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依章節條列出論述重點（論證結構拆解）

一、導論：川普不是起點，而是加速器

• 川普當選引發「美國是否走向威權」的合理擔憂

• 作者否定「美國會立刻變成法西斯」的誇張說法

• 核心判斷：美國更可能滑向「競爭性威權主義」

• 關鍵轉折：民主危機早於川普數十年即已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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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倒退的真實形式：合法、漸進、制度內

• 民主倒退不會以政變或戒嚴呈現

• 而是透過：

  • 合法制度

  • 漸進改革

  • 看似無害的行政與法律操作

• 結果：系統性地讓競爭「向執政者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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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種「民選獨裁者」的典型操作手法

（比較政治的核心貢獻）

1. 政治化國家機器

   • 清洗公務體系、司法、檢調、警政

   • 選擇性執法：保護自己、打擊對手

2. 削弱公民社會

   • 收買媒體、企業、宗教團體

   • 用司法、稅務、監管手段騷擾異議者

   • 造成寒蟬效應與自我審查

3. 改寫遊戲規則

   • 以「反貪腐」「選舉改革」「權力下放」為名

   • 實質上提高反對派參政門檻

   • 制度看似合法，結果卻高度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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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其實是年輕民主國家」

• 以現代標準看，美國直到 1970 年代才完成民主化

• 南方曾長期存在：

  • 一黨專政

  • 剝奪投票權

  • 國家支持的暴力

• 聯邦政府也曾濫用情報與執法機構

• 民主不是自然狀態，而是被爭取、被修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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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主的最大風險來源：極化

• 種族、政黨、媒體、所得不平等交織

• 造成：

  • 負面黨派主義（恨對方勝過愛制度）

  • 對政治對手「不承認合法性」

• 極化削弱兩項關鍵民主規範：

  • 克制

  • 跨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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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制度失靈的連鎖反應

• 極化 → 國會僵局

• 僵局 → 總統擴權（行政命令、繞過立法）

• 同黨控制 → 監督失效

• 黨派忠誠凌駕民主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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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誰能阻止民主倒退？

• 不可靠的防線：

  • 民眾對民主的抽象承諾

  • 憲法文字本身

  • 主流媒體

  • 官僚體系

• 相對可靠但有限：

  • 聯邦制

  • 獨立司法

• 真正關鍵變數：總統的民意支持度與突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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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其目的（作者想達成什麼）

作者的核心目的有三層：

1. 打破美國例外主義的自信

   • 美國並非「天生免疫」民主倒退

2. 重新定義威權風險

   • 威權不一定摧毀制度

   • 更可能「寄生」在民主制度之內

3. 提供一套可比較、可預警的分析框架

   • 讓讀者能在美國、也能在其他民主國家辨識危險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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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理支持論點的理由與證據

理論依據

• 「競爭性威權主義」的比較政治理論

• 民主崩潰與極化的學術研究共識

歷史證據

• 美國南方長期威權統治

• 聯邦政府濫權（FBI、CIA、尼克森時代）

國際案例

• 俄羅斯、委內瑞拉、土耳其、馬來西亞、厄瓜多爾、辛巴威

當代美國實例

• 投票權限制

• 攻擊司法、媒體

• 否定選舉合法性

• 國會拒絕履行監督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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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這段話的重要性（為什麼值得關注）

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於：

• 它告訴我們：

  民主不是被推翻，而是被「慢慢掏空」

• 它提供一套「制度性警訊清單」，
  讓社會能在尚未失控前辨識危險

• 它將「川普現象」放回結構脈絡，
  避免把危機簡化成個人問題

• 對所有新興民主與高度極化社會（包括台灣）
  都具有高度可移植的警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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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願意，下一步我可以幫你把這份分析：

• 改寫成 投書版（報紙 800–1,000 字）

• 或 對照台灣／賴清德情境的比較分析

• 或整理成 「民主倒退檢核表」工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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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論述重點條列（依章節）

總論：美國為何面臨倒退的危險 ³

• 川普當選的警訊：唐納德·川普當選總統，引發了美國可能走向威權主義的擔憂 ⁴。

• 「競爭性威權主義」：作者認為美國更有可能滑向一種溫和的「競爭性威權主義」，即在有效的民主制度下，政府濫用國家權力來打壓反對者 ⁵。

• 深層次原因：美國民主面臨的挑戰早在川普出現前幾十年就已醞釀，源於自1980年代以來日益加劇的政治極化和共和黨的激進化，這些因素削弱了守護美國民主的製度基礎 ⁶。

