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同治維新，是清朝後期時，洋務派官員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基礎，在全國展開的工業運動，口號和目標先後分別是「師夷長技以自強」和「師夷長技以求富」。此運動自1861年—1894年，持續30餘年，歷經同治光緒二朝，由慈安、慈禧兩宮太后所主導推動，在皇權之背景下發生。
金陵機器製造局自製的米特留斯多管槍，是一種高射速機槍。自強運動是近代中國首次全國規模之西方工業運動；自強運動引進了大量西方科技及各類西方著作文獻，培養了一批留學童生，打開了西學之門；學習近現代公司體制則帶來大批工業及化學企業，有助中國走上工業發展和科技發展之路。儘管該運動在清軍北洋水師在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中徹底失敗，事實上洋務運動受到了不少保守派的阻力以至於淪為形式，但是對清朝乃至整個中國的思想與科學近代化，依然有著重要的意義。[1]
洋務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包括缺乏完整的計劃、主事者識見不足、守舊人士的反對、官僚政風的敗壞等，再加上經費受到皇室活動影響，進而導致洋務運動的失敗。例如光緒帝親政後，帝師翁同龢（守舊人士）就相當反對洋務運動，對洋務經費更是苛刻，並極力阻撓洋務運動的發展。洋務運動期間皇室活動的花費也很可觀，例如同治帝、光緒帝大婚；同治帝、慈安皇太后大喪；慈禧皇太后壽辰修建頤和園等。
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指出，所謂「洋務」乃由於西方社會注重效率，與中國傳統社會習慣大相逕庭。每一件兵器的使用，都受到傳統文化、思想之約束，而這些都是在每一方面都受到影響。如開辦各類實業工廠，社會上需要有各類商業組織作配合，如零件、銀行、保險等等，但這些在十九世紀的中國都付之闕如；會計沒有完善的管理概念，使會計帳目不能有效核實；人事管制漫無標準，蓋因傳統文化欠缺現代人事管理思維。
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認為，洋務運動的失敗是註定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個不徹底的過程，要麼完全照抄，要麼全盤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導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學不可能用來維護儒家文明，相反，必將削弱這一文明。而在當時大量的保守士大夫使洋務運動不可能進行全面的西方化，因而註定失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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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體西用是指在清朝末年間的洋務運動所主張的基本思想[1]。是指以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制度為根基，引進並應用西方先進的科學和技術的想法[2]。這一思想也陳述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19世紀中期以後，隨著西方國家的文化入侵，中國部份知識分子開始形成以接受歐美思想為主的學術。最初的倡導者是馮桂芬，在1861年（咸豐11年）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主張。[3]
海光寺和天津機器製造局西局子全景在洋務運動中出現了一批新興的民用工業製造廠，這批民用工業的產品很多是以市場為導向，具有近代資本主義工業的特點。
- ^ 中体西用論. 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 小項目事典. 2014 [2016-10-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10） （日語）.
- ^ ちゅうたいせいよう‐ろん【中体西用論】. デジタル大辞泉. 小學館. [2016-10-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10） （日語）.
