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史上的一点疑问：论郭嵩焘与刘锡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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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权
（张宇权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广州 510275）
摘 要：世人都知道刘锡鸿与郭嵩焘交恶，但对具体经过却不甚了解。本文从郭刘两人早期的交往开始谈起，详细讲述两人在英国矛盾斗争过程，以及当时李鸿章和各位总理衙门大臣在这过程当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刘锡鸿；郭嵩焘；
刘锡鸿，原名锡仁，字云生，广东省番禺县捕属人，原籍新会县沙潈乡。道光二十八年
（1848）中举，2是晚清首任驻英副使和驻德公使，也是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反洋务论者。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年自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
（1847）进士。光绪元年，以礼部左侍郎充出使英国大臣，是为我国遣使驻外之始。四年，兼驻法国大臣。不久因与其副使刘锡鸿的交恶被撤回，在湖南讲学以终。两人交恶之前曾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的交恶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
一、刘锡鸿与郭嵩焘的早期交往
刘锡鸿晚年以出使和反洋务而闻名，然而，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并不为人所注意。实际上，由于晚清社会的动荡，道光二十八年（1848）中举之后，他就先后跟随张敬修、毛昶熙和郭嵩焘办理团练，镇压农民起义 。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1），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时任广西右江道的广东东莞人张敬修聘请刘锡鸿作为他的幕僚。3
刘锡鸿加入张敬修的幕府后，4 很快显示出其才能，以致于张敬修“奇其画策，辄授以兵勇从剿大黄冈剧匪”。5 在屡获战功的情况下，张敬修上奏朝廷，褒奖刘锡鸿为内阁中书。 6咸丰七年（1857），刘锡鸿随同张敬修率军前往广州抵抗英国侵略军，并“克复广州东炮台”，因战功“奖刑部员外郎”。7 刘锡鸿渐渐小有名气，以致于远在河南镇压捻军的督办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也闻其名，并“奏请随营”。8 刘锡鸿没有让毛昶熙失望，他的才能得到毛的肯定，“以功加道衔”。9 正当刘锡鸿事业逐渐有成的时候，他的母亲突然去世，按惯例，必须回家守制。同治二年（1863），刘锡鸿由天津乘坐轮船回到广东。10
在家乡守制期间，刘锡鸿遇上了对他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郭嵩焘。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1863.8.13），诏命郭嵩焘赏三品顶戴，署理广东巡抚。11 郭嵩焘于九月十一日（10.23）抵广州，接广东巡抚关防。12上任之初，广东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刦盗重案，日常数起，弋获者甚属寥寥，而伏法者尤鲜”。13 加上长年不断的广东土客之争，地方各州县官吏惮于办案，意存避就，所以，郭上任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剿匪获盗，维护社会稳定。七月二十四日，郭嵩焘在其《缕陈广东大概情形疏》中提到他的治粤方策，在他看来：“目前切要之功，则军务之整饬为急。” 14 于是，像刘锡鸿这样做过张敬修和毛昶熙的幕僚，有着长期镇压农民起义和治匪经验的地方在籍绅士自然成为郭嵩焘网罗的对象。
史料记载，刘锡鸿与郭嵩焘最早见面的时间是同治二年十月廿六日（1863.12.6），也就是郭嵩焘到粤的一个月后。郭嵩焘在日记里，记载了与刘锡鸿会面的情形，谈论的主要内容是郭嵩焘所关心的广东厘务问题。15郭嵩焘认为刘锡鸿的谈论“与所闻皆合”，“与李筱荃（李瀚章，李鸿章之兄，任粤藩司）、胡莲舫所云则固有参差”，以至“终莫辨（辩）其得失也”。16
此后，郭嵩焘开始着手筹办广东省团练总局，设立团练总局的主要目的就是稽查省城民户，督率各地乡团，通民情，治盗匪。然而郭嵩焘起初为找不到更多合适人选而发愁。他在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九日（1863.12.9）的日记中记载：“传见绅士十余辈，谋属以事。到者二人，一曰桂文灿，一曰何仁山。与之言世事，皆膜不能相入。粤事之不能理，人才实不多见也。”17 他似乎还对广东的地方绅士存在着偏见，认为粤人“勇于营利，怯于顾公”。18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粤事难治，并发出“旁皇四顾，渺无同志”的感慨。19
正在为人选发愁的时候，广东名绅姚振甫向郭嵩焘推荐了在广东可用的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刘锡鸿。20这让郭嵩焘想起曾与刘锡鸿的会谈。于是，郭嵩焘决定要刘锡鸿和陈维新 21负责省团练总局的事务。同治三年二月十七日（1864.3.24），刘锡鸿和陈维新把制定好的广东省团局章程让郭嵩焘过目，郭嵩焘见后，觉得“尚详备”，并“酌定数条刊发”。22刘锡鸿上任后，他的能力很快得到了郭嵩焘的认可。如郭嵩焘在同治四年（1865）的奏折中认为“（现在）各州县盗犯无加于前，省城年余尚无劫案，江路转较静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又经设立省团总局，饬派在籍绅士刑部郎中刘锡鸿、江西安福县知县陈璞、内阁中书陈维新、梁葆训等经理，稽查省城民户，督率乡团，通各州县绅之气，捆送盗匪为多。联络支持，细意讲求，本非臣愚劣敢自信”。23
关于在省城捕送盗匪的具体情况，郭嵩焘曾在同治五年（1866）的奏折中提到：“至省城督办团务绅士，前后举发逆案三起，获盗二百馀名。”可见，刘锡鸿在省团总局还负责有侦察、揭发叛乱的特殊任务。24
刘锡鸿除在省城负责缉捕盗匪外，还经常被派到广东各地负责剿匪。例如，同治五年二月十一日（1866.3.27），郭嵩焘派遣刘锡鸿作为其私人代表前往东江协同副将杨青山和沈玉遂处理铁冈各案。25通过与刘锡鸿通信，指导围剿东江盗匪的工作。26
此外，刘锡鸿还帮郭嵩焘做一些捕盗治匪之外的事情。同治三年（1864），广东各处“自正月至今（七月），几无一日不雨，则尤生平未见也”。27 而七月以后却是旱灾不断，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九日（1865.8.20），郭嵩焘“恭率文武各官诣龙王庙祈雨，而亢阳愈甚。并闻高州、肇庆、潮、嘉、韶南一带皆苦旱”。28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米价剧增，加上各地商贩囤积居奇，百姓难以维持生计。为此，郭嵩焘决定派遣刘锡鸿等人到香港贩运洋米以平市价。29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郭嵩焘把刘锡鸿当作自己的心腹，评价他“亢直无私”，只是 “于世故人情全不一加体察”。30刘锡鸿的工作成绩显然也得到郭嵩焘的肯定，同治五年三月（1866.4），郭嵩焘曾上奏朝廷，褒举刘锡鸿，“请将刘锡鸿以道员记名请简”。只是朝廷认为“与吏部奏定章程不符，着另行酌核请奖”。31正当刘锡鸿和郭嵩焘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1866.4.11）上谕：“郭嵩焘着来京另候简用。广东巡抚着蒋益澧补授。”32 在得知郭嵩焘离职的消息后，正在东江办理案件的刘锡鸿马上赶回广州，冒雨拜见郭嵩焘，表示郭嵩焘离去，自己也走。
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
（同治五年三月）廿二日。大雨。沈翰卿、刘云生、屠啸筼先后来见。均求给假以行，不愿留粤，对之怃然，勉加慰留而已。
（同治五年三月）廿七日，……念吾此行随之而去者，有屠啸筼、刘云生、周瀛士。 33
郭嵩焘离职后，刘锡鸿“既而服阕，赴都供职”，复任刑部员外郎。34刘锡鸿到京城后，郭嵩焘仍与之保持联系。同治五年七月十二日（1866.8.21），郭回到湖南湘阴老家，就给已在都城任职的刘锡鸿写信。35 与此同时，刚到京城的刘锡鸿也专门派人给郭送去一封信，告知蒋益澧纠参郭的内容，这封信郭在七月二十三日收到。36 郭嵩焘也把他所闻“蒋君（益沣）媒孽刘云生甚至，并传有与陆存斋同被揭参之信”告诉刘锡鸿。37随后，在九月廿七日，刘锡鸿还专门到湖南长沙看望郭嵩焘。38
刘锡鸿与郭嵩焘在信中还探讨过中庸本义：
（同治七年）六月初一日。检刘云生信复之，以云生前寄示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说，纵横博辩，求申阳明良知之说，久未寄复，至是始考订中庸本义，一与论辩之。39
可见，郭刘两人在政治上、学术上都有交往。在郭嵩焘乞假、开缺的日子里，刘锡鸿一直没有中断与郭嵩焘的联系。40
二、郭嵩焘在促使刘锡鸿出使英国过程中的作用
马嘉理事件最终促成了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驻英使团的出使。然而，最终随同郭嵩焘出使英国的不是许钤身，而是刘锡鸿。41光绪二年八月十五日（1876.10.2），上谕“命刑部员外郎刘锡鸿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并加三品衔，充出使英国副使”。42
刘锡鸿是怎样代替许钤身得以出使的呢？
以往比较传统的说法是：
刘锡鸿托郭嵩焘的好友朱石翘向郭嵩焘推荐，郭嵩焘虽然反对，但思想守旧的军机大臣李鸿藻想利用刘锡鸿钳制郭嵩焘，故刘锡鸿得以出使。43
在这种说法中，郭嵩焘反对刘锡鸿出使，是据其在迟暮之年所作《玉池老人自叙》中称：
“刘锡鸿营求出洋，充当随员，知朱石翘与我至交，托之斡旋，石翘一力任之。吾谓刘锡鸿出洋有三不可：于洋务太无考究，一也；洋务水磨工夫，宜先化除意气，刘锡鸿矜张已甚，二也；其生平好刚而不达事理，三也。石翘告曰已为言之，渠一切不事事，稍备朋友谈论而已。”44
而刘锡鸿受李鸿藻的指派的资料则来源于郭嵩焘写给沈葆桢的一封信：
“久之，其门人刘和伯始具述其在京师，受命李兰生（李鸿藻），令相攻揭。其出京一切（原注：刘云生亦经以告知参赞），皆未携备，惟携备折件，亦出李兰生之意。刘君语言狂悖矜张，诚知其不知信，此由其热中强很（狠），微窥李兰生意旨，以为朝廷之意固然，是以京师奉旨之日，立时畔异，至是始知其蓄谋之狡且深也。”45
如果我们细加分析，就可以明白这种说法所作出两个方面的结论，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证据不够充分。46
实际上，刘锡鸿出使英国并非是李鸿藻派去钳制郭嵩焘的，而是因为郭嵩焘本人和总署大臣毛昶熙等人的推荐。
郭刘关系在郭嵩焘署广东巡抚时期就比较密切。在郭隐居家乡的八年里，两人一直保持书信往来。同治十三年（1874），边疆沿海事件频仍，清政府面临各种危机，急于擢拔精通洋务的人才。在文祥、李鸿章等人的推荐下，郭嵩焘被召用。47十二月二十八日，郭抵京寓于法源寺。次日，刘锡鸿就前往拜见，两人重叙旧谊。
光绪元年正月初九日（1875.2.14），郭嵩焘蒙“时甫四龄”的小皇帝和西太后的召对，恭亲王奕訢称郭“洋务实是精透”。48一时间，“局外窥测，似先用京堂，洊跻总署一席”，而李鸿章也认为“以筠翁之学识，必可胜任愉快”。49 没想到二月初九日，郭嵩焘却被诏授福建按察使。50此时，郭嵩焘认为若决然以去，“虑有不安贫贱之嫌，勉强扶病以行，三数月后，病作或不能支，仍即乞归耳”。51
马嘉理事件发生后，诏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同时任命直隶候补道许钤身为副职。然而，很快就传来许钤身不任驻英副使，而另有任用的消息。52。这样，副使职位的空缺客观上又为刘锡鸿出使提供了机会。
当时出使是“为士大夫所不耻的事情”，郭嵩焘被任命驻英公使后，曾有士人作了一幅对联羞辱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53
不久，郭嵩焘因上奏弹劾滇抚岑毓英处理滇案不力而“横遭訾毁，为京师士大夫所不容”。 54
紧接着，他又遭到署工部尚书景廉的纠劾， 而一般京城士人“直以景廉为一时公论所自出”。55
这些事使郭嵩焘在出使问题上退却，他不想面对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持续攻击。因此，在京师等待出使的这段时间，郭曾三次上奏，“求免出洋”。56
尽管他“全力求退，当乞假时此志已早决也”，57
然而每一次“求免出洋”都遭到拒绝，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沈桂芬、文祥、宝鋆、总署大臣董恂、崇厚等人多次“相与慰留”。58
慈禧太后也亲自劝驾：
“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是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甚至连平日陪坐、甚少说话的慈安太后亦云：“这艰苦须是你任。” 59
在求退不能的情况下，郭是非常抑郁的。
就在此时，刘锡鸿成为郭嵩焘相随左右不多的几个好友之一。他们经常在一起游山玩水，聚谈逍遥。这在郭日记中有详细记载，如光绪二年三月初七日（1876.4.1），“朱石翘、刘云生邀至龙树寺，谈极畅，随至便宜坊小酌”。十一日，“假期无公事关白，约朱石翘、刘云生、魏赓臣为陶然亭之游，旋至广和居小饮”。十七日，“朱石翘邀同刘云生、魏赓臣游万柳堂，先过夕照寺小憩”。二十一日，“魏赓臣邀同朱石翘、刘云生出西便门至白云观观纯庙碑文，元邱长春应[处]机之所居也”。60出使前两人还共同游玩了十刹海、慈仁寺、观间院、善因寺、龙泉寺、长椿寺、高庙等地。61每隔一段时间，两人要么出去游玩，要么就在寓所交谈。兴之所至，两人“作竟日谈”。62
郭嵩焘对刘锡鸿的见识评价颇高。
如其在日记中写道：“（光绪二年五月十五日）与云生论乾隆时天下繁盛，而勤俭之风不替；道光以后，朝廷以俭德为天下倡，而民生日蹙，岁有水旱，天下亦渐以多故，而士民相习为奢靡，日甚一日，此何故也？云生曰:‘此吏治不修之过也。吏惰而民偷，吏贪而民侈，相因以成风俗，遂不复可挽回。’其言极为有见。”63
又如：“（闰五月二十六日）云生于洋务颇有见地，而于世事多未谙悉（旁注：具折示之，乃于愤切以争），盖所见原自高人一等也。”64
郭把刘当作知心朋友，与之谈心论相，“（闰五月二十九日）晚过刘云生谈相，两心相印处，正索解人不得也”。65
由上可知，出使前郭嵩焘把刘锡鸿当作好友，对刘锡鸿的评价不是“于洋务太无考究”，而是“于洋务颇有见地”，“所见原自高人一等”。郭嵩焘对刘锡鸿随同出使也不是反对，而是欢迎。他后来对刘锡鸿说过：“始拟派参赞由我，后派副使亦由我，大抵为公言之。”66
这进一步说明郭嵩焘晚年所说的“三不可”是在郭刘已积怨成仇的情况下写的，因而是不可信的。也正是因为郭嵩焘只提名刘锡鸿为驻英参赞，而不是驻英副使，这使刘锡鸿非常不满。因为这时候的刘锡鸿仅仅是一个从五品的刑部员外郎，而驻英副使不但有三品衔的官衔，而且可以享有优厚的俸薪，这些都是刘锡鸿所希望得到的。同时，他认为自己是郭的好友，郭不应该仅提名自己为参赞，这成为郭刘交恶的起因。
刘锡鸿是李鸿藻派去钳制郭嵩焘的说法也是不恰当的，因为：
第一，当时刘锡鸿和郭嵩焘交好，刘锡鸿出使还出自郭嵩焘的提名，李鸿藻要钳制郭嵩焘，为什么要选郭嵩焘的好友呢？
