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工程師與律師——中美競爭的深層邏輯

 工程師與律師——中美競爭的深層邏輯

引言:兩種模式的交鋒與全球啟示

在2025年的全球經濟格局中,中美競爭已從貿易摩擦演變為系統性博弈。借鑒Dan Wang的《極速疾行:中國的未來工程計畫》(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和Arthur Kroeber的《中國如何成為世界無可爭議的工業超級大國》(How China Became The World's Undisputed Industrial Superpower)播客節目,中美差異可概括為“工程師治國”與“律師社會”的對撞:中國注重技術效率與規模擴張,美國則強調規則、訴訟與金融回報。看來這場中美貿易戰中,中國不會崩潰,而是持續領先多領域(如太空、軍事、製造),而美國高債務(預計2025年底接近38兆美元)和金融化正削弱其競爭力。

中國工程師治國:效率與規模的勝利

中國領導層多為工程師背景,形成“國家—市場—工程師”聯動模式。Kroeber指出,“中國製造2025”雖付出債務與浪費代價,但已成功:中國製造業佔全球30%,在電池、太陽能、電動車等領域形成供應鏈霸權。2025年,Rhodium Group報告顯示,中國製造份額擴大3.5%,出口增長2.8%,證明“大力出奇蹟”有效。特斯拉的“鯰魚效應”激活市場,中國車企僅用2-3年即與其匹敵。

中國已證明非僅工業強國,還在太空、航太、文化領域領先,成長率維持4.8-5.0%(Goldman Sachs預測5.0%)。這種工程師思維視經濟為“可控軌跡”,透過巨額投資(如光伏大躍進)和“飢餓遊戲”競爭,快速降成本、建護城河。相較美國,中國容忍錯誤、追求規模,讓50家企業同時試錯,最終誕生全球冠軍。

美國律師社會:規則與金融的枷鎖

美國菁英多為律師與金融人才,追求“金融效率”犧牲製造業。Kroeber分析,美國GDP領先中國,但製造生態萎縮:通用電氣、英特爾、波音等巨頭掙扎,基礎設施成本高企(根據ENO中心的紀錄,地鐵每英里造價,紐約25億美元,三藩市9.2億美元,洛杉磯8.0億美元,馬德里3.2億美元,巴黎1.6億美元,即是說紐約造價是河內1.07億美元的23倍,洛杉磯也要7.5倍。)。2025年,儘管特朗普關稅激勵回流,藍領工作未增,結構障礙(如勞工短缺)阻礙進展。即使2025芯片投資超5000億美元,但總體製造回遷緩慢。

美國經濟依賴AI和少數公司(如七大科技股),債務高達38萬億美元,赤字每年超1萬億。若AI泡沫破裂,崩潰在即。律師思維注重訴訟與遊說,導致政策緩慢:稀土供應鏈落後15年,形成“恐怖平衡”。美國擅長寫規則,但難以“做東西”,金融化讓財富流向少數,工人階級萎縮。

中國經濟的深層悖論:孤島與死海

Kroeber的“死海中孤島”隱喻精準:高科技製造(如新能源、機器人)繁榮,但服務業與內需疲弱。2025年,產能過剩加劇,地方保護主義導致光伏、電池行業資金鏈斷裂。訪談中,克羅伯警告“技術拜物教”忽視消費,經濟成長放緩至4.8%,青年失業高企,信心低迷。

結合Dan Wang視角,這悖論源於工程師過度樂觀:如獨生子女到三孩政策轉變,忽略社會壓力。中國雖可能樂觀邁向“後稀缺時代”,AI與機器人廣泛應用,但也面臨結構失衡。若無法提振內需,經濟極限將在2030年顯現:增長停滯,普通人在“死海”服務業難覓機會。投資者應多元化資產,避免高科技“孤島”風險。

產能過剩:創新代價還是優勢?

