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峴港之殤的煎熬 (第93頁-P112)
第四章：峴港之殤的煎熬 (第93頁)
這篇文章（對應《西貢陷落》第四章）深刻描述了 1975 年 3 月底，南越第二大城市**峴港（Da Nang）**如何從混亂走向徹底崩潰的過程。如果說順化的失守是序幕，那麼峴港的隕落則是南越軍事力量最慘烈、最失控的悲劇。
以下是該章節（P93-P112）的重點摘要：
1. 人間煉獄：百萬難民湧入
- 人口爆炸： 隨著順化與北方防線崩潰，超過 100 萬難民湧入峴港。這座城市在短時間內因人口超載、糧食短缺和衛生惡化而陷入癱瘓。
- 社會崩潰： 恐慌在市內蔓延，法律與秩序蕩然無存，逃難的平民與潰敗的士兵混雜在一起，峴港變成了一座充滿絕望的孤島。
2. 吳光長的最後掙扎
- 名將的遺憾： 第一軍區司令吳光長將軍試圖在峴港建立最後防禦圈，但他手中原本精銳的部隊（如海軍陸戰隊和第一師）已經因撤退過程中的混亂而士氣全無。
- 與西貢的斷裂： 阮文紹總統在西貢的指令依然含糊且自相矛盾，吳光長意識到中央政府已經實質上放棄了第一軍區，他被迫在絕境中下達海路撤退令。
3. 慘絕人寰的海上大撤退
- 「死亡航班」與「血色航道」： * 為了逃離，士兵和平民瘋狂推擠上飛機或船隻。文章描寫了世界航空（World Airways）最後一架班機撤離時，士兵甚至爬上起落架，最終在飛行中墜落的慘狀。
- 海上撤退同樣混亂，軍人為了爭奪上船位置甚至向平民開火，或是因超載導致船隻翻覆。
- 紀律徹底瓦解： 曾經受過良好訓練的南越士兵，在恐慌中喪失了人性與軍紀，出現了拋棄武裝、搶劫、甚至自相殘殺的行為。
4. 峴港陷落：不戰而敗
- 北越的圍攻： 北越軍隊利用遠程火砲轟擊峴港機場和港口，進一步加劇恐慌，隨後幾乎在沒有遇到像樣抵抗的情況下進城。
- 象徵意義： 峴港曾是 1965 年美軍戰鬥部隊首次登陸的地點，它的陷落標誌著南越北方領土（第一、第二軍區）的全面喪失。
5. 美國角色的缺位
- 袖手旁觀： 儘管峴港陷入地獄般的混亂，美國政府基於國會限制和戰略放棄，除了少數私人包機和船隻外，並未提供大規模的軍事掩護或救援行動。
總結：本章主旨
本章的重點在於**「恐慌」如何摧毀了一個政權最後的抵抗意志**。
峴港之殤不僅是軍事上的失敗，更是一場道德與人性的災難。文章透過描寫士兵對平民開槍、將領精神崩潰、平民在逃亡中慘死的細節，展現了南越政權在最後時刻，其社會結構與軍事指揮系統已經完全粉碎，徹底失去了翻盤的可能。
- 如果没有重新部署？
- 曹文 viên 大将认为，如果没有那次重新部署，南方或许会有更多机会，因为“如果没有那个计划，也许我们的军队不会瓦解得这么快。”然而，他认为“那是从短期军事角度来看。”从长期来看，南越能否承受压力取决于军援数额，曹将军总结道：“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如果没有额外的军援，南越军队在1975年6月就会耗尽弹药和燃料。一支没有必要装备的军队是无法战斗的。”现实情况是，南越不仅没得到额外援助，美国国会还进一步切断了所有军援。
- 因此，归根结底还是缺乏战斗手段的问题。而且也缺钱，除了经济和财政小组外，当时几乎没人知道这一点。我们在《当盟友撤走》中记录过，到1974年时，西贡政府已经快没钱发军饷了，因为从1975财年起，美国国会不再允许动用“对等基金（Counterpart Fund）”来资助国防和警察预算。这笔钱是南越最核心的国防收入。照此下去，南越军队迟早也得遣散！
- 在这种背景下，当悲剧的最后一幕开启时，守与不守，归根结底只剩下非常有限的意义。因为一旦没弹没钱，就不可能撑太久。
- 或许连福特政府也想尽快结束，以免美国受到牵连。如果岘港战事拖延，美国将面临必须干预的压力。或许正因如此，当听说岘港失守时，基辛格国务卿叹息道：“他们（南越）怎么不早点死个干净。”
- 我们并非军事家，但在记录这些文字时，也认为阮文绍总统基于上述三点理由在战略上的指示或许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吴光长将军则是根据战术层面行动的：
- 军事天平已完全倒向北越；
- 中央已没有多余的兵力和手段来支援他；
- 从顺化和广治涌入岘港的难民群已导致城市混乱不堪（人口从50万激增至近200万）；
- 迟迟不见沃格特上将的踪影，他不再指望美国会像他当年夺回广治时那样提供增援。
- 因此，我们认为吴光长将军决定不守岘港，是因为即便死守也撑不了多久，反而会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
- 这一点连阮文绍总统后来也向我们证实了：“如果没有额外的军援，守住岘港也撑不了多久。”1975年后，两人的关系依然良好。吴光长曾去伦敦拜访阮文绍，阮文绍也经常提起吴将军。我们第一次与阮文绍重逢时，他还买了领带让我带给吴将军。
- 我们认为，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或许两人都有各自的理由。如今，这两位南越军队的高级将领已在另一个世界相遇，他们可以紧紧握手，不再需要“怀揣着咬啮心扉的剧痛”了。
「各位，在越南共和國的星空中，一顆明亮的星辰剛剛隕落。」2007年1月25日上午，在覆蓋國旗與軍旗的儀式上，阮維馨將軍（Tướng Nguyễn Duy Hinh）宣讀祭文，總結了吳光長中將（Trung tướng Ngô Quang Trưởng）的一生功業與德行。馨少將曾任第3師師長，與吳光長將軍相識並共事多年。我們站在靈堂後方，深切哀悼這位才德兼備的將領，他也是我們自1975年以來相交多年的好友。
雖然吳光長將軍平日寡言，但他偶爾也會與我們談論歷史變遷。1985年，當我和傑羅德·謝克特（Jerrold Schecter）撰寫《獨立宮秘密檔案》（The Palace File）時，曾正式採訪過他。然而，我從未聽他親口吐露過馨少將在當天祭文中所提到的那段話：
「有一次我問他：『如果中將可以抹掉這局棋，在峴港重來一次，您會怎麼做？』他也曾詢問一位前軍團的高級參謀：『如果當時我們守住峴港，能不能辦到？』這些對話顯示，他的內心始終隱藏著一種啃噬靈魂的劇痛。」
這句話讓我有些吃驚。如果是這樣，吳光長中將的心境與紹總統竟然如此相似。兩人對「峴港」這個地名都充滿了憂慮與陰霾。「假使他留在峴港死守，也不至於落到那種地步，」1975年4月1日在獨立宮的會議上，紹總統曾這樣抱怨吳光長將軍。在場的人面面相覷，陷入沉默。我在筆記本上寫下：「真是悲劇。」
又是另一座橋！
在從波萊古撤退的路上，由於工兵未能及時完成跨越埃帕河（Ea Pha）的浮橋，撤退的軍民部隊於3月18日傍晚在後本（Hậu Bổn）遭到猛烈砲擊。維恩大將也認為：「如果我們能及時在河上架起橋樑，並保持撤退隊伍的秩序，北越第320師絕不可能追上我們。」（曹文維恩，同前引書，第152頁）。
現在，在3月25日從順化撤往峴港的路上，另一座浮橋再次釀成了災難。那是連接思賢口（Cửa Tư Hiền）與陸路的浮橋。據維恩大將敘述：
「3月26日上午，海上風浪巨大，導致運輸停滯，而連接思賢口與陸路的橋樑仍未完工……此時，北越軍已察覺我軍撤退企圖，開始向思賢口及部隊集結點猛烈砲擊。現場陷入混亂，軍紀潰散。最終僅有三分之一的兵力撤回峴港。但是……一進入城市，許多士兵便自行散去，尋找失散的親人。在所有撤退單位中，只有海軍陸戰隊師仍維持著完整的軍紀。」（同前引書，第171-172頁）。
如果說富將軍認為7B公路是撤往綏和（Tuy Hòa）的唯一路徑，那麼正將軍也僅剩下思賢口這條路，藉由海軍運力撤向峴港。然而，這唯一的生路以及海軍有限的運輸能力，一直是正將軍深感憂慮的問題。
當我們閱讀約翰·默里（John Murray）將軍於1974年夏天提交給美國國防部的報告時，發現他也提到了這一點。他認為，由於援助削減導致缺乏LST（坦克登陸艦）及零件，已使南越軍隊陷入戰術上的險境與補給上的停滯（Tactical jeopardy, logistic lethargy）。他評論道：(1)
「在戰術上，由於第一軍團在海雲關極易被突破，其三個師可能會因唯一的撤軍路徑僅為水淺的思賢口（作者註：原文誤寫為新美 Tân Mỹ）而陷入困境。由於敵方在北部部署了6個師，在廣治—承天地區部署了3個師，部署在北部的3個南越師可能在一夜之間遭到9個北越師的圍攻。」
他還進一步報告，在他離開南越前最後一次前往峴港時，曾詢問正將軍「對他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吳光長將軍毫不猶豫地打開地圖，指著海雲關以北供他三個師撤退的唯一出海口——那是水淺且滿布泥濘的思賢港。那是他的生命線，如果沒有足夠的LST來運送物資，根本救不了多少條命……」
「此後，如果北越再向第二軍區增派一個師，軍事天平將徹底傾斜，北越軍隊將能從『鸚鵡喙』地區（鐵三角）直指西貢，那裡距離西貢僅25英里。」
這簡直是精準的預言。
(第96頁)
撤离岘港
3月28日是撤离岘港的日子。曹文 viên（Đồng Văn Viên）大将写道：
“3月28日，中将吴光长（Ngô Quang Trưởng）紧急召集各指挥官开会，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恢复秩序并重新装备城内的各单位。但我们已没有足够的作战部队来执行计划。