- ^ 近代中国文化史的转变. 中西文化與哲學述要. 秀威資訊. 2010-07-0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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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24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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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
戚其章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 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
“中体西用”还是“中本西末”？
论及体用问题或本末问题，不能不从道器论谈起。
“器”与“道”这对概念，属于哲学的范畴。“器”与“道”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根本问题。《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有形的具体事物，故《易·系辞》又称：“以制器者尚其象”。“道”与“器”既是相对的，又是相互联系的。王夫之《周易外传》说得好：“无其器则无其道。”就是说，有“器”才能有“道”；“器”是第一性的，“道”是第二性的。“道”是无形的，是事物的道理或规律。《易·说卦》有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之道曰仁与义。”阴阳、柔刚、仁义等无形的东西，皆归为 “道”。如何认识“器”与“道”的关系，是区别古代哲学不同阵营的基本标志。所以，宋代以降，“器”与 “道”的关系问题，成为思想家们经常辩论的哲学命题。
鸦片战后，由于西学东渐，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洋务思潮兴起后，一个崭新的课题摆到了那些喜谈洋务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面前：用道器论的观点看，中学与西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多少年来，论者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学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似乎已成为定论了。事实上，除顽固派之外，这一时期关于中西学关系的认识的概括不仅不一样，而且不同派别的认识也迥然有别。因此，用“中体西用”来说明表现出不同阶段、不同派别和不同趋向的思想潮流是否恰如其分呢？详查有关资料，从1861年到1894年的三十余年间，洋务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论及中学与西学关系时，曾有过“中本西辅”、“中本西末”、“中体西用”、“中道西器”、“中道西艺”等等不同提法。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用“本”“末”这对概念来表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的。不仅“中道西器”、“中道西艺”的提法只是偶尔出现，“中体西用”的提法的出现也不过寥寥数次，居于主流地位的是“中本西末”论，而且，“中体西用”这一提法只是在1895年维新思潮兴起后才开始流行。
论者或谓，“中体西用”思想可以追溯到林则徐和魏源。因为魏源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其“师夷长技”便是“西学为用”的最初表述形式。并认为，林则徐虽然没有发表什么“中体西用”的言论，但他的实际行动以“西学”中的物质文明弥补了“中学”之不足。如此等等，皆未免失之牵强。无论是魏源还是林则徐，都没有提到过西学。他们那时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是相当表面的、浅层次的。不错，林则徐说过：“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1]他不仅提出了“师夷长技”的思想，而且在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初步地将“师夷长技”思想付诸实践。魏源则把这一思想完整地表述了出来。但是，林则徐也好，魏源也好，都没有把西方的“长技”视为西学，他们的认识在当时还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更谈不上用道器论或体用观来考察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了。
“西学”这一名称的最早明确提出，是在1861年。冯桂芬有《采西学议》一文，谓中国所译意大利、英吉利两国之书，凡数十种，“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提出学习西学的顺序和内容是：“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如历法，从古无数十年不变之理，今时宪以乾隆甲子为元，承用已逾百年，渐多差忒；甲辰修改，墨守西人旧法，进退其数不足为据，必求所以正之。闻西人见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是可资以授时。又如河工，前造百龙搜沙之器，以无效而辍。闻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是可资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百用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这就把西学的范围扩大到坚船利炮以外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了。他不仅首次对西学做了明确的界说，而且还阐述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认为国人须“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因为“西学不外算学，舍算学无西学也”。就是说，学习应以中国的经、史等学为主，兼习西学。他还用两句著名的话来表述这一思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2]。一般判定冯桂芬是近代第一位早期维新派，实则他“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向洋务派或早期维新派转变期间的双重过渡人物”[3]。冯桂芬的“中本西辅”说，便成为尔后洋务派“中本西末”论之滥觞。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论述“自强”口号时，总是提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1862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以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4]即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本，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末。曾国藩尽管没有明确地提出“中本西末”问题，但他是用本末观来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却是没有问题的。
