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帶進墳墓仍未消散的哀愁(P21-P34)

 第一部分 竭盡全力 心碎神傷
南越垂危之際的阮文紹

PHẦNI NỖ LỰC TỐI ĐA NHƯNG TÂM TƯ TAN NÁT TRONG CẢNH MIỄN NAM SUY SỤP


已读完该章节,内容与南越前總統阮文紹的流亡歲月有關,重點圍繞他晚年的際遇與心境。以下為章節摘要:


---


第一部分:竭盡全力 心碎神傷——南越崩潰中的阮文紹總統

第一章 帶進墳墓仍未消散的哀愁(P21-P34)


1. 流亡初期的冷暖人情


· 美國的冷遇: 阮文紹剛抵達台灣,就迎來了陳納德夫人的到訪,代表福特政府勸他不要前往美國定居,理由是美國國內反戰情緒仍強烈。

· 阮文紹的回應: 阮文紹冷冷地回答:「做美國的敵人很容易,但要做他們的朋友卻實在太難了。」這句話成為了本章的核心心聲,點出了美國在越戰後對盟友的背棄。


2. 在英國倫敦的低調生活


· 化名隱居: 阮文紹在倫敦郊區過著隱居般的生活,向鄰居們自我介紹時使用化名「Martin」,以求安靜度日。當英國鄰居明知其真實身份,但仍配合地稱他為「Martin先生」時,他讚賞了這種英國式的「冷靜」。

· 日常點滴: 回憶起家常菜「象鞭燉藥材」和故鄉的魚湯。

· 情義猶在: 阮文紹特意挑選了西裝外套和領帶,託作者帶回給一位「吳光長中將」,即使曾有嫌隙,仍念舊情。

· 流亡的感傷: 他回憶起在南越時,於夜間親自開吉普車在市區巡邏。作者形容他「蒼老了一些,但風度依然沉穩如昔」,顯現出流亡生活的無奈。


3. 美國政壇的變遷與希望


· 雷根崛起: 回顧1967年越戰辯論中,雷根完勝甘迺迪。之後阮文紹曾贈送一對象牙給雷根,並以「上象」(越南俚語,意指掌權)一語雙關地預言他必將入主白宮。

· 雷根當選的影響: 歷經卡特時期美國國際威望下滑、伊朗人質危機等事件後,直到雷根當選(人質在就職當天獲釋),阮文紹深感欣慰。雷根因季辛吉對待盟友的手段不光彩,決定不任命他為國務卿,這也讓阮文紹感到「放心」,因為不必再看到這個人主導國際事務。


4. 移居美國與晚年歲月


· 1985年移居美國: 阮文紹一家搬到波士頓,安靜地看著雷根在兩個任期內成功恢復美國的國際威望。

· 關注難民政策: 阮文紹對1989年國際社會通過「全面行動計畫」(CPA) 解決越南船民問題感到欣慰。

· 晚年的衝擊: 在與妻子慶祝金婚前往夏威夷旅行時,遇上9/11事件。當得知劫機飛機是從他居住的波士頓起飛後,他受到了極大震撼,心情變得「非常焦慮、擔憂」,這成為他晚年的一大哀愁。


5. 核心精神:信義與背叛

本章反覆映照出阮文紹的孤獨與哀愁:


· 對美國的怨懟: 指責美國背信棄義,戰時利用盟友,戰後卻急於切割。

· 對雷根的敬佩: 將雷根視為講究信義的對比,象徵著一種遲來的正義。

· 對故土的思念: 透過飲食及故鄉風物的回憶,展現無法返鄉的深層哀愁。文末提到作者助他帶出並保存的敏感機密文件(藏在瓷象肚子裡)在此章節後續相關段落有交代,這些文件涉及美國背後的妥協與背叛,進一步加深了他帶進墳墓的憤慨與哀愁。



  • 陳納德夫人陳香梅女士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著名飛虎隊指揮官陳納德將軍的遺孀。她在華盛頓政界無人不知,因為😀她長期為台灣進行遊說活動(中國遊說團)。她也是1968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在尼克森與阮文紹之間的重要中介人,曾鼓動阮文紹幫助尼克森贏得大選。


    • 阮文紹總統回憶說,他離開越南抵達台灣後,陳納德夫人於1975年4月29日從華盛頓飛來探望他,那時他才到台灣沒幾天。😀她帶來福特政府的訊息,勸他不要前往美國定居,理由是😀「這裡的反戰情緒仍然非常強烈」。


    • 這件事聽起來很奇怪,因為當時美國軍隊早已從越南全部撤出超過兩年,反戰示威早就結束了。


    • 😀「總統最好去其他地方,但您的家人可以先到美國。」陳納德夫人說,😀「而且我相信美國政府可以安排您去任何您想去的地方。」


    • 阮文紹總統冷冷地回答:😀「做美國的敵人很容易,但要做他們的朋友卻實在太難了。」

    第一部分 竭盡全力 心碎神傷 ——南越崩潰中的阮文紹總統

    第一章 帶進墳墓仍未消散的哀愁(第21頁)

    兩碗正宗南越風味的牛肉粿條和香氣四溢的咖啡已經擺在桌上。阮文紹夫人請我們趁熱吃。我問她為什麼不一起吃,她說:「我已經吃過了,讓你們兩位先生好說話。」

    雖然我知道他個性非常自尊,從不需要別人安慰,但自從1975年4月25日深夜他離開越南前往台灣之後,我還是設法找到了他兄長——大使阮文巧的電話,透過他聯繫上阮文紹總統,向他問候和安慰。他向我道謝,並說他將搬去英國定居,明年美國大選之後,如果我有空就過去見他。

    1976年冬天,我飛往倫敦。出發前我寫信告訴他抵達希斯洛機場的日期、時間和班次。他回信說會有人來接機。

    到了機場,我剛走出閘口,他就已經站在那裡向我揮手。我真的非常感動——經過一年多以及那麼多驚心動魄的變故之後,又再次見到他。我們緊緊握手,久久不放,互相問候。他叫我稍等,讓他去把車開過來。我有點意外,本以為會有其他人送他來接我。

    幾分鐘後,一輛Jaguar轎車緩緩駛來,車燈閃了幾下。他下車幫我把行李箱放進後車廂。雖然車子不算新,但性能很好。而且雖然英國是靠左行駛,與越南相反,他卻駕車緊貼左側道路疾駛。

    「總統才來這裡一年多,就已經開得這麼熟練了。」我讚歎道。

    「我以前就常開車。」他說。

    「但在獨立宮住了十年都沒開車,應該也忘了吧?」

    「你不知道,其實我偶爾還是會開車。」

    接著他告訴我,有時夜裡他想親自查看安全情況,就自己開著吉普車在西貢街頭繞來繞去。

    「總統這樣開敞篷吉普車,也太冒險了吧。」我說。

    「不會,我戴上軍帽,像普通憲兵巡邏一樣,讓侍衛坐在後座。」

    離開機場大約半小時,我們就到家了。這是一棟位於倫敦郊區薩里郡的小巧精緻的房子。剛下車,我就看到大門上掛著一塊相當大的牌子,上面寫著「The White House」(白宮)。我問他是本來就有的,還是他掛上去的。他說這邊的別墅通常都會取名字方便辨識,這塊牌子是前屋主留下的。

    他親自幫我提行李,帶我上到二樓的房間,打開電暖器讓房間暖和起來,還叮囑我如果還覺得冷,可以再開另一台暖器。

    當天下午他建議我早點休息,以恢復長途飛行的疲勞,並說第二天早上想睡到幾點就幾點,不用急。

    第二天早上,我從二樓下來,看見他正在看報紙。坐在餐桌前,他已不像去年三、四月那樣神情緊繃。當時在獨立宮,如果有事情要討論,他常常在三樓走廊靠窗的那張小桌子吃早餐。那裡可以聽到統一大道上車輛的噪音,他認為如果CIA想竊聽,也會比較困難。

    我們先聊了一些輕鬆話題,談到英國和美國的食物,有時實在不合越南人的口味。

    「總統還記得『象鞭燉藥材』那道菜嗎?」我問。

    他反問我什麼時候吃過。我說是在1974年底慶祝他生日的宴會上。他立刻想起來,哈哈大笑:「他們說是象鞭,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鞭。」