入夜时，北越军队炮击了机场和海军基地……吴光长将军立即向作者报告了当时的情况。他也致电阮文绍总统，请求通过海路撤离。但在通话中，阮文绍总统并没有给吴光长将军明确的命令。阮文绍总统没有直说他是想要吴光长撤军还是留下来死守。他只问吴光长，如果必须撤离，可以安全撤回多少部队……”（同上，第172-173页）。
当时就在吴光长将军身旁的胡文奇瑞（Hồ Văn Kỳ Thoại）准将，在其著作《败战中的英勇》中，关于“吴光长中将给阮文绍总统的最后报告”是这样写的：
“我听不到电话那头说了什么……但在这一端，吴光长中将建议总统给予他全权决定权。吴光长中将重复了这一建议，并多次使用‘权宜’和‘灵活’这两个词，这让我感觉到总统并不想放弃岘港……这是前线指挥官在离开战场前与总司令的最后一次联系。”（胡文奇瑞，同上，第243页）。
据胡准将所言：“3月28日中午与第一军区的将领开会后，吴光长将军仍未打算放弃岘港。直到下午，他才有了这个意图。”（同上，第279, 289页）。
关于3月28日的解散命令，胡准将回忆道： 3月28日晚上9点后，吴光长将军在仙沙（Tiên Sa）海军基地的指挥地堡内，与将军 Thi、Lân、Hinh 及 Thoại 开会，并下达了有关撤军的指令。会议于28日晚10点30分结束，“这是吴光长将军与前线将领的最后一次会议，也是南越军队决定全面撤离第一军区领土的关键时刻。”（同上，第248页）。
胡准将总结道：“依我之见，中部的命运在28日下午5点就已注定。当时吴光长将军派直升机接我到 Non Nước，并告诉我他决定将陆战师全部撤往战舰……” 到了第二天（3月29日）早上，当吴光长将军登上“香江号”巡逻舰（HQ 404）时，他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央的绝密电文：“总统令：死守命令依然有效。任何放弃阵地的行为都将追究指挥官及单位首长的责任。”（同上，第289, 257页）。
在独立宫（总统府），同样是3月29日早上（9点）：
由于不知道从岘港撤军的消息，在与阮文绍总统的一次私人会议中，我们提到了寻找交通工具紧急向中部供应食品和药品的问题，然后问他：
“总统先生，岘港外围的情况如何？”
“Out of hand（失控了），”他回答道，“吴光长 confused（混乱/困惑），失去了联络，无法维持秩序了！”
“我认为总统应该派（黄德）雅（Hoàng Đức Nhã）去岘港，协助副总理段（Đán）负责撤离民众的物资供应，因为雅还年轻且充满干劲。”
“不行，需要一名像（董文）劝（Đồng Văn Khuyên）那样的将军负责 logistics（后勤）。”
“好像劝将军刚去东京了，因为他父亲病得很重，”我说道。
阮文绍总统沉默不语，眼神游离，思索着。随后他转而谈论其他话题，询问我关于魏延（Weyand）将军代表团的成员情况。他非常急切地想知道这个代表团的真实目的，因为他在几天前（3月25日）刚给福特总统写了求援信。也许正是因为在等待福特总统的回应，他才下令继续死守岘港。
(P98)
4月1日独立宫会议
上午9时，独立宫召开了一场会议。出席者包括：阮文绍总统、陈文香副总统、陈善谦总理；军方代表有：曹文 viên 大将、邓文光中将、董文劝中将（及两名总参谋部军官）；民事代表有：王文北外长以及我们。
首先，总参谋部报告了四个军区的战场形势，随后讨论了军队编制重组（见第5章）以及动用南越剩余储备资金购买弹药的问题（见第6章）。关于第一军区，总参谋部报告称：“吴光长、林光乐将军及承天省省长已回到西贡；约3万名官兵和民众已抵金兰湾，但尚未完成清点。士气低落，需前往头顿（Vũng Tàu）重新整编……”听取完第一、第二军区的报告后，阮文绍总统说道：
“（在）波来古、昆嵩：是我下令重新部署的。至于顺化、岘港：我下令死守，他们却没死守！ 这可以被视为‘grave’（极其严重）。看看归仁：第22师战至最后一刻（从富吉撤离），连师长生病了也坚持战斗。”
阮文绍皱着眉头盯着地图，全场默然。随后他压低声音抱怨道（我逐字记录了他的原话）：
“我们3月23日上午开会：决定死守；
24日上午：死守；
25日上午：死守；
28日下午：吴光长就卷铺盖走人了，连报告都不打一个！”
会议室内笼罩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沉默。
阮文绍抱怨道：“我说必须死守，如果实在守不住，也得设法先救民众。后来他说能守住岘港。假使他留在岘港死守，也不至于落到这般田地！”
此时，我在笔记本上写下：“总统情绪低落（depressed）。”
为什么要死守岘港？
后来，我问阮文绍总统：波来古失守后局势已极其艰难，为何还要下达死守岘港的命令？
根据他的解释，理由有三：第一，从地理和军事角度看，该市是可以守住的（他用了“tenable”一词）；第二，必须通过坚守来换取时间，重新整编那些已经溃散的师级单位；第三，“在一项支持南越应对进攻的绝密计划中，美国设定了一个条件，即南越军队必须至少坚守两周。因此，我们必须保住一个基地（base）以满足美国提出的条件。”他说，其中一项支援计划是美军可能像诺曼底登陆那样在岘港登陆。
1. 关于岘港的可守性（Tenable）：
阮文绍解释说，岘港像一个口袋，外围被海洋环绕，海军有能力守住那里，陆地上只需防守一段很短的防线，残余部队完全可以应付。
关于这一点，胡文奇瑞准将也记录道：
“对于各级大单位指挥官来说……所有人都觉得是要守住岘港。利用飞机和商船疏散平民被指挥官们视为有利于即将到来的战斗。所有隶属于第一海区的作战单位，无论在岘港以北还是以南，都撤往了岘港而非向南撤退，因为他们认为岘港绝不会失守……”（同上，第287页）。
空军方面，“当庆将军在28日上午与其他将领结束会议并召集他的高级参谋开会时，指示依然是‘死守’……”（同上，第282-283页）。
当兴少将接到命令将第3师撤往秋盆河附近的“马蹄形”地带时，他“非常惊讶，因为他压根没想到会被叫去领撤军命令，他内心以为是去讨论如何保卫岘港的。”（同上，第247页）。
2. 整编溃散单位所需的时间：
撤出波来古后，阮文绍审视了剩余兵力，决定立即动用一些地方部队连队来组建陆战师。由于兵力损失过大，他现在急需组建几个新师来填补空缺。但这种安排需要时间，至少要几周。因此，守住岘港防线至关重要，否则就会像大坝决堤一样全线崩溃——而这在现实中确实发生了。虽然岘港失守后为时已晚，但整编工作仍在进行。我们在4月1日的会议中见证了军队重组的过程（详见第5章）。
3. 关于美军重演诺曼底登陆的可能性：
我问他，尽管已有明确迹象表明美国正在“洗手不管”，且他本人也在3月19日的会议上对吴光长将军说过“美国很难再干预越南”，为什么他还会想到诺曼底？
他说，虽然希望渺茫，但确实存在美方在必要时重新干预的明确承诺，且针对此举有一项秘密计划。因此，“我不希望让美国人找到借口（pretexte），说他们想登陆救援却找不到任何滩头阵地（beachhead）。”
提到“借口”，我记得1975年3月20日，在与我们共进早餐商讨致信福特总统要求按承诺提供援助时，他曾说：我必须做我该做的事，不给他们留下推卸责任的借口。 “问题是我们有权债。我只能要求他还债，责任在他。”（见《Khi Đồng Minh Tháo Chạy》，第250-251页）。因此，在等待福特总统回应期间，他可能想把岘港作为滩头阵地保住。难怪他曾几次表示：“即使必须放弃第一、第二军区的所有基地，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岘港。”
当我们进一步追问关于“滩头阵地”的问题时，阮文绍总统解释道：
（第101页）
保卫南方的绝密计划
阮文绍总统表示，在被迫签署《巴黎和平协定》期间，他曾成功争取到美方不仅在纸面上做出承诺，还设计了一套在南方遭受攻击时的防守计划。该计划被列为最高机密。
他简要提到，美国执行该计划的先决条件是：当北越发起总攻时，南越军队必须至少坚守两周，以便华盛顿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部署。曹文 viên 大将在其著作《南越的最后岁月》中也提到了这一计划（同上，第81页）。
为了深入了解实情，我们于1985年10月10日采访了该计划的直接执行负责人——当时驻扎在泰国的美国第七航空队司令约翰·沃格特（John W. Vogt）上将。综合该访谈及其他资料，可总结如下：
首次提及： 该计划最早由亨利·基辛格博士于1972年10月19日与阮文绍总统会晤时提出，目的是说服阮文绍签署《巴黎和平协定》。
书面确认： 随后，尼克松总统在致阮文绍总统的信函中多次重申了这一点。
白宫接见： 1972年11月29日，尼克松总统在白宫接见总统助理阮富德（Nguyễn Phú Đức）时也再次确认了此事。德博士在《越南和平谈判——西贡方的叙述》一书中回忆道：
“尼克松总统对我说道：这份协定只是一张纸。重要的是我们支持你们的决心。我向各位承诺以下几点：
协定签署后，继续对南方提供军援与经援；
驻扎在泰国及战舰上的美国空军，将在我方情报发现共产党违反协定的情况下重启轰炸；
我们坚决支持阮文绍总统；
美国已与苏联和北京达成谅解，他们将限制对北越的援助。”
阮富德先生问道：“阁下将基于何种法律基础重启轰炸？”
尼克松总统回答：“基于必须尊重 DMZ（非军事区）、尊重停火协议以及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地位。”
