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威權主義理論家
無論你是常春藤盟校的學者,還是「愛國者陣線」的白人民族主義者,柯蒂斯·亞文都會覺得你的立場過於民主。這位曾經默默無聞的部落客所倡導的後自由主義,呼籲對政治體制進行徹底改革,而這種改革恰恰受到「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和大型科技公司領導人的歡迎。但是,他那融合了精英主義、偽宗教和電腦思維的古怪組合,究竟反映的是混亂,還是他所追求的秩序呢?
隨著川普政府地緣政治擴張的快速發展,剖析其行動背後潛藏的意識形態概念變得至關重要。 「民粹主義」一詞,原本用來描述一種反建制、迎合大眾的訴求,如今卻越來越不適用——美國總統近期的決策更加劇了這一問題,即便在許多忠實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支持者中也引發了爭議。美國右翼的知識領導者如今轉而認同「後自由主義」。儘管後自由主義立場複雜多樣,但它藉鑒了古典社會理論,認為戰後自由主義的主流形式已經融合為一個總體性的社會政治工程,而這個工程正威脅著其自身的根基。
這種世界觀的主要倡導者是軟體工程師兼部落客柯蒂斯·亞文 (Curtis Yarvin)。他的文章以一種新穎的方式闡述了非自由主義、非民主的思想,並結合了對社會的計算理解。他將自己的願景描述為:「現代工程思維與古代、古典和維多利亞時代前民主思想的偉大歷史遺產的統一」。 ¹他將原本互不相干的概念連結起來,為我們理解當今興起的後自由主義思想提供了新的視角。鑑於亞文對川普政府高層的影響,這絕非學術問題,而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
亞爾文的影響
亞爾文曾是一位默默無聞的博主,但自從美國副總統約翰·迪·萬斯對他的文章表現出興趣後,他的知名度迅速提升,進入了主流視野。如今,他的文章廣為流傳,不僅在年輕的保守派群體中廣受歡迎(他們略帶諷刺地稱他為“亞爾文勳爵,我們的先知”),在矽谷也擁有眾多讀者,彼得·蒂爾和馬克·安德森都是他的朋友。但究竟是什麼促使亞爾文走向後自由主義理論呢?
亞爾文的父親是一位外交官,他的童年時期曾在塞浦路斯度過一部分,1985年返回美國後,他參與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學早慧青少年研究」。 1992年從布朗大學畢業後,他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攻讀電腦科學博士學位,但並未完成學業。之後,他在1990年代初期蓬勃發展的矽谷創業圈找到了一份軟體工程師的工作。在那裡,他逐漸遠離了青年時代的自由主義思想,轉而擁抱了當時西海岸盛行的「歷史終結論」式的自由意志主義。
然而,亞爾文並非被動地吸收了這種自由主義精神。他從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和默里·羅斯巴德那裡汲取了二十世紀思想的精華,這兩位思想家在後來影響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和知識運動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米塞斯和羅斯巴德反對國家幹預,轉而支持一種有時被稱為「無政府資本主義」的極右翼自由主義,但亞爾文最終放棄了這種立場,因為在他看來,這種立場未能解決霍布斯提出的秩序問題。 <sup> 3 </sup> 在這方面,他受到了十九世紀散文家和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的影響——亞爾文曾諷刺地稱卡萊爾是“晚期、頹廢、二流的模仿者”<sup> 4</sup> ——卡萊爾主張建立一個由英雄精英領導的威權國家。5.亞爾文將維多利亞時代的視角與源自義大利精英理論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衝突理論聯繫起來,6.他認為理想的政府應該是「規模極小、效率極高、權力極強」。 7 .