• 諷刺的根源：當前威脅民主的極化動態，諷刺地根源於美國姍姍來遲的民主化進程（直至1970年代初，南方威權主義被剷除）⁷。

• 不可輕信的保障：作者認為，美國人對民主的承諾、憲法制衡、官僚機構或新聞自由等，都難以保證民主不會倒退 ⁸。

• 關鍵因素：美國民主的命運最終可能取決於川普動員公眾支持的能力，這種能力會因政府表現不佳而受限，或因戰爭/重大恐怖攻擊而增強 ⁹。

倒退的表現形式 ¹⁰

作者指出，美國的民主倒退不會是政變或宣布戒嚴，而是透過一系列漸進的、合法的、看似無害的步驟發生 ¹¹。

• 濫用權力方式一：將國家機構政治化 ¹²

  • 行動：清洗職業公務員，用黨派人士取代；將司法部門政治化（賄賂、脅迫、詆毀或彈劾法官）¹³。

  • 後果：政府保護自己免受調查，並可選擇性執法，打擊政治競爭對手、企業和媒體 ¹⁴。

  • 例子：弗拉基米爾·普丁透過起訴腐敗來清除反對者；政治化的警察鎮壓抗議者；情報機構監視批評者（例如馬來西亞反對派領袖安瓦爾·易卜拉欣）¹⁵。

• 濫用權力方式二：削弱公民社會的關鍵力量 ¹⁶

  • 行動：收買、壓製或削弱能夠動員反對派的群體（媒體、商界領袖、工會、宗教團體）¹⁷。

  • 手段：向友善媒體和商界提供好處/賄賂；對反抗者利用政治化的權力機構進行騷擾（誹謗訴訟、稅務調查、捏造醜聞）¹⁸。

  • 後果：媒體自我審查（土耳其、委內瑞拉）；商界人士退出政壇（俄羅斯）；反對派募款困難 ¹⁹。

• 濫用權力方式三：改寫政治遊戲規則 ²⁰

  • 行動：改革憲法、選舉制度或其他機構，以增加競爭難度，通常以打擊貪腐或加強民主為名 ²¹。

  • 例子：厄瓜多爾總統拉斐爾·科雷亞嚴格限制私人競選捐款，使其執政黨受益；馬來西亞和辛巴威推行提升農村地區選舉權重的改革，犧牲城市中心利益 ²²。

年輕的民主 ²³

• 美國民主的脆弱性：認為美國擁有數百年歷史的民主制度不會受到侵蝕是錯誤的 ²⁴。

• 真正的民主化：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美國直到1970年代初才真正成為完全民主的國家（具備完全的成年人普選權和對公民及政治自由的廣泛保護）²⁵。

• 南方威權主義：從19世紀90年代到1970年代初，南方11州存在民主黨建立的一黨專政獨裁政權，透過剝奪黑人和貧困白人的選舉權、壓制反對黨、推行種族隔離來維持 ²⁶。

• 聯邦機構的濫權：從FBI、CIA、NSA成立以來，歷任總統都曾利用這些機構監視政敵和活動人士，直到水門事件後的改革才基本結束 ²⁷。

大分水嶺：政治極化 ²⁸

• 極化的威脅：極端極化是民主制度崩潰的核心因素，它導致政客將對手視為不合法或生存威脅，從而削弱民主規範 ²⁹。

• 轉捩點：1960年代《民權法案》和《投票權法案》通過後，國家政治格局沿著種族界線重新劃分 ³⁰。

  • 南方黑人加入民主黨 ³¹。

  • 南方白人轉向共和黨（因經濟政策或對種族議題的保守立場和「法律與秩序」的訴求）³²。

• 國會的變化：南方從民主黨佔優勢轉為共和黨主導，國會的意識形態兩極化加劇，跨黨派議題和兩黨溫和派成員消失 ³³。

• 選民的變化：選民在黨派立場上日益兩極化，表現出日益強烈的負面黨派主義（對另一政黨政客和選民的敵意）³⁴。

• 媒體的極化：傳統新聞媒體衰落，黨派新聞頻道（如福斯新聞）和網路興起，導致媒體環境極化，選民更容易接受虛假新聞，並以純粹的黨派視角看待政治事件 ³⁵。

• 社會經濟差距：美國貧富差距擴大，富裕階層更支持保守經濟政策（推動共和黨右傾）；工人階級工資停滯，引發帶有種族色彩的右翼民粹主義反彈 ³⁶。

• 身分認同政治：移民增加加劇了白人與非白人之間的黨派分歧，加劇了部分白人選民對失去人口、文化和政治優勢的焦慮 ³⁷。

極化的危害 ³⁸

• 政治僵局：導致立法和行政部門功能失調，重要議題懸而未決，降低公眾對政治機構的信任 ³⁹。

• 總統擴權：受挫的總統傾向於繞過國會，透過行政命令等單邊行動擴大權力 ⁴⁰。

• 國會監督弱化：兩極化使得國會難以就行政權力過度擴張達成兩黨共識。當同一政黨同時掌控白宮和國會時，缺乏對總統進行強有力監督的動力（例如：國會共和黨人拒絕認真調查川普的利益衝突或「通俄」指控）⁴¹。

• 對手合法性被否定：共和黨激進化，許多黨內人士將民主黨對手視為生存威脅，並否定其合法性（例如：川普質疑歐巴馬公民身分、稱希拉蕊為罪犯）⁴²。

• 拋棄民主規範：政黨日益拋棄克制與合作的準則，採取雖合法但違背民主傳統的策略（例如：彈劾柯林頓、拒絕為歐巴馬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舉行確認聽證會）⁴³。

• 州級的極端行為：共和黨在州一級採取削弱對手的法律（例如：北卡羅來納州議會剝奪新任民主黨州長的權力；推出新的投票權限制措施，旨在降低非白人選民投票率）⁴⁴。

民主的命運 ⁴⁵

• 保障的局限性：美國人對民主的忠誠、憲法本身、主流媒體或官僚機構都難以阻止民主衰退 ⁴⁶。

  • 憲法的模糊性為行政部門濫權留下了空間 ⁴⁷。

  • 媒體極化使得嚴重的濫權行為可能被視為黨派攻擊 ⁴⁸。

  • 共和黨掌控白宮與國會，限制了監督動力，且國會可利用「霍爾曼規則」削減官員薪水 ⁴⁹。

• 更有效的制衡：美國的聯邦制政府和獨立司法體系應能更有效地防止倒退 ⁵⁰。

• 最終的決定因素：川普政府下美國民主的命運，可能取決於偶然事件 ⁵¹。

  • 制約因素：總統支持率下降（如經濟危機或類似「卡崔娜時刻」的重大災難）將可能制約其權力，促使共和黨政客和法官反對他 ⁵²。

  • 加速因素：戰爭或恐怖攻擊（規模堪比9/11事件），可能加劇政界人士和公眾對公民自由承諾的減弱，使打壓媒體、異議人士或少數族裔/宗教群體的企圖面臨更少阻力 ⁵³。

• 根本挑戰：美國民主面臨的挑戰是如何維繫一個多種族民主國家，因為歷史上，主導族群失去多數地位的轉型很少有民主國家能成功挺過 ⁵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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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分析（作者想達成什麼）

文章的作者群是政治學教授和副教授，他們的寫作目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⁵⁵：

• 發出警報 (Warning)：指出美國當前的政治情勢，尤其是川普總統的行為，對美國民主構成了真實且迫在眉睫的威脅 ⁵⁶。

• 重新定義威脅 (Reframe the Threat)：糾正人們對「民主倒退」的認知，強調倒退不會是傳統的政變，而是漸進式、合法性包裝下的威權主義（即「競爭性威權主義」）⁵⁷。

