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心口不一到兩國論— 李登輝總統任內關於兩岸論述的演變

 從心口不一到兩國論—   李登輝總統任內關於兩岸論述的演變

李福鐘*

摘 要

李登輝在1988年1月繼任總統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有關臺海兩岸問題的公開說法是「中國必將統一」、「臺獨不可行」、「我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直到1993年之後，李登輝開始公開主張「中國分裂是事實」，此一論述的轉變，最直接依據來自於1992年8月1日由「國家統一委員會」所通過的

「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文本。依據這一文本，1949年後「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然而李登輝在此後多次公開講話中，逐漸以「兩個國家」概念置換「兩個政治實體」，並以南、北韓及東、西德的分裂狀態形容臺海兩岸關係。可以說，1990年代上半葉因為臺北與北京之間多次的準官方會談—包括1993年4月的辜汪新加坡會談，李登輝被迫不能再簡單強調「一個中國」，以免在兩岸會談中淪喪國家主權，因此改而採用「分裂國家」論述，逐步向「一中一臺」模式靠攏，這也是1999年7月藉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訪問提出兩岸關係是「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緣由。

關鍵詞：李登輝、心口不一、分裂國家、臺獨、務實外交

壹、前言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總統接受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電臺訪問，提出自從1991年中華民國啟動修憲之後，已經將臺海兩岸關係定位為「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以下簡稱「兩國論」）；而且既然兩岸之間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沒有再宣布臺灣獨立的必要。1

六個月後，中華民國舉行第二次總統直接民選，執政超過70年的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再次淪為在野黨。2 2001年9月21日國民黨考紀

會決議，撤銷李登輝黨籍。3 而稍早在李登輝主導下，臺灣團結聯盟於2001年8月創黨。此後李登輝關於兩岸關係、中國問題、臺灣主權的論述，愈來愈朝向建立臺灣國方向發展。2003年3月15日李登輝參加由全球臺獨團體所召開「世界臺灣人大會」第三次年會，公開表示對大會所擇定主題「認同臺灣國、制定新憲法」表示支持。李登輝致詞時表示，中華民國必須正名，否則走不出去；他自己總統任內六次修憲，「修到衣服都不能穿了，將來應該重新制定一部新憲法」；同時還應該讓國際社會知道，「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4

同一天下午，李登輝出席臺灣省李氏宗親會第四、五屆理事長與理監事交接典禮，致詞中他更表示：「當十二年總統最感惋惜的是沒有自稱『我是臺灣人』」。5

事實上，李登輝在十二年總統任內，其實說過不只一次「我是臺灣人」，只不過總會補上「也是中國人」或「臺灣的前途在大陸」之類的說法。例如1988 年3 月21 日接見日本眾議員椎名素夫及中國問題專家桑原壽二，李登輝表示：「本人曾多次表示，本人雖然在臺灣出生，但我也是中國人，所以我們的目標絕不以建設臺灣為滿足，而是要放眼中國大陸，對於若干人有關臺獨的論點與主張，本人堅決反對。」6 同年6月7日，接見來臺參加大陸問題研討會美國學者時，李登輝表示：「登輝雖然是臺灣人，但絕不認為臺灣應特殊化。因為臺灣無論在歷史、文化及客觀條件上，都沒有獨立的理由與可能，臺灣的前途在大陸，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登輝日夜思考的，都是國家安全與如何統一大陸的問題。」7

也就是說，從1988年到2003年，十五年間李登輝有關臺灣主權及國家定位的表述，是落差極大的，從接任總統之初幾乎完全繼承蔣介石以來傳統國民黨有關中華民國主權的論述方式，8 到卸任總統之後參加臺獨團體活動，力倡正名制憲。究竟，李登輝的立場變化是一夕翻轉？還是隨時勢而逐步改變？

本文主旨， 即在於辨識李登輝總統任內有關國家定位的轉移軌跡；尤其，係隨著臺灣與中國之間關係的演變，表現為一種階段性的戰術手段及策略選擇。

貳、1988年至1992年：心口不一

筆者先前研究， 曾試圖證明蔣經國在其第二任總統任內（ 1 9 8 4 - 1988），並未真正安排李登輝作為權力接班人，而毋寧當作一項過渡性的人事布局，其角色扮演一如1975-1978年間的嚴家淦，只要國民黨內部權力接班態勢明朗、人選底定，則1988年7月預定舉行的國民黨十三全大會之後，李登輝八成不會再作為該黨副總統候選人參加1990年大選。蔣經國的這一接班安排，首先為1984年孫運璿中風所打亂，之後則因蔣經國猝逝導致破局。9

雖說1988年李登輝接任總統事出偶然，然而後續國民黨內延燒經年之宮廷內鬥，以及最終由李登輝所領軍之主流派勝出，則無法以偶然二字輕鬆帶過。其過程中當事人之動心忍性及縱橫捭闔，充滿著複雜算計及高強度張力，不時可見臺灣政治與社會變遷的結構性因素及發展趨勢。而身處其中的李登輝，除非心甘情願拱手讓出權力，否則勢必需要放手一搏，與各路反撲勢力周旋。這一處境之險惡，當事人李登輝最了然於心。根據他卸任總統之後的口述，在1988年1月13日夜間宣誓繼任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之後，遲至9時許才驅車返家，沿路上「逐漸平復情緒」、「望著窗外茫然的夜色思忖，