第二，出使前，郭嵩焘和李鸿藻的关系不错。郭日记中有“兰生相见一谈，所言多中有肯綮”的记载。67
出使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郭日记中也没有对李鸿藻抱怨、怀恨的记载，68从这一角度看，李鸿藻似乎没有派人钳制郭嵩焘的必要。
第三，出使前，李鸿藻虽是军机大臣，但在军机处却遭到奕訢、文祥、宝鋆、沈桂芬等人的排挤。69 郭嵩焘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政府自分门户，而以兰生辈不谙洋务，一切不使与闻，实亦使人难堪也。”70
因此，当时李鸿藻有没有能力安插刘锡鸿还是个问号。
第四，当时负责洋务的政府机构是总理衙门，而在郭嵩焘使团出发以后，李鸿藻才与景廉被任命为总署大臣。而到光绪三年九月十四日（1877.10.20）李鸿藻又奉讳回籍守制，71
从时间上分析，他不可能让刘锡鸿去钳制郭嵩焘。72
第五，有史料证明，当时推荐刘锡鸿担任副使的，是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而非李鸿藻。光绪二年八月十五日（1876.10.2），总署上“保奏吴嘉善、刘锡鸿堪备使才片”一折，谓：“所有正副使才，亟须周谘、博访，以备任用。兹臣等查得翰林院编修吴嘉善，经前任两江督臣曾国藩令其襄办通商事务有年，臣衙门据前任两江督臣李宗羲函称，该员精研西学，祈量材位置等语。经臣衙门于上年八月间附片陈明上案。又刑部员外郎刘锡鸿学问优长，才识坚定，曾经随臣毛（昶熙）出差天津。以上二员均堪以备器使，以后如果采访得人，臣等仍当随时奏闻。”73
第六，刘锡鸿到英国后，因国书没有列副使名，遂于光绪三年正月三日（1877.2.15）上奏朝廷，请示裁撤副使，而总署在收到刘锡鸿的奏文后，于三月十七日决定改派他为驻德公使。如果是李鸿藻等人派刘锡鸿去监视郭嵩焘，为什么还会轻易改派刘锡鸿为驻德公使呢？
综合以上分析，刘锡鸿担任驻英副使，首先出自郭嵩焘的提名，然后是总署大臣的毛昶熙的推荐。而总署保奏吴嘉善74和刘锡鸿两人堪备使才，最终却选择刘锡鸿，这很可能是毛的作用。
随同总署这篇奏折送上的“附保举名单”中，还有奏派英国参赞人员衔名清单75 和具奏考察堪任人才人员名单76，这也说明总署保奏刘锡鸿出任的是使臣，不是参赞，更不是随员。在总署保奏的当天，刘锡鸿就被任命为出使英国的副使。
至于郭嵩焘为什么在写给沈桂芬的信中说刘锡鸿是“受李兰生（李鸿藻）之命，令相攻揭”，这有可能是郭嵩焘随员的挑拨离间，也有可能是在郭刘矛盾极端尖锐情况下，刘锡鸿对郭嵩焘的恐吓。
不管怎样，刘锡鸿是李鸿藻派去钳制郭嵩焘的说法是不可靠的。
当然，这次出使谢罪，关系重大，而郭嵩焘又素以言论大胆出名，军机及总署大臣担心郭在英国随意讲话，有损天朝国威，在临行前吩咐副使刘锡鸿注意郭的言论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刘锡鸿所说：“余意以滇案关系重大，此行能左右郭公，善为修好弭衅，私愿即毕。” 77
但这种嘱咐不是监视，更不是钳制，因为清王朝派遣正副使本身就有互相牵制的意思，这是清王朝体制上的惯例。刘锡鸿说过：“国朝遣使皆正副并行，所以相维制也。”78
三、刘锡鸿与郭嵩焘的交恶
出使前，刘锡鸿虽然对郭嵩焘没有保举他做副使一事而抱怨，但郭刘之间矛盾并没有爆发，郭嵩焘当时的感受只是“语及云生（刘锡鸿）所以致怨之词，使人茫然，莫知所以自处。处世真大难也”， 79 两人还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在出使的路上，当郭嵩焘生病的时候，刘锡鸿还把自己所带药丸，如理中丸、十全大补丸等，给郭嵩焘服用。然而，到英国后不久，一件偶然的事件令刘锡鸿和郭嵩焘相互猜疑，矛盾加深。
到英国后，英国外交部以郭嵩焘所带国书中没有副使刘锡鸿之名为由，不让刘锡鸿觐见英女王维多利亚。虽然最后经过协商，英方同意郭嵩焘和刘锡鸿可以同时觐见，但这件事却加深了刘锡鸿对郭嵩焘的猜疑和不满。
刘锡鸿在《英轺私记》中写道：
“查国书未及臣鸿，曾于都中闻人言之。时正使以奉书先发，不可追挽。”80由于郭嵩焘在京看过国书，故刘锡鸿怀疑郭知而不言，有意予他难堪。81
同时，刘锡鸿本以为当副使可以“左右郭公”，但现在“外洋于副使则谓之帮办，听驱遣于正使。自出都后，体制从外洋，凡行洋人文件皆单衔，事事无从与商榷，徒食俸薪而已”，82
这让刘锡鸿很失望。所以他在光绪三年正月三日
（1877.2.15）上奏朝廷自请撤回：
英国外交部又谓无臣姓名例不得同见该国君王，经郭嵩焘与威妥玛往返函商，始获同见，而刊刻各国公使名单又只列臣名而不详其职守。郭嵩焘现已奏请补颁国书，在该国诘难之意。然臣查西洋通例，凡因事特遣之使，不限人数，而驻扎公使则各国均只一人，并无副使名目。此次设立公使系援外洋万国公法，创为此举，原无旧章可循，似亦可以从众。且以臣观之中国人民无在伦敦经商者，情形与美利坚、日本等国不同，即正使相与联络周旋亦无多交涉应办之事，复又添设副使，不特于事势为无益，且此三年中多费国帑数万金，亦殊觉其可惜。此时惋惜滇案已毕，驻扎尚未颁发国书，可否请旨，俯赐将臣撤回，即无庸另行简派。 83
对于刘锡鸿奏请撤消副使名目，郭嵩焘并不阻拦，84反而认为此奏“持论极正”，而且还怀疑刘锡鸿发此奏折是对自己的不满，“此奏徒滋人疑而已”。 85于是，同日他也发了一份奏折：“候补京堂刘锡鸿奉命充当副使，而国书并未一列其名，……如仍另充当副使驻扎，应肯天恩于补颁国书内，并列正副使名衔，以昭信据。” 86
这样，国书未列副使名事件使刘郭二人相互不满和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则变为冷淡。
没过几天，在郭嵩焘的日记里，首次出现了对刘锡鸿不满的记录：“云生一函一奏，皆能巧当政府之心。初谓云生不能合时宜，至是益知其学步时趋，过鄙人远也。”87 但这种不满仅限于日记当中，平时两人还维持着表面的友好。光绪二年十二月三十日（1877.2.12）和光绪三年正月初一日（1877.2.13）晚上，郭嵩焘邀请刘锡鸿等人会饮，而初二日，刘锡鸿也邀郭嵩焘、黎庶昌等人晚酌。88
二月十二日，郭嵩焘对刘锡鸿抱怨“马格里编造无数言语，而所开示之词，竟无一语及之。德在初、凤夔九不独不能纠正，相距十日之久，隐秘不言，至是见新闻报乃始之”一事时，刘锡鸿不但不与支持，反而“语言乃多怪诞，以为与副使无涉也”。这使郭嵩焘“颇相与争辨”，并感叹：“前生太无积累，凡所提挈之人，无不相背畔者。左季高三十年至交，一力提挈之，犹相与仇叛不止，何论其余。”同时也认为：“云生直性，又兼怀牢骚抑郁之心，亦无怪其然也。” 89
二月二十七日，当日本人井上馨与郭刘二使谈论英国的税收制度时，刘锡鸿认为：“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郭认为“此论至允”。90
三月初六日是郭嵩焘的六十岁寿辰，刘锡鸿“治酒肴邀同事诸公宴叙”，为郭嵩焘庆祝。 91之后，刘锡鸿卧病在床一个月， 92直到四月初旬乃渐愈。而在这一段时间中：“（刘锡鸿）诸事茫无所知，亦未有以事来告者。”93
身体的不适、与郭嵩焘关系的冷淡，以及对前途的茫然（副使地位的未定）使刘锡鸿心情烦燥。四月二十二日（6.3），当郭刘前去拜访李凤苞时，94
随行的武弁郭斌走在了刘锡鸿的前面，刘锡鸿勃然大怒，“因发交湘甫戒饬”。 95
当刘锡鸿在四月二十四日得知自己被朝廷任命为驻德公使后，刘锡鸿与郭嵩焘的关系变得更加冷淡。96
五月四日，英国绅士卜拉西邀请郭刘二人观看赛马会，郭嵩焘以有事为由，不与刘锡鸿同去。五日，为端午节，郭嵩焘邀请全体馆员会饮，唯独不邀请刘锡鸿，公开孤立他。97
六月初五日，郭嵩焘接到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咨文，知道刘锡鸿奉旨改充德国公使，加二品顶戴，这事让郭“极有痗心处，使人竟日为之不怿”。98
自此，郭刘二人更是形同陌路，很少一同出去游历。六月十一日，卜拉西又邀请郭刘观看修整汽轮船，而郭嵩焘“以刘云生往践其约，不敢偕行”推辞。99六月二十六日是刘锡鸿的生日，使馆本来要治酒庆贺，但刘锡鸿“辞以七日茹素，闭门不出”。 100六月二十九日，郭嵩焘翻阅旧时日记，看到友人陈小舫所占出洋吉凶：“同室操戈，日在昏晦中，朦蔽欺陵，不能自申，尤不利上书言事。伴侣僮仆，皆宜慎防。”这让郭嵩焘“为之怃然，不能自己”。 101 这一时期刘郭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矛盾随时都有激发的可能。
光绪三年六月初五日（1877.7.15），刘锡鸿在确认自己被任命为驻德公使之后，就不再甘居郭之下，事事要与郭嵩焘平起平坐。他指责郭“得上海文报，私行开拆，并不一通知公同拆阅”。102这时候的刘锡鸿，很可能如郭嵩焘所说：“得有使德之信，趾高气扬，……自开除副使衔，擅开关防，滥支经费，任性妄为，诸多违例。”103 而这时，有两件事加剧了郭刘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是光绪三年七月初六日（1877.8.14），郭嵩焘的亲信随员同知衔广东候补知县李荆门
（湘甫）告诉郭：“刘云生编造日记，十日一寄沈经相、毛煦初尚书。”郭听到后：“闻此乃怦然有动于心，以同行两月有余，并未闻有日记，徒以蓄意倾轧，于此中巧加诬蔑，而借之以献殷勤。初但知其乖戾之气不可近，绝不意其险毒至于如此。”104
另一件是七月初十日，随员张斯栒告诉郭，其寄给总署的日记“被湖北翰林何金寿参劾，请毁收其板（版）”，并“云其立言极凶恶”。105郭嵩焘认为这是“副使刘锡鸿、编修何金寿勾通构陷”。106这些事情让郭嵩焘伤心不已，以致七月十五、十六连续两个晚上不能成寐。107
七月二十八日，刘锡鸿自爱尔兰游历返回伦敦时，他对郭所写谢恩折和咨文没有列副使衔名以及领俸薪二事大为不满，当面与郭吵起来，至此两人之间的矛盾完全公开，郭刘成为死对头。108
矛盾的激化，让郭嵩焘极为愤怒和伤神。八月初六日（9.12），郭嵩焘拜发《恳请准一年期满销差回华》奏折，从这份奏稿的内容上看，郭下定决心销差，这与其“濒行时自陈请以一年为期”，早有不驻满三年规定之期的打算是一致的。109
在自请销差的同时，郭嵩焘也拜发《为特参出使德国之刘锡鸿任性妄为请撤回》奏折，奏劾刘锡鸿。此文是研究郭刘矛盾的重要史料，兹将全文引录如下：
钦差大臣兵部左侍郎臣郭嵩焘跪奏，为特参由副使改派出使德国之刘锡鸿任性妄为，器小易盈，应恳天恩撤回，以免贻误，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查刘锡鸿由捐纳司员分发刑部，粗知例案，从前办理天津教案及此次滇案，皆能据例案为言，于是相奖以能知洋务，臣见其语言矜张太甚，亦心忧其可小知不可大受。此次奉旨派充英国副使，正可藉资历练以求渐次考验洋情、通知时务，讵刘锡鸿一意矜已自大，绝不念国家艰难筹画之苦心，而据以为一身富贵功名之捷径，其性情之暴戾、语言之陵蔑，但日闻其叫呶之声，凶悖之状即随行仆从亦相率指为怪诞，及奉命改使德国，志得意满，夸张日甚。臣见其数日内五次发递电报，不过添募厨工购买衣服，而于是时尚充英国副使，即一切辞不会衔开除副使名目，浪支经费，另刻关防，咨意横行，毫无顾忌。其于洋务始终未窥见其涯略，偶得翻译博琅一二言，即汰然自负以为知之，已悉惟所施为，似此心浮器小，轻视一切，顽劣无耻，诚惊其徒贻羞辱，无裨事局。臣系初次会衔奏请派充参赞之员，若任听其苟图自便，贻误国家，则臣之负咎滋大。
应恳天恩撤回刘锡鸿，速拣一员接替，以冀保全国体，其于甄别人才，维持风化，亦实大有关系，所有出使德国刘锡鸿器小易盈，应行撤回缘由，谨缮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光绪三年十月初三日军机大臣奉旨，钦此。八月初六日。110
除参折外，尚有二片。
一片为《续陈刘锡鸿擅行刊刻关防事》，郭嵩焘在片中指出：“出使各国例由总理衙门颁给关防，或一时关防未能寄到，权宜刊刻亦须俟需用时奏明办理，刘锡鸿由英国副使改派德国，发行各省咨札照会盖用关防就臣处取用略无疑阻。”而刘锡鸿“甫接两江督臣沈葆桢一咨，即开除副使名目，不复列衔；又不待国书之至，擅行刊刻关防，以图遂其矜张自大之心，任性妄为，穷于思议。而使其得志狂逞，不顾大局，其贻误更不知所底止”。111
另一片为《以李凤苞接办德国公使务撤销刘锡鸿一切升阶仍回部当差》，片中郭嵩焘极为推崇李凤苞，列举了李凤苞接替刘锡鸿的三大好处：
一、其“考求洋务，博闻彊记，实能穷究其底蕴，于各国语言文字亦多所通晓，其性情尤能勤慎耐劳”。如果以李凤苞“接办德国公使事务，其得力必远胜刘锡鸿”；
二、“裁去监督一员，岁省经费一万数千两，仍可责其经理”；
三、李凤苞“亦系部员历保道员加三品顶戴，所莅官阶与刘锡鸿正同”，并且现在“派充监督，距德国为近”，李凤苞接署德国公使将会“于事极顺，于办理情形亦不至滋疑议”。
最后强调刘锡鸿随他到英将近一年，“未得丝毫之助，而贻累极多”。 112
这四份奏折除一份是郭嵩焘自请销差外，其余三份都是参劾刘锡鸿的，一份总论刘锡鸿之非，一份论刘锡鸿私刻关防之事，一份提议以李凤苞代替刘锡鸿驻德公使之职，可见郭嵩焘除去刘锡鸿的心意十分坚定，且以除去刘锡鸿为后快。
然而，这四份奏稿并没有平息郭嵩焘心中的怒火。九月初六日，郭嵩焘再次上奏，拜发《办理洋务横被构陷折》，一方面回顾自己这几年“被众口铄金之冤”，一方面请求朝廷对刘锡鸿、何金寿进行议处。113
同日郭嵩焘在日记里，指出了刘锡鸿最让郭嵩焘痛恨的、最不可恕的两件事情：
一是“京师一谒政府，即时畔异，于出京之日，捏造匿名书以相诟辱，而自誓一切不相和同，于此足见其蓄谋之深”；
二是“何金寿参案，刘云生早知之，不一动其恻隐之心，反急为之扬其波，以口舌取快。于此足见其居心不忍。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不能为之曲恕者也”。 114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刘锡鸿十日一次给总署送日记一事，郭嵩焘没有列入，也许是他没有证据吧。
光绪三年十月九日（1877.11.13），刘锡鸿由英国前往德国，出任驻德公使。
从此郭刘两人再没有见过面。刘锡鸿和郭嵩焘两人的尖锐对立，使得驻英使馆的许多工作无法正常展开，使馆的管理也较混乱，据郭嵩焘言：
“此间惟知有刘副使气燄，而于嵩焘交派事件，玩视常多。刘副使又一切放纵，漫无约束，以致朝夕随同刘副使等外出，以事传请，或无一人在家，似此十常八九。”115
刘锡鸿的离去，并没有减少郭嵩焘对其愤恨之心。十月间，郭嵩焘第三次上折片参劾刘锡鸿，此折片为《为出使各国大臣万不宜添设副使，并参出使德国大臣刘锡鸿滥支经费》。116在这个奏折中，郭嵩焘提出出使各国大臣“万不宜添设副使”的建议，如果这是仿照国际惯例，有利于使事而言，似无不可。但如果仅以设副使“两不相下，争权揽势”为由，就未免不是出于私见，矛头是针对刘锡鸿的了。至于郭嵩焘列举的滥支经费的问题，刘锡鸿虽有值得检点的地方，但郭嵩焘也有苛求之处。事实上，郭嵩焘并未抓到刘锡鸿滥支经费的把柄。
面对郭嵩焘的一再上书参劾，刘锡鸿也不甘示弱。在光绪四年二月初五日（1878.3.7）上《刘锡鸿折特参郭嵩焘》，先是指责郭嵩焘“虚捏谕旨，倡造谣言”，117
随后参劾郭嵩焘十大罪状：
一、谓中国将作印度，将被吞并于英俄；
二、无故与威妥玛争辩；
三、效洋人尚右；
四、擅议国旗，谓国旗黄色不当；
五、奏折列入副使名则将钦差二字抹去，蔑视谕旨；
六、对洋人过示卑恭以求悦，不复顾念国体；
七、崇效洋人，用伞不用扇，披洋服；
八、令小妾学洋语，败坏中国闺教；
九、公事不公言，与洋人密谋；
十、对朝廷不满，心怀怏怏，动辄怨望。118
刘锡鸿所列举的郭嵩焘十条罪状，在今天看来，几乎没有一条够得上称为罪状，有些“罪状”甚至是可笑的。先将其十条作概略分析：
其中
第一条罪倒是反映了郭嵩焘的性格和忧国思想。郭是敢言之人，却因敢言也遭受国人指责。
第二条就现在来说，不但非罪，反而表现出郭敢说敢言的性格。
第三条和第四条把郭诬为叛国之人。
第六、七、八条则可以看出郭的思想较开放，勇于探索，入乡随俗，接受新事物。
第九条是捕风捉影，只有
第十条可能是真实的。郭嵩焘本来就不是很乐意出使，出使以后也如刘锡鸿所说：“心中怏怏，动辄怨望。”119
与郭嵩焘同时被召见的曾国荃被任命为秦抚，而他却来做吃力不讨好的驻英公使，郭的心理能平衡吗？
十大罪中，最为厉害的就是最后一句：
“又谓凡劾伊者皆立见升擢，言之切齿深恨。”
因为在总署当中，就有“劾伊”者。景廉和王文韶都曾参劾过郭。120
而且两人都是参劾后进入总署的。
总之，从刘锡鸿列举郭嵩焘的十条罪状中，不仅看出他与郭积怨甚深，而且可以看出在对西方事物上郭嵩焘和刘锡鸿思想观点的差异。显然，这也是导致两人矛盾渐深的一个重要原因。
