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第二次冷戰:尼爾·弗格森談與中國日益加劇的衝突 合著者: 尼爾·弗格森爵士

2025年11月24日 星期一

台灣衝突:為什麼這是一場冷戰,它何時開始,如何避免演變成熱戰,以及如何緩和局勢甚至贏得這場衝突。


台灣衝突:為何這是一場冷戰,它的起源,如何避免演變成熱戰,以及如何緩和局勢甚至最終贏得勝利。


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然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它們並不完全相同,但又足夠相似,以至於沒有人會質疑它們的命名。同樣,先是第一次冷戰,現在我們正處於第二次冷戰之中。


我對「冷戰」一詞的理解是,與中國的衝突將持續兩到三代人衝突之中。代際衝突。


我們將再次生活在核威脅之下,我們文明的存亡都岌岌可危。


第一次冷戰其實持續了四十年。


第二次冷戰能否持續同樣長的時間卻無法保證,因為中國比蘇聯強大得多。


在第一次冷戰中,蘇聯很難了解美國的情況


在第二次冷戰中,社會經濟的相互滲透非常嚴重。中國人可以透過各種途徑了解我們相對開放的社會和經濟狀況。


是誰提出的「力的相關性」這個說法?


那是史達林的名言。當然,那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名言。


「我們正處於冷戰的萌芽階段。」


2020年,他把情況升級為冷戰的「山隘」。


2019年底


台灣並非獨立國家,嚴格來說,它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應該由中國共產黨來控制。


如果失去台灣,或者甚至不為台灣而戰,整個亞洲都會將其視為美國在該地區主導地位的終結。這肯定會引發美元和美國國債的擠兌。這將是美國的蘇伊士運河危機。


蘇伊士運河危機,指的是1957年英國運河未能阻止的埃及。正是那一刻,包括英國自己在內的所有人都意識到,英國已經不再是全球強國了。


美國人,我們為什麼要承擔這麼大的風險?我們為什麼要冒著重蹈美國蘇伊士運河覆轍的風險,去爭奪地球另一端的一個島嶼?


自從亨利·基辛格和理查德·尼克森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簽署《上海公報》以來,我們一直默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戰略模糊」。


我們某種程度上接受中國關於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說法。但我們也表示,如果他們試圖以武力維護這項主張,我們可能會採取行動。


否定了戰略上的模糊性。


我們為什麼還要繼續這種戰略上的模糊不清?讓我們明確我們對台灣的承諾。


前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問台灣時,她的言行舉止幾乎完全把台灣當作一個獨立的國家來對待。


另一個被敵對勢力包圍的小國—以色列。以色列將超過5%的GDP用於國防,而台灣僅略高於2%。某種程度上,這讓人感覺雙方缺乏誠意,缺乏達成協議的意願。


北京如今深諳商業之道。


作為前英國殖民地,香港並非民主國家,也從未有過民主。


台灣不是以色列,也不是烏克蘭。


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中國試圖影響那次選舉的力度之大,以及他們收效甚微。為什麼?因為多年來,台灣人口一直穩定遠離大陸。要知道,曾經有大量人口從大陸遷往台灣。


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台灣正在以一種上世紀70年代無人預料的方式與大陸漸行漸遠。


70年代的許多人認為,台灣被大陸吞併只是時間問題。


為什麼?他爭取延期的主要理由是台灣問題。


芝加哥政治委員會在2021年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超過一半的美國人(52%)認為,如果中國對台灣採取行動,美國應該部署軍隊回應,


喬治·奧威爾在1945年首次使用「冷戰」一詞


他將冷戰定義為一種「並非和平」的和平,並預言未來將有三個擁有核武的超級大國:美國、蘇聯和中國。


將會出現這種永久武裝的「並非和平」的和平。


溫斯頓·邱吉爾在密蘇裡州富爾頓發表著名的「鐵幕演說」時,《紐約時報》對這篇演說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指責他是戰爭販子。


直到1950年北韓入侵韓國,大多數美國人才真正了解冷戰的涵義。


烏克蘭戰爭是第二次冷戰的第一場熱戰。


韓戰是第一次冷戰的第一場熱戰


如果沒有習近平的默許,普丁是不會入侵烏克蘭的。如果沒有從與中國的貿易中獲得的巨額經濟支持,他也無法繼續發動這場戰爭。


一年的激烈戰鬥,雙方你來我往,然後陷入消耗戰,最後陷入僵局。


雖然啟動了某種停戰進程,但實際上卻永遠無法實現和平。


台灣問題,相當於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


台灣半導體危機。


關鍵在於,中國在軍事上還沒有做好成功發動兩棲入侵的準備。


我認為他們有能力封鎖台灣,但我不確定他們是否已經做好了應對我們突破封鎖與他們交戰的準備。



我認為他們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但他們也不能無限期地等待下去。


由於俄羅斯的入侵,烏克蘭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它存在於人們的腦海中。他們現在認為自己是烏克蘭人,這種認同感以前可能比較模糊。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實體。我不知道用「國家」這個詞是否合適,但在台灣人民的心中,他們不是中國人。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他們不投入更多的時間和資源?為什麼他們不投入更多資源來增強自身實力,讓自己更難被征服?