• 提供歷史和結構性解釋 (Provide Context)：論證當前的危險不僅是川普個人造成的，更是美國社會和政治體系長期以來，尤其自1970年代民主化進程開始，日益加劇的政治極化和共和黨激進化的結果 ⁵⁸。

• 揭示民主的脆弱性 (Show Vulnerability)：駁斥「美國例外論」的觀點，強調美國的自由民主是一個相對年輕且不完美的發展階段，並不具備抵抗倒退的內在免疫力 ⁵⁹。

• 呼籲關注關鍵點 (Focus on Key Factors)：提醒讀者不要過度依賴傳統的民主保障（憲法、官僚、媒體），而是要關注公眾支持度和地緣政治事件（如戰爭或恐攻）對民主未來走向的決定性影響 ⁶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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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的理由與證據

論述要點 (Claim)	支持的理由 (Rationale)	關鍵證據 (Evidence/Examples)
美國正走向「競爭性威權主義」 61	這種倒退是漸進、合法且難以察覺的，不是政變，而是一種政府濫用權力打擊反對派的混合體制 62。	* 國家機構政治化：普丁起訴反對者；馬來西亞安瓦爾·易卜拉欣遭可疑調查和判刑 63。
當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極化 64	極化導致政客將對手視為不合法或生存威脅，從而削弱民主規範 65。	* 黨派重組：1960年代民權法案後，南方白人轉向共和黨，加劇國會意識形態兩極化 66。 * 否認合法性：川普質疑歐巴馬公民身分；共和黨領袖在2016年大會上高喊「把她關起來」（指希拉蕊·柯林頓）67。
美國民主的根基比想像中脆弱 68	具有完全普選權和廣泛公民自由的「自由民主」在美國是相對較新的，並非數百年傳統 69。	* 南方威權主義：從19世紀90年代到1970年代初，南方11州存在一黨專政、種族隔離和剝奪選舉權的獨裁政權 70。 * 聯邦濫權：尼克森政府動用司法部和其他機構打擊「敵人」；FBI對異議組織進行2,000多次行動（1956-1971）71。
國會制衡川普的動力不足 72	政治極化和同一政黨掌控白宮/國會，降低了議員進行強有力監督的可能性 73。	* 國會共和黨人拒絕認真調查川普的利益衝突和「通俄」指控 74。 * 共和黨在州一級通過法案剝奪新任民主黨州長的權力（北卡羅來納州）75。
傳統的民主保障可能失效 76	在極端極化下，非正式的克制與合作規範已經瓦解，憲法、媒體、官僚機構的政治化風險增高 77。	* 媒體極化：福斯新聞的興起，媒體分裂，選民容易接受虛假新聞 78。 * 憲法模糊性：為行政部門濫用權力（例如安插親信、罷免聯邦檢察官）留下空間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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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性說明（為什麼值得關注）

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於它對美國民主的狀況提出了深刻的、非傳統的警示，使其值得關注 ⁸⁰：

• 識別隱蔽的威脅：它提醒讀者，民主衰退在現代通常是透過合法手段和漸進步驟發生的，而不是戲劇性的政變 ⁸¹。這使得公眾能夠更警惕那些看似無害的機構政治化或規則修改行為 ⁸²。

• 提供結構性理解：它超越了對單一政治人物（川普）的批判，將當前的威脅置於美國政治史和結構性變遷的框架中 ⁸³。它解釋了長期以來的政治極化、共和黨激進化以及美國民主化本身的缺陷，是如何為威權主義的崛起創造了條件 ⁸⁴。

• 挑戰「美國例外論」：文章明確指出美國的民主並非堅不可摧，甚至是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 ⁸⁵。這迫使美國和國際社會意識到，即使是歷史悠久的西方民主國家，也可能面臨其他發展中國家曾經歷過的威權倒退 ⁸⁶。

• 指明關鍵的風險點：文章強調了公眾支持度、戰爭或重大恐怖攻擊等偶然因素對民主命運的決定性影響 ⁸⁷。這使得政策制定者和公民社會知道在哪裡集中精力以防範最壞的情況 ⁸⁸。

• 強調多種族民主的挑戰：最終，文章指出美國面臨的根本挑戰是維持一個多種族民主國家，這是歷史上許多民主國家難以成功的轉型，突顯了當前政治衝突的深層次、身分認同驅動的本質 ⁸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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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章節條列出論述重點