    才一年多沒見,他看起來稍微蒼老了一些,但風度依然沉穩如昔,仍保有當總統時的氣勢。

    吃完早餐,他說:「走吧,我們到附近走走,運動一下。」

    走了一段路,我看見一位英國婦女牽著一隻捲毛狗在散步,主僕都顯得非常開心。那位女士望向我們,主動打招呼。我以為後面還有別人,連忙回頭看,因為她說的是:「Hi Mr. Martin, how are you?」

    沒想到阮文紹總統立刻回應:「Oh I am fine, thank you.」

    我覺得很奇怪,便問她為什麼叫他Martin先生。他說,這位女士常牽狗散步,他便向她和所有鄰居自我介紹時都用「Martin」這個名字,當作化名,好讓自己能安靜地生活。

    😀「我們常說『冷靜得像英國人』,就是這個意思。」他說,「她明明知道我是阮文紹,但我說自己叫Martin,所以每次見面她都這樣稱呼我。」

    散步回來,我們在家喝茶。他說:「我帶你去倫敦兜一圈吧。」

    我建議不用太詳細,反正我已經來過這個城市好幾次了。

    逛了幾個小時欣賞風景後,他把我帶到一個購物區,找好停車位,進到一家大百貨公司。上上下下幾層樓之後,他帶我來到男裝部,挑選並買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英國羊毛西裝外套送給我。另外還買了兩條領帶,叮囑我帶回去轉送給中將吳光長Ngô Quang Trưởng。

    看到他對吳光長仍有這份情義,我心裡也高興起來——原本以為在岘港事件之後,兩人之間的聯繫已經變得緊張了。

    晚餐時,阮文紹夫人準備了酸湯和陶鍋燜魚。她說他最喜歡吃用嫩酸葉煮的酸湯,就像他母親在潘郎時常做的那樣,但在英國很難找到嫩酸葉。

    為了讓他開心,我主動提起他非常喜歡的話題——越南的海產與漁業。他回憶起在西貢河釣魚的往事,有時還會到崑崙島外海釣到鯖魚。

    吃完飯,我們小酌一杯,開始談起過去一年多來的種種變故。

    這是我自1975年4月14日早上最後一次向他告別、前往美國求援之後,第一次與阮文紹總統長時間深談。

    這次將近一週的拜訪,開啟了之後許多次的會面與深談。也因此,我才有機會聽他親口說出許多肺腑之言。

    *****

    (第24頁)

    話題一開始就談到「Martin」這個名字。我有點疑惑,因為他說:「我自我介紹說叫Martin,所以她就一直這樣稱呼我。」我從來沒聽他用過「Martin」這個名字,也從未在任何人、報紙或書籍中看到有人用這個名字稱呼他。

    😀「總統為什麼要取名叫Martin呢?」我問。

    😀「那是我的聖名。」

    這時他才告訴我,😀1951年他結婚並跟隨妻子的信仰入教時,依照天主教的儀式,取了「聖名」(baptismal name)為「Martinô」(馬丁)。

    「說來也巧,😀總統的聖名居然跟馬丁大使同名。」我開玩笑說。

    阮文紹總統沒有再多作解釋,只是微微一笑,隨即反問:「對了,馬丁現在怎麼樣?你最近有沒有常跟他見面?」

    於是,我立刻接上這個話題,就像當年在獨立宮不斷討論馬丁大使一樣,特別是南越崩潰前最後那些日子。我們談了很久有關馬丁的事,之後也多次重複談起。

    在獨立宮時,阮文紹總統通常用一個暗號稱呼美國大使,叫他「😀咖啡先生」,因為以前在法屬印度支那時期,有一種很有名的法國咖啡品牌就叫「Martin」。

    為了讓他心情輕鬆一些,我告訴他,馬丁大使剛剛在美國國會就越南問題作證,足足講了半天(1976年11月27日)。

    「他說了什麼?有沒有把責任推給我?」阮文紹總統眼睛一亮,連忙追問。

    「沒有,恰恰相反。😀他明確證明南越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國國會突然完全切斷對越南共和國的援助。」

    我簡單扼要地向他概述了證詞的幾個重點。

    阮文紹總統聽了非常感動,要求我寄一份完整的證詞給他。

    他之所以感動,是因為當時(1976年)他的許多同胞正猛烈批評他,把南越崩潰的全部責任都推到他身上,甚至指責他貪污了16噸黃金,帶到國外過帝王般的生活。

    關於黃金的傳聞實在惡毒。如果上網搜尋阮文紹的生平,會看到許多文章都提到這件事。例如《衛報》著名記者加布里埃爾·科爾科(Gabriel Kolko)就寫道:「4月24日,CIA用兩只塞滿黃金的大手提箱,把阮文紹送到了台灣。」(1)

    「😀就像你去年常跟我說的,最後只剩下馬丁先生一個人還全心全意幫助越南共和國。」他補充道。

    我還記得,1986年我們出版《獨立宮密檔》之後,因為書中多次提到這位前大使,阮文紹總統曾特地打電話叮囑我:「下次你去拜訪馬丁先生時,幫我向他夫婦和他們的女兒問好。」


    (第26頁)

    馬丁大使於1973年7月被任命為駐越南大使。阮文紹夫人回憶說,當年阮文紹總統前往美國與尼克森總統會談(巴黎協定簽署後,在聖克萊門蒂的晚宴上),尼克森總統曾悄悄對她說:「我會派一位新大使前往越南。」

    夫人說:「我們非常敬重邦克大使。」

    尼克森回答:「這位新大使比邦克還更喜愛越南。」

    馬丁大使剛到任時,阮文紹總統對他頗為保留,因為聽說他擔任駐泰國大使期間,曾反對美國出兵越南。但經過短短幾次接觸之後,阮文紹總統就發現馬丁全心全意支持越南共和國。這其中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馬丁夫婦十分疼愛的養子格倫(Glenn),就是在高原地區駕駛直升機執行任務時陣亡的。

    阮文紹總統對馬丁還有一份個人情誼,因為他是阮文紹在越南的最後一位美國官員。在將近十年擔任國家領導人的歲月裡,阮文紹總統曾與無數美國人共事,從總統、部長到將領,各級官員都見過。但到了他離開的最後一刻,站在他身邊的,只有馬丁一人。

    我隨口問起阮文紹總統1975年4月25日離開西貢的情形。他詳細講述了許多細節,並補充說,馬丁大使不但安排得非常周到,還親自到機艙門口為他送行。

    當時以及直到他去世,阮文紹總統始終不知道,馬丁其實還為他做了更多的事——這些將在第18章中詳述。

    (第26頁)

    為什麼阮文紹總統選擇英國作為居留地?

    當我問阮文紹總統為什麼選擇英國定居時,他講起😀1975年4月底安娜·陳納德夫人前來探望他的事。

    陳納德夫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著名飛虎隊指揮官陳納德將軍的遺孀。她在華盛頓政界無人不知,因為😀她長期為台灣進行遊說活動(中國遊說團)。她也是1968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在尼克森與阮文紹之間的重要中介人,曾鼓動阮文紹幫助尼克森贏得大選。

    阮文紹總統回憶說,他離開越南抵達台灣後,陳納德夫人於1975年4月29日從華盛頓飛來探望他,那時他才到台灣沒幾天。😀她帶來福特政府的訊息,勸他不要前往美國定居,理由是😀「這裡的反戰情緒仍然非常強烈」。

    這件事聽起來很奇怪,因為當時美國軍隊早已從越南全部撤出超過兩年,反戰示威早就結束了。

    😀「總統最好去其他地方,但您的家人可以先到美國。」陳納德夫人說,😀「而且我相信美國政府可以安排您去任何您想去的地方。」

    阮文紹總統冷冷地回答:😀「做美國的敵人很容易,但要做他們的朋友卻實在太難了。」(2)

    在1968年美國總統大選中,陳納德夫人是尼克森與阮文紹之間的重要橋樑。近年來,約翰遜總統圖書館於2008年12月解密了1968年5月至1969年1月期間,約翰遜總統在白宮的談話錄音,其中包括他與參議院共和黨領袖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參議員的對話。😀約翰遜總統明確表達了他對尼克森派出的特使(陳納德夫人與米切爾)試圖勸說南越政府不要參加巴黎和談、直到大選結束,以幫助尼克森勝選一事的強烈不安。😀錄音中,約翰遜總統甚至將尼克森的特使的行為稱為「叛國」(treason)。(3)

    😀阮文紹總統聽從了陳納德夫人的勸告,冒著極大風險幫助尼克森當選總統,也等於間接幫助了尼克森的繼任者福特總統。然而到了他落難之時,福特卻裝作不知,還😀派陳納德夫人來勸他「不要來美國」。