左宗棠曾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作过专门的论述。1866年，他奏称：“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相不逾，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5]他指出，中学与西学，二者泾渭分明。西学崇实重艺，“有迹可寻，有数可推”，是为“末”；而中学以运虚尊道，重义理，是为“本”[6]。左宗棠运用道器论的观点来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其“中本西末”思想较之曾国藩又进了一步。
李鸿章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做过较多的论述。1864年，他致函总理衙门称：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7]他在这里谈学习西学的办法及如何培养西学人才，也是将中学的“明理”和西学的“精艺”加以区分，并且认为对西学只是“师其法”，以维护“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的“中国文武制度”这个根本。翌年，他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8]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不可动摇，是本；而西学不能说就是“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犹如急病不得不用治标之方，是末。
后来，李鸿章又在《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中专门论及学习西学问题时称：“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9]视西学为“异学”，即以中学为“正学”，这也是“中本西末”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到70年代中期“海防议”发生时。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又成为讨论者的热门话题。洋务派官员一般都继续坚持“中本西末”的观点。如李宗羲在赞同总理衙门所奏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的同时，指出：“原奏六条，以用人、持久两条为前四条之要领，由末溯本，用意至为深远”。练兵“尤须练艺”，“参用西法”，简器、造船“只能就洋匠成法，依样仿造”，筹饷则或开矿以“致富”、“自强”，皆属于西学，为末，列于前；“持久之道在于得人”，“帝心简在，任用自有权衡”，“故用人一条，尤为万事之根本”，列于后。此即“由末溯本”。这里虽是议论海防问题，但又不能不涉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故出此“由末溯本”之论，以强调中学与西学之间的本末关系。王文韶与李宗羲具有同见，但说得更为明确：“天下事有本有末……就六事而言，练兵、简器、造船、筹饷，其末也；用人、持久，其本也”[10]。
据以上所述，不难看出，从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到一般洋务派官员，都是主张“中本西末”论的。“中本西末”成为洋务派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本西末”论，而不是“中体西用”论。笼统地说“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既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又有许多难以圆通之处。
早期维新派的“中本西末”论
一般地说，早期维新派也是“中本西末”论者。但是，早期维新派的“中本西末”论与洋务派的“中本西末”论相较，二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这是应该注意分辨的。
在早期维新派中，郭嵩焘、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都论述过“中本西末”问题。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时，即对“中本西末”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明。首先，他用变易的观点来考察“本”与“末”的关系，称：“时之应有常有变，而功之施有本有末。时处乎变，则从其变之数以治其末而匡救之，而本有不暇顾矣；时际乎常，则审其常之理以探其本而厘正之，而末有不足言矣。天下之患，在吏治不修，纪纲废弛，民气郁塞，盗贼横行，岂为海上强敌莫之能支？一方告饥而已虞束手，一夫称乱而相顾哗然。窃以为方今之急，无时无地不宜自强，而行之必有其本，施之必有其方。本者何？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则本立矣。方者何？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其次，申明本末之序，称：“夫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而边防一事，又有其本末存焉。敬绎六条之议，如练兵、制器、造船、理财数者，皆末也；至言其本，则用人而已矣二……故求人才，尤以挽回积习为先。”复次，强调本末不能分割，而应循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始务其末者。”[11]郭嵩焘的本末观确有其独到之处。他认为，本末一体，不能截然分开，西洋立国也是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等，不是仅仅有末而已。
