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 芬兰化的幽灵

欧洲： 芬兰化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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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化 "一词--指的是在与蘇聯保持友好关系的外衣下的那个过程或状态。

作者：沃尔特-Z-拉奎尔

尽管赫尔辛基、赫尔辛基的西方支持者、俄罗斯人和一些美国新孤立主义者提出抗议，但 "芬兰化 "一词--指的是在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外衣下，一个国家的主权被削弱的过程或状态--已经进入政治词典。每当地理术语获得政治含义时，都有一个不公正的因素--并非拜占庭的所有东西都是拜占庭的，并非黎凡特的所有东西都是黎凡特的，并非上海的所有人都是上海人，如果巴尔干半岛被巴尔干化，那主要是外部势力的错。无论如何，"芬兰化 "在这里停留：它已经成为文章、书籍、甚至博士论文的主题。

虽然这个词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它的起源却并不确定。据称这一现象最早是由奥地利外交部长卡尔-格鲁伯在1953年描述的，他警告他的政府不要效仿芬兰的做法。然而，他实际上并没有创造这个词。理查德-洛温塔尔教授在1974年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他可能是在1966年的某个时候第一次使用这个词，当时华沙条约国在布加勒斯特的会议上建议解散所有军事集团。随后，皮埃尔-哈斯纳、我和许多其他作家都使用了这个词。

当然，谈论芬兰化被认为是非常令人反感的，并有损于芬兰本身的国家威望。但外部观察家也对使用这个词提出了警告。一些人认为，它传达了对芬兰真实情况的错误描述。另一些人则认为，芬兰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将这个词用于其他国家会产生误导。还有人声称，芬兰化的进程并不值得谴责，而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值得效仿。最后，一些乐观主义者表示相信，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西欧对芬兰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当然比俄罗斯的东欧卫星国要少。

由于西方国家对芬兰本身知之甚少，因而对其为其他国家提供的榜样也知之甚少，这使得处理芬兰化现象变得更加困难。赫尔辛基没有系统的新闻报道，现有的芬兰语以外的学术文献也不多；这些文献也不完全可靠，因为芬兰国内实行的自我审查制度已经影响了西方国家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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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获得独立的芬兰在1939年遭到苏联的攻击，在顽强抵抗后被打败。它不得不割让部分领土。为了夺回失去的东西，芬兰在1941年6月加入了德国对俄罗斯的进攻；1944年，它与苏联单独媾和，并与德国军队反目。

斯大林本可以在1944-45年吞并芬兰，但他宁愿不这样做。这种宽宏大量的做法可能有几个原因。毕竟，战争还没有结束，在这个时候吞并芬兰会引发与西方的冲突。此外，在战略上，芬兰没有俄国人吞并的其他领土那么重要。而且，俄国人对芬兰人有一种健康的尊重，他们长期以来顽强地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他们比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等更难被消化。斯大林想保留芬兰作为俄罗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仁慈意图的展示，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芬兰没有成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必须要付出代价，而且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是什么呢？首先，芬兰是一个中立国，但不是针对苏联，它对苏联有特殊的义务。它不得反对苏联的任何重大外交政策举措，也不得在未经苏联批准的情况下做出任何承诺，而且它被期望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给予积极支持。

第二，芬兰被允许拥有一支军队，但只能在苏联规定的范围内。

第三，只有那些被苏联批准的政党才能参加政府，这一点更适用于总统和总理。苏联没有进行审查，但芬兰人应该进行自我审查。共产党在政府中的参与不是绝对要求的，但芬兰政治家被非正式地要求经常发表声明，强调他们与苏联的友好和互利关系。

第四，芬兰被期望与共产主义集团建立密切的商业关系，但在这方面没有硬性规定，而且压力比其他领域更加零星--也许是考虑到芬兰作为贸易伙伴的重要性有限，以及COMECON提供消费品的能力有限。

最后，否认其存在也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预计芬兰人会说，只有无知或恶意的外国观察家才会在芬兰与苏联的关系中发现任何不祥甚至是不正常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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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中立问题，这也许是芬兰困境中最不重要的一个方面（尽管它已经被无休止地讨论过）。根据1948年的《苏芬条约》和后续协议，芬兰对苏联有某些明确的承诺。诚然，芬兰的发言人，如马克斯-雅克布森（Max Jakobson），认为该条约对芬兰的约束不超过保卫自己的领土。不幸的是，这种解释并没有被俄国人接受--雅克布森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书在苏联媒体上受到了猛烈的攻击--鉴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事实，苏联的解释才是最重要的。(几年前，当雅克布森先生是联合国秘书长职位的候选人时，苏联否决了他的任命；他是犹太裔可能没有帮助，但决定性的考虑无疑是他被认为在政治上不 "安全"。也就是说，他被怀疑认真对待中立问题）。芬兰总统凯科宁经常声称 "所有大国都明确承认芬兰的中立性"，这只是一种意图的陈述，而不是事实。

