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说话的伤口：晚清抄本《微虫世界》中的创伤记忆

 会说话的伤口：晚清抄本《微虫世界》中的创伤记忆[1]

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尽管载籍浩瀚而且丰富多彩，对童年经历的长篇详细叙述却并不多见。十八世纪作家沈复在他的回忆录《浮生六记》中曾对童年的乐趣与恐惧做出过难得的生动描述；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同样来自江南地区的张大野（1854—？）写下一部自叙传，记述了他童年时在太平天国内战中的惨痛遭遇。这部自叙传题为《微虫世界》（以下简称《微虫》），现在仅以手写本形式传世。其影印本收录于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清代稿本百种汇刊》，英译本于2014年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无论对于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史家来说，这都是一部弥足珍贵的著作。

《微虫》的作者张大野是浙江绍兴人氏。我们从这部书里对他得到的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当地多，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又非常地少。比方说，我们知道他的生日是1854年1月29日，我们也知道他的绰号和小名；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他的字，这意味着一条重要传记材料的缺失。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曾在江苏省担任中等级别的地方官吏，在书中某处，作者还提到他的父亲与晚清著名能吏、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1818―1898）是好友；但是，作者虽然在书中记载了他的数位叔父、堂兄弟、父执和友朋的姓名，却一次也没有提到自己父亲的名字。在太平军占领绍兴之后，太平天国一位高层将领曾住在作者的祖宅里，这表示作者的祖宅是绍兴的上等宅邸之一。作者显然来自绍兴一个富裕的、社交广泛的士绅家庭，从他的文字来看，虽不能称为博学，却受过良好的教育，然而我们读至终篇，都不知道他是否婚配，有无子女。从书中提到的日期，可以推断《微虫》写于1893到1894年之间，全书从来未曾付印，而是以写本形式流传，范围可能基本局限于亲戚和友人。现在，唯一一部为我们所知尚为完整的抄本保存于台湾的图书馆，是《清代稿本百种汇刊》据以影印的底本。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微虫》都是一部奇书。在众多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述里，它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七岁孩子的所见所闻；在中国处于重大历史转折的年代，它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地方性的视角。虽然作品产生于清朝末年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际，然而，作者最关怀的是地方问题，详尽而充满情感地描写浙江地方的山水、人民、风俗、物产，以及浙江各地的不同处境与困难。然而，书的命名和用意却又清楚地呈现了作者对于“以小见大”的强烈意识，全书序言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指出：“从微虫声中，听出大千世界”（页1）。[2]作者谦逊而又骄傲地以一介“微虫”自命。的确，和晚清民国很多留下篇章文字的名人大家相比，作者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但也正因此，他的遭遇可能更具有代表性，也可以让我们能够在宏大的历史叙事的背景下，看到、感受到一个普通个人在乱世中的经历与心态，为“历史”还原其细致的质地。最后，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虽然作者不是传统文学史里的有名之辈，但是这部流畅而朴实的作品却具有非同寻常的叙事结构，以文言写作而又具有高度的现代性，标志了行旅文学和自传文学中的一个里程碑。

本文旨在介绍这部奇书，并把《微虫》作为“创伤写作”的典范进行论述，这不仅仅是因为书中记录的惨痛经历和暴力事件，更因为这部书的奇特结构。在这里，“行旅”的意象对我们思考这本书很有用，这有以下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行旅主题在全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全书以作者的浙江天台之行开始，在接下来的篇幅里，作者对他生平经历的叙述几乎完全是以行旅为主线的：幼年时逃避捻乱，童年时遭遇太平天国，成年后为生计或家事奔波辗转，而在这些旅途中他又常常客中作客，游览一个地方的风景名胜。另一个原因，是《微虫》的叙事呈现了一幅“创伤的地图”：叙事的进展，在表面上看来好似充满了自由联想，但就在作者的意识流叙事下面，有一系列不断反复出现的词语、意象和主题概念，它们起到记忆触发点的作用，又好像是迷宫版图的路标；这些词语、意象、主题概念的反复出现，所模拟的正是创伤记忆（traumatic memory）的运作方式。《微虫》在文类上的混杂性，还有它结构上的独特性，都暗示了创伤留下的令人迷向的效果，对传统叙事模式造成了直接挑战。[3]

记忆可以受到干扰而发生变化。即使我们想要通过文字书写来控制和固定它，它也还是可能飘忽不定，因为就连文本自身也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改变。下文将首先讨论《微虫》的特别结构以及创伤书写的特别体现，最后通过描述这部作品在二十世纪的保存和传播过程，检视文本遭受的“暴力”和文化记忆的创裂与扭曲。

一、“记忆”的结构

《微虫》是一部哀悼之书，追忆之书。它讲述的是死亡、失丧、恐惧、暴力，是成年的自我如何面对和清理童年的创伤。它分成三部分，[4]其内部结构影写和展示了个人创伤回忆的运作，邀请读者直接参与回忆的过程。正如心理学家所说的“创伤回忆”总是通过闪回式倒叙和支离破碎的断片反复出现，《微虫》的特点是它仔细建构出来的重复性、碎片性，全书充满了森惨的意象、偏执狂式的妄想、过度的情感。如果说碎片化可以用来描述它的章回体式和轶事体式的叙述风格，那么它的重复性既表现在内容上（比如说作者会一次次访问同一地点、重复同一旅行路线），也表现在形式上，因此我们可以在表面的散漫无章之下辨认出一系列不断反复浮现的叙事因素，把这本书串联为一个整体。

我们很难把这部著作按照中国传统的写作体裁进行分类，因为它混合了很多不同的文学书写：自叙、游记（包括旅行日记）、笔记、议论、诗词。在现代图书馆或书店里，它大概会被划分为“非小说类/回忆录”。但是，这部作品一开头即明确提出一个“世界”的诞生，从而凸显了这个文本天地的建构性质：