外界常批中國產能過剩,但Kroeber視為優勢:巨量投入→試錯→淘汰→冠軍誕生。2025年,仍有報告肯定“中國製造2025”重塑全球製造有重大進展。淘汰賽這非失敗,而是東亞出口導向的延續:內部競爭確保全球領先。

美國則“不願浪費”,先定法規、再補助,成本早被中國壓低。但美國“高通膨、高債務”下GDP成長是否也是虛假?中國5%成長是美國五倍,過剩雖帶來債務,但加速降成本,超過美國創新速度。

美中未來:不安共存與風險對沖

2025年,美中如Kroeber預測:非新冷戰,而是“兩個交織網絡”競爭。川普2.0休戰對東南亞利好,緩解夾縫壓力,但稀土 vs. 半導體平衡持續。讀者留言警告美國遏制中國適得其反,中國將反擊;若合作,美國可減負擔。

對普通人,Kroeber勸勿陷“災難論”:資產配置多元化(美股+新興市場),職業注重AI工程。Dan Wang呼籲信任人民,中國青年創造力(如表情包文化)是希望。留言中,多數預見多極世界,中國關注國內,非統治野心。

結論:平衡工程與人文,贏得未來

Dan Wang與Kroeber作品互補:中國工程師擊敗美國律師非絕對,關鍵吸取優勢。2025年,中國需重視人民信任,美國減法律障礙。全球經濟需合作,方共贏。讀者留言提醒:未來不決於意識形態,而在工程密度與制度成本。借鏡他山,改革自身,方能應對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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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治國與律師治國:全球製造業新秩序下的真正戰場〉

作者:謝東森(投稿)

在過去三十年,全球化的主舞台一直由美國主導——靠的是華爾街的金融魔法、舊金山的軟體神話,以及遍布世界的法治規則。但2020年代以後,世界逐漸發現,美國擅長的「規則」與「訴訟」,無法再定義下一輪工業競賽。真正改變世界秩序的,是中國式的工程密度、供應鏈速度與基礎設施規模。

今天的美中競爭,本質上不是民主與威權之爭,更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而是工程師治國律師治國的系統性對撞。這是 Dan Wang、Arthur Kroeber 等人都不約而同指向的結論,而大量讀者留言更呈現出一個更深刻的世界觀裂縫:美國更相信制度與程序,中國更相信製造與結果;美國擅長寫規則,中國擅長造東西。

而全球製造業秩序,正在這兩種哲學的張力中重寫。


一、工程師治國:中國經濟成功的「粗糙但有效」邏輯

在中國,高層多為工程師出身,思考方式是:
問題—拆解—試錯—量產—再迭代。

這種作法往往粗糙,甚至浪費,但它有效。新能源、電動車、電池、高鐵、5G、商用無人機……幾乎所有能透過工程密度推動成本下殺的領域,中國都以驚人速度取得主導地位。

關鍵不是補貼,而是一種「國家–市場–工程師」的三段式機制:

  1. 國家定方向:新能源、AI、電池、電動車……

  2. 市場搞淘汰賽:稱不上「補貼」,更像「飢餓遊戲」;勝者生存,敗者退出。

  3. 工程師拚速度與成本:能降成本的才有未來。

大量讀者留言都直指這個本質:

「只有在中國市場活下來的企業,才有資格走向全球。」
「中國不是賭方向,而是透過實踐不斷調整,錯了就立刻轉彎。」

這是工程師治國的底層邏輯:
把問題當成技術瓶頸,而不是政治風險。

這也是中國能快速形成全球最密集供應鏈的原因。


二、律師治國:美國的制度神話與工業失語症

美國則剛好相反。

美國的政策過程是:
法律風險—遊說—政治成本—程序——然後才開始建。

結果是:

  • NY 地鐵每英哩造價可達 20 億美金

  • 英特爾與波音深陷品質與組織危機

  • 基礎建設全面落後

  • 晶片回流國內成了紙上計畫

  • 半導體設備仍需仰賴荷蘭與日本

  • 新能源產業沒有供應鏈完整度

如同讀者在留言指出:

