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柏克的《法國大革命的反思》

重讀柏克的《法國大革命的反思》

有人將柏克視為預見了拿破崙強權統治的先知，但也有人以為他對法國革命中具體問題的分析和估計充滿謬誤。無論如何，他在反對法國革命時所闡發的根本原則、其意義和價值，已超出了一時一地歷史事件的拘束，而開近代保守主義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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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政治事件往往在思想史上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迫使當時歐洲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們紛紛對這一劃時代的革命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反對革命的近代保守主義思潮正是由此肇興的，英國的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則是這一思潮所公認的鼻祖。90年代，中國學界開始對柏克的思想感興趣，有關討論至今未衰，但各人的理解和闡釋各有不同。我認為，有必要重讀他的

《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以便了解他的思想主張。

柏克是個活躍的政治人物。 1759年他擔任國會議員漢彌爾頓的秘書，1765年又任輝格黨領袖羅金漢侯爵的私人秘書。柏克於次年獲

得議會席位，從此在議會活動近三十年，成為輝格黨羅金漢派的重要活動家和發言人。在當時和後世，最使柏克為人所知的，還是他反對法國革命。從1790年寫作《法國大革命的反思》直到1797年去世，柏克一直主要致力於此。

《法國大革命的反思》寫 於 1790年，那是法國革命初期局勢較為平靜，比較缺乏戲劇性事件的一年。可是柏克認為，法國革命是

「迄今為止世界上最驚心動魄的事情」🕔，它僅僅開了個頭，巨大的危險和混亂將隨之而來。當時，大多數英國人和法國人都認為革命行將結束，法國就要建立起與英國類似的君主立憲制了。柏克的論調在當時不啻是危言聳聽，但此後事態的演變卻似乎印證了柏克書中的許多分析和預言。有人將他視為預見了拿破崙強權統治的先知，但也有人以為他對法國革命中具體問題的分析和估計充滿謬誤。無論如何，他在反對法國革命時所闡發的根本原則、其意義和價值，已超出了一時一地歷史事件的拘束，而開近代保

守主義之先河。《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也因此成為思想史上一部重要的經典著作。

二

柏克的保守主義思想植根於他對人性的基本看法。柏克以為，非理性因素在人性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在他看來，人是天性脆弱、易犯錯誤的；人雖然具備有限的理性能力，卻注定了對於茫茫的宇宙，對於複雜的政治、社會和歷史難以了解。柏克的信條是2：

政治應該適合人性，而不應該適合人的推理。理性只是人性中的一部分，而且絕非其中最大的一部分。

因而空洞抽象的理性政治論就無法滿足現實人生的需要。人的理性能力有限，要企圖窺測天意、了解社會和自然的全部奧妙，不啻是一種僭越人性的瀆神行為。

對於人的理性能力的懷疑，是一切保守主義思想家的共同前提。個人的理性靠不住，就只有轉而求諸人類在整個歷史時期所不斷積累的共同智慧。每個人身上的理性都是有限的，「而個人如果能有效地利用所有民族和所有時代的總庫存和總資本的話，情況會好得多」3。柏克把各個民族的政治、文化傳統視為蘊含 人類文明所有成就的寶庫，人們應該向它求教，從中尋找出可以指引自己行動的啟示。保守主義這種強調歷史延續性，視傳統為人類長期積累的集體智慧而加以

尊崇的觀念，是十八世紀末葉思想史上的一種新因素。在啟蒙哲學那

 ，傳統、歷史和權威都是與理性尖銳對立的，法國革命更是表現出一種要與過去徹底決裂的姿態。正如貝克爾（Carl L. Becker）所說，啟蒙哲學家們雖然有 大量的歷史著述，但他們對歷史的態度卻有如「我們之對束縛自己的鐐銬會感興趣一樣」4。他們希望知道的是，為甚麼人類在擁有如此漫長的經驗之後，還為前人的愚蠢和錯誤所束縛。

柏克對於人性毋寧說持有一種陰鬱的看法：人的理性有限，天性自私，並且本然地就是一種宗教動物。但他們之所以能具備道德甚至表現得高貴，實賴於社會的政治和宗教制度。柏克並不否認人類社會最初是由人們的同意而產生的，但他的契約論卻與其他契約論大異其趣5：