皇帝龙飞光绪十有九年岁次癸巳四月有六日，微虫有天台之行，世界之所起也。意者菩提果将熟欤。（页3）

这样一个开头，以其“世界之所起”的大气魄声明，让人想起很多部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如《西游记》或者《红楼梦》在开篇时铺设的开天辟地之宇宙语境，从侧面加强了所有自传性叙事都具有的小说虚构性。

在中国的传统分类法中，“龙”也属于虫类，虽然它是虫类里等级最尊贵的生物、皇帝的象征；那么，在上面所引的开场白里，通过“龙”和“虫”的对举，通过把“微虫天台之行”的开始和表示帝王兆迹之“龙飞”并列，作者在最卑微的小虫和最尊贵的皇帝之间建立起了平衡关系，在修辞上给予小虫高贵的地位。作者对纪时形式的选择（“皇帝龙飞光绪十有九年岁次癸巳四月有六日”）强化了这种个人尊严。这样的纪时形式在历史叙事中比比皆是，在诗、赋这样的古典文体中也可见到，无论班昭的《东征赋》还是杜甫的《北征》诗，都利用这种肃穆的历史纪年方式为个人历史赋予重量。有时，如果所记事件是相当琐细的，譬如白居易的《游悟真寺》，那么这种纪时形式的使用也会产生出一种反讽或幽默效果。

《微虫》作者的天台之行，既不像杜甫的北征那样充满殷忧，也不像白居易寺庙之行那样闲适，而是处于两者之间。在后文，作者披露此行的目的乃是为了向亡友原济川（1839―1893）作最后的致意和告别，但同时也借此机会一路探访朋友和欣赏山水景致。作者使用正式的纪时形式，如史官一般逐日记述随后的旅程见闻，以及意味深长地提到“菩提果将熟”（表示即将达到彻悟的境界），均暗示此次旅程具有某种超越了其当下目标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在路上确实访问过天台，张大野此行的真正目的地乃是绍兴。既然如此，作者不把旅程称为“绍兴之行”而称之为“天台之行”凸显了天台的意义。天台是浙江的一个县，也是一座风景优美、作为佛教和道教圣地而广为人知的名山。“天台之行”的说法更令人想到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和成仙的著名传说。然而，在《微虫》里，天台之行却以一件惊悚的遭遇开始：张大野和他的旅伴潘先生刚刚上路，就遇到了四个面目不善的男子与他们共乘渡船，“其二口操湖南音，类营勇”（页3）。担心这些男子要对他们不利，作者做出精心策划避开麻烦。就这样，对头两天旅程的记述以作者逃脱潜在的危险、宽慰地松了一口气结束。

我们不知道作者和他的旅伴感到的威胁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是否作者在自己脑海里上演的一幕心理戏剧——我们在下文会看到，作者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感到焦虑。不过对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解这样一件遭遇在书中起到的修辞作用：张、潘二人是后代的刘晨、阮肇，但他们不仅没有遇到两个美丽的仙女，反而遇到了四个面目狰狞的陌生男子。当张大野来到天台时，发现风景优美的名山现在布满了防守“山贼”的士兵。当张大野和他的伴当穿过天台县时，还和士兵发生了冲突，甚至闹到几乎“拔刀相斫”的程度。现代人处境的黑暗与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过去——哪怕是想象的过去——构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奠定了全书的基调。从过去到现在的巨大变化在接下来对于欲望受阻的叙述中得到进一步印证：旅程第三天的晚上，在一家名叫“荣升”的旅店住宿时，作者的脚夫闯入房间，打断了他和当地某“娟好”小妓的缠绵（页5）。现代男子和县城土妓以落空告终的性爱冒险和刘阮遇仙的浪漫传说形成了不容忽视的讽刺性对比，让人更清楚地意识到作者以“天台之行”而非“绍兴之行”描述自己的旅程是一个有意为之的话语选择。

就这样，《微虫》一书在开头几页里，已经为读者呈现了数个将要在全书之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和主题：被怀疑为“贼”的陌生男子带来的威胁，行路的危险与困难，令人失望的现在和一个被浪漫化的文化过去形成的对比。“贼”这个字，在全书之中一直用以指称太平军，对作者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那两个“操湖南音，类营勇”的陌生男子是另外一个具有丰富含义的细节：当年，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军时，在湖南乡勇团练基础上发展出了湘军，湘军在镇压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因攻破南京后对无辜百姓的掠夺和屠戮而臭名昭著；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大半被遣散，很多士兵成为地方土匪。虽然太平天国起义已经过去了三十年，社会仍然可以感到它带来的后果。

在记叙荣升店的经历时，作者提到在土妓离去后，他在旅店房间的墙壁上发现一首诗，开头四句是这么写的：

卅年不到溪山路，苍狗红羊事变更。

杯酒尚须邀拇战，笑谈还欲逞心兵。（页5）

“苍狗”本来描述白云的形状，后来成为世事变幻无常的比喻。“红羊劫”指古人相信总是会在丙午、丁未年发生的国难（丙丁属火，色红；未为羊年），但是因为太平天国的两个首领洪秀全、杨秀清的姓氏合起来正好是与“红羊”谐音的“洪杨”，太平天国又被称为“洪杨／红羊劫”。“拇战”指猜拳，而“心兵”则借以比喻沉重的心事。

正是在此处，我们看到“天台之行”为什么对于我们的作者来说会成为强有力的记忆触发点： 和“贼”这样的字眼一起，诸如“红羊”、 “拇战”、 “心兵”这样的词语，还有类似湘军营勇的陌生可怖男子、驻扎在天台山上对普通过路人拔刀威胁的士兵，这些都会给曾经有过惨痛暴力童年经验的作者，一个从现代心理学角度看来患有创伤后遗症的人，造成强烈的触动。这为书的第二部分也就是作者对太平天国的回忆埋下伏笔。就连壁上题诗的首联也诡异地呼应了作者的亲身经历，因为他的“天台之行”离他遭遇太平天国之乱正好三十年。

