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就目前来说是无法从实证角度得证的，如果不了解有关「苏联参战对日投降」影响幕后的学术史，仅采纳一家之言，就很难理解历史全貌，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的斗争，或是纯粹捍卫个人意见的循环——答主并不是想当预言家，而是这条路已被史学界走过一遍了，最关键的证据已经与战犯们一起入土，残存的史料可以证明苏联参战对日本投降有很重要的影响，但不能判断这种影响是否在优先级上高于「核爆」。
首先，必须要指出，「苏联参战促使日本投降」根本不是野史，而是70年代日本本土的史学界主流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与美国修正主义学派共同支持的观点，也是与持续至今仍未没有解决的「正统派」「修正派」论争绑定的关键议题，「修正派」抬高苏联参战影响的主要目的，是对当时在日本战败史解读上占据官方地位的美国正统史学派提出挑战，后者认为促成日本投降的主要因素是「原子弹」，也强调动用核武器迫使日本投降的必要性。
我们来简单过一下「核爆」「苏联参战」两种优先论的观点能够形成长期对立的主要原因：
-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
-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 1945年8月9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同日，苏联发起八月风暴行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
-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从上述时间表就能看出，日本遭受核打击的时间与苏联参战是完全重合的，而投降决策诞生于两者同时施压下的短短一周内，当时日本面临的状况是，不仅苏联军队在东北战场高歌猛进，威胁朝鲜半岛，日本本土也处在美国第三波核打击的威胁中(虽然美国没有第三颗原子弹的储备)，当两种威胁在8月9日那天同时爆发后，留给他们做出投降决策的时间是以小时计的，就算是决策层在战败前夕的混乱下也不能立即掌握信息，更别提处于消息闭塞中的民众与现地部队。
如同你认可我们现在讨论的“苏联参战或美国核爆对日本投降的影响”，应当取决于当时日本人的真实心理，而不是后世根据他们可以完整掌握的情报，在思考时间极其充裕、且不必对实际战败负责的轻松感下所做的棋盘推演，那么「原子弹」与「苏联参战」哪个影响更大，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是很难强行拆分的，至于为什么后世的历史学界会将两者拆开来考虑，就必须从史学史说起。
最早关于日本战败的研究并不是日本学者进行的，而是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布托(Robert J.C. Butow)。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读于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布托成为了美国陆军预备役的一员，1944年当他所在的预备役部队即将应征开赴战场前，为了规避兵役，罗伯特选择到美国陆军情报部语言学校参加日语培训，以情报军官的身份代替常规服役。然而，战争很快结束了，布托以少尉军衔跟随占领军来到了战败后的日本，一直驻扎到1946年。
战后在日本服役的经历使他与这个废土中的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对日本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兴趣。
1946年退役回到斯坦福大学后，布托不仅完成了学业，还出于对研究日本近代史的渴望进入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专攻日本史，取得博士学位后供职于美国陆军战史部，1954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日本的战败决策』(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广受美国学界好评的同时，也被翻译引进了日本，布托就这样成为了日本战败决策史的奠基人，其部分研究成果一直沿用至今。
以布托为代表的早期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原子弹」作为促成日本投降的因素受到了重点考察，他们讨论的问题主要是：
1、美国投下原子弹究竟是为了尽早结束战争，还是为了牵制苏联？
2、投下原子弹促成了日本投降吗？还是说不投下原子弹日本也会投降？
围绕杜鲁门总统下令投放原子弹的目的与结果，欧美史学界分裂为「正统派」与「修正派」。
「正统派」的思想很好理解，他们认为“美国就是为了尽早逼迫日本投降，出于纯粹的军事目的投放原子弹”，“原子弹的爆炸结束了太平洋战争，挽救了无数美国人的生命”，其领军人物包括：赫伯特·菲斯(Herbert Feis)，罗伯特·休·费雷尔(Robert Hugh Ferrell)和罗伯特·詹姆斯·麦道克斯(Robert James Maddox)。
1946年5月，美国新闻记者约翰·理查德·赫尔西(John Richard Hersey)访问日本广岛后，结合幸存者回忆与访谈资料写成了当时最早有关原子弹破坏情况的纪实报道，首次向美国社会以平民的视角展现了核爆的惨状与恐怖威力，一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由于民间对核武器的批判日益高涨，1947年，作为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就原子弹投放的正义性发表了自己的论文，史汀生主张，核爆促使了日本放弃抵抗，实际上拯救了日本人，美国也受益于核爆的影响，使上百万美国人免于牺牲。
亨利·史汀生的论文很快成为了美国政府对核爆正义性的官方解释，「正统派」正是围绕对这一观点的辩护出现的学派，征服了20世纪50年代的日史研究界。
