậy? Ông Martin giải thích là vì trước khi Quốc
hội cắt viện trợ vào hè 1974 thì “Quân đội VNCH đã thực sự
có những chủ động và chính Bắc Việt đã đi tới một quyết định
là họ sẽ hoãn cuộc chiến tại miễn Nam lại trong một thời gian
vô hạn định để tập trung vào việc tái thiết Miền Bắc. Tôi đã
thuyết phục để ông Thiệu chấp nhận một việc chia đất trên
thực tế, đó là để quân đội Bắc Việt kiểm soát những địa điểm...
trên dãy Trường Sơn. Theo như vậy cường độ chiến tranh có
thể giảm xuống tới mức có thể đương đầu được, và cũng không
ảnh hưởng tới việc phát triển kinh tế” (P43)
翻譯成中文
Tháng 1, 1975: “Một Kế Hoạch Mổ Xê ”
Chuẩn Tướng Ted Sarong: đầu tháng 1 năm 1975, Tướng
Sarong họp với Thủ tướng Trần Thiện Khiêm ở tư thất của
ông tại Bến Bạch Đằng, người liên lạc hai bên là ông Ngô
Khắc Tỉnh. Sau khi Sarong trình bày về tình hình chiến trường
khó khăn trước việc Hoa Kỳ cắt giảm viện trợ, Sarong để
nghị một chiến thuật mà ông gọi là “Mộ: Kế Hoạch Mổ Xê”
(A Surgery Plan).
Viết theo cuốn Nhật Ký của Tướng Sarong và các cuộc
phỏng vấn với ông kéo dài trong 18 tháng, tác giả Anne Blair
trong cuốn “There to The Biter End” (Ở đó cho tới lúc kết
thúc cay đắng) đã viết về những hoạt động của ông tại Việt
Nam trong suốt thời gian từ đầu thập niên 60 tới lúc sụp đổ và
tiết lộ nhiều tình tiết liên hệ tới kế hoạch rút quân của TT
Thiệu.
Thoạt đầu, khi tình hình tiếp liệu trở nên khó khăn, Tướng
Sarong muốn để nghị tân trang lại một xưởng đúc đạn cũ của
Pháp để sử dụng nhưng thấy không khả thi vì phải nhập cảng
nhiều nguyên liệu. Sau đó ông hy vọng vào dầu hỏa sắp khai
thác như là một nguồn tiền độc lập của VNCH để thay thế
cho viện trợ. Vào tháng 1, 1975 ông cho phía Việt Nam biết là
ông đã có một giải pháp để cấp cứu. Ông Ngô Khác Tỉnh liền
sắp xếp những cuộc họp sau đó.
Trong một cuộc họp với ông Khiêm, trước hết ông Sarong
tóm tắt phân tích của ông về tình hình quân sự:(1)
Phía Cộng sản đã có cái lợi thế ít nhất là một năm rồi.
Sau khi hồi phục về những tổn thất trong cuộc tổng tấn
công Mùa Xuân 1972 (Easter Offensive), bây giờ họ có
thể điều động từng sư đoàn từ Kampuchia và Lào vào
Miền Nam theo thời điểm và địa điểm do họ lựa chọn;
Tại Quân đoàn 4, chính phủ chỉ kiểm soát được các thị
trấn và quân đội VNCH trải quá mỏng, không có quân trừ
bị để sử dụng khi cần đến;
Sàigòn thì đã bị bao vây, chỉ còn trông nhờ vào Không
Quân và lực lượng cảnh sát;
Tại Quân đoàn II, sư đoàn Bắc Việt 320, một sư đoàn kinh
nghiệm lâu nhất ở Miền Nam giờ đây đã tập trung tại
những khu vực chung quanh Pleiku và Kontum, hai tỉnh
nằm ở điểm nối của đường mòn Hồ Chí Minh. “Tôi không
cần phải nhắc cho quý vị biết là đường mòn này qua Lào
và tổng cộng dài tới 1900 cây số, có thể sử dụng trong
mọi thời tiết, được trải nhựa ở nhiều nơi quan trọng để
loại xe vận tải do Nga cung cấp có thể đi từng hàng đôi,”
Sarong nói;
Quân đoàn [ là nơi nguy hiểm nhất. Ông Khiêm ngồi yên
lặng nghe chăm chú. Trong năm tỉnh đầu cầu, quân đội
Bắc Việt được tăng cường thêm bởi những đơn vị Việt
Cộng. Những sư đoàn ở đó đã có khả năng lưu động rất cao với đầy đủ yểm trợ tiếp vận và thông tin chiến lược;
- Quân đội Cộng sản bây giờ có thể tiến thẳng về phía
Nam vì vấn đề khó khăn phải có tiếp liệu từ Miễn Bắc đã
được giải quyết rồi: những trạm bơm xăng từ các ống dẫn
dầu hoạt động công khai;
- Năm sư đoàn VNCH ở phía Bắc sắp bị cô lập và khi bị
như vậy thì sẽ mất cả năm sư đoàn.
Trình bày xong, Tướng Sarong kết luận:
“Phải bỏ Quân Đoàn Ï và phải bỏ ngay bây giờ. ”
- “Tôi đồng ý như vậy, ” Thủ tướng Khiêm đáp lại, “Chúng
tôi sẽ mất đi một phần đất lớn, gôm cả Huế là trung tâm văn
hóa cổ truyền của chúng tôi. ” Ngừng một lát, ông Khiêm nói
tiếp: “Tổng thống Thiệu cũng đã biết đề nghị này, ông ta có
chiều hướng chấp nhận sự cần thiết này, nhưng ông ta e ngại
là nếu tự mình chủ động (initiative) mà làm như vậy thì theo
như lời ông ta, sẽ có thể làm đảo lộn 'những kế hoạch bí mật"
của các cường quốc.” Rồi ông Khiêm hỏi “ Vậy ông có thể
nói thẳng với ông Tổng thống được không?” Sarong đồng ý
và ngày hôm sau, Tổng thống Thiệu đã có ở trên bàn một đề
nghị với tựa đề “Đã Tới Lúc Mổ Xẻ” (A Time for Surgery).
Sarong nhất quyết đến độ đã cố vấn phía VNCH là phải
thực hiện kế hoạch này nôi trong hai tuần.