『先把一切穩定下來再說』」。而為了求穩定，「手中無一兵一卒的李登輝必須完全服膺『蔣規李隨』」。10

所謂「蔣規李隨」， 同樣反映在李登輝總統任期前五年有關中國問題及國家定位的公開講話上。前文已提過，李登輝在接任總統之初，幾乎完全繼承蔣介石以降傳統國民黨對於國家主權的論述方式，譬如1988年2月22日舉行繼任總統後首次公開記者會，李登輝在回答提問時指出：「如果是中共

『四個堅持』沒有放棄的話，我認為將來與大陸統一的問題是絕對有困難的。我們中華民國現在所主張的三民主義之下的自由民主的社會，本人認為最適合中國人的生活。」11 這種表述模式，是標準蔣經國時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公式化說法。

再譬如1988 年4 月11 日接見美國1960 年普立茲小說獎得主亞倫．朱瑞

（Allen S. Drury），李登輝特別為蔣經國所制定的「三不」12 政策進行辯護：「中華民國的『三不』政策，乃是基於多年來對共黨統戰的了解及經驗而逐漸形成的。三十餘年來復興基地的進步與繁榮，實有賴我們絕不接觸、不談判與不妥協立場。」13

然而事實上，半個多月後（4月28日）亞洲開發銀行（ADB，以下簡稱

「亞銀」）第二十一屆年會在馬尼拉召開，中央銀行總裁張繼正代表我國參加，此舉不僅作為李登輝此後十餘年「務實外交」路線的發軔，14 同時也等於打破了蔣經國「三不」的藩籬。因為亞銀稍早更改我國會籍為「中國臺北（Taipei, China）」，中華民國代表出席年會勢必與中國代表同臺，所謂

「不妥協」、「不接觸」已形同具文。再加上隔（1989）年5月亞銀年會在北京舉行，李登輝指派財政部長郭婉容出席，這是1949年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官員第一次「登陸」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三不」政策至此壽終正寢。

如果將一系列事件交叉比對，則會發現當李登輝在諸多公開場合口口聲聲為「三不」辯護時，實際政策上他已經準備跳脫舊有框架，朝向與中共政權既「接觸」又「談判」的方向前進。1989年5月4日亞銀年會在北京召開，當會場演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時，郭婉容雙手抱胸起立致意；而李登輝四天後（5月8日）接受日本《讀賣新聞》書面訪問，仍堅持郭婉容率團訪問北京「不牴觸三不政策」。他的說法是：「此次財政部郭婉容部長以亞銀理事的身分率團參加在北平舉行的亞銀年會，唯一目的是在維護及履行我國為亞銀創始會員國的權利及義務，並非和中共政權接觸。」15

李登輝一方面口頭上宣稱政府仍堅持「三不」政策，另方面則又屢屢突破蔣經國時代外交及中國政策的窠臼，這種表裡不一的矛盾，只能以李登輝口中所說的「穩定為先」、「蔣規李隨」來解釋。國民黨權力集團內部抵制改變的勢力依舊十分強大，1988年10月17日李登輝發布命令讓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請辭照准」，接著副秘書長張祖詒也跟著下臺，就因為沈昌煥反對李登輝訪問新加坡。16 訪問新加坡是李登輝務實外交的重要起手式，而「蔣規李隨」則是一種平息黨內雜音的手段。李登輝總是三不五時發表一些堅持

「三不」政策的講話，但另一方面則試圖尋找既有中國政策的破口。1988年 4、5月間北京透過南懷瑾將私下溝通的邀約送達李登輝，李密而不宣，迨兩年後時機成熟，李登輝即邀請南懷瑾來臺面晤。17

在李登輝擔任總統的前幾年，類似心口不一的情況，屢見不鮮。筆者曾以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sm）形容之，18 但也許李登輝不認為自己玩弄權術，而是務實主義。自從1989年3月訪問新加坡之後，李登輝開始順著媒體說法稱自己的外交路線是「務實外交」，而務實二字，也經常被李登輝拿來形容自己的處世哲學並藉機訓勉下屬。1991年9月20日李登輝出席革命實踐研究院（以下簡稱「革實院」）省市議員工作研討會，演講時表示：

當我們決定了奮鬥目標之後，不要因為社會變遷，功利主義盛行，價值觀念改變等等，就把自己目標模糊掉，這是不行的。中華民國在臺灣，怎麼樣往下發展，怎麼回到大陸，這是我們必須走的路。

但是這些目標怎麼去達成，就要動腦筋了。有關這個問題，不要因為過去所訂定的辦法行不通，就不做了，要以務實的態度選擇可以做到的部分先做。19

「以務實的態度選擇可以做到的部分先做」，詳實又貼切地詮釋了李登輝在1988年繼任總統之後，處理國政、推動改革、應付黨內鬥爭、與北京打交道，諸多重大施政的決策準則。基本上李登輝是學者出身，在出席國民黨革實院演講時，經常把會場當教室，拿自己的從政心得拿來當教材。他在 1989年4月21日同樣是革實院的研習場合，不斷強調為了突破現狀、解決問題，「重要的不是理論，而是事實」。他說：「現在有某些人士，一談到我們民主政治的實施，就說要回歸憲法。……但是憲法只是國家的『大法』，要怎樣去克服推行時所發生的許多現實問題，才是最重要的。」20