紧接着，在三月十三日，刘锡鸿分别给总署、南北洋大臣、出使大臣去书，对郭嵩焘指责其滥支经费一事进行了反驳。121 刘锡鸿详细回答了郭对其在游历费用、应酬礼物和添设报局三方面的指责，但没有回应郭嵩焘对其私自把博郎当作头等翻译的指责。122无疑，刘锡鸿承认在翻译一事上犯了错误。但刘锡鸿对郭嵩焘在其他三个方面指责的反驳，虽“不免有所文饰”，123但总的来说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由此可见郭嵩焘对刘锡鸿的参劾，正如刘锡鸿对郭嵩焘的参劾一样，同样充满偏激和诋毁。
在总署方面，对郭嵩焘、刘锡鸿一再互参，颇感为难。光绪三年十月初三日（1877.11.7），总署收到郭嵩焘自请销差、弹劾刘锡鸿和保举李凤苞的奏稿后，对于刘锡鸿有所不满，并寻问李鸿章：“李凤苞人才，究竟如何，是否能胜出使之任，派令接署德国使臣，能否称职，有无窒碍？”要“著李鸿章据实具奏”。124
但当时没有撤换刘锡鸿，原因何在？
李鸿章在写给郭嵩焘的信函中有所表露：“前复议德使一疏，奉旨交该衙门议奏，昨接密函，以业经颁给国书，列有衔名，若忽撤回恐外人亦疑，更调太易，应俟云生咨报赴德递国书后再奏请撤回。”125
但这只是一个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总署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刘锡鸿得到了当时总署一些大臣的支持。
对于郭嵩焘的屡次上奏，无论在军机处，还是在总理衙门，郭嵩焘都没有得到各位大臣的同情，原因是他们嫌郭嵩焘的参奏太多，意见太多。126
结果在光绪三年十月三十日
（1877.12.4），上谕：“郭嵩焘奉命出使，原冀通中外之情，以全大局，自宜任劳任怨，尽心图维，同副委任。乃览该侍郎所奏。辄以人言指摘，愤激上陈，所见殊属褊狭，且朝廷采纳章奏，赏罚自有权衡，该侍郎因何金寿有奏参之折，乃谓刘锡鸿与之句（勾）通构陷，请将刘锡鸿、何金寿议处，亦属私意猜疑，并无实据。所奏著毋庸议，该侍郎惟当以国事为重，力任其难，于办理一切事宜，不可因执任性，贻笑远人。”127
国内舆论对郭刘两人的矛盾也感到不满，光绪三年九月十三日（1877.10.19），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上奏《请撤回驻英使臣郭嵩焘》片，谓：
“郭嵩焘之闇钝，泄言纳侮，固所宜虑，且其意专在结英，既恐被胁受欺，多费唇舌，尤恐轩此轾彼，别滋事端，不如早令老成沈默通知洋务者代之，乃无反悔。拟请旨先将郭嵩焘撤回，免致受人陷罔，转开边衅。”128
十一月三日（12.7），张佩纶再上《奏请饬令出使外洋大臣不得携带眷属》片。谓“外洋风俗男女无别，酬酢往来，罔知避忌，侍郎郭嵩焘出使携眷偕行，强效夷礼，亦复杂坐匹游、招摇过市，取悦洋人，四海播闻，大为诟病”。因此请求以后出洋，饬令不得携带眷属，以存礼教，亦尊国体。129
光绪四年四月十五日（1878.5.16），御史欧阳云也上奏朝廷，称“风闻郭嵩焘刘锡鸿同使外洋互相攻讦，请饬令速回中土，免滋事端”。130在这种情况下，总署不得不于五月初七日（6.7），对郭刘分别训诫：
郭、刘奉使出洋后，意见龃龉，始则郭斥刘为任性，继则刘指郭为悖谬，怀私互讦，不顾大体。以堂堂中国之使臣，而举动若此，何足以示协恭而御外侮？本应立予撤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姑念郭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为完结；刘改派驻扎德国，于议论修约各事宜，语多中肯，朝廷略短取长，宽其既往，暂免深究。该侍郎等嗣后务当力示公忠，消除嫌隙，不得偏听他人播弄之词，致误大局。经此训戒后，倘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其在，不能屡邀宽宥也。特此各谕令知。131
郭嵩焘在七月十五日收到朝廷的训戒上谕，但对他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这时的郭嵩焘已经铁定主意要销差回国了。早在三月十五日，郭嵩焘就上书总署希望能够回籍就医，并把出使关防，暂令参赞摄理，候简放公使来英接替。四月初九日，郭嵩焘在发递兼使法国谢恩折的同时，上陈缕陈病状一片，再次请准销差。132
在郭嵩焘退志已决的时候，黎庶昌又告以刘锡鸿于二月间有密疏参劾，郭嵩焘在精神上更为忧闷和痛苦。133四月十六日，郭致书李鸿章，俟巴黎回，即将出使关防移交参赞摄理。
134所以，郭在七月十五日接到总署的训戒并没有什么反应，依然求销差。135
与郭嵩焘对朝廷训诫无所谓的态度不同，刘锡鸿在接到总署的训戒后，就马上复奏朝廷，全文如下：
窃臣于光绪四年七月二十八日（1878.8.24）年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到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四年五月初七日（1878.5.7）奉上谕。郭嵩焘刘锡鸿自奉使出洋后，意见龃龉等因，钦此。恭请之余，下（感？）悚交深，伏念臣前年奉命充当副使偕郭嵩焘使英，陛辞之日跪聆圣训周详，勉以和衷共济，审中外观瞻之攸（），宜寤寐永矢而不忘，是从出洋以来一切勉为含忍，无如学问未至，意量终非，既不能感人以至诚，遂难免势成夫互讦，抚躬内疚，
（）斥何辞，乃仰荷鸿慈曲加原宥，宽其既往，儆以将来。微臣苟留天良，何敢不思愧励，兹惟有（）遵谕旨，丞自创惩，务期意气之消融，稍效公忠以图报，所有微臣感淑下（），理合恭报叩谕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136
刘锡鸿在奏文当中表示了谢罪之意，但这份奏折到达总署时，总署已下达了撤换郭刘两人的命令。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1878.8.25），上谕：“以候补四五品京堂曾纪泽起为出使英国法国钦差大臣，赏戴花翎，以候补道李凤苞署出使德国钦差大臣，赏二品顶戴。”137把郭刘两人同时调回。郭嵩焘在八月初九日（1878.9.5）得知消息时，不禁有“胜利者”的快感：“德使已改派李丹崖（凤苞），广东生（刘锡鸿）至是而盛气尽矣。中国使事于是始稍有生机，闻者皆为称庆。”138与郭嵩焘接到撤回电报的欢悦相比，139刘锡鸿接到撤回电报的心情就大不一样了。据郭嵩焘所言，早在七月二十八日接到总署所寄申饬之谕后，刘锡鸿就“神气沮丧，不复言矣”。140
四、刘锡鸿与郭嵩焘交恶过程中的总理衙门大臣们
在郭嵩焘和刘锡鸿矛盾斗争的发展过程中，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对郭嵩焘是没有好感的，如李鸿藻、沈桂芬、毛昶熙、王文韶和景廉都站在刘锡鸿一边。
李鸿藻是清政府中有影响的重臣，1874 年底，同治皇帝病重时，李鸿藻以帝师身份代批奏章，可见慈禧对其倚重之深。他对郭嵩焘的不满可从郭给南洋大臣沈葆桢的书信中看出来：
“近得何金寿参案，其诋毁乃益加烈，朝廷一一见之施行，由李兰生（李鸿藻）从中主持之，故副使刘锡鸿近月鸮张愈甚。”141
李鸿章给郭嵩焘的书信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执事日记一编，初闻兰孙（李鸿藻）大为不平，逢人诋毁。何君乃逢迎李、景（景廉），发言盈庭。总署惧而毁板（版）。”142
在李鸿章给郭的另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李鸿藻、毛昶熙和王文韶三人与郭、刘的关系：
兰生（李鸿藻）奉讳后，枢垣无与交通，惟闻煦初（毛昶熙）颇一力庇之（刘锡鸿），恐其在德京尚有纠讦执事之举，望密为防备。至纠参三次，朝议以为大过，似可勿庸多渎。夔石（王文韶）奉旨入觐，似由吴江（沈桂芬）密保帮手，将赞枢廷，与尊处素相凿枘，恐较兰生尤甚耳。143
毛昶熙是刘锡鸿的老上级，毛在河南办团练时，刘锡鸿曾经跟过毛，所以毛“颇一力庇之”是不奇怪的。王文韶在湖南做巡抚时与郭有过矛盾，两人积不相能。144而另一位总署大臣景廉在郭出使前曾参劾过郭，与郭也有较深的矛盾。145
相比李鸿藻、毛昶熙、王文韶和景廉，沈桂芬表面上对郭嵩焘没有太多的不满，但实际上也是贬郭扬刘。这一点，郭嵩焘心里是清楚的，他在光绪三年七月初二日（1877.8.10）的日记中记道：“吴江相国但极心思以玩弄区区之一身，而贻误国家至此，吾且奈之何哉。”146
光绪四年六月二十六日（1878.7.25），“至是沈相以私意庇一广东生，无已，则庸听我之
请，而广东生必不可罢，岂非所谓妖孽者耶” 147
八月二十四日，“吾之蹙运实与国家蹙运相表里，于吴江及广东生区区妖孽何尤哉” 。 148
沈桂芬贬郭扬刘倒不是什么私人恩怨，更多的原因是他不赞成郭嵩焘的思想，而对刘锡鸿的思想行为则大加赞赏。他写信给李鸿章，赞扬刘锡鸿“天分高，能贬刺洋人”。149
刘锡鸿和沈桂芬也有一些私人关系，据郭嵩焘言，刘锡鸿曾巴结过沈桂芬，并帮沈做过一些事。出使期间，“每次家信皆托转达沈经笙”。150
刘锡鸿出使期间，总理衙门的主要成员有奕訢、宝鋆、董恂、毛昶熙、沈桂芬、李鸿藻、景廉、王文韶、周家楣、成林、夏家镐等人。在这些人当中，景廉和王文韶都曾与郭发生过矛盾，是坚决反郭的，而景廉是李鸿藻的盟兄，王文韶是沈桂芬的门生，是沈在军机处找来的帮手，所以，原本属于南北两派政见不合的李景沈王四人都不与郭为善，而毛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总理衙门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郭势力。幸好奕訢对郭嵩焘颇有好感，且奕訢又与宝鋆、沈桂芬、董恂等人政见拾合，相处融洽。加上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对郭嵩焘的大力支持，在郭刘的斗争中，郭嵩焘才不至于完败。刘锡鸿之所以会跟郭一道撤回，就是李鸿章的竭力主张。
李鸿章在当时清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驻京公使认为他“为清帝国最有势力的官吏，尤其于总署有特别之影响”，中外谈判往往是“北京讨论，天津决定”。151
在总署当中，李鸿章与恭亲王奕訢的关系较好，李得到奕訢的信任。最主要的，李鸿章当时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支持与信任。李鸿章的地位，在当时清政府任职的汉人当中，几乎无人可及。
李鸿章又为什么会全力支持郭嵩焘呢？
一方面郭李有老交情，早在同治元年（1862）时任巡抚的李鸿章就保奏郭任苏松粮道，旋任两淮盐运使，淮军的粮饷，多赖其供应。但这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两人的思想在当时来说，都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人，都主张开放向西方学习，都意识到清王朝的落后和西方列强的强大，都认为这是“千古所未有的大变局”。
思想上的一致，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李鸿章就曾经赞扬郭对洋务的看法“确有见地”， 152
认为考求西洋的人在当时国人当中“仅执事（郭）与雨生（丁日昌）、鸿章三数人” 。153而郭嵩焘对李鸿章也是倍加赞许，称李鸿章考求洋务“能见其大”。154
两人在洋务方面都有远见卓识，但李鸿章能发挥他的作用，而郭却不行，为什么呢？
原因很多，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李鸿章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才能远远高于郭，而郭书生之气过重，往往以意气行事。
当李鸿章保奏郭到江苏做官时，曾国藩就曾说过：
“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155
尽管如此，这也没有影响郭李两人的友谊。
郭嵩焘出使以后，仍与李鸿章保持着联系，在郭刘矛盾还没有完全爆发时，李鸿章在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六日（1877.5.9）写信给郭，认为
“云生京卿已奉上谕赏加二品顶戴改为德国钦差大臣，从此裁去副使名目，而藉联德国之交属，一举两得”，并告诉他“惟执事久驻英都之局亦定，一时恐乏替人”。156
当郭刘矛盾逐渐加剧后，李写信给郭，安慰他“云生改派德使，何时前往？瑕衅自可融释”。 157
七月十八日，李又复书，询问“刘云生何时赴德”？并指责刘锡鸿“用夏变夷之见，当渐融化”。 158
郭刘矛盾完全公开后，李鸿章对郭嵩焘的支持则更进一步了。十月初四日，李在给郭的信中指责刘锡鸿：“云生种种舛戾，殊出意外，其于洋务素未究心，而矜张夸诈，倾陷凶悖尤可鄙笑，若令使德久驻，诚恐偾事贻羞。”
并告诉郭：
“顷奉密寄钞示大疏（指郭上奏销差折及参奏刘一折），并垂询丹崖是否胜任，是中朝已洞烛其奸，益信老成谋国之公不避嫌怨矣。”推荐李凤苞为驻德公使一事，“约数日内复陈，当有后命，望尊处暂秘之勿宣。云生见在若何举动，即果以日记寄总署，或迳有条奏事件，必不致为所眩惑。傥狂悖如故，惟有理谕善遣，勿露决裂贻笑外人，是为切祷”；对于郭嵩焘日记被何金寿参劾一事，李鸿章对郭大为同情，同时对郭的行为极为推崇：
“执事日记一编，……悠悠之口，奚足深论？来示一切不顾，诚冀幸士夫一二人知之，推类以及其余，此心泰然，更无顾念。牖民觉世之苦衷，可敬可佩。”159十一月初四日，当郭嵩焘上奏“办理洋务横被抅陷折”时，李鸿章复书云： “细阅自陈大疏，情词哀道，深为恻然！但虑中枢不易措词，或且置之高阁。疏内未请销差，即请亦难邀准，仍祈耐烦忍辱，镇静处之。以后此等文字，可以不作。闻枢（军机处）、译
（总署）友人均嫌尊处条陈过多，直道之不行久矣。”160
从以上李鸿章写给郭嵩焘的信件可以说明，出使以后，郭把李当作志同道合的朋友，而李也给予郭很多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到郭刘决裂，郭嵩焘决心要使刘锡鸿去职而自己则销差时，李鸿章动用其对总署的影响，把对郭嵩焘思想上的支持，变成行动上的支持。
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一日（1878.6.21），李鸿章去函总署，指责刘锡鸿“性情暴戾，客气用事，历练太浅”，认为刘锡鸿留德“于大局既无裨益，且与筠仙积怨成衅，咫尺相望，而声息不通，徒为外人窃笑，似属非宜”。而对郭嵩焘，李鸿章则谓“筠仙兼英法二使，责任较重，英人尚无闲言。比方赴巴黎大会，似应暂由尊处寓书慰劳，以安其意，俟有替人，再准假归”。161
六月初五日，李鸿章写信给沈桂芬，为郭嵩焘辩护：“盖深知筠仙心肠，尚是忠爱一路，惟素性褊急，自出洋以来，为刘云生所窘苦，势难并心。”162
六月十九日，李鸿章又去函总署，再贬刘锡鸿，甚至以不派参赞威胁总署撤刘锡鸿回国： “现计黎参赞庶昌已奉调回英，薛守福成前因循例守制奏罢，李监督又因请撤消，云生可谓孤立无助，其人之德气名望，概可知矣。倘钧署暂留云生，或不便撤消参赞，鸿章等势不能强迫李监督驻德，致误学生功课。”163
六月二十五日，总署因郭嵩焘不经朝廷同意就把公使职权交由参赞代行一事，表示要加罪于郭。李鸿章就此事致函总署大臣周家楣，称郭不应加罪，刘锡鸿亦须撤换：“其（郭嵩焘）视官若敝屣然，即使认真查办，似不过褫职而不应更加余罪也。惟欲就医回籍，交参赞代办，殊太轻率，弟先发电信劝止。……云生横戾巧诈，日记虽可动听，物望殊不见佳。巴使（德国公使巴兰德）回后，益加轻侮，于大局毫无裨益，亦须妥筹撤换耳。”164
由上可知，刘锡鸿之撤换，实出于李鸿章运用其对总署的强大影响力，坚决请辞的结果。李鸿章坚请之所以成功，除其自身影响力外，总署的人事变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李鸿藻光绪三年九月十四日（1877.10.20）奉讳后，另一位总署大臣毛昶熙也于光绪四年五月十九日（1878.6.19）忧免，这样支持刘锡鸿的两位总署大臣先后离职，刘锡鸿失去了靠山。至于景廉、王文韶，只是与郭关系不好，与刘并没有什么交往；而沈桂芬虽与刘锡鸿有所交往，但与李鸿章见识相近，两人虽有争斗，但也经常相互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刘锡鸿和郭嵩焘一道被免职就不奇怪了。
