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濮德培（Peter C. Perdue）
出版社：讀書共和國／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1年1月27日
清（朝）國與中國，始終是個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有些人主張兩者截然二分，也有人認為兩者實為一體。但濮德培教授在《中國西征》中提醒，比起簡單的「是或不是」的黑白二分法，更重要的是去注意到現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包括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的民族論述是如何弔詭地建立在自己所打倒、拒斥的帝國過去之上。兩者既有斷裂，也有延續。究竟中華民族國家為何如此強調「統一」？為何如此自然而然地認為新疆、蒙古、西藏與臺灣皆為「中國」的一部分？答案皆與清帝國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擴張歷史有關，而濮德培這本《中國西征》則提供了深入認識這段歷史的絕佳入門磚。（編按）
文／濮德培
多數史學家在臺灣海峽兩岸盛行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持下，將中華民族國家當前的領土和文化界線視為理所當然。他們將中國征服蒙古和新疆視為實現民族國家的過程。用中國人的說法是，多民族的中華民族國家「統一」了中央歐亞各部族。這些史學家將清朝在1800年左右擴張至巔峰的疆域視為「統一」的盡頭。那是中華帝國榮耀的巔峰，此後在十九世紀一路走下坡，直到1949年才重新收復該區域的大部分主權。
當然，外蒙古和烏蘇里江以北的大部分滿洲地區，乃至於臺灣，至今仍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華民族主義者的理想中，所有這些地區都應是現代民族國家的一部分。的確，中國大陸的領導人不時表示，他們仍將這些地區視為中國的一部分。他們無疑堅決認為臺灣同屬於一個中國。
儘管民族主義者將滿人視為中國現代化的障礙而厭棄之，但中華民族國家對理想國界的概念卻源自於十八世紀清帝國的最大擴張版圖。如同其他民族主義者，中國民族主義者也將自身基礎建立在他們拒斥的過去之上。
在二十世紀，正當中國民族主義者嘗試要喚醒民眾回應帝國主義的威脅之時，歷史心靈也開始封閉。二十世紀的中國民族主義者面臨日本、俄羅斯與西方列強的攻擊，對維持「民族」統一至為關切。因為他們認為滿洲人是異族，是漢族的落後統治者，他們貶低或幾乎忽視了清朝領土擴張的獨特特徵。對他們來說，滿人的專制阻礙了團結中華民族的力量，後者將會從下而上長成一個強大的民族。中國的領土範圍可以追溯回公元前三世紀秦始皇統一中國之時，民族主義者們把帝國往外向中央歐亞的擴張看做中國文化與力量興起的自然結果。他們並沒有把中國領土擴張歸功於滿人，反而責怪滿人弱化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他們有關征服歷史的粗略討論源於此一預設，即清朝的擴張僅是早期中華王朝擴張計畫的完美頂點，而非重新定義中華國家性質的斷裂點。這是一種民族主義歷史的目的論，暗示著清朝不過是完成了之前王朝的任務，涵蓋所有「自然」歸屬於中國領土。然後這個空間為近代中國繼承，並使其成為中國想像共同體的基礎。近代的教科書強調清朝與之前王朝的連續性，潛在預設是如此驚人的領土擴張並未造成太大的變化。
但就如同我已強調的，清朝的擴張並非延續過往朝代的線性成長，而是代表與明朝在戰略目標與軍事能力上的重大斷裂。其統治菁英的不同性格，在動員內地中國資源上的成功，以及帝國的歐亞外交策略，才使得擴張成為可能。這個擴張對清朝的社會經濟結構、行政制度與自我觀念造成長久的影響。清朝皇帝與將軍們相信他們已經達成史無前例的成就，他們透過重新書寫征服歷史的計畫，成功將其成就與過去王朝的成就連結起來。為了創造與過去王朝的連續性，清人在某個程度上遮蔽了自身成就的激進意涵。而民族主義者則在清代官方史家的遺產上，建立了在今日仍為主流的中國歷史觀。
從中程觀點來看，清代征服的終止埋下了導致清帝國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期崩潰的因子。從較長期的觀點來說，這些征服從根本上重新定義了中國的領土與文化認同，留下現代民族國家重建的基礎。
近代中國學者已經生產了有關中國西北地區的豐富書寫。考量到西藏、蒙古與新疆合計僅占中華人民共和國今日人口的3.6%，但有關他們的人均學術出版量應該遠高於中國其他地區。最近有人整理出1900到1988年間有關這個主題的文章索引，共表列出8031篇文章，另一個有關清朝本身的索引則表列出7500項書和文章。不用說，我當然僅約略讀過這個龐大文獻的一小部分。
若不考慮政治體制的話，這些歷史寫作展現出令人矚目的連續性。自1763年乾隆皇帝寫《準噶爾全部紀略》以來，清朝、民國、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們都採取類似的取徑。漢人中心的民族主義取徑凌駕於其他方法論──不管是考據學、民族主義或馬列主義學派的取徑。這種預設「統一」的共同敘事線，將這些在不同政治環境下生產出來的作品連結起來。為什麼在這個基本的主題上，會有這種難以解釋的共識呢？
