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力
民氣
識人不清
用人不明
閱世無眼無言
平叛
禦夷
師夷
制夷
柔夷
順夷
撫夷
抗夷
媚夷
应战
避战
求战
谈判
和平条约
历史的诉说
历史不能重演。历史学家并不因此而停止假设、推论等工作。历史学的许多意义就在其中。
我在研究鸦片战争史时，很快便得出结论：清朝迎战必败，应当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其相对有利的和约。这当然是一种假设。可是，这么一来，我就遇到来自内心的两项驳难：
一、按照这一判断，清朝就不应当抵抗，英国军舰一开到中国海马上就投降？
二、按照这一判断，在战场上英勇抵抗的清军将士的血都是白流的？
放弃武力抵抗，尽早与英方缔约，只是“事后诸葛亮”的一种策略选择，在当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避战苟安邀圣恩
避免交战，减少损失
爱国卖国
自信的“天朝”
锁国
开国
道光
琦善
林則徐
伊里布
楊芳
奕山
颜伯焘
奕經
刘韵珂
牛鑑
耆英：避免衅端，尽力维护“天朝”体制，保持民“夷”相安。
不辨“夷”夏？
耆英在鸦片战争中得到的教训是，军事上无法对敌，应竭力避免战争，这无疑是正确的。可他的这种苟安政策，又何以救大清，救中国？
黄恩彤
英国人是绝对打不过的，只能“抚”，“无事则抚以恩，有事则折以信”。【45】他对广州民众抗英活动极反感，力主镇压，民众的揭贴也对他毫不客气：
破了黄烟筒，自后不劳兵……
治鬼无方法，剥民有才情。
除了自杀的裕谦，以上12人均是鸦片战争中负有重大责任的顶级人物。他们对战败体会最深，理应有猛烈的反省，有复仇的欲望。可从这12人战后的经历来看，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颜伯焘、牛鉴几乎是没有反应，剩下的5人又可分3类：一是耆英、黄恩彤的“柔夷”；二是刘韵珂的阴制；三是林则徐的对抗（假定福州反入城事件能代表其全部思想），道光帝则在三者间游移。作出反应的人，大多在通商口岸。我不知道耆、黄、刘等人若放缺云贵川或陕甘新，会否像琦善等人一样麻木？
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偏离这一轨道就不可能真正的“制夷”，反有可能偾事。林则徐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他的错误，尽管他那对抗的姿态是可以表扬的。
“天朝”在战争中惨败，但由此引起的震荡，还不如东京湾中出现的那4艘“黑船”。今天的人们对两国的差异已作了种种叙述和分析。而最直接的是，清朝在战后没有振作、没有革新，使清军将士的鲜血白流了。也因为如此，我在上面对负有责任的12名政治家一一进行清算。
魏源。他本是一个学者，战前著有《默觚》、《老子本义》、《书古微》等学识深厚的著作。
与《海国图志》齐名的是《瀛环志略》。作者徐继畬是一名学厚识精的官员
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梁是一位著述宏富的广东名儒，曾入祁alt、徐广缙幕
魏源、徐继畬、梁廷枏的思想未能达到历史所要求的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思想资料。“天朝”中有着难以计数的书籍，独缺“夷”人“夷”事之作。美国的赠书为耆英谢绝，法国的留学又被黄恩彤婉拒。魏源等人苦无材料，到处托人求人。他们并不知道，就在北京，有着他们急需的大批图书。
设或这批图书被译为中文刊行，设或魏源、徐继畬、梁廷枏能读到这批图书，其思想是否会有质的嬗变？
相比起魏、徐、梁，
洪仁玕的机会要优越得多。他在香港多年，曾充布道师。1859年，他来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作《资政新篇》呈天王洪秀全，建策达28条之多，实为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政经改革方案。读之令人鼓舞。可他做个军师、干王，总理朝纲后又怎么样呢？在《军次实录》、《英杰归真》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洪仁玕。在这一变化中，难道完全是洪仁玕的个人选择？其中又有多少历史背景的限定？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4年，1856年，战火又起。英法联军次第攻占广州、大沽，进入天津、北京。清朝又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11个不平等条约。与前次战争相比，清朝没有丝毫的进步，完全是重复错误。战后，新兴起的地方军政集团——湘、淮系首领做了一些“师夷”的工夫，导致后来的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可是，一查来历，其原动力不是来自战败的刺激，其最初目标也非为“制夷”，而是为了对付那些造反的“长毛”。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52年，1894年，经明治维新而疾速发展的日本，打到其先前祖师爷的门前。他们废除了与李鸿章在天津签订的别开生面的前约，让李鸿章至马关另订新约，仿效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要求割地赔款，并在一切方面享有与西方列强同等的权利。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86年，1928年，中英两国政府又在南京签订条约，取消协定关税。这一份新的南京条约开始了转折。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01年，1943年，中英两国政府在重庆签订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军舰自由进入通商口岸、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权利。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42年，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联合声明，香港将于1997年降下米字旗，回归中国。