在天台山，张大野造访了几座佛寺，并在真觉寺住宿了两夜。他描写自己如何在夜深之时聆听梵呗、反思生死，也写到和真觉寺长老的一番谈话。在中国的诗歌传统中，对寺院的造访总是以精神开悟的叙事结构进行描写的，诗人前往通常坐落于山中的寺院，身体旅程往往被比喻为精神的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张大野呈赠给长老的诗，第一句提到的就是回忆：“影事前尘记渺茫。”（页5）虽说“记［忆］渺茫”，他的书却无非是一部回忆之书。法国哲学家瑞柯（1913―2005）说：

“回忆”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不是仅仅回想起一些彼此没有关联的孤立事件，而是有能力形成有意义的次第序列和井然有序的连接。简言之，就是能够把自己的经验以一个故事的形式编构在一起，在其中每一个如此形成的记忆都不过是故事的一个碎片而已。[5]

回忆意味着梳理过去，写下自己的回忆意味着安排和理解自己的生命，把那些影响精神进程的妖魔从心中驱除。在《微虫》里，“如此形成的”回忆被编织进作者人生叙事的大幅锦挂，而作者的人生叙事又被安放在国家大事与王朝命运的大背景下。如此一来，作者的个人历史和国家的历史成为两个大的叙事框架，帮助作者理解和处理他的细节记忆，特别是那些对童年遭际的追思。

对“天台之行”的逐日记叙，最后以作者表达隐居天台的愿望作结。接下来，作者对浙江台州郡的地方风俗做出描绘，因为天台原是台州的六县之一。作者的描绘穿插着充满哀伤的轶事和诗作。比如说一则轶事描述作者在黄岩渡口见识到的一种奇异职业——船夫雇佣一个“善哭”的女人，用她的眼泪在好斗的船客之间维持秩序（页26）。第一卷的最后一个段落则描写了台州仙居县的两种山鸟，根据当地传说，每种鸟都是由一个不幸夭亡的少女变化而成的，而它们的鸣叫声也因此充满了悲哀。第一卷以这样的话结尾：“呜呼，清夜闻声，盖几于肠断焉。” （页31）黄岩渡船上善哭的妇人和仙居山中悲啼的鸟儿互相呼应，构成了彼此的回声；同时，卷一结尾处的鸟鸣又令人回想起卷一开始时面目不善、“卷舌格磔”的陌生男子，“格磔”正是对鸟鸣的描述。像这种语言层次上的回旋反响，助建起一个哀婉而又残酷的意象的网络，在全书之中时时像幽灵一样隐约闪现。

卷二是全书的中心。其主干是自传叙事，从作者的出生开始写起，主要描述集中于1861到1863年这几年，其间张大野和母亲在浙江各地辗转流离，躲避兵乱。卷二开首的一段话重拾起卷一关于隐居天台的话头，作者在此向我们透露他已经年届四十，这是孔子所谓的“不惑之年”，可以视为卷一起头处“菩提果将熟”一语的儒家对应，再次强调这本书是作者人生重要转关时期的产物。确实，在中国男子平均寿命不到四十岁的十九世纪，迈入四十岁可以迫使一个有思想的人反思自己的生命意义。“有能力形成有意义的次第序列和井然有序的连接”是需要时间的，三十年的距离让作者得以从一个新的视角回顾他的童年，而且理解过去事件和经历的意义，这也好像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推迟动作／后遗性”（deferred action）所说的那样，早先的事件是在一个人回忆的时候才获得其创伤力。如此，则把早先事件书写下来，既可以让妖魔现身，也是可以驱邪除怪的行为。

卷三按照时间顺序继续叙述作者生平，但叙述重心从太平天国转向捻乱。已经长成少年的张大野和父亲一起住在袁江（江苏淮安），正值捻军攻城，遂目睹了袁江防守战，而当时为首的捻军将领正是原太平军将领。也是在袁江，张大野开始学会写诗。他以带着反讽和哀伤的口气，提到他的父亲告诫他写诗无用，命他阅读两位前代政治家的奏议和遗规：

谨退而读之，趋步遂与时背，至于今日卒不振。虽见鄙于世哉，对先君子于九原，敢告无大戾焉。先君子既见背，家境日益困，乃试为客游……（页93）

接下来的文字，遂以记述这些“客游”为主。张大野把自己比喻为“团团磨驴” （页123），虽然行了很多路，却从未脱离一个相当狭窄的地理范围。在此后的文字里，他对全书的叙事做了一个首尾相应的圆满收束，记述他如何在1887年前往仙居县，在当地政府任职，在那里结识了担任典史的原济川。此前，原济川曾于1883年土匪围城之变时率士民登城守御，卷三的最后一节记录了作者曾为原济川手绘仙居地图所题的长诗，以及他和原济川对盗贼问题的讨论。全书以感叹治理国家之困难而终结（页147―149）。

卷三最令人瞩目的是末尾章节对本书开始章节的一一呼应。全书以作者1893年的绍兴之行开始，旅途中在天台逗留；全书以1887年的仙居之行结束，旅途中也在天台逗留。卷一的旅行以作者希望重回天台作一小结，而在卷三，他告诉我们他最早生发游天台的念头是在前往仙居途中。两次旅行他都雇用了一个天台本地人做他的脚夫，而每次的天台脚夫都是令人愉快的旅伴。卷一的旅行目的是向原济川之灵作最后的告别，而卷三最后着力描写的仙居之寓全以作者与原济川的友谊为中心。如果说作者在卷一简笔勾勒出了原济川的生平事迹，那么在卷三，原济川的小传则在作者当年所题的长诗里重新出现。卷三最关怀的“盗贼”问题，与卷一、卷二的记叙多所响应；其实，这简直可以说是全书之中最显著的一个主题，表现了作者的童年创伤为他终生所留下的后遗症。