然而，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与欧美新左翼运动的高涨，使美国社会开始受到新思潮的冲击，历史学界内也兴起了反思杜鲁门时代的呼声。在这样的背景下，1965年，以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出版的『原子外交：广岛和波茨坦』(Atomic Diplomacy: Hiroshima and Potsdam)为起点，欧美史学界开始出现要求重新认识核爆影响的呼声，在书中，阿尔佩罗维茨提出根据自己掌握的模糊情报，美国争取战后对苏外交的优势才是降下原子弹的真正原因，美国是出于牵制苏联，为战后新秩序的全球战略布局才下定投掷原子弹的决心。
在英国左翼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帕特里克·布莱克特(Patrick Blackett)的支持下，「修正派」思想快速崛起，开始对「正统派」传统上的优势地位发起挑战，前者批判「正统派」创造了一个原子弹结束战争的神话，主张在当时背景下动用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即使不动用核武器，日本也会在美国登陆其本土前投降。「修正派」普遍认为，美国的决策者们也知道日本即将投降，但为了向苏联示威，以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技术力量对苏施压，使之屈从于美国的战后外交，杜鲁门政府选择了以日本为「核武器的展示场」。
除了阿尔佩罗维茨的观点外，「修正派」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说，比如：
1、美国是为了测试原子弹在城市环境下的破坏性才决定动用核武器；
2、原子弹开发耗费了美国大量的财力物力，如果不实践核武，就难以正当化其庞大的开支；
3、原子弹是为了威胁苏联，达到美国对苏联的外交需求才投放的；
4、原子弹是为了阻止苏联在战后向亚洲扩展影响力；
5、原子弹是美国对日本偷袭珍珠港采取的报复。
总而言之，虽然在具体观念上存在诸多差别，「修正派」的共同目的是从根本上彻底否定核武器动用的必要性与正义性。而且，因为「正统派」不断强调苏联因素不在核武器动用决策的考虑范围内，「修正派」有意识地提高了苏联在日本战败前夕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欧美学界争论不休。
视角转回战败史研究的主角——日本。
相较于1960—1970年代欧美学术界对日本战败史的热切关注与对立，作为其本国的历史，本该掌握更高话语权的日本学界的热情却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可用于实证的资料实在太少了。无论是「修正派」「正统派」还是同期由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日本史学界都发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因为战败前夕，日本政府积极销毁了战争时期的许多第一手史料，未被销毁的也处于被隐藏、保密的状态，日本学界几乎没有能够提供的用来验证双方判断的实证资料，欧美学界也只能集中于杜鲁门政府关系人士的回忆与公开档案来重新建构这段历史，但这些判断都无法深入到日本政府的实际情况。
再加上前文提到过的，日本在苏联参战、原子弹投下后作出投降决定的时间是以小时为单位的，对第一手史料叙事精准度的要求非常高，由于会议内容的保密性与战败责任尚未被厘清的问题，当时围绕投降决定的官方会谈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精确、值得信赖的记录，所以日方资料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通过回忆录等间接史料，以及东京审判的庭审记录来进行的。
可是，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战犯的呈堂供词都并不可靠，因为双方都有为个人行为合理化的天然动机，所以必须经过大量考证和对比来得到最接近事实的结果，可是初历战败的日本也没有从亲历者手中发掘到如此多间接史料的能力，因此，虽然当时的欧美史学界对日本战败史研究提出了许多有趣的论断和解读方式，但大多都是缥缈在浮云上的假说。
因为缺乏史料依据，早期「正统派」「修正派」的矛盾与其说是实证的，不如说被迫建立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基础上。
冷战中期欧美左翼思潮、和平主义、反核武运动的兴起，使「正统派」「修正派」的斗争一开始就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矛盾也逐渐从核弹决策正义与否的定性，发展到对日本投降决定性因素的争论上，「正统派」认为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是美国向广岛、长崎投下的原子弹，贬低苏联参战的影响，「修正派」则贬低核弹的价值，主张即使没有核爆日本也会投降，而要论证这一点就需要引入苏联参战对日本投降的影响。
有趣的是，虽然日本学界没有积极参与「正统派」、「修正派」的论战，但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否定「原子弹」投放的正义性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正确，反核主义也是被日本左翼接纳的理论，其根本立足点是原子弹作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差别杀死了许多无辜的平民，正因如此，美国「正统派」学界主张“投放原子弹是迫使日本投降的必要手段”的说法，从诞生之初就很难得到日本社会与学术界的认可，因此，日本学界虽然没有对战败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发掘，但几乎马上就采纳了「修正派」的观点，相较于修正学派更有特色的是，日本左翼学界对苏联在日本战败叙事中的影响进行了很大程度的补充与拔高，甚至有更激进的「苏联解放论」。
值得注意的是，被考证出来可以论证苏联参战对日本投降影响的第一手史料也不是没有，1945年8月17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两天后，为了稳定即将缴械的陆海军军人情绪，由昭和天皇亲自下赐的『陸海軍人に対する勅語』中出现了这样的辞藻：