就是這種務實主義、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哲學，讓李登輝在擔任總統十二年間，經常性的心口不一，以便應付來自國民黨非主流派、中國共產黨、以及所有阻撓其推動改革大計的敵對勢力的挑戰，最終目的則在於實現欺敵致勝戰果。必須說，這是李登輝作為終結威權統治、推動臺灣民主化的偉大政治家，不得不採取的領導統御技巧及戰術手段。

就拿上引1991年9月20日李登輝出席國民黨革實院省市議員工作研討會的講話為例，這應該是李登輝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使用「中華民國在臺灣」這一概念。但接著他馬上說：「怎麼回到大陸，這是我們必須走的路」。坦白說，從1988年起至1995年發生臺海危機之前，類似這種相互牴觸卻由李登輝隨手拼貼的話語，屢見不鮮。像1989年元旦祝詞他開始使用「臺灣經驗」一詞，21 但不久之後他就將「臺灣經驗」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合併一起使

用。22

不容否認，自從李登輝擔任總統之後，透過各種公開致詞、政策宣傳，

「臺灣經驗」與「中華民國在臺灣」，甚至是「中華民國臺灣」23 等概念，開始成為標準官方語彙的一部分。類似語彙的普遍使用，有助於臺灣社會文化及民眾心理朝向本土化方向逐步邁進。但同一時期，李登輝亦大量使用

「國家統一」、「胸懷大陸」等傳統國民黨關於中國認同的語彙。這是否也是李登輝「心口不一」的計謀之一？

本文傾向認為，1988年至1992年這段期間李登輝的心口不一，是一種刻意的欺敵演出。因為不久之後，海基會與海協會數度交手的經驗，迫使李登輝必須在國家定位問題上作更清楚表態，此時他的真實想法—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分裂國家」（divided nations）的構想，終於浮上檯面。24 1992年下半年李登輝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的表態與攤牌，不可能是未經深思熟慮的魯莽行事。這跟他繼任總統後的其他改革措施，例如務實外交及大規模修憲，如出一轍。李登輝繼位之後在「蔣規李隨」及「心口不一」兩項戰術策略的掩護之下，悄悄改變了兩蔣父子多年來的「一個中國」國家定位。

叁、1992年至1998年：隱藏版分裂國家模式

所謂分裂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兩個最重要實例— 東西德與南北韓。越南也一度被視為分裂國家，只是1975年越南共和國滅亡後，分裂狀態亦隨之結束。25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因為聯合國內有關「中國代表權」問題難解，美國從未停止思考以「兩個中國」方案解決這一問題，只是在1971年聯大第2758號決議通過前，始終沒有機會真正實踐這一構想。26

至於兩蔣父子生前，從未改變中華民國才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堅持，這種堅持有兩個常見的俗稱—「正統」及蔣介石偏愛的「漢賊不兩立」。為此，「兩個中國」模式從未被蔣氏政權所接受。27 國民黨傳統的國家定位論述，中華民國才是中國唯一合法政權，不管全世界還有多少國家願意承認這種空話。28

上一節已經介紹，1988年初繼大統的李登輝在談到國家定位時，完全遵循傳統國民黨的語彙，包括聲稱中華民國才代表中國正統。29 他的這類話語表現得如此自然而真切，聽者往往困惑於不久之後，他的說法就變了。1991年4月25日李登輝接受法國《國際政治季刊》（Politique Internationale）書面訪問，針對未來若有他國承認中共政權時，中華民國之立場為何？李登輝作了如下表述：

今年五月，我們將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今後將繼續在國際間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並希望與中國大陸彼此採取相互尊重互不排斥的🖂場，共同參加國際組織與活動，以發展兩岸之間的良性互動關係。一九九○年之前的西德與南韓，基本上並不干涉東德及北韓發展對外關係，導致同時承認兩德的國家高達一百二十二國，同時承認兩韓的國家亦有八十三國。事實證明，此一事實並未影響到德國統一的大業，亦未阻礙南北韓近期的統一談判。此一政策的原則與🖂場，值得分裂國家參考與借鏡。這種說法，並非表示中華民國有意走向「兩個德國」或「兩個中國」之模式。基本上，我們還是堅持一個中國，同時希望在此原則下，一方♛穩定兩岸的關係，另一方

♛拓展外交空間，善盡國際責任。30

不確定是否因為這一專訪刊登在法國期刊，因此並未引起國內媒體足夠注意。但事實是，這是李登輝頭一次公然主張以兩德及兩韓的「分裂國家」模式套用在臺灣與中國關係上。再者，由於這是一份書面答覆，因此李登輝及其幕僚不可能犯下措詞不慎或答非所問的錯誤。本文認為，這絕對是一個精心策劃的「出口轉內銷」計謀，是李登輝開始試圖以「分裂國家」模式向國際、中國及國內試水溫的小小心機。在這一段書面訪問中，李登輝依舊玩弄了過去幾年「心口不一」的技巧，一方聲稱「今後將繼續在國際間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非表示中華民國有意走向『兩個德國』或『兩個中國』之模式」，另方面卻又偷渡東西德和南北韓在國際間雙重承認的外交模式，希望北京方面能夠「借鏡」。

李登輝何以選擇1991年4月下旬借法國媒體採訪，拋出「分裂國家」的話題？或許與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在該月28日訪問北京並與中國國臺辦副主任唐樹備舉行會談有關。在4月29日的會談中，唐樹備提出了中國方面的「五點原則」，其中最重要的第一點及第二點為：