按照安排，五角大楼将监控北越军队的单位和基地。该计划的第一步是用空军支援南越军队。计划包含五个部分：
筛选并实时更新越南境内的轰炸目标；
预先部署一支**“前沿空中管制队”（Forward Air Control Team）**，其成员需精通英语且曾为美国空军工作；
对南越方设定的条件：遭到攻击时，南越军队必须撑住 7 到 15 天，以便华盛顿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应（尤其是协调国会，这可能基于与阮文绍的密约——作者注）；
南越请求美国干预的程序：从南越总参谋部开始，报至阮文绍总统，再传达给美国驻越大使，最后上报白宫。
建立一套通讯系统，将驻泰国那空拍侬（Nakhon Phanom）基地的美国空军与南方军事领导层连接起来。南越军队的指挥官（包括空军司令及各军区司令）可以直接与沃格特上将联系。沃格特还获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许可，可以经常访问越南各战区的司令官。
在采访中，沃格特上将亲自回忆说，1973年夏天，尽管马丁大使对他表示：“我不认为一位负责该战场轰炸行动的四星上将出现，会有利于这里的局势稳定。因此，除非有我的命令，否则你不得再回到这个国家。”但沃格特依然保持联系。只不过，他不再前往南越，而是邀请南越将领前往泰国会面。见面时，他经常安抚道：“沃格特还在这里，干预计划每天都在调整，随时准备在需要时付诸实施。”
(第104页)
只需一个条件：“遭到攻击时，必须至少坚守两周。”
只需一个条件：“遭到攻击时，必须至少坚守两周”
吴光长将军是经常被邀请参加（赴泰会谈）的人员之一。他向我们证实了此事，并表示他经常飞往泰国以了解最新进展：“沃格特上将总是对我说，‘由于美国空军的行动需要经过国会批准，所以至少需要两周时间来游说国会。’”这意味着一旦北越发起总攻，南越军队必须至少坚守两周。
1975年后得知这一计划，我才明白为什么在1974年底到1975年初，偶尔会听到阮文绍总统提到“必要的两周时间”。在伦敦，阮文绍也曾吐露心声：“后来在阿那罕姆（1973年4月在加州圣克莱门特与尼克松总统会晤）时，他们对这一计划做了更充分的解释。”
在一次前往华盛顿的行程中，我们本人也在国防部第一副助理埃里克·冯·马博德（Eric von Marbod）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檀香山的太平洋总部（CINCPAC）。进入作战室后，我看到了极其先进的系统设备，墙上挂着许多巨大的越南地图，上面的红绿指示灯不停闪烁。一名监控人员向我简单介绍了太平洋总部追踪的防线。不过，我个人当时只关注整体援助问题，并没有询问军事细节。
由此可见，我能理解为什么当我询问阮文绍总统死守岘港的原因时，他回答说除了需要时间重整军队外，他还想根据美方提出的条件，至少保住一个“基地（base）”两周。这样做是为了以防万一美国履行承诺再次干预。但最终，这种干预只是南柯一梦，连援助也被全部切断了。
阮文绍总统的余思
在与阮文绍总统就放弃顺化和死守岘港的问题进行交谈时，他依然对几件事耿耿于怀：
美国驻岘港领事艾伯特·弗朗西斯（Albert Francis）
阮文绍对弗朗西斯在吴光长放弃岘港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深感怀疑。我对军事知之甚少，且一向犹豫是否要询问将领们这类问题。我从未问过吴光长将军，因为他极少谈论战事，但有一次我对他提道：“我看总统一直在纳闷，为什么那个弗朗西斯（阮文绍用了不同的称呼）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你？”吴光长将军似乎吃了一惊，连问了两遍：“总统真的这么问吗？”随后便岔开了话题。
因此，极有可能是弗朗西斯向吴光长透露了美国情报中关于岘港周围极其绝望的消息，并建议他不要死守。这完全是我的个人推测。值得注意的是，1975年4月21日，弗朗西斯曾就西贡周边的危急局势与阮文绍面谈，建议他辞职。弗朗西斯还是马丁大使信任的人。
胡文奇瑞准将也写道，他曾看到弗朗西斯站在海军陆战队司令林少将的拖车办公室外。当胡准将走进办公室时，看到吴光长将军正坐着抽烟，满脸愁容。此外，当胡准将回到海军基地时，“弗朗西斯告诉我说，根据情报，北越部队已在南乌（Nam Ô）部署，可能会在凌晨4点左右对海军基地进行猛烈炮击。我看了一下表，发现还有七到八个小时可以疏散家属和安排避弹坑。随后弗朗西斯请求我提供工具，让他和两名随行人员前往外海的海军舰艇。”
后来，吴光长将军也向我们提到了另一个美国人：“1975年3月初，波尔加（Polgar，中情局站长）的副手告诉我：‘共产党将打到番郎防线，然后停下10天。’我问他为什么提前知道，他却转而谈论其他话题。”
当我询问关于弗朗西斯的事时，警察总监兼中央情报局局长阮克平少将也说：“弗朗西斯曾亲口告诉我，他原本正和妻子在香港度假，但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岘港面见吴光长将军。”
因此，按我们个人意见，极有可能是弗朗西斯接到了上级指示，建议吴光长放弃死守岘港的意图。
范玉芝主教（Giám mục Phạm Ngọc Chi）
关于岘港教区主教范玉芝，阮文绍认为他也曾建议吴光长不要坚守岘港。关于范主教和顺化主教阮金田的建议，胡准将记录道：
“没有人知道吴光长放弃岘港的决定是否受到了两位宗教领袖的影响，但有一点很明确，当吴光长在3月28日晚致电阮文绍总统时，显然让阮文绍感到意外，因为他一直认为我们的力量足以守住岘港。或许正是因为太突然，总统没能给吴光长一个果断的指示……”（胡准将补充道：2006年11月2日吴光长将军向作者确认说“没有”受影响）。
胡准将还引用了第一军区副司令林光诗中将的书，称“范主教通过 Thi 将军转告吴光长，请吴将军放弃防守岘港的意图，因为这样做只会让岘港白白遭受毁灭，导致当地市民和外省难民惨死。”
如果没有重新部署？
曹文 viên 大将认为，如果没有那次重新部署，南方或许会有更多机会，因为“如果没有那个计划，也许我们的军队不会瓦解得这么快。”然而，他认为“那是从短期军事角度来看。”从长期来看，南越能否承受压力取决于军援数额，曹将军总结道：“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如果没有额外的军援，南越军队在1975年6月就会耗尽弹药和燃料。一支没有必要装备的军队是无法战斗的。”现实情况是，南越不仅没得到额外援助，美国国会还进一步切断了所有军援。
因此，归根结底还是缺乏战斗手段的问题。而且也缺钱，除了经济和财政小组外，当时几乎没人知道这一点。我们在《当盟友撤走》中记录过，到1974年时，西贡政府已经快没钱发军饷了，因为从1975财年起，美国国会不再允许动用“对等基金（Counterpart Fund）”来资助国防和警察预算。这笔钱是南越最核心的国防收入。照此下去，南越军队迟早也得遣散！
在这种背景下，当悲剧的最后一幕开启时，守与不守，归根结底只剩下非常有限的意义。因为一旦没弹没钱，就不可能撑太久。
或许连福特政府也想尽快结束，以免美国受到牵连。如果岘港战事拖延，美国将面临必须干预的压力。或许正因如此，当听说岘港失守时，基辛格国务卿叹息道：“他们（南越）怎么不早点死个干净。”
我们并非军事家，但在记录这些文字时，也认为阮文绍总统基于上述三点理由在战略上的指示或许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吴光长将军则是根据战术层面行动的：
军事天平已完全倒向北越；
中央已没有多余的兵力和手段来支援他；
从顺化和广治涌入岘港的难民群已导致城市混乱不堪（人口从50万激增至近200万）；
迟迟不见沃格特上将的踪影，他不再指望美国会像他当年夺回广治时那样提供增援。
因此，我们认为吴光长将军决定不守岘港，是因为即便死守也撑不了多久，反而会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
这一点连阮文绍总统后来也向我们证实了：“如果没有额外的军援，守住岘港也撑不了多久。”1975年后，两人的关系依然良好。吴光长曾去伦敦拜访阮文绍，阮文绍也经常提起吴将军。我们第一次与阮文绍重逢时，他还买了领带让我带给吴将军。
我们认为，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或许两人都有各自的理由。如今，这两位南越军队的高级将领已在另一个世界相遇，他们可以紧紧握手，不再需要“怀揣着咬啮心扉的剧痛”了。
(第109页)
- 地位： 被廣泛認為是南越軍隊中最具能力和清廉的將領之一。
- 職務： 曾擔任第一軍區司令，負責防禦北越進攻的最前線。
- 地位： 南越軍隊中軍階最高的將領之一。
- 職務： 長期擔任南越軍隊的總參謀長（1965年至1975年），是軍方的核心領導人物。
- 身分： 美國陸軍高級將領。
- 背景： 當時在越南擔任美軍的重要指揮職務，負責與南越軍隊進行戰略協調。
- 職務： 曾任第一軍區司令。
- 歷史背景： 他在1971年的「藍山719行動」中擔任指揮，後來在1972年北越發動「復活節攻勢」後，其職位由吳光長將軍接替。