这篇敕语的大致意思是：日本与英美交战已经过去了三年零八个月，期间，陆海军军人在荒芜的原野与汹涌的大海上置生死于度外地奋战，朕深深嘉奖此等英勇。可是，现在苏联也参加了战争，今后继续作战的话，只会带来更多的祸害，帝国存亡的根基也将因此覆灭。所以，虽然陆海军斗争的热情依然高涨，为了光荣地维护帝国国体，应该接受英美苏中的共同宣言。军人应该遵从天皇的意志，不要再有所犹豫，忍克千辛万苦，以保国家万年的基石。
可是，受制于史料的不足，虽然日本学界为欧美学界的争议提供了少量论据基础，但当时日本国内更为流行的叙事，还是被后世批判为「教条主义」的反核主义价值判断。
由于「修正派」「正统派」的矛盾尖锐，互不妥协，1973、1974年前后，专攻核武器史研究、杜鲁门传记史研究的美国历史学家马丁·杰伊·舍温(Martin Jay Sherwin)和巴尔通·伯恩斯坦(Barton J. Bernstein)尝试开创新学弥合两派的学说，是为「统合派」。
虽然舍温与伯恩斯坦在某些论点的解释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共同认为，动用原子弹根本不是杜鲁门的决定，而是继承自前总统罗斯福的政策和战略——此前罗斯福被认为更亲苏，或者能够避免冷战的爆发。伯恩斯坦批判过去的研究擅自假设了美国原子弹研究、实践的主导者是杜鲁门，但罗斯福才是真正做出原子弹开发，并在将来实施国际原子能规制构想的美国总统，两人的核武器政策存在很强的延续性。而且，核弹被开发完成后就会投入实战，这是很早就存在的军政共识，与谁是总统无关。
其次，在「正统派」「修正派」争论的核爆对日投降决策的影响上，伯恩斯坦部分支持了「修正派」的观点，认为投下原子弹不是迫使日本投降的必要条件，但他也认为，核爆在实际发生后又确实成为了促成日本投降最关键的因素——至于苏联参战对日本投降的影响，伯恩斯坦做出了那是次要因素的判断。
舍温也认为，因为缺乏实证证据的支撑，苏联参战不能被判定为日本投降的主要因素。他还指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在下达核爆决策时，应该也知道那会对日本、苏联的领导人产生什么影响，所以「修正派」论证的核爆幕后因素应当有间接的性质。
「统合派」的观点诞生后，此前是「正统派」论客，但实际上反对核爆必要性的赫伯特·菲斯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统合主义的力量迅速扩大，在80年代末逐渐成为学界共识的基础，他们被广泛认可的三条观点是：
1、核爆决策主要是出于军事上的目的，但也造成了外交上的间接影响；
2、确实存在不通过核爆促使日本投降的替代手段，当时美国的决策者也知情；
3、原子弹加速了日本投降，关于苏联参战对日本投降影响的优先级存在争议。
在上述三点共识的基础上，「正统派」「修正派」在分别接纳「统合派」部分思想后巩固了自身的理论，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当时史学界争论的三大话题分别是：
1、如果美军选择登陆日本本土作战，将会付出多大的损失？
2、是否可以承诺保障天皇存在，来取代原子弹因素使当时的日本“无条件”投降？
3、苏联参战是否可以替代原子弹因素，使当时的日本“无条件”投降？
首先，关于美军登陆作战后将会蒙受的损失问题，1947年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曾经在解释核爆正义性时说，自己被告知美军的伤亡预计在百万人以上。现在，这个说法开始遭到质疑，「修正派」学界认为应当确切研究美军实际可能伤亡的人数。
例如迈尔斯·弗莱彻(W. Miles Fletcher)在1985年的著作中认为，美军登陆日本最多阵亡两万人。统合派的巴尔通·伯恩斯坦(Barton Bernstein)虽然没有那么激进，但他在1987年的著作中也估计，美军伤亡人数最多在22万人上下，且阵亡者约46000人。
但是，「正统派」很快在爱德华·德瑞(Edward J. Drea)、戴维·高波·莫卡伦(David Gaub McCullough)引领下发动了反击，他们举证了新史料，即美军情报机关在登陆行动策划阶段发现日军向九州岛大规模调兵针对性部署美军登陆的新发现，认为亨利·史汀生的回忆是有依据的——相较于「修正派」「统合派」所作的棋盘推演，「正统派」认为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决策者是否认为登陆作战会造成大规模伤亡，而不是其他。
但「修正派」「统合派」又攻击了「正统派」实际上没有决定性证据能证明“当时的决策者真的认为登陆作战会造成大规模伤亡”，这项争议最终没有得出答案。
其次，通过保障天皇存在，可以避免投下原子弹，直接实现和平的假说，1995年在「修正派」先驱加尔·阿尔佩罗维茨的推崇下开始得到提倡，但这一假说遭到了「正统派」的强硬拦截，后者坚信即使向日本做出了这样的承诺，没有原子弹因素的介入，日本依然会坚持本土决战。「统合派」的巴尔通·伯恩斯坦这次支持了「正统派」的观点，认为这种让步不足以实现和平。
最后，关于苏联参战的影响程度，「修正派」的阿尔佩罗维茨引证新发现的史料，即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的日记，主张当时美国的决策者已经认为，苏联参战足以迫使日本投降。但「正统派」认为，仅凭这份史料不能证明美国决策者真的认为苏联参战足以迫使日本投降，对日记的内涵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与此同时，时间进入冷战末期，由于昭和天皇与战争责任嫌疑人纷纷离世，在日本，越来越多战败史相关的资料开始解封，更多的间接史料也被发掘出土，再加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左翼意识形态的迅速没落，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促使日本学界中出现了以实证主义为武器批判前一时代「教条理论」的浪潮，因此，以同志社大学教授麻田贞雄、一桥大学教授细古千博为代表，出现了日本国内对本国战败史最早的实证研究。
以日美关系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麻田贞雄与细古千博，在广泛涉猎日美史料后，分别在1995年、1997年出版了『原爆投下の衝撃と降伏の決定』和『太平洋戦争の終結――アジア・太平洋の戦後形成』，在分析大量史料后认为，「正统派」的论断才是正确的，核弹促使了日本投降，极大缩短了战争，而苏联是其中的次要因素。
2001年专攻太平洋战争史的美国民间历史学家理查德·弗兰克(Richard B. Frank)也在其著作Downfall: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Empire中对进入新世纪的「正统派」观点进行了总结和发扬，弗兰克在书中认为：