Vào lúc này Sir Robert Thompson chuyên gia người Anh
nổi tiếng về chiến thuật du kích (từ lúc còn ở Malaysia) tới
Việt Nam theo yêu cầu của Hoa Kỳ để xem xét tình hình. Tòa
đại sứ Mỹ nhận được một bản copy về kế hoạch của Sarong
và đưa cho ông Thompson nghiên cứu. Thompson ghé văn
phòng của Sarong đàm luận. Kết luận của ông Thompson là
“VNCH vẫn có thể chống cự được và không cần phải rút khỏi
QÐ I và 2” Sarong cho rằng Thompson không thực tế: “Chuyến
đi của ông chỉ cho phép ông ghé thăm những sư đoàn đóng tại
phía bắc mỗi ngày một sư đoàn. Bởi vậy sự xét đoán của ông
hoàn toàn tùy thuộc vào những øì tư lệnh sư đoàn nói cho ông nghe. Bob, ông là chuyên gia về chiến tranh du kích, nổi dậy:
vấn để ở đây là chiến tranh quy ước. VỀ quy ước thì tôi có
kinh nghiệm còn ông không có. Đây là bãi chiến trường. Phân
tích của tôi có thể chính xác hơn của ông.” Nghe vậy, ông
Thompson chào Sarong tạm bIiỆt.
[Chúng tôi mở ngoặc ở đây để nhắc tới hai sự kiện:
Khi về tới Washington, ông Thompson báo cáo cho Tổng
thống Ford rằng: “Nếu Hà Nội dứt khoát đến độ đem cả
những sư đoàn trừ bị vào thì VNCH sẽ bị mất ít nhất là Sư
đoàn Dù, TQLC, và một tới ba sư đoàn khác, và sẽ sụp
đổ....Miễn Nam đang sẵn sàng tiếp tục chiến đấu, và nếu
có được sự trợ giúp tối thiểu để khích lệ nhân dân họ và
để ngăn cần Hà Nội, giúp họ kiên trì dai dẳng đủ lâu, thì
sẽ đi tới chỗ chấm dứt được sự can thiệp của Hoa Kỳ.
Nhưng nếu không được yểm trợ, Miền Nam sẽ sụp đổ
trước sự hổ thẹn muôn đời của Hoa Kỳ;” nhưng
Vào chính ngày 10 tháng 3 là ngày Ban Mê Thuột thất
thủ thì tại Washington, Hạ viện Mỹ quyết định từ chối
không tái cấp khoản quân viện phụ trội $300 triệu mà
VNCH khẩn khoản yêu cầu. [Thật là một sự đau đớn mà
chúng tôi phải báo cáo sự việc này với TT Thiệu]. (P46)
翻譯成中文
“Nên rút toàn bộ lực lượng chính quy ra khỏi QÐ I và II”
Theo hồi ký Sarong:
“Vào ngày 14 tháng 2, 1975 thì ông Thiệu chỉ còn một
ngày trước hạn chót mà tôi đã đưa ra, đó là giữa tháng 2”
Sarong đặt nặng yếu tố “chủ động chiến lược" (strategic
Initiative) nên cho rằng “nơi nào thiếu sự chủ động thì
cần phải tạo nên sự chủ động ấy, vì chủ động là nền tảng
của “cái đà chiến lược" (strategic momentum). Ông phân
tích rằng dựa theo kinh nghiệm về chiến lược của Hà Nội
trong cuộc Tấn công Mùa Xuân 1972 (Easter Offensive) thì quân đội Bắc Việt có rất ít kinh nghiệm về việc tiếp
vận từ xa, và thường không thể hoạt động tại những tuyến
cách những điểm dự trữ tiếp liệu trên 150 cây số” Theo
như vậy, ông Sarong cố vấn là ông Thiệu nên khai thác
điểm yếu này về tiếp vận của quân đội Bắc Việt và cách
tốt nhất là: “Nên rút toàn bộ lực lượng chính quy của VNCH
ra khỏi Quân Đoàn I và II.” Mục đích là để dỗn quân
bảo vệ phần đất nòng cốt về phía Nam. Sarong tin rằng
một Miễn Nam thu hẹp còn có thể cầm cự được tới cuối
năm 1975 hoặc có thể lâu hơn, trước khi hết đạn.
- Ngày 25 tháng 2, Sarong ghi: “ông Thiệu tự vẽ một bản
đồ xem còn có thể giữ được những chỗ nào. Bản đồ trông
như bộ xương: những mảng đen đã dần dần thay thế cho
những mảng trắng, và những mảng trắng thì đang biến đi,
chỉ còn lại những cứ địa (enclaves).`
Tháng 3, 1975: “Cuộc chiến đã kết thúc rồi ”
- _ Đầu tháng 3, ông Ngô Khắc Tỉnh đến thăm Sarong với tư
cách là người trung gian của TT Thiệu để hỏi ý kiến. “Xin
ông nói với Tổng thống là cuộc chiến đã kết thúc rồi. Nó
đã kết thúc từ ba tuần nay.” (Tell him the war is over. lt
has been over for three weeks). Và chỉ “48 giờ sau, Sư
đoàn Bắc Việt 320 đã chọc thủng phòng tuyến Ban Mê
Thuột, thủ đô của dân tộc Thiểu số.”
- _ Ngay đêm hôm trước ngày quân đội của Tướng Văn Tiến
Dũng tấn công Ban Mê Thuột, Thủ tướng Khiêm lại hỏi
ông Sarong xem là nếu tiến hành kế hoạch rút quân thì đã
quá muộn chưa? “Tôi trả lời là đã quá muộn rồi, nhưng dù
sao cũng vẫn phải tiếp tục tiến hành kế hoạch của tôi, hy
vọng may ra có chuyện gì mà mình không đoán trước được
sẽ xảy ra để làm cho sự tiến quân của Bắc Việt chậm lại.
Thực ra họ (VNCH) chẳng còn sự lựa chọn nào khác. ”(2)
- _ “Vào sáu giờ chiều bốn ngày sau khi mất Ban Mê Thuột,”
Sarong viết, “nhiều báo cáo từ mọi nơi cho thấy Tổng Tham Mưu (Joint General Staff) chẳng biết cái... gì đang
xây ra (what the hell going on); nhưng bất luận là cái gì,
chắc chắn là nó đều không tốt!”
. Về việc TT Thiệu ra lệnh rút quân, Sarong bình luận:
“Chẳng có kế hoạch. Chẳng chuẩn bị. Chẳng có gì cả.
Chỉ bỏ tầu”” (No plans. No preparations. Nothing. Just
abandon shIp.`);
- - Khi Huế và Đà Nẵng bị tràn ngập với người dân di tắn, có
ông Châu Kim Nhân tới thăm ông Sarong và cho biết
đang có cuộc thay đổi nội các, có thể ông Nhân sẽ giữ bộ
Quốc phòng. Ông Nhân hỏi rằng: nếu như vậy, ông Sarong có thể giúp ông ta được không. “Được,” Sarong trả
lời, “nhưng với một điều kiện, đó là lệnh đầu tiên của
ông là cấm chỉ không được dùng trực thăng làm trung tâm
hành quân (command posts), các tướng lãnh phải đi trên
bộ để cùng chết với binh sĩ (Yes, but there is one condition. That 1s that your first order 1s to ban all use of helicopters as Command Posts. Put the damn generals on the
ground to die with the troops.”