（一）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在處理海峽兩岸交往事務中，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一中一臺」，也反對「一國兩府」以及其他類似的主張和行為。31

李登輝搶在唐樹備就「一個中國」向陳長文下馬威之前，先在歐洲媒體上倡議「兩德模式」和「兩韓模式」，這種操作手法，其實和1999年7月藉著德國之音的訪問提出「兩國論」，幾乎一模一樣。只不過1991年中國方面亟於和臺北開啟政治談判，再加上李登輝的書面訪談也提到「今後將繼續在國際間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中國取其所需，因此並未藉題發揮。

然而李登輝此次訪談所作表述，其實存在相當風險，因為中國一心一意要臺北方面承諾「一個中國原則」，李登輝此時平白無故送上這句話，如果北京硬是抓住這一把柄，後續恐怕有口難辯。不過從這段插曲，亦可以看出從海基會與中國海協會在1990-1991年間正式交手起，國民黨政府從李登輝以下，仍需重新學習重大政策的表述方式與技巧，尤其當涉及國家主權及國家定位時，以免一不小心，落入中共當局設下的語言陷阱。李登輝試圖拋出

「分裂國家」概念，另方面卻又承諾「一個中國原則」，不得不說是一次失誤。

雖然中國在兩岸談判過程中的文字表述能力一開始遠勝臺灣， 不過急於求成的結果，往往犯下欲速則不達的錯誤。在1991年4月及11月唐樹備兩次與陳長文會談，以及1992年3月周寧、李亞飛代表海協會與許惠祐會談，中國方面持續拿「一個中國原則」向海基會施壓，否則後續事務性協商一概免談。32 這一威脅利誘，給予李登輝充分的理由要求國家統一委員會（簡稱

「國統會」）討論並定義何謂「一個中國」。33 最終國統會在1992年8月1日通過了中華民國方面有關「一個中國」的表述方式，與本文相關的第一、第二點如下：

（一）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以後，臺灣將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一九一二年成🖂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臺澎金馬。臺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

（二）民國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任何謀求統一之主張，不能忽視此一事實之存在。34

這一個由國統會所通過之「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主旨與一年多前李登輝提供給法國《國際政治季刊》的書面訪談內容，有若干若合符節之處— 中華民國雖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兩岸目前是分裂國家狀態。只不過國統會這一決議文件並未提及「兩個德國」或「兩個韓國」，也未明說兩岸關係為「分裂國家」，而是聲明「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

當這份文件草案1992年8月1日送交國統會第八次委員會議討論時，國統會委員同時也是總統府國策顧問陶百川反對最為激烈，他在發言中提出：

我認為假定一個中國涵義的文件公布以後，有一點顧慮，是不是會被人家認為，我們把分離的事實，一中一臺的事實，把兩個中國的事實，放在我們很重要的文件上，會不會引起人家的口實，以為我們的🖂場是在提倡兩個中國，導向一中一臺，導致兩個中國，會不會引起人家懷疑？請各位鄭重考慮一下。⋯⋯我主張把這文件送回研究委員，把它束之高閣。35

儘管國統會這一份「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文件，第一點聲稱「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第二點明顯嘗試將1949年之後的臺海分治狀態，以「兩個政治實體」文字形成為某種類似主管機關之函釋。陶百川的反對意見完全表現了自兩蔣統治時代以來關於國家定位的立場—

「一個中國，一個合法政府」，為此他反對國統會以機關函釋方式傳達出的

「一個中國，兩個政權」立場。如果連陶百川都看得出這份文件偷渡了一種新的、顛覆性的國家定位論述，那麼，難道北京當局看不出來？

前文所引唐樹備在1991年4月29日所提出的中國方面「五點原則」，已經很清楚表示「反對『一國兩府』以及其他類似的主張和行為」，那麼國統會在1992年8月1日所通過的「關於『一個中國』義涵」，究竟如何能夠成為繼續與中國談判協商的通關密語？

因此後續1992年10月的香港會談及隔年（1993）新加坡辜汪會談之所以接續展開，事實上是雙方均採取睜隻眼閉隻眼的態度，先迴避彼此對於「一個中國」定義之不同，以便宜行事方式換取談判成果的一連串作為。36 由於這並非本文主題，此處不多作解釋。本文所關注的是，在國統會以機關函釋方式賦予總統得以倡議「分裂國家」之正當性後，加上1993年2月郝柏村卸任行政院長，李登輝實際掌握外交及中國政策之決策權，李登輝有關國家定位與兩岸關係的發言，隨即朝向「分裂國家」方向前進。

1993年的總統元旦祝詞，李登輝發表了一段寓義深長的宣示：

在日益頻繁的國際互動關係中，逃避是一種可恥的行為，孤🖂是一種畏縮的心態，同時，隨著中華民國民主政治的推行與經濟力量的壯大，我們正逐一開啟國際組織的大門，也必將承擔日益重大的國際責任。♛對此一開展中的新情勢，我們不應以海峽的鴻溝自限，而當以更開闊的襟懷，更宏遠的氣魄，昂頭挺胸，欣然趨前，為世界新秩序的建設，提供更大的貢獻。37

