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現代暴政的兩大代表，納粹德國和共產蘇俄，有過勾結之後的翻臉廝殺，但他們政權的實質和統治手法幾乎毫無區別。奧威爾既以實際發生的事件為考察對象，梳理總結了暴政統治的基本手法，又以天才的想象力預見到了這些手法未來的發展。這些預言一一成為現實，甚至比奧威爾預想的更為殘酷。可怕的是絕大部分民眾很快適應了這種狀況，甚至以科技創新為名陶然其中。
問：《1984》整部書似乎都在講個體的反抗和馴服。
答：是的，奧威爾正是在個體的掙紮中揭示出暴政消滅所有反抗能力的手段。這第一步就是腐蝕人內心良善的道德感，要做到這一點，最有效的辦法是製造仇恨，因為只要內心充滿仇恨，一切同情、憐憫、寬容、友愛的情感就會被壓制乃至消失。尤其是當這種仇恨出自一個政治共同體時，它就具有了正當性。最易被煽起的是階級仇恨和種族仇恨。艾里希·弗羅姆在《逃避自由》一書中專門分析了德國中下階層如何成為納粹的群眾基礎。他引用希特勒《我的奮鬥》中的話：“他們想要的是強者的勝利，弱者的死亡或無條件的投降。”這個希望的達成必須有仇恨作為心理條件。在《1984》中，老大哥代表的統治大洋國的黨同樣以煽動仇恨為首要任務。每天舉行的兩分鐘仇恨時間，人們對出現在屏幕上的人民公敵戈斯登發瘋地咒罵，人的情緒被煽動至迷狂。因為樹立一個可見的敵人形象是製造仇恨的必需原料。所以在蘇俄，有托洛斯基反黨集團，在中國，有叛徒、內奸、公賊劉少奇。甚至在美國2024年大選中也出現了“內部敵人”的提法。所以民主制度並非固若金湯，只要煽動起足夠的仇恨，它也一樣面臨危險。奧威爾描述例行仇恨周的第六天，“對歐亞國的仇恨已沸騰至瘋狂程度，要是由群眾去處理兩千個歐亞國的戰犯，他們一定會將他們撕得粉碎。”
問：可仇恨是需要時間來培養的。
答：是的，《1984》中大洋國的仇恨是從娃娃抓起的。 溫斯頓在真理部的同事巴爾遜有一個九歲的男孩一個七歲的女孩，當溫斯頓去他家修理堵塞的水管時，“他們從桌後跳出來，手裡拿着一隻自動手槍對準溫斯頓，他們倆都穿着抓姦諜的制服，蘭短褲，灰襯衣，紅領巾。'你是叛徒’，那個男孩大聲叫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歐亞國的間諜，我要槍斃你，消滅你，把你送去開鹽礦’。”幾天後，巴爾遜驕傲的告訴溫斯頓，他的女兒長時間跟蹤一個可疑的人，並最終告發他，把他送進監獄。這種從娃娃抓起的仇恨灌輸，終於演變成孩子揭發父親在夢中喊“打倒老大哥”，而把父親送進監獄。可在監獄中，巴爾遜還自豪的告訴溫斯頓：“她在鎖孔里聽到，就去偷偷報警，她真是個聰明的七歲小探子，我對她毫無怨恨。事實上，我為她自豪，這說明我培養她上了正路。”
問：我們知道在蘇聯曾有過活生生的案例。
答：是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蘇聯樹立的少年英雄帕克利夫·莫洛佐夫，他因誣告其父向富農出賣文件而出名。這個誣告把他父親送進集中營，最後被槍斃。奇怪的是小莫羅佐夫也被人殺了。格伯烏，這是克格勃的前身，說是他的爺爺和叔叔聯手殺了他。爺爺，叔叔被立即槍決。小伯夫利克被奉為全蘇英雄，人們為他寫了詩歌，戲劇，歌劇，在蘇聯各地都樹立起他的雕像。這種宣傳在蘇聯掀起一股告密風，孩子告髮長輩，師長，讓他們叮噹入獄。後來的調查證明，這不過是一場家庭衝突，因為伯克利夫的媽媽嫌丈夫對她不好，便唆使兒子去誣告父親，原意是想教訓教訓他，誰知弄假成真，丈夫竟被槍決。而小伯克利夫是被誰所殺，至今未有明確結論。但許多人認為是蘇聯當局為了宣傳和掀起清理階級敵人的浪潮，讓秘密警察殺了他。就像斯大林指派人暗殺了基洛夫，藉此掀起大清洗的血腥浪潮一樣。在文革中這類事情多得不勝枚舉。所以培養仇恨勢必敗壞人性。毒化社會，這種被毒化的環境最適於暴政的統治。