文章結構以小標題分章節，我依此條列出各章節的主要論述重點。文章開頭介紹作者背景與川普當選引發的擔憂，後續章節深入探討。

• 美國為何面臨倒退的危險（開頭介紹部分）：
  • 川普當選引發對美國滑向威權主義的擔憂，但預測法西斯主義過於誇大；可能走向「競爭性威權主義」，即民主制度存在但政府濫權打壓反對者。
  • 挑戰早在川普前已醞釀：自1980年代起，政治極化和共和黨激進化削弱民主基礎。
  • 極化根源於美國遲來的民主化（直到1970年代初剷除南方威權後），加劇種族界線分歧，並推共和黨右傾。
  • 民主保障非來自公眾承諾、憲法或媒體，而是川普的公眾支持能力（若政府表現差則受限，若有戰爭或恐怖攻擊則增強）。
• 背道的表現形式：
  • 民主倒退不會以政變形式出現，而是透過漸進、合法步驟傾斜權力向執政黨。
  • 三種濫權方式：(1) 政治化國家機構（如法院、檢察、情報機構）來打擊反對派、掩蓋自身瀆職（例：普丁在俄羅斯起訴反對者）；(2) 削弱公民社會（如收買或壓制媒體、商界、工會），導致自我審查和募款困難（例：土耳其、委內瑞拉）；(3) 改寫遊戲規則（如選舉改革）來增加對手競爭難度（例：厄瓜多爾限制捐款、馬來西亞重劃選區）。
  • 在美國等法治穩固國家，濫權更難但非不可能；系統性政治化會造成嚴重後果。
• 年輕的民主：
  • 美國民主並非數百年歷史，而是相對新穎：直到1970年代初才實現完全民主（包括普選權和公民自由保護）。
  • 南方各州自內戰後建立一黨威權政權，剝奪黑人投票權、壓制反對、推行種族隔離，直到1944年最高法院裁決和民權運動才打破。
  • 聯邦機構（如FBI、CIA）曾被總統濫用監視對手（例：尼克森時代），直到1970年代水門事件後改革才結束。
  • 儘管現有問題（如重罪犯剝奪投票權、捐款集中富人），美國近半世紀已是多種族民主，但民主化進程本身導致當今極化。
• 大分水嶺：
  • 極化是民主崩潰核心因素，導致視對手為不合法、違反規則、容忍暴力。
  • 美國過去靠克制與合作避免崩潰（例：民主黨反對羅斯福擴充法院、共和黨支持尼克森調查）。
  • 1960年代民權法案後，種族界線重劃：南方黑人投民主黨、白人轉共和黨，導致國會意識形態同質化、溫和派消失。
  • 選民極化加劇：種族態度影響政策看法（如醫療、稅收），負面黨派主義盛行；媒體極化（福斯新聞崛起、網路分化）使選民信任黨派而非事實（例：普丁支持率在共和黨上升）。
  • 不平等加劇極化：富人支持保守稅政、工人階級右翼民粹反彈；移民增加加深白人焦慮，種族政治全國化。
• 極化的危害：
  • 極化導致僵局（立法減少、公眾信任低），促使總統單邊行動（行政命令擴權）。
  • 同一黨掌控國會白宮時，監督弱化；共和黨激進化視民主黨為威脅（例：川普質疑歐巴馬公民身分、高喊關希拉蕊）。
  • 共和黨拋棄克制準則：彈劾柯林頓、拒絕歐巴馬大法官提名、北卡羅來納剝奪民主黨州長權力、投票限制措施（針對非白人選民）。
  • 川普上台時機危險：共和黨掌控多數，極化降低抵抗濫權可能性。
• 民主的命運：
  • 公眾對民主忠誠、憲法、媒體、官僚無法保障民主（憲法模糊、媒體分化、官僚易受壓力）。
  • 聯邦制和司法可阻礙操縱，但也非絕對；最終取決偶然事件，如經濟危機降低川普支持率（有利抵抗），或戰爭/恐怖攻擊減弱公民自由承諾（助長濫權）。
  • 美國民主挑戰不止川普：維繫多種族民主，歷史上少有占主導族群失去地位而民主存活；若成功，將證明美國例外。

3. 分析其目的（作者想達成什麼）

作者的目的主要是警告讀者美國民主正面臨嚴重倒退風險，並非僅因川普個人，而是根植於長期極化和歷史遺留問題。透過歷史分析和國際比較，他們旨在：

• 挑戰美國人對民主穩固的「特殊性」信念，強調民主脆弱性（尤其是年輕的多種族民主）。
• 教育公眾識別民主倒退的漸進形式（如政治化機構、削弱公民社會、改寫規則），避免低估合法但有害的步驟。
• 呼籲警惕極化危害，促使讀者反思如何維護民主規範（如克制與合作）。
• 提供樂觀但現實的視角：民主命運取決公眾支持與偶然事件，鼓勵積極監督政府，防止危機放大濫權。 總體上，作為學術性文章，作者想促發公共討論、政策反思，並在2017年川普上台初期（文章發表於2017年4月）影響知識分子和決策者，避免民主進一步侵蝕。

4. 整理支持的理由與證據

作者以歷史事實、國際案例、政治學理論和數據支持論點。以下按主要論述整理：

• 民主倒退的漸進形式：
  • 理由：不會突發政變，而是合法步驟傾斜權力。
  • 證據：國際例，如俄羅斯普丁起訴反對者卻忽略盟友；委內瑞拉政治化警察鎮壓抗議；土耳其媒體自我審查；厄瓜多爾選舉改革限制捐款有利執政黨；馬來西亞重劃選區犧牲城市。
• 美國民主年輕且有濫權歷史：
  • 理由：直到1970年代才完全民主，過去有威權元素。
  • 證據：南方11州內戰後一黨威權、剝奪黑人投票權，直到1944年最高法院裁決和民權運動；聯邦機構濫用，如FBI 1956-1971年2,000多次行動抹黑抗議團體；尼克森用司法部打擊敵人，水門事件後改革。
• 極化根源於民主化與種族重組：
  • 理由：民權法案後種族界線分化黨派。
  • 證據：南方從民主黨主導轉共和黨；學者邁克爾·泰斯勒論證種族態度影響政策看法；黑人支持民主黨比例高、白人支持共和黨更高；不平等達大蕭條水準，工人階級右翼反彈；移民增加加深白人焦慮。
• 極化危害民主：
  • 理由：導致僵局、單邊行動、弱化監督、視對手不合法。
  • 證據：國會立法減少、公眾信任黨派化（赫瑟林頓與魯道夫2010年調查：多數共和黨不信任政府）；媒體分化如福斯新聞崛起，普丁支持率從2014年10%升至2016年37%；共和黨激進例：1998年彈劾柯林頓、2016年拒絕歐巴馬大法官提名、北卡羅來納2016年剝奪民主黨州長權力、投票限制針對非白人。
• 防範因素有限：
  • 理由：公眾忠誠、憲法、媒體、官僚非絕對保障。
  • 證據：憲法模糊（如金斯伯格與胡克論證行政濫權空間）；媒體分化降低影響；官僚易受預算壓力（如霍爾曼規則）；歷史上公眾容忍南方限制；危機如9/11可減弱公民自由。