Trong kế hoạch được điều chỉnh lại sau đó, Sarong đề nghị
nên lập một tuyến đi từ Phan Rang qua Xuân Lộc tới Tây
Ninh. Độc giả lưu ý là: Tổng thống Thiệu đã vẽ cái tuyến thứ
sáu trong kế hoạch “tái phối trí là từ Tây Ninh tới Nha Trang
(xem bản đồ).
****(P48)
翻譯成中文
Cuộc họp lịch sử ngày 11 tháng 3
Cuối tháng 2, Tổng thống Ford gửi một phái đoàn Quốc
hội sang Việt Nam thẩm định tình hình sau khi nhận được thư
của TT Thiệu nói về Phước Long: “Cường độ tấn công mãnh
liệt của quân đội Bắc Việt, yểm trợ bằng hỏa lực và thiết giáp
ồ ạt; ngược lại quân đội VNCH đang phải đếm từng viên đạn
để cố thủ lâu hơn. ” Thế nhưng, kết quả ê chề của cuộc viếng thăm này và thái độ chống đối của phần đông các thành viên
đã gây một cú sốc đối với TT Thiệu. Phái đoàn Quốc hội Mỹ
vừa rời khỏi Sàigòn mấy hôm thì quân đội Bắc Việt tấn công
Ban Mê Thuột (10 tháng 3). Ngay ngày hôm sau, I1 tháng 3,
Chủ tịch Thượng viện, ông Trần Văn Lắm từ Washington trở
về và báo cáo là “không những chẳng còn hy vọng gì nữa đối
với khoản $300 triệu quân viện bổ sung mà có thể sẽ không
còn viện trợ quân sự nữa. ”
Cùng ngày (11 tháng 3), TT Thiệu mời ba cố vấn quân sự
thân cận nhất của ông tới Dinh Độc Lập để họp trong bữa ăn
sáng. Đó là Thủ tướng Khiêm, Đại tướng Viên và Trung tướng
Quang. Về buổi họp này, Đại tướng Viên ghi lại trong cuốn
“Những Ngày Cuối Cùng Của Việt Nam Cộng Hòa': “Nói xong
về tình hình chiến sự, Tổng thống Thiệu đi ngay vào vấn để
với quyết định: “Với khả năng và lực lượng chúng ta đang có,
chắc chắn chúng ta không thể bảo vệ được tất cả lãnh thổ
chúng ta muốn bảo vệ." Như vậy, chúng ta nên tái phối trí lực
lượng và bảo vệ những cùng đông dân, trù phú, vì những vùng
đất đó mới thật sự quan trọng” (trang 129).
(Trong chương này và hai chương sau chúng tôi trích dẫn
nhiều từ cuốn sách “Những Ngày Cuối Cùng Của Việt Nam
Cộng Hòa'(3). Để tiện cho độc giả, chúng tôi ghi số trang của
cuốn sách sau mỗi trích dẫn).
Trên bản đô, Tổng thống Thiệu vạch một số những tuyến
cắt ngang vùng duyên hải. Nếu ta so sánh bản đồ này với bản
đồ do Tướng John Murray trình bày để đề nghị các tuyến phòng
thủ tương đương với các mức quân viện thì thấy nó khá giống
nhau (xem Bản đồ do Tướng Muray vẽ: KĐMTC, trang 234).
Lời cố vấn cuối cùng của Tướng Westmoreland
Vào ngày 13 tháng 3, 1975 (tức là 14 tháng 3, giờ Sàigòn),
Đại tướng William C. Westmoreland lại cố vấn TT Thiệu rút
quân qua Đại sứ VNCH tại Washington, ông Trần Kim Phượng. Có thể là lời cố vấn này đã như giọt nước tràn ly? “VWCH nên
rút quân một cách bài bản, đồng thời gây cho địch càng nhiều
thiệt hại càng tốt, rồi tiến dần về miễn đất quan trọng là vùng
Nam Kỳ (Cochinchina), gôm Saigòn và Đồng bằng Cửu Long, ”
Westmoreland căn dặn, “Nơi đây Miền Nam có thể sẽ giữ được,
rồi tìm thêm tiếp liệu, và hy vọng cuộc khủng hoảng này sẽ
làm cho Hoa Kỳ bắt đầu viện trợ lại. ” (4)
Hôm đó Đại sứ Phượng tới thăm vị tướng này tại Bệnh
viện Walter Reed để tham khảo ý kiến, chỉ một ngày sau khi
Tổng thống Thiệu họp với Trung tướng Trưởng tại Dinh Độc
Lập về chiến lược tái phối trí (xem Chương 3).
Mấy ngày sau, thẩm kịch Pleiku diễn ra, Tướng
Westmoreland hết sức lo ngại: biết đâu vì chính lời cố vấn
của mình mà Tổng thống Thiệu đã lấy quyết định rút lui như
vậy. Nhưng sau đó ông đã thở phào “Vì :ôi được biết rằng ông
Phượng sau khi mất ngủ cả đêm để suy nghĩ không biết có nên
gửi điện để báo cáo lập trường của tôi về cho TT Thiệu không,
sau cùng đã quyết định là không. ”(5)
Bạn đọc lưu ý là Tướng Westmoreland chỉ viết là “Sau
này tôi được biết rằng” (*I learned later that) ông Phượng đã
không đánh điện về Sàigòn, chứ không nói rõ là ông biết như
vậy là do chính ông Phượng nói với ông hay là nghe thông tin
qua người khác? Theo như sự tôi hiểu biết về cá tính của Đại
sứ Phượng thì ông là một người công chức cẩn mực, chắc chấn,
luôn thi hành nhiệm vụ theo đúng tỉnh thần của một công
chức, bởi vậy tôi nghĩ thực sự là ông Phượng cũng đã gửi lời
cố vấn của ông Westmoreland về Sà¡gon, vì lý do ông Phượng
tới thăm ông Westmoreland là “để hỏi ý kiến.” Ngoài ra vị
tướng này rất có uy tín đối với ông Thiệu vì đã có rất nhiều
kinh nghiệm với chức vụ Tư lệnh chiến trường của Hoa Kỳ tại
Việt Nam suốt bốn năm trời (từ hè 1964 tới hè 1968). Trước
khi sang Việt Nam ông cũng đã là tư lệnh Quân đoàn Dù 18
(XVHI Airborne Corps), lực lượng “phản ứng nhanh' của Hoa
Kỳ (rapid reaction force).
Một điểm nữa đáng chú ý là nếu thực sự Đại sứ Phượng
đã chuyển lời cố vấn của Tướng Westmoreland thì khía cạnh
viện trợ Mỹ cũng có thể là một yếu tố trong sự suy nghĩ của
ông Thiệu, vì ý kiến của Westmoreland là “y vong cuộc khủng
hoảng này sẽ làm cho Hoa Kỳ bắt đầu viên trợ lại” (6) (gạch
dưới do tác giả).