- 在研究决定日本投降过程中，各因素(如苏联参战、核弹的作用)的作用时，应该完全基于当时同时代的史料，从日本人的真实心理出发进行判断，而不是棋盘推演。
- 传统上将阿南惟几代表的陆军视作不理性的战争狂热分子，并将他们提倡的本土决战计划作为末日的疯狂完全是错误的印象，日本陆军在战败决策上非常清醒，军部高层制定的所谓本土决战计划，是在得知美军登陆的可能性后，为对抗「没落行动」而制定的，根本宗旨上不是为了将战争延续下去，而是尽可能地给登陆的美军部队造成最大程度的杀伤，由此实现有条件的和平。
- 美军在威廉·弗里德曼(William F.Friedman)领导的军事情报小组“Magic”的监听下，已经掌握了日本战争末期的本土军事部署，也获悉了九州兵力的极大增强，使美国军方判断对日本土作战将造成巨大的伤亡。因此，无论是杜鲁门还是其他人(罗斯福)当总统，1945年夏季，美国必然动用核武器。
- 相较于核弹的作用，长期以来，美军战略轰炸与潜艇封锁的效果被忽视了，战争带来的饥荒与物资短缺才是真正威胁到日本国民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战败前夕，朝鲜半岛与日本本土的航道已经被封锁，这严重恶化了日本的粮食供应。1943年起担任海上护卫总司令部参谋的大井笃也指出，考虑到美军对日本铁路系统的破坏，日本的粮食供应在美军轰炸下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这可能提前了日本的战败投降。
作为上述结论的总结，理查德·弗兰克提出，正因为广岛与长崎的核爆，使陆军强硬派崇尚的，以本土决战对美军造成大量杀伤实现有条件和平的理论产生了纰漏，在不可能对抗美军新式炸弹的绝望感下，瓦解了他们的意志，最终，阿南惟几、梅津美治郎等本土决战派将领放弃了这个战略，向无条件投降论者做出让步。
相应的，理查德·弗兰克也对苏联参战的影响给出了很低的评价，尤其针对前文所说的，1945年8月17日由天皇下赐的『陸海軍人に対する勅語』，弗兰克认为其中提及苏联参战的影响只不过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辞藻而已——在消息封闭下，分散各地的现地军人不一定知道核弹有多可怕，但苏联是他们能够理解的强大存在，天皇和他的政府可以利用苏联参战的影响，说服那些可能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依然对盟军采取报复性行为的过激派军人，不要用这样愚蠢的做法激怒盟军，使天皇政府在战后安排中居于不利地位，但这并不意味「苏联参战」真的对日本投降的决策产生了影响，用这篇敕语来论证「苏联参战决定论」的关键漏洞是，它的受众与做出投降决定的决策层没有直接关系。
「正统派」在实证基础上的逆袭很快重新树立了学界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使「修正派」一度淡出了主流的视野，虽然后者围绕日本战败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解读方式，但得到广泛承认的考据却不多，但也终于是千呼万唤始出来。2005年专攻俄罗斯与日俄关系史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长谷川毅[1]以英语出版了他的著作『暗斗：斯大林、杜鲁门与日本的投降』(Racing the Enemy: Stalin, Truman,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对「正统派」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
长谷川毅的论著在日本战败史研究中产生了突破性影响，这是第一本基于日美英苏四国政策制定的第一手史料为「修正派」观点辩护的学术著作，其论证思路与观念也与上世纪左翼学界主张的「苏联参战决定论」没有直接关联，长谷川毅相信他已经从日本政治史和实证角度掌握了一条确证苏联参战对日本投降决定性影响的线索链，在书中将日本投降的经过认为是美苏博弈的历程，公开向麻田贞雄提出了挑战。
不同于早期史学界对苏联参战直接影响的关注，长谷川毅将目光投射在了决策层内的“和平派”身上，以战争末期日本决策层企图通过苏联与同盟国媾和的史实作为研究焦点，得出了苏联参战导致有条件媾和的希望破灭，因此导向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结论。此外，他还认为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伯恩斯坦对日动用核武器不是出于纯粹的军事目的，而是企图在苏联参战前逼迫日本向美国投降，所以才在同盟国内故意炮制了日本不可能接受的『波茨坦公告』，该公告得到了苏联的承认。
在这本书中，尤其为了验证苏联参战对日本投降的决定性作用，长谷川提供了非常详实的史料依据，所以围绕这个问题，麻田贞雄与长谷川毅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战，双方对立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
- 对于苏联参战的可能性，决策层不是没有考虑过，是预料之中的事件，但1945年夏季美国发动核打击前没有人知道这种武器的存在，原子弹爆炸以奇袭的方式加速了和平的进程，促进了和平派的工作；苏联进攻满洲与朝鲜也只能对决策层带来“间接冲击”，但核爆的心理冲击是更为直接的，因为它可能摧毁日本本土与国民。
- 无论是苏联参战前还是参战后，主战派都主张继续战争。对于军部的主战派来说，他们从意志上被美国掌握的原子弹技术深深压垮，心理上又可以将战败责任转嫁给科学技术的落后，所以才在“不丢面子”的情况下与和平派妥协。
- 1945年8月14日颁布的『終戦の詔書』仅强调了原子弹的影响，没有提及苏联，从昭和天皇的发言来看，原子弹才是影响终战圣断的决定性因素。
- 无论是原子弹落下前还是落下后，“和平派”的诉求都没有变化，原子弹爆炸是机械降神，相较于太平洋战争以来有长期铺垫的和平派幕后工作及他们的思想演进而言，核弹因素出现得太晚了。
- 苏联参战使日本通过苏联与盟军议和的希望彻底破灭。
- 主战派在核弹落下后至投降为止依然十分强硬。因为苏联参战使日本失去了大陆根据地，也失去了长期抗战的希望，所以才向和平让步妥协；苏联参战相较于原子弹爆炸，对陆军高层和主战派构成了更大的冲击。