這段文字表面上看來係強調開展外交工作，以「開啟國際組織大門」，但又補上一句「不應以海峽的鴻溝自限」。因此若要追究其微言大義，不妨直白翻譯成：「不管中國方面如何打壓，也要想辦法加入國際組織」。

李登輝這裡所說的國際組織，自然不是非政府組織（NGO），而是政府間國際組織（IGO）。中華民國自從失去聯合國席位之後，連年被逐出全球多數須以主權國家為資格之國際組織，截止1992年，名義上雖還擁有10個政府間國際組織會籍，然實際上真正能夠出席開會的，僅有個位數，而且多數為金融、經濟、農牧性質之組織，例如國際畜疫會（OIE，現名國際動物衛生組織WOAH）、國際棉業諮詢委員會（ICAC）。其中亞洲開發銀行，已經算是我國政府能夠參與較有影響力之國際組織。38

就因為這種屈辱處境，1991年6月立法委員黃主文等86名民意代表在立法院提案通過「以中華民國名義申請重返聯合國」。而行政院遲至1993年2月方纔成立跨部會之「參與聯合國決策小組」，時間點恰好發生在郝柏村內閣確定總辭之際。

在「重返聯合國」號召獲得朝野普遍支持下，李登輝藉1993年4月9日蒞臨第二屆國民大會第三次臨時會開幕典禮致詞的機會，一方面宣示積極爭取參與聯合國，另方面則要求中國當局正視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存在事實：

登輝在此鄭重宣告，我們要積極爭取參與聯合國。我們希望，在未來三年內，此一問題能受到國際間普遍的重視，認真的考慮。⋯⋯中共當局應該拿出勇氣，重新認識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現實與發展過程。因為臺灣發展的歷程，正是未來中國大陸必須借鏡的經驗。⋯⋯如今，我們可以明確向世人宣告：只要能務實，中國人有能力發展經濟，使民生富裕；只要有公義，中國人可以力行法治，使社會安定；只要有決心，中國人可以實行民主，使國家長治久安。我們可以肯定、樂觀的說，民國八十年代是中國歷史上新時代的開端。39

當然，正如李登輝2003年3月15日參加李氏宗親會第四、五屆理事長與理監事交接典禮時所說的，這一段時間他尚未自稱「臺灣人」，而是通篇以

「中國人」自居。不過加入聯合國必然是主權國家才擁有的權利，李登輝公開將之作為政府施政目標，已經蘊含日後將兩岸定位為對等國家的政策導向。

1993年4月兩岸間的大事是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計畫前往新加坡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會面，而4 月7 日至11日正是海基會秘書長邱進益前往北京敲定辜汪會談細節的重要時刻，李登輝選擇這種時間點發表「參與聯合國」、

「重新認識中華民國在臺灣」等言論，用意顯然在平衡中國方面以「兩岸和談」為導向的政治宣傳。等到辜汪會談結束，李登輝開始加碼演出，1993年 5月4日於接見北美和歐洲地區華文新聞傳播界人士時，李登輝指出辜汪會談的種種安排顯示「我們和中共的對等地位已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他並表示：「統一是我們的目標，在這之前，中共應體認中華民國在台灣發展的歷史事實，並且不應阻礙我在國際發展的空間，不以武力犯台，以對等的實體對我。」40

李登輝的話語技巧表現在一方面讓政治對手聽到渴望的內容，另方面又偷渡自己想達成的目標和想做的事情。這種技巧一如1992年以前在言語上的

「心口不一」手法，先讓對手卸除心防，然後摻雜對自己有利的陳述以扭轉戰局。1993年5月4日李登輝的講話，一方面告訴北京當局「統一是我們的目標」，另方面又主張「（兩岸）對等地位已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這種高難度的語言平衡技巧，是李登輝十二年總統任內，經常性用來對付政敵的手段，不管是在國民黨內，還是面對一海之隔的中國。

不過，偶爾也有暴衝的狀況出現。1993年11月經濟部長江丙坤代表李總統前往美國西雅圖參加亞太經合會議（APEC）時，在公開記者會上表示：

「在統一條件未成熟前，中華民國當局將以務實態度，採取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41 這則新聞同一天即遭到總統府發言人戴

瑞明反駁，戴瑞明表示根據國統綱領，追求國家統一政策並無改變。42 而江丙坤私下則對記者表示，所謂「一個中國、兩個主權國家」的表述方式，係出發前和外交部討論的結果，用意在於APEC部長級會議中一旦遭遇中國矮化我國政府主權時，作為反駁之用。43

筆者認為這起事件是「不小心的心口合一意外」。當時的外交部長是錢復，何以會在APEC開會前作出如此暴衝的沙盤推演？又或者，是李登輝刻意假借江丙坤之口測試風向？多年來相關當事人均未加以澄清。不過從第一時間戴瑞明的公開否認，筆者相信李登輝直到1993年，仍未打算將處心積慮的「分裂國家」或「兩個中國」政策提早端上檯面。與北京打交道是一件必須謹慎小心與步步為營的工作，一如過去對付國民黨內政敵， 1993年辜汪會談舉行前後，「心口不一」仍是對付中國的必要手段。不過從西雅圖上演的「心口合一」意外事件，筆者判斷李登輝仍在等待時機，以便將隱藏版的