    談到背信棄義,他提到在台灣時,曾很高興看到台灣報紙刊登了我於1975年4月30日在華盛頓舉行記者會、向美國人民良心呼籲的消息。我簡單向他敘述了當時協助撤離人員的工作。他則提起我曾公開部分他交給我的密件,並說:😀「幸好你當時把這些文件帶出來了。」

    他還提到剛到台灣時,😀他的公事包曾被偷走:「他們以為我把文件放在裡面,但其實我早就交給你了。」他一邊說一邊笑,然後問我是怎麼把這些文件帶出來的。

    我告訴他,除了隨身帶著裝有文件的公事包之外,我還把兩隻小瓷象當作普通行李打包託運。在打包前,我另外複印了一份文件,藏進其中一隻瓷象的肚子裡,再塞滿許多木屑。這招很成功,直到今天我還保存著那隻瓷象作為紀念。

    根據助理阮文銀在一次訪談中的說法,當他去探望阮文紹總統並問起😀公事包被偷是否與金錢有關時,😀阮文紹回答說是為了「文件」。

    關於美國想取回這些文件的傳聞,2005年底BBC也曾報導(與下面引用的同一篇文章):😀「英國外交部檔案……透露阮文紹在離開台灣前曾遭搶劫。英國外交部獲悉,這是一次未遂行動,被指控是由美方發起,目的是取回尼克森總統和前國務卿亨利·季辛吉寫給阮文紹的一些秘密信件。」

    最近,2009年出版的😀《CIA與將領們》(CIA and The Generals)一書更進一步揭露,CIA曾試圖取回獨立宮的秘密檔案,理由是不想讓這些文件落入河內手中:😀「在阮文紹辭職前一天,CIA越南問題資深專家沙克利(Theodore Shackley)要求駐西貢CIA主任波爾加(Thomas Polgar)設法取回1972、1973年尼克森總統與阮文紹總統在簽署巴黎協定前往來的信件。沙克利說,如果這些文件落到河內手中,將對美國『極為不便』。波爾加回答說他不知道是哪些信件,而且CIA也沒有辦法取回。再說,😀既然美國連『一對一』的道義責任都沒有履行,阮文紹當然沒有理由不公開這些文件,讓美國陷入尷尬。」(4)

    (在此我想向讀者補充一點:可能正是因為我們當時秘密請韋安德將軍把幾封密件拿給福特總統過目(1975年4月5日早上韋安德向福特報告越南之行時),才讓季辛吉開始警覺。當時他肯定不知道我們把整套黑色封面的密件保存在潘 thanh Giản街(今稱 Điện Biên Phủ街)的私人住宅裡;如果他知道,CIA一定早就盯上了。)

    阮文紹總統最初選擇英國作為流亡地。英國政府也非常尊重他和家人的私人生活。直到他去世四年後的2005年12月29日,BBC才報導:「😀最後,阮文紹並沒有像許多人以為的那樣前往美國定居,而是選擇了倫敦……英國外交部檔案解釋了阮文紹選擇英國的原因。一位英國外交部專家表示,阮文紹認為如果他住在美國,可能會引起許多爭議,而且他或許也難以與當時已經大批移居美國的南越僑民相處。檔案還指出,他無法住在法國,因為他認為巴黎經常受到北越的壓力,而且他可能會面臨法國越南僑社的風險。阮文紹選擇英國,是因為當時他的部分親屬已經住在英國。然而,在倫敦期間,他從未公開露面……」

    據阮文紹夫人說,從他們剛到倫敦開始,英國政府就對他們一家非常照顧,派了一位上尉負責安全與協助,在之後一年多時間裡,引導他們適應英國的社會生活。總體而言,英國媒體和民眾都沒有過度打擾或干涉他。

    1976年冬天,那天他帶我們去購物中心時(正如前面所述),我們搭乘電扶梯準備上樓,看見一位中年男子正搭電扶梯下來,一直盯著他看。我湊近他耳邊小聲說:「好像有人認出你了。」

    阮文紹總統說,類似情況發生過很多次,😀在地鐵或公車上都有乘客認出他,但他們都「裝作沒看見」。只有一次例外,在一家餐廳裡,有人走到桌前問他:😀😀「Hello, how are you? Are you President Thieu?」他回答:「No, I am his brother.」(不是,我是他弟弟。)

    阮文紹總統在倫敦過著隱居的生活。偶爾心情鬱悶時,他會去巴黎探望幾位昔日的部屬。(5)

    (第30頁)

    搬到美國——在雷根總統穩坐「大象背」之後

    巴黎協定簽署後,尼克森總統邀請阮文紹總統訪問美國,藉機重申對越南共和國的承諾。然而尼克森並沒有在華盛頓以國賓之禮接待他,而是邀請他到加州聖克萊門蒂的私人別墅「太平洋之家」(Casa Pacifica)。

    😀招待阮文紹總統的晚宴總共只有十二人,包括主人和客人。對外宣稱的理由是「座位不夠」。

    😀唯一讓阮文紹總統感到安慰的,是當時加州州長😀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的態度和情誼。此前阮文紹總統曾在西貢熱情接待過雷根州長,並送給他一對象牙,開玩笑地說:😀「總有一天,您會『上象』(掌權)的。」

    還在西貢時,有一次我告訴阮文紹總統一件關於雷根與美國反戰運動的故事。那是1967年5月,當時阮文紹還擔任國家領導委員會主席。

    那一次,州長雷根突然因為在電視辯論中展現出豐富的政治知識而聲名大噪,而不僅僅是一位演技出色的電影明星。在CBS電視台主辦的一場有大量國際學生參加的越南問題辯論中,雷根與紐約州民主黨參議員羅伯特·甘迺迪(甘迺迪總統之弟)同台。雷根在雄辯能力、冷靜態度,以及不被過激反戰學生所困擾等方面,表現遠遠勝過甘迺迪。

    那場辯論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一位英國學生提出的問題。在對甘迺迪提出一連串極具挑釁、嘲諷美國的問題,而甘迺迪只能守勢、回答含糊其辭之後,輪到雷根時,這位學生問道:😀「為什麼美國顧問要幫助吳廷琰總統把六百萬人關進監獄?」

    雷根看著這位年輕人,微微一笑說:「小老弟,這種惡意中傷完全沒有任何證據;況且整個南越老少加起來也只有一千六百萬人而已。」

    全場哄堂大笑,那位英國學生滿臉通紅,當場閉嘴。

    1976年,雷根競選共和黨總統提名人,但未能獲得黨內提名,雖然只以極小差距輸給福特。由於共和黨在尼克森和福特時期信譽大跌,最後由卡特當選總統。然而😀在卡特執政期間,美國的國際威望繼續下滑,很大程度是因為敵人看到美國從越南撤退後,便開始輕視美國。

    😀1979年11月4日,伊朗激進分子在推翻親美的伊朗國王後,攻占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將所有人員扣為人質。這場危機一直延續到1980年雷根勝選為止。全部53名美國大使館人員,正好在雷根宣誓就職當天(1981年1月20日)獲得釋放。

    那一天,雷根真正「上象」了,阮文紹總統當年的預言果然成真。阮文紹總統在電話中顯得非常高興。

    幾個月後,我們告訴他,根據共和黨內的朋友透露,😀雷根總統因為知道季辛吉對盟友(包括越南共和國和南美國家)做過的一些不光彩的事,決定不接受黨內領袖的建議,任命這位共和黨最著名的外交家為國務卿。這樣一來,阮文紹總統終於可以放心,不必再看到這個人在國際舞台上指手畫腳了。(6)

    一方面為了離子女近一些,另一方面也因為雷根總統的盛情,阮文紹總統一家於1985年——雷根連任並開始第二任期時——😀搬到了美國。

    他繼續在波士頓過著低調的生活,欣慰地看著雷根總統在1981年至1988年的兩任任期內大獲成功,大幅提升了美國的國際威望,儘管後來因「😀伊朗門事件」(出售武器給伊朗以資助尼加拉瓜反政府軍)而受到批評,但雷根本人並未像尼克森那樣深陷其中,因此媒體稱他為「😀特氟隆總統」(不黏鍋總統)。

    兩任期結束後,雷根全力支持副總統喬治·布希(老布希)在1988年當選總統。布希總統延續了雷根的移民政策。

    阮文紹總統非常高興看到1989年6月舉行的「😀國際東南亞難民會議」,有來自70個國家的代表參加。這次會議制定了「全面行動計畫」(CPA),用以解決船民問題,特別是協助安置仍滯留在東南亞和香港各難民營的10萬名難民。(P32)