书中这种一切都不断反复回旋出现的情形，产生的效果之一是让任何变化和差异都更为清晰地凸显出来。张大野在仙居的时候，遇到过一件稀奇的事情：他曾经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过一个跳舞的僵尸，那是一个被处死的“盗贼”，张大野被这个景象吓坏了，“大骇奔命而返” （页144）。这件事和卷二记叙的很多故事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卷二，张大野是个见惯了死人的孩子，对尸体毫不畏惧，现在的他常常奇怪自己小时候为什么不知道害怕。成熟的检验尺度，是面对死亡时的恐惧程度，而且是被怜悯的心情复杂化的恐惧。同时，这也可以视为对心理创伤之延宕性的寓言。

卷三的种种回声反响创造出奇特的修辞效果。在张大野叙述前往仙居的行程时，他详细描绘了所经之地，读者意识到这都正是他在卷一经过的那些地方。而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卷三很多看似漫不经心的言论，在作者生平叙事的语境里突然带上了重要的意义。这里只举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他在卷三提到他想去看一看天台山上的国清寺，但是没有去成（要记得这是在1887年）（页139）。这把我们带回到卷一，在那里他告诉我们，在1893年5月25日，他（终于）在雨中游览了国清寺。一个和尚为他做向导，但是当时寺庙正在造像：“工匠杂沓，无可观者。丰干旧院，今为三圣堂，并供寒拾，庄严亦少殊胜。” （页7）

这真是一个反高潮。但是，这一反高潮发生在读者的后顾之中，而这一后顾又发生在全书的开头！换句话说，读者读到卷三，看到作者想游国清寺，会回想起国清寺曾出现在卷一里，于是，读者在直线前进的阅读中“回顾”前文的一个“未来”时间（以作者生平叙事而言），这样一来，读者暂时从叙事的直线进程中被点醒，就和作者一样，经历了一次回忆之旅。如果创伤曾经被比作幽灵的出现，也就是说，过去不甘心被埋葬，仍然要浮出地表来骚扰生人，那么《微虫》不仅是一个鬼魂飘荡的文本，而且还为读者造成闹鬼的效果，因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能做到舒舒服服地被动接受，而是不断被那些似曾相识的名字所困扰，试图捕捉影影幢幢的文字幽灵。

二、书写创伤

在前面一节，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微虫》一书如何在结构上模拟了记忆的轮廓：记忆常常被偶然的事件和意象触发，以自由联想和意识流的方式运作；它不一定遵循时间顺序，而是把事件围绕着一个主题呈现在脑海中。这本书的结构模拟了“创伤记忆”。如果说人生的一般事件都是简单地发生于过去某个时间的，那么创伤事件不能够被具体固定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地点，因为它不断地回来袭扰受创者。很多研究者都已经认识到，不但创伤带来的后果的外在表现具有延宕性，而且对创伤事件的经验本身也是推迟的。在很多方面，创伤都可以说是某种形式的记忆，因为它只作为记忆而存在。书写创伤就像美国历史学家拉卡普拉（LaCapra）所说，“牵涉到在分析和言说过去［赋予过去一个声音］时的‘舒放／见诸行动’［acting out］、‘反复修行’［working over］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修通’［working through］的过程”。[6]

上文说过，张大野常常带着一丝惊讶提到小时候的自己不知道害怕。这似乎证实了弗洛伊德关于“推迟动作／后遗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创伤的发生并不是和导致创伤的事件发生同步，而是被置换到后来的时间。比如在卷二，张大野提到他小时特别兴奋地去观看太平军和当地乡勇的武装冲突，而这种场合是任何成年人都会避之唯恐不及的。战斗结束后，他还跑去翻摸战场上留下的尸体，甚至踩踢一些尚未完全咽气的太平军士兵，因为在孩子的眼里他们都是些值得惩罚的“坏人”（页43）。如此一来，他复制了他刚刚目击到的暴力，从一个被动的观看者成为一个主动参与者。而当他回想童年的自己如何旁观战场上的暴力行动时，在那个小孩子和四十岁的成人作者之间的距离既是时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成人作者在回顾时，既认同童年的自我，又对之感到异化和陌生。这可以说是对文本作者和作为自传对象的自我之间的差异的一个寓言。就像美国文学批评家吉尔摩（Gilmore）在《自传的局限》中所说的那样，“自传的‘我’不简单地等同于自我，它必然是自我的修辞替身”。[7]

在谈到由于强烈的情感投入而导致的记忆错构时，美国历史学家赫尼格（Henige）写道：“我们可以记得过去发生的事实和事件，但我们在它们发生时所持有的态度可能会被忘记，而被新的观点代替。”[8]但是，“事实和事件”也很有可能被新的版本代替，特别是当这些“事实和事件”在以特别修辞进行表达时。张大野在记叙上文提到的武装冲突时用的是简洁朴素的文言，虽然表现出他的良好教育，但没有任何格外的修饰；但在记叙当中一个太平军士兵的喊话——“好兄弟呀，杀呀，要小心呀，打败了我们就没命了呀！杀呀，好兄弟呀！” （页42）——却径以白话口语出之，和上下文的文言叙述构成鲜明对比，显示了作者的修辞自觉。

下面的血腥暴力见闻是全书最令人发指的一段描写，在这里，张大野再次超越了被动观看者的角色：

余尝于陆家埭见妇人焉，数贼从之嬉笑从东来，意甚得也。忽曰：“董二，负心哉。”贼曰：“何谓也？”妇笑而数焉。贼遽怒，出刃。妇笑曰：“试杀我可也。”语未已，贼骤起斫其臂，臂断，数贼犹笑也。既而褫其衣露乳，割而掷焉，大笑去。余视其乳，血流离有淡红色，类石榴子者满其中，试拈而观之，若突突跳不止，乃狂怖而返焉。（页60―61）