- 1945年8月17日天皇下赐的『陸海軍人に対する勅語』中提及了苏联因素的影响；日本决策层担心战争过分延长后，会极大增强苏联在远东的势力，提高对日占领统治的发言权；考虑到在苏联影响下更可能被要求废除帝制，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向欧美投降得到宽待的可能性更高，所以决策层做出了投降的决定
从双方的观点其实可以看出，长谷川与麻田彼此不认可的不仅是对方的结论，甚至对对方引证的史料准确性也提出了强烈质疑，尤其在主战派对核弹、苏联参战的认识上可谓针锋相对，为了理解双方争议的内容是什么，首先我们来扩充下日本的「战败时间表」：
1945年4月7日铃木贯太郎内阁成立。
1945年5月7日德国无条件投降。
1945年6月8日御前会议通过『今后采取的战争指导基本大纲』，决定实施本土决战的方略。
1945年6月18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召开，决定为了在9月前结束战争，应从7月中旬起开展对苏交涉，通过苏联与同盟国媾和。
1945年6月23日第32军(冲绳)司令官牛岛满率部自杀，冲绳日军指挥体系瓦解，冲绳战役基本结束。
1945年7月10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向苏联派遣媾和密使。
1945年7月13日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向莫斯科提出以近卫文麿为密使访苏，但没有得到回应。
1945年7月27日『波茨坦公告』发表，中美英三国督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6日上午8点15分，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
1945年8月6日上午8点30分，海军吴镇守府最先向海军省上报了广岛“空袭”的消息，提及损失巨大。
1945年8月7日凌晨1点30分，共同新闻社监听英美广播，得知投下的是原子弹。
1945年8月8日下午4点40分，外务大臣东乡茂德觐见昭和天皇后，与铃木贯太郎首相商议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因参会者无法全部到齐，决定推迟到明天举行。
1945年8月8日晚上11点，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传达宣战布告。
1945年8月9日凌晨0点，苏联发起「八月风暴」行动攻入伪满洲国。
1945年8月9日凌晨4点，外务省、参谋本部得知了苏联入侵的情报。
1945年8月9日上午10点40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召开，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1945年8月9日上午11点02分，美军在长崎投下原子弹。
1945年8月9日下午2点30分，内阁举行临时会议，下午5点30分结束。
1945年8月9日下午6点30分，内阁再次举行临时会议。
1945年8月10日凌晨0点3分，第一次御前会议召开：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要求与盟军以“国体护持”、“自主解除武装”、“自主处罚战犯”、“拒绝军事占领”四大条件媾和，称为「四条件派」；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仅要求与盟军以“国体护持”的条件媾和，称为「单条件派」。「四条件派」与「单条件派」无法达成共识，第一次御前会议破裂。
1945年8月10日凌晨2点，铃木贯太郎首相突然出现在昭和天皇御前，征求其意见；天皇表示支持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倾向「单条件派」，称为「第一次圣断」。
1945年8月10日上午7点，日方以保障天皇统治大权为单一条件，向同盟国请求有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
1945年8月12日旧金山广播电台播送了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rancis Byrnes)对日要求的答复，即「伯恩斯回答」，宣布天皇及日本国的统治权力将被置于同盟国最高司令官的管制下。
1945年8月12日上午8点40分，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共同上奏天皇，反对接受同盟国的要求，「和平派」与「决战派」再次爆发冲突。
1945年8月14日上午11点02分，天皇主动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御前会议做出「第二次圣断」，正式决定接受同盟国要求，随后召开的内阁会议追认了这项决定。
1945年8月15日凌晨0点，持决战论的少壮军人发动军事政变，称为「宫城事件」，以失败告终。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点，终战诏书发表，玉音播送，首相铃木贯太郎辞职，陆相阿南惟几自杀。
1945年8月16日下午4点，大本营陆海军部发表立即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
1945年8月17日东久迩宫稔彦内阁成立，降下『陸海軍人に対する勅語』。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麻田贞雄与长谷川毅的对立被认为处在新世纪「正统派」、「修正派」论争的延长线上，但两人都没有完全继承两种学派传统的对抗思路，也事实上也在互相采纳各学派观点的基础上做出了妥协，比如麻田与长谷川都认为：
- 对1945年8月的日本来说，仅通过保证天皇地位是无法促成停战的，要提前和平减少伤亡，就所以必须引入核弹、苏联参战的因素（正统派）。
- 苏联参战打破了和平派通过苏联实现和谈的希望，美国对日本的核爆刺激了决策层的投降倾向，所以两者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统合派）。
- 天皇圣断在日本战败决策的成型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作为两人辩论的阶段性总结，2011年长谷川毅以日语修订、再版他的著作『暗闘：スターリン、トルーマンと日本降伏』时，除了添加『保科善四郎手记』『昭和天皇独白录』『东久迩宫日记』等过去没有参考的文献，增添了一次史料、二次史料的引证数量外，也在日本陆军对苏联参战的预期问题上向麻田贞雄与「正统派」观点作出了些许让步和修正。