    (第33頁)

    😀在9/11事件後離世

    阮文紹夫人回憶說,9/11恐怖攻擊事件讓他深受震撼。

    那時正值阮文紹夫婦結婚五十週年紀念,兒子阿祿邀請父母前往夏威夷度假。他們才到夏威夷沒幾天,悲劇就發生了。當他看到從波士頓機場(他當時的居住地)起飛的客機撞進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另一架則撞向五角大廈時,據夫人說,他整個人「嚇壞了」。

    這次震撼對他的健康影響很大。在他患心臟病的幾年裡,夫人經常得開車送他進醫院。

    「可惜現在已經沒有『😀為民醫院』可以照顧他了。」夫人感慨地說。

    提起這家醫院,我忽然想起自己曾去參觀過,設備非常完善,共有五百多個病房。夫人說,她以前常到芹苴醫院探望病患,有時看到兩個病人擠在一張小床上,讓她非常心疼。因此她花了很多心力四處奔走,推動興建一所現代化的醫院,作為改善越南醫療體系的第一步。

    這家醫院的經費主要來自外交使團的捐助,尤其是台灣、韓國、日本和荷蘭的大使館。

    如今年事已高,她卻必須在異鄉的夜晚獨自開車,繞了好久的路才到醫院。她說有一次直到凌晨一點才回到家,回去時還得在昏暗無光的地下停車場找車,她甚至害怕有鬼,有時只好倒車出來。

    「算了,幸好還有我可以開車送總統先生。」第二天她到醫院探望他時,這樣對他說,好讓他開心。

    「謝謝妳。」阮文紹總統微微一笑回答。

    9/11事件發生後,他非常想立刻離開夏威夷返回波士頓,但當時所有飛機都停飛,一週後才得以返家。回到家後,他的病情更加惡化。

    9月27日星期四,他突然昏倒,隨後進入昏迷狀態。

    在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療中心(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他於😀2001年9月29日星期六下午,永遠沉睡過去。

    阮文紹總統在9/11事件發生後不到三週就離開了人世。

    在一篇發表於網路的長篇評論文章😀Nguyen Van Thieu and the 11th September terrorist attacks<阮文紹與9月11日的恐怖攻擊〉中,作者大衛·班尼特😀(David Bennett)提到,😀阮文紹「使用化名『Mr. Martin』,這正是最後一位美國駐南越大使葛拉罕·馬丁(Graham Martin)的姓氏」。

    班尼特認為,由於越戰症候群的影響,阮文紹的逝世並未受到媒體太多關注。他斷言:😀「南越的崩潰,是美國未能履行對阮文紹總統所作承諾、不提供支援的必然結果。」並評論道:「😀阮文紹上個月的去世,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是否有決心贏得這場反恐戰爭……以及美國是否會堅定地幫助阿富汗建立一個長久穩定的國家?」(7)

    阮文紹總統離世當時,全世界目光都集中在9/11事件上,但近兩年來情況已完全不同:媒體開始頻繁談論「越南與阿富汗」。

    可以肯定的是,從您拿起這本書,直到至少2012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期間,讀者將會越來越多地看到有關這個主題的評論。

    無論如何,美國永遠無法忘記越南。

    歐巴馬總統已經閱讀並聽取了許多關於這場戰爭教訓的建議。就像詹森總統或尼克森總統一樣,他也😀不願意成為第一個在戰場上失敗的美國總統。

    然而,他「😀是否會堅定地幫助阿富汗建立一個長久的國家」呢?

    在另一個世界裡,相信馬丁諾·阮文紹總統已經有了答案。

    (第34頁)

    南越總統與美國官員之間的互動。
    • 人物身份:照片左側正接過文件的男子為越南共和國(南越)總統阮文紹(Nguyễn Văn Thiệu)。
    • 關鍵人物:向他遞交文件的是時任美國駐南越大使葛拉漢·馬丁(Graham Martin)。 
    • 歷史背景:阮文紹於1967 年至1975 年間擔任南越總統,在其任內依賴美國的軍事援助來對抗北越部隊。 
    • 事件終結:照片所示的關係最終因美國撤軍而在1975 年西貢陷落時告終,阮文紹隨後辭職並流亡國外。 

    圖片文字翻譯
    • 總統紹接受大使馬丁的國書(總統府照片)

    • 原文:Căn nhà The White House ở Luân Đôn (Hình: Der Spiege
    • 翻譯:倫敦的白宮(圖片:Der Spiegel)

    1972 年4 月的一場歷史性會面,當時時任加州州長隆納·雷根及其夫人南希·雷根在洛杉磯的貝弗利威爾希爾飯店接待了南越總統阮文紹及其夫人。
    • 歷史背景:此次會面發生在越戰期間,美國與南越政府正密切合作。
    • 人物身份:照片左側指向者為雷根夫婦,右側為阮文紹夫婦。
    • 圖片來源:此影像由美聯社(AP/Wide World)拍攝。

    圖片文字翻譯
    • 原文字:Thống đốc California và Bà Ronald Reagan tiếp Tổng thống và Bà Nguyễn Văn Thiệu tại khách sạn Beverly Wilshire (Los Angeles), tháng 4. 1972 (Hình: AP/Wide World).
    • 翻譯:加州州長與隆納·雷根夫人接待總統與阮文紹夫人於貝弗利威爾希爾飯店(洛杉磯),1972年4月(圖:美聯社/廣角世界)。


    美國總統理查·尼克森與夫人帕特·尼克森,於1973年4月在加利福尼亞州聖克萊門特的「西方白宮」接待南越總統阮文紹及其夫人的情景。 
    • 理查·尼克森:美國第37任總統,在任期間致力於減少美國對越南戰爭的參與,並改善了與蘇聯和中國的關係。 
    • 帕特·尼克森:作為第一夫人,她積極參與外交事務,並致力於提升志願服務精神。 
    • 阮文紹:越南共和國(南越)總統,在尼克森任內與美國政府就越南局勢進行了多次談判。 
    • 聖克萊門特莊園:尼克森在此地設有私人住宅,並將其作為「西方白宮」進行公務活動,接待過多位外國首腦。 