「美國的製造業外包四十年,如今想回流卻沒有工人、沒有供應鏈、沒有基礎設施。」
「美國經濟成長全靠七家公司……一旦AI泡沫破裂,美國經濟就會崩盤。」

如果美國的模式曾是效率,它現在變成一種剛性極高的制度負擔。


三、產能過剩不是錯誤,而是工程師文明的「成本」

外界常批評中國「產能過剩」。
但這其實是工程師治國的必要代價。

中國不是先算投報率,而是:

  1. 先建起規模

  2. 用成本優勢逼出全球市場

  3. 用競爭淘汰效率差的公司

這讓中國能在新能源、鋰電池、太陽能等領域用十年時間走完其他國家三十年的路。

反觀美國:

  • 太在意浪費

  • 太在意責任

  • 太在意股東

  • 太在意環保訴訟

  • 太在意政治周期

結果就是 Dan Wang 的一句狠話:

「美國不願浪費,結果浪費了最多時間。」


四、中國的結構矛盾:成功島嶼與死海服務業

但中國模式也不是完美的。

克羅伯指出,中國有「成功孤島」與「死海服務業」的結構性矛盾:

  • 高科技產業亮眼,但僅佔少數

  • 內需疲弱,服務業萎靡

  • 青年失業與人口壓力增加

  • 地方財政體系扭曲

  • 信心不足,使宏大製造能力難以轉化為消費動能

留言區也反映這點:

「中國是孤島與死海並存:技術強、消費弱。」
「工程師能解決技術問題,但解決不了社會信心問題。」

這是中國未來五到十年的真正挑戰。


五、兩個文明的裂縫:讀者留言呈現的「全球觀念戰」

讀者留言揭示另一個更深層的事實:
美中競爭不只是產業政策,也是一場文明互相質疑的「觀念戰」。

留言裡同時存在:

  • 中國模式的自信:「中國不崩潰,也不稱霸,只專注內政。」

  • 美國制度的辯護:「道德與科學方法是西方的優勢。」

  • 歷史敘事的衝突:「西方是殖民者」「東方更講和而非征服」

  • 全球南方的新認知:「多極世界正在形成,美國再也不是唯一規則製造者。」

這場論辯揭示一個現實:
國際政治不是制度之爭,而是敘事之爭。


六、結論:21 世紀的競爭——不是民主對威權,而是工程密度對制度成本

美國擁有制度與軟體,中國擁有工程與製造。
而全球供應鏈與能源轉型的時代,勝負不再由「制度」決定,而是由:

  • 誰能更快把東西做出來

  • 誰能更快降成本

  • 誰能更快形成供應鏈

  • 誰能忍受更多失敗

  • 誰能支撐更大的工程師密度

未來世界真正的競爭,是:

工程密度 vs. 制度成本
供應鏈速度 vs. 政治程序
失敗容忍度 vs. 訴訟風險

對台灣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選邊站,而是守住我們僅存的核心優勢:

擁有世界級工程師、能與全球供應鏈對話的能力。

在工程師與律師的全球博弈裡,台灣不能變成旁觀者——
我們必須成為能「把東西做出來」的那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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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 vs. 律師:2025中美經濟博弈的深層邏輯與隱憂

引言:兩種模式的交鋒與全球啟示

在2025年的全球經濟格局中,中美競爭已從貿易摩擦演變為系統性博弈。借鑒Dan Wang的《Breakneck》和Arthur Kroeber的《中國經濟:人人都需要知道的》,中美差異可概括為“工程師治國”與“律師社會”的對撞:中國注重技術效率與規模擴張,美國則強調規則、訴訟與金融回報。讀者留言中,多數認同中國不會崩潰,而是持續領先多領域(如太空、軍事、製造),而美國高債務(預計2025年底接近38萬億美元)和金融化正削弱其競爭力。本文綜合這些視角,探討中國製造2025的進展、雙方模式優劣,並為全球提供借鏡。