5. 說明這段話的重要性（為什麼值得關注）

這篇文章重要，因為它在川普上台初期（2017年）提供先見之明，揭示美國民主的系統性脆弱，而非僅個人因素，值得關注的原因包括：

• 預警當前危機：文章預測極化助長濫權，後續事件如2020年選舉爭議、1月6日國會暴動、投票權爭議，證實其洞見；有助理解當今美國政治動盪（如2024年選舉極化）。
• 歷史與國際視角：挑戰「美國例外論」，強調民主非永恆，透過南方威權歷史和俄羅斯、土耳其等案例，提醒讀者民主倒退可漸進發生，避免自滿。
• 政策與社會啟發：鼓勵反思極化根源（如種族、不平等），推動改革（如媒體監管、投票權保護）；對學者、決策者和公眾而言，提供框架評估民主健康，促進跨黨派對話。
• 全球相關性：作為民主燈塔的美國若倒退，將影響全球民主趨勢（如民粹主義崛起）；文章強調多種族民主轉型的挑戰，適用於其他多元社會（如歐洲移民議題）。 總體上，在2025年當前日期背景下，這文仍有時效性，提醒民主需持續維護，尤其在極化與危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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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美國對民主而言依然安全嗎？

美國為何面臨倒退的危險

羅伯特·米奇、史蒂文·列維茨基和盧坎·艾哈邁德·韋

2017年5月/6月 發佈於2017年4月17日

2016 年 7 月，唐納德·川普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舉行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麥克·塞加爾/路透社

羅伯特‧米基 是密西根大學政治學副教授，著有《走出迪克西之路：美國南部威權飛地的民主化，1944-1972》。

史蒂文·列維茨基 是哈佛大學政府學教授。

盧坎·艾哈邁德·韋是多倫多大學政治學教授，與列維茨基合著了《競爭性威權主義：冷戰後的混合政體》。

 

• 羅伯特·米奇的更多作品
• 史蒂文·列維茨基的更多作品
• 盧坎·A·韋的更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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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

唐納德·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此人曾讚揚獨裁者、煽動支持者使用暴力、威脅要將競爭對手投入監獄，並將主流媒體稱為「敵人」——引發了人們對美國可能正走向威權主義的擔憂。儘管關於美國會滑向法西斯主義的預測有些誇大其詞，但川普的總統任期可能會將美國推向一種我們稱之為「競爭性威權主義」的溫和形式——在這種體制下，雖然存在著有效的民主制度，但政府卻濫用國家權力來打壓其反對者。

但美國民主面臨的挑戰其實已經醞釀了幾十年，遠在川普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自1980年代以來，日益加劇的政治極化和共和黨的激進化削弱了長期以來守護美國民主的製度基礎——這使得川普的總統任期比過去幾十年都更加危險。 

幾乎沒有理由指望美國人對民主的承諾能防止民主遭到侵蝕。

矛盾的是，如今威脅民主的極化動態根源於美國姍姍來遲的民主化進程。直到1970年代初——民權運動和聯邦政府成功剷除南方各州的威權主義之後——美國才真正走上民主道路。然而，這一進程也加劇了國會的分裂，使選民的立場沿著種族界限重新排列，並將共和黨進一步推向右翼。由此產生的極化既助長了川普的崛起，也使民主制度更容易受到他的獨裁行為的影響。 

民主的保障或許並非來自人們通常預期的面向。美國社會對民主的所謂承諾並不能保證民主不會倒退；憲法制衡、官僚機構和新聞自由也同樣如此。最終，決定美國民主命運的或許是川普動員公眾支持的能力——如果他的政府表現不佳，這種能力將受到限制；但如果發生戰爭或重大恐怖攻擊，這種能力則會大大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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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道的表現形式

如果美國出現民主倒退，不會以政變的形式出現；不會宣布戒嚴，也不會實行一黨專政。相反，大多數當代專制國家的經驗表明，這種倒退會透過一系列鮮為人知的漸進步驟發生，其中大部分是合法的，許多步驟看起來也無害。然而，這些步驟加在一起，最終會使局勢向執政黨傾斜。

各國政府實現此目標的難易度和程度各不相同。在美國等民主制度和法治根基穩固、公民力量和反對派勢力強大的國家，濫用權力既比在俄羅斯、土耳其和委內瑞拉等國更難得逞，後果也更嚴重。然而，美國近期也曾發生過此類濫權的事件，因此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

第一種濫用權力的方式是將國家機構政治化，並利用它們來打擊反對派。現代國家擁有各種機構，可以調查和懲罰公職人員或公民的違法行為——例如法院、檢察官、立法監督委員會以及執法、情報、稅務和監管機構。由於這些機構旨在作為中立的仲裁者，它們既是挑戰，也是潛在的獨裁者的機會。如果調查機構保持獨立，它們就能揭露甚至懲罰政府的濫權。然而，如果這些機構被效忠者控制，它們可能掩蓋官員的瀆職行為，並成為打擊政府反對者的強大武器。 

事情發生在那裡：2015 年 7 月，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尼古拉斯馬杜羅。豪爾赫洛佩茲/路透社

因此，民選獨裁者有強烈的動機清洗職業公務員和其他獨立思考的官員，並用黨派人士取代。一些不易清洗的機構，例如司法部門，可能會以其他方式政治化。例如，法官可能被賄賂、脅迫或勒索而屈服，或被公開詆毀為無能、腐敗或不愛國。在極端情況下，他們甚至可能成為彈劾的目標。 

收買政府機構就像在體育比賽中賄賂裁判：主隊不僅可以避免受到處罰，還能讓對手遭受更多懲罰。一方面，政府可以保護自己免受調查、訴訟和刑事指控，並確保違憲行為不受制約。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選擇性地執法，打擊競爭對手的政治人物、企業和媒體，而對盟友（或保持沉默的人）則置之不理。例如，弗拉基米爾·普丁在就任俄羅斯總統後，透過起訴腐敗來清除大部分反對者，卻對盟友的類似行為視而不見。