这里的女人，试图把她的太平军士情夫作为正常男子和正常情人对待，因此絮絮数落之，“柔驯”之，而军士抵制这种正常化和柔驯术的办法，是用残酷的肢解把她变成“非人”，甚至以割掉乳房的手段来剥夺女人的性别特征。这段话的“笑”让人印象深刻：开始的“嬉笑”来，女人带笑的数说和以为是开玩笑的“试杀我”，手臂砍断之后的“犹笑”，最后的“大笑去”，这些笑无不加深了整个暴力事件的恐怖性。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小男孩的反应：就像任何一个好奇心强烈而又尚未完全懂事的六七岁孩子一样，他走近被肢解的女人，而且情不自禁地用手触摸，就像他在战场上去翻看那些被旗帜包裹的死人一样。他的检视让我们看到一个可怖的特写镜头：一个好像溃裂的石榴一般被割下的乳房。这个视觉细节是一个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非常罕见的文字意象，鲜明生动地传达出这一事件的可怖。孩子眼中所见的图景，以成年作者三十年后的回忆作为中介传达给读者，显现出它最大限度的创伤力。这在成年作者所使用的“石榴”比喻中可以看得特别清楚：在中国文化里多籽的石榴是“多子”的象征，而“石榴裙”更是传统诗歌里对女性的转喻；可是，在一个充满残酷讽刺意味的比喻里，它却被用来比拟一只被割下来的乳房，这个被害的无名女子将永远也不可能生子和哺乳，履行这些传统的女性天职。当作者把文本焦距对准一只被割裂的乳房时，他的叙事实际上是在文本的层面模拟了女子的被肢解和士兵对她的人性的摧毁，迫使读者亲自感受事件给男孩带来的心理创伤。这样一来，叙事集中于表现的是男孩的恐怖，而不是被害女子的痛楚，但是，女子的身体创伤在男孩的心灵伤口中得到存留，两者都从未愈合和封口，作者受到它们的强迫性驱使，用语言复制身体的肢解，使每个读到这段文字的人都被迫目击同样的创伤事件并体会到情感的震动。

作者接下来对这一纠结了性与暴力的事件所发的议论显得苍白，但是它代表了成年作者试图用理智来分析这一不可理喻的野蛮残忍行为的努力。这种令心灵创伤痊愈的尝试贯穿了作者的回忆，比如在卷二关于冯氏兄弟的故事里也是如此。冯志英参加了太平军，以“忤贼”被杀，头挂在竿上示众；他的兄弟冯志华半夜去偷人头，张大野也跟着他一起去。在志华捧着兄弟的人头失声痛哭时，还是孩子的作者也跟着一起流泪，“余亦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在这里，成年的作者又一次带着一丝疏离感和讶异感，写到当年那个小男孩缺乏自觉性的情感反应。他接下来发出的议论——“骨肉死生之际，感人深也！” （页56）——提供了一份迟到的解释。这种解释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本身的具体内容，而在于它代表了作者对理解童年时期惨痛非人经历的企图。

在面对一篇叙述创伤经历的自传时，一个最常见的问题是它的真实性。读者往往会忍不住要问：“这些事真的发生过吗？”这样的问题完全可以理解，不过也许这是一个错置的问题。一篇自叙传中表现的自我，首先是一个由语言所构建的自我。语言习惯、修辞传统和文学表现的惯常手法都会介入这一表现过程，帮助完成自传对象的建构。这对一个受到过良好文化教育的作者来说尤其是如此。

除此而外，文本中的自我还是一个从过去“钩沉”出来的自我。在《微虫》的情况里，张大野回忆的是他自己只有七八岁时的遭遇。早期童年记忆不是一个固定不变体，它应该被视为一个复杂的、随时间而慢慢发展的过程，对很多外界的干扰和影响都非常敏感。心理学家茅斯（Moss）引用法国著名心理分析学家雅奈（Pierre Janet）的理论，认为“准确的个人记忆保存”对幼儿来说特别成问题，因为“记忆的运作需要在具有一定复杂性的层次上应付精神事件的能力”。如果一个孩子经历了他的智力发展水平还不足以完全理解的事件，他叙述这一事件就会有困难，这就像我们往往不知道该怎么样述说我们的梦境一样，“因为我们就是无法把我们的梦中经历解码和建构为令人满意的叙事”[9]。

张大野对于暴力事件的最早记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是1861年冬天，太平军刚刚攻占绍兴，作者跟着他的母亲和其他几位女性家庭成员在绍兴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避难。

有孟先生者，城中之医士也，亦携其妻及三岁儿至。一日方共伏，天雨，儿大啼，有持念珠诵佛号之老妪恶之，以为必致贼，且诵且喃喃，先生乃手自裂杀之。余庶祖母夺救不得，骇痛哭失声。余时幼，都不知其何故，第见肠胃狼藉血流离，相惊惨股栗而已。（页37―38）

这件事让人动容，但是又令人疑惑：这里的“手自裂杀之”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形呢？这个父亲是用了什么样的残忍手段才把孩子“裂杀”，以至于到了肠胃狼藉鲜血淋漓的地步？这似乎不是徒手空拳可以办到，而当时这些难民都在山谷荆榛中藏身，是否随身带着刀杖？作者语焉不详，读者也未忍深究。一个幼年时曾经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住过的幸存者“自己并不真的记得某些他讲述的故事，而是从其他幸存者那里听来的”。[10]我们禁不住要想知道，张大野会不会是在长大一点之后，从他的家庭成员比如庶祖母或者母亲那里听到了这则故事，把它和自己的童年记忆混在一起？他强调他那时还小，不甚明了事情发生的缘故，但是，那“肠胃狼藉血流离”的惨烈景象，就和上面其他的引文一样，深深地镶嵌在他的脑海里。

在谈到精神分析治疗法中的记忆的不稳定，美国心理学家史宾斯（Spence）写道：

一般人没有意识到，过去是在分析过程中被不断地、持续地重新建构的，过程受到的影响包括：（一）意识里被压抑下去的内容；（二）此后发生的在内容或者形式上与之相似的事件；（三）精神分析医师在引导患者叙述早期记忆和评论这些早期记忆时使用的语言；（四）患者在试图言说其经历时所做的语言选择。过去永远都是变动不居的，总是在被重新创造着。[11]