問 ：《1984》中的大洋國有三個口號：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答：對，這可以說是大洋國的核心價值。奧威爾通過分析這三個看起來指黑為白的口號，揭示了暴政的統治邏輯。在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中，有“能指”（signifier) 和“所指”（signified) 這樣一對範疇。它表示語言符號和語言符號所要表達的內容。而大洋國的口號恰恰是“能指”與“所指”相背離。他要告訴人們，“黑就是白”。奧威爾造了一個詞新語 (newspeak)來闡發他對暴政語言的研究。這個研究極為重要。奧威爾在《1984》一書的後面有一個附錄《新語的原則》。他的定義是，“新語是大洋國的正式語言，其設計是為了滿足英國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上的需要。新語的目的不僅是為英社擁護者提供一種表達世界觀和思想習慣的合適的手段，而且也是為了使得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這樣在大家採用了新語，忘掉了舊語（oldspeak）之後，異端的思想，也就是違背英社原則的思想，就根本無法思想，只要思想是依靠字句來完成的。”所以新語第一要務是刪減詞彙，減少表達方式，從而使思想貧乏，簡陋以至沙漠化。溫斯頓的同事賽姆是新語字典的編纂者，他告訴溫斯頓：“我敢說你一定以為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創造新字，但其實不是，我們正在毀掉舊字眼，每天幾十，上百不等。”看溫斯頓不解，他說：“你難道不明白新語的目的就是縮小思想的範圍，最後我們將使思想罪永遠不會發生，因為將不再會有表達思想罪的字眼。”他又說：“當自由的概念已被取消時，你怎麼還會有自由即奴役的標語呢？將來不會再有思想的存在，正統的思想就是不思想。”這段表白揭開了暴政必有的思想控制的入口。在語言流通的領域設置儘可能多的敏感詞，這些詞一出現在交流中，立即刪除。它所想表達的思想便消失了。所以維克多·克來普勒教授在研究第三帝國的語言時指出：“第三帝國的語言一貧如洗，它的貧瘠是根本性的。”何以至此？因為語言的豐富是和人性的豐富相連的，狂風暴雨與一蕊燈花的感受完全不同，要表達這些感受必須有無比豐富的語言。
問：納粹的語言不是為了表達人性而是為了宣傳。
答：這就是根本區別之所在。克萊普勒指出，納粹語言的唯一表達方式是演講。希特勒和戈培爾只演講，所以他們的語言風格就是喊叫、宣洩。每日在這種語言環境下生存，人們條件反射般地模仿戈培爾式的表達，從而，“唯一的戈培爾左右着語言的通行證”。我們特別要注意戈培爾式的言語方式，可以說他是暴政語言的集大成者。我相信奧威爾在1948年寫作《1984》時一定仔細閱讀了戈培爾的那些演講。戈培爾反覆告訴他手下的官員：“我們的宣傳對象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宣傳的論點必須粗獷，簡單，清晰有力。”我們可以看到在競選中，如果一個黨派善於使用簡單清晰的語言表達訴求，例如移民、物價、通貨膨脹、犯罪等等，這些簡單語彙的重複會對選民起催眠作用，因為心裡暗示是個人行動的直接推動力，它就會在競選中佔優勢。而那些婦女權利、保衛民主、捍衛自由、美國理想、法律尊嚴等等複雜的訴求則很難喚起大眾的直覺反應。戈培爾的名言是：“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重複有效論點，謊言要一再傳播，並裝扮得令人相信。”這種語言方式奏效的原因，我們可以從埃里克·霍弗的著作《群眾運動的本性之思》中找到。他說：“我們都有一種傾向，那就是在自身之外尋找解釋自身命運的理由，成功和失敗無可避免會左右我們對周圍世界的看法，正因為如此，有成就感的人會把世界看成一個友好的世界，並樂意看到它照原樣保持下去，但失意者卻樂於看到世界極劇改變。”
問：但是面對詞語的明顯自相矛盾，不合實際，不合邏輯，人們又如何會跟着走呢？
答：奧威爾自己創造了一個詞來解釋這一點，這個詞就是“雙重思想”（double think）下面我們再仔細分析這個概念。
高科技暴政的預言家喬治·奧威爾之四： 堅持說真話 寫作的道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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