同時，一支政治化的警察部隊可以被用來鎮壓反對派抗議者，同時容忍親政府暴徒的暴力行為——這一策略在委內瑞拉已被證明行之有效。而政治化的情報機構則可以用來監視批評者，並挖掘勒索資料。馬來西亞的主要反對派領袖安瓦爾·易卜拉欣就曾因此被邊緣化：在一次可疑的警方調查之後，他於1999年被判犯有雞姦罪併入獄。誠然，即使是民主國家的官僚機構也容易受到政治化的影響，但這種影響通常是有限的，而且只有在情節嚴重時才會受到懲罰。相較之下，在競爭激烈的威權政權中，政治化則是系統性的，並且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民選獨裁者操縱局勢的第二種方式是削弱公民社會的關鍵力量。現今很少獨裁政權會直接消滅反對派。相反，它們會試圖收買、壓製或削弱那些能夠動員反對派的群體，例如媒體、商界領袖、工會、宗教團體等等。最便捷的途徑是收買。因此，大多數威權政府都會向主流媒體、商界和宗教界人士提供好處或直接賄賂。友善的媒體可以獲得特權；受青睞的商界領袖可以獲得利潤豐厚的資源特許權或政府合約。為了對付那些反抗者，獨裁者會訴諸政治化的權力機構。譴責政府不當行為的報紙、電視網絡和網站會面臨誹謗訴訟，或因發布被指控宣揚暴力或威脅國家安全的內容而受到起訴。批評政府的商界領袖會因稅務詐欺或其他違法行為而受到調查，反對派政治人物則會深陷由情報機構挖掘或捏造的醜聞之中。 

這種持續不斷的騷擾會嚴重削弱反對派的力量。媒體或許名義上保持獨立，但實際上卻會悄悄地進行自我審查，就像土耳其和委內瑞拉的情況一樣。商界人士或許會選擇退出政壇，而不是冒著觸怒稅務或監管機構的風險，就像俄羅斯的情況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批評性媒體報告會逐漸減少，而大型企業和工會也因受到脅迫而不敢參與政治活動，反對黨募款變得更加困難，從而處於明顯的劣勢。 

最後，當選的獨裁者常常會改寫政治遊戲規則——改革憲法、選舉制度或其他機構——以增加競爭對手的競爭難度。此類改革通常以打擊貪腐、淨化選舉或加強民主為名，但其真實目的卻更為險惡。例如，在厄瓜多爾，拉斐爾·科雷亞總統領導的政府於2012年強行推行了一項選舉改革，嚴格限制私人競選捐款，表面上是為了減少金錢對政治的腐蝕作用。但實際上，這項改革使科雷亞的執政黨受益匪淺，該黨不受限制地取得政府資源，從而獲得了巨大的優勢。 

在馬來西亞和辛巴威，政府都以權力下放為由，推行旨在提升人口稀少的農村地區選舉權重、卻犧牲反對派勢力最強大的城市中心利益的改革。此類制度改革尤其危險，因為它們表面上看似合法，實際上系統性地影響選舉結果，並在許多情況下，使執政者得以鞏固其最初濫用權力所獲得的優勢。 

年輕的民主 

人們或許傾向認為，美國擁有數百年歷史的民主制度不會受到民主衰退的影響，但這種自信是錯誤的。事實上，自由民主——包括完全的成年人普選權和對公民及政治自由的廣泛保護——在美國是一個相對較新的發展階段。以今天的標準，美國直到1970年代才真正成為完全民主的國家。

從19世紀90年代內戰結束、重建失敗後開始，原南方邦聯11州的民主黨政治人物各自建立了一黨專政的獨裁政權。保守派民主黨人從最高法院、行政部門和全國性政黨手中奪取了一些迴旋餘地後，剝奪了黑人和許多貧困白人選民的選舉權，壓制反對黨，並強行推行種族隔離且極度不自由的公民領域。他們的目標是確保廉價的農業勞動力和白人至上主義，並為此動用了國家支持的暴力手段。 

半個世紀以來，南方各州利用其在國會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影響力，竭力抵禦外部改革。然而，1944年，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該地區僅限白人參與的民主黨初選制度。自此之後，黑人活動家們積極利用聯邦司法裁決、國會立法和全國性黨內改革，最終打破了種族隔離、剝奪選舉權和國家鎮壓的局面。到1970年代初，南方獨裁勢力已被擊敗；如今，約有6,000名黑人當選官員在南​​方各州服務。

2012年4月，津巴布韋總統羅伯特·穆加貝在哈拉雷。特約記者/路透社

但美國的威權主義並非南方獨有的現象。自聯邦調查局（FBI）、中央情報局（CIA）和國家安全局（NSA）成立以來，歷任​​總統都利用這些機構監視白宮工作人員、記者、政治對手和活動人士。 1956年至1971年間，聯邦調查局發起了2,000多次行動，旨在抹黑和擾亂黑人抗議組織、反戰團體以及其他被視為威脅的組織。它甚至向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提供了關於他在1952年總統大選中的民主黨對手阿德萊史蒂文森的詆毀性資訊。同樣，尼克森政府也動用了美國司法部和其他機構來打擊民主黨和媒體中的「敵人」。國會對所謂顛覆活動的調查進一步威脅了公民權利和自由。與南方威權主義類似，濫用聯邦情報和執法機構的情況在1970年代基本結束，具體而言，是在水門事件後的改革之後。 

美國民主制度遠非完美。曾犯重罪的人（其中黑人比例過高）往往被剝奪投票權；許多州正在嘗試一系列新的投票限制措施；競選捐款集中在富人手中，這引發了人們對美國民主制度真正代表性的嚴重擔憂。儘管如此，美國在過去近半個世紀裡一直是個名副其實的多種族民主國家。 

然而，正當美國兌現其民主承諾之際，這制度的根基卻開始動搖。諷刺的是，南方地區的民主化進程恰恰造成瞭如今威脅美國民主的嚴重兩極化。 

大分水嶺 

學者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政治極化是民主制度崩潰的核心因素。極端極化導致政客及其支持者將對手視為不合法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被視為生存威脅。通常情況下，隨著政客為了阻止對掌掌權而甘願違反規則、與反民主極端分子合作，甚至容忍或鼓勵暴力，民主規範就會被削弱。在這樣的條件下，很少民主政體能夠長期生存下去。 

直到最近，美國似乎都免受此類威脅的影響。事實上，克制與合作的傳統幫助美國避免了像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和西班牙以及70年代的智利那樣，陷入黨派鬥爭至死的境地，最終導致民主制度崩潰。在美國，民主黨領袖反對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擴充最高法院的努力，而共和黨則支持對理查德·尼克森總統的調查和彈劾。執掌白宮的政黨從未動用全部政府權力來對抗對方。事實上，總統和國會多數派系統性地不濫用權力，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民主穩定的重要保障。 