中國工程師治國:效率與規模的勝利

中國領導層多為工程師背景,形成“國家—市場—工程師”聯動模式。Kroeber指出,“中國製造2025”雖付出債務代價,但已成功:中國製造業佔全球30%,在電池、太陽能、電動車等領域形成供應鏈霸權。2025年,Rhodium Group報告顯示,中國製造份額擴大3.5%,出口增長2.8%,證明“大力出奇蹟”有效。特斯拉的“鯰魚效應”激活市場,中國車企僅用2-3年即與其匹敵。

讀者留言強調中國非僅工業強國,還在太空、航太、文化領域領先,成長率維持4.8-5.0%(Goldman Sachs預測5.0%)。這種工程師思維視經濟為“可控軌跡”,透過巨額投資(如光伏大躍進)和“飢餓遊戲”競爭,快速降成本、建護城河。相較美國,中國容忍錯誤、追求規模,讓50家企業同時試錯,最終誕生全球冠軍。

美國律師社會:規則與金融的枷鎖

美國菁英多為律師與金融人才,追求“金融效率”犧牲製造業。Kroeber分析,美國GDP領先中國,但製造生態萎縮:通用電氣、英特爾、波音等巨頭掙扎,基礎設施成本高企(如紐約地鐵每英里20億美元)。2025年,Fortune報告顯示,儘管特朗普關稅激勵回流,藍領工作未增,結構障礙(如勞工短缺)阻礙進展。Deloitte預測2025芯片投資超5000億美元,但總體製造回遷緩慢。

讀者留言批評美國經濟依賴AI和少數公司(如七大科技股),債務高達38萬億美元,赤字每年超1萬億。若AI泡沫破裂,崩潰在即。律師思維注重訴訟與遊說,導致政策緩慢:稀土供應鏈落後15年,形成“恐怖平衡”。美國擅長寫規則,但難以“做東西”,金融化讓財富流向少數,工人階級萎縮。

中國經濟的深層悖論:孤島與死海

Kroeber的“死海中孤島”隱喻精準:高科技製造(如新能源、機器人)繁榮,但服務業與內需疲弱。2025年,產能過剩加劇,地方保護主義導致光伏、電池行業資金鏈斷裂。訪談中,克羅伯警告“技術拜物教”忽視消費,經濟成長放緩至4.8%(AMRO預測),青年失業高企,信心低迷。

結合Dan Wang視角,這悖論源於工程師過度樂觀:如獨生子女到三孩政策轉變,忽略社會壓力。讀者留言樂觀稱中國邁向“後稀缺時代”,AI與機器人廣泛應用,但也承認結構失衡。若無法提振內需,經濟極限將在2030年顯現:增長停滯,普通人在“死海”服務業難覓機會。投資者應多元化資產,避免高科技“孤島”風險。

產能過剩:創新代價還是優勢?

外界常批中國產能過剩,但Kroeber視為優勢:巨量投入→試錯→淘汰→冠軍誕生。2025年,World Economic Forum報告肯定“中國製造2025”重塑全球製造,USCC承認重大進展。讀者留言同意,這非失敗,而是東亞出口導向的延續:內部競爭確保全球領先。

美國則“不願浪費”,先定法規、再補助,成本早被中國壓低。留言中,有人嘲諷美國“高通膨、高債務”下GDP成長虛假,中國5%成長是美國五倍。過剩雖帶來債務,但加速降成本,超過美國創新速度。

美中未來:不安共存與風險對沖

2025年,美中如Kroeber預測:非新冷戰,而是“兩個交織網絡”競爭。川普2.0休戰對東南亞利好,緩解夾縫壓力,但稀土 vs. 半導體平衡持續。讀者留言警告美國遏制中國適得其反,中國將反擊;若合作,美國可減負擔。

對普通人,Kroeber勸勿陷“災難論”:資產配置多元化(美股+新興市場),職業注重AI工程。Dan Wang呼籲信任人民,中國青年創造力(如表情包文化)是希望。留言中,多數預見多極世界,中國關注國內,非統治野心。