比中立更重要的是自由问题，这与芬兰人民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有着直接的实际关系。与俄罗斯的东欧卫星国相比，芬兰既独立又自由。它有许多政党（十个），有许多（太多）选举。它的机构是民主的，它的宪法得到了严格的遵守。没有任意的逮捕；事实上，从来没有人因为政治原因被送进监狱。芬兰人可以自由地到国外旅行。芬兰经济的大部分没有被国有化。文化生活十分活跃，苏联对它的影响当然不是压倒性的。外国书籍和报纸被广泛提供。简而言之，芬兰享有与西方国家相同的自由。

但是，情况还有另一面，不那么明显，但始终存在，这是凯科宁 "路线 "的后果，即只有保持苏联的信任才能保证芬兰的生存。仅举几个例子：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后，当联合国投票赞成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时，芬兰政府没有加入多数派，而是坚持认为应由苏联和匈牙利政府达成协议。当凯科宁在1968年苏联入侵一年后访问布拉格时，他告诫他的主人要以不引起冲突的方式行事。莱斯基宁外长在1971年发言时说，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对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处理是 "欧洲谅解的胜利"。以此类推。

如果仅以对外政治让步为代价就能保住苏联的信任，那么芬兰的代价可能是可以承受的；无论如何，考虑到芬兰的地理位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根据凯科宁的说法，芬兰的政治领导人、政党、媒体和公民个人都必须 "负责任 "地行事；否则他们将危及国家的生存。负责任 "的行为意味着不要做任何俄国人可能不喜欢的事情，这不仅涉及到自我审查，还需要预测苏联的意愿，甚至在自我审查破裂时愿意接受苏联的否决。

在事实面前，凯科宁路线的支持者相当厚颜无耻地否认了苏联否决权的存在。但事实上，在过去20年里，苏联的否决权是相当多的；如果说近几年来否决权越来越少，那恰恰是因为芬兰政府愿意避免采取可能引起否决的行动。苏联最明目张胆的干预发生在1958年，当时苏联要求社会民主党的法格霍尔姆政府辞职，而在1961年，苏联威胁要援引1948年的条约，除非凯科宁重新当选为总统。回过头来看，芬兰在1958年遵从苏联的意愿是非常不必要的，但它使苏联对芬兰内政（有别于外交和国防政策）的干预合法化，并使其在未来进一步抵制这种压力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芬兰政治领导人和媒体进行了自我审查，然而，苏联对芬兰违法行为的抱怨几乎没有间断过。凯科宁和他的支持者，如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卡莱维-索萨（Kalevi Sorsa）的警告加强了这些抱怨。但是，苏联的指责也夹杂着赞美--例如，对那些支持苏联外交政策倡议的芬兰领导人，如对挪威的中立化呼吁，如果成功的话，这显然是违背芬兰的最佳利益的。

典型的 "建立信任 "的官方政策是凯科宁经常发表的讲话和声明，每隔几年就用俄文和英文发表一次，其主旨是苏芬关系很好，而且一直在变好。在获得列宁奖时，凯科宁--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不是一个左派人士--赞扬了列宁在给予芬兰独立方面的伟大作用。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节上，他对芬兰国歌的演唱热情表示敬佩。在另一个场合，他声称俄罗斯人面对西方的焦虑是真实的，"因为我在俄罗斯的历史中读到，她在过去150年中被攻击了14次，白俄的首都明斯克在敌人手中被攻击了101次"（这完全是幻想）。

凯科宁的支持者认为，不应过于认真地看待这种卑劣的声明。如果为了维护芬兰的自由而作出的某些声明碰巧是不真实的，那么它们毕竟是起了作用。如果由于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芬兰人失去了自由，谁会从中受益呢？在说服了俄国人相信目前的芬兰领导层是可以信任的之后，芬兰获得了特别豁免，成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的准成员，并与欧共体签订了协议。他的支持者认为，即使是凯科宁将共产党员带入政府的政策也没有造成致命的后果；相反，共产党分裂了，更自由的一派毫不含糊地谴责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这与芬兰政府本身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当一位苏联大使过于明目张胆地支持共产党的斯大林派时，在芬兰向莫斯科交涉后，他被撤回了。