Ngày 14 tháng 3 cũng là ngày có cuộc họp tại Cam Ranh.
(P51)
翻譯成中文
Đâu là sự thật về cuộc họp Cam Ranh?
“Tôi hy vọng ngày nào một trong những người có mặt hôm
ấy sẽ nói lên sự thật, ” ông Thiệu tâm sự với chúng tôi về cuộc
họp tối mật tại Cam Ranh vào ngày 14 tháng 3, 1975.
Sau Ban Mê Thuột và cuộc họp tại Dinh Độc Lập, Tổng
thống Thiệu muốn gặp Tướng Phạm Văn Phú, Tư lệnh QÐ II
để nói về kế hoạch tái phối trí. Ngày họp được ấn định là Thứ
Sáu, 14 tháng 3 tại Pleiku. Ông chỉ thị cho Tướng Phú đừng
cho cố vấn Mỹ đi theo dự phiên họp. Tướng Phú trình với
Tổng thống là Pleiku hiện thiếu an ninh nên xin họp ở Cam
Ranh. Đây là cuộc họp lịch sử, được diễn ra trong khu nhà cất
lên năm 1966, nhân dịp Tổng thống Johnson tới thăm căn cứ
Cam Ranh. TT Thiệu cùng đi với ba cố vấn quân sự có mặt
trong phiên họp ở Dinh Độc Lập ngày 11 tháng 3, đó là các
ông Khiêm, Viên và Quang.
Theo như Đại tướng Viên thuật lại thì trước hết, Tướng Phú
báo cáo tình trạng Quân khu 2 là mọi trục g1ao thông chính đã
bị cắt đứt, quân tăng cường không thể di chuyển bằng đường bộ
được nữa. Ông Thiệu hỏi tướng Phú liệu có lấy lại Ban Mê
Thuột được không. Tướng Phú không trả lời dứt khoát mà chỉ
xin thêm quân tiếp viện, nhưng Tướng Viên cho biết là Liên
đoàn 7 Biệt Động Quân, lực lượng trừ bị cuối cùng đã được gửi
cho Tướng Phú trước đó rồi. Sau đó TT Thiệu đi tới quyết định.
Đại Tướng Viên ghi lại:
“Đứng trước tấm bản đồ Nam Việt Nam, trong khi Tướng Phú lắng nghe chăm chú, Tổng thống Thiệu nói đến một
chiến lược mới cần được áp dụng. Dùng tay chỉ rõ những
vùng đất Tướng Phú phải cố giữ, ông nói Ban Mê Thuột
quan trọng hơn Pleiku và Kontum nhập lại về phương diện
kinh tế, dân số. Nhiệm vụ của quân đoàn II là phối trí lại
các đơn vị cơ hữu của quân đoàn để chiếm lại Ban Mê
Thuột. Và đó là lệnh của Tổng thống” (sđd., 141).
Ông thêm rằng sở dĩ Tướng Phú chọn tỉnh lộ 7B làm đường
rút quân vì ông đặt nặng yếu tố bất ngờ đối với quân đội Bắc
Việt.
Như vậy, theo Đại tướng Viên thì TT Thiệu ra lệnh “phối
trí lại các đơn vị cơ hữu của quân đoàn là để chiếm lại Ban
Mê Thuột, cũng đúng như lời ông Thiệu nói với chúng tôi:
“Tôi ra lệnh tái phối trí tức là rút quân khỏi Pleiku và Kontum
để tái chiếm Ban Mê Thuột, chứ không phải rút lui hoàn toàn
khỏi Quân đoàn II. ”
Cho tới nay thì ngoài Đại tướng Viên, chưa ai nói rõ hơn
về cuộc họp Cam Ranh. Trong cuốn “The Palace File (Hồ Sơ
Mật dinh Độc Lập - HSMDĐL) xuất bản năm 1986 khi tất cả
mọi nhân chứng còn sống chúng tôi cũng đã ghi lại: (7)
'“TT Thiệu ra lệnh cho Tướng Phú rút lui khỏi Pleiku và
Kontum để tái chiếm Ban Mê Thuột. Ông cũng ra lệnh
cho Bộ TTM phải “theo dõi và giám sát” (suivre et
surveiller) cuộc hành quân triệt thoái này.” Nhưng thay vì
gọi Tướng Phú về Sài gòn để cùng Bộ TTM thiết kế chương
trình triệt thoái, ĐT Viên chỉ lưu ý cảnh giác Tướng Phú
(tại cuộc họp Cam Ranh) về những nguy hiểm của cuộc
di chuyển này (theo QL 7B). Ông đưa ra thí dụ của quân
đội Pháp năm 1954: quân đội Việt Minh đã tiêu diệt chiến
đoàn lưu động 100 (Groupe Mobile 100) của Pháp hồi
tháng 6 năm đó khi họ rút lui cũng trên con đường này.
Đại Tướng Viên không đồng ý với chúng tôi. Ông cho rằng:
“Đã là tổng thống, ông Thiệu có quyền và trách nhiệm chỉ đạo cuộc chiến: ông phải biết ông đang làm øì” (sđd., 131), và
bình luận thêm: “Đây là lệnh trực tiếp của Tổng thống Thiệu
ra lệnh cho tướng Phú tái phối trí lực lượng cơ hữu (lực lượng
của quân đoàn) để tái chiếm Ban Mê Thuột. Do đó không có
lý do gì BTTM gọi tướng Phú về Sàigòn để thiết kế việc rút
lui. Tư lệnh quân đoàn và bộ tham mưu phải có khả năng làm
việc đó...” ((sđd ., 142, chú thích 2).
Nhưng nếu ta đứng vào hoàn cảnh của Tướng Phú thì thấy
vào lúc đầu sôi lửa bỏng, khi Pleiku đã bị cô lập hoàn toàn (vì
QL 19 và QL 14 đã bị chốt hết) ông khó có thể thi hành mệnh
lệnh này một mình mà không có sự yểm trợ từ trung ương.
Chính Tướng Viên cũng viết lại là “Bây giờ chúng ta thật sự
không còn đơn vị trừ bị nào để tăng viện cho Tướng Phú. Đây
là giai đoạn hiểm nghèo nhất của cuộc chiến: đã sử dụng hết
quân, bây giờ chúng ta phải đối diện một địch thủ liên tục đổ
thêm quân vào trận chiến như một thách thức” (sđd., 140).
Tướng Charles Timmes, một người quá quen thuộc với VNCH
từ thập niên 1960 tới 1975 còn bình luận là “Pleiku có 4 chiếc
trực thăng loại Chinook CHÍ 47 thì chỉ còn một cái bay được”
vì thiếu phụ tùng. (8)
Về việc rút khỏi Cao Nguyên, theo như Tướng Trưởng nói
với chúng tôi thì “lẽ ra Bộ TTM phải huy động cả 4 sư đoàn
không quân để yểm trợ cho cuộc triệt thoái này.”