五、刘锡鸿与郭嵩焘的结局
郭嵩焘回国后执意不肯为官。虽然当时总署奕訢有意郭回京任职，李鸿章也从中相助。但郭认为：“洋务之不足与有为，决矣。鄙人愚直，尤不宜与闻。即令总署以礼相处，犹当设法避之，况其为无礼之尤乎！被我以恶名，而自求解脱于人，犹可言也；与我为难者必力护之，以快其搏击，此何为者？朝廷挟此术以办理洋务，万无以善后，奈何枉已以从之哉！惟能引身自远而已。”165 于是郭嵩焘于光绪五年六月十七日奏请因病开缺，七月十日上谕内阁奉上谕：“兵部左侍郎郭嵩焘著准其开缺调理。”166 从此在湖南讲学以终。
与郭嵩焘隐居乡下不同，从德国回到京城以后，刘锡鸿继续担任光禄寺少卿之职。半年平静的生活使刘锡鸿心有不甘，光绪五年八月十八日（1879.10.3），他就自己在英德期间考察炮台的情况写成《访求筑造炮台模式折》上奏。同日上谕：
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光禄寺少卿刘锡鸿奏访求德国炮台筑法，造为模式，开单呈览一折，所有炮台模式著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行南北洋大臣查照试办。 167
同年十月十三日，刘锡鸿又上奏《筑造炮台未尽事宜书》，并附《筹办海防画一章程十条折片》。168 这次刘锡鸿的奏折引起了清廷高层的重视：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两江总督沈，前兵部右侍郎彭，传谕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光绪五年十月十七日奉上谕光禄寺少卿刘锡鸿奏水师宜兼练陆战之技一折，据称师船水手必当兼练火枪刀牌跳跃击刺之技。其利有四，不可专恃大炮等语。水师各营练兵之法，原不专恃船炮，刘锡鸿所陈有各营向来兼习者惟当加意训练，精益求精，其未经兼习各营，著李鸿章、沈葆桢、彭玉麟、李成谋按照所奏情形，酌量筹办，并著分别知照沿江沿海各督抚一体酌度办理。169
尽管刘锡鸿一再上奏，希望得到军机和总署大臣的赏识，但总署奕訢对刘锡鸿较为厌恶，加上李鸿章暗中作梗，刘锡鸿并没有得到提升。
直至光绪六年正月初八日（1880.2.17），李鸿藻三年守制期满，官复原职，仍担任军机大臣，170
这才给刘锡鸿带来了新的希望。
果然，光绪六年十月，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等任满，在总署保举使臣的名单中，刘锡鸿又成了出使大臣的候备人选。171另外，在十一月初五日公布的应升顺天府丞人员名单中，也有光禄寺少卿刘锡鸿。172但刘锡鸿最终都没有入选，而是在十二月初二日奉旨，补授通政使司参议。 173光禄寺少卿和通政使司参议都是正五品的官位，刘锡鸿对这一任命自然是不满意的。况且这时他已接近六十岁，担任通政使司参议对他而言，即意味着仕途上已不会有发展，这令他十分沮丧。也许刘锡鸿认定其出使以来种种不顺都是由于李鸿章从中作梗，于是，他按捺不住自己一腔的怒火，把矛头对准了李鸿章，即使是以卵击石。
刘锡鸿和李鸿章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光绪元年（1875），刘锡鸿曾给李鸿章“复书论赞文正公大集”。六月初九日，刘锡鸿接到李的回信，信中没有对刘锡鸿的看法进行批评，而是“幸免纰谬”，并令他“就时事敷陈所见”。174这是两人交往的最早记录。刘锡鸿根据李鸿章的要求，写下了“复李伯相书”和“再致李伯相书”两封信。他在信中主要谈了三个
问题：
一，强调内政的重要，并指出内治无实，吏治不清的现状，及清吏治的紧迫性和方法；
二，提出“西洋之事当以和为主，以守辅和戒与轻战”的和戎思想；
三，提出西方技巧、文字、船炮无用的反洋务思想。
他还在信中对李鸿章倍加赞颂：
今之天下，中堂与曾文正公艰难戮力始绥定之，则所以爱惜者必至。文正业已弃世，天下之重，惟寄中堂之一身，万民于焉仰瞻，万世于焉责备，非若他人优游坐视犹可为知难则退之谋，是天下之利害，即中堂身家之利害，无从判而二之，亦无有旁为贷之者也。
又有：
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治之，今互市之局千古创见，所以衔勒诸夷者必惟中堂是赖，第建非常之功。175
刘锡鸿的赞颂有吹捧之嫌，但这种吹捧没有产生多大作用，因为李鸿章对刘锡鸿反对西方技巧文字的主张显然是不能认同的，尽管刘锡鸿提出的和戎主张颇与李鸿章一致。但当时因刘锡鸿与郭嵩焘交好，李鸿章也就没有反对总署任命刘锡鸿为驻英副使。甚至在郭刘两人因国书未列副使名问题矛盾开始激化后，李鸿章也没有反对刘锡鸿出任驻德公使。但随着刘郭两人关系不断恶化，郭嵩焘频频向李鸿章陈说刘锡鸿的种种不是，李鸿章也随之改变对刘锡鸿的态度，先是向总署推荐李凤苞代替刘锡鸿任驻德公使一职，随后又指使李凤苞不出任刘锡鸿推荐的参赞一职，176
最后向总署各位大臣去信，力保郭嵩焘的同时，痛诋刘锡鸿。在李鸿章的坚决要求下，刘锡鸿不得不被撤回国。在这过程当中，刘锡鸿也曾试图挽回和李鸿章的关系，向李作某种解释，如光绪三年二月初七日（1877.3.21），他写信给李鸿章，陈述出洋后的见闻和感想，177
这封信李鸿章在六月回复。178光绪四年三月十五日（1878.4.17），刘锡鸿又给李去信，“但泛论欧洲时事，谓今日使臣即古之质子，权力不足以有为。又自到德后水土不服，往往多病，左足肿痛不能行动，似意绪亦颇怫郁。”179希望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和理解。
刘锡鸿回国后的社会交往虽然未有史料记载，但他肯定对李鸿章在郭刘矛盾中所采取的行动有所了解。这时候的刘锡鸿，不但痛恨郭嵩焘，更痛恨李鸿章，事事与郭李二人对着干。
光绪六年七月，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条陈开造铁路，180
李鸿章对于刘铭传的主张极力附和，奏陈开铁路之利。181
他们的主张遭到国内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其中又以刘锡鸿的反对最力。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1881.2.13），刘锡鸿上《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提出“火车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洋洋数千言。在刘锡鸿的力争下，朝廷“卒寝其议”，于第二天，“十六日即奉特旨：（铁路）无庸置议”。182
在这场关于铁路的论争中，刘锡鸿虽然胜利了，但他并不感到满意，他的目标是扳倒李鸿章。李鸿章当时是直隶总督，统管淮军，权势显赫，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刘锡鸿心犹不甘。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九日（1881.2.27），上谕：
“大学士左宗棠著管理兵部事务，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183
左宗棠和李鸿章在政见上一直不和，在天津教案、塞海防之争，以及后来的中法战争之争中都是政见相左，两人关系不好。184
刘锡鸿自认为参劾李鸿章的时候到了，于光绪七年二月（1881.3）中旬上奏，参劾李鸿章不堪委任，并称其“俨然帝制”。没想到，慈禧见到此折后盛怒，于二月二十九日下谕旨：
谕内阁，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奏，疆臣不堪倚任，胪款参劾各折片。披览所奏各节，殊堪诧异。各省大吏，如有办事乖方，或不能胜任者，有言责诸臣，自应据实参奏。李鸿章久任封圻，深资倚畀，其平日办事，原不能一无过失，朝廷随时训诫，亦未尝稍有宽假。兹据刘锡鸿所陈各款，如奏留藩司任道镕入觐，为蔑视纪纲；覆奏筹备饷需一疏，为藐抗朝廷；腹诽谕旨，优保委员黄惠和等，为妄言欺谩等情。深文周内，已属支离。至谓其跋扈不臣，俨然帝制，并以荒诞不经之词，登诸奏牍，肆意倾陷，尤属谬妄糊涂。朝廷于驭下听言，一秉至公，似此信口诬蔑，不可不予以惩处。刘锡鸿著交部严加议处。寻部议革职。从之。185
当时梁鼎芬亦因参劾李鸿章而降调，186李鸿章尝与人语：
“梁少年气盛，不足怪，云生数十年交旧，妄肆攻击，为可诧耳。”187
刘锡鸿之所以参劾李鸿章，多出于对其在郭刘矛盾过程中所持的立场不满，加上左宗棠入主军机，希望能借左之力斗倒李鸿章，可是李鸿章又岂是左宗棠所能斗倒的。
而郭嵩焘得知刘锡鸿撤职的消息后，在日记中痛快淋漓地发泄了自己内心对刘锡鸿的积怨：
“（刘）语言狂悖已极。不知此种枭獍之心，其意果欲何为也。盖见王孝奉（王家璧）屡劾合肥，因事落职，恪靖（左宗棠）入参机务，即时起用王孝奉。刘锡鸿揣合恪靖之意，力诋合淝，以为贡谀恪靖之资。亦所谓天夺其魄者也。观所陈奏之词，令人发指。小人之无忌惮，至于胆大无耻极矣。”188
刘锡鸿被罢官后，居京师，数年卒，享年六十岁左右。
而郭嵩焘在光绪十七年（1891）病逝，死时七十四岁。
刘锡鸿逝世时，留有一小印章，镌有“儒侠”二字，这代表了他一生的志向。189
刘锡鸿与郭嵩焘关系的恶化，最终导致被朝廷同时撤换回国。这个两败俱伤的结局，似乎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郭刘交恶，固然有其性格上的冲撞，但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也是无法掩盖的。他们之间的争斗，可以看成是个人行为，但从深层次上去分析，就并非如此简单。
他们虽然身处境外，但与朝廷内外有着复杂的关系网。说明白一点，就是他们各自依恃着顽固派与洋务派这两股势力的支持，以致于相互攻讦不休。这种难以说清道明的个人恩怨，实际上就是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缩影。
斗争的结局，是两人在仕途和使业上都受到影响，甚至使洋务活动也受到一定影响。而就刘锡鸿来说，被解职回国后，在晚年生活中，仍执着地追求自己的信念，始终未能从保守主义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Exploration on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u Hsi-hung and Guo Song-Tao
Zhang Yu-quan
(school of govern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e tension between Liu Hsi-hung and Guo Song-Tao is well-know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However, its real development process has seldom been explored in detail. Starting from the early private commutation between them, the author presents the conflict that later burst out in England. Also the roles that Li Hong-Zhang and other ministers had played have been touched on.
Key words: Liu Hsi-hung ；Guo Song-Tao
1 作者简介：张宇权（1972—），男，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近现代外交史研究和东亚政治与文化研究。
2 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卷 17，《刘锡鸿传》，页 99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73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刘锡鸿生卒年俱不详，但知他的生日是六月二十六日。参见《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63。据朱维铮先生推测，“依据刘由中举至罢官共历三十三年（1848—1881）估算，他的生卒年可能与郭嵩焘相近，据《刘锡鸿传》说他革职后‘仍居京师，数年卒’，则死时可能已六十余岁”。参见朱维铮主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导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 6 月版，页 28。再据英国报纸Ｔ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的报道指出，正使郭嵩焘约五十九岁，副使刘锡鸿较正使年青约四、五岁。郭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若依英国报纸的推算，刘锡鸿约生于道光二年（1822）或三年（1823）。参见Ｔ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２４Ｆeb，1877，转引自雷俊玲：《清季首批驻英人员对欧洲的认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9 年版，页 127。
3 关于张敬修的生平事迹，有资料称：张敬修（1824－1864），字德甫，广东东莞人，曾到浔州、柳州、桂林等处做官，善书画，尤工兰竹。历官广西知府，治盗有法。后归，广西绅众请复起，领军与太平军战。擢守浔州，晋右江道，再迁按察使。参见广西图书馆藏《古今广西（旅桂）人名鉴》，民国二十三年编印出
版，旅桂部分，页 107。另有记载：张敬修，字德圃。东莞人。早年曾任广西平乐、柳州、梧州、思恩知府。1851 年因镇压太平军起义，补浔州知府，次年升右江兵备道。1855 年擢广西按察使。翌年解职回籍，于东莞修筑可园。1859 年复署理江西按察使。1861 年兼署江西布政使。素喜书画，善画梅兰，亦工刻印。 1864 年病卒。著有《可园剩草》。引自广东省珠海政协编《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东科技出版社 1992年版，页 252。《古今广西（旅桂）人名鉴》和《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都认为张敬修为广西右江道，与《番禺县续志》卷 22，人物志五，《刘锡鸿传》记载张敬修为“广西左江道”相左。因《碑传集三编》把《番禺县续志》之《刘锡鸿传》收入其中，以致后来学者都采用《番禺县续志》的记载，认为张敬修为“广西左江道”，误。查《清史列传》卷 48，劳崇光传，记有：“（咸丰四年）十一月，复檄右江道张敬修剿平梧、浔及全州、兴安各匪”。 张敬修为右江道。另据苏凤文著《广西昭忠录》卷 2，《刘体舒传》，页 19 和《许祥光传》，页 22，张敬修都为右江道而非左江道。(苏凤文著：《广西昭忠录》,广西图书馆藏。)
4 关于刘锡鸿何时入张敬修幕府的问题，《碑传集三编》之《刘锡鸿传》说刘锡鸿是在张敬修任广西左江道
（右江道）期间加入的。据《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张敬修咸丰二年（1852）任右江道，咸丰五年（1855）擢广西按察使。由此可知刘锡鸿应在咸丰二年至五年这一段时间加入。另据《刘光禄遗稿》，刘锡鸿在同治十年写给丁日昌的信中提到咸丰四年他在桂林参加军务的情况。参见《刘光禄遗稿》之《录辛未杂著二十二条寄答丁雨生中丞见询》，《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45 辑，页 258。因此，刘锡鸿应在咸丰四年以前就已加入张的幕府。