結論:平衡工程與人文,贏得未來

Dan Wang與Kroeber作品互補:中國工程師擊敗美國律師非絕對,關鍵吸取優勢。2025年,中國需重視人民信任,美國減法律障礙。全球經濟需合作,方共贏。讀者留言提醒:未來不決於意識形態,而在工程密度與制度成本。借鏡他山,改革自身,方能應對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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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的崛起與律師的困境:中美兩種國家氣質與全球經濟路線的對撞

當我們觀察當前全球經濟的權力轉移,特別是中國在製造業和新興技術領域的爆炸性增長時,核心的分水嶺並非意識形態之爭,而是兩種國家氣質和經濟哲學的根本衝突:工程師文化與律師文化的制度性對撞。

一、律師經濟:效率至上與製造業的流失

美國長期以來被視為「律師的國度」 。在這裡,經濟活動深受法律法規的複雜性、訴訟的氾濫以及強大利益集團的影響 。政策制定往往由法律風險與政治算計所驅動,而非以效率或長期的國家競爭力為首要考量

正如學者亞瑟·克羅伯所指出的,美國經濟追求的是**「金融效率」最大化** 。這種華爾街主導的思維將製造業視為低附加值的環節,透過全球化將生產外包,以換取更高的資產回報率和股東價值 。這種對短期金融效益的痴迷,嚴重犧牲了美國的工業基礎和技術韌性,導致其難以維持並恢復如今決定要重振的製造業能力 。美國擅長於**「寫規則」**,但卻在製造能力、工程密度和供應鏈速度——這些決定勝負的關鍵要素上落後

二、工程師文化:「做大做滿」的國家級聯動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被視為**「工程師的國度」** 。其經濟發展哲學體現為:技術優先、規模思維和快速試錯 。政策目標聚焦於**「做出來、量產、降成本」** ,並接受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浪費和錯誤

中國在工業領域取得巨大成功的關鍵在於**「國家—市場—工程師」三者聯動**的系統性運作

  1. 國家設定方向: 政府透過「中國製造2025」、雙碳目標、AI 和電動車等計畫,為產業發展劃定戰略方向

  2. 市場激發競爭: 中國擁有龐大而開放的國內市場,這形成了一個殘酷的**「飢餓遊戲」**式競爭環境 。政府透過補貼鼓勵大量企業進入,隨後逐步淘汰效率低下的企業,迫使勝出者具備全球競爭力

  3. 工程師文化執行: 具備工程師思維的政策執行者與企業家,以極快的速度、巨大的規模,將技術轉化為產品並實現低成本量產。正如讀者所言,中國政府不是簡單地「賭博」發展方向,而是透過實踐來預測未來並調整策略,如發展電動車是為了擺脫石油依賴,發展高鐵是為了解決遠距離交通的製約,一切以實際的發展需求為前提

在電動車、太陽能、5G等領域,最終決定勝負的正是這種工程師文化所擅長的製造能力、工程密度與供應鏈速度

三、成功的悖論:工程師的成就與信心的低谷

然而,中國的成功也帶來一個結構性的「信心悖論」:儘管國家在高科技製造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更廣泛的經濟層面,消費者和企業信心卻相對低迷。

這種困境源於發展模式的失衡。中國將幾乎所有資源集中於高科技、高資本密集的「成功島嶼」 ,例如再生能源和電動車,認為技術密集型製造業是唯一的增長驅動力。結果是,佔據大多數人口的服務業和其他廣大領域卻陷入掙扎,經濟成果未能有效轉移給普通消費者,導致消費需求不振 。這可能使中國走向一個**「技術實力雄厚,但整體成長日益緩慢」**的局面

結語:擺脫意識形態的制約

在這場競爭中,一個值得深思的視角是:在中國,人們可以深刻地討論資本主義,甚至將其納入教科書,但在西方,共產主義卻常被視為「惡魔」

無論是「工程師治國」還是「律師治國」,最終都必須回歸到一個根本問題:是否適合自己? 對於美國而言,其挑戰在於如何在追求金融效率與重振國家工業韌性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點。對於中國而言,其挑戰則是如何將工程師文化所創造的巨大工業成果,轉化為更平衡、更具包容性的全民財富與持續的內需增長,從而破解「成功島嶼」與「信心低谷」並存的悖論。