這張照片來自美國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它展現了當時美軍與南越軍在戰場上的軍事合作與指揮層級的互動。富牌機場在當時是美軍和南越軍在軍事重鎮順化附近的重要航空與後勤基地。
- 沃格特將軍曾擔任歐洲盟軍空軍司令。
- 他還擔任美國駐歐洲空軍總司令。
翻譯成中文
(P93)
CHƯƠNG 4
Trăn Trở Về Đà Nẵng
“Thưa Quý Vị, một vì sao sáng vừa lặn mất trên nên trời
sao của VNCH,” Tướng Nguyễn Duy Hinh đọc bài phúng điếu,
tóm tắt sự nghiệp và đức độ của Trung tướng Ngô Quang
Trưởng trong buổi lễ Phủ Quốc kỳ và Quân kỳ vào lúc sáng
ngày 25 tháng 1, 2007. Thiếu tướng Hinh là Tư lệnh Sư đoàn
3, người đã cộng tác và quen biết tướng Trưởng từ lâu. Chúng
tôi đứng cuối nhà quàn, ngậm ngùi thương tiếc một vị tướng
lãnh có tài lại đức độ, và cũng là một người bạn quen biết
trong nhiều năm kể từ sau 1975.
Tuy là rất ít nói, đôi khi ông cũng đã hàn huyên với chúng
tôi về những biến cố lịch sử, và vào năm 1985, tôi cùng Jerrold
Schecter có chính thức phỏng vấn ông khi chúng tôi viết cuốn
sách The Palace File (Hồ Sơ Mật dinh Độc Lập). Thế nhưng chưa bao giờ nghe ông tâm sự về một câu mà Thiếu tướng
Hinh nói tới trong bài điếu văn buổi sáng hôm ấy: “Có một
lần tôi hỏi Ông: 'Nếu như Trung tướng có thể xóa ván bài, làm
lại ở Đà Nắng thì Trung tướng sẽ làm như thế nào?" Và cũng
có lần ông đã trao đổi và đặt câu hỏi với một sĩ quan tham
mưu cao cấp cũ của Quân đoàn như sau:
'Nếu khi ấy ta giữ Đà nẵng thì có thể làm được không?"
Các câu trao đổi này cho thấy ông vẫn mang nặng một niềm
đau gậm nhấm tâm can. ”
Tôi hơi giật mình về câu này, vì nếu như vậy thì tâm tư của
Trung tướng Trưởng và của Tổng thống Thiệu đã giống nhau.
Cả hai đều ưu tư, u uẩn về cái địa danh Đà Nẵng. “Ví thử ông
ấy ở lại Đà Nẵng mà tử thủ thì đâu đến nỗi nào,” Tổng thống
Thiệu phàn nàn về Tướng Trưởng trong buổi họp ngày 1 tháng
4, 1975 tại Dinh Độc Lập. Mọi người có mặt nhìn nhau im
lạng. Tôi ghi xuống trong cuốn sổ: “thật bi đát.
Lại một cái cầu nữa!
Trên đường triệt thoái từ Pleiku, đoàn quân, dân đã chịu
những trận pháo kích nặng nề tại Hậu Bổn vào chiều ngày 18
tháng 3 vì công binh chưa làm xong chiếc cầu nổi qua sông Ea
Pha. Đại tướng Viên cũng cho rằng “Sư đoàn 320 của Cộng
sản sẽ không bao giờ truy kích kịp đoàn quân nếu chúng ta có
được cầu thiết lập qua sông đúng lúc, và giữ được trật tự trong
đoàn dân quân di tản” (Cao Văn Viên, sđd., 152).
Bây giờ trên đường triệt thoái từ Huế (ngày 25 tháng 3) về
Đà Nẵng thì lại một cái cầu nổi khác gây thảm họa. Đó là cái
cầu nổi giữa cửa Tư Hiển và đường bộ. Theo ĐT Viên thuật lại
thì “Sáng ngày 26 tháng 3, biển có sóng to làm đình trệ cuộc
vận chuyển và cầu nối giữa Tư Hiền và đường bộ vẫn chưa
hoàn tất... Đến lúc đó, cộng sản đã đoán được ý định triệt thoái
của quân ta, và bắt đầu nã pháo vào Tư Hiền và các địa điểm
tập trung quân để di tấn. Hỗn loạn xảy ra; quân kỷ không còn kiểm giữ được. Cuộc triệt thoái chỉ đêm về Đà Nẵng 1/3 tổng
số quân. Nhưng...vừa đến thành phố, nhiều binh sĩ tan hàng để
đi tìm thân nhân của họ đang thất lạc. Trong các đơn vị di tản
chỉ có sư đoàn TQLC còn giữ được vẹn toàn quân kỷ” (sđd.,
171-172).
Nếu như Tướng Phú đã cho rằng con đường 7B là lối duy
nhất để rút về Tuy Hòa thì Tướng Trưởng cũng chỉ còn một
đường bộ qua cửa Tư Hiển để dùng phương tiện hải quân rút
về Đà Nẵng. Nhưng lối thoát duy nhất ấy cùng với khả năng
vận chuyển có giới hạn của hải quân là một vấn để lớn đã
được Tướng Trưởng lo lắng từ trước đó.
Khi chúng tôi đọc báo cáo của Tướng John Murray đệ trình
Bộ Quốc Phòng Mỹ. (Hè 1974) thì thấy ông đã đề cập tới sự
việc này. Ông cho rằng việc thiếu loại LSTs (Landing Ships
Tank - Dương vận hạm) và phụ tùng do cắt viện trợ đã đặt quân
đội VNCH vào tình trạng nguy hiểm về chiến thuật, và rời rạc
về tiếp vận (Tactical jeopardy, logistic lethargy). Ông bình
luận:(1)
“Về chiến thuật, vì QÐ I dễ bị chọc thủng ở Đèo Hải Vân,
nên cả ba sư đoàn của họ có thể bị kẹt vì chỉ có một lối
chuyển quân duy nhất là qua cái cửa khẩu nông cạn ở Tư
Hiển (ông viết lộn là Tân Mỹ - lời tác giả). Vì đối phương
có 6 sư đoàn tại phía Bắc và 3 sư đoàn tại vùng Quảng trị
- Thừa Thiên nên 3 sư đoàn VNCH thuộc QĐÐ I đóng tại
phía bắc có thể bị 9 sư đoàn Bắc Việt tấn công nội trong
một đêm.”