根据长谷川毅过去的解释，参谋本部知道苏联会在某一天发动进攻，但也认为1946年2月以前不会出现大规模攻势，接下来他引用了陆军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的日志，认为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对关东军发动的攻势完全是一场“奇袭”。作为对长谷川观点的反驳，麻田贞雄说，苏联向日本远东大规模调兵根本没有逃过日本陆军的情报，陆军真正预测的苏联发起进攻的时间是1945年夏秋季，引证了当时参谋本部内对苏联参战时间的争议。
长谷川在新的解释中做出了回应，承认当时的参谋本部内有这样的论争，且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认为苏联在1945年8月下旬，或9月上旬参战的可能性更高，但当时的“统帅层”宁愿相信苏联会保持中立，所以驳回了情报部的判断——他没有说明“统帅层”指代什么。长谷川还说，1945年7月左右陆军内已经出现苏联将在8、9月份对日宣战的警告，但当时认为苏联在1945年内对日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没有引起重视。
长谷川提供了1945年8月8日陆军军务局的对苏调查报告『苏联对日提出最后通牒情况下的对策研究』，报告中提到“至少不需要担心苏联对日进攻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因此，他相信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对关东军发动突袭时，陆军省高层一定是非常意外的。
除了日本陆军对苏联参战的预期问题外，长谷川完全删改了他过去对1945年8月9日战争指导会议和两次临时内阁会议细节的叙述经过，重新提出和平派大致是在第一次临时内阁会议结束后休息的空档中，将内阁总理大臣铃木贯太郎拉拢到以圣断结束战争的危险游戏中，对皇族会议的内容也进行了修订，又对1945年8月14日颁布的『終戦の詔書』、1945年8月17日颁布的『陸海軍人に対する勅語』的内容差异从「修正派」的角度进行了新的解释。
最后，正如「正统派」历史学家理查德·弗兰克说过的那样，在研究决定日本投降过程中苏联、核弹的作用时，应该完全基于同时代的史料，而不是后世的推演。于是长谷川真的尽力挖掘了1945年8月6日至8月15日之间与日本无条件投降相关的所有史料和证言，比如他列举到，1945年8月15日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在向枢密院说明终战问题时，只字未提核爆的影响，只提及了苏联参战导致日本的终战外交失败。
但他也总结说，所有这些有效证明中：提及核爆的有三件、提及苏联参战的有三件，同时提及两种因素的有七件，所以仅根据同时代决策者的证言来看，无法判断核爆、苏联参战到底哪一方是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有趣的情况是，长谷川毅提到，1945年8月14日原始版本的『終戦の詔書』草稿中也曾将对苏外交的失败因素提及在内，但出于某种原因在最终定稿中被删去了，最终定稿的诏书虽然字面上提及了核弹因素而没有提及苏联，但也以“战局未必好转”的表述暗示了苏联参战的后果。他还强烈批判了2001年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弗兰克认为『陸海軍人に対する勅語』不足以采信的观点，认为敕语中传达的真正信息是：在决策层看来，苏联参战是比核弹爆炸更有说服力的，劝说士兵放下武器的理由。
假如像「正统派」学者弗兰克、麻原贞雄说的那样，天皇和他的政府是因为觉得无法向分散各地的现地军人说明核弹的威力，而选择以苏联参战威胁他们放下武器的话——在太平洋战场的军人凭什么觉得千里之外的苏联参战比原子弹更有说服力？
对于长谷川列举的终战诏书草案问题，长谷川本人没有给出进一步解释，麻原也没有对这段史料进行质疑，似乎不认为草案中出现过苏联因素对「正统派」观点有什么打击。他主张『終戦の詔書』的受众是决策层，『陸海軍人に対する勅語』的受众是现地军人，两篇诏书的目的有很大的差别，前者之所以以核弹为中心，极为强调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反人道因素，是为了满足军部推卸战败责任的心理，向民众传达了日本战败不是军事上的失利，而是败于科技，从而允许了战争的结束。
至于『陸海軍人に対する勅語』的问题，麻原提出，虽然千里之遥，军人还是可以理解苏联参战对日本的军事、政治影响的，所以敕语中提及苏联比核弹更好地符合了决策层的目的，合情合理。
另外，与『終戦の詔書』同时发表的内阁告谕，以及政府向国会说明投降决策的『第88回帝国议会终战经过报告书』中都同时提到了投下原子弹和苏联参战两方面的影响，所以不能用来验证长谷川毅、麻田贞雄的主张究竟哪一方更为正确。
另外长谷川提出的，1945年8月15日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在向枢密院说明终战问题时仅提及了苏联参战导致日本终战工作失败而没有提及核爆影响的信息，似乎也可以理解为东乡作为外务大臣向枢密院汇报外交事务是分内事，而核爆不属于外交范畴。
至于双方引用的间接史料，即过去的人物对这段历史的回忆与访谈更是群魔乱舞，关于终战过程的陈述记录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于互相矛盾的地方非常多。
例如麻原贞雄根据1952年东乡茂德出版的『時代の一面』论证了原子弹对天皇决定无条件投降起到的“决定性影响”，根据和平派核心成员，外务大臣东乡茂德的回忆，1945年8月8日昭和天皇从自己这里听说广岛的惨状，以及这场灾难可能是新型炸弹造成的汇报后，说如果真的动用了这样的新式武器，战争就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不能为了争取有利条件而错过终战的时机，要争取尽快结束战争。
据说木户幸一也在核爆后的不明日期听到过天皇表达自己的想法：「既然是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无论怎样我也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以免这样的惨剧再度重演。」