據戰略家愛德華·盧特瓦克所說,台灣的國防開支卻只佔總預算的2.1%,他們的戰略似乎是讓我們來保護他們,而他們的孩子卻在玩電子遊戲。這根本說不通。


自從第一次冷戰以來,有多少國家一直搭著美國安全保障的便車。這不是漏洞,而是冷戰的特徵,美國是絕對的安全保障提供者。


只有像以色列這樣的國家,在1973年才痛苦地發現,它不能完全依賴美國。當時美國的態度是,我們會盡力幫助你們,但首先,你們必須談判。


1973年是關鍵時刻,他們意識到美國或許是他們未來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他們必須能夠自保,因為美國並非完全可靠。


在蘇聯入侵前夕,烏克蘭根本沒有準備好。它不得不倉促應對,勉強在對基輔的最初攻擊中倖存下來。它能夠抵擋住最初的攻擊,令所有人感到驚訝。


我不知道這是否完全是澤倫斯基的功勞。我認為,無論是在烏克蘭還是其他地區,普通民眾都全力以赴地抵抗俄羅斯的入侵,這一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為一個美國承諾提供安全保障的國家,台灣的行為相當理性。


從台灣民眾對國家未來走向的民調來看,他們之間有著相當大的共識。極少有台灣人認為國家的未來在於繼續被中共統治。


烏克蘭問題會分散注意力。美國的資源有限,包括人力資源。


你讓五角大廈同時關注台灣和烏克蘭,五角大廈會說——他們不會正式這麼說——但實際上會說,等等,真正的戰場在哪裡?


胡佛研究所的同事史蒂芬‧科特金就認為,保衛台灣的關鍵在於烏克蘭。究竟哪一種說法才是正確的呢?


冷戰的本質就在於你沒有選擇的餘地。


你面臨著我所謂的「三水域問題」。也就是說,你必須做好在歐洲和北大西洋開戰的準備,或者至少要威懾你的敵人;你還必須能夠在太平洋和東亞威懾他們,當然也別忘了波斯灣。


美國沒有選擇餘地,不能說「哦,我只要轉向亞洲就行了。你們就不能在歐洲和中東安分守己嗎?」


冷戰的問題在於它的全球性。中國現在可以在全球範圍內發揮作用,它現在是中東的參與者,所以美國沒有選擇的餘地。


這不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美國在烏克蘭戰爭中投入的資源越多,其“標槍”、“毒刺”和“高磁導彈”等導彈的庫存消耗就越快,用於應對東亞任何衝突的資源就越少,因為我們不再擁有過去那樣強大的軍工複合體。


華盛頓一家智庫最近發布了一份關於「空箱子」的非常有趣的報告,指出如果現在爆發台灣戰爭,我們的物資將會迅速耗盡,尤其是那些對當今美國戰爭方式至關重要的精確導引飛彈。


吉姆·斯塔夫里迪斯在他關於台灣戰爭的書中對此觀點闡述得非常透徹,他認為台灣戰爭的問題在於,它可能會迅速演變成一場規模巨大的戰爭。


在第二次冷戰中,古巴飛彈危機和台灣半導體危機之間存在著一個非常重要的差異。


在第二次冷戰中,我們扮演的是蘇聯的角色,因為在第二次冷戰中,實施封鎖的是共產黨,而封鎖古巴的是約翰·F·甘迺迪。


是中國可以選擇封鎖台灣。那樣的話,我們就得派遣海軍部隊去突破封鎖。我們會陷入赫魯雪夫時代的局面,這讓我最擔心。


重演古巴飛彈危機是個糟糕的主意。那是整個冷戰時期最危險的時刻,也是我們最接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一次。


所以我們不應該重演古巴飛彈危機,尤其是扮演蘇聯的時候更不該重演。


赫魯雪夫不得不讓步。他與甘迺迪兄弟達成了協議,但並未公開。因此,他看起來顏面盡失,他的政治生涯也幾乎就此終結。但這對蘇聯來說也是重大挫折。我們不想讓自己陷入那種境地。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履行對烏克蘭的承諾。