Ông còn báo cáo thêm rằng trong chuyến đi Đà Nẵng cuối
cùng trước khi ông rời Miền Nam, ông có hỏi Tướng Trưởng
xem “những vấn đề gì là quan trọng nhất đối với ông ta” thì:
“Tướng Trưởng đã không ngần ngại mở ngay tấm bản đồ
ra và chỉ vào cái cửa biển duy nhất cho ba sư đoàn của
ông ở phía bắc đèo Hải Vân - đó là cái cảng Tư Hiển
nông cạn và đầy bùn. Nó là cái huyết mạch cứu sống của ông ta, và nếu không có đủ loại LSTs để vận Lo V2 thì
chẳng có bao nhiêu mạng sống có thể cứu..
“Sau đó nếu Bắc Việt đưa thêm một sư đoàn nữa vào QĐ
II thì cán cân quân sự sẽ lệch hẳn và quân đội Bắc Việt
sẽ có thể từ Mỏ vẹt (Tam giác sắt) chĩa mũi nhọn thẳng
về Sàigòn chỉ cách đó 25 dậm:”
Thật như những lời tiên tr1.
(P96)
翻譯成中文
Rút khôi Đà Nẵng
Ngày 28 tháng 3 là ngày rút khỏi Đà Nẵng. ĐT Viên viết
lại:
“Ngà y 28 tháng 3 tướng Trưởng họp khẩn cấp các chỉ huy
trưởng, một số biện pháp được áp dụng để vấn hồi trật tự
và tái trang bị các đơn vị có mặt trong thành phố. Nhưng
chúng ta không còn đủ quân tác chiến để thi hành kế hoạch
(58 S4 Ê
“Cộng quân pháo kích vào phi trường và căn cứ hải quân
khi trời sụp tối... Tướng Trưởng lập tức báo cáo cho tác
giả biết về tình hình đang xảy ra. Ông cũng gọi cho TT
Thiệu xin di tản bằng đường biển. Nhưng trong cuộc điện
đàm, TT Thiệu không cho tướng Trưởng lệnh rõ ràng. Tổng
thống Thiệu không nói thẳng là ông muốn tướng Trưởng
rút quân hay nằm lại tử thủ. Ông chỉ hỏi tướng Trưởng có
thể rút bao nhiêu quân về nơi an toàn được trong trường
hợp phải di tần...” (sđd., 172-173).
Phó Đề đốc Hồ Văn Kỳ Thoại (HVKT) là người có mặt ngay cạnh Tướng Trưởng lúc ấy có viết t trong cuốn “Can trường
Trong Chiến Bại'(2) về “Báo cáo cuối cùng của Trung tướng
Trưởng lên Tổng thống Thiệu' như sau:
“Tôi không nghe được những gì ở đầu dây bên kia...Phía đầu dây bên này thì Trung tướng Trưởng để nghị Tổng thống cho ông toàn quyền quyết định. Trung tướng Trưởng
lập lại lời để nghị này và dùng chữ “tùy nghi” và “mềm
dẻo” nhiều lần cho tôi có cảm nghĩ là Tổng thống không
muốn bỏ Đà Nẵng... Đây là lần liên lạc cuối cùng của tư
lệnh chiến trường với vị tổng tư lệnh trước khi vị tướng rời
bỏ chiến trường” (HVKT, sđd., 243).
Theo ông Thoại thì “Trưa ngày 28 tháng 3 sau buổi họp
với các tướng lãnh ở Quân Khu 1, tướng Trưởng vẫn chưa có ý
định bỏ Đà Nẵng Và mãi tới chiều ông mới có ý định này
(sđd., 279, 289).
Về lệnh tan hàng ngày 28 tháng 3, ông Thoại kể lại là sau
9 giờ tối ngày 28 tháng 3, Tướng Trưởng họp với các Tuớng
Thi, Lân, Hinh và Thoại tại Hầm Chỉ Huy trong căn cứ Hải
Quân Tiên Sa, và ra các lệnh liên hệ tới việc rút quân. Cuộc
họp chấm dứt lúc 10 giờ 30 đêm 28 tháng 3, 1975 và “Đây !à
buổi họp cuối cùng của Tướng Trưởng với các tướng lãnh tại
chiến trường và là giây phút quyết định rút lui toàn diện của
quân lực VNCH khỏi lãnh thổ OK I” (sảd., 248).
Ông Thoại kết luận: “Theo tôi số phận miền Trung được
định đoạt vào 5 giờ chiều ngày 28 (tháng 3), khi tướng Trưởng
cho trực thăng đón tôi sang Non Nước và cho tôi biết ông
quyết định rút tất cả Sư đoàn TQLC ra chiến hạm...” Sáng
ngày hôm sau (29 tháng 3) khi tướng Trưởng đã lên hải vận
hạm Hương Giang (HQ 404), ông nhận được một công điện
tối mật từ trung ương: “Lệnh của Tổng thống: lệnh tử thủ vẫn
còn hiệu lực. Mọi sự bỏ tuyến đều sẽ quy trách cho Tư lệnh và
đơn vị trưởng” (sđd., 289, 257).
*****
Tại Dinh Độc Lập, cùng sáng ngày 29 tháng 3 (lúc 9 giờ),
vì không biết gì đến việc rút quân khỏi Đà Nẵng nên trong
một cuộc họp riêng với TT Thiệu, chúng tôi có nhắc tới vấn
để tìm phương tiện gấp rút cung cấp thực phẩm và thuốc men cho Miền Trung, rồi hỏi ông:
- "Tình hình ngoài Đà Nẵng thế nào, thưa Tổng thống?”
- “Out of hand” (ra ngoài tâm kiểm soát),” ông trả lời,
“ông Trưởng confused (lẫn lộn), mất liên lạc, không giữ được
trật tự nữa!”
- “Tôi nghĩ Tổng thống nên gửi (Hoàng Đức) Nhã ra Đà
Nẵng để phụ lực với Phó Thủ tướng Đán lo việc tiếp tế cho
dân di tần, vì Nhã còn trẻ, năng động;”
- “Không được, cần phải có một tướng lo về “logistic (tiếp
vận) như ông (Đồng Văn) Khuyên;”
- “Hình như ông Khuyên vừa đi Tokyo vì ông cụ đau nặng,”
tÔI nói.
TT Thiệu không nói gì, nhìn lơ đãng, suy nghĩ, rồi ông
XOay sang chuyện khác, hỏi tôi về thành phần phái đoàn Uống
Weyand. Ông rất sốt ruột muốn biết mục đích thực sự của
phái đoàn này, vì ông đã viết thư cầu cứu Tổng thống Ford
vào mấy hôm trước (25 tháng 3). Và cũng có thể là vì đang khi
chờ đợi phản ứng của Tổng thống Ford nên ông đã ra lệnh
tiếp tục tử thủ Đà Nẵng.
(P98)
翻譯成中文
Họp ngày 1 tháng 4 tại Dinh Độc Lập
Vào lúc 9 giờ sáng, một cuộc họp được triệu tập tại Dinh
Độc Lập. Có mặt tại buổi họp: ngoài TT Thiệu, Phó TT Hương,
Thủ tướng Khiêm, về phía quân sự: có ĐT Viên, Trung tướng
Quang, Trung tướng Khuyên (và hai sĩ quan của Bộ TTM). Về
phía dân sự: Ngoại trưởng Bắc, và chúng tôi.
Trước hết Bộ TTM báo cáo tình hình chiến trường tại bốn
quân khu; và sau đó bàn tới việc tái tổ chức lại các đơn vị
quân đội (xem Chương 5) và việc lấy dự trữ còn lại của VNCH
đi mua đạn (xem Chương 6). Về Quân Khu I, Bộ TTM báo
cáo: “Các ông Trưởng, Lạc, Tỉnh trưởng Thừa Thiên đã về tới
Sàigòn; tổng số quân và dân khoảng 30,000 đã về tới Cam
Ranh, nhưng chưa kiểm kê được. Tỉnh thần sa sút, cần về Cap (Vũng Tầu) để tái phối trí...” Sau khi báo cáo về tình hình tại
Quân Khu I và II, TT Thiệu nói:
- “(Tại) Pleiku, Kontum: tôi cho tái phối trí. Còn Huế, Đà
Nắng: tôi ra lệnh tử thả mà không tử thủ! Như vậy người ta có
thể cho là 'grave" (trầm trọng). Còn như Quy Nhơn: Sư Đoàn
22 đánh tới chết (Từ Phú Cát), dà Tự Lệnh bị bệnh cũng cứ
đánh. ”
TT Thiệu chau mày nhìn bản đồ, không ai nói gì. Rồi ông
hạ giọng xuống, phàn nàn, (tôi ghi nguyên văn lời ông nói như
sau):
“Mình họp sáng 23 (tháng 3): quyết định tử thủ;
“Sáng 24: tử thủ;
“Sáng 25: tử thủ,
“Chiều 28: ông Trưởng cho xếp khăn gói ra đi, không báo
cáo nữa! ”
Một bầu không khí im lặng rùng rợn bao trùm căn phòng họp.