人们可以举出其他例子，表明芬兰人善于处理俄国人的问题。但是，尽管凯科宁的路线表面上取得了种种成就，但它却破坏了芬兰人抵制苏联侵犯其主权的意愿。因为即使凯科宁的演讲中关于苏联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精彩之处只有一半是真的，也很难向年轻一代的芬兰人解释为什么他们仍然应该努力保持距离，而不是像他们的卡累利阿兄弟那样成为苏联这个 "自由人民的伟大联邦 "的一部分。芬兰人的sisu（粗略翻译为胆量）经常受到外部观察家的赞扬，但是不断重复一种基本上是欺诈性的官方意识形态必然会产生影响。正如Carl-Gustaf Lilius所写的那样： "在普遍的气氛中，虚伪和冷漠很容易蔓延，并假装一切都应该如此。这种心态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腐败，不利于民族自强精神的形成"。

纵观历史，小国不得不根据其更强大的邻国的愿望、利益和奇思妙想来调整其政策。小国的态度历来从避免挑衅附近的大国到进贡并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积极安抚它。至于大国，它们经常干涉弱小邻国的内政，挑选自己的领导人人选，并排斥它们不信任的人。正如爱德华-N-卢特瓦克最近在《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中所展示的那样，东方客户国的统治者实际上并不需要看到罗马军团向他们的城市进军，就可以对罗马的命令做出反应，因为他们可以想象到不服从命令的后果是什么。自我审查也不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例如，在被拿破仑打败的国家，以及二战爆发后的瑞士和瑞典，当局要求报纸在撰写有关纳粹德国的文章时表现得 "负责任"，其用语与近年来凯科宁总统在谈到苏联时使用的用语几乎相同。

鉴于芬兰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小规模（它只有不到500万居民），很明显，为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生存下去，它必须考虑到苏联的外交政策利益，并且必须非常谨慎地行事： "离北约这么远，离苏联这么近"，这是一位墨西哥总统的一句名言。当其他更遥远的国家能够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时，芬兰却不得不保持沉默。但是，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将苏联对芬兰国内事务的干涉合法化仍然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虽然如此多的自由被保留下来是令人钦佩的，但芬兰并不是任何公认意义上的独立。正如苏联领导人自己长期以来所争论的那样，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既不是卫星国，也不是中立国，这个国家对苏联的指令和愿望的 "适应 "已经成为国家结构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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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们回到了关于芬兰化的辩论。乔治-F-肯南在他的新书《危险的云》中赞扬了芬兰人在与苏联打交道时的沉着和坚定，并反对将 "芬兰化 "这一术语的普遍使用视为意味着羞辱和没有骨气。按照类似的思路，凯科宁总统在几年前的两次不同的演讲中承认确实有芬兰化这回事，但接着说，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其他人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他们认为，芬兰非但没有成为可怜的对象，反而从其 "适应 "中获益，得到了两个世界的精华。它与西方和东方都有很好的关系，包括经济联系；由于与苏联签订了防务条约，它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它为权力集团之间的缓和和更紧密的合作所做的努力超过了它的份额。因此，芬兰化并不值得惋惜，实际上为其他必须与苏联共处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模式。

华盛顿邮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在1972年写道，芬兰是 "大多数欧洲人想去的地方"，这个国家不依赖外国军队的存在，比现在一些担心被芬兰化的国家既安全又有更多的真正自由。在学术层面上，大卫-维塔尔教授在《小国的生存》一书中称芬兰是未来的典范--解决一个孤立的小国与一个军事大国对立所面临的问题。与《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相反，维塔尔先生心目中的欧洲，尤其是中东，他认为中东 "在一个单一的大国--这里是指苏联--的主导下慢慢沦陷。"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国（中东）的继续生存将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保持 "它与它的利益范围内的优势大国之间的克制和压力平衡，就像芬兰一样"。虽然维塔尔先生没有具体说明他心目中的小国，但他不可能是指利比亚。

美国政治学家、关于苏芬关系的书《丝巾霸权》（1975年）的作者约翰-P-弗洛伊恩特斯（John P. Vloyantes）采取了与这些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谈论芬兰化是无稽之谈，因为芬兰的情况很独特。Vloyantes先生写道，认为俄罗斯的影响力有可能取代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是 "不可思议的"，他引用了 "欧洲复兴 "以及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作为佐证。