但隨著1960年代《民權法案》和《投票權法案》的通過，長期以來維護白人至上主義的民主黨和「林肯的政黨」共和黨重新劃分了國家政治格局，種族界線日益清晰。南方黑人以民主黨人的身份進入選民群體，而南方白人則越來越多地轉向共和黨。許多南方白人出於階級原因投票給共和黨：該地區的收入不斷增長，共和黨的經濟政策因此更具吸引力。但許多人選擇共和黨，是因為其在種族議題上的保守立場以及對「法律與秩序」的訴求。 

這種重組改變了國會的組成。在隨後的幾十年裡，南方從一個民主黨佔絕對優勢的地區轉變為共和黨主導的地區。南方曾經向國會輸送溫和派民主黨人，而如今，它要么選舉黑人或拉丁裔自由派民主黨人，要么更常見的是選舉非常保守的白人共和黨人。當然，國會的意識形態兩極化還有其他原因，但南方的民主化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素。結果是，兩黨在意識形態上更加同質化，也更加紀律嚴明。曾經緩和黨派衝突的跨黨派議題不復存在，而對達成立法協議至關重要的兩黨溫和派成員也隨之消失。

南方民主的勝利不僅使國會在意識形態上兩極化，也使選民在黨派立場上兩極化。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民主黨和共和黨候選人開始在公共政策議題上展現日益鮮明的立場，最初是在種族議題（例如平權法案）上，後來擴展到更廣泛的議題。正如政治學家邁克爾·泰斯勒所論證的那樣，帶有種族色彩的競選呼籲促使選民根據他們認為哪些社會群體會從中受益來評估政府計畫。隨著時間的推移，白人選民的種族態度日益影響他們對公共政策的看法，甚至在醫療保健、社會安全和稅收等看似與種族無關的問題上也是如此。 

民選獨裁者有強烈的動機清洗職業公務員，並用黨內人士取代。

選民越來越傾向追隨政黨領袖的指示，並被歸類在意識形態上「正確」的政黨：中間偏左的共和黨選民或中間偏右的民主黨選民所剩無幾。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的黑人選民比例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而支持共和黨的白人選民比例則更高。儘管只有一小部分美國選民具有高度的意識形態傾向（這與他們在國會的代表截然不同），但選民現在對另一個政黨的政治人物和選民表現出日益強烈的敵意——政治學家艾倫·阿布拉莫維茨和史蒂文·韋伯斯特將這種現象稱為「負面黨派主義」。

黨派極化因傳統新聞媒體的衰落而加劇，而傳統新聞媒體是民主問責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直到1990年代，大多數美國人獲取新聞都來自少數幾個值得信賴的電視網絡。政客本身也高度依賴媒體來吸引大眾的注意力，因此他們根本無法承受得罪記者的後果。但在過去20年裡，媒體的極化程度日益加深。福斯新聞的崛起開啟了黨派新聞頻道的時代。同時，網路使得人們更容易找到符合自身既有觀念的新聞，並導致了大量地方和區域性報紙的倒閉。

如今，民主黨和共和黨人獲取新聞的管道截然不同，傳統媒體的影響力急劇下降。結果，選民更容易接受虛假新聞，也更信任政黨發言人。當新聞事件透過分散且兩極化的媒體傳播時，美國人幾乎會以純粹的黨派視角看待所有政治事件。想想川普打破共和黨傳統政策、擁抱普丁之後發生了什麼事：一項民調顯示，普丁在共和黨人中的支持率從2014年7月的10%上升到2016年12月的37%。  

美國最富裕階層與其他階層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也加劇了社會兩極化。美國的所得不平等程度已達到大蕭條以來的最高水準。頂層人群收入的爆炸性增長，使得富裕選民和競選捐款者更加支持保守的經濟政策，尤其是在稅收方面，也促使共和黨議員向右翼靠攏。此外，過去三十年來工人階級工資的停滯不前，引發了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右翼民粹主義反彈，尤其是在農村白人中，他們將矛頭指向那些他們認為有利於城市少數族裔的自由派支出項目。

圍繞著身分認同日益加劇的政治分歧已超越了傳統的黑白二元對立。自1970年代以來，移民的增加使得更多拉丁裔和亞裔美國人加入選民行列，他們大多傾向民主黨，這進一步加劇了白人和非白人之間的黨派分歧。這些趨勢加劇了許多白人選民對失去在人口數量、文化和政治上的優勢地位的焦慮——正如南方白人在民主化之前所擔憂的那樣。因此，在許多方面，南方的種族政治已經蔓延至全國。 

1940 年，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的一個汽車站。美國國會圖書館

極化的危害

黨派極化對美國民主構成多重威脅。首先，它會導致政治僵局，尤其是在立法和行政部門由不同黨派掌控的情況下。隨著極化加劇，國會通過的法律越來越少，許多重要議題懸而未決。這種功能失調削弱了公眾對政治機構的信任，而這種信任度也呈現出明顯的黨派傾向。支持非執政黨的選民對政府的信任度低得驚人：政治學家馬克·赫瑟林頓和托馬斯·魯道夫在2010年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受訪的共和黨選民表示他們「從不」信任聯邦政府。

政治僵局反過來又會促使總統在憲法邊緣採取單邊行動。當政府分裂，在野黨決心阻撓總統的立法議程時，受挫的總統便會繞過國會。他們透過行政命令和其他單邊措施擴大權力，並集中控制聯邦官僚機構。同時，兩極化也使得國會更難對白宮進行監督，因為議員們很難就行政權力過度擴張達成集體性的兩黨共識。

當同一政黨同時掌控國會和白宮時，立法者幾乎沒有動力對總統進行強而有力的監督。如今，兩極化降低了國會共和黨人約束川普的可能性。儘管許多黨內精英更希望白宮由一位行事更為可預測的共和黨人執政，但川普在黨內選民中的強大支持意味著，任何真正的反對都可能導致黨內分裂，引發黨內初選挑戰，並危及該黨雄心勃勃的保守主義議程。因此，國會共和黨人不太可能效仿其前任約束尼克森的做法。事實上，迄今為止，他們一直拒絕認真調查川普的利益衝突，以及競選團隊與俄羅斯政府勾結的指控。