最終,決定全球經濟與權力格局的,將是哪種國家氣質更能適應未來的發展需求,並提供持久的、普惠的經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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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評論:工程師與律師——中美競爭的深層邏輯

一、工程師治國 vs. 律師治國:兩種國家氣質的對撞

中美競爭的真正分水嶺,不在意識形態,而在制度文化。中國是工程師的國度,美國是律師的國度。

  • 中國工程師文化:強調技術優先、快速試錯、大規模投入。政策目標是「做出來、量產、降成本」,即使浪費也在所不惜。

  • 美國律師文化:強調規則設計、法律風險、利益遊說。政策往往受制於訴訟與政治算計,而非效率或長期競爭力。

結果是:中國更擅長「做東西」,美國更擅長「寫規則」。在電動車、太陽能、5G、基礎設施等領域,決定勝負的不是法律,而是工程能力與供應鏈速度。

二、中國製造的邏輯:國家—市場—工程師三角

亞瑟‧克羅伯在《中國經濟:人人都需要知道的》中指出,中國的成功來自「國家—市場—工程師」三者聯動:

  • 國家定方向:如「中國製造2025」、新能源、AI。

  • 市場搞競爭:補貼不是保護,而是淘汰賽,「飢餓遊戲」式競爭。

  • 工程師解決問題:降成本、提效率、拚交期。

這種模式的缺點是浪費與產能過剩,但在新興硬科技領域卻極為有效。中國因此能在電池、太陽能、電動車、高鐵、商業無人機等產業迅速形成全球最具規模的供應鏈。

三、產能過剩:失敗還是優勢?

外界常批評中國「產能過剩」,但克羅伯提醒,這反而是中國的優勢。

  • 中國邏輯:多建 → 多試 → 多錯 → 最後留下 3–5 家全球冠軍。

  • 美國邏輯:先做法規 → 再做補助 → 再討論政治風險 → 最後才開始建。

結果是,中國透過巨量投入快速降成本,美國則在「避免浪費」的過程中錯失時機。正如讀者留言所言,美國的金融化與律師文化,讓它在硬科技領域「不敢浪費」,卻因此浪費了最寶貴的時間。

四、人才結構的死亡交叉

真正的「死亡交叉」不是 GDP,而是人才結構。

  • 美國:律師、金融、醫療、軟體人才過度集中。

  • 中國:工程師、製造、能源、晶片人才密集。

這種結構性分布,塑造了兩國完全不同的競爭能力。讀者留言提醒我們,中國歷來就是製造業經濟體,而美國的金融化與投機文化,正在削弱其工業基礎。

五、台灣的戰略位置:斷層線上的平衡

台灣既擁有全球最強的工程師群體(台積電、半導體、機械),也深受美式制度與媒體文化影響。這使台灣同時面臨兩種力量的拉扯。

台灣的最大優勢,不在於選邊,而在於守住「技術—工程—供應鏈」這條生命線。唯有保持工程師密度,台灣才能在中美裂解的世界中維持競爭力。

六、結語:21世紀的決勝點

綜合 Dan Wang 與 Kroeber 的分析,以及讀者的反思,可以得出結論:

  • 中國的挑戰:技術突破容易,但內需與信心不足,形成「孤島與死海」的悖論。

  • 美國的挑戰:制度保障穩定,但律師文化與金融效率,削弱了硬科技的競爭力。

  • 台灣的挑戰:如何在兩種模式的斷層線上,守住工程師優勢,避免被制度化政治消耗。

21世紀的決勝點,不在意識形態,而在工程密度與制度成本。中國在工程能力上疾馳,美國在法律成本中盤旋。對台灣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選邊,而是確保我們的工程師仍能在世界頂端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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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師與律師——中美競爭的深層邏輯 引言:兩種模式的交鋒與全球啟示 在2025年的全球經濟格局中,中美競爭已從貿易摩擦演變為系統性博弈。借鑒Dan Wang的 《極速疾行:中國的未來工程計畫》( 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