而在可信度相对更高的『木户幸一日记』中记载，1945年8月9日上午9点55分天皇将木户召集到御文库，提出了「收拾战局有必要尽快研究决定，希望与首相进行彻底磋商」的要求，相较于东乡茂德的回忆来说，天皇的态度好像一下子弱化了很多，无法验证裕仁是不是真的看重核弹因素，但也因为记载模糊所以也不能直接否定东乡茂德的回忆——即使东乡的回忆是不是可信的，天皇表露的是不是真心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1991年公开的天皇口述回忆『昭和天皇独白录』中，裕仁自己是这样说的，因为美军空袭日渐加强，1945年8月6日发生了核爆事件，使国民生活陷入极端的困苦，再加上苏联对日宣战，在这样的境况下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
长谷川毅也对东乡茂德回忆的，即木户幸一在核爆后不明日期听到所谓天皇表述的陈词表示了质疑，认为这段对话可能是核爆前就有了的——昭和天皇大约在1945年6月前后已经下定了尽快结束战争的决心，在那之后他就已经是和平派的后盾，这是麻原贞雄认可的描述。
虽然当时的日本人可能没有对自己或其他人如何看待「苏联参战」与「原子弹」因素的孰轻孰重存在造假的动机，但这个问题本身就太过意识流了，意识是很难判定真伪的，人类的特性决定了我们往往能在一天之内对同一事物的态度出现无数次变化，轻信自己对他人的评价，又热衷于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也会出现记忆上的偏差，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史学家通过间接史料判断的历史全貌，所以回忆与访谈记录有很强的局限性，无论「正统派」还是「修正派」都能从叙事上给自己的受众一部可信、生动的历史演绎，双方都无限接近历史真相，但除非有新的决定性证据出现，两者的对立会长期持续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在「正统派」与「修正派」为两种观点争执不休时，学界也开始出现新的声音，例如，两次核爆的意义是不是可以被分开衡量呢？比如我们可以认为广岛核爆对日本的投降决策产生了直接影响， 但长崎核爆可能没有，因为它与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时间几乎重叠——是在1945年8月9日上午10点40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开始二十分钟后发生的。
「正统派」的麻原贞雄主张，长崎核爆的消息在传到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后，对「单条件派」与「四条件派」的论争产生了影响，美国能够在短时间内投下两颗原子弹，说明美国手中掌握了两颗以上的原子弹，对主张继续战争的势力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动摇，所以两次核爆的冲击都很大，但留下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记录并没有提及主战派有这种动摇，也没有因为得知长崎核爆的消息向和平派让步，根据「四条件派」成员之一，海军军令总长丰田副武的回忆，他说自己接到长崎核爆的情报是那天上午的事情，具体什么时候已经记不清了，不过他们还是根据预定的计划进行了审议，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同样是2011年，东大研究员铃木多闻在出版物『「終戦」の政治史―1943~1945』也提出了自己对战败史的新解释，他认为真正促使昭和天皇决定接受战败的原因，既不是核弹也不是苏联参战，而是因为他对本土决战失去了信心，1945年8月10日凌晨召开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主要是谈及了的是军事上的胜算，其中提到九十九里滨防御建设工作逊于预期，当时的判断是本土决战军事上不可能成功，所以才有了投降的选择。
铃木批判了传统的终战史研究将目光聚焦于「本土决战派」与「和平派」的冲突，过分关注那些流于形式的表象议题，可是，战败前夕日本决策层关心的根本不是狮子和老虎哪个咬人更痛，他们关心的是怎样的投降条件对自己有利——实际上，1945年8月10日第一次御前会议的重点是军事胜利的可能性，1945年8月14日第二次御前会议的重点才是和平谈判的条件，核弹因素、苏联因素对日本战败的影响是并立的。
「本土决战派」诉求：国体护持(?)、自主解散武装、本土处理战犯，反对军事占领。
「和平派」诉求：国体护持。
根据铃木的解读，「本土决战派」「和平派」冲突的根源应该被理解为上述和谈条件的本身。
以军部势力为主导的「本土决战派」在无条件投降后必然被严厉制裁、清算，所以他们以能够取得军事胜利为由对自己有利的终战条件进行辩护，以期延长战争。
1945年8月6日广岛核爆促进了昭和天皇对尽快媾和的焦虑，督促政府开展外交交涉，而1945年8月9日苏联参战导致日本通过苏联求得和平的希望彻底破灭，也严重打击了「本土决战派」坚持抗战取得军事胜利的根据，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这个理由，改口说自己是为了国体护持才要求进行本土决战的，不断寻找新谈判条件中“不利于国体护持”的漏洞，但因为失去了军事胜利的依据，最终被和平派凭借圣断击败。
最后，也许是受到了理查德·弗兰克(Richard B. Frank)著作中对美国潜艇封锁与战略轰炸因素的启发，还有不依附于正统派与修正派观点的「国内因素论」，不过，更早讨论国内因素的其实不是正统派的弗兰克，而是上世纪支持修正派观点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后者强调的社会因素是：「苏联参战使日本国内催生了革命的危机，因为天皇制难以维持下去的恐惧，促成了投降的决定」，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对日本爆发革命的可能性进行多少实证研究，所以这个观点一度被埋没。
除了理查德·弗兰克和日本左翼外，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P. Bix)、约翰·道尔(John W.Dower)都提及了日本国内因素。随着越来越多史料的揭露，左翼过去认为日本决策层是出于对国内革命的恐惧而投降的想法思想可能不仅是个神话。
1945年6月6日农商务大臣石黑忠笃提到了粮食不足的状况，他还说，粮食供应与民心直接相关。政府关于粮食收成的统计数字是令人绝望的，日本政界领导人开始对国民坚持作战的能力和意志感到担忧。