(P53)
翻譯成中文
Quá trễ và thiếu kế hoạch
Sau Hiệp định Paris, ông Thiệu hết sức lo lắng. Trước hiệp
định, có lúc ông hầu như tuyệt vọng và đã viết thư cho TT
Nixon, gần như năn nỉ khi nói về vấn để cần phải có điều
khoản trong Hiệp định đòi cả quân đội Bắc Việt cũng phải rút
đi, vì: “Thưa Tổng thống... Nhân dân Miền Nam sẽ được sống
hay phải chết tùy theo giải pháp đàm phán sắp được kết thúc ”
(thư ngày 29 tháng 11, 1972, xem Chương 2l).
Cũng không thành công vì quân đội Bắc Việt vẫn ở lại Miền Nam nên ngay từ hè 1973 có thể là ông đã tính đến
chuyện thu hẹp lãnh thổ. Nhưng tiến thoái lưỡng nan. Ông
cho rằng vừa điêu đứng về vụ Hiệp định, bây giờ lại cắt xén
đất đai thì sẽ gây ra khủng hoảng chính trị lớn lao. Theo như
chúng tôi hiểu thì mặc dù chính sách “bốn không", trong thâm
tâm ông đã biết là chắc chắn không thể nào giữ nổi được một
biên giới dài 700 dậm nữa. Về điểm này Tướng Ngô Quang
Trưởng cũng có kể lại là ngay sau Hiệp định Paris, có lần TT
Thiệu cùng đi xe jeep với ông gần đèo Hải Vân, Tướng Trưởng
chỉ vào một số lều trại di cư nằm ngổn ngang gần đó, những
lễu đã được dựng lên vội vàng để đáp ứng nhu cầu của đồng
bào di cư vào 'mùa hè đỏ lửa, rồi nói với ông Thiệu là Tổng
thống nên cho dẹp các khu này đi cho gọn gàng. “Anh cứ để
đấy cho tôi, biết đâu ngày nào mình lại phải dùng đến, ” Tổng
thống Thiệu trả lời. Và như vậy, ông Trưởng nghĩ rằng chính
ông Thiệu cũng đã nghĩ tới việc rút quân từ lúc đó.
Phước Long mất thì đến Ban Mê Thuột. Nhưng đợi tới sau
Ban Mê Thuột thì đã muộn. Tướng Viên nhận xét: “Quyết
định tái phối trí đã quá trễ sau khi Ban Mê Thuột mất. Cộng
sản thắng liền hai trận, và sau hai trận, với sự hao tổn của
VNCH, họ có luôn thế thượng phong về quân số. Phía bên ta
đã trải quân ra quá mỏng, chúng ta không thể nào rút quân
một nơi để lấp vào chỗ khác mà không bị tấn kích và đe dọa
bởi số quân đông gấp hai của địch “ (sđd., 133).
Về điểm này thì Tướng Westmoreland cũng bình luận: “Sau
khi mất Phước Long, nhu cầu của kế hoạch rút quân trở nên
gấp rút, nhưng ông Thiệu đã do dự, một điều cũng dễ hiểu
thôi. Ông ta rất ngần ngại đi tới một quyết định là phải bỏ đi
quá nhiều đất và dân, vì sẽ bị chỉ trích là đã bỏ cuộc trước khi
trận chiến cuối cùng bắt đầu. Ngoài ra, còn phải đương đầu
với một tình huống hầu như không thể làm được, đó là phải giải quyết vấn để cho hằng trăm ngàn dân di cư. Thêm vào
đó, còn việc di chuyển bao nhiêu tấn quân cụ và thiết bị.” (9) Không những đã trễ, việc rút quân lại không được bàn định để sắp xếp cho có kế hoạch. Tướng Westmoreland nhận
xét là “có nhiều lý do đã dẫn tới thất bại, trong đó có việc
thiếu chuẩn bị chỉ tiết cho một kế hoạch khó nhất trong tất cả
các hoạt động quân sự, đó là việc rút lui trước sự tiến quân
hùng mạnh của phía địch.” Ông thêm rằng: “Khi cuộc khủng
hoảng xảy ra, cấp dưới đã không có kế hoạch tổng quát, một kế
hoạch bắt buộc phải soạn thảo trước nếu muốn thành công khi
phải rút quân trước sự tấn công của địch.” (10)
Hoa Kỳ phân tích thảm họa Pleiku
Vào dịp phái đoàn Tướng Weyand sang thẩm định tình hình
theo lệnh của TT Ford hồi cuối tháng 3 - đầu tháng 4, 1975,
qua ông Von Marbod, tôi có được nghe nhiều phân tích của
phía Hoa Kỳ việc triệt thoái khỏi Pleiku. Đến ngày 19 tháng 4
lúc tôi đang công tác ở Washington thì có một bài phân tích
đăng trên tờ Washington Post được nhiều người nói tới. Bài
báo với tựa đề “Việt Nam: Mổ xẻ sự sụp đổ” do hai nhà báo
lão thành Rowland Evans và Robert Novak (đã được giải
Pulitzer) viết về biến cố Pleiku sau khi đã tìm hiểu vấn đề rất
kỹ càng với các giới chức cao cấp Mỹ (bài in cuối chương
này). Bài này đã tóm gọn những điều chúng tôi được nghe từ
phái đoàn Weyand vào đầu tháng 4. Chúng tôi dịch và in lại
cuối chương này để các nhà quân sử có thể cân nhắc và nghiên
cứu thêm. Sau đây là vài đoạn:
“Một cuộc phân tích ở cấp cao về sự sụp đổ của Miền Nam
Việt Nam cho thấy trách nhiệm về phần Tổng thống Thiệu
— mà ai cũng cho là thủ phạm — thì ít mà phần lớn chỉ do
một lỗi lầm của cấp chỉ huy ở chiến trường. Lỗi lầm đó
cộng với việc quân viện Mỹ sút giảm đã gây ra thảm kịch
không tài nào đảo nghịch được.
Những người làm cuộc phân tích này không phải là nhân
viên Tòa Đại sứ ở Sàigòn thân cận với ông Thiệu mà là những giới chức ở Washington không chút quan tâm đến
tiếng tăm của ông ta, đã thăm viếng Việt Nam sau khi
sụp đổ. Câu chuyện họ kể đã được kiểm tra lại cho chính
xác và hoàn toàn chứng minh được ...
Ngày 14, ông Thiệu triệu tập một hội đồng chiến tranh
tối mật (tòa Đại sứ Hoa Kỳ không hay biết) tại một căn
cứ quân sự ở vịnh Cam Ranh... Theo chiến lược của ông
Thiệu, hội đồng quyết định rút bỏ Pleiku và Kontum trên
Cao nguyên - nhưng dĩ nhiên không phải rút vào tận Sài
gòn. Kế hoạch của họ là tái phối trí lực luợng rồi phản
công ở Ban Mê Thuột để tìm cách chặn đứng cuộc tấn
công (lúc ấy còn đang) rụt rè của Cộng sản. Vấn đề khi
nào rút bỏ Pleiku và Kontum thì bổ ngỏ, một sự mơ hồ có
tính cách lịch sử quan trọng. Bốn trong năm vị dự cuộc
họp nghĩ rằng sự rút quân sẽ tiến hành dần dần trong hai
tuần lễ cuối tháng Ba...