在大部分的語言裡，「歷史」都有兩種意義：過去人們的真實生活經驗，以及對過去的（書面或者口頭）紀錄。這兩種意義環環相扣。我們在當下的經歷、決定、意圖與理想，都衍生自我們如何詮釋自身過去的經驗。同樣的，現在的經驗形塑了歷史的詮釋，不管是學術專著或者個人記憶。現在與過去會來來回回互相影響，彷彿我們的過去和現在化作了迴圈。沒有哪一方能夠完全決定另一方，也沒有一方能夠單獨存在。人們用來書寫歷史的字詞，和所有的詞語一樣，其實都是空的容器，是可以不斷填充新的意義的能指（signifier）。儘管字詞的寫法不等同於概念本身，字詞舊有的意義也不會被完全取代。歷史學者繼承此一書寫慣習，在變動的條件下詮釋清代征服的歷史，延續並更新了那些長久的神話。我先前已經討論過，征服的終點就是神話編織的起點。從這個終點，我們就開始了詮釋循環（hermeneutical circle），從我們的世紀往回觀照這個觀點的起源。詮釋的大循環沒有終點，沒人能下最終定論。新觀點是否比舊觀點更好，僅能交由讀者決定。
俄羅斯、中國與現代蒙古學者在分析準噶爾敗亡的歷史意義時極度缺乏共識。中國文人將乾隆的勝利視為將「我們蒙古人」納進中國的自然過程，他們把新疆視為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土。他們僅視準噶爾為叛亂者，否認蒙古人存在廣泛的反清情緒，更忽略了在清朝之前，新疆從來不曾被中國王朝永久控制。俄羅斯文人稱呼清朝是侵略性的擴張帝國，並試圖在蒙古民族主義者對清朝封建國家的抵抗中尋找階級鬥爭的跡象。我們或許可以主張俄羅斯學者比較像馬克思主義者，而中國學者則比較像民族主義者，但俄羅斯學者也一樣正當化他們的帝國擴張，只差沒有宣稱西伯利亞「永遠屬於」俄羅斯。當代的蒙古學者則強調蒙古民族從遠古以來的本質統一，淡化了他們在實際上的分裂。
這些從現代往回投射的民族主義觀點汙染了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因為那並不屬於任何一方的「民族主義」鬥爭。那其實是國家構建的鬥爭，比起涉入其中的人民有何民族意識，統治者的軍事與政治權力更為重要。各方勢力有時會訴諸大眾支持，並且援用族群統一的象徵，例如成吉思汗、中國皇帝，但決定結果的並非報紙、廣播與群眾動員等近代武器，而是軍隊、外交和經濟壓力。
現代意義上的「蒙古人」、「滿洲人」、「中國人」、「維吾爾人」與「回人」民族，並未在這場鬥爭中一致參與同一邊，也未表達出一致的觀點。他們的所作所為，是為了要在一場不同背景的菁英聯盟追求權力的鬥爭中，保有自己城鎮、部落、家庭或個人的利益。為了要理解真正驅動清代擴張的複雜因素，我們必須深入洞察清代的多族群帝國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國家之間的差異。
如前所述，魏源立下了垂範後世中國歷史學者的論述標準。但兩者仍有些歧異之處值得一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學者的觀點來說，魏源犯了兩個嚴重「錯誤」。他們批評魏源帶有「階級偏見」，態度上傾向鎮壓人民起義。但更嚴重的是，他們發現魏源質疑中國邊界的永久性。魏源認為《尼布楚條約》畫定的中國邊界領地，有很多是新進入版圖的「不毛之地」，並注意到臺灣「自古不屬中國」。1984年北京版的《聖武記》於是堅持：「這些無疑是十分錯誤的，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魏源當然是對的，但清代擴張納入新領土的想法違背了民族主義神話。民族主義者必須聲稱清代的邊界是永久固定的，是由上天或者具有自然正當性的歷史過程所賦予。乾隆皇帝若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神話多麼成功地注入到現代中國人心中，他想必會含笑九泉。
戴逸的《簡明清史》，是整個198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性歷史著作。我們可以從他的章節名稱，看出他看待中央歐亞的基調：「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統一與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清朝政府平定準噶爾部噶爾丹割據勢力統一漠北地區」、「沙俄對我國北部、西部地方的侵略與噶爾丹發動民族主義進行分裂叛亂」、「沙俄對準噶爾地區的侵略與準噶爾軍民的抗俄鬥爭」。他的敘述完全擺在如何締造統一，而非領土擴張。
總是使用「統一」而非「征服」，是中國歷史學者必備的習慣。這種詮釋清楚展示了民族主義史學的主要特色：對邁向統一的進步發展的信仰，以人民統一的標準對歷史人物進行道德判斷。他們堅定假設構成現代中華民族的多民族皆對帝國政權永遠忠心不二。
●本文摘自 衛城出版於1月27日所出版之新書《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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