根据『高木惣吉日记』的记述，1945年8月，支持终战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也说「我认为，问题在于国内的民心正走向崩溃」；1945年8月9日内务大臣安倍源基在内阁会议上也说道「从民心的动向来看，现状是没有同仇敌忾的决心，对战争将来的自信已经不复存在了。」
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将民众的厌战情绪带到了决策层的讨论内，1945年8月10日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平沼说「我觉得，尤其因为交通设施毁坏、粮食不足的境况，目前国民的不安显著增强了，丧失了战斗的意志」。更有趣的是，无论是1945年8月14日颁布的『終戦の詔書』，还是1945年8月17日颁布的『陸海軍人に対する勅語』内，都提到了国内形势的恶化。
但「革命战败论」的问题在于，决策层虽然提及了国民的厌战情绪和民心的背离，但除了近卫文麿从1943年前后起不断宣扬的“日本的赤化势力与军部合作发动了战争，企图利用战争掌权”的阴谋论外，没有人具体提及过革命的形式和可能性。笔者也没有找到战败前夕可能爆发反战、反天皇制革命的世论研究。
比起民众的革命，和平派对军部叛乱威胁的担忧倒是有实据可查，高木惣吉在日记中提到，陆军政变的氛围不断高涨，海军内的决战派也强硬阻挠战争的结束。木户幸一战后作为战犯接受审讯时也说，不难想象军队内部爆发大规模政变的可能性。在已经礼崩乐坏的1945年，以东条英机为代表主张本土决战的强硬派军部高层如果真的想为了活命血洗政府和宫廷，绑架天皇，躲入深山让日本举国为他们陪葬的话，似乎也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吗？
不过，目前看来，军部高层对天皇支持和平派观点流露的态度，似乎还是以失望为主。
在陆军参谋次长河边虎三郎的日记中，1945年8月10日他对天皇的心理进行了揣度，认为裕仁对今后的作战已经没什么期待了，第一次御前会议的圣断说明了天皇不再信任陆军。1945年8月11日，河边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就像个漏光了气的啤酒那样坐在屋里一整天，此后每天的日记里都写满了悲观与失望。
1945年8月13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宫崎周一的日记主要描述了8月12日皇族会议的情况，其中写道，高松宫宣仁王(和平派)在皇族会议上公开表示，陛下已经失去了对陆海军的信任。同样是8月13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有末精三又受到了三笠宫崇仁王(和平派)的警告，说对于陆军一直以来的做法，陛下都是非常不满的。
宫崎认为，这说明陛下已经彻底失去了对军部的信任，想要把战争继续下去的话，如果天皇的心意不发生改变，那就是不可能的。因此，1945年8月14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是在军部明确知道自己失去天皇信任的情况下召开的，相较于军事政变，军部决策层最终选择了向天皇的意志让步，同意无条件投降。
写到这里，想来一部分读者可能会跟笔者有相似的看法，强行争论苏联参战、美国核爆究竟哪一个更优先地导致了日本投降没有太大意义，那么这个话题究竟为什么可以在长达近八十年的时光保持史学讨论的热度呢？笔者认为这与「正统派」「修正派」幕后的政治因素有关，尤其是「修正派」，上世纪修正派观点的主要受众是泛左翼、进步派。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了冷战准备也是左派对冷战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否定核爆也能与反核主义、和平主义的诉求挂钩，因此「修正派」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正义性的批判，无论从反美叙事、提高苏联参战意义，还是崇尚反核主义的角度，都完美符合了冷战进步派的心理诉求。
除此之外，也不能忽视美国本土孤立主义与核弹原罪意识的朴素情节。相较于有强烈诉求的「修正派」，「正统派」居于美式爱国主义、官方御用史学的立场，从一开始就处于积极防御的地位上，总而言之，这是论战长期延续的部分背景。
冷战结束后，因为左翼意识形态退潮，「正统派」一度开始在实证上压倒「修正派」，但也因为意识形态因素的衰落，上世纪论战中业已存在但被忽视的「日本因素」开始增长。无论是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建构还是民族主义建构，都很难从「正统派」的观点上去支持核弹爆炸的正义性，所以「修正派」思想在日本社会中存在着天然的受众，核弹原罪的意识也依然留在欧美社会的记忆中。
「修正派」观点存在而经久不衰的政治原因，就是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了对核爆正义性的质疑。
所以，若是不想在研读历史的时候带入鲜明的立场与视角，只需要以“统合”的角度看待即可，将日本战败的因素植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势之上，不必去争论美苏究竟哪一方更直接促成了日本投降的问题，我们就能抛开成见发现更多东西，例如日本战败前夕的「国内因素」是否比流于表面的「核弹论」「苏联参战论」更加根本，中国又对日本的投降决策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可以被发现的东西。
最后回到这个问题本身：
问：是苏联向日本宣战才导致日本投降吗？
答：不是。
问：苏联向日本宣战导致了日本投降吗？
答：是的。
【参考文献】
確立されなかった対日原爆使用をめぐる定説－2015 年までの研究史概観 （山田康博）
終戦史研究の現在:《原爆投下》·《ソ連参戦》論争とその後 （赤木完尔、泷田遼介）
感谢@ShirahaneSuoh 的编辑与帮助
参考
- ^日本出生的美籍日本人，取得美国国籍前长期在北海道大学任教，主攻俄罗斯史、日俄关系史
![[好奇]](https://pic2.zhimg.com/v2-72b9696632f66e05faaca12f1f1e614b.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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