「分裂國家」論述公開化。只不過， 1995年的臺海軍事危機打亂了這一布局，等到1999年，李登輝乾脆直攻兩國論。

肆、1998年至2000年：兩國論

本文認為李登輝自1988年繼任總統開始，在面對中國問題時，持續以「心口不一」的模式和北京周旋，過程中偷渡夾帶了兩德與兩韓的分裂國家模式，試圖要北京接受中華民國在臺灣是所謂「政治實體」（political  entity）。此階段的李登輝並未直接使用「國家」一詞，以避免兩岸對話決裂。

然而李登輝對中共政權的惡感，在1989年「六四事件」以及兩年後蘇聯解體的影響下，益加表露無遺。44 而更露骨的批評，則出現在1994年3月

「千島湖事件」發生後，4月9日李登輝參加臺灣省第九期鄉鎮市區長講習會發表講話：「看看中共一大堆的惡勢力，結成一個黨，像土匪一樣，害了我們這麼多的同胞，這種政府也叫做『政府』？這種政府人民應該早就不要它了。」45

一句「像土匪一樣」當天馬上引爆媒體輿論。可以斷定，這是李登輝

「心口合一」的真情流露。基本上這種話語只有在地方基層活動時李登輝才會脫口而出，當面對國際媒體採訪，或是代表官方正式講話，李登輝在論及兩岸關係及中國政策時，其措詞的「心口不一」程度立即升高，相信這是李登輝及其幕僚極度小心謹慎的成果。

這種小心謹慎的字斟句酌狀態，一直維持到1995年李登輝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之前。在這段期間（1993年至1995年6月），李登輝持續站在臺、中互為政治實體的立場，要求北京停止在國際外交上打壓中華民國生存空間，以及放棄對臺使用武力。至於提出的誘餌，則是願意就結束兩岸敵對狀態，與北京當局舉行政治談判。46 李登輝顯然判斷，或許有機會藉著讓江澤民收割兩岸政治談判成果，換取臺灣重回國際政府組織，甚至是邦交國雙重承認。不管可能性多低，李登輝1993年至1995年間的中國政策，確實主打兩岸政治談判牌，試圖以此換取臺灣國際空間。這一策略，目標仍在於促使國際社會以東西德及南北韓的分裂國家模式思考臺海現狀。

只是李登輝的這一策略，終究引起中共內部對臺強硬派的戒心。1995年訪問康乃爾大學事件，引爆了這批人的怒火，因此導致1995年至1996年的話說，李登輝送給北京的這塊肥肉是帶刺的，就看中共政治局的決策者要不要選擇吞下。

回到本文主題，從李登輝1988年正式掌權以來，他在面對黨內鬥爭及與中國鬥爭時，其話語的選擇始終是一種「心口不一」的模式，首先是讓對手聽得舒服，但目的在於引誘對方拿東西來交換。直到1999年因為公開「兩國論」導致兩岸談判破局以前，李登輝的策略就是不斷以「共同追求統一」、

「兩岸政治談判」作為引誘，要求中國方面承認中華民國在臺灣的事實，實際上是一種「兩個中國」策略。不妨再仔細檢視1996年5月李登輝就職典禮的演說，他提出了「我們根本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採行所謂『臺獨』的路線」，但是，並沒有說不採行「兩個中國」。而李登輝的通篇講話，不斷強調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成就與尊嚴，用意正在提醒中國當局，臺海兩岸係以一種「對等」狀態存在，只有先承認這一事實，其他後續再談。

李登輝的這一策略有沒有收到預期效果？本文認為，雖然北京並未照單全收，但可能覺得掙回了一些面子，加上美國總統柯林頓在臺海危機結束後馬上派特使訪問北京，48 中國當局自認為找到臺階下，於是同意恢復海協會與海基會的互訪。1998年10月14日，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訪問上海，當天下午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舉行會談，辜振甫特別提及按照1945年的〈波茨坦宣言〉，日本係將臺灣「歸還給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辜振甫的邏輯是日本戰敗歸還臺灣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成立，據此可以證明「一個分治的中國」是歷史事實，更是政治現實。據媒體報導，汪道涵聞言後並未多作回應，僅藉口餐敘要大家吃飯再聊。倒是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稍晚在記者會上再次強調「一個中國」原則，並要求兩岸儘速舉行政治性對話，並開放三通。49

臺海軍事危機。迨1996年3月中華民國第九屆總統選舉結束，臺海軍事危機迅速劃下句點，李登輝又恢復1993年以來希望中國承認臺灣作為政治實體，以交換兩岸舉行政治談判的策略。只是這一次李登輝提出更具吸引力的誘餌—願意親赴中國訪問。他在1996年5月20日就職典禮的講話如下：

二十世紀的中國，是一個苦難的國家。先是外患不斷，而後，五十年來，又因意識形態的不同，造成「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悲劇，積累了同胞手足間的對🖂與仇恨。登輝一向主張，在邁進二十一世紀的前夕，海峽雙方都應致力結束歷史的悲劇，開創「中國人幫中國人」的新局。⋯⋯但是，由於中共始終無視於中華民國在臺、澎、金、馬地區存在的事實，致使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時生波折。