也许，张大野把他最早目睹的暴力事件和他后来在逃难过程中司空见惯的鲜血淋漓肠胃狼藉景象混在了一起；也许，某个家庭成员把自己的记忆讲述给他，从而把他人的记忆镶嵌在自己的记忆之中。这番小儿之死的记述，在我看来体现了创伤写作的一些根本特征。就像对陆家埭女子的描述一样，“肠胃狼藉血流离”的描写是在文本层面对小男孩之死的重演；这个噩梦般的景象不断回到作者脑海，迫使他用文字记述这一事件，把声音还给那个被强制沉默下来的孩子。用文字言说这一景象，意味着在为恐怖混乱难以理喻的事件找出条理的理性叙事中给它做出安置，使它从此得所，借此镇压它不受控制的反复闪回。如果我们就它的象征意义来看，这一景象的“心理真实性”和它的“现实真实性”其实是同等重要的。

在逃难的两年之中，张大野不仅亲眼看到周围的人遭遇暴力，而且他自己的生命也多次受到威胁。有时他遇到的危险情形还伴随着可怖的景象，比如说一次他和母亲坐船逃难时，不得不掉转船头，因为河里尽是浮尸，无法前行。更有甚者，“白脂积起，厚数寸，尸虫顷刻缘满舟，腥臭触人几死” （页76）。这里所说的白脂又叫尸蜡，是一种埋在不通风的潮湿地方或者停留在水中的尸体才会产生的特别现象。[12]这样视觉和嗅觉两方面结合起来的死亡景色带给人（特别是孩子）的心理创伤，绝不逊色于作者遭遇到的生命危险。

根据卡茹斯（Caruth）的定义，“创伤描述的是对某突发灾祸事件的压倒性体验，在灾祸事件发生时，人们对其反应常常是延迟了的，而且反应常常以不可自我控制的反复经历幻觉及其他侵袭性现象的形式出现”。[13]这样的定义固然不错，但是充其量只能描述张大野经历的一个方面，这是因为张大野在太平天国内战中的遭遇是和他成长的经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和简单的童年乐趣以及日常生活的平凡体验密不可分。他经历的灾祸事件不仅时间持久，而且也因为发生在特别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年龄阶段而程度加深，深深编织进了他的生命的肌理。因此，在他的这种情况里，我们很难清楚地划分创伤事件和创伤经历的范围。

有些快乐就像痛苦一样，是在回忆之中才成其为快乐的。张大野回忆他在避难时没有东西吃，于是爬到树上去摘柿子，坠落几死，“及今念之，可笑也” （页66）。然而，也有一些快乐，会在回忆中化为噩梦。他描写自己和一群孩子在诸暨山中一条叫“阴司街”的山路上玩耍，山路尽头有一座庙宇，人称十灵庙，因为里面供着地狱十阎王：

庙像雕塑彩画极奇丽。有无常鬼，手握铁练套人颈，始骇而终习焉。一日，试从群儿往，见有贼所杀者一尸在其傍，因共举使立，而以练套焉。尸重，仰而倒，鬼亦随仆，乃大笑而挞其股，顽劣哉！初亦不自知其何以不惧也。（页68―69）

我们不甚清楚到底孩子是在打死尸的腿还是在打塑像的腿，但无论怎样，都是为了展示勇敢，以求驱除心中的恐惧，证实死尸／塑像虽然表面骇人但实际上无能为力。这里只是一群顽劣的孩子，不是残忍的成人，但是他们在施暴时的“大笑”却隐约令人想起太平军士在肢解陆家埭无名女子时的“大笑”：二者都标示了对张力的释放，都掩藏了内心深处对这种非人性的攻击行为感到的惊骇和恐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群孩子在充满死亡景象的背景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重复成人世界里的暴力行径，这种情景似乎比任何血腥场面都更加凸显了作者童年经历的可怖，正因为孩子的游戏与死人的尸体、无常鬼的塑像——现实世界里的死亡和宗教想象世界里的死亡——混杂在一起是多么不协调的情形。

孩子的视角是使《微虫》一书和其他太平天国回忆录迥然不同的原因之一。由于身体和智识的局限，孩子对宏大历史事件的观察是受到限制的，但是也正为他的幼小和敏捷，“上下峰峦迅捷如飞鸟”，“云巅树杪腾掷如猿猱”，他得以拥有一个成年人所没有的观察角度。书中对太平军攻打包村的著名战役，有一则非常引人注意的目击者记录。浙江包村是地方武装对太平军抵抗最持久和顽固的所在，前后持续了八个月之久，根据《清史稿》记载，当包村陷落时，“合村死者盖六十余万人”[14]。然而，在一个从附近山顶眺望包村的孩子眼里，攻打包村的太平将士大小“如蚁”，而“远望包村，大才如碟”：

方其破时，地雷轰炸，第闻空中隐隐有声，浓烟一炷耳。数十万生灵，沉于俄顷。度此山去地不过六七百丈，离村可廿里尔。使益腾而上，殆并浓烟亦不复见。夫一微之中无众微，众微之中无一微，而大梦曾无觉者，徒营营然以分恩仇、争得失，相贼杀而成古今。抑何其顽钝也。顾见山花嫣红欲笑，苦乐之境，判如云渊。仰彼苍苍，白日正丽，可悲哉！（页69―70）

在这段话里，孩子／过去的视角和成人／现在的视角，创造出奇特的效果。包村的悲剧虽然在空间意义上来说十分遥远，在时间层面上却仿佛近在眼前，显示出创伤经历的恒在性。

在这部著作里，我们看到无数描述浙江、江苏山水之美的段落。正如张大野在上面引文中所说，大自然与人间世的“苦乐之境，判如云渊” （页70）。但是当这两个境界并置在一起的时候，对人世苦难漠不关心的自然界之美却带上了哀挽的情调。张大野当然熟知杜甫的名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天的回归既给哀伤的诗人带来安慰，同时又是以毫无遏制的草木摧毁城市人文景观的原始力量，提醒诗人政治秩序和人类文明的脆弱。