5 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卷 17，《刘锡鸿传》，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73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页 991。
6 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卷 17，《刘锡鸿传》，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73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页 991。
7 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卷 17，《刘锡鸿传》，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73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页 991。李慈铭说刘锡鸿：“以举人赀郎。”参见胡秋原主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 3 辑，李慈铭，“读英轺私记”，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6 年版，页 260。据郭嵩焘所说： “刘锡鸿由捐纳司员分发刑部。”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3 全宗，162 目录，7723卷，155 号，“为特参出使德国之刘锡鸿任性妄为请撤回”，光绪三年十月初三日。郭嵩焘对刘锡鸿的情况更为了解，其说法应是准确的。
8 毛昶熙是河南武陟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毛昶熙的父亲毛树棠，曾任户部右侍郎。毛昶熙曾在 1869—
1878 年、1879 年—1882 年两次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他于咸丰十年五月（1860）赏加都察院左副御史衔，督办河南团练。刘锡鸿有可能是在这一时期加入毛幕府的。其督办河南团练一职在同治二年十一月结束，但由于军事上的需要，一直延续到同治四年。毛昶熙有一个用人标准，他说：“现值需人孔亟，与其求未经试验之才，不如用已著贤能之吏。”这也许是毛昶熙调用刘锡鸿的一个原因。参见《清史列传》卷 52， 毛昶熙传。
9 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卷 17，《刘锡鸿传》，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73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页 991。
10 刘锡鸿：《录辛未杂著二十二条寄答丁雨生中丞见询》，《刘光禄遗稿》卷 2，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45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页 20。
11 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是由于两广总督毛鸿宾的推荐，毛在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一日（1863.7.6）由湖南巡抚擢升为两广总督，在对广东情形调查一番后，参劾广东巡抚黄赞汤及藩司文格，并保举郭嵩焘任粤巡。见《清穆宗实录》卷 71，页 37－38；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9）， 1971 年 12 月版,页 255。
12《恭报接篆日期谢恩疏》，《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 1983 年版，页８。
13 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9），1971 年 12 月版,页 268。
14《缕陈广东大概情形疏》，《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 1983 年版，页４。
15 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江南各省战事告急，各方对郭嵩焘助饷均寄予厚望。参看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9），1971 年 12 月版,页 255。
16 《郭嵩焘日记》（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135。
17 《郭嵩焘日记》（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138。
18 《郭嵩焘日记》（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138。
19 《郭嵩焘日记》（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138。
20 《郭嵩焘日记》（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138。
21 陈维新，字经甫，南海人。道光丁酉（1837）举人。好学工书，取予尤不苟。时盗贼充斥，巡抚郭嵩焘请为团练主任。及辞局务，寄居河南，闭门谢客。唯日摹九成宫。同治九年（1870）卒。邑人惋惜之。同治《南海县志·列传》，转引自黄任恒编，罗国雄、郭彦汪点注《番禺河南小志》，收入《海上明珠集》，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 1990 年编印，页 242。
22 《郭嵩焘日记》（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153。
23 《御史潘斯濂所陈两条始终办理情形片》，《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 1983 年版，页 249。
24 《酌保得力员绅片》，《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 1983 年版，页 337。
25 《郭嵩焘日记》（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356。
26 这时期郭嵩焘与刘锡鸿通信情况可察看郭嵩焘在同治五年二月十六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月四日、二十日的日记，参看《郭嵩焘日记》（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357、359—361。刘锡鸿在东江剿匪情形可参看《筹办各属土匪请将庇匪倡乱之绅士先行斥革疏》和《办理东江及翁源长宁各属土匪完竣现在筹办肇庆客匪疏》，《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 1983 年版，页 307，页 321－322。
27 《郭嵩焘日记》（二），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171。
28 《郭嵩焘日记》（二），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286。
29 参见广州英领事馆中文附件档第一册。ＦＯ。228／909。转引《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卷，页 311－312。
30 《郭嵩焘日记》（二），同治四年九月廿一日，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310。
31 《郭嵩焘日记》（二），同治五年七月十一日，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391。
32 《奉旨着来京另候简用谢恩疏》，《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 1983 年版，页 317。郭嵩焘撤职缘由：一是与前后两任两广总督毛鸿宾和瑞麟彼此争权，意见不合，不能相容。与毛鸿宾争权可见《郭嵩焘奏稿》，自记，岳麓书社 1983 年版，页 16、28；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三），同治六年六月十九日，台北学生书局 1924 年影印本，页 189；《郭嵩焘先生年谱》，页 265、269、271－272。与瑞麟不合可见《缕陈粤东大局情形片》，《郭嵩焘奏稿》，页 243－246；《郭嵩焘先生年谱》，页 329、341。二是广东地方绅士对劝捐及治安不满，屡屡上陈。参见《郭嵩焘先生年谱》，页 297－298、303。三是御史潘斯濂奏参郭嵩焘在广东“捕务因循，盗风日炽，劫案甚多”及挪用修河之款，参见《御史潘斯濂所陈两条始终办理情形片》，《郭嵩焘奏稿》，页 247。四是朝廷对郭嵩焘在筹饷、军事及督抚矛盾的处理等方面不满。参看《粤海关岁征课银不敷拔解疏》，《郭嵩焘奏稿》，页 101；《郭嵩焘先生年谱》，页 348－349、359。五是左宗棠对郭嵩焘在广东治理不力先后四次参奏，使朝廷最终下定决心，撤换郭嵩焘。参看《左文襄公奏稿》卷 15，页 38－39，《覆陈近日贼情忌请收回节制三省各军成命折》；卷 15，页 61－64，《覆陈广东军务贻误情形折》；卷 16，页 40
－41，《陈明广东兵事饷事片》；卷 17，页 6－7，《请仍檄高连陞带所部赴任片》。
33《郭嵩焘日记》（二），同治五年三月廿二日，同治五年三月廿七日，页 366。
34 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卷 17，《刘锡鸿传》，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73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页 992。
35 《郭嵩焘日记》（二），同治五年七月十二日，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391。
36 《郭嵩焘日记》（二），同治五年七月廿三日，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392。
37 《郭嵩焘日记》（二），同治五年九月初六日，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405。
38 郭嵩焘在同治五年九月廿七日的日记中写道：“入城。刘云生、袁予文、郭海清、张云阁诸人纠缠竟日。”参见《郭嵩焘日记》（二），同治五年九月廿七日，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407。为什么刘锡鸿要回长沙看望郭嵩焘呢？郭嵩焘在四月解职之后，谕旨有“郭嵩焘来京另候简用”之言。参见《奉旨着来京另候简用谢恩疏》，《郭嵩焘奏稿》，页 317。当时郭嵩焘请求“赏假四月”，回籍修墓，“一俟假满，即当遵旨入京，泥首宫门，求赏差使”。参见《请假修墓片》，《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 1983 年版，页 318。但到八月初一日时，郭又对是否回京供职犹豫不决，曾经“以周易卜北行宜否”。参看《郭嵩焘日记》（二），同治五年八月初一日，页 394。刘锡鸿这次来见郭，很可能是劝郭嵩焘回京供职。最后郭嵩焘没有回京，先是请李鸿章续假一个月，（参看《郭嵩焘日记》（二），页 421，同治六年一月廿九日。）随后在同治六年二月，上谕郭嵩焘补授两淮盐运使时，郭称病请假，假满又乞续，直到七月二十九日诏准其开缺。参看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 29 种，1971 年版，页 429—430。
39 《郭嵩焘日记》（二），同治七年六月初一日，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504。
40 参看《郭嵩焘日记》（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391、392、405、407、414、415、424、471、
494、504、505、546、569、570、642、862。
41 马嘉理事件发生后，诏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同时任命直隶候补道许钤身为副职。
42《清德宗实录》卷 38，页 18。
43 丁名楠：《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清朝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斗争概述》，《近代史研究》1982 年第 1 期；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页 164；胡寄窗著：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页 264；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 1985 年版，页 242、247。
44 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页 3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11 辑，台北文海出版。郭嵩焘在写给驻美公使陈兰彬的咨文中还提到刘锡鸿营谋随同出洋，百计干求，最初曾托丁日昌推荐。参见《驻美使馆档案》，陈兰彬任，光绪四年十一月初六日郭嵩焘来咨。转引自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 29 种，1971 年版，页 537。
45 参见黄濬著：《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版，页 162。
46 这种说法的资料来源过于单一，都是依据郭嵩焘的记述。实际上，早有学者指出，郭嵩焘所写的《玉池老人自叙》并不可靠。参见夏泉：《郭嵩焘出使英国时的矛盾心态》，《近代史研究》1990年3 期。另外，宫明先生也认为把刘锡鸿出使英国“当作是封建顽固派有意在郭嵩焘身边安上的一颗钉子，是预先派去钳制监视郭嵩焘的，则似乎有点过于简单化了”；刘锡鸿赴英“最先是出自郭嵩焘本人的建议，而不是封建顽固派的有意安排”，虽然在刘锡鸿确定出使后，“封建顽固派如李鸿藻等人，曾积极对他施加影响，做过一些争取拉拢的工作”。宫明：《刘锡鸿的反洋务思想及其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 年第
５期。
47 郭嵩焘认为重新被诏主要是文祥的作用。在光绪元年正月初十一日的日记中记有：“及见文中堂（文祥），
察其意若甚关切者。此行由文中堂论荐无疑也。”《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３。
48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２。
49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5，页６，“复郭意城内翰”，光绪元年正月十日。
50 《清德宗实录》卷 4，页６。
51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三），荐举类，“郭嵩焘荐熊天保书”，中华书局 1996 年版，页 1408。