Khi trở về Pleiku tối ngày 14, không hiểu sao Tướng Phú
lại ra lệnh cho rút quân ngay đêm hôm đó mà không có
chuẩn bị gì hết. Nếu là thời trước thì có lẽ các cố vấn Mỹ
sẽ can ngăn ông, rối thảo kế hoạch rút quân có trật tự và
tập trận giả để phản công Ban Mê Thuột...”
Tuy nhiên, vì Tướng Phú đặt nặng yếu tố bất ngờ trong
chiến thuật của ông khi phải chọn liên tỉnh lộ 7B để triệt thoái,
một con đường đầy trắc trở, bị bỏ hoang từ lâu, nên có thể vì
vậy mà ông phải quyết định rút sớm hết sức. Trong thực tế,
ông đã không còn đủ thời giờ để chuẩn bị.
(P56)
翻譯成中文
Những ưu tư còn lại của TT Thiệu
se - Tại sao ra lệnh rút Pleiku?
Chúng tôi đã hỏi thẳng tại sao ông ra lệnh rút Pleiku, TT
Thiệu giải thích:
Thứ nhất, nếu lấy lại Ban Mê Thuột, thì việc tái chiếm
Pleiku và Kontum sẽ dễ dàng. Ban Mê Thuột như là một nút chặn đường quân đội Bắc Việt đổ xuống miễn bờ biển và
Sàigòn. Ban Mê Thuột là điểm then chốt nối liền con đường
ngắn nhất từ biên giới Lào tới vùng bờ biển Việt Nam. Ông
nói tới kinh nghiệm của Pháp hồi tháng Giêng, 1951, khi Đại
tá Vanuxem cố thủ Vĩnh Yên nên đã chặn được đường tiến
quân của Việt Minh vào Hà Nội. Ông cũng lấy thí dụ về việc
quân đội Đồng Minh đã chiếm một quả đồi gần Normandy để
làm đầu cầu và bàn đạp tiến vào Âu châu.
Thứ hai, ông muốn dùng Sư đoàn 23 Bộ Binh để tiêu diệt
Sư đoàn 320 Bắc Việt đang chiếm giữ Ban Mê Thuột. Sư đoàn
này là lực lượng chính quy của Hà Nội: “Nếu ta đánh bại được
sư đoàn này, cuộc tổng tấn công có thể bị chậm lại.” Ông
Thiệu kể lại: “Năm 1972, sở đĩ ta chiếm lại được Quảng Trị là
nhờ Tướng Trưởng tiêu diệt được chủ lực quân của địch. Đánh
với du kích lễ tẻ không quan trọng bằng có khả năng tiêu diệt
những sư đoàn thiện chiến của Hà Nội. ”
Thứ ba, ông cho rằng phải tiết kiệm số quân của các sư
đoàn tinh nhuệ, nòng cốt bằng cách rút những sư đoàn này ra
khỏi vùng hiểm trở ở Cao nguyên. Nếu không làm như vậy,
mấy sư đoàn này sẽ bị tiêu diệt vì lúc ấy không quân VNCH
không còn đủ sức để tiếp liệu và yểm trợ tiếp cận cho họ nữa.
“Tập trung lại để tái chiếm Ban Mê Thuột xong rồi, tùy tình
hình ngoài Vùng I, ta có thể quyết định: một là lấy lại Pleiku,
Kontum; hai là tăng viện cho tướng Trưởng.”
e “Tôi ra hai lệnh chứ không phải một ”
Về cuộc họp Cam Ranh, TT Thiệu cứ nhắc đi nhắc lại là
“Tôi ra hai chứ không phải một lệnh: đó là thứ nhất, rút quân
khỏi Pleiku để tái chiếm Ban Mê Thuột; và thứ hai, Bộ Tổng
Tham Mưu “theo dõi và giám sát`(suivre et surveiller) cuộc
triệt thoái này.” Như vậy là có sự sai biệt giữa tường thuật
của Đại tướng Viên và những gì TT Thiệu kể lại. Tướng Viên
chỉ viết: “Nhiệm vụ của quân đoàn II là phối trí lại các đơn vị
cơ hữu của quân đoàn để chiếm lại Ban Mê Thuột. Và đó là lệnh của Tổng Thống” (sđd., 141). Như vậy là chỉ có một
lệnh. Ba trong năm vị họp hôm ấy đã ra đi. Chúng ta có thể hy
vọng một ngày nào hai vị còn lại sẽ soi sáng cho lịch sử về sự
việc này.
Tôi hỏi là bây giờ mọi chuyện đã rồi, Tổng thống nghĩ thế
nào về việc rút quân này? Ông Thiệu nhắc lại cho tôi câu ông
đã nói ngày 26 tháng 3, 1975 tại Dinh Độc lập khi tôi hỏi về
Pleiku: “Tôi ra lệnh đúng mà thi hành sai, cũng như làm sao
Tổng thống Nixon có thể sang đây để kiểm soát được Tướng
(Creigton) Abrams. ”
Về quyển hạn và trách nhiệm của Bộ TTM thì theo như
tác giả Lâm Lễ Trinh thuật lại trong bài “Mạn đàm với Đại
tướng Cao Văn Viên” (27/2/2006), Đại tướng Viên nói rằng
“Trước khi cuộc đàm phán tại Paris tiến đến giai đoạn kết
thúc, tình hình quân sự thêm căng thẳng. Tổng thống Thiệu
với tư cách Tổng Tư lệnh quân đội, tập trung hết quyền bính
trong tay, cho đặt một hệ thống máy truyền tin tại Dinh Độc
Lập để liên lạc thẳng với các quân khu, điều động các đơn vị,
bổ nhiệm tư lệnh vùng và ra lệnh trực tiếp hành quân. Bộ
TTM lần hồi bị dồn vào vai trò tuân hành và thị chứng”
l@) đây tôi cũng ghi lại là sau chuyến đi nghiên cứu chiến
trường Miền Nam vào cuối tháng 3, 1975, Tướng Fred Weyand
đã trở về Washington và trình Tổng thống Ford một báo cáo
ngày 5 tháng 4, trong đó ông cũng bình luận về việc tái phối trí
như sau (xem một số trích dẫn về “Báo Cáo Weyand' trong Phần
Phụ Lục A. Báo cáo này rất quan trọng vì có sự phân tích khách
quan về tình hình lúc ấy):
“Chiến lược này dù được thiết kế vội vàng, nhưng cũng
đã được thảo luận và được sự đồng ý của các lãnh đạo
cấp cao và các cố vấn quân sự. Nó có cơ sở về quan niệm,
và việc ông Thiệu tính toán về sự cần thiết của nó có lẽ
là đúng. Thế nhưng việc thi hành chiến lược này đã là
thám họa”
Khi tôi hỏi ông Thiệu là tại sao ông không ghi lại cho lịch
sử về sự việc này? Ông nói “Tôi hy vọng một ngày nào một
[rong những người có mặt hôm ấy sẽ nói ra điểm này. ” Ý ông ô
muối nói là nếu tự mình nêu lên thì bị coi là bào chữa.