《微虫》有很多活泼而优美的山水描写，可以清楚看出对中国漫长游记传统的传承。卷一对天台之行的逐日记载，可以追溯到唐代作家李翱的《来南录》。但是，记忆和现实的交替，抒情与暴力的并存，却都使《微虫》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开端。它的直系后裔是沈从文（1902―1988）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从文自传》和高行健（1940年生）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灵山》：这些叙事共同具有的中心是游子过客的形象，而它们所描写的山水既明媚秀丽，又充满了诡异、残酷，既是外在的物理世界，又是精神性和内在的。归根结底，虽然相距遥远，但无论《微虫》还是这些现代叙事，都可以上溯到山水描写之祖谢灵运（385―433）在自然／文本风景中寻找神性和意义的诗篇。因此，无论回顾还是前瞻，《微虫》都以我称之为“创伤地图”的山水描写，在文化历史和现代传统之间提供了一条纽带。

《微虫》的作者常常提到“山神”和“山灵”。他曾经嘲笑在一间当地庙宇里向泥塑求福的老妇，因此他自然不相信佛教和道教的神灵有任何施舍福祉的能力；但是，他不是不能对超出于人类理性了解之外的现象有所感应，常常对战乱年代的奇异事件发出惊叹，因此书中往往可见属于传统志怪的内容。不过，他不是一个作意好奇者，他最终关怀的不是宗教的超现实层面，而是其精神的层面。张大野不完全像一个现代作者那样在有意识地寻找迷失的自我，但他的漫游却渗透着精神上的烦乱不安和哀伤悲悼的情绪，标志了他所生活的特殊历史年代。

三、受创的文本

人类大脑有千百亿神经元，要记录一个记忆，这些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必须做出重新调整。神经元通过一种叫作突触的接头相互传送信息。短期记忆意味着突触发生一些相对较为简单的化学变化，但是长期记忆则意味着神经元产生新的蛋白质，延伸突触，把短期记忆转化成可以持续数天、数月或者数年的长期记忆。很长时间以来，神经科学家相信一个记忆一旦成型，它的内容就会稳定下来，在他们的术语里，这个记忆就算是“巩固”了，不能再轻易地改变。但是近年来，研究者对记忆的运作提出了一个新理论。简单来说，就是每次一个记忆被启动，就会牵涉到在突触处制造蛋白质，而记忆就会在一个被称为“重新巩固”的过程里重新成形。这里关键的一点是，每次启动一个记忆，这个记忆就会变得不稳定。这一神经科学理论在心理学研究里得到很好的呼应，因为心理学家认为，每次一个记忆被启动，这个记忆都会受到当下周边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微妙的改变。

神经科学领域对记忆的研究，为有关《微虫》文本的记忆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记忆常常处于动荡之中，但记忆被书写下来，这可以说是某种形式的“巩固”。但是书写本身会因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通过传抄、节选、编辑、选集和印刷，书写会在文本传播过程中发生改变；一个文本最终的改变发生在读者的阅读和阐释行为中。

太平天国史料的大量保存，如韩瑞亚所说，在一定程度上和十九世纪末的印刷出版繁荣有直接关系。[15]但是《微虫》却是完全通过手抄本保存下来的。在现存唯一完整抄本的影印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则简短的编辑按语，称之为“著者手定稿本”，“字迹甚工”。稿本中的笔迹并不划一，基本上是“甚工”的楷书，也有比较潦草的眉批、夹注，有涂抹修改的痕迹，而且有些批注似乎不一定出自作者之手。[16]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人把此书卷二的抄本从个人收藏中拿出来，捐献给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后来，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被整理标点，发表在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中。据我所知，这似乎是《微虫》唯一曾被整理印发的段落，虽然只是原书节选的节选而已。现在这一不完整的抄本下落不明，可能已经丢失了。[17]

《微虫》作为抄本的保存向我们显示了抄本传统的重要：很多清代手抄本从未印刷出版过，仍然以抄本的形式存在着；而且，文本常常存在于地方，具有强烈的地区性。据《近代史资料》“编者按”介绍，《微虫》卷二的抄本是浙江师范学院王永源先生捐献出来的。[18]张大野是浙江人士，我们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到地方的联系。不但《微虫》的内容有很强的地域性，而且文本传播也有地方局限（虽然一份完整的抄本被带到了台湾）。在抄写一部著作时，人们往往不会全部抄录，而通常会摘选他们自己最感兴趣的片段。《微虫》卷二充满了戏剧性、新闻性的细节，可以想象被抄写得最频繁。

就像个人记忆一样，文化记忆也会出现空白、压抑和扭曲。如果二十世纪初期的读者可能喜欢传抄书中最骇人听闻的细节，那么五十年代对《微虫》的节选出版则遵循了不同的原则，尽可能突出清朝官军、外国军队和地方上“短毛”的暴行。编辑按语强调太平军严明的纪律性，因此，本文前面提到的那段关于冯志英参加太平军后因犯事被杀的叙述被选录，然而冯志华夜半去偷兄弟人头的部分却被删除了。

“编者按”提醒读者，张大野属于地主阶级，因此对太平天国有“肆意污蔑”之词，读者必须明察；同时还提到，文中“记载作者家庭琐事甚多，并无史料价值，均删去”[19]。对普通人家庭琐事的不屑一顾，代表了当时历史研究的一般态度。然而，张大野对个人经历和感受的记叙正是这部著作最宝贵的特色之一。