一个强大的欧洲不需要害怕芬兰化，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欧洲有多强？时间对Vloyantes先生关于欧洲力量增长的证据并不友好。苏联很可能不会在武力威胁下对西欧提出具体要求。但在1958年也没有苏联的武力威胁，当时芬兰人尽管吹嘘自己的无畏和坚强的神经，但还是屈服了--谨慎地说，在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同样的措施。

芬兰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是独特的。该国在二战中被打败；战争结束时，它显然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而且西方从未表示它能够或愿意在与东部邻国发生冲突时向芬兰提供支持。相比之下，其他欧洲国家要么属于北约，要么与苏联没有共同边界。(奥地利是个例外，但它的处境比较幸运，因为苏联不是唯一的占领国--还有西方的存在)。然而，所有这一切只意味着，芬兰的比喻，就像任何比喻一样，有其局限性。但它肯定不是一个 "神话"，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

因为在考虑到芬兰情况的独特性之后，芬兰仍然是一种模式，而且苏联领导人也将其视为一种模式。如果说波兰或匈牙利是苏联与其小邻国之间密切关系的一个例子，那么芬兰则是另一个例子。在某些条件下，这种关系可能会蔓延到全球其他地区。

这些 "特定条件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欧洲显现。在目前的状态下，欧洲是软弱和不团结的，人们有理由怀疑其政治决心。离心的压力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利益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这使得更紧密的一体化成为不可能，而意大利和法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困难可能会影响到欧洲其他国家。但最重要的是，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欧洲大陆的昏睡和疑病症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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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衰落并不是不可避免或不可逆转的，但目前人们仍在徒劳地寻找潮流的转折点。另一方面，人们不需要刻意去寻找迁就的迹象，不需要刻意去寻找每当需要面对来自外部的挑战或威胁时缺乏勇气的迹象。这些事件本身可能显得微不足道--苏联试图改变威尼斯电影节的节目；苏联对法国国防工作的规模表示不满；苏联对西班牙施加压力，不让其加入北约；苏联建议奥地利人不要使其军队现代化，并建议土耳其人不要对侵犯其领空的行为如此挑剔；苏联对所有欧洲国家施加压力，不让其向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提供设施；苏联努力削弱西柏林的地位。但是，如果说这些和其他苏联的举措没有什么令人吃惊或新奇之处，那么新奇的是西欧有影响力的圈子对它们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更加努力地不冒犯俄国人。

欧洲对卡特总统早期的人权倡议的反应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这项政策在欧洲人中普遍相当受欢迎（现在也是如此），但一些主要报纸的反应是极度关切或愤怒。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是唯一一个公开表示不赞成的人，但其他政府首脑私下里也都说了差不多的话。他们并不是反对人权，而是担心他们的国内问题会因为惹恼了俄国人而恶化；更重要的是，他们似乎被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脱离防线的想法吓坏了。在这些圈子里，苏联接待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并与外国共产党合作已被认为是合法的，但如果西方政治家见到苏联的主要持不同政见者或对他们的活动表示支持，则被认为是不雅的。同样的道理，苏联用西方语言进行的广播被认为是合法的，但对于用苏联人民使用的语言进行的西方广播，则需要极其谨慎的对待。

可以说，虽然这种行为不是很勇敢，但它只反映了欧洲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下降，以及采取低姿态的迁就政策不仅适用于苏联，而且适用于所有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北方还是南方。在讨论原则问题时，人们总是重复这样的论点：英国（或法国）是一个经济生存依赖于对外贸易的国家，必须让好顾客满意。依赖他人善意的国家必须相应地调整其政策。

每当权力平衡发生根本性变化，或者预期会发生这种变化时，个人和整个社会都会进行这种调整。研究纳粹德国的学生对1933年著名的Gleichschaltung bandwagon很熟悉，当时数百万德国人突然加入了希特勒的党；他们没有面临最后通牒，也不一定要担心他们的工作和职位。他们只是作为一种保险行为，就像过去几年中，一些意大利报纸和知识分子为 "历史性的妥协 "做准备，要么加入意大利共产党，要么至少不批评它。他们甚至不需要像芬兰记者被他们的总统劝告要 "负责任 "地行事；他们从骨子里感到有必要这样做。