林則徐作为一名一品大员，已有充分的权力和能力，他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做？
蒋廷黻先生认为林则徐是知道了不说，知道了不做，【12】对此提出了道德上的指控。实际上还有一种可能，即林则徐的思想被今人夸张了。
古镜朦胧减旧清，一朝磨洗倍晶莹。
云开夜月秋毫见，雨过菱花色相明。
阅世兴亡疑有眼，辨人好丑总无声。
玉台妆罢时时拂，莫使浮尘又暗生。
历史学家蒋廷黻曾经写道：
“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作的狂歌，对此有着形象的概括：
“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
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
战舰在此化作浓茶，引起神经中枢的高度兴奋，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觉的奋斗，引起日本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明治维新。
我在第三章中提到，对于列强的入侵，武力抵抗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另作选择也是明智的。前者是道德层面的，后者是政治层面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可以选择对其民族更为有利的策略。对此不能简单地以“爱国”或“卖国”的道德观念概括之。
日本的事例已经证明：避免交战，减少损失，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即使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也不见得必然一味沉沦。失败的民族仍有机会再度辉煌，关键在于战后的奋发。
可是，清朝与德川幕府不同。
它是一个自信的“天朝”，尽管事实上已百病缠身。它不相信自己竟然不敌区区岛“夷”，因而在当时不可能不以武力相拒。有许多材料证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败北，对德川幕府的不抵抗决策大有关联。而清朝除了亲自尝受滋味外，并无前车可鉴。琦善也罢、伊里布也罢，其和平计划不可能被英方接受，其避战策略更不能为“天朝”容忍。战争不可避免。清军将士注定要在战场上流血。
由此而论，我的假设，即放弃武力抵抗，尽早与英方缔约，只是“事后诸葛亮”的一种策略选择，在当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它的意义仅仅在于，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提供道德批判以外的价值标准。
问题由此而转入下一层面，清军将士在战场上付出的鲜血，怎样才不会白流。
以鲜血而赢得胜利，自是其价值的充分体现。以鲜血而换来失败，也可能不是无谓的，即所谓“血的教训”。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就在于此。
可是，清朝呢？它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
让我们按照本书人物的出场先后，依次看看这些本应作深刻反省的重要角色在战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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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道光帝脾气的人都知道，他在战争期间积郁的怒气，战后必有一次大的宣泄。果然，他收到耆英奏折，得知英军已退出长江，便首先向两江总督牛鉴开刀，下令革职拿京，罪名是对长江防御未尽早部署。
尽管从军事史的角度来看，牛鉴无罪，但从当时官场的游戏规则来说，牛鉴必有此惩。开战以来，广东已办了两人（林则徐、琦善)，福建亦两人（邓廷桢、颜伯焘)，浙江三人（乌尔恭额、伊里布、余步云），江苏还不应当奉献出一只羔羊？
伊里布此时由四品卿乍浦副都统一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10月21日奉旨后，由浙、赣南下，于1843年1月19日到达广州。他是鸦片战争中获罪官员开复重用的第一人。
可是，在此期间，接连发生了三件事：
一是璞鼎查得知耆英改放两江，恐广东谈判不能如其心愿，便提出异议，经一番解释后，方认可了伊里布的谈判资格。
二是台湾奉旨杀英俘事件,闹得几至决裂，结果清方派大员调查，将台湾军政官员逮问解京，才算平息。
三是1842年12月7日广州民“夷”纠纷，民众火烧英国商馆，最后以赔银子了事。
在这些交涉中，璞鼎查步步紧逼，言辞激烈，为了安抚这些桀骛不驯的“逆夷”，不致再启衅端，沿海各省疆吏乃至道光帝左遮右挡，防不胜防。在这些事件的阴影下，清朝上下似乎E经忘记了广东谈判本是为了挽回某些“权益”（尽管尚不知真正的权益之所在），而是不明不白地转向追求民“夷”相安的局面。
民“夷”相安，即中外在各通商口岸相安共处，这确实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如何让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截然不同的人们相安共处，又是清朝官员难以琢磨之事。由于不懂国际惯例，在许多事务上他们似乎听任英方的摆布。尽管谈判涉及的范围极其宽泛，但从清方主要谈判代表黄恩彤的回忆录来看，只有两件事引起其重视而留下记载：一是废除行商，这在南京条约中已有规定，然行商的取消，意味着作为广东官员大宗收入陋规的顿减，由此引起的震荡不亚于今日机关发不出工资。二是关税税率，清方自以为计的对策是大宗货物加增，冷僻货物议减，以保证国家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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