52《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元年八月戊寅记有“改派驻英副使许钤身为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一条。这与许钤
身被任命为副使相隔没有几天。（参看《光绪朝东华录》（一），页 103，总页 121。）而《清德宗实录》记载许钤身改充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是光绪二年八月癸卯，相差几乎一年。（参看《清德宗实录》卷 38，页 16。）不过，许钤身另有任用的消息很早就传出是确定无疑的。在光绪二年三月十五日《郭嵩焘日记》中记载： “壬叔（李善兰）为述威妥玛照会总署：钦差不宜有两人。总署因答以许君另有差委。询问于何知之，曰： ‘闻诸谢隐庄，隐庄闻诸赫乐斌。’果尔，是适以成就许君之名，而使吾无以自处。”（参见《郭嵩焘日记》
（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3。）许钤身：其父许乃普，道光（1844 年兼署）和咸丰（1853、 1856—58）两朝为工部尚书。
53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一），光绪二年三月初三日，岳麓书社 1997 年版，页 460。
54《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 1983 年版，页 350。
55《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18、22。
56《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9、33、47；《郭嵩焘奏稿》，页 361--362。
57《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４。郭嵩焘在晚年所写《玉池老人自叙》中宣称自己“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毅然出使英国”，并不是实情，实际上是郭嵩焘在多次上奏辞退未果之后，“带着愤怨，亦带对新世界的渴望而被逼上梁山的”。参见夏泉：《郭嵩焘出使英国时的矛盾心态》，《近代史研究》1990年3 期。
58《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2、23、31。
59《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49-50。
60《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2—25。
61《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6、28—31、34、35、37、44。
62《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39、41。
63《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34。
64《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41。
65《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41。
66《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105。
67《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61。
68 郭嵩焘对李鸿藻的抱怨是在郭嵩焘因《使西纪程》被何金寿参劾之后，参见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版，页 162；《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7，页 29，“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十月初四日。
69 参看丁名楠《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清朝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斗争概述》，《近代史研究》1982 年第 1期。
70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61。这里郭嵩焘对李鸿藻在军机处的境遇有同情之意。
71 郭嵩焘使团于光绪二年十月十八日（1876.12.3）自上海起程，而李鸿藻和景廉是在十月二十六日
（1876.12.11）被任命为总署大臣，李鸿藻又于光绪三年九月十四日（1877.10.20）奉讳回籍守制。
72 王维江对郭嵩焘与刘锡鸿的交往经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对于郭嵩焘对刘锡鸿出使问题上的态度，作者明确指出郭嵩焘晚年所写的《玉池老人自叙》“极不可信”，“而在《日记》中声称刘锡鸿‘始拟派参赞由我，后派副使亦由我’，是可信的”。另外，作者对钟叔河先生认为刘锡鸿的任命是总署“使他们互相钳制，彼此掣肘”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李鸿藻、沈桂芬是否有能力影响这一任命尚待考证。参看王维江：
《郭嵩焘与刘锡鸿》，《学术月刊》，1995 年第４期。
73 吴丰培等编：《清同光间外交史料拾遗》卷 4，外交行政管理（派遣使臣），中国文献珍本丛书，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 年版。页 4－5。
74 吴嘉善：江西人，翰林院编修，曾国藩保送，李宗羲函称精研西学。《清同光间外交史料拾遗》卷 4，外交行政管理（派遣使臣），页 4－5。
75 包括李凤苞、徐建寅、叶源濬、许景澄、区谔良、徐同善六人。《清同光间外交史料拾遗》卷 4，外交行政管理（派遣使臣），页 4－5。
76 包括张斯桂和张斯栒两兄弟。《清同光间外交史料拾遗》卷 4，外交行政管理（派遣使臣），页 4－5。
77 《英轺私记》，“国书未著名衔”，岳麓书社 1986 版，页 74。
78 《英轺私记》，“上折请撤回国”，岳麓书社 1986 版，页 89。
79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62。
80 《英轺私记》，“国书未著名衔”，岳麓书社 1986 年版，页 74。
81 实际上，郭嵩焘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这点，他在日记中写道：“威使以国书不列副使名，不能使之觐见。中国办事歧误非一端，无如何也。”参看《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102。
82 《英轺私记》，“上折请撤回国”，岳麓书社 1986 年版，页 89。
8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3 全宗，156 目录，7601 卷，44 号，《驻扎英国副使可以裁省情形》，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清季外交史料》卷 9，页 23；《英轺私记》，“国书未著名衔”，岳麓书社 1986 年版，页 74。
84 当时威妥玛曾劝刘锡鸿不要发此奏折，参见《英轺私记》，岳麓书社 1986 年版，页 75。
85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105。
86 《清季外交史料》卷 9，页 23。
87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106。
88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106、141、143。
89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166，刘锡鸿自请撤销副使的奏请已经发出，这时刘锡鸿正在等待消息。
90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179。
91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189。
92 据刘锡鸿记：“十五日，余患腹泻，自是头昏面黄，胸胀气喘，日渐增剧。苦无医药，不得已令洋医视之，谓肝经有痰，授以红药水一小瓶，使服焉。服后，泻血半盆，神志惝恍，脉息顿乱，其势甚危。”参见《英轺私记》，岳麓书社 1986 年版，页 138。
93 《英轺私记》，岳麓书社 1986 年版，页 138。《郭嵩焘日记》并没有记载刘锡鸿生病这一件事，生病期间 “英官绅与列国公使候问者多”，所以刘在病愈之后的四月十五日曾专门与马格里出门拜谢。参见《英轺私记》，岳麓书社 1986 年版，页 140。
94 当时李凤苞受李鸿章派遣，负责监督留学英法两国的水师学生，李凤苞于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带领学生到达英国。参见《英轺私记》，岳麓书社 1986 年版，页 138。
95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22。
96 《英轺私记》记有：“（四月）二十四日，接赫德电报，知余于三月十七日改派德国钦差大臣，出使公费银五万两。”《英轺私记》，岳麓书社 1986 年版，页 143。
97 郭嵩焘邀请的人有日意格，李丹崖、罗稷臣、高谛尔、屠迈伦、禧在明、黎莼斋、马克里（马格里？）、姚彦嘉、刘和伯、李湘甫、德在初、凤夔九、张听帆、黄玉屏、张玉堂（张凤书）共十七人。《郭嵩焘日记》
（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30。
98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54。
99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57。
100 《随使英俄记》，页 437；《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63。
101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64，原文是：“大凶。主同室操戈。日在昏晦中。势且不能成行，即行亦徒受朦蔽欺凌。尤不利上书言事。伴侣僮仆，皆宜慎防。”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13。
102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78。
103 《驻美使馆档案》，陈兰彬任，光绪四年十一月初六日郭来咨，附粘单。
104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69。李湘甫是如何知道刘锡鸿“编造日记，十日一寄沈经相、毛煦初尚书”的呢？如果刘十日一寄，最早知道这件事的应该是主管上海文报局的黄惠和，而不是李湘甫，因为李是光绪三年三月十八日才到英国的，何以别人不知而他知，黄与李一样，都是郭的人，但黄并没有报告郭这一件事。不排除李挑拨离间的可能。并且刘给沈、毛送日记，为什么会使郭发怒？据溝口雄三推测，“大概是由于路线上的对立”，“路线上的对立，整体上说是个人的或者是人脉（人际关系）上的（毛是推荐刘的人）感情对立”。（溝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页 202）。从郭的话可推测，郭认为刘的日记完全是诬蔑陷害他。还有一个问题，刘寄给沈、毛的日记是不是后来的《英轺私记》，如果是的话，那么其内容并不是郭所想的那样对他诬蔑陷害，“专意贬刺鄙人”。参见《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675。
105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72。
106 《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 1983 年版，页 389。刘锡鸿和何金寿并没有勾结陷害郭，这只是郭单方面的指责。《清德宗实录》记有：“（郭嵩焘）谓刘锡鸿与之（何金寿）勾通构陷，请将刘锡鸿、何金寿议处，亦属私意猜疑，并无实据，所奏著毋庸议。”参见《清德宗实录》卷 60，页 25。
107 据郭嵩焘记：“是夕亥初，月食既，晚睡不能合眼，念及刘云生始终相待情形，不能不心伤，无所相诉处也。”参见《郭嵩焘日记》（三），光绪三年七月十五日，页 274－275；又记：“因前夕失眠，困倦不可名状。夜归与莼斋谈及云生叛背之由，……稍一动气，又至竞夕不能成寐。”参见《郭嵩焘日记》（三），页 278。刘锡鸿认为郭嵩焘两夜不能成寐的原因是七月初九日与刘游英国喀墩炮台时穿着洋衣，害怕刘参奏，以致两夜不能成眠。参见《驻美使馆档案》陈兰彬任，光绪四年三月十三日刘锡鸿来咨。而郭向陈兰彬的解释是：“（是日）寒风凛烈，忍冻一日。下午乘坐小火轮船看搭浮桥，正当北风行驶，提督斯多克斯见其寒噤，取所携褐氅，一披其身。刘公使见之大喜，据为罪状，逢人表述。始知其相处年余，蓄意媒孽，于所一言一动，在在傅会构陷。”同前，光绪四年十一月初六日郭嵩焘来咨，附粘单。转引自郭廷以编定：《郭
嵩焘先生年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 29 种，1971 年版，页 671。
108 据郭嵩焘在日记中记载：“刘云生相就辨领薪水请示一咨，厉色相向，至一诿过于姚彦嘉。吾谓彦嘉或随便言及之，容有误传。此次请示会衔与否，系奉吾命往询，岂能误传。要之此次会衔与否，原不足校，以非有交涉出使英国事件，则固无关系也，而一委过于人则不可。云生大怒，至叱我不应在此办事。不解其狂悖何以至此。即传黎莼斋、刘和伯、姚彦嘉三人一往质问之。”另据郭嵩焘写给驻美公使陈兰彬的咨文，经过如下：“刘公使归自爱尔兰，以咨询应领俸薪，经本大臣驳饬，盛气相陵，谓‘姚委员（彦嘉）所称奏折不用列名，实无其事。’本大臣答以‘所见谢恩各折，并未列副使衔名，咨文亦然。姚委员非经公示，岂敢擅造谣言？’刘公使大怒诟骂，拍案狂叫而去。”此后，郭因传参赞、翻译、随员等七人，语以：“出使以来，刘公使一意挑衅，自问并无开罪之处，但又怕语言行事，或有冒渎而不自知。欲亲自说明，又恐彼此负气，反致坏事，故烦请诸位，代为问明。”及参赞等往问，刘回答：“我生平不记人过，即有触犯，我亦忘却。唯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接着指列郭三大罪：“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一，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一，柏金宫殿（白金汉宫）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参见《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83；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 29 种，1971 年版，页 675。