社會確實是一項契約。那些僅僅以暫時小利為目標的次級契約可以隨意解除，——但國家不可視為與那些關於胡椒和咖啡、可可或煙草以及其他低級品的貿易的協定一樣，可以因為一些暫時小利而締結，也可因各方的見異思遷而終止。我們必須以格外的敬意來看待它，因為它不是那些僅僅服務於短暫粗俗的、易於損毀的物質性存在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它是所有科學、藝術、道德和完美性的夥伴關係。由於這種夥伴關係的目標不可能在許多代人之內就能達到，它就不僅是生者之間的，而且是生者、死者和將生者之間的夥伴關係。每一個個別國家的契約都只不過是永恆社會的偉大的原始契約的一個片段而

重讀《法國大 127

革命的反思》

柏克對於人性毋寧說持有一種陰鬱的看法：人的理性有限，天性自私。對於人的理性能力的懷疑，是一切保守主義思想家的共同前提；強調歷史延續性，視傳統為人類長期積累的集體智慧而加以尊崇，這種觀念是十八世紀末葉思想史上的一種新因素。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1998年2月號 總第四十五期

128 讀書：

評論與思考

柏克把國家和社會等同起來，代表了文明的最高價值。而自由主義者卻不會容忍將政治權力擴大到整個社會的範圍，因而他們將國家、政治作為

「必要的惡」，與人類生存、交流所必需的社會加以嚴格的區分。

已。它將低級的與高級的事物、可見與無形的世界聯繫起來。與這一掌握 所有物質和精神的，由牢不可破的誓言所批准的契約相契合，一切事物各得其所。

在他的這段名言中，柏克把國家和社會等同起來，代表了文明的最高價值，是所有科學、道德和完美性的夥伴關係。而自由主義者卻不會容忍將政治權力擴大到整個社會的範圍，以至壟斷全部文明成就，因而他們將國家、政治作為「必要的惡」，與人類生存、交流所必需的社會加以嚴格的區分。

洛克（John Locke）的契約論強調，每一單獨的個人和世代都有權

（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重新確定是

否接受已經存在的契約。潘恩 

（Thomas Paine）在反駁柏克時更針鋒相對地指出，一個民族在任何時間都本然地有廢除她認為不適宜的政府的權利，這一權利和個人的天賦權利一樣是不可剝奪的。盧梭

（Jean J. Rousseau）的契約論比洛克要激進得多。洛克沒有否認大多數現實的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他要防範的是統治者越出正當的界面而破壞個人的財產和自由權；而盧梭賴以重建社會的合乎理性的契約在時間上卻是指向未來的，他實際上否認了歷史上和現存的一切政權的合法性，從而隱含了革命的合理性。柏克則把契約說成是「生者、死者和將生者」之間的聯合，是由上一代人傳給下一代人，每個人都無可逃避、非接受不可的，人生而處於政治生活之中，就必須服從既有的契約。准此，他給個人的權利和自由

所留下的餘地就十分有限了。他拒絕一切以理性和利益為合法性基礎的政治理論，代之以個人面對傳統的謙卑和對集體的敬畏，從而否認可以憑藉一己的理性來評判甚而急劇地改變現存社會。在洛克和盧梭那 ，作為合理抵抗基礎的契約論就這樣被柏克轉化為保守主義的一個堡壘。

在柏克的思想中，社會和國家不僅關涉到地域和成員，而且還包括了它在時間上的延續性。人性是低賤的、脆弱的，但人們可以通過參與政治生活，履行自己作為其中一員的義務而達到自己本性所可以企及的完美性。柏克引述西賽羅

（Cicero）的話：「對於那創造了宇宙的至高無上的上帝，再沒有比稱之為國家的那個集體和秩序井然的社會更可接受的了。」6他重複了古希臘政治學說中人天生是政治動物的論點，即只有在政治生活中人們才能成為道德的、理性的存在。盧梭也認為，人們只有在成為公民後才真正成為人，一旦進入社會狀態，人們「行為中的正義就代替了本能，而他們的行為也就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性」7。盧梭看到，人類的政治組織「需要比單純的理性更為鞏固的基礎」8，因而他的「公意」是一種含混的、極端理想化和抽象化了的集體意志。柏克和盧梭都強調理性和自利不足以構成人類社會的基礎，正是作為社會成員的身分所具有的責任感和義務感，個人在參與公共生活中所得到的滿足感，才真正構成了政治社會的堅實基礎。換句話說，政治社會得以鞏固的基礎，在於使有限的個人感到自己是