1 芬兰的情况在一位年轻的芬兰作家彼得-坎科宁（Peter Kankkonen）最近出版的《Suomettuva Suomi》中得到了非常坦率的分析和描述： Raportii rappion politikasta (Finland Finlandized: A Report on the Politics of Decadence), Helsinki, 1976. 这项研究比几乎所有的西方作品都要直言不讳，除了基尔斯-奥维克（Kils Orvik）的《安全，芬兰式》（Sicherheit auf Finnisch）一书，以及乔治-莫尔（George Maule）最近的《芬兰的困境》，伦敦，1976。

2 见Carl-Gustaf Lijius，"芬兰的自我审查"，《审查制度指数》，1975年春季。

 关于芬兰化的后记

20世纪70年代，"芬兰化 "一词进入了政治词典，并一度成为争论的主要焦点。

作者：Walter Z. Laqueur

20世纪70年代，"芬兰化 "一词进入政治词典，并一度成为争论的主要焦点。这个词指的是芬兰和苏联之间的特殊关系：简而言之，它意味着芬兰对其强大邻国的绥靖，以至于该国不再被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中立和独立。在芬兰没有苏联的审查制度，但在恐惧和焦虑的驱使下，有芬兰的自我审查制度，而且非常愿意默许苏联的愿望。

由于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访问了芬兰，并阅读了当时以芬兰语以外的语言提供的所有资料。1977年12月，我的一篇文章《芬兰化的幽灵》出现在《评论》上。这篇文章在语气上力争做到有分寸；我承认，鉴于芬兰的地缘政治状况，显然必须对苏联做出某些让步。但我也认为，担任了25年芬兰总统（1956-81年）的乌尔霍-凯科宁把这种趋势带得太远了（尽管他本人不是共产党人，甚至不是社会主义者）。这不是凯科宁和他的支持者所宣称的明智、成熟和负责任的政策，而且它为欧洲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芬兰化的幽灵 "在芬兰本身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其他地方被广泛评论。那里的反应是好坏参半。一些人认为这篇文章消息灵通，另一些人则谴责它无知，还有一些人认为 "拉奎尔 "是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假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芬兰评论员--他们熟悉自己国家的真实情况--在为芬兰化辩护时远没有凯科宁在西方的一些支持者那么激烈。

因此，《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评论员认为，芬兰是大多数欧洲人想去的地方。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F-肯南在一本名为《危险的云》的书中赞扬了芬兰人--也就是凯科宁的政策--因为他们的 "冷静和坚定"，并反对 "芬兰化 "一词的普遍使用，认为它意味着某种屈辱和无骨气。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在赫尔辛基发言时说，这个词干扰了准确的沟通，因为它 "充满了情感"。一位以色列政治学教授称芬兰是未来的典范，是 "解决一个孤立的小国与一个伟大的军事强国之间所面临的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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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年事已高的凯科宁退休或被迫退休。他的继任者，社会民主党人毛诺-科伊维斯托（Mauno Koivisto），不是莫斯科喜欢的候选人，但他还是当选了，苏芬关系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唯一的重大挫折，即芬兰经济危机的加深，与芬兰化的政治没有关系。它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该国的对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东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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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以及我对批评者的两份反驳）1所引发的辩论最终平息了，但所涉及的问题自然继续困扰着芬兰人。谣言甚至开始流传，说凯科宁是苏联特工，但这些谣言被他的官方传记作者作为基本的诽谤而驳回--他拒绝其他人查阅相关档案材料。

然后，大约一年前，克格勃在赫尔辛基的前 "居民 "开始说话： 凯科宁和其他芬兰化的主要支持者都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钱。最近，苏维埃共产党中央委员会（CPSU）对外部门的档案被打开；这导致了一本名为《CPSU和芬兰》的书： 这些文件毫无疑问地证明，凯科宁路线的主要支持者通过克格勃办公室获得了数百万芬兰马克的报酬：其中一些钱被用于他们的竞选活动，但也有个人使用的款项。

在我的文章中，我多次称凯科宁为（被误导的）爱国者。事实上，我对这个人有一定的好感：这个曾经的奥运跳高金牌得主不可能都是坏人。好吧，也许他是个爱国者；也许即使苏联人从未付给他一个卢布，他也会有这样的行为。

但是，对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专家--那些对凯科宁和他的政策大加赞扬并嘲笑我的文章的外交官和学者，我们该怎么说呢？我从未声称自己是芬兰事物的权威，但这些专家应该知道赫尔辛基有什么东西在腐烂。