109 这份奏稿是研究郭刘矛盾的重要资料。郭嵩焘在光绪三年八月初六日日记中记有：“拜发吁请销差奏折”，（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86。）此日所发销差奏折实际上就是《恳请准一年期满销差回华》，这份奏折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3 全宗，156 目录，7601卷，29 号，《恳请准一年期满销差回华》，光绪三年十月三日。）郭廷以先生编定的《郭嵩焘先生年谱》一书，以郭嵩焘致朱克敬书，谓“八月中已陈请销假”，而将请辞日期，定在八月，但未能考证其日期。同时又认为“是月先后自陈疏则并未有此请，是否曾于致总署函中言之，待考”。参见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 29 种，1971 年版，页 685。实际上，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
《恳请准一年期满销差回华》奏折，表明此奏折发出时间是光绪三年八月初六日（1877.9.12），朱批为“光绪三年十月初三日军机大臣奉旨郭嵩焘著听候谕旨遂行钦此”。
1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3 全宗，162 目录，7723 卷，155 号，《为特参出使德国之刘锡鸿任性妄为请撤回》，光绪三年十月初三日。《郭嵩焘日记》光绪三年八月初六日所记：“拜发吁请销差奏折，及言事一件。”“言事一件”指的就是此奏折，但并不仅仅指此奏，此奏还附有二片，《郭嵩焘先生年谱》谓“除参折外，尚有三片”有误。页 699。两片分别是《续陈刘锡鸿擅行刊刻关防事》和《以李凤苞接办德国公使务撤销刘锡鸿一切升阶仍回部当差》。
1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3 全宗，162 目录，7723 卷，156 号，《续陈刘锡鸿擅行刊刻关防事》，光绪三年十月初三日。
1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3 全宗，162 目录，7723 卷，154 号，《以李凤苞接办德国公使务撤销刘锡鸿一切升阶仍回部当差》，光绪三年十月初三日。
113 全文可见《郭嵩焘奏稿》，页 387－389；《清季外交史料》卷 12，页 26－29。《郭嵩焘先生年谱》认为此折“拜发当在八月下旬”（下册，页 686），依据是九月初五日郭嵩焘致好友朱克敬书谓“八月中已陈请销差，近复有自陈一疏”。（《中和月刊》第 1 卷，第 12 期，页 69，郭筠仙手札一。）有误，此折实发于九月初六日。因为郭给朱克敬的信是九月初五，而在第二天（九月初六日）郭的日记写有“拜发自陈奏折一件”。
（参见《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304。）因此郭嵩焘所说“近复有自陈一疏”实指第二天的“拜发自陈奏折一件”。奏稿指出自己“为一时诟毁所集”，约有三端：一、请将云南抚臣岑毓英交部议处；一、请六部堂官与洋人周旋不宜专报名帖一节；一、自上海启行沿途日记。
114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304－305，关于匿名书一事，郭曾在刘由爱尔兰游历回来之前考问过刘锡鸿的仆人盛奎，“知濒行得一匿名书，亦由其伪造，而不惜诅咒其子以取证”。参看《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85。郭为什么对刘捏造匿名书如此生气呢？可能其中有诟辱郭的内容。可是刘为什么要在濒行前捏造匿名书？又为什么要给郭看呢？似乎没有理由，当时郭刘关系并没有恶化到如此地步。而郭在出使前已是遭京城士人的一致责骂，有人写匿名书骂郭这种情况倒是可能的。
115 《随使英俄记》，页 497。《郭嵩焘先生年谱》认为：“是锡鸿在英之时，使署中阿附将顺者大有其人，竟至目无正使，参赞黎庶昌似亦不免。”参见《养知堂书屋文集》卷 13，页 31，致黎莼斋。引自郭廷以编定：
《郭嵩焘先生年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 29 种，1971 年版，页 702—703。
116 此文是研究郭刘的重要资料，在此不避庸长，列出全文：
再，出使各国大臣例有参赞以为二副，万不宜添设副使，以使两不相下，争权揽势，自相牴牾。即所用皆贤能而意见稍有参差，其才力所及必至两不能自达，或遇营私乖戾，动至误国贻羞，相为愤争则失体，专务含忍亦足以累事而病身。刘锡鸿已于本月初九日前赴德国，所有应行事宜臣前已为之筹度，并谕所分调之黎庶昌、张斯栒等，遇刘锡鸿矜妄之举，贪鄙之情，随时规谏阻止，以期顾全大局。
查刘锡鸿随臣一年，狂悖无礼为臣梦想所不到，推究其原由，直以开支经费操之正使，其势不能自恣，以致因忮生愤。又凡洋务，一有交涉，例为公论所不容。刘锡鸿藉为仕进阶梯，一意捃拾浮议蔽臣以恶名，巧为营取声名之计，积此二念，遂至狂逞。臣以顾全大体，一切置不与较，而于公事所关，亦不敢不随事陈明，期免贻累。
刘锡鸿所领俸薪分文不肯使用，而视公款略无顾惜。臣见其奉命改使德国，在伦敦开支经费多为总理
衙门奏定章程所未及，就所及见约有数端：
一游历费用，视居都城数倍。臣每偕刘锡鸿往观各机器局，乘坐汽轮车价均由臣发给，刘锡鸿概置不问，迨改派德国，仅一游百珥名登，开支经费将及五百两之多。于是参赞等皆援刘锡鸿开支经费为例，陈请添支游历经费，至屡费开导之力。
一应酬礼物。臣出京时，购置法蓝磁瓶、荷包、折扇、茶叶所费不赀，以西洋并无此种风气，惟于游历处接待有加隆者，间一致送。至于捐给学馆及各善举，值开会堂以后每月或至数次，其收养各国水手由各国国家岁捐二十磅以上，臣亦按照各国章程捐办，其余捐款皆臣一人以俸薪应给。刘锡鸿亦置不问。近因改派德国，广制器皿画镜银器玩物至一千数百余两，拟送德国官绅，均系藉端滥支经费。
一参赞翻译，头等二等应咨请总理衙门核定，以昭慎重。刘锡鸿出使德国事务较简，而先自定头等翻译，与臣奏调之洋翻译马格里同一不通汉文，而一充头等，一列三等，相形见绌，徒滋怨望。
一添设文报局，示外人以歧异。上海为出洋总汇，前经奏派游击黄惠和就招商局专司接递文报，并无贻误。刘锡鸿另立一局，属之海关税务司，无论大小事件，徇私专擅，不顾大体，自得改派德国之信，甫及四月，以寻常私事发递电报至七八次。
种种浪用滥支虚糜经费实为可惜。臣查办理洋务，一切局面迥异，原不能计较经费，总理衙门章程一一依照办理，已多浩费之处。统计西洋情形，英国繁费最甚，房租食用甲于他国，尤多捐费酬应一款，臣核实开支，力求撙节而自顾无能裨益国家。万一岁支款项甚钜，日夜疚心。刘锡鸿在伦敦支销德国经费，任性妄为，漫无限制，应恳天恩饬下总理衙门核议，是否准听各项开支，自应通饬遵行。庶使章程一归核实，不至相率效尤，实于出使各国大局稍有关系。臣以衰疾无能，力求销差，而见闻所及，不敢缄默，区区愚忱为明定通行章程起见，伏祈圣鉴。谨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3 全宗，162目录，7723 卷，157 号，《为出使各国大臣万不宜添设副使并参出使德国大臣刘锡鸿滥支经费》，光绪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此片没有注明上折片日期，但在片中提到“刘锡鸿已于本月（十月）初九日前赴德国”，可见此折应在光绪三年十月间上奏。《郭嵩焘先生年谱》误认为是八月初六日上奏参折中之附片之一，并推测此奏约发于十一月初旬，误。参见《郭嵩焘先生年谱》下册，页 698，739。郭早在担任广东巡抚时，因先后与两广总督毛鸿宾、瑞麟发生矛盾，抱怨过督巡同城制度。对于这参奏，《郭嵩焘先生年谱》认为：“近似琐屑，盖先生性较褊愎，与锡鸿积怨已深，故不惜一一臚举。”参见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 29 种，1971 年版，页 751。
117 据刘锡鸿所说，此事是指“上年（1877）十一月十九日李凤苞巡查学生至德，在臣寓中居住三十日，忽接其翻译官县丞罗丰禄由伦敦来信，称言奉驻英使臣郭嵩焘面谕奏保李凤苞持节德国，已奉谕允，请速回伦敦等语。李凤苞以信与臣参赞官黎庶昌阅看，次日启程回英。黎庶昌以谕旨攸关，必无虚捏，遂向臣告知，臣令其寄书伦敦，查询确否。十二月十五日，接到郭嵩焘随员李荆门来信，诏李凤苞接代使德之任系十月初十日廷议”。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3 全宗，156 目录，7600 卷，61 号，
《刘锡鸿折特参郭嵩焘》，光绪四年四月初五日。
118 十大罪状全文可参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3 全宗，156 目录，7600 卷，61 号，
《刘锡鸿折特参郭嵩焘》，光绪四年四月初五日。这份奏折是刘在二月初四日寄出的，参见《郭嵩焘日记》
（三），页 505，原奏没有注明递发日期。此奏折最先见于熊月之先生《论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纷争》一文，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 年，第 6 期，但并不是全文，只列有十大罪，关于控告郭嵩焘捏造谕旨等事并未列出。
119 郭嵩焘在出使前曾言：“此行太无意绪，凡诸称饯者皆谨辞之。”到英国后，又谓：“此来抑郁百端，竟不乐出门，实亦病不能支也；”“吾此行运气太坏，痗心作恶，事事皆然；”“蹇运所值，到处荆榛，真无如何！”参见《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61、103、156、166。
120 王文韶虽没有参劾过郭嵩焘，但参劾过郭的密友张自牧。郭在光绪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记：“又咨行王夔石参张力臣一折中多相侵语。夔石居心倾险，属意志城，思一倾之，亦于此折露其端倪。……王夔石、左季高，并吾大运中之一劫星也。”参见《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156。
121 关于郭刘矛盾的记载，同行出使的黎庶昌和张德彝都没有记载，主要是来源于郭这一方面，而刘这方面的资料很少，主要有《刘锡鸿折特参郭嵩焘》以及本篇奏稿，而本篇奏稿更为详细，所以对于研究郭刘矛盾更显珍贵。全文如下：
本大臣到英伦以后，未赴德国以前，一切公私杂用，均系取给于俸薪，并未动支经费银分毫。惟曾发电报回国五次：一系上年六月时飞令接递文报委员黄惠和查明美江轮船有无沉失使德信件，赶速补领；一系七月时飞令黄惠和毋庸兼办使德邮务；一系飞查国书何时可到，以便遣人赴德先赁寓房；一系接据赫总税务司电报，国书已于五月起程，何以久不见到，请上海税司查明，有无失落。此四次皆由税司金登干代办，代给报费，于本大臣束装赴德之际，方行开单领回银两。惟九月时飞报贵总理衙门共二十字，系由员外郎德明办理。盖缘巴使订期十月会集各国，议办厘金，以书信传知恐迟慢不及也。
游历一节，本大臣曾于六月十六日由火车八百里池（驰）赴毕喀索考求炮式炮价，往返三日；又于七月十五日取道北明根（Birmingham），驰赴阿尔兰（爱尔兰）、苏葛兰两岛纵揽形势，采访风俗，到二十八日方回伦敦，随行者为文案随员刘孚翊、翻译官博郎、英官禧在明及跟丁等五人，往返十四日，火车火船店租饭食合共费银五百余两，皆出诸本大臣之薪俸。英国外部以禧在明护送前往，盘费应由彼国发给。本大臣当令其领出银两退回，况肯耗及我国之公项。
郭大臣原奏所谓百珥名登，即北明根，本大臣于此仅停留半日，随即赴各处而去，有寄回之日记可凭。
郭大臣曰仅一游百珥名登，开支经费将及五百两，恐本大臣即不欲置辩，随行之洋人亦未必甘受也。将赴德时，就近购买中国器物，以备应酬，此系以已赀财，供已之用，而即以求济已应办之职事，与经费全然无干。倘其开支经费，则是国家赏赐人之物，非使臣投赠人之物矣。乃郭大臣原奏与游历皆以开支经费为言，未审所谓开支者，驻英经费乎，抑驻德经费乎？如以为驻英经费，则本大臣自改派使德之后，驻英副使俸薪及随使员弁俸薪，已多方求索，而几不可得，岂复肯支此项杂用？如此为驻德经费，则既未报销，亦并无出入公项簿记可为郭大臣所见，何缘而知为开支经费？岂徒凭私意億逆及听信劣员姚岳望谗谄面谀，逢迎喜怒之言，遂可据以劾人，据以案凟，天听乎？
出外游历，每人每日约须盘费银十余两，随员薪俸除安家而外，包车雇仆衣食应用所余无几，兹令其费百数十金以伴行，实非其力所及，本大臣既挈以同往，自须代出此费。
郭大臣同日亦带同参赞、翻译、随员数人往游苏葛兰岛，各员以盘费须自备，甚觉为难，不无私议。姚岳望自惜已财，特爰为郭大臣言之，或不便请其代垫，而以开支经费为言；或不便称是已意，而以参赞之言为言；又或不便求其创行而假託本大臣办法为言，此最情伪所易明。乃郭大臣原奏谓参赞等援本大臣以为例，请添支游历经费。试思彼此方将起程，本大臣即有开支，并非经办已就之事，曾何例之可援哉？厥后郭大臣行至司叨卜（Stafford）地方，以其七月初九日在喀墩炮台穿着洋服，虑本大臣途中发折
参奏，两夜不能成寐，遽托病而返，擅传本大臣跟丁闭户研讯，并于本大臣归伦敦时，遣所有随使各员同谐我室，语以伊将告病。尔时即必有先发制人之奏疏，乃不遽提及游历经费，直至此疏然后言之，盖意图蒙混其时日，若开支之已有明文也。
寻常私事未尝经发电报，惟四月时本大臣因出洋已逾半年，并未接有家书，少妇（）子悬寄都中，颇深愁虑。英官禧在明来言，外部闻此甚为不安，拟发电信到北京，令其汉文正使梅辉立遣人到宅，代为探听，报费由英国支给等语。本大臣再三辞谢，伊固请不已。五月初旬遂取回信至伦敦，叩其费用几何，禧在明言由俄国发去，仅须金钱两枚，因自解囊予之，强而后受。此时尚未钦奉使德之命也。
乃郭大臣原奏谓自得改派德国之后，以私事发递电报至七八次，浪用虚糜，漫无限制，未审其见之何处，闻之何人，竟至妄语如此。伦敦电报馆何日何人曾经发报，所言何事，虽数年之久，犹有簿记可查，此事非可诬捏也。
奉旨改派使德之后，郭大臣言及“驻扎俸薪，集有余赀，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本大臣答以“生平与钱无缘，在已既不知营生，戚族又无可倚托，身有重金，徒足为累，当思所以用之”。郭大臣曰：“若此则可借以办一件公事。”答曰：“私意正如此。”是时税务司金登干办理太古趸船一案，本大臣曾嘱博郎，语以应用巨款，不能开支公项者，可告知本大臣，以俸薪之余给之。方讶郭大臣何以知此，及其原奏之意，反谓以公费供私用，竟反乎其人所为，以污蔑之，殊属指白为黑。
接递使德文报，初时已函令黄惠和兼理，因美江轮船沉失信件，经郭大臣（）本大臣速发电报往查，约一月有余，始据该委员传来电信，询问有无收到此次信件，是其于邮务毫不经心可见。且外洋信资，经各国会同商立定章，以信件轻重，定其价之低昂，虽或重四钱加一等，或重五钱加一等，各国微有不同，然大概而论，包封重一两以内者，费银总不踰二钱；重二两以内者，费银总不踰五钱；积而至十两之重亦不过费银约二两而已，积而至一斤之重亦不过费银约三两而已。至于中外新闻纸及申报等类不须缄封者，每七日汇寄一次，周年统算，每分仅费洋约十元上下，上海有局可以包寄。而黄惠和接递驻英文报，每月报销，辄至银百余两之多，其所开每次寄费清单，又多与信局收银原单不符，郭大臣曾经驳饬。是以本大臣知其难胜此任，改令江海关税务司经理。所以付之税务司者，原因京师西洋各有其人驻扎，呼吸一气灵通，且皆食厚禄，毋庸另给薪水，不至有浮冒寄费之虞，较之委派黄惠和可省虚糜十之七八。乃郭大臣原奏指为“另立一局，属之税务司”。试思是否立局，一询查江海关道即便可知，何得于君上之前直为欺谩。
现在贵总理衙门既经奏明统归招商局经理，无论派委何人，本大臣（）无成见，自当一律照行。惟洋务攸关，数万里外缓急从违所系于文报者，綦重赏罚最宜分明，如果经手之员或有玩误侵欺，本大臣定必从严究参，决不稍有瞻顾。
总之，郭大臣此奏名为请议开支经费，实则借径以肆其诬蔑排挤。言经费则第凭空立论可耳，何必砌造本大臣多款，极词丑诋。倘本大臣亦如其哓哓妄凟目訢于朝廷，恐皇上万岁将不胜其欺扰，第汙蔑太甚，置之不辩，诚虑不知者为所炫惑，有玷生平，不得不一缕晰言之。参见《驻德使馆档案钞》，台湾学生书局 1966 年版，页 139－154。
122 博郎，英国人，1864 年进中国海关任供事，1872 年在广州任代理副税务司；1875 年升台南税务司。当郭嵩焘使团到英国时，博郎正在英国度假。刘锡鸿出任驻德公使后，赫德指示金登干把博郎推荐给刘锡鸿作翻译。郭嵩焘曾担心对刘锡鸿的控诉当中提到博郎会引起赫德的不高兴，故对金登干做过解释。他对博郎一向敬重，提及他，只不过是要举例说明，刘任命任何一个人为首席翻译的举措，都是违反总理衙门的指示的。参见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9）》，第 2 卷，页 69。