更為廣大而持久的事業的組成部分。

在洛克式的契約論中，一切政治權利的合法性都源於被統治者的同意。除了為個人服務外，政治社會並無其他合法基礎，因為社會不過是個人的簡單聚合。邊沁（Jeremy Bentham）認為，個人利益才是唯一真實的利益，如果說有社會利益的話，那也只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而已。早期的自由主義者們沒有看到，人類一旦構成了國家和社會，後者就具備了遠非其成員所能具備的特性，集體的性質絕非僅只是單個成員特性的簡單相加。從單純的個人主義出發，是難以把握人與人在社會中聯合的、最深刻的本質特徵的。柏克和盧梭對集體或國家帶有浪漫色彩的頂禮膜拜，明確表示了國家和社會遠非個人的簡單聚合，揭示了為早期自由主義所忽視的集體之高出於個人的一面，更加深入地看到了政治社會和國家的本質。

三

柏克把自然權利論視為導致法國革命的罪魁禍首。在他看來，探討抽象權利對於實際政治生活是毫無意義的，那只不過是一種「玄學的虛構」而已。「討論一個人對於食物或藥品的抽象權利又有甚麼用？問題在於獲取和使用它們的途徑。為此，我總是寧願去尋求農夫和醫生而非玄學教授們的幫助。」9

柏克沿用契約論的方式探討人權問題。他認為，如果個人在未受契約約束時擁有為自己作出判斷的

權利，那麼人們在組成公民社會以後，就不可能同時享有自然狀態和社會狀態下的權利，因為這二者是互不相容的。個人必須放棄作為自己主宰的權利，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放棄自我保護的權利，這樣才能獲得在公民社會 所可能得到的利益。

在強調歷史傳統和政治生活的神聖性的同時，柏克也把國家看作是滿足人類需要的個人之間和世代之間的聯合。政府是人類滿足自身需要的一種創造，人們有權要求政府滿足這些需要。從這種功利和效用的角度看，個人在國家中的權利無疑就是他們自身的利益，而非甚麼抽象的、不可剝奪的權利。與以個人為原點進行推論的自然權利論相反，柏克自始至終將個人置於現實的社會秩序之中，將每一世代置於歷史的總體進程之中來考察其權利的；他 眼的是現實的、社會的而非抽象的、脫離了現實社會關係和歷史背景的個人。從這一角度出發，人們作為社會成員，其在公民社會中所能享有的權利就不能訴諸任何抽象、普遍的先驗原則，每個社會成員都有權利在社會中獲益，而不只是享有空洞的自由權。換言之，柏克以「人賦人權」取代了作為

「1789年原理」的「天賦人權」。這些

權利包括bk：

他們有權在那一規則（指法律——引者）下生活，有權要求正義，要求在他們的同伴之間的正義，而無論他們的同伴是擔負政治職責還是從事一般職業。他們有權得到他們產業的收益，有權採取手段使其產業繁榮昌盛。他們有權繼承父母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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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反思》

柏克把自然權利論視為導致法國革命的罪魁禍首。在他看來，人們作為社會成員，其在公民社會中所能享有的權利不能訴諸任何抽象、普遍的先驗原則，每個社會成員都有權利在社會中獲益，而不只是享有空洞的自由權。柏克以「人賦人權」取代了作為「1789年原理」的

「天賦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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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與思考

柏克認為，任何國家和社會都不單只與世俗有關，因為政治秩序及其歷史發展內在地體現了神意。因而，國家必須被奉為神聖，人們要審慎地對待其缺陷和弊病。只有緩慢的改良而非革命，才是清除弊病的正確方法。

有權使他們的後代興旺發達，有權在生時得到指導，死時得到慰藉。只要不侵犯他人，個人就有權為自己做他獨自可以做的事，並且有權在社會利用其全部技能和力量可以為社會增進的全部利益中分得公平的一份。