薛福成的本末观也有其特点。1872年，他在送陈兰彬带幼童赴美留学时写有赠言：“中国所长，则在秉礼守义，三纲五常，犁然罔攼，盖诸国之不逮亦远矣。为今之计，莫若勤修政教，而辅之以自强之术。其要在夺彼所长，益吾之短，并审彼所短，用吾之长。中国之变，庶几稍有廖乎？”[12]中国之所长在“秉礼守义，三纲五常”，这当然是本；西方之所长在“自强之术”，以此为辅，这当然是末。那么，“政教”是本还是末呢？恐怕没有以“政教”为末之理。既以“政教”为本，而提出要“勤修”，这就话里有话了。几年后，薛福成在一封答友人书中便说明了为什么要“勤修政教”的原因。他写道：“乌乎！中国不图自强，何以善其后？夫今日。中国之政事，非成例不能行也，人才非资格不能进也。士大夫方敝敝焉为无益之学，以耗其日力，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一闻非常之议，则群骇以为狂，拘挛粉饰，靡有所届。而彼诸国则法简令严，其决机趋事，如鸷之发。如是而外国日强，中国日弱，非偶然也。”[13]通过中西政教的对比，他认识到，中国之日趋衰弱，不仅在末的方面不如外国，更重要的是在本的方面也不如外国，所以提出非“勤修政教”不可。这就直接涉及一个在当时非常敏感的问题：“本”能不能变？在薛福成看来，不仅“末”可以变，“本”也是可以变的，起码“本”的某些部分是可以变的，而且非变不可。在当时发表这样的观点，是洋务派无法望其项背的。尤为可贵的是，他长期坚持这一观点而不变，直到1890年还重申道：“居今世而图立国之本，虽伊、吕复出，管、葛复生，谓可勿致意于枪之灵、炮之猛、舰之精、台之坚，吾不信也。若夫修内政，厚民生，溶财源，励人才，则又筹此数者之本原也。”[14]进一步强调“修内政”，认为这才是立国的本中之本。
王韬是一位重要的“中本西末”论者。其基本观点是：本末并行，由本及末。他说：“治天下者，当立其本，而不徒整顿其末。”[15]“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两者并行，固已纲举而目张。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徒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指出：“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16]其结论是：“治末必以本始。”[17]王韬认为，本是事物的内因，所谓“内焉者”；末是事物的外因，所谓“外焉者”。因此，治国固然要本末兼行，但必须“由本以治末”、“治末必以本始”。
王韬的这种本末观，是根据他的道器论推衍而来。他在为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所写的跋中指出：“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儒道也，亦人道也。道不自孔子始，而道赖孔子以明。”[18]但是，道与器，二者又不可不分轩轾。他认为，轮船、火器、机器等等，“西人即不从而指导之，华人亦自必竭其心思材力，以专注乎此。虽然，此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19]因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20]那么，究竟如何办理呢？回答是：“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之而已。《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故治民，本也；仿效西法，其末也。西国以所以讲强兵富国者，率以尚器为先。惟是用器者人也，有器而无人，器亦虚设耳。”[21]他从以“治民”为本论到人与器的关系，确实是相当精辟的。从而认识到，本与末的关系，是一种主导与从属的关系。这样，他自然会得出“由本以治末”、“治末必以本始”的结论了。
王韬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并不死守“治末必以本始”这个结论。他似乎看出了本和末的地位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故称：“道不能即通，则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以行者也。”[22]就是说，在“道不能即通”的条件下，就应该“假器以通”，治末就要先于治本了。
继郭嵩焘、薛福成、王韬之后，郑观应成为“中本西末”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主张：“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专门写了一篇《道器》，用道器论的观点来考察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他说：“孔氏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既曰物有本末，岂不以道为之本，器为之末乎？又曰事有始终，岂不以道开其始，而器成其终乎？”道为本，开其始。故其“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达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器为末，成其终。固又指出：“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那么，中西差在哪里呢？基于以上论述，他认为：“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在这里，他看到了中国的弊病是“堕于虚”，西洋的长处是“征诸实”。但是，他认为，道与器，本与末，虚与实，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即所谓“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23]了解了道与器、本与末、虚与实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正确理解“实者道也”、“虚者器也”二语的确切含义。对此，陈炽在为《盛世危言》所写的序中用“道之中有器焉”、“器存而道亦寓焉”[24]二语以概括之，可谓得郑观应道器论和本末观之精髓了。
郑观应还认为，道与器、本与末既是对立统一的，就可以相互转化。所以，道与器也好，本与末也好，也就是约与博的关系。他指出：“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尚皆不能无依据，器者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以包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寝衰，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此以由博返约为例，阐述由器返道、由末返本之理。正基于此，他在《考试》中提出了“以西学化为中学”的大胆设想：“西法各种，西人藉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较易见功。由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颉颃。”[25]无论从哲学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看，郑观应的“中本西末”思想都达到了那一时代的最高水平。