不过，这也是对冷战时期的判断和误判进行的更广泛的事后总结的一部分。

1 《读者来信》，1978年5月和1978年10月。

2 关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档案的其他启示，见埃里克-布林德尔的《莫斯科黄金》，《评论》，1992年12月。

A Postscript on Finlandization

In the 1970's the term “Finlandization” entered the political lexicon and became for a while a major bone of contention.

by Walter Z. Laqueur

In the 1970’s the term “Finlandization” entered the political lexicon and became for a while a major bone of contention. The term referred to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land and the Soviet Union: it meant, very briefly, appeasement by Finland of its powerful neighbor to the extent that the country could no longer be defined as neutral and independent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There was no Soviet censorship in Finland, but there was Finnish self-censorship, driven by fear and anxiety, and a great readiness to acquiesce in Soviet wishes was very much in evidence.

Having become interested in the topic, I visited Finland and read everything then available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Finnish. In December 1977 an article of mine, “The Specter of Finlandization,” appeared in COMMENTARY. The article strove to be measured in tone; I acknowledged that, given Finland’s geopolitical situation, it was obvious that certain concessions toward the Soviets had to be made. But I also argued that Urho Kekkonen, president of Finland for 25 years (1956-81), had carried this trend much too far (though he himself was not a Communist or even a socialist). It was not the policy of wisdom, maturity, and responsibility that Kekkonen and his supporters claimed, and furthermore it set a bad example for the rest of Europe.

“The Specter of Finlandization” was widely commented upon in Finland itself and elsewhere in Scandinavia. The reception there was mixed. Some thought the article was well-informed, others denounced it as ignorant, and a few believed that “Laqueur” was the pseudonym of a highly placed U.S. official. Ironically, however, most Finnish commentators—familiar with the true state of affairs in their country—were far less strident in their defense of Finlandization than some of Kekkonen’s well-wishers in the West.

Thus, a Washington Post commentator maintained that Finland was where most of Europe wanted to be. The eminent American diplomat and historian, George F. Kennan, in a book entitled The Cloud of Danger, praised the Finns—that is to say, the Kekkonen policy—for their “composure and firmness” and objected to the common usage of the term “Finlandization as signifying something humiliating and spineless.” Vice President Walter Mondale, speaking in Helsinki, stated that the term interfered with accurate communication because it was “charged with emotion.” An Israeli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called Finland a paradigm for the future,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facing an isolated minor state pitted against a great military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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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81 Kekkonen, now getting old, retired or was forced to retire. His successor, Mauno Koivisto, a Social Democrat, was not the candidate preferred by Moscow, but he was elected anyway, and nothing untoward happened to Soviet-Finnish relations. The only major setback, the deepening of Finland’s economic crisis, was unconnected with the politics of Finlandization. It arose mainly because the country’s foreign trade had been largely oriented toward th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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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bate triggered by my article in COMMENTARY (and by my two rejoinders to critics)1 eventually died down, but the issues involved naturally continued to preoccupy people in Finland. Rumors even began to circulate that Kekkonen had been a Soviet agent, but they were dismissed as base calumnies by his official biographer—who denied everyone else access to the relevant archival material.

Then, about a year ago, the former “resident” of the KGB in Helsinki began to talk: Kekkonen and other leading proponents of Finlandization had received money from Moscow. More recently, the files of the foreign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CPSU) were opened; this resulted in a book called The CPSU and Finland: Secret Documents, 1955-68, edited by V. Chernous and Hannu Rautkallio.2 (A second volume is scheduled to appear in early 1993.) The documents proved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that the leading proponents of the Kekkonen line had been paid many millions of finnmarks through the office of the KGB: some of this money was used for their election campaigns, but there were also payments for personal use.

In my article I repeatedly called Kekkonen a (misguided) patriot. In fact, I had a certain weakness for the man: the erstwhile winner of an Olympic gold medal in the high jump could not be all bad. Well, perhaps he was a patriot; perhaps he would have acted as he did even if the Soviets had never paid him a single ruble.

But what is one to say about the experts in America, Britain, and elsewhere—those diplomats and academics who showered fulsome praise on Kekkonen and his policies and who derided my article? I never claimed to be an authority on things Finnish, but those experts should have known that something was rotten in Helsinki.

This, however, is part of a wider post-mortem on judgments and misjudgments of the cold-war era.

1 “Letters from Readers,” May 1978 and October 1978.

2 For other revelations from the CPSU files, see Eric Breindel's “Moscow Gold,” COMMENTARY, December 1992.—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