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後，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
書沒讀的比老毛多
竟然還想當帝師
當然被痛扁
忍辱偷生
東山再起
絕不切腹
胡适：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就是典型表现
李敖還是大師
至少有坐過牢
李敖不愛面子
故成其大
这是集体主义的、部落主义的、极权主义的道德理论：‘善就是为我们的集团、我们的部落、我们的国家利益服务。
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为什么台灣的知识分子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
李XX说，我们已经搭上了台獨这条船，不论它是贼船或者是挪亚方舟，我们只有跟到底。
中國的知識份子是非常軟弱的
都是想走入體制
美其名是當帝王師
實際上是混口飯吃
根本沒有犧牲苦難監獄苦役流放的俄國經驗
跟來台國軍一樣
退休金跟國科會計畫經費
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的两点提醒很对，
一是在这样夫妻父子反目成仇的高压环境下，能坚定自己的人实在是极少的；
二是不要低估知识分子想当帝师的冲动。
而真正的知识分子，思考的是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最后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讨论的三人，
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长期浸淫于政治活动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务院委员；
一位是报人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
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
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杨奎松教授不满足于像过去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
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档案文献披露出来，他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杨奎松：历史学家，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等方面的研究。曾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紫江特聘教授。
如果不是为了收集资料可以不买。
很好的书名！其间隐含着作者对书中三位知识分子的代表“忧国忧民”的情怀的肯定或指定，
同时又何尝不是作者对以自身为代表的当下部分知识分子心情的辩白。
但是因为作者对知识分子自私、脆弱的共性缺乏足够的勇气来承认，因而其辩白也就只能
显得左支右绌。当说到知识分子敢于“关怀”时，作者把知识分子写得跟普罗米修斯似的，
当说到知识分子不敢“关怀”时，又强调知识分子也是人。究竟是人还是神呢？不说。总之
任何情况下，错不在知识分子。
真的是这样吗？看看巴金，文革时还挺好的吧，文革后哭哭啼啼控诉一把，依旧是大师！
读读一些知识分子的散文，吃喝玩乐，无一不精，同时也沾沾自喜。在美食吃过了，美景看累了，
小玩意玩够了，美女名媛应付过了，冲上杯茶或咖啡，点上烟斗，“关怀”一下别的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是关怀吗？（所以我说这种关怀是作者指定的）
若非要说是关怀，那是对自己将来生活、事业可能会有的变化的关怀。不是对国家、人民的。
人称杨奎松是比较公正的历史学者，读过《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却别有一种感觉。
书中有大量的心理描写，不知作者是在创作呢还是要搜集记录。
所以，最低限度：不要把这类书当历史书读。
近代知识分子的悲歌
书中所介绍的三位传主中，过去对潘光旦有所了解，对民盟张东荪和报人王芸生过去都没有了解过，作者把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给予了客观的介绍和分析，读来感觉比较中肯，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给予深切同情，如果不是那个政治环境，他们个人一定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一些观点很有启发，“在国民党统治的情况下，报纸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保持传递新闻信息的功用的，因为国民党并未全面限制报纸获取新闻的渠道……中共建国后对报纸统制的一个最有效的措施，还是统一新闻来源”；
“罗隆基说，我们已经搭上了共产党这条船，不论它是贼船或者是挪亚方舟，我们只有跟到底”；“
思想改造运动并不纯粹是为了通过自我批判实现思想一律，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图，就是要通过交代揭发政治历史问题，达到人事调查和组织清晰的目的。”
书印刷的很好，可惜错别字不少：
P.54“孙东荪”应为张东荪；P57“全文注销来”应为“刊登”；P142两处“注销”应为刊登；P149《大报》应为“大公报”等。
虽有注释问题，但值得好好读好好反思
非常值得一读。意见在注释：前面是页面跳转式，后面是注释框弹出式。希望都改为后一种。
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失语。为什么？杨奎松讲述了1949年后三个中国知识分子——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张东荪，《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的命运，从中可窥一斑。
杨奎松前言里谈及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西方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精神，也没有俄国知识分子自始“便与牺牲、苦难、监狱和苦役相伴而行”的勇气，那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就有“入世情结”，入世当然得进入体制之内。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说白了就是卖身求荣。所以“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求的不过一个好价钱。
有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1949年后许多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并非假意检讨，表面服从，而是发自内心地顺从。
这种现象当然可以部分用brain washing来解释，但很难全部解释。对这个现象，杨奎松在结语里特别客观，也分析得特别透：
“把国家民族的利益和需要放在第一位，而将其他种种——个人权利也好，理想主张也好，道德伦理也好——放在次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常常会表现出所谓软弱性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和1949年这个时间点没有多大关系，相反，这种情况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以来的历史，几乎是如影相随的。
”胡适所谓“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就是典型表现，钱穆《国史大纲》也因强烈民族主义色彩被指责替专制辩护。不是谁都能有雅斯贝尔斯的境界，那需要更高远的视野，更博大的胸怀。
可无论如何，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一段话我们至少还是应该知道：
“这是集体主义的、部落主义的、极权主义的道德理论：‘善就是为我们的集团、我们的部落、我们的国家利益服务。’”
书名太烂
精彩语句 1、把国家民族的利益和需要放在第一位，而将其他种种——个人权利也好，理想主张也好，道德伦理也好——放在次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常常会表现出所谓软弱性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注意：只有此網誌的成員可以留言。