- TT Thiệu phàn nàn: “Tôi nói phải tử thủ, rồi nếu không
được thì cố cứu dân đã. Rồi sau đó ổng bảo là có thể giữ được
Đà Nắng. Ví thử ông ấy ở lại Đà Nẵng mà tử thủ thì đâu đến
nỗi nào! “
Tới đây, tôi viết vào quyển số tay: “Tổng thống depressed.”
Tại sao tử thú Đà Nẵng?
Sau này, khi tôi hỏi TT Thiệu là sau Pleiku thì tình hình đã
quá khó khăn mà tại sao TT còn ra lệnh tử thủ Đà Nẵng?
Theo ông giải thích là vì ba lý do: thứ nhất, đứng về phương
diện địa thế và quân sự, thành phố này có thể giữ được (ông
dùng chữ “tenable'); thứ hai, phải giữ để mua thêm thời giờ
tái phối trí các sư đoàn đã bị tan rã; và thứ ba, là vì “Trong
một kế hoạch tối mật để yểm trợ Miền Nam trong trường hợp
bị tấn công, Hoa Kỳ đã đặt ra một điều kiện là quân đội VNCH
phải giữ được tối thiểu là hai tuần. Bởi vậy ta phải giữ được
một cái base (căn cứ) để thỏa mãn điều kiện Hoa Kỳ đặt ra.” Một trong những kế hoạch để yểm trợ là có thể đổ bộ vào Đà
Nấng như ở Normandy, ông nói.
‹« Về việc có thể giữ được Đà Nắng (tenable):
Ông Thiệu cắt nghĩa là Đà Nẵng giống như một cái túi,
bên ngoài đã được biển bao bọc, ở đó hải quân đủ sức giữ, chỉ
còn một tuyến nhỏ trong đất liền thì lực lượng còn lại có thể
giữ được.
Về điểm này thì ông Thoại cũng ghi lại:
“Đối với các đại đơn vị trưởng...ai cũng có cảm tưởng là
giữ Đà Nẵng. Việc di dân bằng phi cơ và tầu buôn được
các đơn vị trưởng xem như thuận lợi cho trận chiến sắp
xầy ra. Tất cả các đơn vị cơ hữu của Hải Quân Vùng 1 từ
phía Bắc cũng như phía nam Đà Nẵng đều rút về Đà Nẵng
thay vì đi về hướng Nam với ý nghĩ là Đà Nẵng không thể
nào mất...” (sđd., 287).
“Về phía không quân, thì “Khi tướng Khánh rời phòng
họp với các tướng lãnh khác, sáng ngày 28, và khi ông
họp ban tham mưu cao cấp của ông thì chỉ thị vẫn là “tử
thủ...” (sđd., 282-283).
Khi Thiếu tướng Hinh được lệnh rút Sư đoàn 3 ra vùng
“Horseshoe” gần Thu Bồn, ông “rất ngạc nhiên vì ông
không nghĩ rằng ông được gọi đến để nhận lệnh rút quân
vì trong thâm tâm ông nghĩ là sang để bàn về việc phòng
thủ Đà Nẵng” (sđd., 247).
s Thời gian cần thiết để phối trí lại những đơn vị tan rã:
Sau khi rút khỏi Pleiku TT Thiệu duyệt xét số quân còn
lại và quyết định xử dụng ngay một số liên đoàn Địa Phương
Quân để trang bị thành sư đoàn TQLC. Vì số quân mất đi đã
quá nhiều, bây giờ ông cần thành lập ngay một vài sư đoàn
mới để thay thế. Nhưng muốn sắp xếp như vậy thì cần phải có
thời giờ, ít nhất cũng phải mấy tuần. Bởi vậy điều thật cần là phải giữ cho được tuyến Đà Nẵng, nếu không thì như nước vỡ
bờ, một điều đã xảy ra trong thực tế. Sau Đà Nẵng tuy là muộn
nhưng việc sắp xếp vẫn tiến hành. Chúng tôi được chứng kiến
việc tái tổ chức quân đội trong cuộc họp ngày 1 tháng 4 tại Dinh
Độc Lập như sẽ đề cập tới trong chương sau (Chương 5).
‹ Về khả năng Mỹ đổ bộ như ở Normandy:
Tôi hỏi ông rằng dù đã có dấu hiệu chắc chắn là Hoa Kỳ
đang phủi tay rồi, và chính ông cũng đã nói với Tướng Trưởng
trong buổi họp ngày 19 tháng 3 là “rất khó mà Hoa kỳ sẽ can
thiệp lại vào Việt Nam/” thế mà sao ông vẫn còn nghĩ tới
Normandy, thì ông nói là tuy không còn hy vọng gì nhưng thực
sự đã có những cam kết rõ ràng để Mỹ tái can thiệp khi cần
thiết, rồi lại có sẵn một kế hoạch mật cho việc này. Bởi vậy
“Tôi không muốn để người Mỹ dùng cái cớ (“pretexte”) là họ
muốn đổ bộ để cứu nhưng không còn đầu câu (“beachhead”)
nào để đổ bộ. ”
Nói tới “pretexte” tôi nhớ lại là ngày 20 tháng 3, 1975 trong
bữa ăn sáng với chúng tôi để bàn về việc ông muốn viết thư
yêu câu Tổng thống Ford tiếp viện như đã cam kết. Ông nói tôi
phải làm những øì cần phải làm, không cho họ cái “pretexte' để
đổ lỗi. “Vấn đề là mình có quyền đòi nợ. Tôi chỉ có thể đòi ông
trả nợ thôi. Trách nhiệm là của ông ta.” (xem KĐMTC, trang
250-251). Như vậy có thể là đang khi chờ đợi ông Ford phản
ứng, ông đã muốn giữ Đà Nẵng như một đầu cầu. Thảo nào đã
có vài lần ông nói: “Dù phải bỏ tất cả các căn cứ tại Vùng Ï và
Vùng II, ta phải giữ Đà Nắng bằng mọi giá. ”
Khi chúng tôi hỏi thêm nữa về vụ “beachhead' TT Thiệu
giải thích về:
(P101)
翻譯成中文
Mật kế hoạch tối mật để bảo vệ Miền Nam
Ông nói là vào lúc bị áp lực ký Hiệp định Paris, ông đã
tranh đấu thành công để Mỹ không những cam kết trên giấy tờ mà còn thiết kế một kế hoạch phòng thủ Miền Nam trong
trường hợp bị tấn công. Kế hoạch này được bảo mật tối đa.
Ông chỉ nói sơ qua là điều kiện Hoa Kỳ đặt ra để thi hành kế
hoạch này là khi có tổng tấn công, quân đội VNCH phải giữ
được ít nhất là hai tuân để Washington có đủ thời giờ sắp xếp.
Trong cuốn 'Những Ngày Cuối Của VNCH” Đại tướng Viên
cũng viết về kế hoạch này (sđd., 81).
Để tìm hiểu cho rõ, ngày 10 tháng 10, 1985 chúng tôi đã
phỏng vấn chính người có trách nhiệm trực tiếp thi hành kế
hoạch này, đó là Tư lệnh Đệ thất Không lực Hoa Kỳ đóng ở
Thái Lan, Tướng John W. Vogt. Tổng hợp lại cuộc phỏng vấn
và các nguồn khác thì có thể tóm tắt như sau:
‹ Kế hoạch này lần đầu tiên được nói tới là do Tiến sĩ
Henry Kissinger, khi ông họp với TT Thiệu vào ngày 19 tháng 10, 1972 để thuyết phục ông Thiệu ký Hiệp định
Paris; |
«e Sau đó, nó được nhắc lại trong các văn thư do Tổng
thống Nixon gửi Tổng thống Thiệu;
s« Khi tiếp Phụ Tá Tổng thống Nguyễn Phú Đức tại Tòa
Bạch Ốc ngày 29 tháng 11, 1972, TT Nixon cũng nhắc
lại việc này. Trong cuốn “The Vietnam Peace Negotiations — Saigon”s Side of the Story, tiến sĩ Đức thuật
lại:(3)
“Rồi Tổng thống Nixon nói với tôi: Hiệp định này chỉ là
một miếng giấy. Điều quan trọng là quyết tâm của chúng
tôi yểm trợ các ông. Tôi cam kết với quý ông những điều
sau đây:
1. Quân viện và kinh viện cho Miền Nam sau Hiệp định;
2. Không lực Hoa Kỳ trấn đóng tại Thái Lan và trên các
chiến hạm sẽ tái oanh tạc trong trường hợp Cộng sản vi
phạm hiệp định được tình báo của chúng tôi phát hiện ra; 3. Chúng tôi nhất quyết ủng hộ TT Thiệu;
4. Hoa Kỳ đã đi tới thông cảm với Liên Xô và Bắc Kinh
là họ sẽ giới hạn viện trợ cho Bắc Việt.
