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羽戈2018 羽戈1982 2020-06-13 07:22
友人发来一封袁世凯遗书，令我鉴定。遗书云：“恨只恨我，读书时少，历事时多。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哪怕不曾读过袁世凯全集，不大了解袁世凯生平与性情，只消看到“摸我心口”这般不入流的文言，大抵可判为伪作（要模仿古人文辞，起码也该写作“抚膺叹息”之类）。何况作伪者为了取信于人，还炮制了一通书法，却不幸露出更多马脚：袁世凯字体多变，不过字里行间始终纵横龙虎之气，伪作之字毫无气势可言：遗书落款“一九一六年……”，也是纰漏，符合袁世凯身份的写法应是“中华民国五年……”。
虽然伪造的遗书质量不高，却非全无说头。如“读书时少，历事时多”“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误我事小，误国事大”云云，皆有渊源或出处，足见作伪者对袁世凯其人实在下过一番功夫。这些话出自哪里呢，请从张一麐谈起。
张一麐是袁世凯的心腹幕僚。袁氏幕府，海纳百川，鸾翔凤集，济济群英，各有所长。如杨士琦负责出谋划策（俗称智囊），蔡廷干负责外交，王锡彤负责理财等。负责机要文案的幕僚（俗称文胆），最知名的共计三人：阮忠枢，张一麐，夏寿田。其中阮忠枢追随袁世凯最早，二十年来亦步亦趋，惟命是从，大抵可用愚忠来形容。张一麐对袁世凯的忠诚，也许不亚于阮忠枢，在愚这一点上，完全相反。至于夏寿田，则只愚而不忠。
愚与忠的一大考量标准，即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态度。同为心腹幕僚，三人分作两派：阮忠枢和夏寿田赞成，张一麐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中途固然有些反复——唐德刚打过一个生动的比方：“余曾于袁大总统的起居注中，按日细计之，老乘客在后座煞车减速，盖不下十余次之多也。”说白了，在复辟帝制的路上，袁世凯并非一往无前，义无反顾，也曾瞻前顾后，知难而退——终究还是向末路狂奔。此间对于异议者，或迫害，或放逐。张一麐的遭遇，二者兼而有之。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自己进言（徐世昌戏称为“呆话”），还鼓动他人劝谏，触怒袁氏父子，遂遭疏远，从政事堂机要局长调任教育总长，“阳为显擢，意实疏外”，即明升暗降，机要局处于要津，炙手可热，教育部则属典型的冷衙门——好玩的是，前任教育总长乃是隶属进步党、梁启超一系的汤化龙，亦因反对帝制，不安于位，主动求去。此外，他还遭到武力威胁，譬如枪击、投炸弹等，行走生死线上，性命几乎不保，用他的话讲：“仆自筹安会起，至帝制取消，此半年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张一麐（1867-1943年）称帝不足三月，举国鼎沸，众叛亲离。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此刻袁世凯重又想起了直言正谏的张一麐，召其进宫，主动道歉：“予昏聩，不能听汝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汝不可。”今日应指1916年3月22日，令即《撤消承认帝位案停止筹备事宜令》，一般称《撤销帝制令》，原由患有“臣癖”的王式通起草，袁世凯不大满意，请张一麐重拟。张一麐建议直接撤销帝制，并将推戴书焚毁。随之宽解道：“此事为小人蒙蔽。”袁世凯则答：“此是予自己不好，不能咎人。”张一麐不由感慨“犹是英雄气概也”。
张一麐起草完毕，袁世凯审阅，把文中谴责帝制派的语句统统删去，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最后表示“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这正是王锡彤所盛赞的袁世凯的担当精神：“其大过人处在肩头有力，绝不诿过于人。”孙中山也曾说“袁之为人，甚有肩膀”。须知古往今来，执政者敢于认错，勇于担责，相当难能，更常见的情形则是转嫁责任，委过于人，如奸臣、太监、后宫、外戚等，他们往往沦为误国的代表。此中典型，当数崇祯，遗诏直言“诸臣误朕”，所谓“每抚心自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也”。
撤销帝制之后，袁世凯与张一麐重归于好，常常扺掌而谈，有时并无要事，只是闲聊。他反思道：“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张一麐）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只能与仲仁谈耳。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可不惧哉。”——这一段便是伪造遗书所云“恨只恨我，读书时少，历事时多”“误我事小，误国事大”之出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直到生命末节，袁世凯才痛切意识到，这辈子最大缺陷即“读书时少”。这里的读书，按我理解，当指新书——考其履历与诗文，他读的旧书，已经相当丰赡——因对新知识、新思想接受不足，以致无法认清时代潮流，逆流而动，自取灭亡。这一点，在他的同时代人眼里，几成共识。譬如郑孝胥说袁世凯“不学有术”；严复说，袁世凯的才具只适合担任旧时代的封疆大吏，倘在新时代为一国之领袖，与列强抗衡，“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黄远生说，袁世凯一大缺陷即“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爱国及独立之热诚不足，又其思想终未蜕化，故终不能于旧势力外，发生一种独特的政治的生面也”；民国初年任袁世凯英文秘书的顾维钧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一致认为，“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他不了解在一个共和国中执政的意义是什么”，顾维钧甚至称“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执政者——尤其转型时代的执政者——缺乏新思想，将导致什么恶报，知识与国运到底是什么关系，在袁世凯身上表现至为鲜明。