    圖片文字翻譯
    • 理查·尼克森總統和夫人與阮文紹總統和夫人於加利福尼亞州聖克萊門特的西方白宮,1973年4月。



    CHƯƠNG 1 Mối Sầu Ôm Xuống Tuyển Đài Chưa Tan (P21) Hai tô hủ tiếu đúng hương vị Miễn Nam và cà phê thơm phức bày sẵn trên bàn. Bà Thiệu mời chúng tôi vào ăn cho nóng. Tôi hồi sao bà không cùng ăn thì bà nói “Tôi ăn rồi, để cho hai ông dễ nói chuyện.” Tuy biết tính ông rất tự hào và chẳng cần ai an ủi, nhưng sau khi ông rời Việt Nam tới Đài Loan vào đêm ngày 25 tháng 4, 1975 tôi đã cố tìm được số điện thoại của bào huynh ông là Đại sứ Nguyễn Văn Kiểu và qua đó có thể liên lạc để hỏi thăm, an ủi ông. Ông cám ơn, nói là sẽ dọn sang cư ngụ tại Anh, và sang năm, sau kỳ tuyển cử ở Mỹ thì tôi nên sang gặp ông khi nào rảnh rang. Mùa đông năm 1976, tôi bay sang Luân Đôn. Trước khi đi tôi viết thư cho ông biết ngày giờ tới phi trường Heathrow và số chuyến bay. Ông trả lời là sẽ có người ra đón. Tới nơi, tôi vừa ra tới cửa thì ông đã đứng ngay ở đó vẫy tay chào. Tôi thật cảm động gặp lại ông sau hơn một năm trời và sau bao nhiêu biến cố. Chúng tôi bắt tay nhau thật chặt và lâu, trao đổi mấy lời thăm hỏi. Ông bảo tôi đứng chờ để ông đi lấy xe, tôi hơi bỡ ngỡ vì cứ tưởng là có người nào đó đã đưa ông ra phi trường để đón tôi về. Mấy phút sau thì một chiếc xe Jaguar tiến tới, đèn chớp chớp vài lần. Ông mở thùng xe giúp tôi cho valise vào. Tuy không mới lắm nhưng xe chạy rất tốt, và đù là lái ngược chiều lái ở Việt Nam, ông cứ bám sát bên trái đường mà phóng. “Tổng thống mới ở đây có hơn một năm mà đã lái xe vèo vèo,” tôi khen. “Ngày trước tôi lái xe quen rồi/” ông nói. “Nhưng ở trong Dinh Độc Lập mười năm không lái xe thì chấc cũng quên?” “Anh không biết chứ thỉnh thoảng tôi vẫn lái xe” Rồi ông mới kể lại là đôi khi ông muốn đi quan sát tình hình an ninh về ban đêm nên đã tự mình lái chiếc xe jeep đi lòng vòng quanh SàIgòn xem sao. “Tổng thống lái xe jeep trống trải như vậy là cũng liều đấy,” tôi bình luận. “Không, tôi đội mũ như một quân cảnh đi tuần tiễu bình thường, để cận vệ ngồi ghế sau.” Chỉ khoảng nửa giờ rời phi trường. đã về tới nhà. Đây là một căn nhà nho nhỏ, xinh xinh nằm ở vùng Surrey ngoại ô thành phố Luân Đôn. Vừa bước xuống xe, tôi thấy một cái bảng treo trên cửa với mấy chữ khá lớn “The White House. ” Tôi hỏi ông là bảng này vẫn có từ trước hay ông treo vào? Ông nói villa bên này hay mang tên cho dễ nhận, và cái bảng này là của chủ cũ để lại. Ông tự tay xách giúp cái valise và đưa tôi lên một phòng trên lầu hai, vặn hộp sưởi điện cho ấm, rồi dặn là nếu thấy vẫn còn lạnh thì cứ vặn thêm cái hộp sưởi thứ hai. Buổi chiều hôm ấy ông nói tôi nên đi ngủ sớm cho đỡ mệt sau chuyến bay dài từ Washington và nói là sáng hôm sau thì cứ thủng thẳng lúc nào dậy cũng được. Sáng hôm sau từ trên tầng thứ hai xuống nhà, tôi thấy ông đang đọc báo. Ngồi xuống bàn ăn, ông hết còn căng thẳng như những buổi ăn sáng hồi tháng Ba, tháng Tư năm trước. Trong thời gian ấy khi nào có chuyện øì bàn bạc thì ông hay ăn sáng tại cái bàn nhỏ xíu để sát cửa sổ trên hành lang lầu ba Dinh Độc Lập. Ở đó có tiếng xe cộ ồn ào từ Đại lộ Thống Nhất dội vào nên ông cho rằng nếu CIA muốn nghe lén thì cũng khó. Chúng tôi bắt đầu bằng những câu chuyện vui vui về các món ăn bên Anh, bên Mỹ, nhiều khi không hợp khẩu vị. “Tổng thống còn nhớ cái món “pín voi hầm thuốc bắc' không,” tôi hỏi. Ông hỏi lại là tôi ăn món ấy bao giờ? Khi tôi nhấc là ăn trong bữa tiệc mừng sinh nhật của ông cuối năm 1974, ông nhớ ngay và phá ra cười: “Ù thì họ nói là pín voi chứ tôi cũng chẳng biết là pín gì” Chỉ hơn một năm không gặp mà thấy ông cũng có phần già đi, tuy phong độ vẫn còn chững chạc như ngày còn tại chức. Án xong, ông nói: “Thôi ta đi vòng vòng quanh khu này để thể thao đôi chút.” Vừa đi được một quãng đường, tôi thấy một phụ nữ người Anh dẫn con chó xù đi dạo, trông mặt cả chủ lẫn chó hớn hở vui vẻ. Bà ta nhìn về phía chúng tôi và mở lời chào. Tôi chắc là có người nào đi đằng sau mình nên quay lại nhìn xem, vì bà ta chào: “Hi Mr. Martin, how are you?” Thế nhưng ông Thiệu vội chào lại: “ Oh I am fine, thank you.” Tôi lấy làm lạ và hỏi sao bà ấy lại chào ông Martin? Ông Thiệu nói là bà này hay dấn chó đi dạo và ông đã tự giới thiệu với bà ta và tất cả hàng xóm tên ông là Martin, như một bí danh để được sống cho thâm lặng. “Mình hay nói 'phớt tỉnh như Ăng-lê” là như vậy, ” ông nói, “bà ấy biết rõ tôi là Thiệu nhưng vì tôi nói là Martin nên lần nào gặp, bà ấy cứ gọi như thế. ” Đi dạo xong chúng tôi trở về nhà uống trà. Ông nói “Để tôi đưa anh đi một vòng xem Luân Đôn” Tôi gợi ý là chỉ cần xem loáng thoáng thôi chứ tôi cũng đã đến thành phố này mấy lần rồi. Sau vài giờ đi lòng vòng để xem phong cảnh, ông đưa tôi đến một khu shopping, tìm chỗ đậu xe, rồi vào một tiệm lớn. Sau khi lên xuống mấy tầng trong tiệm, ông đưa tôi đến quầy bán quần áo và mua tặng tôi một cái áo vét bằng len “made in England” rất đẹp. Ông còn mua thêm hai cái cà vạt và dặn tôi đưa về tặng Trung tướng Trưởng. Thấy ông có nghĩa cử ưu ái với ông Trưởng tôi cũng vui lên vì cứ tưởng là giây liên lạc giữa hai người đã bị căng thẳng sau vụ Đà Nẵng. Trong bữa cơm chiều, bà Thiệu cho ăn canh chua, cá kho tộ. Bà nói ông thích ăn canh chua nấu với lá me non như mẹ ông thường nấu ở Phan Rang, nhưng làm sao tìm được lá me non ở bên Anh. Để làm cho ông vui, tôi gợi ý nói đến một đề tài mà ông rất ưa thích: hải sản, và ngư nghiệp ở Việt Nam. Ông kể lại những kỷ niệm đi câu cá ở sông Sàigòn và đôi khi câu được cá thu ở ngoài Côn Sơn. Cơm nước xong, chúng tôi nhâm nhi ly rượu, bắt đầu nói tới những biến cố trong hơn một năm qua. Hôm đó là lần đầu tiên tôi truyện trò thật lâu với Tổng thống Thiệu kể từ ngày tạm biệt ông để đi cầu viện lần cuối cùng vào sáng ngày 14 tháng 4, 1975. Chuyến thăm hỏi này kéo dài gần một tuần, đã mở đầu cho nhiều cuộc gặp gỡ, đàm đạo sau đó. Do vậy tôi có cơ may đã được ông kể lại cho nghe nhiều điều tâm huyết.

    *****(P24)

    Bắt đầu là câu chuyện về cái tên Martin. Tôi hơi thắc mắc vì ông kể “?ôi tự giới thiệu là Martin nên bà ấy cứ gọi như thế.” Chưa bao giờ tôi thấy ông dùng tên Martin, và cũng chưa thấy ai hay báo chí, sách vở nào nói về ông với cái tên này. “Sao Tổng thống lại lấy tên là Martin/" tôi hỏi. “lên Thánh của tôi là ÄMartinô” Lúc ấy ông mới nói là khi lập gia đình và theo đạo bên vợ năm 1951, ông đã lấy “tên Thánh' (theo nghi thức của đạo Công giáo) là Martinô. “Kể cũng lạ, tên Thánh của Tổng thống lại trùng với tên ông Đại sứ Marrin,” tôi nói đùa. Ông Thiệu không cắt nghĩa gì thêm lại mỉm cười rồi hỏi ngay: “Mà lúc này ông Martin thế nào, anh có hay gặp ông ấy không?” Thế là tôi bắt ngay vào chuyện Martin như là nối tiếp những chuyện bàn bạc về ông này tại Dinh Độc Lập, đặc biệt là vào những ngày tháng cuối cùng trước khi sụp đổ. Chúng tôi nói chuyện Martin khá lâu và còn được lập đi lập lại nhiều lần về sau này. Tại Dinh Độc Lập, ông Thiệu thường gọi ông đại sứ Mỹ bằng một bí danh “Ông Ca phê vì ngày trước ở Đông Dương có cà phê Pháp “Martin” nổi tiếng. Để làm cho ông vui vui lên, tôi kể lại là Đại sứ Martin vừa ra điều trần cả nửa ngày tại Quốc hội Hoa kỳ về Việt Nam (27 tháng I1, 1976). “Ông ấy nói gì? Có đổ lỗi cho mình không?” mất ông Thiệu sáng lên, hỏi dồn dập. “Không, ngược lại ông ta đã chứng minh rõ ràng lý do chính của thất bại là chính Quốc hội Mỹ đã cắt hết viện trợ cho VNCH và cắt quá đột ngột” Tôi tóm tắt sơ sơ vài điểm chính của bài điều trần. Ông Thiệu rất cảm động và yêu cầu tôi gửi cho ông một bản. Ông cảm động vì lúc ấy (1976) phân đông đồng bào của ông đang phê phán và đặt hết trách nhiệm sụp đổ vào vai ông, lại còn biển thủ 16 tấn vàng để ra ngoại quốc sống đời vua chúa. Câu chuyện vàng cũng thật ác ôn. Nếu ta vào internet mà đọc về tiểu sử của ông Thiệu thì thấy nhiều bài nói tới vụ vàng. Ví dụ như nhà báo nổi tiếng Gabriel Kolko của tờ Guardian có viết: “On April 24, with two huge suitcases stuffed with gold, the CIA flew him to Taiwan” (Ngày 24 tháng 4, với hai valise đầy ấp vàng, CIA đã chở ông Thiệu tới Đài Loan) (1). “Như anh hay nói với tôi năm trước, sau cùng chỉ còn có mình ông Martin là hết lòng giúp đỡ VNCH”” ông thêm. Tôi còn nhớ là sau này vào năm 1986, sau khi chúng tôi xuất bản cuốn The Palace File trong đó có nhắc nhiều tới ông cựu Đại sứ thì ông Thiệu gọi điện thoại dặn “khi nào anh đến thăm ông Martin thì cho tôi gửi lời thăm ông bà ta và cô con gái.” *****(P26)