Ông Đức hỏi: “Trên căn bắn luật pháp nào Ngài có thể
tái oanh tạc?”
Tổng thống Nixon: “Trên căn bản phải tôn trọng DMZ,
(vùng phi quân sự), tôn trọng ngưng chiến, và sự trung lập
của Lào và Kampuchia.”
Theo như sự sắp xếp thì Ngũ Giác Đài sẽ theo dõi các đơn
vị, căn cứ của quân đội Bắc Việt. Bước đầu của kế hoạch là
sẽ yểm trợ quân lực VNCH bằng không lực. Có năm phần của
kế hoạch này:
Lựa chọn và cập nhật những mục tiêu oanh tạc tại Việt
Nam;
Sắp đặt sẵn sàng một “Forward Air Control Team' (Đội
Kiểm Không Tiền Vệ) với những nhân viên nói được
tiếng Anh và đã làm việc cho Không lực Hoa Kỳ;
Một điều kiện đặt cho phía VNCH là khi bị tấn công,
quân lực VNCH phải cầm cự được từ 7 tới 15 ngày để
Washington có đủ thời giờ phản ứng (nhất là làm việc
với Quốc Hội, có thể là trên căn bản những mật ước
với TT Thiệu- lời tác giả); và
Thủ tục để VNCH yêu cầu Hoa Kỳ can thiệp bắt đầu
từ Bộ Tổng Tham Mưu VNCH tới TT Thiệu, tới Đại sứ
Mỹ tại Việt Nam, rồi tới Tòa Bạch Ốc.
Một hệ thống liên lạc nối liền không lực Hoa Kỳ tại
căn cứ ở Nakhon Phanom (Thái Lan) với lãnh đạo quân
sự Miễn Nam. Các tư lệnh quân lực VNCH gồm Tư
lệnh Không Quân và Tư lệnh các quân khu có thể trực
tiếp liên lạc thẳng với Tướng Vogt. Tướng Vogt cũng
được phép của Bộ Tổng Tham Mưu Liên Quân đi thăm
các tướng tư lệnh Vùng của Việt Nam thường xuyên.
Trong cuộc phỏng vấn chính Tướng Vogt đã kể lại là vào
mùa hè 1973, mặc dù Đại sứ Martin nói với ông: '"Tồi Không
nghĩ rằng sự hiện diện của một vị tưởng 4 sao, người phụ
trách chiến dịch không tạc của chiến trường này, có lợi cho
việc ổn định tình hình tại đây. Do đó, ông chỉ được trở lại xử
này nếu có lệnh của tôi” Tướng Vogt vẫn cử tiếp tục hiền lạc,
nhưng thay vì vào Miền Nam, ông mời cắc tưởng lãnh sang
gặp ông ở Thái Lan. Khi gặp, ông thường trấn an “2à Vog còn
ở đây và kế hoạch can thiệp vẫn được điều chỉnh hằng ngày để
sẵn sàng đem ra thi hành khi cần đến. ”(4)
(P104)
Chỉ cần một điều kiện: “khi bị tấn công. phải giữ được
ít nhất hai tuần"
翻譯成中文
Chỉ cần một điều kiện: “khi bị tấn công. phải giữ được
ít nhất hai tuần"
Một trong những người hay được mời là Tưởng Trưởng.
Ông Trưởng cũng xác nhận với chúng tôi về việc này, và nồi
ông bay sang Thái Lan thường xuyên để được cập nhật tình
hình, “Tướng Vogt luôn nói với tôi là 'vì việc đàng không lực
Hoa kỳ cần phải có Quốc Hội chấp thuận nên phải cần t nhất
là hai tuần để làm việc với Quốc Hội.'" Có nghĩa là khì có
tổng tấn công, quân đội VNCH phải giữ được ít nhất là hai
tuần.
Sau 1975, khi biết về kế hoạch này tôi mới hiểu tại sao
vào cuối năm 1974 - đầu 75, thỉnh thoảng tôi có nghe thầy
ông Thiệu nói tới một “?hời gian hai tuần cần thiết. ` Tại Luần
Đôn, ông Thiệu cũng tâm sự: “Lúc rồi ở ÄM# (gặp TT Nivon
vào tháng 4, 1973 tại San Clemente, California), họ đã giải
thích thêm cho đây đủ về kế hoạch này. "
Trong một chuyến đi Washington, chính bản thần chúng
tôi cũng đã ghé thăm căn cứ của Tư Lệnh Thái Bình Dương
(CINCPAC) ở Honolulu do Đệ Nhất Phó Phụ tá Quốc Phòng Eric von Marbod hướng dẫn. Vào xem phòng tình hình, tồi thấy những trang bị hệ thống hết sức tối tân, trèn tường cỏ nhiều bản đồ Việt Nam thật lớn, với những bóng đèn xanh, đỏ chớp tắt liên tục. Một nhân viên kiểm báo cất ng#ñ2 sơ sơ cứ:
tôi về các tuyến phòng thủ mà CINCPAC theo đõi. xổ#=£ +2
cá nhân tôi chỉ để ý tới vấn đề viện trợ tổng quất sê= ‡Ziôzz
hỏi chi tiết về quân sự.
Xem như vậy, tôi có thể hiểu được là tại sao kêu +64 #62 TT
Thiệu về lý do tử thủ Đà Nẵng thì ông đã trả lời là n=goề2 xZ£<
cần thời gian để sắp xếp lại quân đội. ông còn rnuố= PIH xuột
“base' ít nhất trong hai tuần theo điều kiện Mỹ ổã ốš: ra. z6tz
vậy là để phòng hờ trường hợp Mỹ giữ lời hứa là sẽ tiếp x⁄£x:
Nhưng cuối cùng thì việc can thiệp là một ty vong 2o S5ux£=
và viện trợ cũng bị cắt hết.
Suy tư còn lại của Tổng thống Thiệu
Trong những cuộc đàm đạo với Tổng Thống ThuÊu, zzx
về vấn đề bỏ Huế và tử thủ Đà Nẵng, ông vẫn còø 3#: + +⁄£
một vài điều: '
Lãnh Sự Mỹ ở Đà Nắng Albert Frencix
Ông Thiệu thắc mắc về vai trò của Ông xày liên ?£ 1:
việc Tướng Trưởng bỏ Đà Nẵng. Tôi biết rất! ft vỆ quêz sự +2
luôn ngần ngại hỏi các tướng lãnh về vấn ñÊ xêx. rÉế: i2
Tướng Trưởng vì ông rất ít tâm s vỀ việc chinh chñến NHhfng
có lần tôi nói chuyện với ông về việc này: “Tới fuấy ôxz Tá
thống cứ thắc mắc là tại sao cái anh Francix (ng re ® 2e
Thiệu dùng chữ xưng hô khác) anh 1a cứ ôm sát Óôz 7 r2 7
Dường như ' Trung tướng Trưởng hơi EIẬt mình và hối lạa #
hai lần: “Tổng thống hỏi vậy hä?” Rồi ông mỗi sang chuy£+
khác. Như vậy, cũng có thể là ông Francis cũng Ø£ miố: vế
Tướng Trưởng về thông tin của nh báo Mỹ i2 6x: tuzf: ZZ
tuyệt vọng chung quanh Đà Nắng. và ổa gối 3 vốn Õng l2 #112
— cổ thủ, Đây hoàn toàn „ suy kg của cá 'KPrRP Ế
Èị
tt vrẦ Ị \ ^ \
với TT Thiệu về tình hình nguy triểm về c¬ VỢHE HIŒ quanh Sàigòn vào ngày 2l tháng. 4, 1975 khi ông gặp ông
Thiệu để cố vấn ông nên từ chức. Ông Francis lại là người tín
nhiệm của Đại sứ Martin.