123 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 29 种，1971 年版，页 750。
124 《清德宗实录》卷 59，页 7。从总署的这项安排看，当时总署确有打算撤换刘锡鸿之意，这也许就是当时驻英使馆有李凤苞替代刘锡鸿传闻的原因。参见《郭嵩焘先生年谱》下册，页 714。李凤苞是李鸿章推荐的对出洋留洋学生监督的人，光绪二年十二月二日，李鸿章和沈葆桢联奏：“（李凤苞）学识宏通，志虑远大，于西洋舆图算术及各国兴衰源流均能默讨潜搜，中外交涉要务，尤为练达，实属不可多得之才，以之派充华监督，必能胜任。”（参见《清德宗实录》卷 59，页 7；《光绪朝东华录》（一），总页 335；《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三），页 345。）上谕命李鸿章评议，李鸿章能说李凤苞不胜任吗？果然，三天后“直隶
总督李鸿章奏，遵查李凤苞堪胜出使之任”。（参见《清德宗实录》卷 59，页 9。另见《清同光间外交史料拾遗》卷 4，外交行政管理（派遣使臣），“保奏李凤苞以海关道出使德国大臣片”，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二日，页 10－11。）李凤苞（1834－1887），江苏崇明（今属上海）人。精通历算测绘，曾参与筹办江南制造局，吴淞炮台工程局。经李鸿章推荐，1876－1877 年任清政府首批赴英法留学的海军学生监督。1878 年，以候补道赏二品顶戴代替刘锡鸿任驻德公使。1884 年署驻法公使。中法战争爆发，奉调回国，任北洋营务处总办，兼管水师学堂。后因在德国购舰受贿（六十万两）事发，被革职。（参见《中国海关密档》（一），页 541。）其实，早在光绪八年十二月，就有人“（李凤苞）出使以来，不遵定制，私带武弁，并有挟妓出游，恣情佻达情事。”但这次又是命李鸿章“据实具奏”，结果“查无其事”。参见《清德宗实录》卷 157，页 2。
125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7，页 35。
126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7，页 35－36。
127 《清德宗实录》卷 60，页 25－26。
128 张佩纶：《涧于集》奏议，卷 1，页 28，《请撤回驻英使臣郭嵩焘片》，收入沈云龙辑：《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
12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3 全宗，156 目录，7600 卷，62 号，《奏请饬令出使外洋大臣不得携带眷属》，光绪三年十一月三日。张佩纶是当时清流党“四谏”（张佩纶、黄体芳、宝廷、何金寿）和“十朋”（张之洞、张佩纶、宝廷、陈宝琛、黄体芳、张观准、吴大澂、刘思瀚、吴可读、邓承修）中的主要人物，与李鸿藻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人记载：“二张（指张之洞、张佩纶）一李（李鸿藻），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另一记载说：“李鸿藻好收时誉，诸名士皆因之而起。光绪初年，台谏词垣弹章迭上，号为清流，实皆鸿藻主之。”参见胡思敬：《国闻备乘》卷 2。李鸿藻的后人李曾宗说：“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多以公（指李鸿藻）马首是瞻，彼等所上奏折，亦先得公之意。”参见丁名楠：《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清朝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斗争概述》，《近代史研究》1982 年 1 期，页 162。
130 《驻德使馆档案钞》，台湾学生书局 1966 年版，页 163；《清德宗实录》卷 71，页 16。
131 《清德宗实录》卷 73，页 9。
132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498；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 29 种，1971 年版，页 755－756。
133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505，515；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 29 种，1971 年版，页 755。
134 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 29 种，1971 年版，页 755。
135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607。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郭对总署信件注有： “以将销差，不复列号。”
136 《驻德使馆档案钞》，台湾学生书局 1966 年版，页 59－60。
137 《清德宗实录》卷 76，页 16。
138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622。
139 郭嵩焘在收到总署电报后写道：“得稍应陈小舫之课，苟延性命以归，实所深幸。”参见《郭嵩焘日记》
（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621。所谓“陈小舫之课”， 参见《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13。
140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694。
141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版，页 162。
142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7，页 29，“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十月初四日。
143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8，页 6。“复郭筠仙星使”，光绪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144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156、482、855、891。
145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18、21、22。
146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66。
147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581。
148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634。
149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874。
150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694、696。
151 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0 年版。
152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7，页 15。
153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8，页 6，“复郭筠仙星使”，光绪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154 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 29 种，1971 年版，页 689。
155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 18，“复李少荃”，页 17。
156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7，页 5，“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157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7，页 15，“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六月初一日。
158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7，页 18，“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七月十八日。
159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7，页 28－29，“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十月初四日。
160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7，页 35－36。
161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 8，页 7，“论郭刘二使违言”，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162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 8，页 8，“致沈中堂”，光绪四年六月初五日。
163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 8，页 10，“论李凤苞辞参赞”，光绪四年六月十九日。
164 《李文忠公文集》，朋僚函稿，卷 18，页 17，“复周筱棠京卿”，光绪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165 参见《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843。郭厌恶当时总署大臣沈桂芬、景廉、王文韶等人，故坚辞不去。
166 参见《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五），光绪五年，页 228；另见《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页 918。
167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五），页 271－272；另见《清德宗实录》卷 99，页 12。
168 全文可见《刘光禄遗稿》卷 1，页 19－70。
169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五），页 348－349；另见《清德宗实录》卷 102，页 2－3。
170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六），光绪六年，页 16。
171 《清同光间外交史料拾遗》卷 4，外交行政管理（派遣使臣），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等任满请简员接办折，页 18。
172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六），光绪六年，页 285。
173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六），光绪六年，页 334。
174 《刘光禄遗稿》卷 2，页 109。
175 《复李伯相书》，《刘光禄遗稿》，《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页 274－275。
176 有李鸿章的支持，李凤苞不但不想出任，更想取代刘锡鸿任驻德公使。至于薛福成是不愿出任参赞一职，还是要守制，无从考证，但刘所调两人都不去，无疑与李鸿章有关。
177 《英轺私记》，“总论英国政俗”，岳麓书社 1986 年版，页 111。
178 《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页 263。郭嵩焘对李鸿章给刘锡鸿的复信颇有怨言，光绪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记：“合淝相国此数月内无一书见寄，而惟饬递书信，其复刘云生信又别由马格里转递，真不晓所谓。”
179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 8，“论郭刘二使违言”，页 6。
180 《清史列传》卷 59，刘铭传传。
181 全文可见《李文忠公全集》，奏议，卷 39，“妥议铁路事宜折”，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182 《刘光禄遗稿》卷 1，《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页 71－108；见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103，页 6－9；《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七，（光绪七年），页 16；《郭嵩焘日记》（四），页 168。
183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七），（光绪七年），页 24。
184 参见董蔡时：《略论左宗棠、李鸿章关系》、《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 年第 2 期，页 96－103。
185 《清德宗实录》卷 127，页 13－14；《郭嵩焘日记》（四），页 152－153。
186 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谥文忠。番禺人。1880 年中进士。中法战争时，因疏劾北洋大臣李鸿章，降级调用。
187 《广东文征作者考》，下册，页 117，此书是 1958年8 月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参考研究部在吴道镕篡《广东文征作者考》的基础上改编。李鸿章的话与光绪四年五月他给总署信中所言“云生于敝处向无深交，笺问甚希”有别。参见《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 8，“论郭刘二使违言”，页 6。
188 参见《郭嵩焘日记》（四），页 153。文中多是谩骂之词，可见郭嵩焘对刘锡鸿痛恨之极。
189 《番禺县续志》卷 22，人物志五，“刘锡鸿”； 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卷 17，《刘锡鸿传》，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73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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