    *k*% Ông Martin được bổ nhiệm làm Đại sứ ở Việt Nam vào tháng 7, 1973. Bà Thiệu kể là lúc Tổng thống Nixon chiêu đãi bữa cơm tối trong chuyến ông Thiệu sang họp với ông (ở San Clemente sau Hiệp định Paris), ông Nixon có rỉ tai bà nói là “tôi sẽ để cử một đại sứ mới sang Việt Nam” Bà nói là “chúng tôi rất quý Đại sứ Bunker.” Nixon nói “ông đại sứ mới còn mến Việt Nam hơn cả ông Bunker nữa”. Khi ông Martin mới tới, ông Thiệu rất dè đặt vì nghe là lúc ông làm đại sứ ở Thái Lan ông đã chống việc đem quân vào Việt Nam. Nhưng chỉ sau vài ba lần tiếp xúc, ông Thiệu đã nhận ra rằng Martin ủng hộ VNCH hết mình, có thể một phần vì chính người con nuôi mà gia đình ông quý mến, cậu Glenn, đã tử trận khi lái chiếc trực thăng trên vùng cao nguyên. Ông Thiệu có nhiều cảm tình với ông Martin còn vì lý do cá nhân nữa. Ông là viên chức Mỹ cuối cùng mà ông Thiệu tiếp xúc. Trong gần mười năm trời làm thủ lĩnh quốc gia, ông đã từng gặp gỡ, làm việc với bao nhiêu quan chức Mỹ từ Tổng thống, Bộ trưởng tới tướng lãnh trở xuống. Đến giờ phút ông ra đi, chỉ có ông Martin là người đứng bên ông. Tôi hỏi ông Thiệu qua loa về việc ông rời Sàigòn ngày 25 tháng 4, 1975. Ông kể lại nhiều chỉ tiết và thêm rằng ông Martin đã sắp xếp phương tiện rất chu đáo và đã đích thân đến cửa máy bay đưa tiễn ông. Lúc ấy và cho tới khi từ trần, Tổng thống Thiệu cũng không hề biết rằng ông Martin còn giúp ông nhiều hơn nữa như sẽ được thuật lại trong Chương 18.

    (P26)