e Tai họa: chiếc cầu nổi qua sông Ea Pha
Chiều ngày 18 tháng 3, quân dân từ Pleiku về tới Hậu Bổn
(tỉnh Phú Bổn), nhưng bị kẹt cứng vì công binh chưa làm xong
chiếc cầu nổi qua sông. Đoàn quân, dân di tản chịu thêm những
trận pháo kích nặng nề bên bờ sông Ea Pha. TT Thiệu nói là
ông vẫn còn thắc mắc tại sao Công binh đã không làm xong
cái cầu nổi này trong vài ngày như đã nói với ông? Đại tướng
Viên cũng cho rằng “Sư đoàn 320 của Cộng sản sẽ không bao
giờ truy kích kịp đoàn quân nếu chúng ta có được cầu thiết
lập qua sông đúng lúc, và giữ được trật tự trong đoàn dân
quân di tản” Vì bị khựng lại, nên hai ngày sau mới rời được
Hậu Bổn. Từ Hậu Bổn, đoàn dân quân vừa tiến được chừng
20 cây số thì bị khựng lại ngay, vì “trước mặt đoàn di tản là
Phú Túc đã bị địch chiếm “ (sđd., 149). TT Thiệu cho rằng
nếu không bị khó khăn qua sông Ea Pha thì kết quả đã khác.
Như vậy là sai một ly đi một dậm. Chỉ vì cái cầu nổi mà cuộc
triệt thoái đã trở nên quá thê thảm.
e Thả bom nhầm
Khi gọi không quân tới cứu, một trái bom lại rơi ngay vào
đoàn quân đi đầu, gây thương vong cho gần một tiểu đoàn
Biệt Động Quân. TT Thiệu nói ông vẫn còn ưu tư về việc thả
bom nhầm và nói là trước đó không quân ta đã thả một quả
trúng ngay Bộ Tư lệnh Sư đoàn 23. Tôi còn nhớ là vào thời
gian ấy, chúng tôi có hỏi Đệ Nhất Phó Phụ tá Quốc phòng
Hoa Kỳ Eric Von Marbod trong phái đoàn Tướng Weyand về
việc này (khi ông vừa đi quan sát chiến trường và trở về Sài
gòn cuối tháng 3, 1975) thì ông cắt nghĩa lý do có thể là vì phi
công VNCH muốn tránh phi đạn SAM 7 của Bắc Việt nên đã bay quá cao, bởi vậy khó tránh khỏi việc bom nhầm. Điểm về
Không Quân bay quá cao thì phía Mỹ cũng đã đặt ra trong
buổi họp với phái đoàn Weyand tại Dinh Độc Lập ngày 3
tháng 4, 1975. Tại Luân Đôn, tôi có nhắc lại với TT Thiệu như
vậy để ông yên tâm.
e Hối tiếc việc thay đổi Tư Lệnh QÐ II
TT Thiệu rất ân hận về thời điểm (timing) của việc thay
đổi Tư lệnh QÐ II. Ông đã miễn cưỡng bổ nhiệm Tướng Phạm
Văn Phú thay thế cho Tướng Nguyễn Văn Toàn vì Phó Tổng
thống Trần Văn Hương và phía Hoa Kỳ cứ nhất định đòi thay
thế Tướng Toàn bị cáo buộc là tham nhũng. Tướng Toàn thay
thế Tướng Ngô Dzu từ tháng 5, 1973, đã có nhiều kinh nghiệm
tại QÐ II và ghi được nhiều thành công trong những năm 1973-
1974. Tuy rằng Tướng Phú có nhiều khả năng và rất thâm
niên nhưng việc thay đổi được thực hiện vào cuối năm 1974
tức là quá gần lúc xảy ra cuộc tấn công. Ông chỉ vừa về nhận
nhiệm sở tại Pleiku được trên ba tháng (lại nhằm ngay thời
gian có nhiều ngày nghỉ: Lễ Giáng Sinh, Tết Dương Lịch, Tết
Âm Lịch), chưa kịp sắp xếp nhân sự, bàn bạc chiến thuật, thì
đã tới biến cố Ban Mê Thuột. “Việc chỉ định một Tư lệnh mới
cho QÐ II vào tháng Tl], 1974 đã có hậu quả là làm tan vỡ sự
nối kết giữa các sĩ quan chỉ huy cao cấp và sự cộng tác giữa
họ,” Tướng Timmes nhận xét.(11)
e Không cho Mỹ biết cuộc rút quân khối Pleiku?