亞爾文以筆名門修斯·莫爾德巴格(Mencius Moldbug)於2007年創辦了博客“無保留意見” (Unqualified Reservations) ,其目標頗為大膽,即“構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 <sup>8</sup>在這裡,他發展了許多至今仍讓他關注的主題,這些主題既體現在部落格文章中,也體現在幾部專著中。 2013年,他停止更新「無保留意見」博客,轉而專注於一家新創公司。 2018年,他帶著新部落格「灰色之鏡」(Gray Mirror)回歸,該部落格旨在「呈現一個 從無到有的 21世紀治理願景」。 <sup> 9</sup>
卡萊爾式君主制
柯蒂斯·亞文的政治觀點十分另類。他自詡為“激進君主主義者”,反對一切形式的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他也反對保守主義,認為保守主義無法抵禦自由主義;同時,他也反對民主,認為民主會導致政府功能失調和文明衰退。在權利方面,亞文對言論自由等政治和社會權利以及與美國自由主義相關的有限福利國家感到不滿。然而,財產權對他而言仍然至關重要,因為他希望建立一個「自發性秩序」的政體,以促進活力和市場活動。但與一些認為這種政體將由個人無序活動自然產生的自由意志主義者不同,亞文認為它必須由更積極主動的人來建構。這是國家的任務,國家「對其所治理國家的福祉負有絕對責任,並擁有採取任何其認為必要的行動以優化這種福祉的絕對權力」。
亞爾文將國家視為擁有一個國家的公司。因此,國家應該被分割成股份,股份持有者享有投票權,並由股東選舉董事會。他認為,公司型國家應該按照威權主義路線運作,形成一個鬆散連結的「拼湊」結構。對這種安排不滿的人可以選擇離開,或者正如亞爾文所說,“設計就是讓所有人退出,沒有發言權”,他借用了A.O.赫希曼著名的組織衰落應對模式。 <sup> 11</sup>在這種觀點下,「人民的意志」沒有立足之地,公民身分作為公民歸屬感的概念也蕩然無存。對亞爾文而言,治理類似於客戶服務——如果你對麥當勞的訂單不滿意,你可以去漢堡王。新加坡和杜拜是這種政府模式的實踐典範,亞爾文稱讚它們「以其繁榮和相對無政治性而著稱」。12
大教堂
亞爾文在讚揚威權政權的同時,猛烈抨擊自由主義文化,稱其為一種全面而近乎不可抗拒的力量,並將其稱為“大教堂”。在名義上的民主社會中,大眾輿論或許可以被認為能夠創造權力,但亞爾文指出,真正的權力中心是「資訊機構」——媒體和教育機構。他認為,「大教堂」運作著一個去中心化的回饋迴路,將支持者輸送到權力中心,從而培育出一個使其得以延續的政治體系。 「大教堂」據說會制定有利於自身利益的政策和理論,並利用權力和資源來鞏固其地位。這據說會產生類似極權社會的效果,儘管它沒有中央協調機構。
有鑑於此,亞爾文建議謹慎的反動派「清算」大教堂。 <sup> 13</sup>至於大教堂的員工,儘管他們可能被視為“吸血寄生蟲”,但亞爾文建議採取仁慈的態度,認為如果以支持新政權為條件提供全額養老金,大多數人都會默默退休。 <sup> 14</sup>有傳言稱,這些想法對伊隆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DOGE)產生了影響。
菁英
在亞爾文的著作中,我們最清楚地看到義大利精英理論家蓋塔諾·莫斯卡、維爾弗雷多·帕累托和羅伯特·米歇爾斯的影響體現在「大教堂理論」中。雖然在此無法對精英理論進行全面的闡釋,但其立場——其譜係可追溯至馬基雅維利——已被唐納德·萊文恰當地描述為一種等級自然主義。 <sup> 15</sup>菁英理論家的立場是反個人主義的,他們主張統治階級的存在,並透過物質和意識形態權力來維持社會秩序。道德被視為自然主義的,這意味著不應評判任何特定行為的道德性。他們也假定有一種公共利益,為了整體的更大利益,個人的福祉應該被犧牲。
與義大利精英理論家一樣,亞爾文認為政治是由具有特定意識形態的精英派系之間爭奪權力的鬥爭所構成。他指出,像大教堂這樣的機構在培育這種思維方式和維護精英統治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儘管精英內部可能存在權力鬥爭,但他們在阻止普通公民獲得任何有意義的政治影響力方面卻被認為是團結一致的。
然而,值得重申的是,亞爾文並非出於「小d」民主情懷而採取這種觀點。在此,托馬斯·卡萊爾的影響顯而易見。亞爾文與這位思想家一樣,抱持著貴族式的傲慢:由於民眾天生低人一等,他們應該由一個「英雄」組成的「獨裁」政府統治,這些「英雄」擁有「天生的領導能力」。卡萊爾寫道,民主制度只有在反映人民的本能時才應該被維護,因為「正如謹慎的騎手會根據馬匹的需要來選擇食物一樣,統治者也應該根據人民的本能來選擇治理國家的方式」。 <sup> 16</sup>
亞爾文贊同卡萊爾式的世界觀,主張以威權統治為名,大力壓制民主。因此,「右翼民粹主義」的概念與其說是闡明亞爾文的思想,不如說是掩蓋了其本質。他並不主張將政治權力從腐敗的「菁英」手中歸還給正直的「人民」。他的觀點恰恰相反:他蔑視後者的認知能力和政治參與能力。令他不安的並非菁英的存在本身,而是我們現有的菁英既無能又不夠菁英。他們太 民主了。在亞爾文看來,民主只有在實踐中反民主時才能發揮作用。
當代美國右翼