    翻譯成中文

    Tại sao Tổng thống Thiệu chọn nước Anh? Khi tôi hỏi Tổng thống Thiệu tại sao ông chọn nước Anh để cư ngụ thì ông kể lại chuyện bà Anna Chennault sang thăm ông cuối tháng 4, 1975. Bà Chennault là vợ Tướng Chennault chỉ huy phi đoàn Ƒying Tigers nổi tiếng trong Thế chiến II. Bà là người mà giới chính trị ở Washington ai cũng biết, vì bà hoạt động hành lang cho Đài Loan (China Lobby). Bà cũng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người môi giới giữa ông Nixon và ông Thiệu trong kỳ tranh cử Tổng thống Hoa kỳ năm 1968 để xúi ông Thiệu giúp ông Nixon thắng cử. Ông Thiệu kể lại là sau khi ông rời Việt Nam tới Đài Loan, bà Chennault bay từ Washington sang thăm ông ngày 29 tháng 4, 1975, chỉ mấy ngày sau khi ông tới xứ này. Bà đã mang thông điệp của chính phủ Ford để khuyên ông không nên tới cư ngụ tại Hoa Kỳ vì lý do “tình hình phản chiến ở đây rất mạnh! Thật là chuyện lạ vì lúc ấy đâu còn phản chiến, biểu tình ở Mỹ vì quân đội Mỹ đã rút toàn bộ khói Việt Nam từ trên hai năm rồi. “Tổng thống nên đi nơi khác, nhưng gia đình có thể vào Hoa Kỳ được,” Anna Chennault nói, “và fôi chắc chính phủ Hoa Kỳ có thể dàn xếp để ông đi đâu tùy ý.” Ông Thiệu lạnh lùng đáp: “Làm kê thù của Hoa Kỳ thì dễ, nhưng làm bạn với họ thì thật là khó. ”(2) Trong cuộc bầu cử Tổng thống Hoa Kỳ năm 1968, bà Chennault là môi giới quan trọng ø1ữa ông ÑIxon và ông Thiệu. Gần đây, vào tháng 12, 2008 thư viện Johnson giải mật cuốn băng ghi những cuộc nói chuyện của Tổng thống Johnson tại White House từ tháng 5/1968 tới tháng 1/1969, trong đó có ghi câu chuyện giữa ông Johnson và Chú tịch Đẳng Cộng Hòa tại Thượng viện là Nghị sĩ Everett Dirksen. Ông Johnson tỏ ý rất e ngại về việc phái viên của Nixon (bà Chennault và ông Mitchell) đang cố gắng khuyến dụ Chính phủ Miền Nam không tham dự Hòa đàm Paris cho tới sau cuộc tuyển cử, với mục đích giúp cho Nixon thắng cử. Trong cuốn băng có ghi lời Tổng thống Johnson bình luận về các phái viên của Nixon, cho việc này là “phản quốc” (treason). (3) Ông Thiệu đã nghe lời khuyên của bà Chennault và đánh ván cờ hết sức liễu lĩnh giúp ông Nixon đắc cử tổng thống. Như vậy ông cũng đã gián tiếp giúp người lên kế vị Nixon là Tổng thống Ford. Bây giờ tới lúc hoạn nạn, ông Ford lại lờ đi, còn gửi chính bà Chennault đến để thuyết phục ông “đừng sang Mỹ. Nói tới sự bội tín, ông nói là lúc ở Đài Loan, ông đã rất mừng vì có người dịch tờ báo Đài Loan viết về chuyện tôi họp báo ngày 30 tháng 4 tại Washington để khiếu nại tới lương tâm nhân dân Hoa kỳ. Tôi kể lại sơ qua cho ông về những công việc cứu giúp đoàn người di tản lúc ấy. Ông nhắc tới việc tôi đã tiết lộ vài cái thư trong hồ sơ mật do ông đưa và nói “Thật may mà anh đã mang đi được những tài hiệu này. ” Ông kể lại là khi tới Đài Loan, ông còn bị đánh cấp mất chiếc cạp xách tay: “Họ tưởng tôi mang tài liệu đi nhưng tôi đã trao cho anh rồi, ” ông vừa nói vừa cười rồi hỏi tôi làm sao mà tôi đã mang đi được những tài liệu này. Tôi kể lại là ngoài việc mang hồ sơ trong cặp đi theo mình, tôi có đóng gói và gửi máy bay hai con voi nhỏ bằng sứ như món đồ bình thường. Trước khi đóng gói thì tôi đã làm thêm một copy về tài liệu và giấu vào bụng một con voi, rồi nhét thật nhiều vỏ gỗ thêm vào. Việc này thành công và ngày nay tôi còn giữ được con voi làm kỷ niệm. Theo Phụ Tá Nguyễn Văn Ngân kể lại trong một bài phỏng vấn thì khi ông Ngân tới thăm Tổng thống Thiệu và hỏi về chiếc cặp đã bị đánh cắp là vì lý do tiền hay lý do nào khác, ông Thiệu đã trả lời là vì lý do “tài liệu. Chuyện Mỹ muốn lấy lại tài liệu thì cuối năm 2005, đài BBC cũng có nói tới (trong cùng bài như viện dẫn dưới đây): “Hồ sơ từ Bộ Ngoại Giao Anh... tiết lộ rằng ông Thiệu bị cướp trước khi ông rời khỏi Đài Loan. Bộ Ngoại giao được thông báo đó là một nỗ lực không thành, vốn bị cáo buộc là do phía Mỹ khởi xướng nhằm tìm cách lấy lại một số thư từ bí mật mà cố Tổng thống Nixon và cựu Ngoại trưởng Henry Kissinger đã viết.” Mới đây, trong cuốn sách “CIA and The Generals' (CIA và các Tướng Lãnh) xuất bản năm 2009 lại vừa tiết lộ việc cơ quan này đã cố lấy lại những tài liệu Hồ sơ mật trong Dinh Độc Lập, viện cớ là không muốn để hồ sơ rơi vào tay Hà Nội: “Một ngày trước khi ông Thiệu từ chức, ông Shackley (Theodore Shackley chuyên gia cao cấp về Việt Nam tại trung tâm CIA) yêu cầu ông Polgar (Thomas Polgar, Giám đốc CIA tại Sàigòn) tìm cách lấy lại những thư từ TT Nixon trao đổi với TT Thiệu trong những năm 1972, 1973 trước khi ký Hiệp định Paris. Shackley nói nếu những văn kiện đó lọt vào tay Hà Nội thì thật 'bất tiện' cho Hoa Kỳ. Polgar trả lời ông không biết đó là những thư từ gì và CIA cũng không thấy có cách gì mà lấy lại được. Vả lại Hoa Kỳ đã không giúp Nam Việt Nam ngay cả trên tỉnh thân 'một đổi một' thì không có lý do gì ông Thiệu sẽ không công bố những văn kiện đó để làm cho Hoa Kỳ lúng túng. ”(4) (Xin mở ngoặc nơi đây để chia sẻ với độc giả là có thể vì chính bản thân chúng tôi đã bí mật nhờ được Tướng Weyand đưa cho TT Ford xem vài lá thư trong hồ sơ mật này (vào sáng ngày 5 tháng 4 khi Weyand tới báo cáo cho Tổng thống Ford về chuyến đi Việt Nam) nên ông Kissinger bắt đầu e ngại. Chắc chắn là lúc ấy ông ta cũng không biết rằng chính chúng tôi đang giữ toàn bộ hồ sơ có bìa đen tại tư thất ở đường Phan Thanh Giản (nay là Điện Biên Phủ), vì nếu biết thì chắc chắn CIA đã nhòm ngó rồi). Ông Thiệu đã chọn nước Anh để lưu vong trong giai đoạn đầu. Chính phủ Anh cũng rất kính trọng đời sống riêng tư của ông và gia đình. Mãi đến sau khi ông qua đời tới bốn năm, ngày 29 tháng 12, 2005, đài BBC mới loan tin: “Cuối cùng ông Thiệu bắt đầu cuộc sống mới không phải ở Mỹ như nhiều người tưởng, mà ở London... “Hồ sơ của Bộ Ngoại giao Anh có giải thích về việc tại sao ông Thiệu lại chọn Anh Quốc để sinh sống. Một chuyên gia từ Bộ Ngoại giao Anh cho biết ông Thiệu nghĩ rằng sự hiện diện của ông tại Hoa Kỳ có thể gây nhiều tranh cãi và ông có lẽ sẽ cảm thấy khó sống với những người miền Nam di tản sang Hoa Kỳ, mà khi đó vốn đã có số lượng rất đông. Hồ sơ cho biết ông Thiệu cũng không thể sống tại Pháp, bởi vì ông nghĩ rằng Paris thường hay chịu áp lực của miền Bắc Việt Nam, và ông có thể gặp rủi ro từ cộng đồng Việt kiểu tại Pháp. Ông Thiệu chọn Anh Quốc bởi vì những người thân trong gia đình của ông khi đó sống tại Anh. Tuy nhiên, trong thời gian ở London, ông Thiệu không bao giờ xuất hiện trước công chúng...” Ngay từ khi tới Luân Đôn, theo bà Thiệu thì chính phủ Anh đã đối xử với gia đình ông rất chu đáo, cử một đại úy an ninh để tiếp cận và yếm trợ, hướng dẫn ông cùng gia đình về đời sống xã hội tại Anh Quốc trong thời gian tới trên một năm. Nói chung, cả giới truyền thông lẫn nhân dân Anh cũng đều đã không nhòm ngó hay phiền hà gì ông. Hôm ông đưa chúng tôi vào shopping mall (mùa Đông 1976) như thuật lại trên đây, lúc dùng thang máy escalator đi về hướng lầu trên, chúng tôi thấy một người đàn ông có tuổi đang đi hướng xuống cứ nhìn ông chăm chú. Tôi ghé tai nói nhỏ là hình như người này nhận ra ông. Ông Thiệu kể lại là nhiều lần hành khách trên tầu điện, xe buýt có nhận ra ông nhưng họ cứ “phớt tỉnh.` Trừ một trường hợp trong một quán ăn nọ, có người tới tận bàn để chào: “Hello, how are you? Are you President Thieu?” Ông trả lời: “No, I am his brother” (Không phải, tôi là em ông ta). Ông Thiệu sống trong thầm lặng tại Luân Đôn. Thỉnh thoảng buồn thì sang Paris thăm một một vài người cộng sự cũ.(Š)

    (P30)