我們現在面臨的局面是,我們不能承受烏克蘭戰敗的後果。問題是,中國也不能承受俄羅斯戰敗的後果。


現在我們在談到台灣問題時,基本上是誇誇其談卻手握小棍,大家都知道這是本末倒置。


我認為我們必須履行對烏克蘭的承諾。我們現在面臨的局面是,我們不能承受烏克蘭戰敗的後果。


中國也不能承受俄羅斯戰敗的後果。


我們必須找到一個有效的答案來阻止中國入侵或封鎖台灣。


最近的一次演習就強烈表明,美國將會遭受非常嚴重的打擊。


城市雜誌


另一個帝國主義強權。


他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習近平已經明確地告訴黨和國家要做好戰爭準備。


馬克思列寧主義並非衝突意識形態,而是一種具有歷史決定論運作機制的意識形態。正因如此,他們才會預料到衝突的發生。


彼得‧蒂爾在他的著作《從零到一》


中國人一直在直接複製發達國家行之有效的做法:19世紀的鐵路、20世紀的空調,甚至整個城市。他們可能會跳過一些步驟,比如直接使用無線網絡而沒有安裝固定電話,但他們本質上還是在整個城市。他們可能會跳過一些步驟,比如直接使用無線網絡而沒有安裝固定電話,但他們本質上還是在我們擁有的人口數量,這一點就不是我們擁有的人口而言,我們就擁有了數量,我們就擁有的人口數量,我們就擁有的數量,我們就擁有的數量,我們就擁有超過了資源。


布魯金斯學會的艾米麗·溫斯坦表示:“圍繞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的討論,一直以來都受到這樣一種觀念的影響,即只有民主才能促進創新。然而,中國每天都在用實際行動駁斥這種觀點。”


他們比蘇聯更有創新力,因為他們的經濟很大一部分是市場經濟。


人工智慧或量子運算等領域的研究,就會發現這是中美之間的競爭。


這也是為什麼這場競爭看起來像是第二次冷戰,因為科技領域只有兩個超級大國。


我們的體系很可能在創新競賽中勝出


第一次冷戰美國之所以能取得勝利,是因為我們明白,我們正與一個決心竊取我們技術並最終將我們徹底擊敗的共產主義超級大國進行一場技術競賽


2018年,當華為事件成為熱門話題時,我開始談論第二次冷戰,


聽著,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們必須明白,我們正處於一場冷戰之中,否則我們將輸掉這場戰爭。如果我們開放獲取研究成果,如果谷歌或斯坦福大學的人工智能實驗室可以被中共特工隨意訪問,那我們就結束了。


如果我們不保持合法移民管道暢通,吸引那些才華洋溢、雄心勃勃的人才,我們就無法贏得科技競賽。


我們需要回到上世紀80年代以來行之有效的移民體系,讓美國成為一個對人才開放的國家。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認為中國很有可能會勝出。


法蘭西斯·福山在一戰結束後寫了《歷史的終結》,


民主資本主義是自然的終點。


在第一次冷戰期間,我們面臨的危險之一,威脅之一,就是蘇聯體制在理論上具有吸引力。


我們現在不再稱它為第三世界了。


我們稱之為“全球南方”


讀讀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或丹尼爾·貝爾最近關於中國體制的文章,


真正關鍵的第二點是中國模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中東、中亞,甚至整個所謂的開發中國家或新興經濟體的吸引力。


中國人還能提供第二項:基礎設施。


中國人能為你提供一套比以往任何方案都更有效的群體控制方案。他們擁有監控技術、人工智慧和攝影機,可以有效控制平民


如果第二次冷戰結束,會發生什麼事?


第一條是災難性的,也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路徑,我們為了台灣或其他地方與中國正面交鋒,局勢不斷升級。


第二種可能的情況,那就是雙方攤牌,而我們最終失敗。這就是我所說的“美國蘇伊士運河危機”


如果你像英國在20世紀50年代末那樣在地緣政治上失利,你的貨幣貶值的速度之快令人震驚。我的意思是,就在不久前,美元兌英鎊的匯率還是1.07,那是在伊麗莎白·特拉斯醜聞爆發的時候。而英國鼎盛時期,美元兌英鎊的匯率是4.86,這可不是鬧著玩的。


如果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我認為那會是一個令人難以忍受的世界,因為中國對待個人權利和人權的態度昭然若揭,你無需去另一個星球。


如果中國有能力將其社會控制和國家監控模式輸出到非洲——而本世紀剩餘時間裡,幾乎所有的人口增長都將發生在非洲——那麼越來越多的人將發現自己處於北京的「全景監獄」之下。


第三個設想更有可能實現,那就是我們發現自己正試圖在多個領域阻止中國權力的擴張。


他們目前追求的目標是什麼?是透過切斷中國與我們的科技差距來限制其技術發展,這正是商務部去年所做的,切斷了中國最尖端半導體以及製造這些半導體所需的人才和技術。


領先大國透過阻止新興大國追趕來維護自身的技術領先地位。我認為,這就是我們未來可能面臨的局面,我們必須在多個地區與之抗爭,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努力維護我們的技術領先地位。我認為,這就是我們身處的未來。


約翰·甘迺迪的就職演說,「我們將承擔任何重擔,對抗任何敵人。」他的支持率也隨之上升。


為什麼拜登不去國會,對我的美國同胞說,現在是關鍵時刻?