孙中山有一经典论断，云“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此论作于1912年10月6日，即针对袁世凯而发，不过他认为袁世凯“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则属误判。具体说来，在“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的中华民国，有新思想而无旧手段，必将隔膜于国情而欠缺行动力，以致纸上谈兵；有旧手段而无新思想，必将隔膜于时代而欠缺方向感，以致进退失据。袁世凯的问题恰在于方向感错位，不能与时俱进，反而开起了倒车，身败名裂尚属小节，误国殃民罪莫大焉。
继续说“万方有事，皆由我起”等语的出处。死前一周，即1916年5月29日，袁世凯刊布《取消帝制本末令》。这应该还是张一麐的手笔。一来袁世凯生命最后一段时光，张一麐一直随侍在侧，代行笔政；二来此令与两个月前张一麐起草的《撤销帝制令》颇有重合与呼应之处，可以互证。如前令云“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瞿然……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令干脆照抄一遍：“继念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瞿然”。这些话，而今又被作伪者抄入遗书。
我在查证伪造遗书之时，仔细对比《撤销帝制令》与《取消帝制本末令》，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差异。大体而言，《撤销帝制令》的确是一副“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口径，到了《取消帝制本末令》，纵使依旧坚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不过有些伏笔，似存抱怨与推诿之意，如“即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当然这也是事实，此前袁世凯曾对张一麐说：“前日推戴，今日反对者，比比皆是。……彼极力推戴，今乃劝我取消者，更卑卑不足道矣。”大意是这些人根本不值一提，不料却被张一麐写入《取消帝制本末令》，公之于众，留之于世。
张一麐为什么要这么做？显然意在为袁世凯鸣不平。他始终认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出于小人蛊惑。所谓小人，当指夏寿田与杨度师兄弟，他们都是王闿运的得意弟子。夏寿田入袁世凯幕府甚晚，已在民初，同为文胆，排在他身前的恰是张一麐（其时阮忠枢因不适应新式公文写作，被袁世凯外放，奔走于北洋将领之间，负责传达、勾兑，于式枚遂有“可怜跑死阮忠枢”之讥），二人难免有所竞争。如徐世昌所云：“夏按时到公，奉命惟谨，博得项城（袁世凯）信任。项城有时命其与（袁）克定传话，彼即利用机会交欢克定，日益亲昵。夏并能揣摩杨士琦、段芝贵诸旧派之心理，深相结纳，帝制机密，无所不知，自是夏日亲而张日疏……”夏寿田思想偏向保守，才具亦非一流，1935年病逝之前曾有“欲济苍生应未晚，早知上将先伐谋”的喟叹，与师弟杨度一样，他走的也是帝王师路线，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颇为积极。当张一麐因反对帝制被排挤出局，他遂取而代之，后来居上，成为首席文胆。是以时人论及此节，常将二人捆绑。章太炎便说，袁世凯之败，由于三人反对三人：梁启超反对杨度，张一麐反对夏寿田，雷震春反对蔡锷。薛子奇的话更狠：“用杨度而天下之政客走开，用夏午诒而天下之幕府走开，用段芝贵而天下之军人走开，用梁士诒而天下之理财家走开。”
杨度（1875-1931年）
至于杨度，发起筹安会，充当吹鼓手，曾受张一麐严重警告：“吾告汝二事，一为前清预备立宪，一为苏杭甬铁路，（袁世凯）皆事前坚拒，事后翻然变计。公为此事，将来诛晁错以谢天下，公之首领危矣。”杨度闻之悚然，不过仅有一日之效，第二天又被朱启钤等人说动了心，继续逆流。好在他遇上了“不能咎人”“不必怨人”的袁世凯，而非汉景帝，这才苟全性命，未成晁错二世。
“此事为小人蒙蔽。”张一麐的看法，在那个时代不乏回声。譬如曹汝霖称袁世凯“一世英主，惑于佥壬”——佥壬即小人；王锡彤说“一班宵小益得以种种媚术蛊之，而洪宪之祸作矣”；张謇更是哀叹：“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张瑞玑《吊袁项城》则点出小人名字：“有子不才误刘表，失计无端听蒯通。”——“有子不才”暗指袁克定，谋士蒯通影射杨度……需要注意，在袁世凯遗言当中，竟也出现了“……乃一时昏聩，竟为佥壬迷惑”这样的话语。
1916年6月5日早晨，袁世凯病危，请来徐世昌、段祺瑞等老朋友、老部下，交代后事，面授遗言，此即《袁世凯全集》第三十五卷所收录的《遗言数则》。其中云：
余自受国民付托之重，总揽大权，本无帝制之思想，乃一时昏聩，竟为佥壬迷惑，遂演成今日之恶剧。事已至此，夫复何言。此诚余毕生之遗恨也。今自知不起，以家族托君（徐世昌）照料。倘他日余家不遭大祸，便属万幸矣。
由此再说两点。第一，为什么我一见遗书，便知其伪，因为只要翻过《袁世凯全集》，都知道他有遗言而无遗书。第二便是我们一直在辨析的问题，为什么此前袁世凯坚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临终却道“竟为佥壬迷惑”呢，假如遗言记载无误，是不是可以推论这才是他的心里话？这可能给人留下表里不一的印象，不过反过来讲，哪怕内心认为“为佥壬迷惑”，对外还是声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愈发可见袁世凯的担当。至于“此诚余毕生之遗恨也”所流露的无尽痛悔，则令我想起张瑞玑的诗：“死不灰心真健者，生能悔过即英雄。”
2020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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