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主權國家。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問題，有的只是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在這裏，我們根本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採行所謂「臺獨」的路線。四十多年來，海峽兩岸因為歷史因素，而隔海分治，乃是事實，但是海峽雙方都以追求國家統一為目標，也是事實。兩岸唯有♛對這些事實，以最大的誠意與耐心，進行對談溝通，化異求同，才能真正解決國家統一的問題，謀求中華民族的共同福祉。今天，登輝要鄭重呼籲，海峽兩岸，都應該正視處理結束敵對狀態這項重大問題，以便為追求國家統一的歷史大業，作出關鍵性的貢獻。在未來，只要國家需要，人民支持，登輝願意帶著二千一百三十萬同胞的共識與意志，訪問中國大陸，從事和平之旅。47

仔細分析這段講詞， 可以看出李登輝及其幕僚字斟句酌的用心。首先他講出了讓北京既中聽又渴望得到的東西，包括「不可能採行臺獨路線」、

「雙方都以追求國家統一為目標」，尤其是「訪問中國大陸，從事和平之旅」。但同時，這段講話又摻雜了「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主權國家」、

「中共始終無視於中華民國在臺、澎、金、馬地區存在的事實」。用通俗的

辜振甫1998年訪問上海和北京，顯然是有備而去，其事先的沙盤推演即是過去多年來李登輝所主打的「分裂國家」和「兩個中國」立場，否則辜振甫不會主動提及〈波茨坦宣言〉。其實〈波茨坦宣言〉並未指明日本須將臺灣歸還中華民國，〈波茨坦宣言〉第八條所規定的是：「〈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50 而規定臺灣須交還（shall be restored to）中華民國的是〈開羅宣言〉。51 至於日本投降文書（Japanes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Sep. 2nd, 1945 ）第一條：「余等茲對……於1945 年7 月26 日於波茨坦宣佈……之宣言之條款，根據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之命令，代表受諾之。」52 換句話說，既然日本政府係依據〈波茨坦宣言〉投降，而〈波茨坦宣言〉又表明〈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施行，則辜振甫的邏輯— 日本將臺灣歸還中華民國係依據〈波茨坦宣言〉，亦非全無道理。

總而言之，辜振甫用意在告訴中國，歷史上中華民國於戰後領有臺灣，現實上中華民國政府有效統治臺灣。所以，他提醒中共決策當局不要對中華民國視而不見。這番說詞，必然是辜振甫出發前往上海之前，與總統府方面沙盤推演的內容。

根據李登輝卸任後的口述， 就在辜振甫預備前往中國訪問的兩個月前

（1998年8月），在總統府內正式成立了「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簡稱「強化主權小組」），由蔡英文召集多位年輕法政學者參與研究，並由當時的國安會諮詢委員張榮豐及陳必照，與總統府副秘書長林碧炤擔任小組顧問。1999年2月，蔡英文率領強化主權小組的學者，向國安會秘書長殷宗文就研究心得進行第一次簡報，討論問題之一正是中華民國主權如何與中共的「一個中國」脫鉤。1999年5月研究報告初步完成，呈報李登輝核示。研究報告在「前言」部分，建議兩岸應至少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立論根據則是自1991年以來歷次修憲的演變。研究報告同時還提出多項變革措施，包括修憲、修法、廢除國統綱領，以及未來關於「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一個分治的中國」，甚至「一中各表」等用語都應該減少使用。甚至波茨坦宣言、開羅宣言都對臺灣不利，也須迴避。53

由於筆者並沒有機會看過這份由強化主權小組所完成的研究報告，因此難以斷定其所採取的推論究竟為何。不過由李登輝在口述訪談中所透露的內容，包括「自1991年以來歷次修憲的演變」演繹出「兩岸應定位為國與國關係」，以及減少甚至不再使用「一個分治的中國」、「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一中各表」等內容，並廢除國統綱領。筆者猜測其立論基礎應該是經過1990年代多次修憲，中華民國在臺灣已蛻變為有別於1928至1949年的另一個新的中華民國，因此亦不必再糾纏於1949年之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中國代表權」（Chinese Representation issue）爭議。54 也就是說，依該份研究報告的觀點，1999年的中華民國已是一個新的主權國家，政府應基於此點認知，重新確立國家定位。至於兩岸關係語彙，亦須基於新的國家定位，作通盤檢討。

如果以上推論正確，那麼，強化主權小組所建議的國家主權定位，基本上揚棄了李登輝至少自1993年以來的「分裂國家」與「兩個中國」模式，而正式跨入中國所稱的「一中一臺」，或是2002年8月3日陳水扁總統公開宣稱的「一邊一國」論。55 如果說，1999年7月李登輝之所以提出「兩國論」係基於強化主權小組所作出的報告結論，那麼，本文傾向於認為，「兩國論」在國家定位上基本類似民主進步黨於1999年5月第八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所作成之〈臺灣前途決議文〉：「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56 而不再糾纏於中華民國是否因〈波茨坦宣言〉或〈開羅宣言〉等二戰期間同盟國所給予中國政府的承諾方纔占有臺灣，或者1949年因中國內戰造成兩個政權皆自稱代表合法中國政府的「兩個中國」立場。「兩國論」的宣示，可以說是中華民國元首第一次聲稱這個國家已與1949年以前的中國切斷關連性。