由上述可知，早期维新派虽然和洋务派一样，都是“中本西末”论者，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有着重要的差异：第一，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看成是完全不同的事物，中学是本，西学是末，所以本末关系是不同事物之间主要和非主要的关系；早期维新派则主张本末一体，事物各有其本末，西洋立国亦有本有末，并非仅仅有末而已。第二，洋务派用静止的眼光来看本和末，强调中国的政教远出西人之上，本是永远不能变的；早期维新派则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表现在末的方面，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本的方面，本不但应该变，而且非变不可。第三，洋务派把本和末视为主与辅的关系，末为辅，只是外加的附属物；早期维新派则认为，本与末是对立统一的，本寓于末，有末就有本，故可以末化为本。明乎此，再来看“中体西用”问题便比较容易清楚了。
“中体西用”思想的最早提出
我们说“中体西用”不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并不等于说洋务运动时期还没有“中体西用”思想。恰恰相反，“中体西用”思想的出现和洋务运动的发生，几乎是同步的。不过，“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者，不是洋务派，而是早期维新派。体与用和本与末，是两对相对的概念，皆是由道与器派生的。什么是体？《玉篇·骨部》：“体，形体也。”《易·系辞上》：“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注曰：“方体者，皆系于形器。”又曰：“体是形质之称。”所以，体指有形体的器物。什么是用？范缜《神灭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王应麟《困学纪闻》：“用之者何？体也。”王夫之《周易外传·大有》：“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所以，用决定于体，是体的外部表现或功能。所谓“见于外者为用，具于内者为体”也。早期维新派本是本末一体者论，提出“中体西用”思想也就很自然了。
曾经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中体西用”思想是洋务派淮军大将张树声最早明确提出的。这指的是两广总督张树声于1884年所上的遗折，内称：“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26]张树声作为一位洋务派的封疆大吏，在遗折中指出西洋立国具有体用，并非有用而无体，并对“一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的做法表示怀疑，确实是不同寻常的。
不过，对于洋务派来说，这是仅有的一个特例。而且，张树声的体用观，有极大的可能是得自郑观应。郑观应于1884年3月奉调到广东，曾受张树声委派，“赴香港与英兵总理论提炮事”。此后与张树声有所往来。查郑观应的《南游日记》，在是年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27]郑观应日记与张树声遗折相较，不仅内容相类，而且许多用语竟然相同，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众所周知，郑观应喜欢向上司条陈时事，是否他先已将日记的意思写成条陈了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郑观应的这则日记写于闰五月十九日，而张树声则于同年“九月卒于黄埔军中”[28]。显而易见，张树声遗折所述的体用思想，实际上只能是郑观应的观点。
如果仔细考察的话，“中体西用”思想的最早提出，还要上溯20年。早在1865年，当时还在曾国藩幕中的薛福成，在论及筹海防事宜时，写道：“防之之策，有体有用。言其体，则必修政刑，厚风俗，植贤才，变旧法，祛积弊，养民练兵，通商惠工，俾中兴之治业蒸蒸日上，彼自俯首帖耳，罔敢恃叫呶之战态以螫我中国；言其用，则筹之不可不预也。筹之预而确有成效可睹者，莫如夺其所长而乘其所短。西人所恃，其长有二：一则火器猛利也；一则轮船飞驶也……彼之技艺可学而能也……若是，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29]他将政刑、法制、风俗、育才等列为体，火器、轮船等列为用。同时，还别具见解，将练兵、通商等也列为体。可见，在他看来，体和用并不能截然分开，体中也是有用的。这就涉及体与用的相互转化问题。在中国近代，开始用朴素的辩证体用观来说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大概薛福成可谓第一人。
早期维新派体用观的主要特点，是看出了体用的相辅相成关系。王韬认为：“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可已”[30]，强调“明体达用，本末兼赅”[31]。陈炽也说：“道与器别，体与用殊”[32]；“兼攻西学，体用兼备”[33]。郑观应指出：“有体必有用”。“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34]他认为，体是本，用是末。并批评洋务派是“逐末而忘本”。还根据自己涉重洋的亲身经历，“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确“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所以，“用”变，“体”也得变，不变是不行的。他质问洋务派说：“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35]应该说，洋务派也是变易论者，但他们只是半截子变易论者，主张末变本不变.即“用”变“体”不变。这样，郑观应的批评确实击中了洋务派理论的弱点和要害。
于此可见，“中体西用”思想虽在洋务思潮早期便提出来了，但与洋务派根本无涉，是薛福成最先提出来的。到80年代，它又为其他早期维新派所论证和进一步发挥。尽管如此，迄于1894年，提及“中体西用”者仍然为数不多，它始终未能取代“中本西末”，成为洋务运动的纲领性口号。
戊戌维新时期的两种“中体西用”论
直到1895年维新思潮兴起之后，“中体西用”才逐渐成为流行的口号了。在此后的几年内，“中体西用”似乎成了各类人物都能接受的普遍原则。到戊戌维新时期，更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是当时朝廷上下都一致把“中体西用”作为变法的指导思想了。