十八世紀的主流思潮在於強調個人的權利、意志和自由，而柏克卻更注重個人的義務、職責和限制。在他看來，責任不會是自願的，責任和意志在許多情況下無疑是正相對立的。公民社會起初可能由人們自願加入而產生，但一經產生，它的延續就受制於一個與社會共存的永恆契約，每一個人都無條件地進入其中，「人們毫無選擇地從那一夥伴關係中得益，又毫無選擇地要為那些得益而服從於他們的責任」bl。社會要平穩延續並不斷滿足其成員的利益需要，就必須對社會成員進行必要的限制bm：

社會不僅要求個人的激情要受束縛，而且即便是大眾的和人民的激情也和個人的一樣要受約束。人們的偏向應該經常受到阻止，他們的激情應被管束，這只能由一個在他們之外的權力來做到。

在這種意義上，社會對人們的限制應屬於他們的權利之一。社會不僅有責任保護個人不受他人的不正當的干預，還有責任使個人免於他自身粗野無知的情感的控制。這個觀點頗值得玩味，類似於盧梭筆下那個迫使人自由的社會。二者的共同前提都在於對個人的不信任和

對集體意志、集體理性的過份理想化的推崇。換言之，他們是不會接受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好判斷者的自由主義立場的。

四

柏克持一種有機論的國家觀，他把國家看作是在漫長時代 自然地發展滋長而成的。文明的進步、制度演化之趨於複雜和高級，都是在一種緩慢得近乎難以覺察的過程中進行的。柏克的思想有 濃厚的宗教背景，他賦予國家和社會內在的神聖性，因為政治秩序及其歷史發展內在地體現了神意。每個人和每個世代的無知和渺小都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得到補償，他們只有作為歷史鏈條中的一環才具有意義、才體現其終極價值。過去、現在和未來是通體相關、不可分割的，它們必須既向前人又向後人負責。因此，「所有掌握部分權力的人，都應被強烈而嚴肅地灌輸以這樣一個觀念：他們是受委託而行動的，並且他們應當為他們在那一委託中的行為向社會的偉大主人、創始者和建立者負責」bn。每一個人和每一世代都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只不過是社會的暫時擁有者和終生租賃者，對於自己從列祖列宗那 接過來又將傳之於子孫萬代的這份產業，絕對沒有完全的權利，絕不可以肆意揮霍或摧殘。因而，國家必須被奉為神聖，人們應該像看待父親的傷口那樣審慎地看待國家的缺陷和弊病；只有緩慢的改良而非革命，才是清除弊病的正確方法。

對柏克而言，革命之不可取，不僅在於它砸碎了人類智慧最足珍貴的傳統，從而使整個社會淪於一片廢墟；它也「使人們的內心變得冷酷不仁，以便準備在某些時候的極端情形下孤注一擲。但是這樣的情形或許永遠不會到來，而心靈卻已經無故地遭受了染污，當沒有任何政治目的能從這一墮落中得到好處時，道德情操卻已經蒙受了重大損失」bo。在革命中，我們一旦容忍罪惡的手段，它很快就會變為嗜好。因為公共利益使背叛和謀殺合理化，於是公共利益很快便成為藉口，而背叛和謀殺本身則成為目的。再者，那些領導群眾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也要追隨、適應群眾的口味和傾向，結果很可能由具有煽動力、充滿權力欲的野心家登上領袖的寶座，這樣一來，革命所帶來的惡果就不堪設想了。

柏克看到，革命固不足取，但

要完全維護現狀也勢有不能，因為

「一個不具有進行某些變遷的手段的國家，也就不具有保守自己的手段。而沒有這種手段，它甚至可能要冒喪失那部分自己最虔誠地希望保有的制度的危險」bp。因此，卓越的政治家應該具備保守的性情和改進的能力，富於權宜和機變，要考慮如何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國家中現有的材料進行改良。在改良的過程中，耐心比力量所能成就的更多。總的來說，柏克把人類歷史中

