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西德示威者在東德邊境警衛的注視下拆除了一段柏林圍牆
西德示威者推倒柏林圍牆。塑造俄羅斯人對1989年記憶的並非共產主義的終結,而是莫斯科超級大國神秘感的喪失。© Colin Campbell/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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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英國《金融時報》特約編輯、索菲亞自由戰略中心主席、維也納國際資產管理博物館研究員。

有個老笑話:
兩個算命先生見面了,在幾分鐘的例行沉默之後,其中一個對另一個說:“展望未來,我覺得你會沒事的。但我呢?” 

最近在維也納的一次公開演講中,一位聽眾問我,目前一個思想自由的歐洲人如何能夠對歐洲的未來持樂觀態度,這讓我想起了這個故事。

提問者說得有道理。
隨著唐納德·川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
烏克蘭和中東戰亂不斷,
經濟低迷,移民恐慌
令歐洲人陷入癱瘓,
歐洲人開始變得像哈爾·阿什比的電影《富貴逼人》中的主人公錢斯一樣

已故的彼得·塞勒斯 (Peter Sellers) 出色地演繹了 Chance 這一角色,
他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每天打理著豪宅的花園,看電視。

當他最終被趕出家門,被迫面對現實世界時,很快就遭到一名持刀暴徒的襲擊。
他唯一的反應是從口袋裡掏出電視遙控器,試圖換台。
機會難得。然而,歐盟的未來不容忽視。  

近年來,歐洲忙於維護早已終結的現狀,說著一種如今已無法理解的語言。它浪費了精力和金錢,試圖重建一個一去不復返的世界。

如今,歐洲民主國家正瀕臨崩潰。選民的憤怒和菁英的恐慌同時威脅著它們。選民夢想著懲罰菁英,而當權者則希望安撫選民。

羅馬尼亞憲法法院最近裁定,由於涉嫌外國干涉(也可能是因為執政黨對選舉結果不滿),撤銷了第一輪總統選舉的結果。這表明,精英階層的恐慌可能比選民的憤怒更危險。同時,面對外部威脅,各國政府動員國民團結的努力,卻未能說服人民團結在國旗下。

自由主義思想的歐洲人克服悲觀情緒的唯一途徑,是試圖理解冷戰結束時他們是如何以及為何被自己的過度樂觀所背叛的。
除非他們真正理解這種「歷史的終結」式的勝利主義有多麼不合時宜,否則他們將繼續被崩潰的幽靈所困擾。

冷靜地回顧,
1989年似乎已不再是自由主義的巔峰。
事實上,它也是激進伊斯蘭主義充滿希望的一年。
那一年,一場伊斯蘭叛亂(在阿富汗)首次擊敗了一個超級大國(蘇聯)。
蘇聯軍隊從阿富汗撤軍,不僅對伊斯蘭主義者,也對一般俄羅斯民眾產生了變革性的影響。
2019年,獨立機構列瓦達中心向俄羅斯民眾詢問,是什麼定義了
1989年,
大多數人認為是蘇聯解體的恥辱,
而不是波蘭40多年來首次舉行自由選舉或柏林圍牆倒塌之類的事件。
塑造俄羅斯人對1989年記憶的,不是共產主義的終結,而是莫斯科失去超級大國的神秘感。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
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韌性比歐洲共產主義的失敗更具歷史意義。
此外,
印度、土耳其和巴西等所謂「中等強國」的崛起,在塑造新的地緣政治格局方面,比不斷被提及的中美競爭更為重要。
同樣,技術和人口統計學——
我們與人工智慧的關係以及對人口減少和老化的恐懼——
今後將成為塑造國家政治的更具決定性的因素,
而不是民主與專制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
或許,
1989年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17歲的伊隆馬斯克離開了他的祖國南非。
作為一名年輕白人,他在種族隔離末期的經歷,顯然塑造了他如今的政治觀點。
馬斯克對20世紀80年代南非日常生活暴力的描繪,
與川普對當代美國的反烏托邦願景如出一轍。
除了找到通往火星的道路,還有什麼其他選擇呢?


對於秉持自由主義思想的歐洲人來說,隨著不斷變化的曲調起舞或許令人精疲力竭,但也可能帶來解放。
幾十年後,當人們回顧2024年時,
川普的勝利和全球威權主義的崛起很可能都不會像現在這樣顯得那麼重要。
歐洲人需要學習的教訓是,
歷史並非與任何人結婚──
它是單身,需要許多情人。
所以不必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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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將內部衝突輸出到國外,並從殖民地攫取財富,最終發展到今天的地步。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財富不再是靠剝奪別人而來的。
看看以自由主義和自由之名所作所為,你會發現自由主義其實是「不自由主義」。它不過是地方主導群體的自由。
德國若不分家,不去處理其最大的罪行並將其輸出到中東,就必須付出代價。中東戰火紛飛,種族滅絕仍在持續。正如英國在國內面臨多年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一樣,迴力鏢也將降臨歐洲。
我們不能希望過去就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