事实上，问题远非这样简单。应该看到，从皇帝到内外臣工，尽管都在力倡“中体西用”，但其着眼点并不相同。大体说来，当时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维新派人士，一种是洋务派人士，他们对“中体西用”的认识是大相径庭的。
洋务运动作为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应该说到1895年便让位于维新运动了。而洋务派人士还是广泛存在的，他们曾用“中本西末”论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如今却用“中体西用”论来对付维新运动了。不过，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与先前的“中本西末”论相比，更具有理论色彩。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着眼于“补救”二字，即用西学“补救”中学之缺失。孙家鼎为京师大学堂所拟“立学宗旨”，便开宗明义地指出：“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36]所以，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可称之为“补救”论。
维新派则用“中体西用”论来指导维新运动，着眼于“会通”二字，即中学与西学的“会通”，故其“中体西用”论可称之为“会通”论。起初，是郑观应最先提出了中学与西学“会通”的初步设想。他说了两句著名的话：“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37]到戊戌维新时期，由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大力宣传，“会通”论一时盛行起来。
先是在1896年9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学校总论》一文，即提出了“达于中外之故”的要求。10月，发表《西学书目表后序》，又明确指出：“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次年8月，发表《学校余论》一文，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观点：“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为学者应“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故今日储人才，必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38]他在这里所说“达于中外之故”、中学与西学“参合”，以及反对“无用无本”，都有要求“会通”之意。
与此同时，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更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中学与西学“会通”的思想。他自称：“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39]即指此而言。他在《总论》中先提出“会通”的原则：“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继在《章程》第二章《学堂功课例》中写道：“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盖由两者之学未能贯通……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能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梁启超虽也以“中体西用”为是，但主张中学与西学“贯通”和“能合”。所以，他强调“力矫流弊”，并坚持“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40]的教学方针。
在此以前，由康有为授意，梁启超为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所草拟之《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也发挥了同样的见解：“臣窃维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故由科举出身者，于西学辄无所闻知；由学堂出身者，于中学亦茫然不解。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今世之学者，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推原其故，殆颇由取士之法歧而二之也……泯中西之界，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41]此折上于1898年6月30日。《康南海自编年谱》记云：“令卓如（梁启超）草一折，交宋芝栋（伯鲁）上之，奉旨允行。于是岁科试均废八股而改策论矣。”[42]于此可知，此折虽由梁启超起草，然系康有为授意，反映了康有为的观点。梁启超起草《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是在此折之后，亦可见中西两学“会通”是康、梁二人共同的见解。
维新派主张中西两学“会通”，其主要目的是要为他们所推行的资本主义改革寻找一条通行的途径。康有为在《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中便透露了这种意思：“知时变之宜民，观会通而行礼，审得失成败之故，决维新更始之谋。”中西两学的“会通”，必然要扩大到中西政教的“会通”。他多次上折建议“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上继尧、舜，轶驾欧、日”[43]，都反映了维新派主张中西政教“会通”的思想。因此，可以这样说，维新派是以“中体西用”的“会通”论作为推行维新的指导原则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戊戌维新运动发展到高潮之际，洋务派的后期健将张之洞也就“中体西用”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撰写了著名的《劝学篇》，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张之洞将其书分为内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他对“中体西用”的解释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又称：新旧兼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44]在他看来，中西政教判然有别，不能相通。对于中国来说，只能“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45]。可见，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事实上只是前期洋务派“中本西末”论的翻版，并未摆脱“中体西用”的“补救”论的窠臼。