我們目前正處於冷戰初期,我們不願面對它,我們認為如果直呼其名,反而會使情況更糟,因為我們會惹惱習近平。


公開稱之為冷戰確實有失外交禮儀,這種想法非常普遍。你去問問國務院的人,尤其是歐洲各國的外交部,你就會聽到這樣的說法:「哦,尼爾,別這麼說,你會讓他們非常不高興的。」這就是典型的冷戰初期思維。


想想我們在1945年到1950年間是如何擔心「喬叔叔」的


本屆政府更熱衷於打擊內部敵人,也就是他們喜歡描繪成美國生存威脅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共和黨人。出於政治原因,他們寧願把精力放在這上面,也不願關注中國構成的威脅。


第一次冷戰的教訓之一就是,我們的弱點在於內部分裂。冷戰期間,美國在越南問題上最為分裂,尤其是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當時美國社會真的非常非常分裂。中國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我認為這一點值得我們注意。


「深思熟慮的觀察者不會對克里姆林宮對美國社會的挑戰感到不滿。他反而會感受到——


瑞·達裡奧說:「美國正面臨財政問題、內部衝突和外部挑戰。中國的收入超過了支出,國內秩序井然,教育、生產力和貿易都取得了快速發展。我無法斷言民主是否優於專制。」


我無法斷言民主是否優於專制。但中國不像美國,美國正面臨某種形式的內戰風險。


首先,凱南說得對,冷戰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團結了美國人。


在1950年代,人們對冷戰幾乎沒有異議。


直到1960年代末,美國都經歷了一段深刻分裂的時期。


甚至在1980年代之前,羅納德·雷根當選總統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對緩和政策的批判引起了強烈共鳴。


到了1976年,美國人竟然如此迅速地確信,在安哥拉問題上,緩和政策最終被證明是一個錯誤。


正是蘇聯和古巴對安哥拉的干預導致基辛格的支持率暴跌,雷根崛起成為全國性人物,成為共和黨可信的潛在候選人。


我之所以談論第二次冷戰,是因為我認為這個國家需要一個外部敵人,這真的很有幫助。如果我們沒有敵人,我們就會分崩離析,互相殘殺。


兩黨合作只在一個議題上得以恢復,那就是中國。


只要你的法案標題中包含“反對中國”,它就能在參眾兩院獲得通過。


如果我們能打一場足夠持久的博弈,中國終將輸掉第二次冷戰,因為它的人口結構是一場災難。彼得,中國人口從現在到本世紀末很有可能減少一半,至少也會減少三分之一。生育率遠低於人口更替水平,我認為這並非社會健康的標誌,而是社會未來岌岌可危的徵兆。


其次,經濟深陷困境。房地產約佔中國經濟活動的29%。這令人沮喪,因為無人問津的摩天大樓並非好的商業模式。


第三,我認為有嚴重的合法性問題,習近平也明白這一點,而這正是他們在台灣採取強硬姿態的原因。如果經濟成長率降至個位數,這是他們少數幾個能夠真正動員民眾支持的事情之一。


冷戰的關鍵在於,作為一個自由社會的美國應該在創新方面超越極權政權。


雷根把緩和政策變成了貶義詞,


美國不僅無法從越戰的慘痛創傷中走出來,而且正是史蒂夫·賈伯斯和比爾·蓋茲創立了蘋果和微軟這兩家公司。矽谷真正開始崛起,美國也開始在1970年代重振雄風,儘管直到80年代,這種復甦才在政治上得以體現。


我認為英國的經驗教訓是,一定要努力威懾你的大國對手。英國曾兩次試圖阻止德國發動世界大戰,但都失敗了,我認為美國必須吸取這個教訓。


根據目前的財政預測,國防預算預計將在本十年稍後低於聯邦債務的利息支出。當一個超級大國的償債支出超過國防開支時,我認為它的末日就不遠了。你必須投資於威懾。這比打一場世界大戰便宜得多,這是英國歷史的教訓,美國人需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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