另外，依本文主題脈絡，「兩國論」還有另一層意義，即在兩岸關係論述上，李登輝正式拋棄了1988年以來「心口不一」操作方式，正式走向「心口合一」。

伍、結論：「心口不一」與兩岸談判

如同前文分析，李登輝在1988年繼任總統後，持續以「心口不一」的話術技巧應付中國。在這一階段，李登輝對於臺灣與中國之間關係的認知，固然有其繼承自兩蔣以來「中華民國是中國正統政府」的信念，但李登輝同時也拋棄了蔣介石時代「漢賊不兩立」的策略，57 持續以務實為導向的決策原則拓展外交工作。而在對中關係上，李登輝同樣秉持務實原則，1990年之後很快便放棄蔣經國的「三不」指示，積極謀求與北京方面對話溝通。而為達成此目的，「心口不一」的說話方式是李登輝必須採取的話術技巧，否則，如果說出真心話，譬如直接以「土匪」批評1989年中共對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鎮壓，或是因為中國政府始終不願承認中華民國主權地位便拒絕對話，都將違背李登輝在這一階段所欲達成之目標— 以對話方式尋求與中國的互動。畢竟不能否認，自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來，李登輝是第一個成功建立與中國對話機制的國家元首，而且在這一階段的兩岸對話過程中，李登輝成功維持住中華民國主權地位，並未因兩岸對話展開而犧牲國家利益。

不妨說，李登輝深諳與虎謀皮的技巧，既然打算與虎謀皮，在言語上讓對手占點便宜，李登輝覺得無妨。

然而「心口不一」畢竟有其極限。當1993年起李登輝打算擴大務實外交戰果，直接訴求重返或參與聯合國之時，中國當局很快便警覺到不能再容忍李登輝說一套做一套，於是有1993年8月31日的《臺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

白皮書的發表，重申中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底線。58 中國政府的這一白皮書，可以視作對李登輝「心口不一」策略的具體警告。

當然，李登輝並未因此就放棄務實外交路線，1995年以康乃爾大學校友身分訪問美國，終於成為臺海軍事危機的導火線。然而本文認為，真正的具體原因是李登輝操作「分裂國家」模式並訴諸「兩個中國」已有兩年之久，中共內部鷹派忍無可忍，決定以軍事手段給李登輝下馬威，並試圖影響1996年總統大選投票結果。然而超過50%得票率高票當選，反而讓李登輝對自己的中國政策更加充滿信心。雖然一方面向中國遞出橄欖枝，另方面亦繼續強調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合法地位，此即辜振甫1998年10月在上海主動提出〈波茨坦宣言〉的用意。

至於1999年7月李登輝決定放棄多年來「分裂國家」的論述方式，直接訴求臺灣與中國是「國家對國家」狀態，這對於確立臺灣的主權地位，自然是重大舉措；而李登輝勢必也了解，如此一來將引起中國震怒，兩岸關係將出現一段時間的風暴期。顯然此時李登輝已不在乎汪道涵是否能在1999年下半年訪問臺北，在他的決策天秤中，國家主權地位宣示的重要性已超過了兩岸之間繼續爾虞我詐的對話。或許，這與他即將卸任總統有關，如果不趕快確認兩岸的「國與國關係」，李登輝擔心下一任總統會不會從妾身未明的

「兩個中國」模式，退回到喪權辱國的「一個中國」原則。

然而，臺灣歷史再一次發生意料之外的偶然劇本，2000年3月由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當選總統。陳水扁玩弄「心口不一」的技巧與條件明顯都無法與李登輝相提並論，因此乾脆在2002年直接拋出「一邊一國」論，可以視作李登輝「特殊國與國關係」的白話文版。為此直到2008年陳總統卸任，北京都拒絕與其對話。

既然本文以「心口不一」概念解釋李登輝何以能在總統任內成功與北京當局展開協商，顯然有必要說明未來我國是否只能以這種方式與中國溝通。筆者認為，關鍵不在臺灣這一方，而在中國。李登輝的對手是江澤民，與之後中國共產黨的兩任領導人胡錦濤與習近平相比，江澤民畢竟是一個較願意與美歐國家溝通對話的中共領導人。在江澤民領導中共期間（1989-2002），一方面奉行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開放政策，另方面又遵循同樣為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路線。59 1990年代的中國，是文化大革命結束近半個世紀以來，政治上僅次於1980年代較寬鬆的時期，也是經濟上以追求高速增長為主要目標的時期。這一期間中國的經濟發展有求於臺灣資金與技術上的挹注，東亞區域的和平穩定也有助於中國維持與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合作關係。不管從經濟面或是國際政治面，持續與李登輝政府對話溝通，對江澤民都是有利的。

只不過在習近平執政之後（2012-），中國的政策主旋律轉換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所訴求的是恢復中國在全球的強權地位，不僅是經濟面，更重要是政治上及軍事上。在這一背景下，習近平已不需要對臺灣的

「心口不一」給予任何空間，即使有朝一日，臺灣願意再訴諸這一手段與中國進行對話。李登輝與江澤民交手的時代已經落幕，在2027年或2032年習近平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任期結束以前，臺灣恐怕很難有適合的切入點，可以讓習近平點頭願意重啟兩岸對話。除非，再次出現一位中華民國總統願意仿效馬英九，以「一個中國」為通關密語，換取另一場「馬習會」。

正如前文所述， 李登輝在其元首任內，率先開啟與中國對話的政府機制，通過各種精心操作的話術技巧，成功守住中華民國主權地位，未因兩岸對話而犧牲了國家利益。雖然李登輝的時代已經落幕，但是他所留下的政策遺產，仍值得未來盤算如何與中國展開對話的我國元首，借鑑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