不仅如此，《劝学篇》还是一篇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作品。张之洞以《弟子记》的名目追述《劝学篇》的写作目的说：“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日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作《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46]所谓“佥壬”，指的就是康有为等维新派。张之洞似乎在两个方面作战，既反对封建顽固派，又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但他的主要矛头所向还是后者。他借《劝学篇》攻击维新派的言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宣称“三纲”为“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指责维新派“于泰西政治、学术、风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学，独援其秕政敝俗，欲尽弃吾教吾政以从之……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其二，攻击维新派所宣传的民权论：“倡为民权之议，以求合群而自振。磋乎！安得此召乱之言哉？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47]其三，针对维新派倡导变法之举，提出了一条变与不变的原则：“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48]就是说，他所要求的变法是必须格守洋务派的变法原则。显而易见，他是用“中体西用”的“补救”论来对抗维新派的。
由上述可知，在戊戌维新期间，曾经提出过两种“中体西用”论：一是以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即“中体西用”的“会通”论；一是以洋务派后期健将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即“中体西用”的“补救”论。维新派的“中体西用”的“会通”论，是作为指导维新变法的原则；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补救”论，则是用来对付和抵制维新变法的。论者不察，往往将二者混而为一，故在评价上或臧或否，众说纷纭。只有弄清了戊戌维新期间有两种性质不同的“中体西用”论，才能对它们分别地做出恰当的评价。
注释：
[1]《林则徐书简》，第173页。
[2]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67—69页。
[3]拙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第301—302页。
[4]《曾国藩全集》，日记二，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5]《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第7—8页。
[6]左宗棠：《重刻<海国图志>叙》。
[7]《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第9、10页。
[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第35页。
[9]《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一九，第9页。
[1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69—72、81页。
[11]《洋务运动》（一），第137—143页。
[12]《庸庵文编》卷二，第62—63页。
[13]《庸庵文编》卷三，第34页。
[14]《海外文编》卷六，第3页。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135页。
[16]《弢园文录外编》，第3、5页。
[17]《洋务运动》（一），第507页。
[18]《郑观应集》上册，第167页。
[19]《戊戌变法》（一），第132页。
[20]《弢园尺牍》，第30页。
[21]《戊戌变法》（一），第149页。
[22]《弢园文录外编》，第2页。
[23]《郑观应集》上册，第276、241—243页。
[24]陈炽：《<盛世危言>序》，《郑观应集》上册，第230页。
[25]《郑观应集》上册，第243、301页。
[26]《郑观应集》上册，第234页。按：此引文与《张达靖公奏议》卷八第33页所载略有出入。
[27]《郑观应集》上册，第967页。
[28]吴汝纶：《张靖达公神道碑》，《清代碑传全集》，第943页。
[29]《庸庵文录外编》卷三，第22页。
[30]《弢园文录外编》，第297页。
[31]《戊戌变法》（一），第137页。
[32]《庸书?外篇?审机》。
[33]《庸书?内篇?学校》
[34]《郑观应集》上册，第214、276页。
[35]《<盛世危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233页。
[36]《戊戌变法》（二），第426页。
[37]《郑观应集》上册，第285页。
[38]《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9、129、61—63页。
[39]《戊戌变法》（二），第29页。
[40]《戊戌变法》（四），第484、488—489页。
[41]《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94—295页。
[42]《戊戌变法》（四），第148页。
[43]《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56—257、339、342页。
[44]《张文襄公全集》卷二O三，第48、9页。
[45]《张文襄公全集》卷二O二，第27页。
[46]《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八.第14页。
[47]《张文襄公全集》卷二O二，第13—15、23—24页。
[48]《张文襄公全集》卷二O三，第19、22页。
[作者简介]戚其章，1925年生，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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