更危險的是，共和黨已經激進化到如此地步，正如學者托馬斯·曼和諾曼·奧恩斯坦所言，他們「對政治對手的合法性嗤之以鼻」。過去二十年來，許多共和黨民選官員、活動人士和媒體人士開始將民主黨對手視為生存威脅——威脅國家安全或他們的生活方式——並不再承認他們的合法性。川普本人就是透過質疑歐巴馬總統的公民身分而嶄露頭角的。在2016年競選期間，他多次稱其對手希拉蕊·柯林頓為罪犯，共和黨領袖也在黨內全國代表大會上帶頭高喊「把她關起來」。 

美國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初才真正走向民主。

那些視對手為不合法的政黨更有可能採取極端手段削弱對手。事實上，共和黨日益拋棄了既定的克制與合作準則——這些準則是美國政治穩定的關鍵支柱——轉而採取一些雖然合法但違背民主傳統、加劇政治衝突的策略。 1998年眾議院共和黨人彈劾柯林頓總統就是早期例證。 2016年參議院共和黨人拒絕為歐巴馬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舉行確認聽證會則是另一個例證。  

在州一級，共和黨人走得更遠，通過了一系列旨在削弱對手的法律。最明目張膽的例子來自北卡羅來納州。 2016年底，即將卸任的共和黨控制的州議會通過了一系列緊急法案，剝奪了新當選的民主黨州長的權力。與此同時，十幾個州的共和黨人提出了將某些類型的抗議活動定為犯罪的法案。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州也推出了新的投票權限制措施，這些措施被辯解為打擊大規模選民詐欺——而事實上根本不存在這種問題。這些法律主要集中在共和黨近期控制了州議會但僅佔微弱多數的州，這表明這些法律的真正目的是降低可能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的選民（例如非白人選民）的投票率。而川普本人則為這些舉措推波助瀾。他不僅錯誤地聲稱 2016 年大選存在大規模非法投票，破壞了公眾對選舉過程的信任，而且他的司法部似乎也準備開始為那些因限制選舉權而面臨訴訟的州進行辯護。 

因此，川普在對美國民主而言尤為危險的時刻登上了總統寶座。他所屬的政黨控制國會兩院和33個州長職位，日益採取強硬手段削弱反對派。身為總統，川普本人也持續違反民主規範──攻擊法官、媒體和選舉程序的合法性。如果他的政府採取徹底的威權主義行為，那麼兩極化已經降低了國會動員兩黨共同抵抗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公眾集體反對他的可能性。 

民主的命運

什麼才能阻止美國民主的衰退？指望美國人對民主的忠誠能起到保障作用，恐怕難以令人信服。直到1960年代，大多數美國人容忍南方各州對民主的嚴重限制。我們也不能指望憲法本身能夠阻止民主的倒退。正如憲法學者湯姆·金斯伯格和阿齊茲·胡克所論證的那樣，美國憲法的模糊之處為行政部門在各個方面濫用權力留下了相當大的空間——包括安插親信把持政府機構，以及出於政治原因任命或罷免聯邦檢察官。在缺乏非正式的約束與合作規範的情況下，即使是設計最精良的憲法也無法完全保護民主。

媒體也難以阻止局勢倒退。主流媒體會繼續調查並譴責川普政府的不當行為。但在目前的媒體環境下，即使是嚴重的濫權行為，也可能被民主黨人津津樂道，並被斥為川普支持者的黨派攻擊。

那些寄望於官僚機構反擊的人也可能失望。美國缺乏歐洲民主國家那種強大的職業公務員隊伍，共和黨同時掌控白宮和國會，這限制了共和黨議員監督總統對待聯邦機構方式的動力。同時，各機構的工作人員可能過於畏懼，不敢抵制白宮的濫權。此外，國會控制著各機構的預算，而今年1月，眾議院共和黨人重新啟用了「霍爾曼規則」。這項源自於1876年的古老條款允許國會將任何官員的薪水削減至1美元。

美國的聯邦制政府和獨立司法體系應能更有效地防止倒退。儘管美國選舉的高度分散化導致選舉品質參差不齊，但也阻礙了任何有組織的選舉操縱行為。雖然美國法院過去常常未能捍衛個人權利（例如二戰期間允許拘禁日裔美國人），但自1960年代以來，聯邦法官總體上加強了公民權利和公民自由。然而，即使是美國法院也無法免於政府其他部門的政治壓力。

人們或許傾向於認為美國擁有數百年歷史的民主制度不會受到民主侵蝕的影響，但這種自信是錯誤的。

最終，川普治下美國民主的命運或許取決於一些偶然事件。如今，阻止民主倒退的最大阻礙是總統支持率的下降。那些對川普的行為感到不安，但又擔心贏得黨內提名的共和黨政客，如果川普在共和黨選民中的支持率下降，就更容易反對他。支持率的下降也可能促使聯邦法官更積極地抵制行政權力的擴張。因此，諸如經濟危機或類似「卡崔娜時刻」（指政府被普遍認為負有責任的重大災難）等削弱川普支持率的因素，可能會制約他的權力。 

但事態也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如果發生戰爭或恐怖攻擊，政界人士和公眾對公民自由的承諾都可能減弱。川普已經將獨立的司法機構和獨立的媒體視為安全威脅，指責推翻他最初旅行禁令的法官將國家置於「危險」之中，並將主流媒體描述為「敵人」。如果發生規模堪比9/11事件的攻擊，任何打壓媒體、異議人士或少數族裔和宗教群體的企圖都將面臨更少的阻力。 

川普的總統任期動搖了許多美國人對美國特殊性的信念。美國民主並非不會倒退。事實上，它現在面臨的挑戰遠不止於川普：如何維繫半個世紀前誕生的多種族民主。歷史上占主導地位的族群失去多數地位的轉型，鮮有民主國家得以存活下來。如果美國民主能夠做到這一點，它的確會證明自己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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