    Dọn sang Mỹ sau khi TT Reagan ngồi chắc trèn lưng voi Sau Hiệp định Paris, ông NÑixon mời ông Thiệu sang thăm Hoa Kỳ để có dịp nhắc lại những cam kết đối với VNCH. Thế nhưng Nixon lại mời ông về tư dinh là Casa Pacifica ở San Clemente chứ không đón tiếp một vị quốc trưởng ở Washington. Tiệc khoản đãi ông Thiệu ở Casa Pacifica chỉ vỏn vẹn mười hai người, kể cả chủ lẫn khách. Lý do đưa ra là 'không đủ chỗ ngồi”. Điều yên ủi đối với ông Thiệu là thái độ và tình cảm của Thống đốc California Ronald Reagan. Trước đó ông Thiệu đã đón tiếp ông Reagan nồng hậu khi ông thăm viếng Sàigòn. Nhân địp này, ông có tặng ông Reagan một cặp ngà voi và nói đùa với ông ta: “Một ngày nào đó, Ngài sẽ lên voi. ” Lúc ở Sàigòn có lần tôi kể cho TT Thiệu nghe một chuyện về ông Reagan và phong trào phản chiến ở Mỹ lúc ông Thiệu còn làm Chủ tịch Ủy ban Lãnh đạo Quốc gia. Hồi tháng 5, 1967, Thống đốc Reagan bỗng nhiên được nổi tiếng là có nhiều kiến thức cả về chính trị chứ không phải chỉ là một tài tử màn ảnh giỏi. Trong một cuộc tranh luận trên tivi với Nghị sĩ Robert Kennedy (Dân chủ, New York, bào đệ của TT Kennedy) về đề tài Việt Nam với sự tham gia của một đám rất đông sinh viên quốc tế do đài CBS tổ chức, ông Reagan đã vượt xa ông Kennedy về tài hùng biện, thái độ bình tĩnh, và không bị những sinh viên phản chiến quá khích làm cho lúng túng như ông Kennedy. Một chuyện nhiều người nhớ về buổi họp hôm ấy là câu hỏi của một cậu sinh viên người Anh. Sau khi đã đặt nhiều vấn nạn rất khiêu khích, nhạo báng nước Mỹ với ông Kennedy mà ông này cứ giữ thế thủ, trả lời không rõ ràng, đến lượt ông Reagan thì cậu này hỏi “tại sao cố vấn Mỹ lại giúp ông Diệm giam giữ tới 6 triệu người trong các nhà tù?” Ông Reagan nhìn cậu thanh niên nhoẻn miệng cười và nói “Em ơi, chẳng có bất cứ chứng cớ nào về chuyện vu khống này; vả lại tất cả chỉ có l6 triệu người già trẻ lớn bé ở trên toàn cõi Miễn Nam” Mọi người phá ra cười, cậu sinh viên quê quá, đó mặt và 1m luôn. Năm 1976 ông Reagan ra vận động làm ứng cử viên của Đảng Cộng Hòa để tranh chức tổng thống, nhưng ông không được Đảng chọn và đã thua ông Ford dù rất ít phiếu. Vì uy tín của Đảng Cộng Hòa đã xuống quá thấp trong thời Nixon và thời Ford, ông Carter trúng cử. Nhưng trong triều đại Carter, uy tín của Hoa Kỳ lại tiếp tục suy giảm hơn nữa, phần lớn vì thù địch đã coi thường nước Mỹ sau khi tháo chạy khỏi Việt Nam. Ngày 4 tháng 11, 1979, đám quân quá khích Iran đã bắt trọn Tòa Đại sứ Mỹ ở Teheran (thủ đô Iran) làm con tin sau khi đã lật đổ quốc vương thân Mỹ là The Shah. Cuộc khủng hoảng kéo dài cho tới khi Reagan thắng cử năm 1980. Toàn bộ 53 nhân viên Tòa Đại sứ Mỹ được phóng thích đúng ngày Reagan đăng quang (20 tháng I1, 1961). Ngày hôm ấy, ông Reagan lên voi và lời tiên đoán của ông Thiệu đã đúng. Ông Thiệu rất vui khi nói chuyện qua điện thoại. Mấy tháng sau, chúng tôi có gọi cho ông hay là theo như bạn bè chúng tôi trong Đảng Cộng Hòa thì vì biết những chuyện lem nhem của ông Kissinger với đồng minh (VNCH và Nam Mỹ châu), TT Reagan đã quyết định không chọn nhà ngoại giao lỗi lạc nhất của Đảng Cộng Hòa làm Bộ trưởng Ngoại giao như lãnh đạo trong đẳng đề nghị. Như vậy là ông Thiệu có thể yên tâm không còn phải nhìn thấy ông này múa may trên chính trường quốc tế nữa.(6) Một phần muốn được gần con cái, một phần cũng vì tấm thịnh tình của Tổng thống Reagan nên gia đình ông Thiệu đã dọn sang Mỹ năm 1985 lúc ông Reagan được tái cử và bắt đầu nhiệm kỳ hai. Ông tiếp tục sống thầm lặng ở Boston và hài lòng nhìn thấy ông Reagan thành công trong cả hai nhiệm kỳ từ năm 1981 tới hết 1988, nâng uy tín của Mỹ lên thật cao mặc đù bị tai tiếng về vụ bán khí giới cho Iran để tài trợ lực lượng Contras ở Nicaragua. Nhưng ông đã không bị dính líu như TT Nixon nên báo chí gọi ông là “Tổng thống Teflon” (TT không dính). Sau hai nhiệm kỳ, ông vận động cho Phó TT George Bush (Bush Cha) thắng cử năm 1988. TT Bush tiếp tục chính sách Reagan về vấn đề định cư. Ông Thiệu rất vui mừng khi thấy có một “Hội nghị Quốc tế về Tị nạn Đông Dương” khoáng đại với đại diện 70 nước tham dự vào tháng 6, 1989. Hội nghị này đem ra một “Kế hoạch Hoạt động Tổng quát (CPA) để giải quyết vấn để thuyển nhân, đặc biệt là Ø1Úp định cư số 100,000 người còn kẹt lại ở các trại tại Đông Nam Á và Hồng Kông.(P32)

    (P33)

    Ra đi sau biến cố 9/11 Bà Thiệu kể lại là ông đã rất xúc động về vụ khủng bố 9/ 11. Nhân dịp kỷ niệm 50 năm ông bà Thiệu thành hôn, cháu Lộc mời bố mẹ sang du lịch bên Hawaii. Vừa tới nơi vài hôm là biến cố xảy ra. Khi thấy chiếc máy bay cất cánh ngay từ phi trường ở Boston (là nơi ông đang cư ngụ) rồi đâm vào Trung Tâm Thương Mại Quốc tế tại New York và một chiếc khác lại nhào vào Pentagon, ông hết sức “lo ra, theo lời Bà thiệu. Xúc động này đã ảnh hưởng nhiều tới sức khỏe của ông. Trong mấy năm ông bị bệnh tim, bà Thiệu hay phải chở ông vào nhà thương. “Tiếc rằng không còn nhà thương “Vì Dân' để săn sóc cho ông,” bà tâm sự. Nói tới nhà thương này, tôi chợt nhớ có lần tôi đã tới thăm và thấy được trang bị rất tốt, có tới 500 phòng. Bà Thiệu nói là bà hay vào nhà thương Chợ Rẫy thăm bệnh nhân, có khi thấy hai người phải chen chúc nhau trên một cái giường nhỏ, làm bà hết sức mủi lòng. Vì vậy bà đã bỏ ra nhiều công sức đi vận động để giúp xây một nhà thương khang trang như là một bước đầu để cải thiện nền y tế Việt Nam. Tài trợ cho bệnh viện này phần lớn là do đóng góp của ngoại giao đoàn, đặc biệt là Tòa Đại sứ Đài Loan, Triều Tiên, Nhật Bản và Hòa Lan. Bây giờ tuổi đã cao, bà phải lái xe ban đêm một mình trên xứ người, đi vòng vèo khá lâu mới tới nhà thương. Bà kể có hôm mãi tới l giờ đêm mới về được nhà. Lúc về lại phải đi tìm xe dưới cái hầm lù mù, thiếu ánh sáng nên bà còn sợ ma, có lúc phải đi giật lùi. “Thôi thì cũng còn tôi để lái xe cho ông tổng thống,” hôm sau bà vào nhà thương thăm ông và nói cho ông vui. “Cám ơn bà,” ông Thiệu nhoẻn nụ cười đáp lại. Sau vụ 9/11, ông rất muốn rời Hawaii để trở về Boston ngay, nhưng tất cả các máy bay đều đã án binh bất động, cả tuần sau mới về được. Về tới nhà thì bệnh ông thêm nặng. Thứ Năm, ngày 27 tháng 9 ông bị té xỉu, rồi hôn mê. Tại Trung tâm y khoa Beth Israel Deaconess, ông đi vào giấc ngủ ngàn thu chiều Thứ Bảy, 29 tháng 9, 2001. Tổng thống Thiệu đã ra đi chưa tới ba tuần sau biến cố 9/ 11. Trong một bài bình luận thật dài đăng trên mạng với tựa đề “Nguyễn Văn Thiệu và Cuộc Khủng Bố 11 Tháng 9,” tác giả David Bennett có nhắc tới việc ông Thiệu “lấy bí danh là 'Mr. Martin, căng là tên họ của đại sứ Mỹ cuối cùng tại Nam Việt Nam, Graham Martim. ” Bennett cho rằng vì cái hội chứng của chiến tranh Việt Nam mà cái chết của ông Thiệu đã ít được giới truyền thông lưu ý tới. Ông đoan chắc “sự sụp đổ của Miền Nam là kết quả không thể tránh của việc Hoa Kỳ thất hứa không yểm trợ như đã cam kết với Tổng thống Thiệu, và bình luận: “C¡ chết của ông Thiệu trong tháng 9 vừa qua đã nêu lên một câu hỏi: liệu Hoa Kỳ có quyết tâm để chiến thắng cuộc chiến chống khẳng bố này hay không...và liệu Hoa Kỳ có nhất định giúp xây dựng lâu dài một quốc gia Afghanistan hay không ?”(T) Vào lúc TT Thiệu ra đi thì mọi người chỉ chú ý tới biến cố 9/ 11, nhưng từ khoảng hai năm nay thì khác hẳn: giới truyền thông đã nói nhiều tới “Việt Nam và Afghanistan. Chắc chắn rằng từ lúc cầm cuốn sách này trong tay cho tới ít nhất là lúc bầu cử tổng thống Mỹ vào tháng 11 năm 2012, độc giả sẽ càng ngày càng thấy nhiều bình luận về chủ để này. Dù muốn đến đâu đi nữa, Hoa Kỳ cũng không thể nào quên được Việt Nam. TT Obama đã đọc và nghe nhiều lời cố vấn về bài học của cuộc chiến này. Cũng như Tổng thống Johnson hay Nixon, ông sẽ không chấp nhận là tổng thống đầu tiên thất bại trên chiến trường. Nhưng liệu ông “có nhất định giúp xây dựng lâu đài một quốc gia Afghanistan hay không?) Ở thế giới bên kia, chắc ông Martinô Nguyễn Văn Thiệu đã có câu trả lời.(P34)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