Tôi hỏi thì ông không trả lời nhưng trong mật điện ngày 21
tháng 4 gửi Ngoại trưởng Kissinger (về việc chính ông cũng
không biết rõ kết quả của việc ông thuyết phục ông Thiệu từ
chức), Đại sứ Martin còn nói tới lý do tại sao ông Thiệu không
cho Mỹ biết cuộc triệt thoái khỏi Cao Nguyên, “Vì ông ra nói
rằng bất cứ điều gì ông ta thông tin cho chúng tôi và Washington thì xem như sẽ tự động được đăng vào trang nhất trên tờ
Washuington Post hoặc tờ New York Times ngay ngày hôm sau. ”
Theo như Frank Knepp, mãi tới ngày 17 tháng 3, 1975, thì phía
Mỹ mới biết rõ về chiến lược “đầu bé đít to' do một nhân viên
CIA ở ngay trong chính phủ tiết lộ. (12)
*****
(P61)
翻譯成中文 “Thất bại không phải do lỗi của những người lính VNCH” Kết thúc những cuộc nói chuyện về Pleiku, Tổng thống Thiệu nói: “7e suis responsable mais pas coupable” (Tôi có trách nhiệm nhưng không có tội). Chắc chắn rằng với thời g1an và trên căn bản những tài liệu ngày càng rõ hơn, lịch sử sẽ có đầy đủ dữ kiện để phán xét thật khắt khe nhưng phân minh về trách nhiệm của Tổng thống Thiệu và của tất cả những người trong cuộc. Chỉ có một điều chắc chắn là trách nhiệm ấy không phải của những người chiến sĩ. Như Evans và Novak đã kết luận trong bài “Mổ xẻ về thất bại” Pleiku: “Sự mổ xẻ phân tích này cho ta nhiều bài học đáng giá. Tổng thống Ford đã có lý khi ông không đổ lỗi cho ông Thiệu như một vài vị cố vấn đã muốn thế. Nó xác nhận rằng điều mà Quân Lực VNCH cần không phải là sự tận tụy về chính trị hay sự lãnh đạo tốt ở cấp dưới mà cần có tướng lãnh khá ở cấp trung gian...” “Và mặc dầu Quốc hội có thể nói ngược lại, nó cũng chỉ ra cho ta thấy sự liên hệ vô tình không thể tránh được giữa sự sút giảm dần dân viện trợ Mỹ và thẩm hoạ Việt Nam... Thế là cuộc chiến kéo dài nhiều năm và tốn kém biết bao đã bị đánh bại vào ngày 15 tháng 3...” Bài phân tích kết luận: “Nhưng dấu ai là người đáng kết tội thì cuộc phân tích này đã làm sáng tỏ một điều: đó không phải là binh sĩ của Quân lực VNCH, những người đã bị lạm dụng và chịu đựng gian khổ từ lâu lắm rồi” Bài báo với tựa đề “Việt Nam: Mổ xẻ sự sụp đổ” của Rowland Evans và Robert Novak trên tờ Washington Post — Ngày 19 tháng 4, 1975 *xx**% “Một cuộc phân tích ở cấp cao về sự sụp đổ của Miền Nam Việt Nam cho thấy trách nhiệm về phần Tổng thống Thiệu - mà ai cũng cho là thủ phạm - thì ít mà phần lớn chỉ do một lỗi lầm của cấp chỉ huy ở chiến trường. Lỗi lầm đó cộng với việc quân viện Mỹ sút giảm đã gây ra thảm kịch không tài nào đảo nghịch được. Những người làm cuộc phân tích này không phải là nhân viên Tòa Đại sứ ở Sà¡igòn thân cận với ông Thiệu mà là những giới chức ở Washington không chút quan tâm đến tiếng tăm của ông ta, đã thăm viếng Việt Nam sau khi sụp đổ. Câu chuyện họ kể đã được kiểm tra lại cho chính xác và hoàn toàn chứng minh được. Nó giúp giải thích tại sao những người lính của Quân Lực VNCH giờ đây đang dũng cảm chiến đấu ở Xuân Lộc và những nơi khác nhưng lại bỏ chạy trong hỗn loạn tháng vừa rồi. Câu trả lời là không phải họ thiếu sự can đảm, lòng yêu nước hay kém huấn luyện, mà là sự kém cỏi có tai tiếng của các tướng lãnh mà khả năng đã từng bước suy yếu dần dưới áp lực của sự sút giảm viện trợ của Hoa Kỳ. Mất đi sự yểm trợ của Hoa Thịnh Đốn cùng với việc Nga Xô | yểm trợ hết mình cho Bắc Việt có lẽ đã khiến cho Nam Việt Nam sớm muộn gì cũng sẽ sụp đổ. Thế nhưng những biến cố khủng khiếp xẩy ra hồi giữa tháng Ba có thể đã đẩy nhanh hơn hàng mấy năm sự sụp đổ của Sài Gòn theo một cung cách nó khuếch đại lên hậu quả tai hại của nó đối với chính sách của Hoa Kỳ. Sự tiêu diệt của Sư đoàn 23 BB bởi Cộng sản khi đánh chiếm Ban Mê Thuột trên Cao nguyên là một thảm kịch đối với ông Thiệu bởi nó đã thay đổi cán cân lực lượng. Khi ấy, ông đã quyết định phải rút quân khỏi những vị trí khó giữ. Nhưng trái với điều mà mọi người tin, ông đã không ra lệnh là cần phải làm việc này một cách vội vã... Ngày 14, ông Thiệu triệu tập một hội đồng chiến tranh tối mật (tòa Đại sứ Hoa Kỳ không hay biết) tại một căn cứ quân sự ở vịnh Cam Ranh... Theo chiến lược của ông Thiệu, hội đồng quyết định rút abỏ Pleiku và Kontum trên Cao nguyên - nhưng dĩ nhiên không phải rút vào tận Sàigòn. Kế hoạch của họ là tái phối trí lực luợng rồi phản công ở Ban Mê Thuột để tìm cách chặn đứng cuộc tấn công (còn đang) rụt rè của Cộng sản. Vấn để khi nào rút bỏ Pleiku và Kontum thì bổ ngỏ, một sự mơ hồ có tính cách lịch sử quan trọng. Bốn trong năm vị dự cuộc họp nghĩ rằng sự rút quân sẽ tiến hành dần dần trong hai tuần lễ cuối tháng Ba... Khi trở về Pleiku tối ngày 14, không hiểu sao tướng Phú lại ra lệnh cho rút quân ngay đêm hôm đó mà không có chuẩn bị øì hết. Nếu là thời trước thì có lẽ các cố vấn Mỹ sẽ can ngăn ông, rồi thảo kế hoạch rút quân có trật tự và tập trận giả để phản công Ban Mê Thuột. Nhưng cố vấn Mỹ đã được rút về sau khi ký kết Hiệp định Paris vào tháng Giêng 1973...Quân của tướng Phú khởi hành về hướng Đông theo các quốc lộ 19B và 7B, con đường dẫn tới điạ ngục. Quốc lộ 7B là một con đường không có sửa sang và không có cầu nên gây ra hỗn loạn vì các xe vận tải nặng cây nát những đoạn sông cạn. Đoàn quân rút lui kéo theo 200,000 dân ty nạn đã bị phục kích ở Cheo Reo bởi sư đoàn 320 Bắc Việt. Kết quả là lại thêm rối loạn và tàn sát, một cuộc rút quân thảm hại hơn là ở Caporetto và cần một Hemingway mới mô tả được. Sự mổ xẻ phân tích này cho ta nhiều bài học đáng giá. Tổng thống Ford đã có lý khi ông không đổ lỗi cho ông Thiệu như một vài vị cố vấn đã muốn thế. Nó xác nhận rằng điều mà Quân Lực VNCH cần không phải là sự tận tụy về chính trị hay sự lãnh đạo tốt ở cấp dưới mà cần có tướng lãnh khá ở cấp trung gian. Và mặc dầu Quốc hội có thể nói cưỡng lại, nó cũng chỉ ra cho ta thấy sự liên hệ vô tình không thể tránh được giữa sự sút giảm dần dần viện trợ Mỹ và thảm họa Việt Nam... Thế là cuộc chiến kéo dài nhiều năm và tốn kém biết bao đã bị đánh bại vào ngày 15 tháng 3. Nhưng dẫu ai là ké đáng kết tội thì cuộc phân tích này đã làm sáng tỏ: đó không phải là binh sĩ của Quân lực VNCH, kẻ đã bị lạm dụng và chịu đựng gian khổ từ lâu lắm rồi” (P63)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