亞爾文對自由派菁英的抱怨並非新鮮事。二十世紀的美國保守派也曾哀嘆學術界的偏見,並猛烈抨擊「自由派媒體」。例如,保守派雜誌《國家評論》的創始人威廉·F·巴克利據說曾開玩笑說,他寧願美國由波士頓電話簿上的前2000名居民來治理,也不願由哈佛大學的2000名教員來治理。
亞爾文的獨特之處在於他與當代美國極右派的直接聯繫,而這種極右派至少有四個顯著特徵。首先,極右派拒絕自由民主及其追求平等的努力。其次,它擁護白人種族主義:也就是認為一個好的政體就是一個白人種族主導的政體。第三,它採取反美立場,其依據是既然美國已經用種族平等取代了法律上的白人至上主義,那麼白人公民就應該聯合起來反對國家。第四,它用惡毒的言語摒棄了傳統的禮儀規範。
亞爾文認同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是同義的,並認為人類平等的概念是基督教「武斷」的遺留產物,因此予以否定。 <sup> 17</sup>然而,關於反美主義,他的立場則較難定義。雖然他顯然對美國主流保守主義的任何傳統信條,例如開國元勳和杰斐遜式民主,都毫無好感(例如,他曾寫過一篇支持英國參與美國獨立戰爭的文章),但在其他文章中,他的語氣則更為溫和,他區分了美國——“我熱愛這個國家,儘管坦白說,我認為它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政府和它的關係,儘管我不恨它的非<sup>18</sup>
儘管亞爾文為反美觀點辯護的理由似乎並非源自於白人民族主義,但他在這裡仍顯得閃爍其詞。他曾表示自己「並非完全排斥」19位白人民族主義作家,認為種族主義政策因關注種族而非智力而誤入歧途。但亞爾文最終還是對白人民族主義的關聯性提出了質疑:「最糟糕的是……它本質上就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實際上是民主的另一種說法。」20換句話說,白人民族主義也過於民主。
毋庸置疑,他的言辭充滿了尖刻的諷刺,他將公職人員稱為“吸血寄生蟲”,並將美國政府比作洛夫克拉夫特筆下的怪物:“克蘇魯游得慢,但他總是向左遊。”<sup> 21</sup>
計算隱喻
鑑於亞爾文的程式設計背景,他的設想中充滿了計算隱喻,這並不令人意外。他聲稱,現代政府預設了一種對社會進行計算式理解的觀念:由於權威被去人格化並依附於規則,它「奇特地預見了25年後電腦科學的概念」。 <sup> 22</sup>在亞爾文看來,政治憲法是公民神聖的「聖典」與數位世俗的「區塊鏈契約」的結合體。他將政權更迭比喻為「電腦卡頓時重啟」。 <sup> 23</sup>既然美國民主已被“駭客入侵”,亞爾文建議“破解駭客…並啟動一個繼承國家”。 <sup> 24</sup>
需要強調的是,亞爾文並非這種運算世界觀的創始人。世界可以用資訊系統建模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二戰期間美國政府的武器研究中。這些思想後來與控制論連結起來,控制論是一門跨學科領域,它將「資訊研究視為控制機器和社會的一種手段」。 <sup> 25 </sup> 戰後,這些想法影響了從電腦科學、經濟學到人類學、生物學等眾多學科。
亞爾文主義和控制論思想在兩點上趨於一致。控制論視角將世界視為一系列有序且相互關聯的通訊控制系統,周圍環繞著混沌的「噪音」。在這種觀點下,生物系統、機械系統和社會系統都被視為同構的,人類也因此消融於一團後人類的電脈衝之中。亞爾文也認同這種計算式的理解,認為程式設計師可以建構技術系統、社會系統甚至生物系統,因為它們有共同的本體論基礎。社會和政治問題演變為設計問題,這意味著社會工程師精英群體將扮演特殊的角色。
接下來是控制論者和亞爾文共同闡述的道德語言。對於著名控制論者諾伯特·維納而言,秩序顯然是一種不言而喻的善,而混亂和隨機性則是「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將其視為惡」的現象。 <sup> 26 </sup> 亞爾文在此基礎上增添了一種意識形態色彩:「惡即混亂,善即秩序。惡即左,善即右。」<sup> 27</sup>鑑於亞爾文一貫的自覺的、非道德主義的知識分子立場,這種語言顯得十分異,也體現了他思想中的矛盾。亞爾文所受的影響也存在類似的張力:義大利菁英的現實政治與湯瑪斯‧卡萊爾的思想格格不入,後者承認主權政治判斷具有不可化約的規範性特徵。正如「科學」政治學一貫的弊端,亞爾文試圖客觀地論證其理論的努力,最終卻導致規範性考量悄悄回歸。
亞爾文、後自由主義與民主的未來
鑑於亞爾文的政治觀點很可能令許多讀者難以接受甚至厭惡,那麼,闡明這些觀點為何是一項必要卻又令人不快的任務呢?隨著社會從民主轉向政治學家約翰·基恩所稱的“新專制主義”,數位政府正被推崇為解決政治危機的方案。科技創業家正向各國政府提供諮詢,指導他們如何借鏡矽谷的工程思維,以贏得人工智慧軍備競賽並維持地緣政治主導地位。隨著計算隱喻在社會理論中傳播,各國政府——從威權主義的新加坡到非自由主義的印度,再到「民主」的歐洲——都以軟體「堆疊」為模型來運作,亞爾文式的治理模式似乎越來越契合21世紀社會的發展軌跡。因此,柯蒂斯·亞爾文或許不僅能預示我們身處何方,也能指引我們未來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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