的進步與改善視作自然演化而非人為因素的結果。進行必要的改良僅只是為了更好地順應自然的發展趨勢，過多的人為干預，只會破壞這一趨勢。這導致他相信，政府應該

盡可能地少干預事物的自然進程。這意味 ，置身於傳統的深厚智慧中，個人和每一世代進行創造的餘地是極為有限的。

柏克從政治傳統中看到了人為的努力是那麼微不足道，必要的改良也只不過是為了順應自然的發展趨勢而已。這與自由主義改良論那種對人為努力和人的理性能力的充分信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啟蒙運動中那種相信人類僅憑理性之光和經驗的指導就能使社會和個人不斷趨向完美的進步觀，更是與柏克的觀點格格不入的。自由主義的改良論雖然也反對革命，主張漸進的變革，但它具有一種為理性所認可的完全自由平等的目標；而在柏克，改良卻是維護傳統的手段，是為了順應自然界的演化趨勢。歷史進程雖然體現神意，卻並不包含任何理性所能窺測的目標；而社會中各等級之間的不平等，使得大部分社會成員注定不能參加社會管理並進入社會上層，這是合乎自然的、不可移易的永恆法則。由此可見，柏克的改良論與自由主義的改良論有 極為不同的蘊含。

柏克思想和政治實踐中確實有

 濃厚的自由主義色彩，如珍視自由與憲政、反對專橫權力、鼓吹宗教寬容和給改良留下了餘地等。柏克正是以這些方面而不同於同一時期法國復辟思潮中的梅斯特

（Maistre）、博納爾（Bonald）等人；後者由反對革命而趨於復古，甚而積極主張回到中世紀的神權統治。但是另一方面，柏克對國家和傳統的尊崇和神聖化，否認個人為最高的價值源泉，以及把改良限定在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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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反思》

自由主義的改良論雖然也主張漸進的變革，但它具有一種為理性所認可的完全自由平等的目標；而在柏克，改良卻是維護傳統的手段，是為了順應自然界的演化趨勢，其中並不包含有任何理性所能窺測的目標。由此可見，柏克的改良論與自由主義的改良論有k極為不同的蘊含。

132 讀書：

評論與思考

近代中國對十八世紀西方政治思想的引進，主要偏重於天賦人權的學說和人民主權論，而柏克反對革命的保守主義思想卻罕為人知。其實，在百年前，嚴復就曾經注意到柏克的保守主義思想。直到近年，柏克方始重新引起注目，此中亦可見到社會政治與學術氣氛變遷的消息。

為狹小的範圍內，這些都不見容於自由主義，且與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有 重大的差異。可是，柏克思想的主要影響和獨創性正是在這一方面。

五

近代中國對十八世紀西方政治思想的引進，主要偏重於天賦人權的學說和人民主權論，而柏克反對革命的保守主義思想卻罕為人知。由於社會政治環境使然，本無道德褒貶含義的「保守」一詞，在中國長期以來竟成了「復古」、「抱殘守闕」的同義詞。

近代思想界的領袖人物嚴復和梁啟超都是反對革命的，二人對於社會政治演化的看法都脫胎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其根本觀念在於，社會歷史的進化是呈階段性遞進的，但每一階段向更高階段的演進則是緩慢漸進的，社會的發展不可能跳躍性地逾越某一中間階段而直接達到更高階段。他們主張改良、反對革命，不在於否定革命目標的合理性，而是出於擔憂革命「欲速則不達」，會落得一個「新者未得，舊者已亡」的局面。他們的改良論與一般自由主義的改良論如出一轍，有 確定的政治目標，相信人為的、合乎自然和社會規律的努力能夠改善人類政治和社會的狀況，而與柏克式保守主義的改良論顯然不同。

數十年來，大陸學界所認識的柏克，主要限於他的少年成名之作《論優美與崇高》，因為它開啟了美學上的浪漫主義，並直接影響了

康德。其實，柏克保守主義思想之進入中國幾可上溯到百年以前，嚴復對於柏克是曾經注意過而又有所了解的bq。此外，40年代蒲薛鳳先生的《近代西洋政治思潮》中對柏克前後期的政治思想均有評析。自此以後，柏克政治思想在大陸學界隱匿不彰近半個世紀，近年方始重新引起注目，此中亦可見到社會政治與學術氣氛變遷的消息。

亦 言 1969年生，現任教於北京某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