Phó Đề đốc Thoại cũng có viết là ông có trông thấy ông
Erancis đứng ở bên trái phía ngoài trailer của Tướng Lân, Tư
lệnh TQLC. Khi ông bước vào trailer thì thấy Tướng Trưởng
đang ngồi hút thuốc lá, nét mặt rất suy tư (sđd., 237). Ngoài
ra, khi ông Thoại trở về tới Căn cứ Hải Quân thì “Ông FrancIs
cho tôi biết theo tin tức tình báo thì đơn vị Cộng sản đã bố trí
vùng Nam Ô và có lẽ sẽ pháo kích nặng vào Căn cứ Hải Quân
vào khoảng 4 giờ sáng. Nhìn đồng hồ tôi thấy tôi còn bảy tới
tám giờ đồng hồ để chuẩn bị di tấn gia đình binh sĩ và nhân
viên chuẩn bị hầm trú ẩn tránh pháo. Sau đó ông Francis xin
phương tiện cho ông và hai người cùng tháp tùng ông ra tâu
Hải Quân đang ở ngoài khơi” (sđd., 239).
Sau này có lần Tướng Trưởng cũng nói với chúng tôi về
một người Mỹ khác: “Khoảng đầu tháng 3 (1975) người phó
cho ông Polgar (trạm trưởng CA) có nói với tôi là: 'Cộng sản
sẽ đánh tới tuyến Phan Rang rồi ngừng 10 ngày." Tôi hỏi tại
sao anh biết trước thì anh ta xoay sang chuyện khác. ”
Khi tôi hỏi về ông Francis thì Thiếu tướng Nguyễn Khắc
Bình, Tư lệnh cảnh sát kiêm Giám đốc Trung ương Tình báo
cũng nói: “Chính ông Francis có nói với tôi là ông ta đang ở
Hồng Kông cùng với bà vợ để nghỉ ngơi nhưng đã được lệnh
về ngay Đà Nẵng và gặp Tướng Trưởng. ”
Như vậy theo ý kiến riêng của chúng tôi, cũng có thể là
ông Francis đã được chỉ thị từ cấp trên là nên cố vấn cho
Tướng Trưởng bỏ ý định tử thủ Đà nắng.
Giám mục Phạm Ngọc Chỉ
Về Đức Cha Phạm Ngọc Chi, Giám mục Đà Nẵng, ông Thiệu cho rằng ngài cũng cố vấn Tướng Trưởng không nên
giữ Đà Nẵng. Về lời cố vấn của hai Giám mục Chỉ và Nguyễn
Kim Điền (Huế), ông Thoại cũng ghi:
“Không ai có thể biết được quyết định bỏ ngỏ Đà Nẵng
của tướng Trưởng có bị ảnh hưởng bởi hai vị lãnh đạo tôn
giáo hay không, nhưng có một điều là khi tướng Trưởng
nói chuyện với Tổng thống Thiệu vào đêm 28 tháng 3,
cho thấy rõ là ông Thiệu bị bất ngờ vì ông vẫn nghĩ là lực
lượng ta đủ sức giữ Đà Nẵng và có thể cũng vì bị bất ngờ
nên tổng thống không cho tướng Trưởng một chỉ thị dứt
khoát...” (sđd., 288).
(Ông Thoại ghi thêm: “Tướng Trưởng xác nhận với tác giả là “Không” ngày 2/11/2006).
Ông Thoại cũng trích dẫn sách của Trung tướng Lâm Quang
Thị (Tư lệnh phó Quân đoàn ]) là “Đức cha Chi nhờ Tướng
Thi chuyển lời lại cho Tướng Trưởng là ĐC Chi xin Tướng
Trưởng bỏ ý định phòng thủ thành phố Đà Nẵng vì làm như
vậy, thành phố Đà Nẵng sẽ bị tiêu diệt một cách vô ích và sẽ
gây chết chóc cho dân Đà Nẵng cũng như đồng bào tị nạn từ
các tỉnh khác về” (sđd., 234).
Nếu không tái phối trí?
Đại tướng Viên nhận xét rằng nếu không có tái phối trí thì
Miền Nam đã có nhiều cơ hội hơn, vì “không có kế hoạch đó,
có lẽ quân đội chúng ta không tan rã nhanh như vậy.” Thế
nhưng, ông cho rằng “đó là cái nhìn về phương diện quân sự
trong giai đoạn ngắn hạn.” Về lâu dài hơn, khả năng VNCH có
chịu nổi áp lực hay không là còn tùy vào số quân viện, và ông
Viên đi tới kết luận: “Một sự thật không thể chối cãi là quân
đội VNCH sẽ hết đạn và nhiên liệu vào tháng 6-1975 nếu
không nhận được số quân viện phụ trội. Và một quân đội sẽ
không thể nào chiến đấu nếu không có những trang bị cần
thiết để chiến đấu” (sđd., 136). Như sự việc xảy ra, VNCH
không những đã không nhận được quân viện phụ trội mà Quốc
hội Hoa Kỳ lại còn tiến hành tới việc cắt hết quân viện.
Bởi vậy cuối cùng cũng vẫn là vấn đề hết phương tiện chiến đấu. Và cũng hết cả tiền, một sự việc mà ngoài nhóm
Kinh Tế, Tài chính, hầu như không ai biết được vào thời điểm
ấy. Chúng tôi đã ghi lại trong cuốn KĐMTC là vào năm 1974
thì Chính phủ Sàigòn cũng đã sắp hết ngân khoản để trả lương
cho lính, vì từ tài khóa 1975, Quốc hội Hoa Kỳ đã không cho
phép được tiếp tục sử dụng tiền từ Quỹ Đối Giá (Counterpart
Fund) để tài trợ cho ngân sách quốc phòng và ngân sách cảnh
sát nữa. Quỹ này là khoản tiền đồng Việt Nam phát xuất từ
tiền bán đồ nhập cảng và từ viện trợ Mỹ, nó là thu nhập quan
trọng nhất của ngân sách quốc phòng. Như vậy thì chắc dần
dần rồi VNCH cũng phải giải ngũ! (xem KĐMTC, trang 213-
21):
Với bối cảnh ấy và khi màn chót của tấn bi kịch đã bắt đầu
hạ, vấn đề tử thủ hay không tử thủ, xét cho cùng thì cũng chỉ
còn một ý nghĩa hết sức tương đối. Vì khi đã hết đạn và hết
tiền thì không thể nào cầm cự được lâu.
Có thể là cả chính phủ Ford cũng muốn kết thúc cho lẹ để
Mỹ khỏi bị liên lụy. Nếu Đà Nẵng cứ kéo dài thì Mỹ sẽ có áp
lực phải can thiệp. Có lẽ vì vậy nên khi vừa được tin mất Đà
Nẵng thì Ngoại trưởng Kissinger đã thở dài mà than vãn: “Sao
chúng (VNCH ) không chết phức đi cho rồi. ”
Chúng tôi không phải là nhà quân sự, nhưng khi ghi lại
những dòng này cũng nghĩ rằng có thể là Tổng thống Thiệu
đã chỉ thị đúng về mặt chiến lược vì ba lý do như để cập trên
đây. Mặt khác, Tướng Trưởng đã hành động theo khía cạnh
chiến thuật:
« thứ nhất, cán cân quân sự đã lệch hẳn về phía Bắc
Việt;
s_ thứ hai trung ương không còn quân và phương tiện nào
để yểm trợ ông nữa;
e_ thứ ba, đoàn người di tản từ Huế và Quảng Trị trở vào
Đà Nẵng đã trở nên hỗn loạn, tràn ngập thành phố (một
thành phố với một nửa triệu dân giờ đây đã lên gần hai
triệu); và e_ hứ r, cũng chẳng thấy mặt Tướng Vogt đâu và ông không
hy vọng gì Hoa kỳ sẽ tiếp viện như lúc ông lấy lại Quảng
J he
Do đó chúng tôi cho rằng Tướng Trưởng đã quyết định
không tử thủ Đà Nẵng vì có tử thủ cũng không được lâu mà
lại còn phải chịu cái cảnh tàn phá khôn lường.
Điều này thì chính Tổng thống Thiệu cũng đã xác nhận
với chúng tôi: “Nếu không có thêm quân viện thì có giữ Đà
Nẵng cũng chẳng được bao lâu. ” Và sau 1975 thì liên lạc giữa
hai người tốt đẹp. Tướng Trưởng có ghé thăm TT Thiệu ở
Luân Đôn và TT Thiệu cũng hay nhắc đến Tướng Trưởng.
Lúc chúng tôi gặp lại ông Thiệu lần đầu ông còn mua hai cái
cà vạt gửi tôi đưa về thăm ông Trưởng (như đã thuật lại trong
Chương 1). Sau này trong thư từ ông cũng hay nhắc:
Chúng tôi nghĩ rằng, nếu nhìn theo chiều dài của lịch sử thì
có thể là cả hai đều đã có lý do riêng của mình. Và giờ đây, hai
vị tư lệnh cao cấp ấy của quân lực VNCH đã gặp nhau ở thế
giới bên kia, họ có thể bắt tay nhau cho thật chặt mà không còn
phải “mang nặng một niềm đau gậm nhấm tâm can” nữa.
(P109)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