张大野在写作《微虫》的时候，中国正处于翻天覆地巨变的前夕。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关于清军征服中国的暴行记载被重印，造成了历史学者沙培德（Peter Zarrow）所谓的“二度记忆”和“二度创伤”，激发了排满的民族主义情绪。[20]这些记载包括《扬州十日记》和《嘉定乙酉纪事》。张大野也许读到过这些书，但无论如何，他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微虫》表现的是对地方而不是对国家大事的关心。比起清初张茂滋（约1634―1654）记述明亡时创伤经历的《余生录》以儒家的孝顺美德作为叙述框架和修通的手段，《微虫》的重点在于个人情感和个人价值而不是家庭价值，虽然张大野对“盗贼”和善治问题的强烈关心确然表现了以采取社会行动为中心的“幸存者的使命”。[21]这样的重点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学家来说也许显得太狭窄，但是张大野的视角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可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如果说骇人听闻的太平天国记载是读者选择摘抄《微虫》卷二的原因之一，那么从卷二中裁掉所有暴力的细节或者家庭琐事，则更清楚地表现了记忆书写的每一个版本都是一个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干涉十分敏感的记忆。在意大利十六世纪诗人塔索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十字军骑士唐克雷德在一场战斗中误杀了自己的恋人克罗琳达；后来，在一片魔法森林里，他的剑不小心刺破了一棵树，从树的创口中流出鲜血，里面传来克罗琳达的声音，抱怨他再次伤害到了她。弗洛伊德引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他的理论：“在人的意识中真的存在着一种强迫性的重复欲望。”[22]在张大野的情况里，创伤经验的确又一次出现，但不是通过心理学上的强迫性重复，而是通过编辑的删削，在文本中留下一些伤口。从这些伤口里，一只微虫试图传达出它的声音。

[1] 本文曾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1期，总第125期。

[2] ［清］张大野，《微虫世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以下引文均出于此。

[3] 在《乱离、记忆和文类：太平天国轶事追记》一文中，韩瑞亚 （Rania Huntington） 提出，在有关太平天国的叙述中，“笔记”这一形式，因为它的“短小篇幅、混杂的内容及其与历史和小说问题重重的关系”而特别适合于为记忆赋形（Rania Huntington, "Chaos, Memory, and Genre: Anecdotal Recollections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2［2005］： 61）。张大野的回忆录在其引用的各种文类体裁中包含了笔记的形式，但是，我希望强调指出它和笔记非常不同的一点，也就是说它其实有一个大的叙事结构贯穿全书。

[4] 影印本在标题下注曰 “不分卷”，但书中实际上以“微虫世界一”、“微虫世界二”等分为三部分，为方便起见，仍以卷一、卷二称之。

[5] 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阐释学和人类科学：语言、行动和诠释论文集》，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p. 153.

[6] 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书写历史，书写创伤》，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p. 186. 按：这里的几个词语都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术语。

[7] Leigh Gilmore, The Limits of Autobiography: Trauma and Testimony （《自传的局限：创伤与证词》，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p. 88.

[8] David Henige, Oral Historiography （《口述史》，New York: Longman, 1982），p. 110.

[9] Bruce M. Moss, Remembering the Personal Past: Descriptions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追忆个人历史：对自传回忆的描述》，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47.

[10] Henry Krystal, "Trauma and Aging: A Thirty-Year Follow-Up" （《创伤与老化过程：三十年后的追踪》） ，in Cathy Caruth ed.，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创伤：对记忆的探索》，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92.

[11] Donald R. Spence, Narrative Truth and Historical Truth: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in Psychoanalysis （《叙事真相和历史真相：精神分析中的意义与诠释》，New York: W. W. Norton, 1982），p. 93.

[12] 据《汉语大词典》解释：“尸体埋在不通风的潮湿地方或停留水中，三个月后，皮下脂肪分解成脂肪酸和甘油。脂肪酸和蛋白质分解产物中的氨结合，形成脂肪酸铵，再和水中的钙、镁等结合，形成不溶于水的灰白色蜡状物质。”

[13]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无人认领的经历：创伤，叙事与历史》，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p. 11.

[14] 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四九三，页13654。

[15] Rania Huntington, "Chaos, Memory, and Genre: Anecdotal Recollections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乱离，记忆，和文类：太平天国轶事追记》），p. 63.

[16] 比如页116 “益时余全家尚居江北也”一句话，“益”有淡墨记号，上有眉批云“疑盖之误”。此眉批绝非出自作者之手。当然这不能说明正文本身不是作者手定，因为有些修改之处只能来自作者本人，但此本似为作者从底稿抄写而成，而且抄写者也未必都是作者一人承担。

[17] 2009年夏天，夏晓虹教授曾经代我托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图书收藏室寻找这一抄本的下落，这里对夏教授的帮助表示感谢。

[18] 见《微虫世界节录》，《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3期（北京：科学出版社），页87。

[19] 《微虫世界节录》，页87。

[20] Peter Zarrow, "Historical Trauma: Anti-Manchuism and Memories of Atrocity in Late Qing China" （《历史创伤：晚清时期的排满主义和暴行记忆》），History & Memory（《历史与记忆》），16.2（2004） ，pp. 78，74.

[21] 张茂滋的《余生录》曾被美国历史学者司徒琳 （Lynn A. Struve）译成英文，并就此写下论文《儒者的创伤后压力失调症：在一部中国年轻人的1653年回忆录中阅读创伤》（Lynn A. Struve, "Confucian PTSD: Reading Trauma in a Chinese Youngster's Memoir of 1653"，History & Memory, 16.2 [2004]，pp.14-31）。此文被王成勉译成中文，题为《儒者的创伤：阅读〈余生录〉》，载《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8年6月第39期，页1―16。找到幸存者的使命、与社会重新建立联系，按照心理分析学家贺曼的说法，是从创伤中恢复和痊愈的第三个阶段。见Judith Lewis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创伤与痊愈》，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p. 175.

[22] Sigmund Freu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超越快乐原则》，New York: W. W. Norton, 1961）, p.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